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梅姐（小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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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风游荡在乌蒙山上，像丢失孩子的母亲，披头散发地四处奔跑，直到在田野里把春天找回来挂在树上。
　　梅姐带我到秋后的田野里拾稻穗，饿得叽喳乱叫的麻雀在水稻田边上的电线杆子上心慌地叫着，叫得久了，从电线杆子下低低地飞走。我跟在梅姐的后面，肚子像麻雀一样饿，我们只看见光光的田野里有湿润的土壤被犁翻转来。我想，麻雀的搜寻是绝望的。夜晚，梅姐拥着我睡觉的时候，把绵软的乳房抵紧在我的胸脯上……那年是1980年。
　　 河水在乌蒙山上流淌，像是从高原上无数大山间岩石里渗出来的粘稠的血液，在裸露的滇东北高原上奔腾不息。
　　河水带着哗哗的响声，流向远方，消失在九曲回肠的大山之间。
　　乌蒙山很大，方圆八百里。高山比天还高，像针一样，直插入云宵，丘陵也像锥子一样瘦削。村庄散落在山半腰里，就像一个瘦小女人的臀部坐在椅子上。村庄上下都是田地，层层叠叠地延伸到山顶来，翻过山岭，又绵延到远方，形成苍色的屏障。大山像苍龙的头，连绵在看不见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里，我故意从山顶上滚下过一个南瓜来，它奔跑着，呼呼生风地滚到我家房子的后檐下，可惜已经烂了，露出粉红的瓜瓤来。母亲一面在嘴里恶毒地骂着我，一面心疼地把滚烂了的南瓜拣起来剁成丁块，倒在猪食锅里煮着。
　　乌蒙山上生长着特有的乌蒙猪，这种猪骨气很大，走起山路来雄赳赳气昂昂，那架势有点像狮子。膘挂上三指厚，却依然还能在山间行走如飞。在漫无边际的大山上，眼睛稍不注意，猪们就钻到山洼里的水塘边不想回家。我每天负责把它们赶上山来，傍晚又要赶回圈里去，于是我童年的泪水，大多是为它们流干了。
　　我穿上母亲为我纳好的新鞋，赶着牛和几头猪爬上乌蒙山上去放牧。两三天后，新鞋就被我蹬得底断帮裂，母亲说我是猪变的，穿鞋子那么凶！父亲却不怪我，也许因为他是小学校长的缘故，但是十分严厉，我怕父亲怕得要命。
　　乌蒙山上常年刮着个大风，春天刮大春风，冬天刮寒风，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刮。在风中，我的脚跟皴得像婴儿的小嘴。母亲从集市上给我买来蚌壳油，涂抹在伤口上后，裂口便逐渐越缩越小。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又出现在村前的小河里拿鱼摸虾去了。
　　穿通鼻子的老黄牛被我拴在河中心的石头上，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转，盼望着我给它一捆青草，盼望得眼泪汪汪。我说，见鬼去吧！谁叫因为你我读不成书？我只顾将篮子放在河水的深水处，用石头压住，然后小心翼翼地从篮子的前方，把鱼儿赶来钻进篮子里，便极为迅捷地提起来，在篮子里活蹦着四、五条小马鱼，张着嘴，恨不得叫出声音来回到河水里去。
　　在我十岁以前，我一直是这样生活，上午是学生，下午是放牛娃。
　　沿着河边，有条从小镇方向延伸来的弯弯曲曲的土路。沿着弯曲的小路走下去，首先是小镇，再出去是县城，然后又是遥远的省城或者北京……。
　　下午，日头偏西。小路上走来一个穿着红茄克，拎着书包的姑娘，不断地揩着脸上的汗水，这就是梅姐。她从县城的高中读书回来，看到我在河里捞鱼，将书包往河边一放，就来到清凌凌的河水边洗脸。
　　“小健，你不怕脚皴裂疼吗？晚上又要受罪了。”
　　我笑了笑没搭理梅姐，我不想在梅姐的面前变得不勇敢。梅姐是喜欢我的，她不会嘲笑我不听母亲的话，晚上却在睡觉前忍受不了脚跟皴裂的疼痛，啜泣不已。
　　我把捞到的小鱼放到沙滩上用手挖出来的水塘里，倏忽间便蹿动起无数条小鱼来，将原来清澈的水弄浑。我心里十分高兴，我喜欢极了这些小鱼，小鱼越多，越说明我在梅姐心目中的厉害。我偷偷地看见梅姐把手腕上的红色衣袖高高挽起，露出莲藕一样的手臂，正撩起河水洗脸。梅姐真是个美人，河风里飘来她脸上涂抹的雪花膏的味道。
　　我放的牛经常吃不饱肚子，母亲因此不断责骂我，将手中正在扫地的扫帚打在我的屁股上，我便一溜烟地跑了。回来时母亲还说：没把牛放饱就不给我饭吃。可我知道母亲嘴里一面说着，还一面往我的碗里夹菜，我才不管那牛的饱饿呢。我心里一直只在乎瓶里的小鱼，它们越多我越高兴，我的成绩越大，最好是满载而归。
　　鱼们在瓶里的难受劲儿可别提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水里越来越没精神，一起挤到水面上来抢吸氧气，但无法挽救了，它们慢慢翻转肚皮来。我急得加快脚步，脚跟上的裂子疼得我掉下眼泪来。
　　梅姐一只手拎着她的书包，一只手拿着鞭子帮我赶牛。书包其实是个蓝色的牛仔包，乡下人到城里去，也要装出点城市人的样子来，尤其梅姐这样秀气的姑娘。我跟在梅姐后面，梅姐脸上的雪花膏香味飘散在马车路上，我醉了，心想，梅姐真是太好了，可惜不是我的亲姐姐，要是亲姐姐多好！我的两个哥哥就不会从小镇上放学回来和我争抢东西，可我妈她怎么生也生不出一个女孩儿，一直只有我们弟兄四人，弄得我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欢声笑语地到学校里读书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我10岁那年。只有早上才能在学校里闲着读书，多没劲。
　　这么想着，我已经和梅姐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来到村口了，我感觉自己的脚跟越来越疼，弯腰一看，血从裂子里渗出来，沾在裤脚上，我不由得放慢脚步，远远地跟在梅姐后头。梅姐走一阵歇下来等我一阵，梅姐还是没揭穿我脚跟皴裂出血的事实。梅姐回到家，她爸妈都不在，放下书包就忙着生火做饭去了。
　　我忍受着脚跟的疼痛，终于捱到天黑，赖在火塘边像条哈巴狗一样陪母亲和梅姐说话。梅姐和母亲有永远没完没了的话题，她们有时就像姐妹，有时又像是一家人，母亲没把梅姐当外人看过。
　　在母亲再三的催促下我终于鼓足勇气把脚放到洗脚盆里一泡，扑簌簌的眼泪就掉下来，我的脚跟上皴出的裂子实在太大，母亲说仔细洗干净涂上药膏就好了，没洗干净裂子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能看得到白色的筋和骨头。我不断地哭泣，鼻子和眼泪一道流下来，轻轻地搓洗着脚跟，不是因为母亲说的话吓着我，而是因为伤口太疼，每动一下，就疼进心窝，我不由暗骂，以后让那些小鱼见鬼去吧！梅姐走过来替我洗脚，她把肥皂擦在我的脚跟上，然后轻轻地搓洗，很快就洗干净了。梅姐的头发辫子梳得真亮，从背上一直沓到腰杆上，发稍刚好垂落在衣服后摆处，耳边还留有好看的头发。我一面看着梅姐秀气的脸，一面感觉梅姐的手真轻。
　　母亲拿来纳鞋底的针，把我被水泡得发软的脚跟用黑线缝上，里面再放上些蚌壳油。其实缝的时候一点都不疼，可我看见梅姐在旁边心疼的样子就高兴起来，梅姐很关切地注视着我脚上的裂子，一面用手轻轻地将裂子捏拢来，帮助母亲缝补。我心里甜蜜极了，可还是故意装作很疼的样子，从牙缝里发出哧哧的声音，但我不再掉出眼泪来了。
　　父亲是小学校长，从学校里回来已经很晚，梅姐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母亲只顾做着手里的针线，我趴在桌子上写着白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梅姐和爸妈聊着天，火塘里通红的碳火发出红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轻声地说着话，很温馨的样子。
　　我写完作业，便和梅姐来到她家睡觉，她家的瓦房没有我家的高大，梅姐的床却很干净软绵，我头一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
　　早晨的风吹动梅姐家房背后的竹子，发出沙沙的响声，把我从梦中弄醒。在晨曦中，我看见梅姐睡着的时候眼睛也很好看，长长的睫毛像是燕子的羽毛。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来穿衣上学去，可梅姐还是醒了，上身从被子里坐起来，像母亲的手一样把我的纽扣扣上。
　　我背上书包飞也似地向学校跑去，教室里没有人，静悄悄的一片，我有点害怕，于是便拿出课本来哇哇地大声朗读起来。
　　这年，我是个一年级的小孩，8岁。梅姐在城里读高三，18岁。
　　梅姐家里很穷，她读高中这些年的学费都是东凑西拼地借来的。梅姐从学校里放假回家，大部分时间呆在我家和母亲做家务、说闲话。母亲和梅姐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我们小孩根本没她们那耐心，在火塘边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所以经常不去关心她们说什么，只顾玩我们的。梅姐从母亲这里学会了一套很好的针线活手艺，她父母穿的鞋垫，都是她在学校里抽课余时间做出来的。
　　梅姐临近高考时，脸色总是很苍白，母亲为她特意炒了几个鸡蛋，梅姐吃不了多少，最终还是便宜了我。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学校里住校，他们很少回家来。在学校里有父亲的同学，父亲每月把钱放在他的同学家里，哥哥们就在学校里认真读书，他们比梅姐幸福多了。
　　梅姐参加高考的前一天，她家里再也无法攒凑到给她到县城里考试的伙食费。大清早，一家人急得直跺脚。父亲让母亲把箱子里的50元钱拿去给梅姐。我听着就直想哭，因为我至少给父亲要钱买墨盒嘴皮都要起茧来了，两个多星期以来，父亲总是一直说过几天以后就给我买，可我等到同学们都有一个漂亮的墨盒的时候，父亲还是没兑现他的诺言，还亏是小学校长！
　　那天早上，我只敢悄悄地对母亲说，再不给我钱买墨盒，我就不念书去了。母亲告诉父亲后，父亲不由分就给了我一个耳光，我的耳朵被打得嗡嗡直叫，我委屈极了，难道父亲把梅姐看得比我还亲？我伤心地大声哭叫着，一直没去上学，直到最后梅姐把一个崭新的墨盒买来在我的眼前后，我才擦干掉泪水。
　　梅姐最后还是没考上大学，听有的人说是因为在考场上发挥不正常，也有的人说：梅姐的身体太差，晕倒在考场上。
　　我当时想，没考上大学的梅姐可以经常和我生活在一起了。于是我便默默地跟着梅姐，我看着梅姐在她的房间里哭了一整天，把眼睛哭得像两个熟透了的猕猴桃。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考不上大学是啥滋味，只是静静地守在梅姐的身旁看着她伤心地哭泣，梅姐很伤心，肩膀不时抖动着，我就在离梅姐更近的床上坐下来。第二天，梅姐终于不哭了，似乎一切都想明白似的，我的心就放下来。
　　梅姐到第三天后就彻底好了，我看见她和父亲笑着说话，没事一样。父亲让梅姐到小学校里来代课，梅姐高兴地答应下来。
　　9月份，恰好我在那个班的班主任去县城进修去了，梅姐就是我的班主任，我一点都不怕梅姐，白天她在讲台上，我叫她梅老师。晚上和我睡在一起，我就叫她梅姐。
　　学校里的老师都说父亲对待梅姐比亲妹子还好，我也听到梅姐在背下叫父亲三哥。我似乎明白父亲为什么当初不给我买墨盒的缘故，原来是因为父亲也把梅姐当作妹子来看待，我发现当时是自己错了，我也和梅姐越来越亲了。
