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
《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人们如何决策提供了全新的深入理解。报告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发展领域从业人员和政府部门把这些理解用于制定发展政策。
报告收录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是一种“认知税”，它使得贫困人口难以主动思考，其在处于困境或拮据之时尤为如此。
新工具如与现有政策制定方式组合使用，则会发挥更大效用。这些新工具包括诸如对宣传用语更好地措辞和改变援助时间等简单、低成本的改变以及全新方式。
《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指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具有和标准经济模型中所作假设相同的连贯性、前瞻性、战略性或自私性——他们有时并不寻求一己私利，也有可能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方。这一动态因素应在发展政策中得到审慎考虑。
这份新发布的报告认为，基于对人类实际如何思考和决策的深入理解制定发展政策，会有助于降低政府和公民社会应对发展挑战的难度，诸如提高生产率、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遏制气候变化等发展挑战。
报告基于大量研究结果提出了对标准经济手段予以补充的新政策工具。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有多种方法可用于诊断和解决制约发展的心理与社会因素。
例如，在哥伦比亚的一个改良型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试点中，先把用于受益人的部分资金自动储存起来，然后在作出下一年入学决定之时一次性付清。这一支付时间上的调整提高了下一年的入学率。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说：“营销商和政治家早已对心理学和社会偏好在推动个人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心知肚明。这份报告对更广泛地理解人类行为提炼出更多新的科学证据，从而可以用于促进发展。标准的经济政策只有在准确了解认知倾向和社会规范之后才能发挥效应。因此，这一期世界发展报告可以在提升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包括标准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唯一担心的是，推销商品的私人营销商和竞选公职的政治家会比设计发展干预措施的人更努力地去读它。”
为了激发对如何进行发展工作的重新审视，报告阐述了人类决策的三原则：自动化思考，社会化思考，使用心智模式思考。人类的许多思考是自动化的，依靠最不费力所想到的任何事。所有人都深深植根于社会且受到社交网络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最后，大多数人并不发明新概念，而是使用来自他们所处社会的心智模式和共同的历史来诠释他们的自身经验。
由于影响决策的因素是局部的且受环境影响，因而很难提前预知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哪些方面会推动人们所做的选择。因此，干预措施需要考虑到这些理解，并且需要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来加以设计。
报告将三原则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儿童早期开发、生产率、家庭理财、健康与保健以及气候变化。
这份报告对更广泛地理解人类行为提炼出更多新的科学证据，从而可以用于促进发展。标准的经济政策只有在准确了解认知倾向和社会规范之后才能发挥效应。
考什克&巴苏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谈及帮助贫困人口时，报告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资源稀缺，它也是一种“认知税”。以印度的蔗农为例，印度蔗农应邀在甘蔗收获的收入到手前和到手后参加一系列认知测试，在卖甘蔗的收入到手后资源稀缺状况得到了缓解，他们的测试成绩要比之前好得多，相当于智商提高了约10个点。
可以设计出相关政策，减少贫困对于做出选择和规划未来的能力所造成的部分影响。政策制定者应当尽量将重要的决定放在心智资源稀缺的时段之外，这可能意味着将入学决定放在贫困农民的季节性收入较高的时段，也可能是简化通常较为复杂的决策如申请高等教育项目决策的路径。这些理念适用于任何做出良好决策构成一定难度的主动行动。
报告认为，童年时的贫困，往往还伴随着沉重的压力和父母的忽视，可能会损害认知能力的发展。因此，提供儿童早期刺激的公共项目至关重要。在牙买加开展的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发现，参加一个旨在改变母婴互动方式的计划的儿童在成年后的工资收入比没参加该计划的儿童高出25%。
报告专门介绍了各主要发展中地区的情况，列举了如下案例：
马拉维通过小额绩效奖金鼓励农民向同行宣传新型农业技术的好处，提高了可提升生产率的农业技术的采纳率（Ben
Yishay和Mobarak，2014）。这一举措利用社交网络扩大信息宣传效果。
在菲律宾，鼓励人们储蓄是一个难题。为应对这一难题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开发出便于个人就某些储蓄目标作出承诺且限制其轻易取款的产品。国内银行针对个人设置了六个月内不得取款的储蓄账户后，近30%个人接受了这一账户安排（Ashraf、Karlan和Yin，2006）。一年后，接受并开设这一账户的个人的储蓄比对照组增加了82%。
在印度，注重确立新规范的一种新模式是社区主导型整村环境卫生方案。在方案下，社区领导人与社区成员共同绘制住宅分布图和人们露天大小便场所分布图。辅引人通过一系列练习，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所看到的场景对传染病传播产生的影响，同时帮助他们制定新规范，防止露天大小便产生破坏性影响。印度各村实施的此类方案使得以前相当普遍的露天大小便现象减少了11%（Patil等人，2014）。
报告指出，由于发展领域专业人士作出的决定通常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展领域主体和发展机构制定并实施用于查出并纠正其自身偏误和盲点的机制至关重要。
最终，转变行为对参与发展进程的所有主体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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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和应用近年决策研究的新成果，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提出了一个基于三项原则的框架：第一，人们的大多数判断和选择都是自动做出的，并不经过深思熟虑——即“自动思维”。第二，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常常取决于身边其他人如何思考和行动——即“社会思维”。第三，同一个社会的人会对如何认识世界和看待自己有一些共同的视角——即“心智模型思维”。
