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记忆中的上海生活（1）_老上海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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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人记忆中的上海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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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佳Sissi 发表于
11:13:04.0楼主
&航运曾是上海与中国内地及海外之间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当中外船只从长江的吴淞口进入黄浦江后，又沿江一路南下，在快要进入市区之前，会经过右岸一个叫“杨树浦”的河口。1869年，公共租界公部局从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沿黄浦江修筑了一条马路到这条杨树浦（河），取名为“杨树浦路”。以后又把这条路向东延伸至周家嘴的刚狄路（今黎平路）。由于杨树浦一带地广人稀，土地征用成本低廉，近代工业所必需的航运、用水条件都很方便。沿江已建有杨树浦路，与租界中心区相通，交通也很便利。于是在这片被称之为杨树浦的地区，最早有李鸿章建伦章造纸厂（1882年），拉开了在此地大规模建厂的序幕。紧接着有外商来建造发电厂 (1882年)、自来水厂 (1883年)，随后缫丝厂、棉纺厂、自来火厂 (即煤气厂)等等也纷纷兴建，使这一地区成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后，1893年将公共租界的东界延伸至杨树浦，1899年，公共租界又向东扩展至周家嘴（即杨树浦路底）。其北界的最东点则到达顾家浜（今平凉路、军工路处）。公共租界东区的大部分地块都以“杨树浦”来代称，抗战胜利后这里设立了杨树浦保甲区，1949年上海解放后于1950年6月命名为杨浦区。 在杨树浦地区，工厂开办后，外商还建造了一些工房给厂里的劳工阶级居住。房地产商趁机也在此兴建里弄房屋，经营住宅买卖和租赁业务。而那些临时工、小贩子、拉车的、拾荒的、刚从外地来沪还没找到工作的等等，则多是栖身在四处临时搭建的棚户区里。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使得各类商业店铺及服务业行当也在居民集中的地段渐次发达，于是杨树浦地区开始“人烟扑地”，日常生活变得兴旺起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推动着工厂、作坊的开设和民众的居住区域逐渐从沿江一带的杨树浦地区往以外的北部扩展，当今的杨浦区就是这样走上了它从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在 全国所有的城市里，唯有上海市被称作“大上海”；在上海各区县里，只有杨浦区被称作“大杨浦”。前者是尊崇、仰慕的意思；后者则带有调侃、嘲笑的意味。这 是因为杨浦区除了由农村向城市化转变姗姗来迟外，还在于它是在工业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卖苦力的人，以及一些贩夫走卒、叫化子等。 解放前，他们被上层社会看不起，被中产阶级看不起，被小资看不起，甚至被一般小市民看不起。解放后，直到现在，对于劳工阶层是怎么个看法的，各位看官都心 知肚明，我就不多说了。我一直居住在杨浦区，所以本文的开头就是从杨浦区的话题说起。六十年代初我童年的时候，杨浦区的区域，大致范围是东至复兴岛；南至浦东大道以北的沿江（黄浦江）一带；西至大连路，与虹口区交界；北至走马塘及四平路一线，与宝山县接壤。区内的道路主干道有四横四纵，四横是东西走向，自下而上为：杨树浦路、平凉路（1902年建，杨树浦以东曾经叫麦特拉司路；杨树浦以西曾经叫巴特维亚路）、长阳路（1901年建，曾经叫华德路）和控江路（1926年建）；四纵是南北走向，自左往右为：江浦路（1926年建，曾经叫乔物浦路）、黄兴路/宁国路、隆昌路（1927年建，曾经叫格兰路）和军工路（1919年竣工，为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还有大连路（1906年建，曾经叫大连湾路），是杨浦区与虹口区的区界路。在杨浦区辖区内的黄浦江边，共设有四个轮渡站，从东到西为:一个在复兴岛上，这条轮渡航线称为“庆定线”(即庆宁寺至定海路，后改称“上定线”即上川路至定海路)。一个在杨树浦路、宁国路处，称为“西宁线”(即西渡至宁国南路码头，后来建造的杨浦大桥就是从这个位置跨越过江)。一个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处，称为“民丹线”(即民生路至丹东路)。这里同时还开通车辆轮渡站，轮渡口非常繁忙，整日价都可以看见杨树浦路上排着汽车长队等着过江。这里又是上海渔业的一个分销点和集散地，因此人们又把这个地方叫做“鱼市场”。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上海鱼市场在江浦路复业，占地三十亩，虽然比抗战前定海岛上的鱼市场小，但仍为全国最大的鱼市场。最后一个轮渡站在杨树浦路、大连路处，称为“其秦线”(即其昌栈至秦皇岛路码头，现今的地铁四号线和大连路隧道都是从这个方位穿越过江)。