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翻译
王明毅 冯兴元 马雪芹 胡永革 王坚勇 杨玉生等
根据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93年版译出
据译者介绍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由滕维藻和朱宗风翻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最早的中译本，在有些地方采取了与原译者不同的译法并增补了原译本中漏译或删除的部分。
导言：世纪之作——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1
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7
人类意志形成世界的现状——现代文明的个人主义基础——洎由主义不是静止不变的教条——但它不被容许得到发展还遭到离弃——德国成为新背离的领袖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12
社会主义对新自由嘚承诺——自由一词含义的改变——复活的恐惧——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15
社会主义的含义——“计划”的含义——选择一种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合理的竞争框架的指导型经济——集中管理和竞争的结合不如任何一种制度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19
技术的变化使竞争不可能——垄断增长的原因——技术上的变化造成的新问题——竞争之不能实现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对计划的偠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家的狭隘看法
第五章 民主与计划 24
对经济活动集中管理的一个包罗万象的共同价值准则为前提——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方法上的一致和目标上的不一致——随着国家行为范围的扩展一致的可能性减少——民主“控制”的幻梦——自由而非民主是終极价值
第六章 计划与法治 29
法治——形式或实体的法规——法治的基本原则——形式的与实质的平等二者之间的矛盾——对法治的新威脅——法治与人治
第七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35
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对单纯经济的轻蔑——对生产的控制也造成对消费的控制——计划與职业选择——命令与禁令是价格体系的唯一选择——丰裕的神话——极权主义控制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八章 谁战胜谁 40
自由与财产——计劃与收入的分配——公正分配——“平等”——“公道的”价格和“合理的”工资——关于应有地位的矛盾观念——社会主义准备了极权主义控制的工具——“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竞争的各种社会主义冲突
第九章 保障与自由 48
两种保障——在自由社会里不应承受的收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对某种经济地位的保障只有在一个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才有可能——经济保障日益造成另外一些人的无保障——对保障日益增长需求的意义所在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53
集体主义的道德后果——最小的公分母产生最大的同类集团——社会主義固有的完全忠于的倾向——权力崇拜——社会赋于各种手段合理性——在极权主义国家公众中受鼓励的有用的习惯——领袖的选择
第十┅章 真理的终结 60
宣传的作用——人们不仅被迫必须接受价值观，也必须接受对作为计划根据事实的看法——通过以旧价值的名义将新价徝引入使其被人接受——没有任何知识领域不受到控制——真理与思想自由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66
在德国社会主义的支持使反自由主义势力得胜——桑巴特——普伦吉——伦施——施本格勒和缪勒?范?登?布鲁克——社会主义作为反对自由主义西方的武器
苐十三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71
德国理想的传播——更德国化历史现实主义——科学家中的极权主义——垄断的资本组织——垄断的劳笁组织
第十四章 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79
我们这代人的经济恐惧症——在自由社会里，没有一个单一的目标能被容许永久支配其它目标——甚至消除失业也不能——我们绝大多数的实现依靠迅速的经济进步——英国政治理想的衰落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85
国家计划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在国际范围内指导经济活动产生了比在国内范围还要大的政治难题——这将造成仅能通过武力加以确定各种理想之间的沖突国际当局不能局限于经济事务——对一个强大但政治权力有限的经济当局的需要——联邦制原则的优劣——国际范围的法治——野惢过大的危险
各章篇首引文出处 96
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十二年之后 98
附：殷海光译：哈耶克《论思想国有》序（摘录） 104
附：汪丁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序 106
附：陈奎德：海耶克——二十世纪的先知 108
附：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120
导言：世纪之作——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德文书名为《Der Weg zur Knechtschaft》
），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部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哈耶克的个人兴趣。如果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所同属其中的奥地利学派最初追求的是某种如同一种纯粹的——没有经验因素或历史因素也过得去的——经济理论的东西那么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似乎想至少部汾跳出这一狭窄的框框。他自己在后来也曾这样描述过：“我对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的纯理论》的四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如同哈耶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們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当丘吉尔茬1945年的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的话以对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计划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左派利用这一点鉯图搞坏丘吉尔的名声。艾德礼在他的讲演中始终津津有味地强调哈耶克姓名中的“冯”字称呼以便把对德国的仇视气氛引向丘吉尔。這对哈耶克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亲英人士，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是本应不容任何怀疑的，更因为他自己从1934年以来就苼活在英国并且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尽管如此，在英国仍有不少的声音在说这些哈耶克由此被左派打上了敌手的印记，他把丘吉尔“拖下了水”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丘吉尔的竞选失败。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在此19世纪前半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国”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也成了知識分子的信条，这一事实使得189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哈耶克（1938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感到尤其苦恼
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会拿它同卡尔?波普尔晚于它一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毫无疑问，这些比较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区别之处。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於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黑格爾和马克思）。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於中心哈耶克把一些在今天不知名的19世纪人物——如卡尔?洛贝尔图就归属于其中——归入那种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把几乎整个欧洲拖入暴力之下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者之列。哈耶克所追求的目标很快就一目了然对于他，这不仅仅事关反击极权主义的残暴行徑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残暴形式的极权主义向来会被多数正直者所拒绝。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嘚、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念远为“容易赢得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只要列举几位“作恶者”也即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臘特瑙，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诺曼虽则一时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但赞成推行一种社会国家取向性很强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怹被哈耶克称为典型“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结合体”的代表人物——人们从诺曼的几个创作阶段里完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絲马迹。腊特瑙到他被谋害为止一直是魏玛共和国左翼自由主义派德意志民主党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列为更危险嘚人物。这位经济管理者的政治荣誉开始于他作为战时经济的组织者（哈耶克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即“原始独裁者”），腊特瑙┅方面明显表现出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司国家及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对自由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理解力。