这里所强调的三种思维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不管收入高还是低，教育水平高或低，来自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说，这份报告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在理解和改变人的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和实践者认为，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无法捉摸的；而通过很多人的互动（如市场互动）这些元素可以相互抵消。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常规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把人的认知和动机放在一个“黑盒子”里，使用的模型往往假定人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全面考虑所有成本和收益，然后做出深思熟虑的理性决定。这些假定实际上故意简化了“行为主体混乱和神秘的内部运作”（Freese2009）。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非常便捷有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存在缺陷：它忽略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人不是只会机械地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自动机器。相反，人是会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感情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决策会受到情境脉络、当地社会网络和规范以及共同心智模型的影响。人们要确定生活中什么是好的、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这些因素对此都发挥着作用。基于对人的因素充分考虑的新工具并不能取代现有的基于对自利的个人提供恰当激励的政策机制，而是对它们加以补充和强化。一些新方法实施起来成本很低，因为它们只是调整政策设计或实施中的细微之处，如改变现金补贴的发放时机、改变某种描述方式、简化服务步骤、提供必要提醒、激活潜在的社会规范或减少某种身份的歧视等。
“自动思维”案例
在肯尼亚，许多家庭表示缺乏现金是阻碍他们投资购买卫生预防用品（如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只要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上锁的金属盒、一把挂锁和一个标明需购买的卫生预防用品名称的账本，人们对这类产品的投资就会提高66-75%（Dupas
andRobinson2013）。这个项目背后的想法是，虽然钱是可转移的——手上的现金随时都可以花掉，但通过这种以“心理账户”来分配资金的过程，人们对消费进行分类，并相应地安排自己的消费行为。金属盒、锁和带标签的账本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把钱放在专门用于卫生预防用品的心理账户上。这种干预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心理账户利用了人的“自动思维”；更广泛地来说，这是体现标签效应（labelingeffect）的一个例子——所谓标签效应，就是说对某一事物如何归类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感知和看法。
“社会思维”案例
低收入国家传统的金融扫盲项目收效甚微（Xuand Zia
2012）。但最近南非用电视肥皂剧介绍理财知识的做法却成功地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财务选择。肥皂剧的主人公是一个财务状况非常混乱的人，而剧中很自然地植入了很多理财教育信息。连续两个月观看这部剧以后，人们参与赌博或者通过昂贵的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可能性有所降低（Bergand
2013）。观众与剧中人物情感相通，这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片中的金融教育信息，效果好于标准的金融扫盲项目。这一干预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从别人那里找到认同感并学习他们的经验。
“心智模型思维”案例
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弱势人口表示心理上有一种无力感，常说“我们既没有梦想，也没有想象”或“过一天算一天”之类的话（Bernard,Derconand
Taffesse 2011）。2010
年，一些随机抽取的家庭被邀请观看一小时的励志影片，由四部纪录片组成，每个片子都是来自当地的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即他们如何通过树立目标和努力工作改善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半年后，观看了励志影片的家庭和未观看的家庭相比，总储蓄更高，对子女教育的平均投资更多。调查显示，这些影片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子女教育的期望。这项研究表明，干预措施可以改变人的心智模型——即对“未来什么是可能的”的想法（Bernardand
Taffesse 2014）。
在美国进行的一个实验测试了使借款成本更透明的一项干预措施的效果，展示了信息呈现方法对决策的巨大影响（Bertrandand
Morse2011）。参加实验的人员被分为两组。一组从发薪日贷款机构那里收到装有现金和贷款文件的标准信封，信封上注明贷款到期时间和应付金额。另外一组也收到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但信封上还注明了不同还款时间对应的还款金额（最长为三个月），并将它和同样期限的信用卡贷款费用进行对比。其中后一组的人在此后四个月内再次向发薪日贷款机构借贷的可能性比前一组的人低11%。
人们往往是有条件的合作者——也就是说，只要其他人合作，他们就愿意合作。下图显示了一个“公共产品博弈”在八个国家的实验结果。它表明，尽管各国有条件的合作者与搭便车者的数目比例各不相同，但有条件的合作者在所有国家都占主导。换句话说，关于经济行为的经典理论在所有这些国家都不成立（Henrichandothers
在印度的小额贷款项目中，随机抽取的一部分客户被要求每周开一次会而不是每月开会。与对照组相比，这些客户在贷款周期结束两年多之后仍保持着更多的非正式社会联系，更愿意共担风险，而且第二笔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三分之一（Feigenberg,