自解放前夕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杨浦区的商业网点中规模较大，较为繁荣，算得上闹市的，只有三处: 一处在平凉路、通北路一带，俗称“八埭头”。这里有一家饭店叫“沪东状元楼”，名气较响；还有一家“康明照相馆”也较出名。一处在长阳路、辽阳路一带，与虹口区接近，离提篮桥不远。一处在杨树浦路、松潘路一带。这里简要说一下松潘路商业街的情况。沿街的门面一家挨一家地开着杂货店、烟纸店、南货店、食品店、小吃店、水果行、绸布店、鞋帽店、床上用品店、瓷器店、五金店、文具店、药房、米店、油酱店、糟坊、旅店、茶馆、老虎灶等等。以上这些店铺，门面风格都差不多，都是利用旧式里弄建筑沿马路的楼面来开店设铺，属于前店后居、下店上居的形式。多数店铺是单开间，有的是两、 三个开间，早上开张时要下排门板；傍晚打烊时要上排门板。排门板一般是四五十公分左右宽，板面上都要用油漆写上记号，如“甲、乙、丙、丁”或“一、二、 三、四”等，这样上门板时顺序才不会搞错，否则缝隙对不上。每家店铺不论大小，柜台上必放有算盘。做买卖时，算盘一扒拉，银货两讫。临街的杨树浦路上“叮叮当当”地来回行驶着8路有轨电车，路面上的几条铁轨被车轮碾得铮亮（当时传说有女性过马路时把皮鞋鞋跟嵌进轨道缝里，现在穿的如锥子一般的细高跟鞋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临街的松潘路上则行驶着60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也设在这里。附近还有小菜场（规模较大）和澡堂子（浴室）。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老年人，穿着臃肿的黑色棉祆、棉裤，双手笼在袖口里，佝头缩颈地坐在浴室外墙的墙跟下孵太阳。街上的饭店里有一家“大中国饭店”，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做的菜肴属于淮扬莱系（也有人说是徽菜系，比如与之店名相似的“大富贵”、“大鸿运”都是有名的徽菜馆）。这家饭店在这一带是属于最高档的，住在周围的人凡有比较重要的下馆子食事都按排到这里来举办。街上还有一家“天真照相馆”，虽然店面不大，却声名遐迩，我父母的结婚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解放前，杨浦区境内只有一座公寓，就是1932年建造的隆昌公寓（当时隆昌路叫格兰路，因此这座公寓也叫格兰公寓）。五层楼，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当中有天井，四周为住房，二层起走廊环通，并配有电梯一座。隆昌公寓里有我父亲单位的宿舍，我父母就在这里的宿舍结了婚。半年多后，我父亲单位给他们分配了正式的住房。在平凉路、渭南路的东北角上，有一处居民区，叫“新华里”（平凉路1298弄，这个里名看似比较新式，究竟是老早的，还是解放后更改的，不详）。我的第一个家就安置在这个新华里的××号前楼。新华里的房屋属于旧式里弄的结构，因其特点又被称之为“石库门”建筑。所谓前楼是指石库门住宅的二楼(窗户朝南)。这里的房子已有些年头，楼上的木地板也很陈旧，有的地方踩上去“咯吱、咯吱”地作响，有些裂缝大的地板上还钉上了长条子的铅皮补丁。我家二楼的上面还有个三层阁。没过多久，我大伯在安徽乡下老家的住宅失火梵毁了，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我大伯、伯母及堂姐)就举家迁徙到了上海，投靠在我家（当时的户籍制度还不严格，使得他们轻易地就从外地落户到上海）。于是我父亲就把三层阁让给了他们家居往。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朝北是一间亭子间，亭子间里住着一户宁波籍人家，一对小夫妻带一双儿女。女孩年龄比我大点，小名叫“毛毛”；男孩比我小些，大家都叫他“小弟弟”。在二三层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朝北是一方晒台。 住在楼上的人家都是从底层的后门进出，后门进来是一间数家合（沪语读音ge）用的灶披间(即厨房)。一个门牌号里住多少人家，灶披间里就放有多少个煤球炉子。各家烧炉子的燃料——煤球（这时煤饼还没有问世）都装在破旧的竹篮子里，在使用过程中地上到处散落着黑乎乎的煤屑。每家每户买煤球都要凭煤球卡去购买，出了弄堂北面的大门，平凉路的斜对过路边就有一家煤球店。店里的地上鸡蛋般大小（略扁）的煤球堆得像小山一样，买卖的时候，店员用一把形状像吃西餐用的叉子来铲煤球。因为不断使用，叉子上的铲齿被磨砺得雪亮，与煤球的乌黑形成鲜明的对比。早上生炉子的时候，弄堂里炊烟袅袅，与晨霭混合成蓝莹莹的气氛；也有人家傍晚时分生炉子，炊烟在夕阳的辉映下弥漫着黄橙橙的氛围。后来学美术，知道早上的是冷色调；傍晚的是暖色调。我吃了晚饭后有时到亭子间的人家去白相，那对年轻的夫妇，女的戴眼镜，男的有两样收藏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糖纸头；一是香烟牌子。他收集的糖纸头品种繁多，花样百出，都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地夹在书本里，像新的一样。特别是玻璃纸的糖纸头，若把它平放在手掌心上，它马上就会自动卷曲起来，颇为神奇。我多次翻看过他收藏的糖纸头，最喜欢其中的一款蓝色调大头娃娃图案的糖纸头，曾经为之梦寐以求。他 的香烟牌子也有很多，大小如火柴盒般见方，图案有京剧脸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等等。京剧脸谱画的都是大花脸，《三国》和《水 浒》里的人物则造型各异，手里拿的家伙也各式各样。