　　放晚学回来后，梅姐和我去箐里打猪草，遍山即将成熟的玉米在秋天的夕阳下像火一样燃烧着，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响声。和梅姐在一起，我经常学着偷懒，梅姐是从来不会责怪我的。我拣起石头瞄准那些飞来到箐里息歇安巢的鸟，奋力扔出去。一面大声地吆喝叫嚷着，整个箐里，只留下我的声音。
　　穿梭在玉米林里拨猪草，耳朵边只有寂静的天籁，不知不觉，天光黯淡下去，月亮悄悄地爬到山头来，露出橙黄色的脸庞，我感觉它极像梅姐的脸。月亮清辉色明光把箐沟的一边一边照亮，我们背着满满的猪草从箐底爬上山来。月亮又从山顶上跳出来，越升越高，我们顶着橙黄的月亮回家，它在天空中忽闪忽闪地摇晃着。
　　我和梅姐的肚子都饿得叽叽咕咕地响，我们都摘一根草杆来放在嘴里唇吸着，留下满嘴的青草味道，涩涩的，苦苦的。一路上，梅姐似乎想着她的心事，我故意冷不留神地和她说一句话，梅姐不厌其烦地和我唠叨着，可没有平时那样快活。我知道梅姐想着自己的心事，我听母亲最近说，对门山上的张家来给她提亲了，梅姐的父母都答应，只有梅姐一直没答应下来，我希望梅姐永远和我在一起，我怕她无声息地思考自己的心事。
　　乌蒙山上的路崎岖不平，很多山路延伸着就被忽然迎面而来的大山阻隔了，而大山间的河水也就是通向远方的长路。村里的老人总是说：沿着河边走，河的下头连着北京，河的上头连着我所不知道的神秘的地方，被掩映在青苍绿黛的远方。
　　星期天，我和梅姐早早地把黄牛赶上路，沿着河的下游，趟过无数道河水，穿越无数座大山，将黄牛放在距离家乡很远的草丛茂盛的大山上。
　　远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8岁的我感到神秘而新鲜，我想，翻过那高耸入云的大山是不是就是外国了？把牛赶到山上，啃着青草后，我和梅姐就坐在河道里的青石上，听着梅姐讲述着山外面的事情。那年正遇到打越南鬼子，梅姐一面做着鞋垫，一面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解放军叔叔的故事。梅姐从收音机里听到很多有关猫耳洞的惨烈故事，梅姐的故事真吸引人。我靠在梅姐的膝盖上，静静地听着，想着，等到梅姐的牙齿咬住鞋垫的线头，轻轻地一咬，一段故事就随之完成了。我余犹未尽地问梅姐，解放军叔叔在从这里出去的哪只山上？梅姐说：不远了，你爬到山顶上就可能看到他们的大马。
　　我仰望着高耸如云的大山，我是如何也爬不上去的，可我从悠悠划过的白云里仿佛看到红星闪闪的解放军叔叔挂着腰刀，骑着高头的红鬃马，奔驰在山外的地方。
　　村里有人家的亲戚从大山以外的地方带信来说，城市里需要很多小工，张家的姑娘已经去城里打小工挣回好几百块钱来了，于是向往远方的城市，成了梅姐她们几个同龄人聚在一起的话题。
　　偶尔和我们一起放牛的桂芳姐，读过夜校，却还算是文盲。她悄悄地问梅姐旅行的“旅”字怎么写？梅姐写在沙地上，我插嘴说：我认得怎么写，一个方字，旁边一个……。桂芳姐学会了“旅”字怎么写后眼睛里充满着闪亮的光芒，做着做着针线，就用针在鞋垫上比次。那天放牛回家的时候，桂芳姐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不许我告诉任何人。我认为我是她们的密谋者中的一员，我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黎明，桂芳姐的母亲一大早就哭醒了整个山村，我在被子里就知道桂芳出去打工了。我急忙起床来往梅姐家里跑，我看见面容憔悴的梅姐刚起床来，怅然地在火塘边上生火，连理也没理我，我松了一口气。显然梅姐是放心不下家里苍老的父母，思想斗争了一夜，终于确定没去城里的，我当时想梅姐要是出去了，我就不念书了，有什么念常？
　　桂芳姐出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一年以后，桂芳姐的母亲眼睛哭瞎了。两年以后终于听到桂芳姐的下落，在沿海的一个村庄里，桂芳被人家买下来做媳妇了。我震惊，桂芳不是出去做工吗？怎么去嫁人了呢？我想桂芳姐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嫁人吧。我读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寒假，桂芳和她的男人回来过了个春节。我看到桂芳姐比原来胖多了，脸色也很嫩白，可我不想搭理她。这种出去嫁人的事情我母亲就十分地反感，经常在饭桌上谈起桂芳家里的事情。桂芳见到我，却很高兴，把她手里抱着的孩子塞给身旁那个穿着西装的矮个子男人，起身抓了一大捧糖果递在我手里来，我却转身就跑掉了。
　　再后来，我听母亲说，桂芳是在那年出去的火车上，被人贩子骗了，小工没做成，到做了远方的浙江人的媳妇，可我也一直想，桂芳是不清洁的桂芳了，她出去嫁人，她根本无法和梅姐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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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很有想像力
不过觉得这题目有些太直白了：）
我可以去读白天的书的时候，梅姐还一直是我的老师。在学校后面，有一块面积巨大的坟地，我们全村人的祖先死后都埋到这里。夏天，到处都是青青的杂草，人走进去连头都看不见。秋天以后，山风吹来，萧瑟极了，还伴随着呜呜的恐怖的叫声。这里是村里老人死去后的天堂，也是我们的儿童的乐园。打我记事起，就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谈论出现在坟地里的鬼故事，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鬼，我父亲也说没有鬼，于是即使在坟地的深处，我也独自一人走进去。同学们都说我的胆子比熊还大。事实上我也害怕在里面真的遇到奇形怪状而且本领非凡的鬼，但在同学们赞叹声的鼓励下，我一直向坟地深处走去，幸好什么也没遇到。
后来，同学们都很佩服我，说我的胆子比熊的还大。
在乌蒙山上的小学里，中秋节过后就要为老师们准备过冬的柴禾了。去秋天的大山上打柴，就成为我们的课外劳动。梅姐也和我们一样背上篮子，向大山上进发了。
大山上的云距离大山很近，而又距离山顶很远很远，始终飘遥在大山顶上秋高云淡的地方。大山在阳光下显得很寂静，赤裸裸地像抽条了的男人，充满阳光的树林呈带状分布在山头上，走进去，能闻到松脂的阵阵清香。
我们村里那些男人到大山上来一般是沉默的，如果要吼，身子就像裸露的山脉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凝聚成一道又一道岭坎后，就把想要吼的声音放出来，树林里就开始混合着山歌和砍柴的声音。乌蒙山里的成年男子都会这样吼，而且这样的吼声经常是出现在孤寂的山上有个姑娘路过的时候，一共可以吼四句，每句七个字，句尾压韵。我们这些孩子兴奋地来到山上，使出大人的力气，让一阵又一阵的伐木声不绝于耳，交织起来像是响彻山林的欢歌。可惜这样快乐而自由的日子没延续多久，梅姐便去教一年级了。
和梅姐分开后，我经常看到梅姐带着那些脸上挂着鼻涕的小孩子从教室门前经过，我真后悔，后悔自己不应该长大。
梅姐那时候22岁了，在乌蒙山里已经算是老姑娘，来说媒的人踏破门槛，还是没有合适梅姐的心上人。
姑娘大了没嫁出去，就有人说闲话，说梅姐不会生小孩。我想怎么可能呢，梅姐是最好的姑娘了。一天晚饭后，梅姐家里来人了，梅姐起身就往外走，走到村头的松毛堆上坐了下来。我跟在梅姐的背后，看到明净橙黄的月亮在树梢间追随着我们奔跑，路边有几家的狗咬了起来，我想，现在只有我算是和梅姐一伙的人了。梅姐是孤独的，桂芳姐她们一个个都嫁出去后，只有我是梅姐的伴儿了。
整整一个晚上，梅姐一声不吭地默默地望着山头上升起来的月亮，那月亮很圆，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发出冷清的光芒，直到远处的大山在苍茫的月色下染上一层乳白的轻雾后，我们才回梅姐家睡觉。
后来，到梅姐家说媒的人逐渐少了，但也不是没有。我讨厌那些来说媒的人，我故意从火塘边把梅姐叫到我家去教我写作业。后来，村里有人开始说我了，大小孩子还跟在人家梅姐屁股后面打转，又不是人家系在腰上的皮带？不知道害羞。说得我脸红脖子粗。从此，我再也没去梅姐家和她睡过觉了。
梅姐还是经常来我家，我见到梅姐就害羞，想躲着她，可她像没事的样子，进门来只顾和母亲说话。我也不插嘴，装着不在意梅，其实我那能不在意呢？我暗暗留念梅姐床上的感觉，那种舒服的，软软的，暖暖的感觉，还有梅姐温凫的身体。梅姐睡觉不像我一样脱光掉马上就睡着了，是因为她怕害羞吧？而我原来为什么就不知道害羞呢？我这么想着，又后悔起自己大小孩了怎么就什么也不知道呢？我越来越怕见到梅姐了。
遇到赶场的日子，梅姐穿上碎花衬衣，把头发辫成一条独辫，拎着个白色的布包上街去了。傍晚从集市上回来的时候，我看着梅姐粉里透红的脸就想逃跑，可梅姐经常又为我买了点吃的东西带回来，母亲叫住我，要我有礼貌地接过梅姐的东西，我只好红着脸站在梅姐面前，我甚至不敢直接对视梅姐的眼睛，我感觉到梅姐在我羞涩的眼光中，变得越来越不自然了。
梅姐和我是有区别的，梅姐是个不能让我接近的大姑娘，我只有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暗暗地回想起和她在一起睡觉时候的温暖，以及那种干爽而洁净的幽香，可越是这么想，我越怕见到梅姐，我怕见到她的时候我害羞得失态。梅姐有时也脸红的，说明梅姐也害羞了。可不见梅姐，我又想见她，我那时就想，我是不是爱上梅姐了？可想到爱，我的脸就更热了，不好意思再往下想。我再也没有单独和梅姐在一起过，见到梅姐去箐里打猪草，我背上篮子就向山岭上去了。放学的时候，看见梅姐在前面走，我就会放慢脚步，看着她的麻花辫子消失在放学的路上。
村里那时上学的孩子可真多，中午放学后，他们帮我把书包送回家里去，我便和伙伴去村外的水塘里游泳。村外的那个浑水塘，几乎是我们这帮人的乐园。浑水塘不深，只有在夏天的这段日子里会积水。猪和牛被摇摇摆摆地赶进来，猪们在边上任意翻滚撕咬，水牛就不一样了，它被我们揪住尾巴，一直赶进深水区，水牛是会凫水的，不担心会被淹。从浑水塘里出来后，我们一个个都变成刚从泥里溜出来的泥鳅了。
那个闷热而快活的夏天过后，天气逐渐变得凉爽起来，几阵冷霜过后，村庄里的房前檐后到处挂着火红的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又在梅姐的后面若即若离地跟随着，一天，我突然萌发了某种情愫，我想做梅姐的男人，可我又害怕梅姐，怕见到她时看到她的眼睛，怕她来我家和母亲说话。我想要是我长大成人多好，就可以和梅姐名正言顺地谈恋爱了，可仔细想，梅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上我这样的屁小孩的。
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梅姐一直没有遇到她心爱的男人，我暗自高兴。或许，梅姐等待的正是我吧？我要做梅姐的男人，做男人首先就要做男人们才做的事情，比如背很重的青草回家，用大人们才用的长柄农具，像大人一样叉把着走路。
在故乡的山岭上，到处是茂密的树林，松树像麻杆一样在山林间生长。这是乌蒙山上最后一块保留下来的森林，镇上的林管员经常出没在这些山上，给予偷伐树木者很重的罚款，很多男人就再也不敢到山上偷树去了。偷树，逐渐成为村里胆大男人的壮举。我想，我要做男人，首先就要学会偷树。