Field andPande2013）。在乌干达和马拉维，农民对农民进行的技术推广培训活动比使用专业推广人员更为成功（Vasilaky
and Leonard2013；BenYishayand Mobarak
2014）。通常人们都希望按时还贷、使用更好的生产技术，但他们往往缺乏这样做的动力。相关政策如果能有效利用社会性激励，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他们的利益。
经济学关于人的决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
继亚当·斯密的基础性工作之后，经济学家对影响人的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很多探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货币幻觉”现象——即人们往往只注意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他所提出的解决失业的方案就利用了这种幻觉。凯恩斯还认识到，我们的很多长期投资体现了“动物精神”——即本能和情绪，而不是冷静的计算思考。贡纳尔·米达尔认真研究了文化停滞问题。赫伯特·西蒙和哈耶克的大部分研究是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一下能处理的信息只有这么多，因此无法仔细权衡自己所做决定的每一个可能结果的成本和收益。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经济学研究要记住人有各种复杂的动机；他们看重合作和忠诚。
然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过保罗·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经济学界表现出一种“逐渐抵制享乐、自省和心理因素分析的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1950
年代其他一些人根据当时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地提出，经济学家在预测市场结果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单个经济主体可被看作一个冷静、理性、纯粹追求自利的个体，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被这样做的人逐出市场。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以对成本、收益的准确计算和固定不变的自利偏好作为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多圈子里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信念。
近30年来许多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对决策的研究成果使经济学家们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对影响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加以衡量和正式研究，而这些因素是很多经济学鼻祖早就认为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决策时不会考虑到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人们希望遵从社会规范。人们的口味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随意变化。偏好取决于具体情境，也取决于社会上的各种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解释框架（Basu
2010; Fehr and Hoff 2011）。
经济学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轮回。经历约40年的断层后，一种基于对人更现实的理解的经济学正重新出现。但这一次它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证据的基础上——贯穿多个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微观层面的证据。人的头脑与电脑不同，它是心理的，而不是逻辑的；是可变化的，而非固定的。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同样的问题，这无疑是理性的做法，但人们往往并不这样行事；在默认选项或选项顺序变化时，他们的选择也会改变。人们利用符合自己处境和文化的心智模型来解释周围的现象并做出决策。这份报告显示，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看待对人的行为可以提高经济学的预测能力，找出新的发展政策工具。
人有两种思维系统：自动系统和分析系统。自动系统影响几乎所有的判断和决策。
注：摘自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该报告由Karla Hoff 和 VarunGauri
领导的团队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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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经济学家价值几何？
14:40:00 来源： 作者：盛长琳
责任编辑：新领军者编辑
经济学，一个被认为在世界上可以指点江山的学科，是判断世界经济走势最重要的依据。然而，随着影响经济环境的因素越来越多，建立在完美数学体系上的经济学已经步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作为经济学的“代言人”，经济学家背负着肯定与质疑的双重评判，带着这份评判，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学家究竟价值几何？
　　女王的困惑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在视察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问了一个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到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会预见到次贷危机？”倘若能够预见，全球经济也不至于遭受如此大规模和影响深远的危机了。
　　事实上，不光是英国女王，就连主流经济学界自身，都在反省，为何经济学家一再失职？为了回答女王的问题
，英国经济学术界组织了一次研讨，由伦敦经济学院Tim
