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解剖尸体后根据什么断定死亡时间的。_百度知道
法医解剖尸体后根据什么断定死亡时间的。
法医解剖尸体后，是根据什么断定死者死亡的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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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法医学课件，你运气真好，呵呵，自己慢慢看哦
一、根据超生反应推测
人死后，躯体的组织、器官对刺激还能发生一定反应。其种类很多，可用作推测死
亡时间的超生反应有：
肌肉的超生反应：人死后2小时内，几乎所有肌肉受机械刺激后均可发生收缩反应，
尤以肱二头肌为甚，并且不受环境气温高低的影响。死亡2小时后，则多半只能引起打
击处肌肉收缩。死亡超过5小时，一般即不再发生明显的肌肉收缩。
死后皮下出血：在进行上述机械刺激试验过程中，被打击的部位可形成皮下出血斑。
其出现率随死后时间的延长而迅速下降。
瞳孔的超生反应：人死后在一定时间内，眼内滴入或注入药物，可引起瞳孔反应。
死后4小时，在结膜囊内滴入依色林或阿托品等药物，可发生相应的缩瞳或散瞳反应。
主要是尸体的斑点！
体内残留物和血液。瞎猜的，我懂一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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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连载】一个检验了两万具尸体的日本法医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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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龙九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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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轮到我来解剖了。
灯光打在尸体上，穿着白色解剖服的工作人员和警官们围在解剖台旁，注视着法医手中的手术刀。
法医用手术刀划开尸体的胸腹，将内脏一一取出，再仔细剖开内脏，认真检查。
三台解剖在同时进行着，整间屋子都充斥了尸臭和血腥味。大家配合默契，默不作声地各自工作着。随着解剖的进行，原本死寂的解剖室也在法医开始检查脏器时，变得有些喧闹起来。
我解剖的是一位肥胖老人的尸体。据说他是和一个年轻女人进入情人旅馆后，在性交中突然死去的。不过年轻女人趁乱逃跑了，我们也无法了解详细的情况。
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病死的，但一想到那个逃跑的年轻女人，我又觉得有些蹊跷。三名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之所以会来到解剖现场，也正是这个原因。
这位老人的心脏肥大，他的大动脉和为心脏输送营养的冠状动脉都出现了重度硬化。我将尸体的头盖骨打开，并未发现外伤或者其他导致其死亡的病变，颈部也未出现异常。
在解剖的过程中，警方打来电话，站在我旁边的警官也因此了解到后续调查的情况。
老人今年69岁，从事土木建筑行业。昨天晚上，他和一个年轻女人走入一家情人旅馆。大约一小时后，前台接到女人的电话，电话中女人慌乱异常，基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工作人员觉得事情有些诡异，于是立刻赶到他们的房间。在房间里，工作人员发现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正在掩面哭泣，年纪大概二十岁左右。被子上倒着一个身材肥硕的男人，一丝不挂地仰面躺着正在打鼾，但意识已经模糊了。工作人员当即跑出去拨打119，但再回到房间时却发现年轻女人已经不见了。救护车到达宾馆时，男人早已没了呼吸。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和女人叫什么，来自哪里，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警方火速赶往现场展开调查。男人的脸上有明显的淤血，眼睑结膜下也出现了溢血点。他像是死于窒息，又像是死于突发疾病。
法医无法通过单纯的验尸来确定死因，只能将尸体送去行政解剖。我们对死者的胃部进行了有毒物质检查，得到的结果呈阴性，可以排除服毒的可能。
我对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说：
“他大概是死于性交中的心肌梗塞。”
警官回道：