我和村里力气最大的伙伴祥子出发了，赶着牛，带上铁丁，早早就来到了山上。林管员家的那个村庄还很少有炊烟从屋顶上冒出来。我们小心地开始砍树，伐木的声音传向对面的山上，又传回来，发出咣咣的回响。我紧张极了，我从来没做过与偷盗有关的事情，巨大的心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脑海里想着这样的结局：响声惊动山上村庄里的人，然后就有人告诉林管员，林管员从山上像野兔一样地奔跑下来，把我和祥子“活捉”了。我的心不住地狂跳，甚至我能听到自己嘴里鼻孔里呼吸的声音，可我想我是男人，就要做男人们才做的事情啊。可我又很怕，怕从山上下来一个像兔子一样奔跑的男人。
我让自己的眼睛尽量不要再往那个晨曦中的山村眺望。事实上看也没用，因为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因为恐惧，眼睛里已经布满了泪水。砍树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响彻了整个山头，我们终于把粗大的松树干砍到半数后，我更加慌张了，树倒的时候难免发出很大的响声，谁知道不会被发现呢？这最后在山谷里回荡的声音，将决定我们能否顺利地偷树成功，决定我做男人的成败。
树倒下去的时候，我彻底瘫倒在地上去了。可松树不明白我的心思，高大的树干唰啦啦地沿着山坡往下压去，迎头把旁边的小松树压倒，发出让山谷间鸟雀惊飞的响声。祥子拉起我飞一般地躲去灌木从中看那山上村庄里的动静。几分钟过后，上天保佑，一切照旧。我们抱着粗大的松木缓慢移动，沿着从山上下来的划道，划向放牛的山冈上，敲上铁丁，一路飞快地打着牛回家。回到村里，乡亲们都以惊奇而羡慕的目光赞叹着我和祥子，夸奖我和祥子真厉害！我真正感觉自己做了一次男人，一个行走在乡间土路上伟岸的男人。这时，我多期望能遇到梅姐，让她看到村里人对我称赞的目光，可没遇到梅姐，我开始失落起来。
回到家，父亲已经一脸寒霜地站在院子里了，母亲却在张忙着做饭。父亲此时的样子，一般是不张口说话的，一说话就没有好内容，甚至我有点怕父亲张口。可父亲还是说话了，就在刚抬起饭碗来，母亲给我的碗里夹来一筷子鸡蛋的时候。
父亲不是责怪我，而是责怪母亲，他说，母亲总是纵容我出去做些我不该做的事情，山上的树现在谁都知道林管员管得很紧，要是给人家逮住了，他的脸没有放处。母亲不听则罢，一听就把碗‘啪’地顿在桌子上，大声地对父亲说，你一天只知道在学校里，这家里连一根烧火的柴也没有。你看人家XX家盖了三间瓦房，哪根柱子不是从山上偷来的？父亲也大声地指责母亲，就是再没有，也不能让我去做贼，偷山上的树。
这下母亲更是委屈了，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说父亲只知道教书，根本不管家里的死活，粮柜被老鼠咬了个洞，需要木头修补，家里几年前就要做个风柜扬麦等等，一下子把我的问题转移到了父亲不管母亲死活上的问题去了。一顿饭才开始就结束了，母亲在火塘边上一声不吭，眼睛里含着泪水。
偷树这事情我便不希望传到梅姐耳朵里去，多不光彩。
梅姐还是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当兵回来的张猛。
有着水桶一般粗壮腰身的张猛走到哪里，就把洪钟一样的声音带到那里，似乎他系着黑色皮带的肚子里装着永远释放不完的酒气，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给我们的小山村里带来荣誉。
张猛从老山前线回来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乘坐的绿色吉普车以及佩戴在腰杆上的手枪。这符合我小时候的梦想，可因为是张猛，我甚至放弃了这个打算。那天，在老山前线立过二等功的张猛首先从吉普车里跳出来，打开车门后，下来三个比张猛穿着更笔挺军装的解放军，张猛对其中的一个年纪较大的解放军敬军礼，那人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向村委会办公室里去了，后来，张猛就成为我们村的村委委员。一年后，猴子一般精瘦的张猛胖起来了，挺着肚子出入在村委会。村里的人却说张猛光知道吃喝，什么实际事情也做不出来，暗地里叫他猪头，这一叫把我童年的解放军梦想完全叫飞了。
梅姐和张猛好上后，他们一起去学校，有时张猛还把手搭在梅姐的肩膀上。透过教室的窗子，我看见梅姐和张猛走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哭。梅姐怎么能答应和张猛这样的人好呢？我怀疑梅姐变了，变得不再是原来的梅姐。梅姐在晚饭后照旧来我家和母亲说话，可我一直没再叫过她一声梅姐。我悄悄地来到自己的床上，任自己的泪水狂落在枕巾上，哭出声来，却又咬住枕巾，没让声音发出来。& && &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梅姐结婚了，我像原来一样睡在她的床上。可我醒来，只有月光冷清地从明瓦里照进来，远处的山上有只哭泣的猫头鹰在叫唤，我冷极了，紧裹着被子怎么也睡不着。我想梅姐一定不会再想我，她想她的张猛去了。
& & 梅姐和张猛的感情似乎很好，村里很多人都指责说她们在马路上也牵着手，不知道害羞。我的心里就莫名地酸楚起来，我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的泪水彻底流干掉。我始终认为，小学五年级是我最不幸的一年，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和梅姐说过一句话，我想过了那个夏天，我就到小镇上读中学去了，不会再经常见到梅姐了，我会好过些的。可我正想着的时候，梅姐和张猛竟然分开了。
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学校放了两天农忙假。早上，我还懒懒地躺在床上，看着乳白的雾气在明瓦上被阳光照射得飞快地飘过，像一个个白发魔女从房梁上掠过。我突然听到尖利的警报声由远及近地响起来，小山村里顿时人声嘈杂。
我急忙起床跑到公路上一看，张猛带着银白色的手铐，被两个警察推上车去了。此刻的张猛没有他洪钟一样的声音，脸色像晒蔫了的茄子。大人们都悄悄地散去了，只剩下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在旁边围观。后来，我问母亲，母亲呵斥着说：屁小孩家别管大人的事！
梅姐的事，我怎能不管？我和村里的小孩终于把事情探询得个水落石出，原来梅姐被张猛强奸了。张猛和梅姐本打算秋收后结婚的，可张猛在中秋节的这天晚上就想和梅姐发生那事，梅姐死活不肯，后来是张猛掐住梅姐的脖子，把梅姐掐昏了，然后就发生那种事情。梅姐醒来后直接告到派出所，警察于是就把张猛给抓了。后来我便听到大人们说，这算什么啊？结了婚还不是照样要发生的。大家都说梅姐是自己捉弄自己，自己给自己背上黑锅。
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真想杀了张猛。我跑到梅姐家里，看见面容忧伤的梅姐，在火塘边的凳子上轻声哭泣着。我轻轻地坐了下来，可不知道怎样来安慰梅姐。
那几天，每天早上都有乳白色的浓雾弥漫着山村，很晚才会散去，我早晨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结束我的学生生活，和梅姐永远在一起，保护梅姐。可尽管这样，我还是别无选择地去镇上的中学念书了。父亲说，只有读书才有出息，将来才能走出家乡四围的大山。我想，那就先读书吧，读出书来，带上梅姐，远走高飞，省得听到村里的人再对梅姐说东道西。
镇上的中学距离我家6里路，步行，只要半小时。学校规定不准回家，可到学校的第三天，我就开始想家了，一天比一天想，想家的时候我就暗自流泪。同学的父母都纷纷来学校里看望过他们了，可我父亲工作忙，母亲农活忙，抽不出时间来，梅姐应该来看我的，可我始终盼不到她的身影出现在小镇的街上。有几次，我甚至把街上长得像梅姐的人误认为是梅姐了，跟着追了很远的一段路，赶上去一看，根本不是梅姐，心里沮丧极了。
终于，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我不顾一切地冲回家去了。父亲黑着脸问我：“不好好读书，怎么回来了？”我没有答应他，心里想，你们不来看我，有什么资格这么问我呢？我直接来到梅姐家里。梅姐没在家，我只好带着遗憾又回学校里去了。
一天，梅姐果然来学校看我了，还带来我喜欢吃的咸菜。那天以后，我把一脸的欢笑带到教室里，和同学们处得越来越融洽。我认为自己是梅姐放出来的风筝，努力读书，一定能和梅姐结婚的。
小镇的夕阳很美丽，我所读的学校坐落在东边的一个山坡上，正好可以看着西去的日头悄悄地从山顶上落下去。走在学校的石阶路上，透过两旁的梧桐树枝，我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红的圆球慢慢地落到山后面。落日让我无比思念梅姐，回想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怀念和她一起睡觉的年头，可一切，都似乎不再可能了，我只想快点长大，把书念完，有份工作后和梅姐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在班上的六七十名学生中，我的年龄在中间，个子也是在中间。要是操场上集合的时候，有人想从人群中找出我来，也许要从排头找到排尾才能找到。
小镇上的初中教育抓得很严，都是一群农村娃娃，不送他们走出这连绵的大山去，怎么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学生父母？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与其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如说成老师既是亲戚又是父亲。农村父母大都箩筐大的字不识一个，只有这些到过大山以外的地方读过书的老师们，才知道农村孩子读书的重要性，于是这种要求下，老师们从自发到自觉地驾驭着自己的责任感，有时上升为恨铁不成钢，经常对学生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施以拳脚。
我虽然没挨过老师的拳脚，可我那时只有忧郁。学校里的空气让我憋气，一次接着一次的考试测验，把我弄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我远远地望着和梅姐一起打猪草的那些大山，幻想自己变成一朵白云，悠悠地飘在家乡那几座熟悉的大山上，或许也能够见到梅姐。梅姐此刻在做什么呢？也许正在玉米林里割猪草，我多想回家，和她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割草，去河边放牛。可我又怕这样回去我就失去将来和梅姐的幸福生活。
每天我像一个走向战场的士兵向教室里走去，悲壮极了。
坐到教室里，我开始什么也不去想，只想读书，做作业。累了，抬头看看从小镇上空跌落下去的血红的太阳，它伤感地挂在树梢间，像一个人的血完全浸透在上，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那上面似乎还有我的血。我再也不敢多看，低下头专心看书去了。看了好一会儿，太阳终于落下山去了，留下淡青色的雾气弥漫在小镇的树梢间，瓦房上。黑夜终于降临了，它让我不再过分忧伤。
半个学期以后的期中考试，我竟然得了全班第一名。于是我从队伍中脱颖而出，老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也经常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的问题老师很满意，还投以微笑和默许，我认为这样下去，我和梅姐结婚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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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方圆上百里，有一条灰白色的公路从城里像蛇一样爬来，又从小镇背后的大山上游走了。