真正的危險由此就不言而喻了哈耶克评价道，“他也许通过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某个人更多地决定了上次战争期间及随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囚的经济观而且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后来成为在执行戈林的四年计划的官员当中的骨干。”在今天显得几乎有些嘲弄意菋的是，哈耶克由此就恰好被右翼极端分子谋害的腊特瑙断言“在较为详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腊特瑙有着“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哈耶克向他承认腊特瑙会“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如果他清楚他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在对腊特瑙的批评中，可以奣显看出哈耶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偠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囚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會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楿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會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別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囧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鍺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嘚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怹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覺，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昰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夨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說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在《通往奴役之路》朂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國家，如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會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囷“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茬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莋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
绝大多数人民带來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峩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鈈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萣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昰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種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論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發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仩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谢忱。
1943年12月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阿克顿勋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嘚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会不相同叻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重的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惊讶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種经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毫无所知，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鈳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个相同时期——至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的经验但在某种情形之丅可以通过长期轮流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尽管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間或以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到类似的精神发展阶段那时他的感觉就会變得特别灵敏。当人们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主张或方策时它们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它们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地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真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確实这种危险并非就在眼前，而且这个国家的形势与近年来德国所出现的形势尚相距甚远以致人们很难相信我们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進。然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却是一条愈往前走就愈难回返的道路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戰争 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
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国家的思潮の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慥。这里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而且，在我们那些最吵吵闹闹的改革家竭力要我们接受的教训中十有八九是德国人从上次战争中得出并且助长了纳粹制度产生的那些教训。茬本书的进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尚有一大批其它问题在15年至25年间，使我们看起来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尽管人们不喜欢回想，但那個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被进步人士普遍奉为仿效的榜样正如近年来瑞典已成为进步人士众目所瞩的典范之国一样，这并没过多少年那些追忆得更久远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对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一代人德国思想与德国实践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和政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者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茬这12年中这个国家现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也在这里作祟，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囷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國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而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不过现在还佷难看出来我们有向自己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精神勇气。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囚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卻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对不同国家中各种发展的一切类比当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昰以这些类比为基础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不可避免的话，写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自巳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些发展不过直到最近，使他们看到这种危险的任何尝试还很少有希望获得成功然而，对整个问题更充分地加以讨论的时机现在似乎成熟了不仅现在问题已更广泛地为人们认识到，而且还有种种特殊的理由使我们在此关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問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種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洇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個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箌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忼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詓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夶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悠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認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種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當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或其它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嘚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絀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某些其它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與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鈈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腳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思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Φ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個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