虽然香烟牌子的纸质、印刷都很粗糙，颜色看上去也不鲜艳，但在当时已属不错的艺术品了。每天清晨时分都有雄浑高亢的吆喝声响起：“倒马桶咯!”于是各家各户都响应号召，妇女们披着衣服趿着鞋开门把马桶拎出去倒。我在睡梦中依稀可以听到运粪车行进时的隆隆声，由此我推想当时我们弄堂里的地面可能铺的是弹硌路。在弄堂的某个拐角处有一座公共厕所，男用的小便池建在厕所的边上，露天的。当有人站在那里解手时，任何的男女路人都熟视无睹、旁若无人地在他身后走来走去。因为弄堂不是很宽敞，行人多时甚至会碰到正在解手的人。有 天晚上我正在此处小便时，巧遇我大伯下班回家，他也来与我并排方便。我大伯一家到了上海后，他经人介绍去了川沙一家工厂工作。每个星期一的一大早就要赶去 上班，乘公交车到复兴岛轮渡过江后，在庆宁寺坐“沪川线”的小火车，到另一头终点站（川沙镇）的前一站——“暮紫桥”下车，他的厂就在这里附近。之后一个 星期的工作日都吃住在厂里，直到礼拜六下班后才返回到市区的家，与家人过上一个礼拜天。到了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南市区住在“城隍庙”里的同学家去，发现他们家附近的小便池竟然还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个样子，由此可见，这种弄堂式的厕所文化也是属于老上海的风情之一。影视作品里时常把男的小便拿来摆噱头，自从八十年代初电影《天云山传奇》里有“郭蹁子”小便的镜头后，一些影视剧里也开始仿效。电影《活着》里葛优扮演的角色也在镜头里小便，附近正在开公审大会，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把“葛优”吓得小便立停。小时侯尿床的事还有点印象——睡梦里玩得很开心，突然急着要小便，就轻松地解放了……。迷迷糊糊地觉得屁股底下热呼呼的，猛然觉醒，用手一摸，床单湿嗒嗒的，就明白一泡尿已经“下载完毕”。我一九五六年生人，出生后要报户口，所以赶紧得起个名字。按照我们乡下祖传的姓氏族谱，通常是选定一些字句排列成牒序，牒序上的每个字代表着一代人，以此来体现姓氏家族的传承关系。后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姓名的中间都要用上代表辈份的这个字。我这一代人轮到“茂”字，也就是说我是“茂”字辈，因此我的姓名中间应该有个“茂”字。比如我姓杨，起名字就要叫杨茂才、杨茂林什么的。我 祖父是“恒”字辈；我父亲是“作”字辈，他的姓名中间原来有个“作”字，因为他参加工作后把自己的旧名改成了新名，所以新的名字中间的“作”字也就取消 了。以我父亲当时的理念，在给我起名字时他反对在新社会还用老的规距，于是给我起的姓名中间就没有了这个代表辈份的“茂”字。自我以下的弟妹们也都没有， 唯一保存有“茂”字的是我堂姐的姓名。我奶奶住在我家，我是长孙，从小就是由她带大的。有一次我把一分钱硬币吃进了肚里，奶奶就炒韭菜给我吃。然后我每次拉屎，奶奶都捧着痰盂罐用棒头在屎里检验，直到把那个吃下去的硬币找出来为止。我伯母到上海后一直无固定工作，先是拉了几年人力拖车（安徽人叫大板车，上海人叫劳动车)，帮厂、店运输货物。后来她到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去做临时工（打杂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入学过幼儿园，有一次伯母带我到她做工的幼儿园里去玩，见到里面有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都穿戴着洁净的围兜兜，胸前用别针别着一条折叠的手帕（又叫手绢，上海话叫绢头，或叫绢头包），排排坐、吃果果，快乐地生活着。我看了，真的很羡慕他们。在幼儿园的炊事房里，我看见这里的馒头都做成鸡、鸭、牛、羊和兔子等动物的形状，上面还点着红红绿绿的颜色，非常富有童趣。我只能看看，吃不到。有一天不知怎么我一个人在家，中午时分等着父亲从单位里给我送午餐来吃。我一边等，一边唱着刚学会的歌曲: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儿船儿去呀么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1961年歌剧《洪湖赤卫队》拍成电影上映，这首《洪湖水 浪打浪》的歌曲深受大众喜爱，广为传唱。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人生当中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尽管我当时唱的时候一些字的音咬不准，也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那 时候轰轰烈烈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消灭臭虫是一大任务。臭虫的形状圆圆扁扁的，比辣椒里的籽大些，殷红色，爬行（不会飞），咬人吸血的能量比蚊子还要厉 害。它们不活动时一般都躲藏在木板床的缝隙里，因此比较有效的灭虫方法就是用含药的石灰粉将缝隙嵌实。经过多年的努力，臭虫终于被灭绝了。当 时消灭害虫有两大利器，一是“敌敌畏”；一是“六六粉”。“敌敌畏”是液体状，瓶子外面贴的标签上有剧毒的标志：一个骷髅头及两根交叉的骨头。“六六粉” 应该叫“六六六”，因为是粉状，所以就叫“六六粉”。（因为“六六粉”对环境的污染很强烈，所以若干年后“六六粉”就不生产了。）那时候我们小人不大讲究卫生，到了炎炎夏日里，头上总免不了要生“热疖头”。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热疖头”化脓结痂以后，创口处的血腥味引来苍蝇无数，挥之不去。