假期一到，学校里就飞出无数孩子在这条公路上奔跑着，在一瞬间就伴随着笑声和叫声消失在大山上的村落里去了。在家里，有大家垂涎了好久的喷香的饭菜。我们吃完饭，就匆匆地和大人一道，背上篮子，到地里帮忙去了。尽管我们都还小，但可以抵上半个劳动力。
收假的那天，又从大山上的村落里走出无数孩子来，汇聚在这条灰白的公路上，打闹着，嬉笑着，赶回学校。
梅姐在山村里当代课老师，每月的收入不多，梅姐没有漂亮的衣服，但每一件都十分整洁干净，洗得发白，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我在中学上了一年学，也没叫父亲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认为我的灵魂和梅姐是泊近的，甚至呼吸，都和梅姐有着相似的地方。
那是一个晚秋，田野里的玉米在阳光下发出枯黄的成熟色彩，经微风一吹，摩擦出沙沙的声音，传向远处的其他山头，辛勤的乡亲们忙着在烈日下、月光下收获一年的收成。心里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丰收年，黄澄澄的玉米在黄白色的叶子间不断往外显露出来，像一个个顶着黑紫色蓑衣的壮实汉子。
梅姐在山上不断地忙着，可还是忙在大家后头，眼看连绵的梅雨季节就要来临，梅姐家的玉米还有半座山坡的没收起来。梅雨天气是乌蒙山的象征，每年长达两个月的降落让大多数庄稼都长出黑色的霉菌。
劳动容易让人变老，忧愁却更是让人心焦。这些年以来，村里的乡亲大多都来帮过忙了，而农村人的活路，一茬接着一茬，有什么尽头呢？再说，眼下这收获季节，谁家不在忙自己家里的活呢？
梅姐趁着黎明时分的月光就来到地里，砍倒一堆玉米后，西山头上的月亮才慢悠悠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淡白的晨雾和白色的天光。
当白雾被太阳晒得四处奔跑，从玉米地飞快地散开的时候，梅姐已经从地里背着沉甸甸的一篮玉米出发了。汗水从梅姐的脸上流淌下来，反而增添了梅姐的焦灼。眼看着山上的玉米在几天之后就会被乌蒙山上绵长而又密织的梅雨浸泡发霉。
梅姐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大多数教师刚从床上起来，梅姐已经把脸上的汗水洗去，梳好辫子，挂在嘴角上的笑容让大家看不出她是地里劳动回来的人。在朗朗的读书声里，梅姐正体味到一种欣慰的快乐，所有的疲惫都在讲台上散发开去，变得舒坦起来。
那是个很平常的下午，梅姐放学回家，连水都没顾得及喝上一口，就背着篮子向山上的玉米地里赶去了，手里还拿着一块干硬的玉米饼子边走边吃。当她来到山上的时候，看到那些剩余在地里的玉米被一个人砍倒了，那人正在地里不断地忙。梅姐的思想即刻复杂起来，那地里帮她忙活的人是村里的黑叔。
黑叔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男人，父母在他童年时候就去世了，黑叔和跟随他奶奶一起长大。黑叔从小就变得沉默寡言，一直娶不到媳妇。可谁都知道，黑叔是村里良心最好的好心人。
年龄已经不再小的梅姐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上苍的安排。我不知道当时从她的心里是否有我一闪而过，我想，我只是一闪而过的理由是山里的土壤过于厚重，那些层层叠叠环绕在大山上的路过于盘旋，给人一种堵在胸口闷得慌的感觉。是的，只可能是这样。
梅姐把一个男人装在她的心里去，只可能是因为我过于稚嫩的肩膀无法承担她的爱情。我是个少年学生，我无法背叛父亲和自己，去做一个少年农民，去帮助梅姐收割地里的庄稼。望着从山上落下去的惆怅的云霞，我想哭，可我哭不出声音来。在泪水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
小镇上的阳光充足，温热中连柳树的枝条也一动不动。从远处流来的河水散发着清新的凉气，化成清风，微微地掀动着河岸上柳条，顺着柳条又迎面拂来，沁人心脾。我和同学们来到河水边上洗衣服，将从脚底渗出来的没完没了的汗水，洗刷在哗哗流淌的河水中，同学们的笑声伴随着凉爽的风在河里四处飘荡。
黑叔帮助梅姐把地里的玉米收割起来，留下遍山的土地在秋雨中充盈和饱和。秋后的大山是饥饿的，裸露着赭黄色的肌肤，空芜地延伸着，只有金黄色的野菊花在山沟里静静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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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梅姐她终归会离我而去的，走进别人的家里，做人家的妻子，因为这人是黑叔。
冬天，梅姐和黑叔就开始置办物品结婚了，黑叔从县城里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给梅姐使用，几乎花光他多年的积蓄。村里人都想为他们像像样样地操办一个婚事。
那时我十三岁了，可我只有忧郁，看着小镇天空上浓郁的阴云，我真想大哭几场，可我发觉自己的泪水也会像天空中的阴云那样，饱含着雨水，没完没了地洒落，于是我讨厌整个梅雨季节和自己起来。
我拒绝参加学校里的一切组织活动，一有休息时间，我便躺在散发着霉味的床上倾听窗外的雨声，听着听着，我就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只是我强忍着，让它流向我的心里去。梅姐终归不是我的，她属于别人，这好像是一个定数，想着想着，我的眼睛里出现梅姐穿着红袍被黑叔拉进洞房的景象，我的心里再也盛不住饱和的泪水了，酸酸的，直往外涌。最后，我强忍住走出宿舍来，那天空中灰蒙蒙的低沉的云又让我的心更加灰暗，我走投无路地又回到宿舍，我想我是地球上最大悲无限的人了。
整个冬天，我都静静地观望着大伙办理梅姐的婚事，母亲是梅姐婚事准备工作中的主办人。日子选择在开春后的正月十六，过完年一晃眼就到了，于是母亲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不知道疲倦一样。我放寒假回家后明显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可没人注意我，包括母亲和梅姐，于是我又悲伤起来，难道我一直是这么的不显眼，不被别人关心吗？整个冬天，我把时间打发在围绕着火塘边上看书，我很仔细地读了《红楼梦》和《聊斋》，我认为自己和宝玉的命运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
春节的那几天，村里人家都准备了些过年前后吃的食品，比如年糕、饵块、酥肉、米糖、玉米花等等，大人小孩围绕在磨房、舂粑粑的碓边一边大声地说笑，一边满嘴地咀嚼着食品。母亲也一样，她招呼着让乡亲把舂好了的糍粑分一半给梅姐家抬去，家里只留下一半。而我却不参与他们的事情，我在那年小镇上的数百名学生中，又考了第一名，家里人才懒得要我做什么，只留下我懒洋洋地围着火塘边上烤火看书。其实我心里的苦楚，又有谁能知道呢？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
这样的心境，一直延续到大年夜，我在我住的小木屋上用粉笔写下了“少年心事谁知？”几个字，我尝试着，在新的一年的时光里开始另外一种宽容和放弃，于是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咬住了下嘴皮，让积蓄很久的泪水奔涌而出，扑簌簌地跌落在楼上。第二天，我感觉自己轻松了很多，从心理上，我似乎原谅了梅姐，就因为我太小的原因吧。
乌蒙山上的春天来得及时，在春节过后没几天就来临了，桃树枝上开始冒出几朵红艳的花朵来，阳光也一天比一天通透明晰，我走出屋外，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跟着越来越明灿起来，我知道，她为梅姐的婚期到来高兴着。
过年本是乌蒙山上最悠闲的日子，大人小孩们忙着到山上去赶花街。说是赶花街，其实就是男男女女聚在树下唱山歌，三五成群，从早上唱到下午，没见到分晓，第二天接着又来唱，直到唱输的一方跟着赢家回去提亲。这原来是乌蒙山里一种很直接的婚娶方式，不喜欢不相爱的人，当然也不会在一起唱歌了，所以按现在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自由恋爱。在这些天里，谁也不急着去地里做农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春节的这几天不被土地纠葛，有谁不愿意和自己钟情的人儿相伴呢？
我和伙伴们来到山上赶花街，可我没说一句话，我带着悲哀的心情，听着那些人唱山歌，大家起哄大笑的时候我也笑不出声来，我只看着山上郁郁苍苍的松树发呆。我心里想，要是不读书多好，我便可以过早地适应这样的乡村生活，和乡亲们一起生活，当然也可以在梅姐忙不过来的土地里帮她收割庄稼，然后把梅姐娶来。甚至我还可以和梅姐对歌，可按我当时的处境，我是不敢的，因为山歌里的有些歌词真是露骨，直接唱男女之间的事情。要是和梅姐把那些该确定的事情确定了，我就不怕这些，即使她原来还当过我的老师。可是这样的想法，都不能实现了，我只能站在远处，看着梅姐渐渐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这样想着，我的泪又要流出来。我想我是最不幸的人，要是能像乡亲们那样笑多好啊，可我实在学不会那样的笑。于是我打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生我养我的地方，免得看到梅姐在那样的夜里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会纠缠着我的心。这样的想法伴随了我一天，我看着傍晚时分从山上松林间升腾起来的青雾，我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山啊，很快我就不会回来看你了，我将远行。
那个寒假的最后几天里，我变得特别听话起来，我帮助母亲把家里的土地完全平整过来，还从远处的大山上砍几篮烧柴回来，我想，这些柴在梅姐结婚的时候有用处。在家乡，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请人帮忙，总是在天井里用泥浆支起一个很大的灶来，将一口巨大的铁锅放在上，柴火当然是必须的了。这也许是我唯一能为梅姐做的事情。
转眼寒假就快要结束了，我看到父亲也为梅姐写好了结婚用的对联，我想我尽快逃离山村也许比什么都好，于是，在我返校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可我还是别无选择地梦见梅姐和黑叔结婚的场面。我梦见梅姐快要投向黑叔时，把我抱在怀里，就像童年时候一样，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然后梅姐脱了剩下她的白色小褂，将我紧紧搂在怀中……
第二天，我早早收拾行旅出发了，我只想自己要努力读书，早日告别家乡的山山水水，在远方寻找我的天空，我才能更快地忘记这段铭心刻骨的恋情。我走的时候，梅姐突然来了，眼里布满血丝，手里拿着一件毛衣，她对母亲说，本来在冬天就要给我织好的了，可是一直在忙，终于赶在这几天织好，让我带到学校里穿。母亲让我接过毛衣，我眼里有泪水涌出来，可梅姐和母亲都没看见，她们站着说了一阵话，梅姐就回家去了。