Besley教授牵头给女王回复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如下理由：这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能预见危机发生时间、影响规模等等，还要有寻找行动意愿，并保证当局有适当的建构去解决问题；风险计算通常被限制为金融活动的枝节，数学家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普遍“感觉良好”的环境下，很难放慢发展的步伐；当缺乏一个单一权力机构能够管辖相互关联的经济不平衡时，即使经济各部门能够各司其职，也很难促进整体的正确性……
　　同时，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Hodgson教授也给出了一些见解，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主流经济学家沉浸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构建的完美世界里，执着于数学模型的完美，但是却对制度、社会心理学等等视而不见，但是实际上，这些金融体系中潜在的不稳定性非量化因素应该得到重视。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家就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人们对于那些在电视媒体上侃侃而谈的所谓“经济学家”总是抱着一种半信半疑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在国内，他们被称为“砖家”，也就是容易招致大众“拍砖”的群体。
　　一向敢说话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曾吐槽“不要相信经济学家的预测，听他们的，灾难就大了。”不光是经济学家，甚至连经济学本身都遭遇了危机，经济学界内部都已开始探讨“经济学真的是一门科学吗？”这样的话题。
　　不但经济学家的工作受到质疑，他们的公众形象也开始遭到挑战。根据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相关调查显示，经济学研习者在课堂游戏中的协作精神较弱：他们对公共品的贡献较少，而且他们在面临著名的“囚徒困境”时表现得更加自私。
　　去年底的一篇研究显示，银行家会为了经济利益说谎。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玩游戏的实验方式证明“银行业的主流文化削弱和破坏了人们的诚信规范，说明重建诚信文化的举措非常重要”。鉴于绝大多数的银行家都有经济学的相关背景，这的确算不上是对经济学家的一种褒扬。
　　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当然，在绝大多数时候，媒体和政客还是很愿意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而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是最爱做出判断的一个群体。暂且不讨论经济学家所做出的判断带来的价值，经济学者本身对自己还是感觉很良好的。不久前，《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一文刊登在
《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之上，研究指出，1985年只有9％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毕业生对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这一观点持有强烈的自信。但是，随着经济学借用了越来越多的数学工具，经济学从业者的自信大涨。2003年时上述比例达到了54％，2005年高达77%的顶级经济学系研究生认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这一说法。在经济学家看来，相对于历史等其他社会学科，他们所使用的那些“高深”数学工具充分证明了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从就业上看，在那些对数学要求很高的高校教职中，经济学家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并且在工资收入方面仅次于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除了工资收入，经济学家还能够从企业中获得咨询费和董事费，甚至在华尔街拥有一席之地。
　　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令他们往往总是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判断又很难像“1+1=2”这样精确而统一。于是这个群体成了最爱打赌的群体。当然，这也因为经济学很难像生物学、化学那样，可以通过在实验环境里重复实验来进行检验，毕竟在社会学科里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实验室。
　　于是，很多经济学家之间的打赌成为媒体和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不乏一些堪称经典的案例。比如关于人类的未来，悲观派和乐观派之间的打赌。前者以末世预言者、1968年超级畅销书《人口爆炸》作者保罗·埃利希为代表，后者的典型人物则是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人口的膨胀最终要面临资源有限的约束，因此埃利希认为这将导致巨大灾难，而西蒙则认为，技术水平发展会不断克服这一约束。因此，两人决定打赌，标的物是年之间五种金属的价格。埃利希认为，金属价格肯定是不断增长的，西蒙则认为不是。
　　幸运的是，俩人都活到了检验自己理论的那一天，要知道，有许多经济学家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活得足够长到让自己的理论经受充分的检验。在这场赌局里，最终的结果是埃利希输掉了赌局。
　　尽管埃利希输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倘若把打赌的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一些，结果或许会不一样。的确，经济学的诸多随机性因素对判断产生了很大阻碍，但却也成为辩护的最佳理由，因为总是可以说“现实条件不满足全部假设”之类的理由，反正也没有可以对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家总是能信誓旦旦地告诉你“按照当前披露的经济数据看，预计美联储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做出加息决定”。
　　这也就导致经济学家们在媒体和政府决策层那里所受到的追捧往往让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望尘莫及。在国内，一些频频走穴的所谓“媒体经济学家”参加论坛、会议的价格高得惊人，而且是一路翻番，不少经济学家为了抬高身价，也经常在公开场合频频宣传自己曾经参加过高层领导的交流会等等。