“估计卖淫女发现男人的情况不对，害怕牵扯到自己就跑走了。说她不负责吧，反正性质太恶劣，让我们也很难办。”
“医生，死者的妻子说她丈夫患有糖尿病，这十多年来都没有夫妻生活。这是真的吗？”
警官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男人会在性交中死去。
我停下手里的活。
“糖尿病就像电线杆。”
“啊？那是什么？”
“就是在家里立不住，到了外面才站得直。”
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家里立不住，到了外面才站得直。男人不过是拿糖尿病当借口骗自己老婆罢了。
这时，警方也查出了年轻女人的身份。女人今年十八岁，是咖啡厅的服务员。她和老人是今年春天认识的，相差五十一岁的两个人有时会发生关系，老人也会不时给她点零花钱。这次，老人确实是在性交中突发心肌梗塞身亡的。
这种死亡其实并不少见。但在日本，人们并没有对这类死亡进行过统一的研究，我们只得去医务院调查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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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每年大约都会发生将近二十件该类事件，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但偶尔也会有女人死于性交。我们找到一篇刊登在《日本法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是中国的《洗冤录》（应为《洗冤集录》，宋朝人宋慈所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书籍。——译者注）。这本书写于1247年，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书中提到了“作过死”，其内容如下： “凡男子作过太多，精气耗尽、脱死于妇人身上者，真伪不可不察。真则阳不衰，伪者则痿。”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读，但意思大致能明白。 “但凡男人纵欲过度，精气用尽、死于妇人身上的，必须查明其真伪。如果真是死于性交(在法医学中称为腹上死)，则阴茎处于勃起状态，若非如此，则阴茎不会勃起。” 因此，这种死亡被称为“作过死”。 但是根据我长期验尸、解剖的经验来看，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年轻的男人一般都有纵欲的倾向，但基本没有多少人会因此死掉。而且《洗冤录》中说，如果真是死于性交，则阴茎处于勃起状态，如果不是，则阴茎不会勃起。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人死之后，神经不再紧张，阴茎也不会再勃起。 但我还是不得不高度评价中国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为了洗刷不白之冤，中国在日本镰仓时期就已经出版了这部含有大量法医学知识的著作。 先不说这个，总之我们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这种死亡的最初说法。作过死、脱阳死指的就是这种死亡，在朝鲜半岛，人们还会用腹上死(死于妇人身上者)这个词来描述这种死。也许在很早之前，这个词就是经朝鲜再传到日本的。 更有趣的是，在台湾地区，人们将性交中的突然死亡称为上马风，性交后的死亡称为下马风，两者统称为色风。真不愧是讲究文字的地方，用的词都如此文雅，着实令人佩服。 在我国，其实并没有加以细分，只是通俗地称之为腹上死。也许是字面的原因，很多人误以为腹上死只是指性交中的猝死。但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性交后的死亡也应包含在内，腹上死也就是台湾人所说的色风。 此外，还有人把女性在性交中的死亡戏称为腹下死，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完全是胡说的。而且，腹上死这个词描述的是死亡时的状态，并不是死亡的原因。 比如说，一个人因交通事故导致头盖骨骨折或者脑挫伤而死亡，他的死亡原因就是脑挫伤，但人们之所以说他是交通事故死，只是为了描述当时的状态，并不是死因。所以腹上死的死因是心肌梗塞或者脑出血，因而厚生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译者注）也无法对腹上死的案例进行统计。想要得到相关数据，只能走访负责调查死因的监察医务院等机构。 不说这些，就说一个健康的人在性交中突然死去了，这肯定是非正常死亡。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在接受了警方的问话后，将尸体交给法医进行验尸。 但是，从这种事情的性质上来说，一般人都会出于害羞而支支吾吾。所以反过来说，警察在调查中往往会怀疑那些明明身处死亡现场却在关键处闪烁其词的人。 伊笛可(Hildico)王妃的情况也是如此。