回到学校，我感觉自己轻松了许多，连呼吸，都是顺畅的。我开始更专心地念书，我想，终归有一天，我将从小镇上像风筝一样飞出去，在山外的天空中翱翔。
黑叔被牛抵死那天，小镇上的晚霞格外鲜红，和校园里的梧桐树相互映照，构成高原上绚烂的黄昏。我正要去教室里上晚自习，母亲突然沿着学校的石阶上匆匆忙忙走来，我迎了上去，母亲喘着气告诉我：“你黑叔在山上耕地，被牛抵伤了，在镇卫生院里，估计不行了。”
我的心立即抽蓄般地疼痛起来，难道那个身体一向健壮如牛善良的黑叔，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飞去？我忍不住眼睛里的泪水，一面让它肆意地流淌出来，一面和母亲飞跑到小镇卫生院，黑叔已经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梅姐正抬着黑叔破烂的手臂在输液，无声地啜泣着。黑叔的肚子被锋利的牛角抵穿了，肠子出来很多，医生已经把它放回肚子里去了，可性命依然难保。
接下来，我看见黑叔的脸越来越白，和床单的颜色浑为一体，最后变成青色，嘴角也无限地青紫下去。这样，黑叔走了，这个再过五天就要做新郎的男人，孤独地活了三十年，现在又孤独地走了，走的时候连声音都没有发出一声来。
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没完没了的流。梅姐哭倒在病床的一头，没有抬起头来过，母亲一直安慰着梅姐，于是我又看到很多年以前，梅姐肩膀微微抖动的哭，我再也不想在病房里呆着，独自一个人走出医院的门来，在面对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一角痛哭失声。
到深夜，梅姐才从床上站了起来，我不敢多看梅姐一眼，我知道梅姐的难过，我想握住她的手说点什么，可我已经是半大孩子了，我只有把泪水和连同安慰梅姐的话咽到肚里去，尽量不要让阻止不断的泪水无节制地流出来。小镇上漆黑的夜里，只有单位和机关里的几盏灯仍冷清地亮着，诡秘得像是上帝的眼睛，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星空，也和小镇的灯光一样诡秘。
黑叔孤零零地被埋在祖坟旁边的空地上，按照家乡的习俗，没结婚就死去的人都是短命的，只能埋在祖坟的一角。
非常好的文章。
作者是有功力的。
这是一篇让我感觉到美的小说.----只是你的名字不太好记哦
那个春天，梅姐一下子老了许多。山村里明媚的春天平淡中带有几分死寂，整个播种的过程中，大家都在默默地进行着，偶尔听见地里的黄牛发出‘哞哞’的叫声，也被一脸严肃的乡亲们的沉默湮没在无声而厚重的红土地里去。或许他们正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一个好人，那躺在山冈上的黑叔。
在小镇的中学里，我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三年里，伴随着我的是感伤和忧郁，时间就像背负在马背上的种子，撒在沟壑间，撒在那些盛开着野菊花的洼地里，无声地等待着发芽，攀升。这时，我必须面临人生的第一个选择，是读中专还是高中。
其实，很多路是在既定的攀援中已经不容选择了，或许在一次次从山村里回到学校，傍晚时分雪白的日光灯下，蚊虫在飞舞，翻书的声音在悉悉簌簌地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向往省城里的中专学校，向往以后走进工厂或者机关里那些富足而安详的城市生活。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乌蒙山深处，孩子们十分向往中专学校，因为如果读师范，毕业又要回到乡村里来教书；读高中，谁又能保证考取大学呢？而且还要花费那么多钱才能有个饭碗，所以念出中专来，就可以留在城市里，跳出农门，这不是所有农村人的希望么？对于乌蒙山里的农民来说，城市有着更为迷人的诱惑力，似乎去城里，所有的吃穿问题都能解决了。在乌蒙山里，少数人家能吃上一半是大米，一半是包谷的饭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饭称为两掺饭。我念书时念到：国家实现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小康水平。我想那就应该是我们乌蒙山里家家能吃上两掺饭的时候吧。因为我的同学中，能吃上两掺饭的实在太少了。
我的班主任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上语文和政治，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父亲是个阅历颇丰富的人，在处理人和事情上有着很稳健的方式，和他结交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父亲的。但是，为我填志愿，父亲和我的班主任却闹僵了，为我选择中专还是高中的问题。班主任要我读高中，以后去做新闻记者，是因为三年以来的历次考试，我的语文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一直是第一名，老师们叫我‘文科状元’，同学们叫我‘大文豪’，我也向往大学生活，但是我对梅姐的令人窒息的思念却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专。父亲也默许了我的志愿，因为兄弟几人都在念书的压力几乎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父亲希望我能先毕业出来，缓解他肩上的压力。
那天，父亲把我叫到班主任那儿，刚进门，他们激烈的争吵就展开了，我从来没见过班主任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满脸通红地和别人争吵过，他甚至说了：“艰苦是暂时的，出人才是最后的目标，让你的儿子去读中专，就是对他的不负责。”最后他们遵从我的志愿，我依然还是选择了中专学校，选择了我既定的生活。送父亲回去的时候，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小镇洒满夕阳的小路上，父亲有些佝偻了。我的心酸疼起来，泪水也涌了出来，我发现我长大了，马上就不用在父亲和母亲的庇护下成长，我又想起梅姐来，梅姐应该是更希望我读中专的。顿时我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我体味到自己长成大人的快乐了。西山头上的太阳一下子就跌进黑沉沉的大山后面，我想我飞出小镇的天空已经指日可待。
那次中考，我的成绩在小镇的数百名学生中荣登榜首。看着用粉笔写在宽大黑板上的成绩名单，我心里却出奇地平静。身后高大茂密的梧桐树林里传来蝉鸣，浓荫遮盖了操场上的大部分面积，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水泥路面，泛出白灰的颜色。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头上，把从远处绵延而来的群山连接在一起，据说这样才能踩住了大山的龙脉，于是学校就能人杰地灵。学校四围都显得苍翠叠嶂，夏天这浓密的树叶的颜色，很适合我的心情。
接着，通知书来了，夏天的绿色更深了，乌蒙山里的农活也繁杂起来。杂草在玉米地里疯长，掉膘了的老牛在田间地头偷食绿油油的庄稼，烤烟在向阳的土地里泛出银白色，大豆也有荚了，辣子、茄子、黄瓜等等，这些作物都开始成长并硕大起来。清晨的露水一直持续到中午，才从草尖上不见了。那些暮归的老牛，挺起与脊梁平齐的肚子，屙着哗啦啦脆响的稀牛粪，慵懒地被赶回村庄里来。河水涨起来了，把从远方携带来的沙石积淀在村前的河滩上，顺便将病死的畜生的尸体带走了。孩子们从山上割下满满的一篮青草来，把手里的镰刀往河床上一放，就钻进泛着黄色的河水里去了，细心的孩子还能在浅水里拾到搁浅的鲫鱼。嬉闹声、追逐声混合在阳光里，掺和在沿河两岸的玉米林里，构成家乡特有的醉人的味道。
我抬起头看着阳光下的天空，白云在缓慢地漂游着，深蓝色的天空里全是清新的空气，即使有雨，也要等到下半晌。母亲做出丰盛的早饭来放在桌上，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我成了山村里第一个考取省城中专学校的人，我们村里原来也出过一个大学生，可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随着时间，当时的惊喜早已经被人们淡化。而今，我是山村里人们的焦点。很多村里的女人都上我家门上来，想亲自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毛小孩。省城对她们来说，那是个遥远的，在梦里也不曾清晰的大地方，有些恐惧，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路走。其实乡下人来到城市，最怕的也就是找不到路走，比如找不到去车站的路，去唯一的那个远房亲戚家的路，便只有露宿街头了。露宿街头也不安全，听说城里杀人抢人的可多啊，尤其是乡下人，上当受骗的例子太多了，但城市也有好心人，而且本事很大。在乡亲们的眼中，城市就是这么个样子的，复杂而又眩惑，引诱而又恐惧。
母亲沉浸在快乐中，为我收拾着出门的物件，其实很多人都说了，在城市里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可以买到，可母亲还是亲手为我做了两双布鞋。梅姐也赶来帮忙了，她们把我在小镇中学里用过的铺盖行旅洗得干干净净，我看见梅姐的眼神里充满了欣慰和高兴。
在一个早晨，凉风习习地伴随着稻花香扑面而来，田野里走来两个人，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手里提着一个手提式木箱，像极了民国初年的读书人。中年人身材矮小，而且有些苍老了，少年甚至高出了他半个头。这就是父亲送我去镇上坐车，本来打算送我到省城的，幸好在小镇上遇到一个在省城读书的老乡，我就坚强地让父亲回去了。其实父亲是一直默默地站在小镇车站上等我坐的汽车消失的，尽管我那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没回过头看父亲，但我知道，父亲的身子越来越小，消失在苍茫的天底下，直至成一个黑点。
坐汽车到县城后，改乘火车到省城。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穿越乌蒙山奔跑着的火车，并第一次坐上它，从乌蒙山上出去。一路上，山冈上开满和故乡一样的小花，一轮鲜红的太阳跟随火车奔跑，一会儿挂在树梢，一会儿挂在山头，一会儿又滞留在宽阔的稻田上。蜻蜓飞舞，景色迷人。火车走了一段路，我就晕车了，窗外的热风吹进来，车内的人脸在摇晃，一阵紧接着一阵的恶心让我整个胃和嗓喉无比下贱。这时，也是第一次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关心，一个30来岁丰满而清丽的女子，从深圳回来，在省城，有她的家，有他的丈夫，可她忍受不了枯燥的机关工作，只身下海去了。我看着这个有着和梅姐几分相象的女人，我想我在听故事啊。我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在城市里生活，可谁又知道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这么想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又开始了，使我整个脸发白，发青。女人帮我掐住我的手指，搓揉我的太阳穴，还将一瓶小巧的风油精送给我涂抹，尽管如此，临近省城的时候，从我胃里出来的竟然是黑色的血了，我整个身体虚脱，对那女人说不出一句 ‘谢谢’来。多年以后，我还在一直抱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无力，也许女人说我没礼貌，可我实在是没力气说话了。