　　近年来，认识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生意经”，再加上国人一向奉行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波又一波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师频频来中国做讲座，出场费甚至达到百万级别。如果说经济危机让绝大多数人陷入糟糕的困境的话，经济学家恐怕是一个例外。
　　价值与反思
　　既然经济学家们往往在预测上判断失误，那么为何他们依然能够享受如此多的曝光率，并且经常对自己自信满满？经济学家的那些理论，究竟给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经济学家Robert
Litan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答案，从这本书的名字《万亿经济学家》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商业社会还是日常生活，从金融市场、能源政策再到网上约会，经济学家创造的价值不可估量。
　　这本书是面向那些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外行读者，因此Robert
Litan试图用浅显的语言和例子证明经济学家的价值。他感到遗憾的一点是“绝大多数人往往有一种错误的印象：经济学家总是将精力放在决定未来的经济走势，比如美联储决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他认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参与预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真正的价值在于日常的商业实践和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
　　举个例子：机票超售。在过去，航空公司经常会超售机票，因为通常会有人临时取消行程，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却又造成一些旅客无法按时登机的麻烦。于是，一些航空公司就会预留一些空位，这样就会损失一部分收入。但是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和他的同行们通过拍卖机制，帮助航空公司解决这一困扰。对于那些自动放弃超售航班，而选择下一班的乘客，航空公司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补偿。如果没有人愿意，那就不断把补偿额抬高，总会有人愿意放弃超售机票。这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也被称为“超售竞卖计划”，消除了乘客的不满，同时估计在过去三十年里给航空公司增加了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些企业家和CEO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一些建议，然后在实践中转化成可操作的方法。约翰·齐格弗里德2010年编辑了《学好经济学，过上美好生活》这本书，强调这种创新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碳排放交易、劳动所得税抵免、低贸易关税、就业支持政策、更有效的货币政策、无线电频谱执照拍卖、交通部门去监管化、延迟接受算法、开明的反垄断政策、完全志愿兵役、以及巧妙利用信用违约期权增加退休金储备……经济学家的思想创新到底价值几何？按照Robert
Litan的计算，这些加起来据说价值数万亿美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对此发表调侃说：“美国经济协会有两万会员，就算创造了两万亿美元社会价值，人均一亿美元。”
　　不论争议如何，经济学理论的确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面临着空前挑战。
　　就像席勒所说的，“在那些永远不可能弄清其正确性的模型之中，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比物理学更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学对近似值指标的需求要比物理学更强烈，前者的模型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磁共振或者基本粒子。人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并做出截然不同的行为，他们甚至有神经和身份认知问题，还存在着与行为经济学领域如何理解某些经济结果相关的复杂现象。”这也是席勒为何一直强调人的行为中的
“动物精神”。他认为，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数学分析手段与使其模型符合经济中不可抹去的人类因素所需的调整结合起来。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头脑、社会和行为》，报告简而言之就是在正视一个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命题：人不总是理性的。是的，听上去似乎一个初中生都可以理解的命题，但是经济学界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愿意承认。
　　一直以来，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依据过分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行为假设来实施发展项目，采取特定的政策立场和干预，但效果始终不理想，因此也遭遇了外界的批评。这篇报告可以视作经济学界在宏观政策应用领域的一个反思。
　　IMF的前任总裁卡恩也曾经坦承，当年在处理亚洲金融风暴对策上存有“过错”，加剧了亚洲国家的民生痛苦。一味地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没有注意到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深特性，反而伤害了这些新兴经济体。
　　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反思是否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还很难说。但至于经济学家们，他们依然可以对预测未来津津乐道。毕竟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法则，需求就会催生供给。至于是否满足了需求，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况且，每当预测失败的时候，总是能够回应：预测基本还是正确的，但是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
　　经济学家那些事
　　券商 年年误判年年判
　　2014年的最后两个月，A股“疯牛”一般的行情，超出了几乎所有券商的预期。日中国股市创造了10741亿元的成交量世界纪录，这也让年初绝大多数的券商集体被打脸。要知道2013年上证指数年内跌幅7.58%。面对这样的行情，当预判2014年股市行情时，多数券商也给出了并不是很乐观的沪指预测。