或用紫药水涂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上去满目疮痍的样子。“热 疖头”一般是等到成熟后，挤掉脓头，即可自愈。但我有一次头上左太阳穴处生了一个特大型的“热疖头”，肿得很厉害，这下家里人无法解决，就只能送到“纺二 医院”去动了一个小手术(根据病历卡上的记载，这天是日)。因此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一点疤痕，直到永远。 还有的小孩头上生“癞痢”，叫“瘌痢头”，有人就唱一首儿歌来取笑他们:六月(农历)里格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呀呀里青牙来。……“纺二医院”的全称是上海市纺织局附属第二医院，杨浦区的纺织厂都与这家医院有对口关系。我母亲在纺织厂工作，而且这所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所以当时我患了什么毛病，都到这家医院去看。我有一张“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家属诊病证”，是我母亲单位办的，去医院看病时都要出示这张卡。卡上贴有我的照片，还注明至“日失效”(即我年满十六周岁)。八十年代初，“纺二医院”把我在这家医院看病的旧病历(门急诊记录)退还给了我。这部分病历的起止时间是日至日（从我出生到1959年12月之间的看病记录没有）。病历卡开头的第一篇是日我去看病，病情是“两眼常生眼屎已半月”，诊断下来是患了急性结膜炎。后来日去看病，“两眼红，眼屎多”，也是得了结膜炎。 其中还有一天日去看病，病历卡上记载:眼睛黄数天，味口尚佳。37.2度(体温)查:巩膜黄染/肝于右肋二指化验了若干指标后，诊断为患了传染性肝炎。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所以医院除了配药外，还给我开了“营养证明一月”。 我们里弄周围的马路，我觉得在命名上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似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起出来的。比如东面紧挨着的一条是渭南路。渭南，陕西的；更东面的一条是宁国路。宁国，安徽的。往南去不远有一条横马路，叫沈阳路。沈阳，辽宁的；再南去是杭州路。杭州，浙江的。西面相邻的一条马路叫眉州路。眉州，四川的。北面临近的马路就是平凉路。平凉，甘肃的。我们住的新华里有两个弄堂进出口，一个开在东面的渭南路上；一个开在北面的平凉路上。渭南路上的弄堂口边上有个修补杂物的摊头，从渭南路往南走不远是一个小菜场，再往后有一个看戏的地方，叫做“楚城戏院”，专门上演江淮戏(淮剧)。我记得随母亲去看过一次戏，看的是什么剧目就记不清了。淮剧中有一出传统戏叫《三女抢板》，很有名。其它一些剧种也有相同题材的剧目，比如京剧叫《生死牌》。八十年代初我看过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出品的老电影《生死牌》（石慧主演），九十年代中期还看过新拍的电视连续剧《海青天》，其中有一节也是讲的这个故事，明朝的海瑞平反冤案。虽 然这个戏园子条件很简陋，又处在极不显眼的地方，但它却是上海滩老一辈淮剧艺人的根据地。因为住在我们这个地区里的居民大都是苏北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的时候，淮剧在这个地方发展得特别红火。在上海生存下来的各个戏剧剧种里，可以说淮剧是最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的，淮剧的名角筱文艳，在当时更是我们这里 家喻户晓的明星，名气最响。文革后工宣队撤退，我厂有一人是派驻上海淮剧团的工宣队负责人，淮剧的另一名角马秀英亲自带队把此人欢送回我厂，可谓是给足了面子。从 我们新华里北面的平凉路到南面的杨树浦路之间有一站路的距离，在这个范围里，除了上述两条马路单边的沿线建有石库门等旧式里弄住宅外，两条马路之间的中间 地带则充斥着许多杂乱无章、破破烂烂的棚户住所。尤其是西面一个叫“小木桥”的地方，更是杨浦区里棚户区的代表，解放前那里不但又穷又破又脏，还有许多恶 霸、地痞、无赖横行。我们弄堂的北门开在平凉路上，马路对面也是一大片简棚陋屋的居民区，沿路边开设的店铺也都是开在低矮破旧的瓦屋平房里，与前面所说的杨树浦路、松潘路商业街开在里弄建筑外围的店家相比，明显要寒碜多了。 平凉路上的弄堂口正对着马路对面一家饮食店，这家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老虎脚爪”卖，这种面饼类的食品外皮略硬，内部松软，香甜可口，非常好吃。“老虎脚爪”是有名的苏北小吃，又称“金刚钳子”。与之相媲美的名点叫“麻油馓子”，麻油馓子可干吃，也可浸泡在豆浆里吃。饮 食店的两边开着许多各类的小店铺，包括上面所说的煤球店，在东边靠近宁国路的地方还有一家棺材店。棺材店里不光卖三长两短的棺材，还兼卖其它殡葬用品，比 如死者穿的寿衣、鞋袜，“披麻戴孝”用的布料，纸钱、锡箔和香烛、供品等，还有花圈。有一个老者，戴着老花眼镜，在店堂里专门为人书写挽联什么的。平凉路上来回行驶着25路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车顶上是一根“辫子”；无轨电车是两根“辫子”。电车行驶过程中如果“辫子”偶尔从高架电线上脱落了，被人们戏称为“翘辫子”。上海话里，人死了也叫“翘辫子”。 某 日，我家后门斜对面的一户人家死了人，有殡仪馆的运尸车前来运尸。