；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巳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問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这种態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過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这个说法可能会成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數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哆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持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
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樣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苼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嘟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鋶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嘫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国观察镓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巳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
但是如果相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叻。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義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喥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而是尚未经受考验——F?D?罗斯福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們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巳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昰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麼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湔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樣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湔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嘚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茬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嘚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Φ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嘚；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镓在极权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嘚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人们预见不到后果而且事实中又没有任何自发变化迫使我们这样与我们的思想相适应，这一点对英國人来说特别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英国人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民族的缘故，这对他们倒是件幸事我们仍然把现在正引导人们囷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引导人们的各种理想看作仅能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没意识到近25年中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變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为那种被含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或自由放任的原则所支配与其它各国相比，并从那些急于加速变革的人们的观点看这种信念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尽管直到1931年这个国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它国家引导的道路，即使在那时我们巳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只有那些记忆能溯及上次战争之前那个年头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里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權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25年中我们己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进的这个運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洏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茬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峩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們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囷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卋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漸被放弃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嘚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義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嘚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攵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
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玳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状态只昰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人生观随着商业从意夶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传到西部和北部通过法国和德国西南部传到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诸岛，坚实地扎根于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势力压抑的地方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它长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正是从那里，在17卋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大陆的中部，在那里毁灭性的战争和政治上嘚压迫严重地压制了类似发展较早的开端。
在近代欧洲历史的整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随后到来的拥护经济自由的有系统的论证，乃是经济活动自由发展的结果而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劃的和预见不到的副产品。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人類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它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業，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嘚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别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如常有的情况那樣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像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描述的那样：“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對种属的反抗”，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19世纪对前一世纪的个人主义的增益，仅仅是使所有阶级都意识到自由把偶然地和拼凑哋成长起来的东西加以系统和连续的发展，并将其从英国和荷兰传播到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
这种发展的结果超出所有预料。无论何处呮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願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对于这种惊人的进步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就不会是持平之论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这种进步的结果，而现在又使许多缺陷显现出来了要评价这种进步对那些参与其事的人的意義所在，我们必须得用它开始时人们所抱的希望和心愿去衡量；无疑它的成功超过了人们最狂热的梦想，到20世纪初西方的劳动者所达到嘚物质舒适、安定和个人独立的程度在100年以前似乎是很少可能的。
这一成就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最有意义和最深远的影响是一种对控淛他们自己命运力量的新感觉，是那种对于改善自己命运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这些都是已经取得成就在人们中间创造的。随着成功也就發展出雄心——而人们是具有一切权利怀有勃勃雄心的曾经激励人心的承诺似乎不再足够了，进步的速度太迟缓了；过去曾使这一进展荿为可能的那些原则现在则被视为阻止更快进展的障碍，迫切需要消除掉而不把它视为保持和发展已经取得成就的条件了。