　　根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16家券商对2014年沪指运行区间预测，发现多数预测集中在1900点-2600点左右，看到3000点的仅一家，精准率上券商对2014年股市的预测近乎“全军覆没”。比如，被誉为“空军司令”的安信证券，认为2014年股市除春节前可能有点机会，整体降低仓位，以防御为主。
　　房地产“空军一号”谢国忠 坚持看空十余年
　　自从2004年谢国忠发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房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一文之后，就开启了他近十年的“唱空中国两市之旅”。“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甚至不断给出房价跌幅，但是市场却总是不站在他这一边。
　　2009年谢国忠就表示过“2012年中国楼市终将破灭”。此后到2010年，他先后10次表示了“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跌一半”。2014年，在股市反弹和楼市平缓的局面下，谢国忠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劝告人们“脱手”房产和股票，用现金为王等待新的机会。“今年
（2014年）下半年将开始下跌，但这个下跌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期先下跌20%-30%，之后可能会有反复。2014年会出现房价下跌50%。”
　　财经评论员叶檀 自相矛盾何时休？
　　叶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政治史与经济史、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她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常常自相矛盾，而且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发表时间有时仅仅相隔一月有余。例如，关于美国QE3是否会继续推出，叶檀在日《每日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2出台，市场充斥了对美元的不信任感，但只要美国就业率没有攀升，只要美国房地产坏帐没有彻底消化，QE3、QE4就会源源不断。
　　但是仅仅相隔一个多月，日《中国证券报》上，叶檀又表示美联储会坚持购买第二轮国债，QE2在6月底结束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不会到来。否则，全球资产泡沫上升，美元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债券总有一天无人买单，到那时，美国想转嫁风险也无处可转。
　　战略投资大师麦嘉华败走中国
　　2010年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网络版从过去一年各界发表预测中筛选错误的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崩溃”成为最离谱的错误预测之一。全球知名投资战略大师麦嘉华当年5月预测中国股市将暴跌，经济走向崩溃。
　　麦嘉华因成功预测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而闻名于世。他有媒体所取的各类绰号，其中之一是“末日博士”，不过他在2010年5月接受彭博社访问时唱衰中国经济，他说中国股市和商品价格持续走跌，显示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经济将会放缓，甚至可能在未来9到12个月崩溃。实际上中国在2010年实现的高速增长彻底粉碎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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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头脑、社会和行为》。一句话总结这份报告的意义就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终于选择正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不总是理性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验理解这一点毫无难度，但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已久，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结论，也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其实，不承认这一点没关系，但关键在于：经济学家秉持这样的信念来制订和实施政策。有不少批评认为，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一直以来依据过分简单化的行为假设来实施发展项目。在各种理论上可行却遭遇水土不服、效果大打折扣的发展项目遭遇批评之后，世行终于选择反思一下。
之所以改变态度，用报告的说法就是，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实证行为研究总算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不是按照经济学里完美的理性人行事的。报告在第一章就为经济学做了有趣的辩护。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就在探索心理和社会对人决策的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
'货币幻觉'——从名义而非实际来思考货币价值，并且将其运用在解决长期失业的解决方案上。他同样认识到很多长期投资反映出
‘动物精神’——直觉和情感，而不是冷静的精算。纲纳?缪达尔（1974
年与哈耶克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是研究文化停滞的学生。赫伯特?西蒙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人每次只能处理有限信息，因此无法权衡所有的成本收益，衡量所有可能的结果。艾尔伯特?赫希曼则强调人们具有复杂的动机，他们珍视合作和忠诚。”
报告接着说，“然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保罗?萨缪尔森和其他人的研究，都存在着
'拒绝享乐的、内省的和心理的因素的倾向'（萨缪尔森 1938
年语）。而在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经济学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经济个体可以被当作是冷静、理性、完全自利的人，因为如果人们不这样，就会被这样行事的个体淘汰出市场……”