夕阳下的省城被蒙上一层昏黄而瑰丽的色彩。走出火车站来，高大的巨幅广告画遍布城市的建筑，街道上车声滚滚，人流汹涌。我们坐上一张巨大的客车，迎着如血的夕阳，赶到学校里来，四野已经如墨一般寂黑了，天上有几颗星星用诡秘的眼睛窥视着我，我抬着发软的双腿，草草铺好行旅就沉沉睡去。整整三天的时间里，我的胃接受不了任何食物，它们让我感到胃里剧烈的刺痛，还好，我可以喝下点水去，那可是生命之水。
三天以后，我给家里写了封信，信很简短，我说我平安到达学校，并把一切手续都办理完毕，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家里不要牵挂我。也给梅姐写了信，信中我没过多地掩饰，并提起晕车的事。梅姐很快就给我回信，她在信中说，出门在外，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她说她打算辞职来省城找工作。
学校开始上课了，我们班上的四十多名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有回、布依等民族，大家说说笑笑，都在讲述自己家乡的风物，前面一个名叫韩英的秀气的女孩坐在我前面，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我想和她搭讪，她却不理我。
梅姐来学校看我那天，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到省城里来了。
初冬的阳光下，足球场上的黄沙发出夺目的黄色。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足球，在我的乌蒙山小镇里是见不到的。我一见到足球就喜欢上了，或许是因为踢足球的时候正好释放了我离开故乡后的这段离愁别绪。
下午两点的阳光很热，我穿着球衣，淌着汗水。我突然发现经过足球场边上的那个人很像梅姐，鲜红的茄克，短发，继续往前走，和很多城市女人的步伐不一样，轻盈却不做作地扭动屁股。我看清楚了，一定是梅姐，她的目光柔和，不会左顾右盼。我的血立即涌上脑门来，梅姐从500多里以外的乌蒙山来看我的，我声音变形地叫出了：梅姐。
梅姐带来乌蒙山里的土特产，我的同学一个个吃得满口咂舌。吃完东西，我却为梅姐的工作发起愁来。最适合梅姐的工作就是找一个私营性质的幼儿园，可到哪儿去找呢？家乡出来在省城打工的人不多，俗话说出外靠朋友，我到省城来也还没有什么朋友。只有我和她一起出去问了，我们将城里的幼儿园一家接着一家地问，问了一天，没有找到，又过了一天，全城的幼儿园就像数手指头一样问过来，还是没找到，人家都说梅姐高中毕业的文凭太低。
正当梅姐有些失望的时候，我们在城北看到一家电子模具厂招人，初中毕业就可以了，半个月的学徒期，学徒期满以后收入不错。梅姐就去报了名。
第二天，梅姐很顺利地成为模具厂里的工人，厂里清一色的女工，都是来自偏远的乡下，老板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据说原来这里是一家国有企业，被这个男人承包了下来后，现在变成私有了。
梅姐半个月后就能做出质量最好的模具。第二个月，梅姐领上记件工资，足足1000元，是她在山村小学校里的5倍还多，梅姐给家里寄了500元，当晚，还请我和她的一个叫小芳的同事吃饭。吃饭的时候小芳和梅姐开玩笑说：“梅姐，老板对你可比任何人都好哦。”梅姐什么也没有说，我想梅姐不是那种人，没往心里去。
冬天的省城离不开雨，霜期短，但不会影响雨水的降落，就像我不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发展一样。
下雨的时候，北郊的村落都静默在细细的雨丝中，那些被不断扩张的村落逼挤得很狭窄的田野，麦苗在发出翠绿的颜色，被细雨浇洗过后，变得越来越嫩绿。这和我的家乡一样，乌蒙山上的那些土地，往往也随着山脉的起伏而不断延伸着，尽管从远处看来，都是巍峨高大的山，实际上大山之间还散布着村落，也把大块而平整的土地散落在山坡上。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冬天即使有雨，也淹没不了喧闹的马达声，有摩托的，有半新不旧的黄冠牌轿车的，有刚从工地上回来，车轮上沾着黄泥奔跑的东方货车的，一个城郊部位的农村，它的变化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仿佛只有那些破旧厂房里班驳的机械和管道，才能在毛毛细雨中阐释它奔向都市文明的整个过程。
那些厂房，建在村落和麦田之间，村落里已经有了高大洋气的平房，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农民别墅’。厂房里客观上遵循着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但老板把下班时间改成早8点，晚6点，也是符合法则的，因为这是私有企业，偶尔还加个晚班，远远望去，灯火通明。厂房里不能住人，在荒郊的野外，刑事案件偶尔地发生着，比如某个清晨，麦田里出现一具无主男尸或者女尸，但从衣服和穿着上判断，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从死者的脸部特征上还可以看出来，死者大多在25岁――35岁之间。
梅姐和同事下班从厂房里出来，就邀约回到自己租住的农民家的房间里玩，说话聊天，嗑瓜子儿。遇上加夜班，就自觉地把自行车往园子里一放，悄无声息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一小会电视，或者织一会儿毛衣。电视是黑白的，声音关到了最小，屋子以外的空气越来越冷，梅姐躺在床上，用被子遮住下半身，头顶上的日灯光静静地发着光。梅姐也很喜欢读杂志，她发现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和这个城市相接近，越来越喜欢这里，那遥远的乌蒙山里的乡村，是一缕淡淡的思念。
“小梅，下班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这个月的工资提前发几天”。厂长黄远生这么说。
梅姐敲开黄远生的办公室，房间里的烟雾把整个空间充塞呈蓝青色，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多了。
黄远生在不停地抽烟。桌上摆着凌乱的香烟和火机。烟是红塔山，云南高原上最有名的那种。
“小梅，你坐下。”黄远生面无表情地说，又抽烟去了。
“小梅，你几岁了？”停顿了一会，烟雾中的黄远生幽幽地问到。
“27岁。”梅姐低着头。
“27岁了为什么还不成家呢？”黄远生平静地问。梅姐没回答。
黄远生也感到讪讪然，一时找不到话题。
他抽完手里的香烟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来，放在桌子上，说道：“这是你们这个月的工资。”
梅姐把领到的钱发给小芳等5个同事，因为梅姐待人好的缘故，梅姐被姐妹们推举为班长。
显然，黄远生让梅姐去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领工资。此后的很多天，黄远生都没有亲自到生产线来，总是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抽烟。
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梅姐的自行车坏了，推去修理，下班后只好用脚走回村落里去。从工厂到村落之间，要穿过一条泥泞的土路，越过一片麦田。正当梅姐拉起裤脚在路上行走的时候，黄远生的车来了，慢慢地跟随着梅姐走了一段路，想停又没停下来，于是他只有不远不近地跟着，梅姐甚至没看一眼。
深冬了，省城是春城，不会落雪，却很冷，城市寂寥的街上全是寒流在奔跑。到这里半年，我已经很熟悉这个城市的有名建筑物，还有那些宽阔的街道。我看到“昆百大”的电梯上，涌动着如潮的人流，购买冬天的御寒物品。南屏街两旁宽阔的人行道上，大多为时尚女性，穿着高贵的貂皮大衣，带着手套，气质高雅地前行。我穿着从乌蒙山里带来的茄克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到昆明的寒意，我的身子像街头瑟瑟落下的梧桐树叶，冷天对于我来说尤其漫长而苍茫。
梅姐平时没时间来学校看我，我总是抽周末的某一个下午去北郊的那个村落里。梅姐预先为我准备了水果，能够让我在她的屋子里看一整天的书。等她下班后，为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然后，我才返回学校。小雪以后，梅姐为我织了两件毛衣，穿上毛衣，这个城市终于有了温暖的感觉，暖烘烘的太阳挂在天上，人们都说冬天的太阳像情人的怀抱，我不知道情人的怀抱是什么样的，我想大体上就是穿着梅姐织的毛衣的那种感觉。同学们都在猜测梅姐和我不仅仅是普通的亲戚关系。我不想和他们解释什么，我知道有些事情会越解释越糟。
事实上，关于梅姐和黄远生的感情发展，我一直像一个在远处观望的看客，我喜欢梅姐，也慢慢地喜欢上黄远生。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梅姐需要黄远生这样的人。而我面对单调而匮乏的学生生活，我无能为力，相反，我只有像接受这个城市一样地把黄远生接受下来。
梅姐的朋友小芳告诉我，黄远生家在偏远的滇南哀牢山区内，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昆明的一家国有大型机械厂，后来，他承包了自己所在的分厂，做起了电子模具。几年以后，效益年年攀升，可他一直没有成家。
小芳继续说道：“黄远生对梅姐可好了，梅姐做错了模具，他从来没有骂过，要是别的女工，黄远生可是板起面孔来就数落开了。” 我从小芳的叙述里看到她不断流露出来的羡慕。
经小芳这么一说的几天里，黄远生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几乎是完全清晰的起来。一个城市里工作的农村大学生，朴实而稳重，凡事讲究一个事理，为的是把事情做好，从而显得很严肃认真，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城市的生存发展。像我这样的农村人，在诺大的城市，也该走他这样的路，才能有自己的资本，才能在城市有一席之地。于是，我几乎是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我在幕后像个忠实而虔诚的观众，无声地注视着。
同学们都说梅姐对我实在太好，好得比亲姐姐还好，甚至在他们的笑声中我发现某种潜藏着的意味深长的东西在里面。我仍然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辩解，我认为梅姐就是我的亲姐姐，在这个城市里我唯一的亲人，亲得就像母亲和父亲。如果他们把我放牧在这样的城市里来，要我冷暖自知的话，那梅姐就是始终庇护我成长的那个人。