五世纪中期前后，匈人军队攻入欧洲，预示了民族大移动的开始。阿提拉（古代欧亚大陆匈人最伟大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译者注）率领大军，势如破竹般地统治了整个区域。他在阵地迎娶了一个叫做伊笛可的少女，却在当夜暴毙身亡。匈人帝国也在不久后土崩瓦解。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不少人认为阿提拉是被伊笛可杀害的。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史上最早的性交猝死事件。在整个欧洲大陆都赫赫有名的英雄，真的可能在结婚初夜被自己的王妃轻易杀死吗？ 如果真是性交猝死，那王妃又是否能将事情的真相如实地告诉各臣子呢？她也许只能含糊其辞吧。不过这种模糊的说法反而成了疑点，招致人们的猜疑，时至今日，阿提拉的死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普通的家庭里，活下来的妻子和伊笛可王妃一样，无法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孩子和亲戚，在警察询问时也只能闪烁其词，但听者反而觉得奇怪，认为妻子肯定隐瞒了什么。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情人旅馆，则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到了交房的时间却没人来，工作人员只得前往客人的房间查看，却发现客人已经躺在床上死去了。回想起来，和客人一起来的女人似乎在半夜偷偷溜走了。警方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开始着手调查。但解剖的结果却显示死者死于心肌梗塞，是病死的。这起案件就此告破，并不属于刑事犯罪。 这种事和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但往往不为人知，从性质上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有统计说，在解剖中发现的性交猝死一般伴随有动脉硬化、脑动脉瘤(动脉瘤破裂造成的蛛网膜出血)、心脏肥大、肾上腺皮质变薄、胸腺残留等病变，并没有人是真正因为性交而死的。 造成这种事故的最大原因在于患有这些潜在疾病的人并未发觉自己已经患病，他们还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据统计，夫妻年龄差距越大越容易出现此类危险。在性交猝死中，男性一般死于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肌梗塞等)，女性一般死于脑出血(蛛网膜出血等)。正常夫妻生活中的性交猝死非常少见，但是长时间出差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或者迎娶年轻后妻时则应多加注意，尤其是在喝酒之后，更要小心谨慎。 这种危险其实并不仅限于性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危机。比如，一个人想要赶电车却没赶上，结果在狂奔途中突然死亡，或者在剧烈运动时、在附近发生了火灾受到惊吓时都有可能出现猝死。为了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尽早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潜在疾病，接受治疗，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 抛开检查的细节不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老人就是病死的，女服务员的嫌疑也因此被排除了。解剖室里的几位警官们都松了一口气，回到各自的岗位上。而我，又开始了下一轮的解剖。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食人谈】
曾经，有个叫做吉田茂的首相。
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精神矍铄。在一次谈话中，有人向老人求教长寿的秘诀：“您的养生秘诀是什么呢？是不是很注重饮食？”
老人答道：“因为我啊，是靠吃人活着的。”
我记得当初我还笑了。
我觉得这则笑话很有趣，寥寥几句话就能体现出首相的为人。
但同样的话题，下面这则消息就显得有些沉重。有一架客机坠落在安第斯山脉，虽然有人员伤亡，但更多的人活了下来。由于警方没能及时找到事故现场，搜救行动花费了很长时间，这些缺少食物的幸存者不得不靠吃死者的肉来维持生命。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讲的就是这些幸存者的吃人经历。当然我还记得，也有人宁可死也不吃人肉。在此次事故中，幸存者的情况属于紧急避险(万不得已时采取的避险行为)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而我遇到的事件与上述情况都有些不同。