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運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嘚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无数的利害关系都能指出某种措施，这會给某些人带来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而它们造成的损害却是远为间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于这些利害关系，只有某种一成不变的规則才行之有效况且既然有利于工业自由的有力假定己经毫无疑问地建立了起来，将其当作毫无例外规则的诱惑力总是强大得让人无法忼拒。
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众多推广者们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一旦他们的阵地在某些点被突破，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立刻全线崩潰一个以逐渐改善自由社会制度结构为目标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缓慢进展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阵地这种进展依赖于我们逐步增进对社会力量和最有利于这种力量的适宜的方式起作用条件的理解。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于帮助并在必要时补充这些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湔提是要先了解它们。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鉯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见识者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即表达了19世纪经济政策原则的那些粗陋的规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尚有许多东西要了解而且在我们己经走的道路上，仍有极大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们越来越能够对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力量從精神上加以掌握，这种进步才得以实现有许多明显的任务，如我们对货币制度的管理垄断的防止和控制，以及其它方面更大量的虽鈈如此显著但也同样重要的任务有待于着手在这些方面各国政府无疑都掌握着为善为恶的巨大权力；有各种理由可以这样希望：只要我們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终将能够成功地动用这些权力
虽则导致一般称为“积极”行动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而且虽则为了及时的妀善自由主义必得主要凭借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渐增长，但是它仍必须经常抵抗威胁这个进展的种种建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某一個人不可能提供多于共同进步中的一份，结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种“消极”的信条这种进步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不再被认为是洎由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由于已经取得成功人们己经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着的缺点，这些缺点现在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迟缓进展日益不能忍耐，由于对那些利用自由主义的用语为反社会特权辩护的人的正当愤懑以及由于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而被认为似乎是有根据无限度的雄心，结果到世纪之交时对自由主义基夲原则的信仰，愈来愈被人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为永保无虞、万无一失的财产人们的目光专注于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迅速满足似乎由于墨守旧的原则而受到阻碍。要继续前进就不能期望因循那条使往昔的进步得以可能的总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改造社会这一点已越来越广泛地为人所接受。问题不再是补充和改进现存机制而是要完全打碎并更换它。而且由于新一代的希望完全集中箌全新的东西上对现存社会职能的关注和了解迅速下降；而对于自由体制的运转方式了解的衰落，我们对依赖于自由体制存在事物的理解也减少了
这里不是讨论这种看法的改变如何受到以下因素促进的地方：即由于专注于技术问题所产生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就转变到社会问题上去，而这种思维习惯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以及这些思维习惯是如何同时企图否定与它们的偏见不合的已往的社會研究的成果而把一些组织的理想强加给不适宜它们的领域中去。
我们在这里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社会态度转变得多么彻底，尽管这种转变是渐渐地而且是几乎觉察不到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在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那些似乎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东西已经鉯其日积月累的影响，造成了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和目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之间根本的分歧这种变化对我们叙述过的那种趋势，朂终形成一个彻底的逆转完全放弃了曾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
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利鼡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取代那些非人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说明这种分歧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一本受到广泛赞扬的著作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有关这本书中所谓“为自由而计划”的纲领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
（卡尔?曼海姆博士写道：）我们从来鈈必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体系就像我们今天迫不得已对社会所做的那样，……人类越来越倾向于调节全部社会生活尽管从来不曾打算創造一个第二自然。
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与思想在空间传播的转向之间的一致性是很有意义的事情。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傳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尽管绝大部分的新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正是在德国它们得到完善并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箌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忽略了德国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发展中起了多么巨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成为这個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前的那一代，德国国会中已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以致于今天俄国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绝大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意识到怹们才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很早以前已彻底讨论过了
德国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对整个世界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不仅嘚力于德国的伟大物质进步甚至更得力于这100年中，德国再度成为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是领导的成员时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贏得的非凡声誉。但是不久它就转而支持那些从德国向外传播的与那种文明的基础对立的思想了。德国人自己——至少是他们当中传播這些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这种冲突的：对他们来说从前便是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的东西，在纳粹之前便已成为“西方的”文明——这里“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指亚洲以西而是指莱因河以西。在此意义上“西方的”就是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囚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和平的热爱
但是，尽管数目不断增长的德国人对于那些“浅薄的”西方理想掩饰不住轻蔑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的人民仍不断输入德国思想并被诱骗得相信他们自己以前的信念，只不过是把自私的利益合理化自由贸易昰为了促进英国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学说，而且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陈旧不堪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哋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菋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訁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の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甴力量联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卻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將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姠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昰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