只有农村人才知道农村人的痛，对于黄远生这样的城市创业者，我甚至有某种偶像崇拜的意味在里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没有妻子，如果在乌蒙山里，只有那些智商有问题的傻子才会像这样，而黄远生不是，他应当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对于梅姐，我只有观望，光怪陆离的城市已经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人来到城市的命运和未来。
那是一个散淡的周末，阳光白花花地照耀着大地，我百无聊赖地跟着梅姐去了电子模具厂，第一次见到了黄远生。进厂门的时候，他用不冷不热的眼光打量着我，这地方一般没有陌生人，显然，人人都能看出来，我是梅姐带来的亲戚。这个中等个子，脸色黝黑，目光犀利的成熟男人无疑在城市的跌打滚爬中训练成一块钢锭了，他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不亢不卑，然后递上一支香烟来。我们的交谈开始后，事实上是一个学生向经验丰富的老师请教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让我过后就后悔自己显得过于幼稚。
那晚回学校的时候，黄远生坚持用车子把我送回去，在路上，我几乎没和他说什么，他也不和我说话。
春天的时候，梅姐和黄远生的恋爱关系已经正式明确了。小芳正式把梅姐叫做老板夫人，梅姐也没多说什么，算是默许了。
黄远生换着花样，驾车带我们去省城四周的景点玩。
这里的春天，最好看的是樱花。置身于樱花丛中的梅姐也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漂亮了许多。那些爱热闹的蜜蜂在梅姐头上飞舞，不知道是因为樱花而来，还是为梅姐而来，总之，满山涌动的花潮让我眼花缭乱，我发现梅姐比原来年轻多了，梅姐终究是我心目中不能接近的最美丽的人。
傍晚回去后，我第一次跟随他们回到金钟小区的住宅，那是个很宽大的房子，能鸟瞰到整个城区的阑珊灯火。我突然发现一个男人的价值在于拥有的财富上，而我，拥有了什么呢？后来，我带着无限悲伤的心情回到学校，倒头就睡，睡梦中还满怀悲哀。
城市和乡村永远是两条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城市有城市的生活，乡村有乡村的日子，终归，城市是乡村的向往。梅姐在城市的生活被村里的人津津乐道，梅姐家新建的瓦房就是明证，乡亲们想象梅姐的城市生活，似乎钱要用麻袋来装。事实上，梅姐依然在模具厂做着模具和管理，只是月薪已经涨到2000元。对于乌蒙山里的农民来说，这的确是个天文数字。很多乡亲都托和梅姐家的亲戚关系，来省城打工，模具厂用不了的，就到饭馆工地上去找。
沸腾起来的山村把很多年轻姐妹的心思放荡在城市里来，没过多长时间，村里的姐妹们就和省城的小伙子谈恋爱，然后再发生流产、分手、吵架等事件。从农村到城市，不是城市在变，也不是农村在变，变化的是人们的心，然后就有了城市生活的变化。那些在桑拿，美容厅里上班的姐妹，找到比梅姐更高收入的工作，穿起高档漂亮的衣服，还学会往嘴唇上涂抹鲜红或黑紫的唇膏。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小燕和春梅都来省城了，小燕要漂亮些，在美容厅里学理发，春梅相貌平常，在商场里帮人卖东西。
梅姐和黄远生的婚礼决定在劳动节这天举行，劳动节似乎很符合他们俩人的心理，这和身在乌蒙山和哀牢山里的父辈们的某些习惯是相通的，体现着本质意义上的相通，又像在纪念在那土地上的岁月。
那是个令我心伤的春天，让我顾影自怜。我一直想从这个春天里寻找出点什么来，证明我和这个城市的联系。
在我四岁那年，父亲就带领我们全家，到省城来‘游玩’，当时‘旅游’这个词语还没在中国的民间流传开来，按母亲的说法就是‘游玩’，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我那时对周围的事物只是有个粗略的影像，我记得我坐在金殿的石狮子上照了张像片，也曾在一家饭店的桌子上，拉起桌布来将一个瓷碗像碎雪一样打落在地上。
有个女人走过来，对着母亲大声地说话，像是在训斥母亲，最后还在我的脸上拧了一下，把我吓得更恐惧。母亲后来经常把这件事情提起来，因为那个心地善良的服务员没让我们赔钱，看在我是个可爱的胖孩子的份上。如果赔钱，至少要赔5角钱，母亲会很心疼的。在如今老屋的镜框里，还夹着我那时候的照片，两个脸蛋因为肥胖而可爱地垂了下来。
而今在省城的这个学校里，和我一个岁数的人大多在读书，同学谈天就是地道的省城人，他的同学很多，故事也很多，有时候他显得很俗气，说出来的话很肆无顾忌，把‘鸡巴’这样的字眼直接从口中说出来。我想，这哪像省城的人？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讲谈天已经在初中就谈过恋爱了，那女孩叫张敏。张敏后来到过我们学校一次，我仔细看了看，没什么特别的，只是眼睛很闪亮，很爱笑，比我们乡村里的女孩活泼多了。
省城春天的空气因为花朵开放得多，随时散发出香味来，人们都喜欢穿短袖T恤衫在大街上行走，有时候也能见到穿长裙的女人，女人的腰枝和胸部让我感到很眩目。从我们学校出来，有个录像放映厅，宿舍里的同学都说了很多关于录像厅里的事情，可谁也没进去过，因为据说这家会放黄色录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级片。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宿舍里的人终于走了进去，里面的烟味和汗臭混合在一起，光线暗淡，沙发上坐满了人，录像是香港拍的，讲述黑社会里的事情。从进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都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当镜头真的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却不敢多看，伴随着女人做爱发出来的声音，诺大的乌烟瘴气的录像厅里很寂静，甚至能听到我旁边那个男人略为粗重的呼吸声。散场的时候，谈天告诉我们，这根本不算黄，于是我们都希望以后能看到更黄的。17岁那年，在省城的春天里，我开始看黄色录像了。
后来，我周末去梅姐那儿的次数就少了下来，我甚至有点怕跟她在一起，我的秘密不能让她知道。让她知道我和同学一起去录像厅看黄色录像，她会怎么看我？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去录像厅看录像，成了我生活中的调味品。不过我看得很少，怕被熟人看见，散场的时候，我蹑手蹑脚地从录像厅的侧门溜出来，迈着慌乱的步伐，汇合在街上的人群当中。行走在街上，天空中的太阳似明非明地照耀着我，把我的眼睛炙得酸酸的，涩涩的，我又看见前面穿着裙子，扭动着丰满腰枝的女人，四面全是小贩的叫卖声，车鸣人喧的声音。
后来，听说附近学校的一个学生看录像看出事情来。讲这件事情的人是位比我大两岁的老乡，从他的叙述里，我感觉就像是在说我的经历一样，事情发生的地点和环境，都似乎那么熟悉。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是个周末的下午，这个男生一个人去录像厅，萌动和渴求燃烧了他整整一个下午，当他傍晚从录像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夕阳在公路边上的树梢上斜斜地燃烧着，他看到女人在黄晕的光辉中，浑身上下全被笼罩上一层迷离的色彩。他猎取了她，她当时大概也穿着裙子吧？三十来岁的女人，很丰硕，走在前面，好像在暗示他，又好像不是，然后他跟随她，走了一段小巷，来到她家，她拿钥匙开门的时候，他从后面抱住了她。进屋去以后，女人被他压在下面，她的反应和行为似乎接受了他，在她家的宽大的床上，他的下身在激烈地勃起，燃烧得厉害，但他还是没忘记把初吻给了这个女人。女人抱紧他，他也抱紧女人，他把舌头伸进女人嘴里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舌头专心的疼痛，然后，他的舌头被女人咬掉了。他仓皇地逃跑，女人报了警，在很短的时间内，警察从学校里把痛苦不堪蜷缩在宿舍里的他抓到。他没法辩解什么，即使想辩解，舌头也没有了，说不出话来，等于没有辩解。这样，这个和我一样从乡下来的学生，因为看黄色录像，被学校开除了，回到他的家乡。后来，我就厌烦到这邪恶的，满是民工身上发出来的汗味的地方去，我甚至蔑视这样的环境，虽然广告招牌上写的录像名字前用红笔突出了“香艳”“艳情”等字眼。后来，班上的同学们都纷纷谈恋爱了，恋爱经常让他们睡不着，琢磨着明天怎么开始，又怎么结束。我也一样，在深夜的时候还辗转反侧，某种激情燃烧着我。
其间，我去过一趟梅姐那边。梅姐跟黄远生的关系确定后，就退了城边上那个村落里的民房，搬到金钟小区来住。房子很宽大，被梅姐收拾得很整洁，总有很多水果放在茶几上等待客人去吃，客厅里家具不多，就一组沙发和一台电视。我丝毫没发现在这里，梅姐和黄远生超越了婚前的行为。但是我从小燕的身上看出来了，看出有些迷蒙感觉。小燕先是学理发的，估计把自己也学了丢失了，她以平均三个月换一个工作的速度不停地变化着自己，最后，只是晚上去上班，白天休息。白天的小燕经常落寞地来梅姐家玩，梅姐和黄远生都上班去了，就留下小燕和我。小燕不算聪明，小学时候考试几乎不及格，她不厌其烦地问我在省城学校里的情况，我告诉她后，她的眼睛就直直地看着地板想，我发现她的眼睛尽管比童年时候还大，但没原来好看，我还闻到从她身上飘散出来的梦幻般的香水味道，很怪，说不准是什么味道。小燕的脸色很苍白，一半是化妆品粉饰的作用，一半是休息不好的原因，尽管戴着两个硕大的黄金耳环，依然脱离不了她的稚气。我觉得很无趣，便坐不住了，就往学校的方向走，却不知道回去该做什么。
开宿舍门的时候，钥匙插在锁孔里怎么也打不开，我猛然想起这个时候不该回来。同宿舍的7个同学有3个恋爱了，此刻正是他们欢聚的时刻。我怀着歉意地往回走，校园里的人实在太少了，周末大家都出去玩，只有学校中心花园里的花朵在阳光下无声地开放着，散发着浓郁的馨香。我去教室里拿一本诗集往草地上一坐，没看几页就被温热的太阳烤得昏昏欲睡，蜜蜂煽动翅膀的声音在耳边如同天籁。我忽然看见在花园一角的柏树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当时正用手托着下巴，静静地读书，短发刚好遮住她的脸。对，那人是韩英。韩英是我们班上最美丽的女孩，家在遥远而美丽的滇西小镇。韩英长得很秀气，属于看上去十分有气质的那种，但这种气质却是无尽的淡淡的忧郁，她在我的前排，这忧郁经常叩动我的心扉。
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就不断地为她做什么，不要畏惧。这好像是哪个哲人或者诗人说的话。而且源自英国诗人的十四行诗歌。对于我来说，我却做不到，我想，父亲一定会反对我在中专学校里谈恋爱，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
　　可坐在我前面的韩英实在是个美女，一头齐耳短发，白皙的脸，尤其是那双冬天深潭般的眼睛，凝聚着摄我心魄的淡淡的忧郁。我曾经想，如果在中专校园里谈恋爱，我一定选择韩英。
“你们班的韩英长得漂亮，是我们学校最有特点的女孩！”
　　在那个有着十二个人住的老乡宿舍，他们手里糊着麻将，一面和我聊天。老K的唾液从叼着烟的嘴里飞出来，越过麻将堂子，飞到一个又一个玩伴的脸上。
　　“老K，上呀！”长发的灰灰说。
　　“你请客？我一会就去叫下来！”老K说。