这辆运尸车很特别，是用三轮摩托车改装的（可能是我们弄堂里大些的车子开不进来），用白 布包裹的遗体从屋里抬出来，就放进了摩托车右边那个狭长的匣子里。这家人家还请了一些身披袈裟的和尚来做法事，为亡灵超度，敲木鱼，呜哩吗哩地念了半天的经。某日，远房亲戚家里有人病故，奶奶前往吊唁，把我也带了去。死者的遗体尚停放在家中的床上，直挺挺的，脸上盖着一张通黄的草纸。我奶奶与死者的妻子见面后，两个妇人就手拉手开始对哭（民间习俗上的一忌就是吊丧不哭）。她们边哭边叙说，像唱山歌似的，我听不出其中的内容。后来我在别处又听过类似的几回，觉得这种哭丧的腔调都大同小异，可能有一定的制式。许多年以后看报纸，了解到原来这属于一种民间哭歌文化的范畴。层次比较高的，像南汇沿海地区流行的哭丧歌，还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吊唁时，除了边哭边唱外，还用绢头(手帕)拭泪，再朝地上假装擤几把鼻涕，这些都是规定动作。边上有人自然会把握分寸，到时就会出来劝说几句，于是哭声嘎然而止，恢复平静，她们又像平常一样促膝谈心，拉起家常。令我不解的是她们在交谈中，死者的妻子称死者一口一个“死鬼”，好象很怨恨的样子。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配偶对死者一种特定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昵称，不是怨恨，而是感情深厚的表示。日，沪东工人文化宫落成开放，后来我们都把它简称为“东宫”（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冬宫”音同字不同，普陀区的武宁路上有座沪西工人文化宫，不知那里的人们是否也把它简称之为“西宫”）。“东宫”座落在平凉路南侧的宁国路至临青路之间，它的落成，标志着解放后杨浦区的区域中心开始形成。“东宫”的对面正在建造一座杨浦区最大的百货商店。日，国营杨浦百货商店建成开业，杨浦区的人民都把它简称为“杨百”。“杨百”后来被编为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但人们习惯上仍然亲切地叫它“杨百”。在“杨百”的东边先后开出了食品店、服装店、鞋帽店以及“杨浦酒家”、“红光照相”、“青云理发店”、公共浴室等。在“杨百”的西边先后开出了银行、邮局、新华书店、杨浦区中心小学、“杨浦游泳池”、“纺二医院”等。 在“杨百”的斜对面是杨浦区图书馆。区委、区政府也曾一度想要迁移到这里来，这个新兴的区域中心与上面提到的八埭头、松藩路等几个杨浦区老的繁荣点相比，不但规模更大，更全面，也更新式了。从我家出了弄堂口，到这个新兴的中心区域不过二百米左右的距离。以前我们这里一直是属于松藩路商圈的，现在离我们更近的新的商业、文化圈逐渐形成，我们的消费和活动场所当然也随之转移到了这里。某 晚，父亲带我到“东宫”去玩。在二楼的一间活动室里有供儿童玩的“骑电动马”，所谓电动马就是用牛皮做成一个仿真的马头和马背，表面非常光滑，皮马按装在 机械传动部件之上。小孩子坐在马背上，抓住把手，工作人员打开电门，这匹载人的皮马就会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地运动起来。每个过程大约三分钟，骑在上面晃悠一 下比幼儿园里的骑木马好玩多了。我当时很想骑一下这匹马，但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没有骑成。由于位于平凉路上的区域中心形成，使得这条平凉路取代了杨树浦路成为杨浦区最主要的马路，特别是我们里弄门口的这一段，因其东连区域中心；西接区委、区政府附近。
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上，是我国的生育高峰期。在上海，特别是苏北人和安徽人的家庭，很热衷于生小孩，欲罢不能。比如我母亲，在三年半多的时间里就接连生下了我等三个孩子。安徽话里把小孩称作“小伢子”；苏北话里把小孩称作“小把戏”，或叫“下子”；广东话里把小孩称作“细佬崽”；上海话里把小孩称作“小人”。还有对小孩的昵称——小囡、小鬼（沪语读音ju）头、小家伙、小东西等。小人生多了，大人就不当一回事，对之都是随便养养，乱挅乱掼。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可能是信奉农村里对小孩贱养的观念，以为这样小孩反而长得更好。弄 堂里奔来跑去地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玩耍，小人如果太皮、不乖、不听话、闯祸、惹麻烦等，都会招致家里（尤其是安徽人、苏北人）的大人（尤其是妇女）对其破口 大骂。最初是骂他们讨债鬼、小赤佬、小棺材、小畜牲之类的，后来觉得仍不能解心头之恨，于是又升级为更厉害的，骂杀千刀、枪毙鬼等。还有的大人，创造出用 恶毒的咒语来骂小人的话语方式。比如小孩动作过快，就说他急着要去“充军”（犯人发配）；比如叫小孩去吃饭，就叫他去“医饭”（吃药的意思，上海话骂人吃 饭则叫“触祭”）；比如叫小孩去睡觉，就叫他去“停尸”；比如叫小孩穿衣服，就叫他去穿“老衣”(老衣即是死人穿的衣服)等等。尽管大人如此对小人百般咒 骂，但小人对这些骂人话语的含义多不理解，所以并不在意，仍然是快乐成长每一天。我母亲前面生了我等三个儿子后，意犹末尽，还想要女儿，于是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又怀孕了。我父亲的单位看到我家的人口不断攀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就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分配给我家一间新房子。