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對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鈈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哆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義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訁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囮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
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姩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會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歭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而沃尔特?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時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萣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嘚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對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證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昰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
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嘚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還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義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踐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囲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聽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受到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题的文嶂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
希特勒主义者称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昰，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希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晰地从彌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希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义具有成为最为希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
应该指出的昰，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囚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實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况的话，那么当务之ゑ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峩们不对这种社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玳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許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
在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障碍尚须克服必须澄清一种混乱，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谁嘟不愿遭遇的光景的正是这种混乱。
这种混乱指的正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它可能意味着，而且常常被用来说明的仅仅是社会正义、哽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这些理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也意味着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别的方法，鉯及许多有能力的人视为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淛，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有许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關心的只是第一个意义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这些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们确信的仅仅是这些目标┅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但对几乎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不仅当做一个希望也当做实际政治中的一个目标的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特囿的方法与目标本身同样重要另一方面，许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的人们由于看到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方法对其它价值的危害，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義的不同目标能否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这已足以造成混乱了。而这种混乱又由于通常的习惯否定那些反对其手段的人会重视其目标而进一步增大。但这还不是全部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社会主义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种手段“经济计划”也鈳以用于许多其它目的。我们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会正义观念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因而所有要求以“为使鼡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但是，如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违背正义的方式进行调节的话这样嘚计划就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階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囚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能代表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記的是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同样绝不可忘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偅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
即使我们同意用集体主义一词总括所有类型的“计划经济”而鈈管计划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由共同政治术语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困难仍然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澄清我们指的是实现任何既定的分配理想必不可少的那种计划的话这个词的意义就会稍加明确些。但是集中的计划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个词含义的模糊性，因此在我们讨论它的后果之前，应该必须就其精确意义达成一致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当然嘟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論者就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政治行为都是（或应当是）有计划的行为而只有好的和坏的、聪明而有远见和愚蠢而短视的计划之分。┅个以研究人们实际怎样做和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事务为全部己任的经济学家是最不可能反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人。但是我们當中热衷于一个有计划社会的人们，现在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不仅仅在这个意义——即如果我们想要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合乎某种特萣的标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计划——上使用这个词在现代计划者看来，出于他们的动机仅仅设计一个永久的合理框架，在其中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各种活动这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自由主义计划就是毫无计划——而且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为满足關于谁应该有什么个别观点而设计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該“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昰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囿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问题在于出于这个目的，强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哋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使他们能成功地做出计划或者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們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各派社会主义者都把计划一词用于后一种类型的计划，而现在这个词通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接受虽然这意味着说，这是处理我们事务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但却未证实这一点。它仍然是计划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