　　“你能叫下来，我就和老灰请。”狒狒说。
　　“好！不叫下来我老K就不是人！”
　　老K是个五大三粗的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是那种沙哑而狂妄的音调，黑黑的牙齿似乎从来没漱干净过，看上去根本不是学生。他腰里还永远别着一把弯刀，来自遥远的滇西北藏族区，是学校赫赫有名的打架高手。
　　当韩英的名字从老K的嘴里叫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极不舒服，一种深深的压抑在心里被激活起来。
韩英的宿舍有8个女生，只是韩英和杨芳在。
　　“为什么不去呀？XX学校没有我老K摆不平的事！”粗而嘈的声音从老K大而黑的嘴里发出来，我后悔跟他们一道来同学宿舍了，要不是看在老乡份上，我恨不得转身回去。
　　“走呀！出去吃点宵夜回来再休息呀。”
　　当韩英的纤细的身影在学校花园里走动的时候，我感到她那种微微的忧郁而无力的移动的步伐是何等的无奈。我觉得老K是我最恨的人。
　　“喝点，喝点！”老K拿着一瓶劣质白酒在韩英将要哭泣的脸前晃来晃去。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感到世界在缩小。空气积压得让我连呼吸都困难。
　　韩英是个不拘言笑的女孩，始终没说一句话。有的时候不说话并不说明软弱。可老K错了，他硬要韩英和他干杯，嘴里自言自语而又肆无忌惮地说着“干杯啊。朋友！”
　　在哄笑声中，韩英的眼泪就要掉下来。
　　我手里的酒杯重重地向老K的平头上砸了下去，老K懵了，血顺着前额从碧尖上流淌下来。
　　老K的拳头伸了过来，我凛然地站立着，两眼的怒火让他迟疑了一下，慢慢地放下拳头去了。
　　当我在那个蝇虫飞舞的夏天失去拂拂这个老乡的时候，却赢得了韩英的芳心。
　　亲爱的青：
我爱你！　　
那天要是他们打你，我不知道你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可都是为了我。
　　晚上十点，学校门口大槐树下面见。
& && && && && && && &韩&&英
我的血沸腾起来，毛孔在身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我仿佛看到韩英张开怀抱向我走来。
　　韩英拉着我的手臂，沿着一条水泥构筑的路或者沟渠，穿过那块绿地，就来到海边。海边，是一个富实的县城，农业的县城，属于鲜花和果蔬的县城。在这样的路或者沟渠上行走，脚下两旁的黑土地里生长着茂密的庄稼。一年四季，都是这些庄稼生长拔节的日子。可能就在某一个我们一起散步的黄昏，我们无意中就听到它们向上的喧闹。这样的海边，我和韩英的散步是何等的漫散、悠绵。
韩英是个寡言的女孩，几乎没见她笑过，有时我盼望得急了，就伸手去她的胳下。韩英不但不笑，反而生气了，很长时间不理我，韩英是个古怪的女孩。
从学校出来不远的地方，有个宽广的湖泊，四周全是垂柳，柳树枝叶伸到水面上划着圆圈，偶尔还能看见几条小鱼穿梭过来，吐着泡泡。在柳树脚下，是稠密的草地，开着零散的小花，韩英守在一旁，等候着我涂鸦诗歌。我那时只想写诗，古体和现代的都写，写好后就让韩英朗读，她脸上的笑容伴随着阳光下潋滟的湖水波光晴朗起来，把一个个热吻吻在我的脸上。有个玫瑰园，就在湖泊边上的空地上，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花朵，热烈地在阳光下开放着。那些翻飞的蝴蝶，成千上万，彩衣般的翅膀在玫瑰花朵上翩跹舞动。环顾四周无人，我就跳到园子里，松软的泥土淹没我的鞋帮，沁人心脾的清香迷醉了我的心田，这是有人看守的玫瑰园，据说赶上好市，能卖到5元钱一枝，我当时竟然全然不顾。当我把大束的玫瑰送到韩英眼前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因高兴比玫瑰更娇艳。我们没遭遇花农的出现，也许，花农正在另一棵柳树下打瞌睡，陪伴他的是一个草帽和一把锄头。
韩英和我一同去梅姐那里，梅姐是我最亲的人，按照乌蒙山里的习惯，我没有理由不让梅姐参考韩英。梅姐见到韩英的时候很高兴，黄远生也自作主张地开车到郊外的一窝羊山庄买本埠最好的羊肉来慰劳我们，韩英吃得很少，她的肠胃不好，到是和梅姐说了很多话，我看在眼里，表面上装得很平常，心里却高兴不已，我们多像一家人呀，梅姐的思想并不比我们年轻人陈旧，她好像赞同我们谈恋爱，也很喜欢韩英。
暮春的早晨，阳光洒满了校园。韩英高兴地告诉我，她爸爸从家乡来看她了。
韩英的家在遥远的滇西。她和我谈起过，她爸爸对她很好，却从来没提起她妈。中午，下起了小雨，我和韩英站在学校门口的小站上等待了很久，终于盼来一个身穿黑茄克的中年人，眼睛里满是慈祥和高兴，衣服上写着滇西XX县电力公司的字样。韩英见到父亲，竟然哭出声音来，父亲拉着她的手，抚摩她的脑袋，才止住哭声。
第二天一大早，韩英的父亲就走了。韩英告诉我，她的父亲到昆明开会抽空来学校看望她的，在平时工作一直很忙，就像我的父亲那样，根本脱不开身。韩英还告诉我，她小时候就失去了妈妈，她的妈妈也是一名电力职工，在一次往边疆少数民族地方输电的作业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很多人。实际上那次事件到最后发展成为野蛮和封闭抗阻文明的流血冲突。
当工程队历尽千辛万苦把电线拉进那个少数民族村寨，并把一盏盏电灯结上，合上闸的时候，深山里的村寨亮堂起来了。年轻的工程队员高兴地积聚在帐篷里喝酒祝贺这场胜利。突然，从四面八方来了些手提长矛的人，这些少数民族叫嚣着他们才能听懂的民族语言。原来，他们的族长往电灯泡上点燃鸦片的时候，始终燃不着，于是他发怒了，用铜铸的烟袋把灯泡敲碎后想再点燃，这位族长便当场触电倒地身亡了。寨子里的人认为工程队员拉电的目的是要杀害他们的族长，进而占领这个村寨，就团结起来手持长矛围攻工程队员。没人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工程队里有几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在酒精作用的亢奋下，他们开始冲动，激昂了。一场械斗开始后，工程队员的鲜血，染红了帐篷，还有那些四周茂密灌木丛上的枝叶。
当时，韩英的父亲正在另一个工地上施工，当他随公安局里的同志赶到现场的时候，地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了，大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些尸体，韩英的母亲也被鲜血染红的土地永远地接纳下来。这年，韩英刚满三岁。后来，父亲被提升为电力公司经理，这个为人民的电力事业付出惨重代价的人，在那个遥远的边疆小城里和韩英相依为命。
梅姐的婚期越来越接近，我和韩英周末去帮她布置新房。
站在金钟小区上的楼房里，傍晚的习习凉风吹动整个城市的灯火，伴随着时而清晰，时而淡隐的人语声，车流声，忽明忽暗的街灯把夜送进了深浓。
梅姐的新房布置得十分气派，在卧室里能看见城市上空的星空。在墙壁的一侧，有流水在流淌，尽管这是工艺美术的效果，但绝对和真的一样，看上去惟妙惟肖。另一侧的墙上的那幅图，又是广阔的田野，在河边上有啃食着青草的红棕色马匹，又让我想起遥远的乌蒙山河流边上的青草以及我的童年。当一袭浓淡交织的落地窗帘垂落下来的时候，把城市的夜阻隔在外面的世界，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这是梅姐的新房。我发现这样一个温柔的城市，彰显不出它的性格，相反地，在夜色来临时也带来几分沉迷，你可以说这个城市是娴静而平和的，也可以说是瑰丽中不乏沉溺，总之，这样的夜色让人匪夷所恻。
韩英陪梅姐去婚检的日子是4月11号。
4月13号，轮到黄远生去检查。黄远生从早上出去后就没回来，连电话也没打一个，焦急的等待让梅姐近于崩溃，模具厂里的很多事情，只能由梅姐全权负责处理。
4月15日，依然不见黄远生露面，这个一向把工厂和梅姐放在首位的人，无声地宣布着他出事了，出事的原因只可能是婚检的结果。梅姐找遍所有黄远生可能会躲藏的地方，依然不见。
4月20日，厂里一个人告诉梅姐，她的一个亲戚在丽江看见了黄远生。梅姐赶往丽江。
玉龙雪山，是丽江的灵魂，是一个能倾听到上帝声音的地方。黄远生出现在下山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面色憔悴而釉黑，见到梅姐的时候，他迟疑了，不知道该怎么把路走下去。
黄远生得的是肺癌，已经到了中期。事实上，黄远生也不是这时候才感觉出来，两年以来，他一直想逃避隐隐作疼的左胸带来的恐惧，但是，如今一切都明摆出来，苍白地直视着阳光和上帝。他对梅姐说：我们分手吧。这对于一个刚赤身裸体地从玉龙雪山顶上和神交谈过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是个定数。
丽江的阳光很柔和，像个少女从身旁轻轻地走过。小桥流水，白墙青瓦，石阶古道，洒满了梅姐的泪水，洒满了黄远生悠长深怨的惆怅，他们相携着走进黄昏，走进客房，和雪山上的神遥遥相对，灵魂最真挚也最直白。我想他们的对话是简短而又深切的，此刻听不到流水的声音，看不到花朵的开放。
“远生，无论如何，我都接受。”梅姐说。
黄远生在临窗的玻璃面前无语，许久许久，回过身来，惨然一笑，说道：“上帝对我是不公平的。”两个拳头捏得咯吱咯吱响。
夜太苍茫，黑沉沉的看不到天边，负荷太沉重，无语和叹息，叹息和无语。人生一场梦幻，几度荒凉几度悲伤。
黄远生回昆明后就一直在他的单身宿舍里呆着，足不出户，还好，两年的磨练，梅姐已经能独挡一面地工作。黄远生抽烟，打针，看碟片，拒绝接见任何人，梅姐抽空去看他，被他粗暴地骂走。梅姐敲打着门说，黄远生，你别这样，我们一起去医院。黄远生置若罔闻。梅姐依然坚持每天下午过去，黄远生便干脆连门也不开了，一个人藏在屋子里。
一个星期后，黄远生的弟弟带着两个儿子来了。大的7岁，小的5岁，小家伙们不知道大人们发生什么事情，在黄远生的屋子里不停地爬高上低，翻动东西，有时还为争抢一件玩具，哭吵得昏天地暗，黄远生坐在沙发上，看着两个小孩笑了，笑得无比开心。黄远生的弟弟叫黄秋生，那是个典型的滇南农民，愁眉苦脸地坐在一旁，黝黑的脸上因为常年劳作，本已经显得苍老，此刻在屋子里坐着，憔悴的面容更像是揉皱了的猪尿泡，眯着两只眼睛，欲语未语地看着两个孩子。
黄秋生走的时候，梅姐送他出了省城的汽车站。在晴朗的阳光下，黄秋生亦步亦趋地走着，似乎要把街道两旁的高楼看塌。太阳回他一个光辉灿烂的笑脸，他把两只眼睛眯得像一根线，可那太阳依然耀眼，他连忙回过头来，地上还呈现着五颜六色的花斑状。
5月10日，黄远生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人说他开车去了西双版纳，也有的说他回哀牢山里去了。
5月15日，电子模具厂被一家大型企业并购，5月16日，梅姐搬出了金钟小区，因为模具厂还要付一大笔违约金。
梅姐从金钟小区出来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她把自己的东西打了一个包，提在右手里，左手的肩上，也是一个小包。小区里的街道上很清静，冷漠着。从远处开来一张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梅姐面前。司机问梅姐到哪儿？梅姐沉吟良久，说了一家职业介绍中心，梅姐的眼里满含着泪花，可城市里的人，谁注意谁的脸上的泪花呢？出租车拐上高速路面，一溜烟，汇聚到滚滚的车流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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