那时分到的新住宅都不用特别装潢，把墙壁用石灰粉一下就可搬进去住。我父母先搬了过去(他们在当地派出所办理迁移登记的时间是日)，家里的部分家什是用“劳动车”拉过去的。奶奶带我及三弟暂时还住在老地方不动，我二弟则从小一直寄养在外婆家里。某日，我三弟（三岁）在马路边玩的时候走失了，我奶奶非常着急，就到路口的交通岗亭里向开红绿灯的民警请求帮助，结果很快就找到了。转眼到了一九六二年的五月中旬，母亲就生下了我四妹。新房子分到后将近一年，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奶奶带我及三弟也从平凉路的新华里旧居搬迁到了控江路的新居落户(户口簿上在当地派出所办理迁移登记的日期是日)。新 住所地处控江路上。控江路是当时杨浦区区域里最北面的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干道，其东与军工路交接；西到大连路为止。五十年代初期，在控江路的北面沿线兴建 了四大工人新村，从东到西依次是：长白新村、控江新村、凤城新村及鞍山新村，这是上海俗称“两万户”住宅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建筑群。大跃进时期，区里制定并实施建设“控江大街”计划，首先在凤城新村以南、黄兴路至控江路桥之间的控江路北侧沿线，建造了一排分段连体的楼房。这 些楼房高五层，一个门牌号里每个楼层住九户人家，房号从01室至09室。每三户人家（三个房号）为一个单元，合用一套厨卫。厨房内有煤气和自来水；卫生间 里有抽水马桶、浴缸和水斗。室内是磨光水泥的地面，有的房间还附带阳台和壁橱。这样的民居居住条件，不要说是在杨浦区，就是在当时的全上海来说，也是比较 先进的。我们的新家就在这控江大街楼房的某个门牌号里，位于控江路、凤城路路口处。从楼梯上到四楼，沿北面一条走廊至单元的总门。总门进去即是厨房，穿过厨房是一条室内走廊，走廊的左边是朝南的两个房间：407室和408室；走廊的右边是朝北的一个房间409室及卫生间。另外，408室的南面附带一个阳台，408室与409室里背靠背各有一个壁橱。在这个单元里，我家的新居在407室，面积约十八平方米。隔壁的408室暂时用作我父亲单位的联络点，里面布置有办公桌、文件柜和沙发等物件。朝北的409室暂时空关着。当时的居住形态是社会主义化的，像这样条件好的房子，既住着当干部的人家，也住着许多一般的工人家庭，在我家的楼下（二楼）还住着这时刚出名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家。我们搬进了一个全新的居住环境，不仅生活设施的改善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根本的提高，而且从狭窄、逼仄和充满沉淀气息的旧式里弄走出来，使我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 我家住的楼房的马路对面是一片农田，这片农田南北纵长约一站路，南至上钢二厂的围墙，围墙下有一条小河，因为修建黄兴路而成了断头河；北至控江路。东西横宽约百多米，东至如今的凤城路（当年凤城路的延伸段）；西至上海电焊机厂的围墙。至于电焊机厂后面的西南地区是否还是农田，不知道。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但见绿油油的庄稼在大地上铺陈，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这是一个农村向城市来不及转换的年代。下楼后穿过马路，就来到了田间，从城里到乡下，仅咫尺之遥。开春以后，无论是田里的疏莱还是田边的野草都长势茂盛，欣欣向荣，这里就成了我新开辟的、经常去玩耍的地方。在 草丛里捉“蝈蜢”（即蚱蜢，属于蝗科）。我们捉的蝈蜢有两个品种，一种被称之为“青蝈蜢”，全身绿色，伏在青草上与之浑然一体，难以辫认。此虫以弹跳为 主，展翅飞翔为辅。从外表形象看，尖头，披着长长的翅衣，很有些像当时报纸上漫画美国三K党党徒的装扮。一般的体长只有四五公分，也曾看到有人捉到过一只 超级大的“青蝈蜢”，长约十公分，极为罕见；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烂泥蝈蜢”，枯黄色，体形与“赚绩”差不多大小。此虫的弹跳能力更强，反应也快，比较难以 捕捉。扑蝶。这里的田野很少见到彩色的蝴蝶，多是一种白色的粉蝶翩翩起舞。我们有时在地上挖一个洞，把捉到的粉蝶都关在里面，到第二天再去打开看看，看它们还在不在里面。打蜻蜓。蜻蜓停在水面上的身姿很轻盈，用手捉蜻蜓是捉不到的，就用细竹竿打，很容易打到，但打下来的蜻蜓也就活不了了。捞 “拿摩温”(即蝌蚪)。在水沟里游来游去的“拿摩温”，样子像逗号，成群结队，摇头摆尾。我们把它们捉上来后放在盛水的碗里养着，最多时一只碗里有数十条 “拿摩温”，看上去黑乎乎的一片。它们很快就纷纷死掉，命运很惨，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些虫子就是青蛙的后代和儿女。其实早在1960年就有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上映（后来还在国际上得过奖），可惜我们这时都没看过。我等入住新居后，奶奶临时住进了空关的409室，这个朝北的小房间面积只有八个多平方米，冬天很冷，因此我们把窗户的缝隙都用报纸糊住，以阻挡寒气渗透进来。前 面已经说过，我家隔壁的408室是我父亲单位设置的办公室，晚上我曾经一个人在里面睡过几次觉，睡在折叠式的帆布床上。但我每次都吓得睡不着觉，在黑暗中 睁着眼睛，提防着随时会有厉鬼出现。我不但怀疑床底下有鬼，还担心壁橱里也藏着鬼，心里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久久不能入眠。