收废品的老池是个怪人。有时心血来潮了，他会拉着他那辆两轮拖车去收收废品，但大多时候他就缩在那间满是破烂的窝棚里喝着酒，和几只野猫一起过日子。住在附近的主妇们也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常常拿些剩饭之类的来喂猫。
有一天，野猫少了一只。
“怎么少了一只呀？”有人关心道。
“哦，烤了烤当下酒菜了。”老池很是平静地回答。
之前也传出过这类毛骨悚然的闲话。
年过花甲的老池住在商业街后面的空地一角。虽然他常被别人说成怪人、奇人，但偶尔也会受到平民区的人们的关心。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不过最近，老池都不怎么出来收破烂了。一直连续四五天都没见到老池的身影，住在附近的主妇有些担心。她来到老池常去的酒馆，想去问问老池最近怎么样了。酒馆的人也说，是啊，最近几天都没见他来买酒。于是酒馆老板就来到老池的窝棚前，透过连门板都没有的大门往里瞧了瞧。
“啊——”
酒馆老板大叫着跑了回去。
“那、那里躺着一个怪物啊！”酒馆老板惊慌失措的话语引起不小的骚动。
住在附近的人都跑过来围观，他们战战兢兢地朝老池的窝棚里看了一眼，这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老池死了。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警笛声。警察走进老池的窝棚，在确认了现场情况后迅速用手机和警视厅取得联系，并在窝棚周围环绕上禁止入内的警示横幅。随后，搜查一课和鉴识科的车也相继赶到。
怪物仰面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小半个身体悬在外面。他的口鼻附近蠕动着大量蛆虫，只能依稀通过额头与眉毛判断出这就是老池。尸体的右侧脸颊到右侧下颌间露出惨白的下颚骨，这幅容貌再加上尸体已经腐败，简直宛若恶鬼，可怕至极。之前酒馆老板说躺了一个怪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此时的天气依旧寒冷，尸体的上半身裹着几件脏兮兮的衬衣，但下半身却不知为何裸露在外。稍微分开尸体的大腿，就发现尸体的阴部仿佛被挖去了一个倒三角形，阴茎、阴囊、睾丸都不见了。
这真是一起离奇的事件。
继昭和十一年(1936)，那起震惊全国的阿部定事件之后，这恐怕是最离奇的一起吧。那时，在饭店作女招待的定在将自己的主人——吉藏绞死之后，将他的生殖器切下来，并在尸体的左腿内侧留下“吉和定两个人”的血书，还用刀在尸体的左手腕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定。
两天后，定被警方逮捕时竟然还珍藏着从吉藏身上取下来的生殖器。
在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则新鲜有趣的新闻。
但从医学角度来说，两人之间其实存在施虐倾向(Sadism)和受虐倾向(Masochism)的关系。施虐倾向是指通过虐待异性，给异性施加精神、肉体上的痛苦，以获得性快感。受虐倾向则是相反。
一般来说，男性的施虐倾向更强，而女性则偏向受虐。因为原本女性就是被动方，所以在女性中具有受虐倾向的人比较多。不过，在吉藏和定的关系中，吉藏有很强的受虐倾向，定则有施虐倾向。
那么在老池的案件中，是否也隐含着相似的情况呢？
窝棚里的尸体散发着强烈的尸臭，几乎令人窒息。有的警察也忍不住吐口水，甚至作呕。在鉴识科的人员不断拍照取证时，一只受了惊的猫从窝棚的一角跑了出来。在进行现场勘查的同时，便衣警察也在悄悄地打探情况。
然后就轮到法医出场了。
虽然说早已习惯了各种事故现场，但面对这样的场景还是会多少有些不适应，又臭又脏，让人无法忍受。而且看着大群蛆虫在尸体上蠕动，我的身体里也涌出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有些反胃，但却不能因此玩忽职守。戴着橡胶手套的警察脱光了死者的衣服。这项工作简直痛苦至极。
验尸正式开始。尸体的头部并没有外伤，脖子上也没有勒痕。只是右侧的耳垂缺了一半，留有锯齿状伤口。不过耳垂周围并没有出血，可以判定伤口是死后才出现的。
阴部的情况和耳朵一样，虽然被挖去了一块，但伤口周围没有出血，在现场也没有发现血迹。除此之外，老池的尸体上并未出现曾与他人扭打或者极力反抗的痕迹，也没有防御性伤口。
如此看来，死者的阴部应该是在死后被什么人割走的。此外，尸体的下腹部还有十多道横竖交错的血痕。不过表面上看到的这些伤口都不是致命伤。
从现场调查与私下询问的结果来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也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起凶杀案。为了查明死因，我们只得前往监察医务院进行行政解剖。在解剖室里，十多个人将目光集中到了灯光下的尸体上，其中也包括法医和检视官等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
法医先用手术刀将尸体的胸腹部划开。