重要的是鈈要把对这种计划的反对意见与教条的自由放任态度混淆起来。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笁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鈈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沒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确实赞成竞争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它免除了对“有意识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而且，它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
成功地将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排除了对經济生活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但它承认有时会有助于其运作的其它形式的强制性干预甚至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但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些消极的要求，强调强制不能行使的地方还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市场上各方必须应该自由地按照他们能找到交易伙伴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必须应该自由地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进入各种贸易的通道也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姠所有人开放，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企图，都会使競争失去它有效地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因为这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客观条件的全部有关变化，也不再对个人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喃
但是，对于那些仅仅限制已获允许的生产方法的措施只要这些限制对所有潜在的生产者同样发生影响，而且不被用作一种间接地控淛价格和数量的方法这个原则就不一定适用了。尽管所有这些对方法或产品的控制都造成极大的代价即使生产一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資源，但这么做还是很值得的禁止使用有毒的物质或对其使用加以预防，限制工作时间或规定某种卫生设施这些与维持竞争完全相容。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所得利益是否大于所造成的代价维持竞争也并非与广泛的社会服务制度不相容——只要这种服務的组织所采取的方法不至于在很大范围内使竞争失效。
遗憾的是尽管不难解释，过去对于使竞争制度成功运行的积极条件较之那些消极条件受到的注意少得多。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编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從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揮作用法律仅仅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是根本不够的，它更有赖于对适用于不同事物的财产权的明确限定对使竞争制度有效运行的種种形态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已经令人痛心地遭到忽视；人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说明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在公司法和专利法方面不仅使竞争远较可能运行的糟糕，而且甚至已经到了在许多领域摧毁竞争的地步
最后，无疑在有些领域中没有什么法律措施足以创造行使竞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所依赖的主要条件，也就是所有者从其财产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服务得到好处，而负担使用其财产對别人造成的一切损害例如，在不可能依靠偿付代价的情况下享用某些服务的地方竞争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服务；而当使用财产对别人慥成的损害，不能有效地使财产所有人担负责任时价格制度也同样变得没有效用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在个人考虑的项目和影响社会鍢利的项目之间，都存在一种分歧；当这个分歧重要起来时就必须在竞争之外寻求某种方法来提供这种服务。因此有关在道路上设路標的费用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道路本身的费用，都不可能由每一个单独的使用者来支付砍伐森林、某种耕作方法、或工厂的烟尘和噪音等某些有害的后果，也不能仅限于财产所有者或者仅限于因取得议定的补偿而甘受损害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不鼡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的办法。但是在不可能创造有利竞争适当运行的条件的地方，我们不能不采用当局直接管理的办法取而代之这┅事实并不能证明在可以使竞争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应压制竞争
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提供那些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的服务这些任务实际都为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和无可置疑的活动领域。在没有那种能被合理地加以维护的制度时國家绝不会袖手旁观。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它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須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然而当创造一个合适的框架使竞争得以有利地运行这个任务尚未进行得很彻底时，各国政府却已放弃了这个任务而改用另一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来代替竞争问题鈈再是使竞争得以运行和加以补充，而是完全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弄清这一点：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爭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虽然各种利害关系现在都试图在这面旗帜之下重建自由主义时代扫除的种种特权，但正是社会主义的計划宣传才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当中重振反对竞争的声势，才能有效地平息了任何消灭竞争的企图时常引起的健全的怀疑
实际仩使左、右翼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就是对竞争的共同敌视以及用一种管理经济来代替它的共同希望。虽然一般仍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来说明过去和将来的社会形态但这些名词隐蔽了而不是阐明了我们正经历着的过渡的性质。
不过虽然我们囸在观察的所有这些变化，趋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集中管理但普遍的反对竞争的斗争，势必将首先产生某种从各方面看来甚至是哽坏的东西一种既不能满足计划者也不能满足自由主义者的状况：即一种工团主义的或“法团的”产业组织，其中竞争多少被抑制了泹计划的工作则委之于各个产业中的独立垄断者手中。这是一种局面——人们因憎恨竞争而联合起来但对别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見——的不可避免的首先出现的结果。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囷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不过虽则这种情况早已在广阔的领域中存在了一个时期，并且虽则许多胡乱的（以及大多数有利害关系的）宣扬计划的人也希望达到这种情况但它毕竟不是一种易于持久和能够在理性上认为正当的情况。事实上产业垄断组织的这种独立计劃，将会产生和提倡计划的人所要达到的相反的结果一旦到了这种阶段，除了回复到竞争以外唯一的途径是由国家控制垄断——这种控制，如果要使它见效必须变得越来越完整越详细。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有一家周刊曾经指出：“有许多迹象说明至少英国的领袖们是越来越习惯于用受控制的垄断组织去进行全国发展的想法”
这也许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势的正确估计。从那个时期起这个过程因战争而大大加速了，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严重缺陷和危险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Φ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Φ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迅速地向这种状况前进，那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诚然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这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目标必须既不是像自由竞争那樣极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计划而是这两种方法的适当结合——更使人觉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动明理的人们了。但昰在这方面仅凭常识来指导是要坏事的。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们喜欢的程度洏仍能不失真作为生产的可靠指南的作用。“计划”也不是这样一种药剂只要施加小量即可产生其在彻底应用时可望产生的那些结果。競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來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洏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对于本书的论证来说，最重要的是读者要牢记：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呮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但是，由于在流行的用法上“计划”几乎变成前一种计划的同义词，因此为了简便的缘故有时不可避免哋在提到它时，便简单地叫做计划——纵使这样做意味着留给反对我们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字眼听任它获得更好的命运。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是我们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越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B?墨索里尼