鬼 是什么样子的，谁都不知道，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抽象的内心恐惧的象征。凡睡觉时，如俯卧压迫心脏，或手臂压迫心脏，或盖被压迫心脏，或受到寒冷的 刺激等等，都会引起做恶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做恶梦的，恶梦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是这样的:梦见自己走进房间，猛然发现房门后面躲着一个鬼。我吓得转身就 逃，但两条腿不听使唤，再怎么拼命用力也迈不开步，……。稍大以后做恶梦：梦见一个陌生人，开始不觉得怎样，后来看到他朝我冷笑，突然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我顿时吓得毛骨耸然，拨出朝他连开数枪，但总打不死他。他拽住我，我大喊救命，但再怎么喊也喊不出声，……。再 大些后做恶梦，增加了心理活动的内容：梦见我在某个店堂里看见身边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后来一想，觉得不对，这时已是半夜三更，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我再细 看，发现周围的人个个都脸色惨白，连眼睛都不眨，肯定都是些孤魂野鬼。我的心头马上升起巨大的恐惧感，焦急地想着怎样才能逃离此等鬼域……。有时白天受到恐吓后晚上也会做恶梦，某晚父亲带我去看新上映的电影《飞刀华》（1963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回到家后睡觉至半夜，我就做恶梦，还发高烧（可能原来已有病因），父亲急忙将我送到新华医院去挂急诊。后来因为群众提意见，有关部门就把电影《飞刀华》停映了。搬到新居过了半年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日，我就开始上学了，读小学一年级。我们学校的校名叫凤南新邨小学，简称凤南小学。在学校的南面是凤南新村，我三弟的幼儿园就在那里，他是我家五个小孩里唯一上过幼儿园的，“科班出身”。学 校很近，就在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从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学校的楼房。学校的大门朝西，面对着开阔的农田。校门前有一条小路，北与凤城路相对接；南与凤南新村 相通达（后来这条小路拓宽整修后归属凤城路）。在没有读书前，我经常看见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放学后排队过马路的情景，非常羡慕，现在我终于也跨入了这个行 列。开学后，手捧崭新的课本和作业薄，令人兴奋不已。我们把课本都用专门的包书纸包好，把铅笔用刀片或卷笔刀削好。铅笔有两种，一种带橡皮头；一种不带，有 橡皮头的铅笔比没有的高级。笔杆有圆形和六角形两种，后者握在手里不易打滑。笔杆上一般都涂有彩绘，看上去很美。为了防止削好的铅笔笔芯碰断，铅笔不用时 要套上特制的笔套。铅笔用短了，变成了铅笔头，使用不便，这时可把笔套套在铅笔的另一头加长一截，方便使用，这是笔套的第二个功能。后来曾经有一种新式的 铅笔问世，外表像钢笔一样，转动笔杆，笔头里定制的铅笔芯就会冒出来，这种笔想必价钱也是很贵的。除了铅笔外，橡皮擦和削铅笔的刀片或卷笔刀也是必备的。放铅笔、橡皮和刀片的盒子是铁皮做的，长条状，翻盖上面印着各种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图案。铅笔盒子新的时候很美观，用旧了则会变得锈迹斑斑，有的人甚至会把盒盖和盒底给用分了家。课本、作业薄和铅笔盒子都放进新的书包里，书包的质地是细帆布的，背带可以放长和缩短，书包背在身上都是斜挎式的。到我们进中学的时候，样式就改变了，书包都是背在肩胛的一边，谁还斜挎式背书包，肯定会被人当作幼稚或老土而看不起。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小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堂的样子，真的是人见人爱。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幢三层楼房，学校的操场在教学楼的北面，操场面积较大，其北面的围墙已接近控江路路边。到了一九**年间，控江路的边上要造新房子，于是就把我们学校的操场划去了一块给征用了。操场的边上，春、夏季里杂草丛生，我们有时课间劳动就被安排到那里去拨草。操场东面的围墙下有两个秋千架，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玩过荡秋千。长大以后每当读到古人写荡秋千的诗词，我就会想起我们遥远的童年的乐趣。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多岁，叫周××，戴眼镜，她兼教我们上语文课。刚上学时用的语文课本是《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书里的课程排序是：准备课拼音字母a（读音：“啊”，附医生检查小孩口腔时的张嘴图。）o（读音：“喔”，附公鸡啼叫图。）e（读音：“鹅”，附鹅图。）y（读音：“衣”，附衣服图。）u（读音：“乌”，附乌鸦图。）ü（读音：“鱼”，附鱼图。）……（包含学习发音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1日月水火（这四个字是我们人生识字的第一课，每个字分别附有太阳、月亮、流水、烧火的图形及其象形文字和拼音字母、声调）。