虽然各个器官都已严重腐败，但并未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病变。尸体只有肝脏出现了硬化，应该是酒精中毒造成的。在将尸体的头盖骨打开后，也没有发现外伤或者脑出血。
解剖在无声中进行着。
“就是这个。”
随着法医的一句话，所有人立刻朝那边看去。原来在尸体喉头处的气管里卡了一块核桃大小的食物团。警方随即拍照取证。
法医用手术钳将这块圆形的食物团剖开，发现似乎是一块金枪鱼。就是这块金枪鱼卡在了老池的喉咙里，导致他最终窒息死亡的。
由于尸体阴部、脸部、右耳的伤口以及下腹的线状擦伤都没有生活反应
，所以法医断定这些伤痕都是死后才出现的。
虽然只有在得到了胃里的残留、血液、尿液等的化学检验结果后，才能下最终结论，但在解剖结束时我们就能推断出，好喝酒的老池肯定是将金枪鱼刺身当作下酒菜，结果不巧卡在喉咙里，最终窒息身亡的。
因为主人的突然死亡，几只没了食物的野猫在吃掉窝棚里所有的存粮后，只能想尽办法去吃卡在老池喉间的金枪鱼。它们甚至连老池嘴巴周围的肉也啃掉了，却依旧够不到金枪鱼。
而尸体的脸部是稍微朝右下方倾斜的，口水顺着右侧脸颊滑到右耳。饥肠辘辘的野猫们也就开始从尸体的右颊一直啃咬到右侧的耳垂。
一直到这里的推理都很简单。右侧耳垂上出现的锯齿状咬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不可能是老鼠或者犬类留下的咬痕，因为牙齿的形状不一样。
那么，尸体阴部的伤口又是怎么回事呢？虽然看起来像挖出来的，但伤口周围并没有出血等生活反应，还露出了黄色的皮下脂肪，这无疑是死后造成的创伤，当然也很难想象会有女人来造访这间邋遢的窝棚。
“那果然还是野猫干的。”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站在解剖台前的检视官
小声嘀咕着。
倘若真是这样，那么在老池死前他的下半身就应该已经裸露在外了。此时的天气并不炎热，甚至还有些冷。照这么说，老池的阴部也应该沾有鱼腥味才对。
过着独居生活的老池或许是自己脱了裤子，将鱼的汁液涂在阴部让野猫们来舔，并从中获得快感。
尸体下腹的线状擦痕也很像猫的爪痕。由于大腿间的位置不方便啃食，所以野猫们留下爪痕也并不奇怪。
虽然这种想法有些荒唐，但也是一种推理。原本窝棚里有好几只野猫，但在案发现场却只发现了一只，这大概是因为食物匮乏，其他的野猫都跑掉了吧。
几日后，我们拿到了化学检验的结果。我们从血液、尿液中检测到了大量的酒精，但却未从胃里的残留物中发现有毒成分。正如之前所推测的，老池果然是在喝醉的情况下误将金枪鱼吞入气管从而窒息身亡的。
这起死者从阴茎到睾丸全部不见了的离奇事件，最终以犯人为猫咪作为收场。试问，如果将人逼至绝境，人又会如何呢？这起事件，当真发人深省。
【安乐死】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让人进退维谷。有一对老夫妇养育了一个因患有先天性脑积水而变成智障的残疾儿子。他们总在担心，一旦夫妻两人去世了，这个孩子该怎么办呀？考虑到孩子的未来，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到福利院，但院方表示，如果夫妻双方都健在，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话，福利院是不会接收这个孩子的。
这个孩子就像一个婴儿，一旦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就无法生存。老夫妇绝对不会撒手离开。话虽如此，但院方却以“夫妻双方都健在，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为由拒绝了他们，这种做法丝毫没有解决老夫妇的问题，也完全没有理解他们为孩子考虑的这份苦心。某个记者曾经写到“福利就是让人‘安心’”，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对于一个人来说，心灵的慰藉才是真正的福利。
老父亲因为操心过度患上了失眠症、神经症。有一天，他趁妻子出门时将智障的儿子勒死，自己也打算吃安眠药自杀，却被及时赶回家中的妻子发现并制止了。
法院最终判定老父亲无罪。老父亲认为，只有自己和儿子都不在了，老伴才能安度晚年。他是在认真考虑这些之后，才一时冲动将自己的孩子杀死，并准备自杀的。法院认为，老父亲当时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在犯罪时已经精神失常，所以并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此外，名古屋高级法院针对安乐死的判决也和这起案件十分相似。有一位52岁的父亲因患有重病每日苦不堪言，医生也向亲属宣布，说病人只能再活一个星期。儿子看不得父亲如此痛苦，就在牛奶中放入农药将父亲毒死了。
法院在一审中判定儿子为杀害尊亲属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但在二审中又判定儿子为受托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3年执行。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去给一个上吊自杀的老太太验尸。