报告想说，不是说经济学家不想研究非理性，只是此前没有足够的行为证据提供支持。这样的辩护不是完全没道理。经济学界内部对人是否理性的确有长久的分歧。早期的思想家对于人的心理因素和道德情感都有强调，近年来行为经济学派也与主流经济学有所分流。尽管如此，整体而言，如此辩护有避重就轻之嫌，截至目前，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认识分歧仍然无法弥合，纯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依旧狂热一一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占据主流。
撇开这些 “指控”
不谈，从内容上看这份报告倒是颇具诚意，值得细读。整个报告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几十年行为、心理和认知研究的主要成果，参考了大量最新的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为撰写这份报告，世行也征求了数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颇丰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担任了顾问，其他一些知名的行学者，比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等人也都位列其中。
报告指出，完美的理性人假设人们在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计算机式的最大化决策。但事实上，我们的思维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自发式的思考（Think
automatically），社会化的思考（Think socially），以及模式化的思考（Think with mental
models）。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人们常常依靠直觉而非蓄意的思考作出决策，并且会受到他人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思维总是基于固定的模式。
第一点，直觉式的思维。对这一点最重要的研究来自 2002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其实卡尼曼本来是心理学家，后来经济学界把他当作了自己人，他就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卡尼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思维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快，一套慢，一套无意，一套刻意。慢系统负责刻意的、理性的、计算式的决策，而快系统则是非刻意的、基于直觉和经验快速做出的反应。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直觉系统作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生活习惯：喝咖啡还是喝茶，其实并不经过脑子。而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中的行为，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也同样受到直觉系统的影响。
第二点，社会化的思维。传统假设将每个人都视作冷静理性的自利行动者，但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深刻地受到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将人性视为同质化的自利个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以此达到了高度的抽象。但真实的情况是，特定的社会环境会极大地增加人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在传统的理性自利假设下，无处不在的搭便车让合作无以为继。但行为学家在多个国家的研究则发现，在所有的国家，人们的行为都与搭便车理论的预测不符，而且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合作行为存在差异。
第三点，模式化的思维。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想一下无处不在的成见和标签化的认知。看到新事物，人们倾向于迅速地通过归纳类别、身份、简单的概念、贴标签来认识并且进行阐释。而这些模式化的认知，又根深蒂固地受到特定的文化和信念体系的塑造。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们会全面、无偏地摄取外界信息并且做出最优决策，相反，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过滤信息，选择性地接受。
在总结了上述人的行为和认知特征之后，报告对各类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逐个做了反思。众所周知，世行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扶贫、儿童健康以及家庭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支持，但也因为其特定的政策立场和并不十分成功的干预而遭受批评。不过报告认为，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将为各种干预策略带来启发。在最后一部分，报告则探讨了上述研究对项目实施官员的具体实践有何指导意义。
虽然这份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受到不少好评，但是这并非将行为研究引入公共政策实践的最早尝试。早在 2010
年，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工作小组，名为行为洞见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英国政策提供建议。但结果不出所料，在一个对个人自由威胁极度敏感的民主国家，民众完全有理由担忧这样的
“干预” 变成 “操纵”。最终，这一机构私有化变成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这样的担忧其实也完全适用于世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实践。
如果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回归人性的常识，这当然是可喜的。但好消息也有可能是坏消息，对人的非理性的研究会不会又产生新的傲慢和谬误？此外，正如英国民众担心的，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研究不被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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