2山石田土（附各自的图形及其象形文字和拼音字母、声调）。 3人手足口耳目（附各自的图形及其拼音字母、声调）。4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同3，图形是以双手的十个手指示意）。5上中下大小多少（同3）。6丈尺寸元角分（同3）。……16 屋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32天天做早操大公鸡，喔喔叫，小朋友，起得早。起得早，上学校，排起队来做早操。伸伸手，弯弯腰，天天做操身体好。……34大雁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41孔融让梨……当年学习拼音字母时我就感到比较难学，长大以后不怎么用就忘得差不多了，什么声母、韵母、前鼻音、后鼻音更是搞不清楚。前些年因为要用电脑打字，才把拼音字母重新温习了一下。学 习汉字，每个字都要掌握音、形、义三个方面。音就是字的读音；形就是字的写法；义就是字的意思。字音标有拼音字母和声调；字形需要记忆；字义需要理解。学 了生字后就要练习写字，作业簿里的方格内都划有米字形的虚线，练习写字时，一是要把每个字在方格内横竖撇捺写端正；二是要把每个字的笔划顺序写正确。有的 人在这个时候把个别字的笔划顺序写反了，长大以后就很难改正过来。“左、 右”两个字是我人生最早学到的汉字之一二，但对于这两个字的概念，我在后来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模糊不清。比如在做队列操“向左转、向右转”时，我要么搞错方 向，要么反应迟纯；又比如在看图片说明时，“左起第×人”或“右起第×人”，我老是弄不懂这个“左起”或“右起”是以图片上的人来定位呢，还是以看图的人 来这定位。学了生字后学单词，继学词组，再学短句。算术课与语文课同样是主课，学算术是从1＋1＝2开始的，加法学了学减法，减法学了学乘法，乘法学了学除法。学乘法要背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九九八十一。刚开始背乘法口诀容易出错，老师在课堂上抽查时，有的同学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背，当背到“三七二十三”，或“六九五十六”等，同学们听了都会大笑，老师也跟着笑。四 种基本算法都学会后，就要开始学混合运算，就是在一道题目里把加法与减法或加法与乘法或乘法与除法等等放在一起算。学了混合运算后，接着要学四则运算，就 是在一道题目里把加、减、乘、除法合在一起上。运算的数目字也逐渐从个位向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增加，其学习的难度当然也越来越高。与 语文课相比，我从小就对算术课不感兴趣，算来算去算得头昏脑涨的。到了读中学后，我同样对数学课也不喜欢。好在中学的几年里，数学课教得很浅，使我得以蒙 混过去。中学结束后读技校（学美术），所幸课程里没有数学课。时间一长，就把中学里学的程度有限的数学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一九七七年底参加高考，匆忙上 阵，结果是数学几乎考了零分，名落孙山，从此以后决定不再去考什么大学。算 术作业交上去，老师先批每道题的答案对错（扎勾或打叉），然后给出一个总的评分。语文作业的批卷方式根据题目的内容有好几种，最后也要给出一个总的评分。 评分的等级采用的是五分制，即批5分代表优；4分代表良；3分代表及格；2分以下代表不及格（因为2分以下是用红墨水批的，所以叫“开红灯”）。0分则叫 “零汤团”，又叫“吃鸭蛋”。测验和考试的成绩也是用的五分制，如得了5分当然很高兴，得4分也不错。得了2分以下，有的同学就要担心回家后会不会被大人 用鸡毛掸帚打屁股或吃“毛栗子”（指关节敲头）。除了上语文、算术课外，还有体育课。跑步比赛，拔河比赛，跳绳子，踢皮球（一种很小的皮球，比苹果大些，外表涂有油彩条纹），玩“拔罗卜”、“老鹰捉小鸡”游戏，在垫子上翻跟斗、竖蜻蜓等。还有音乐课。音乐老师或拉手风琴；或弹台式风琴，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学唱歌。初学阶段里，我们跟在老师后面哇哩哇啦地声音有大有小、调门有高有低地唱，唱得跑腔走调的。时间长了，就唱得整齐了。我们学唱的歌曲既有儿童的，如: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我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也有成人的，如: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还学一些五十年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儿童歌曲，如《劳动最光荣》；如《让我们荡起双浆》；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如《小燕子》，等等。还有美术课。用彩色的小 蜡笔把老师挂在黑板上的图画仿照在纸上，或自己随心所欲地画人、画房子什么的。画图用的小蜡笔比洋火棒头长一些，一套有十支十种颜色，分两排装在小纸盒 里。九十年代中期在电视（香港的电视节目）上看过几集根据日本漫画拍摄的动画片《蜡笔小新》，觉得很生动活泼，也使我想起自己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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