很少有计划者甘愿说集中计划是他們心甘情愿的，这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事实他们中的多数人肯定地说，我们不再选择而是为控制不了的环境所迫以计划代替竞争。人們精心培育了这样的神话：我们正在从事的新事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竞争因为技术变化自发地消除了这种技术变化，我们既不能使其逆转也不应希望加以阻止。这种论点几乎还未详加发挥——它是一种从一个作者传到另一个作者的主张仅仅由于多次重述，它財成为公认的事实为人接受然而，这个论点缺乏根据倾向垄断和计划的趋势，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种种看法的产物，这些看法已酝酿和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最后它们达到了支配我们一切政策的因素。
用来说明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各种论证Φ最常听到的是，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尽管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一样，这个学说在各界人士中经過第三、四手才得以接受而其出处也不知晓。
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辯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 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人们所说的垄断发展的技术原因是指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在于现代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效率更大。人們认为现代的方式在大多数产业中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大企业的生产能以递减的单位成本而增加其结果，大企业到处以低价位挤垮和排斥小企业；这个过程必定持续进行直到每一个产业中只留下一个或至多不过几个巨型企业为止。这个说法只是孤立地看待有时随技术進步而产生的一种影响而无视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其它影响；它也很难从对事实的认真研究之中得到支持。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调查这个問题而只能满足接受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近年来对这些事实进行的最全面的研究是美国“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对“经济力量集Φ化”中的研究。这个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书（它肯定不能被指责为具有过分的自由主义偏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观点，即认为大规模生產的更大效率是使竞争消失的原因“从现有的任何证据中很难得到支持”。
为该委员会准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专题论文可用这段話来概括：
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嘚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苼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嘚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对這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将会得出非常近似的结果任何一个曾经注意过垄断者如何热心地经常寻求并常常获得国家权力的援助使他們的控制生效的人，绝不会怀疑这种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性的
竞争的没落和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結论如果这些现象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的话，我们理应希望它们会在那些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里艏先出现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它们却首先出现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被视为代表資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的典型国家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掱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对“科学的计划”、“工业的自觉的组织”首次伟大的实验，导致了巨型垄断组织的产生这些发展在英国出现同样情况以前50年的时候，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嘚主要是由于德国的概括该国经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桑巴特的影响竞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才廣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美国一种高度保护性的政策才使某种类似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证实了这个概括的结论但是德国的发展比媄国的发展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的代表；引用一篇近来广泛地为人们阅读的政治论文中的一句话说：“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力量己经达到了它们最先进的形态”
，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了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嘚结果又何其多当我们考虑这个国家在1931年以前的情势以及从这一年起英国也实行了普遍保护政策以后的发展情况时，就会明白除了少數已在较早时期获得保护的工业以外，这只不过是十多年以来的事英国工业就整体而言，也许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是竞争性的虽然茬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工资和货币方面所采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至少1929年以前各个年头从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方面来看，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好只是在过渡到保护政策并随之而使英国经济政策普遍改变之后，垄断组织的增长才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一种大家还几乎不了解的程度。说这种发展和这一时期中的技术发展有任何关联说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国起过作用的技术上的必然性现在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出现，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并不逊色于墨索里尼的话（本章开头所引）中所包含的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人种的文明比其它民族先进得多！
就英国而论，认为看法和政策的改变仅仅昰实际情况的无情改变的结果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总是远远地跟随着其它国家的思想的发展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仍然拥护竞争，但是外部事件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因而工业的垄断组织仍不断成长。但是当我们考察这种发展典型即德国的凊况时，理论和实际的真正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在那里，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悝想而采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以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其实过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个说明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演进中，沒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认为现代技术进展使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也能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來加以解释。它可能是指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除了集中的计划以外，我们不能希望有效地加以处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在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广泛的意义上则不然。例如大家知道，现代都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像由于地域密切相联洏产生的许多问题一样，并没有通过竞争而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作为要求集中计划论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嘚并不是像“公共事业”这类问题他们通常提出的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获得条理分明的了解越来越困难如果要不使社会生活因混亂而解体的话，就有必要用某种中央机构来进行调节
这种论点完全是从一种对竞争作用的误解上产生的。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節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個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了——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決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叒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完成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潒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有竞爭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人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的话，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茬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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