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老太太因为勒死了自己的女儿被判处缓刑，她是在保释期间上吊自杀的。我一时怔住了。因为这就和一年前的事件联系起来了。
小儿子将之前居住的房子卖掉，搬到谁也不知道的郊外。他后来也结了婚，和母亲、妻子一起生活。但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有罪，她瞒着儿子、儿媳几次自杀，却都没成功。时至今日，我的脑海中依然能浮现出老太太最后安详的面容。
此类案件大多被判处无罪或者缓期执行。这些判决虽然看似温情，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只有在穷途末路时，人们才会做这样被逼无奈的选择。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国家应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以帮助这些悲惨的家庭，这样才不愧为一个福利国家。
【死者之雄辩】
自民、社会、民社三党的领导人在东京日比谷会堂发表演说。在自民党的领导人池田首相结束了他的演讲后，社会党的浅沼委员长开始了自己的演说，他声音沙哑，语调激昂。民社党的西尾委员长也站在演讲台边等候着。我坐在法医室的电视机前，一边等着下一场验尸，一边从中途开始看这场演讲。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突然离开观众席冲上演讲台，直奔浅沼委员长而去。他手里拿着一个类似短刀的利刃，猛地刺向浅沼委员长。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接到了警方紧急验尸的请求，不用说，就是去为浅沼委员长验尸的。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参与到一个能被写入历史的大事件中，我感到无比紧张与兴奋，更何况我还在电视上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就在眼前上演，这段录像绝对能在这个时代里掀起轩然大波！我按捺住满心激动的情绪，火速向案发现场赶去。
电视里不断播放着案发当时的情形。就像电视里播的一样，死者并未和犯人进行搏斗，身上也没有出现防御伤。由此可以判断出，死者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刺身亡的，这为我在验尸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次的事件和以往不同，十分罕见。犯人被当场抓获，甚至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
这类事件简直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大多数事件是没有目击者的，警方的调查也会因此变得十分困难。
在涉谷的街角，有一个街头广告员举着广告牌突然向后倒去。由于那时正值黄昏，又是在繁华街道旁，所以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包括鞋店的店员。这个男人在这一片很有名，被称为醉汉广告男。
没过多久，救护车就赶到现场。这多少有些夸张，其实把那个醉汉丢在那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还是被抬上担架，送去医院。男人只有左侧头部出现了撞伤，医生很快就处理好了。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这个自称是从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男人一身酒气，满嘴胡话。医院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将他交给警察。由于男人喝得太多，警察也不能置之不理，只得将他送入酒醉者保护中心。第二天，那些清醒过来的酒醉者在忏悔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都被释放了，只有这个男人还在呼呼大睡。
仔细一看才发现男人小便失禁，样子也有些奇怪。于是保护中心的人喊来救护车，又将他送回昨天的那家医院。这时男人已经昏迷不醒，右侧眼窝处有淡蓝色的皮下出血。经过X光检查，医生发现男人的左侧头部出现了裂纹骨折。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但到了下午，男人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还是死掉了。
我在医院的一间屋子里听院长和警察描述这件事的经过。男人应该是死于头部的外伤，但这伤口究竟是在街边跌倒时造成的，还是在酒醉者保护中心出现的呢？我一边思考一边开始验尸。
尸体的尸斑和尸僵都是中等程度，眼窝结膜下方并未出现溢血点，舌头位于上下齿列的后部。
尸体的异常之处在于，左侧头部的头皮上有鸡蛋大小的肿胀，分开死者的头发仔细观察还能发现，那里有轻度的跌伤，且涂有红药水。右侧眼窝处还出现了肿胀和皮下出血，呈淡蓝色。此外，死者的口腔黏膜上也有细小的伤口。
警方对此十分重视，派检视官到现场进行细致的搜查与验尸。至于死者的外伤，应该是酒醉后跌倒造成的，作为目击者的鞋店店员和其他两人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只是头部的外伤，那也许真的是酒后跌倒造成的。但眼窝处的外伤却并非如此。眼窝是整个脸部最凹陷的部分，人在跌倒时，一般只有额头、脸颊、鼻尖等突出部位会被擦伤。而且，如果是一个醉汉跌倒的话，他的手、脚、膝盖等处也很有可能出现擦伤、跌伤的痕迹，但尸体的这些部位都没有外伤。这令我十分不解。
我提出想要看一看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但院方表示死者在酒醉者保护中心被迫换过衣服，衣服并不在医院。警察也证明，死者的衣服不是很脏，也没有粘上泥土等杂物。
此外，死者右侧眼窝的皮下出血处并未伴随有擦伤，我认为这应该不是跌倒时留下的，而是被相对柔软的物体击打造成的。通过对尸体的细致观察，我觉得更像是有谁打了死者一拳。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我和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围着尸体继续讨论。截至目前，并没有证据指出这是一起杀人事件，我们只得先将尸体送去行政解剖。法医用手术刀将死者的头部切开，打开头盖骨，我们看到死者的左侧头部出现了裂纹骨折，还有200 ml的硬脑膜外血肿。不用说，这个男人就是因为硬脑膜外血肿导致大脑被压迫，最终死亡的。尸体右侧眼窝的皮下出血处也伴随有细小的骨折，大概是有人用拳头等柔软的物体猛烈击打所致。所以男人才会向左后方倒去，造成左侧头部骨折，然后缓慢出血形成硬脑膜外血肿，最终死亡。
如果一个人最开始只有头部出现撞伤并伴随有疼痛，那看起来问题不大。但由于头盖骨上出现了裂纹骨折等问题，两三个小时以后血肿就会达到50 ml。这时血肿会压迫大脑，人也会像喝多了一样开始走路摇晃。如果这个人真的喝了酒又满身酒气，别人就会误以为他是因为喝多了才站不稳的。一直到此时，这个人的行为都还算正常。大多数人会在这时选择回家睡觉，远离案发现场。半天之后，血肿会增至150—200 ml，人也会因此死亡。
但这时基本天已大亮，家人前去叫醒这个夜半醉酒而归的人时，却发现他好像突患重病一样，躺在被子里死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即使认为死因是头部外伤，也很难追查到这个人受伤的具体时间以及他前一天的行踪。
男人脑内的血肿已经凝结，可以推断出大约是一天前出现的，这也证明了他并不是在酒醉者保护中心受得伤。男人生前之所以会胡言乱语，不仅是因为他喝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头部的外伤。警方根据解剖结果，对男人一天前的行踪进行调查，成功逮捕了一个左撇子的广告员。事实上，在目击者看到男人跌倒在地的几小时前，他曾和同样喝多了的左撇子发生过冲突并被打倒在地，也就在那时撞到了头。
醉酒后的症状和头部外伤的症状相似，由于男人满身酒气，在旁观者看来，只觉得他喝多了。男人举着广告牌摇摇晃晃地走到街角，然后就像目击者所看到的一样跌倒在地。事实上，真正导致男人死亡的是几小时之前的打架。打架时只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两人在场，加害者缄口不言，被害者已经死亡，也没有目击者。但在这起案件中，尸体本身就像目击者一样，向我们诉说着事情的真相。
有时候也会像这次案件一样，在进行行政解剖的过程中发现杀人事件。法医的工作就是研究包括尸体在内的蛛丝马迹，还原死者的死亡真相。
有一篇新闻报道的题目十分醒目：
主妇被乱刀捅死，是强盗所为？
我压下满心的震惊开始验尸。主妇死于失血过多，她的头部到胸腹间有二十几处伤口，应该是类似水果刀的刀具留下的，死相惨不忍睹。
仔细观察尸体，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尸体头部及胸口的五六处伤口有出血等生活反应
（生活反应是指活体对各种致病因子和外伤的反应，包括形态改变和功能变化。——译者注）
，但其他伤口却没有出血等生活反应，且露出了黄色的皮下脂肪，是死后出现的。
此外，尸体上并未出现与他人搏斗后留下的防御伤，可以推断出：死者是在无意间被刺到头部和胸口，受到了致命伤，在毫无抵抗的状态下倒地后，再被人乱刀捅在胸腹部的。
这不是强盗作为，因为没有这么弱的强盗。电视里也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节，剑术超群的剑客只用一剑就能将对方打倒，也不确认对方是否死亡就收剑入鞘，英姿飒爽地从画面中消失了。
弱小的人是做不到这些的。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害怕就算自己能顺利将死者击倒，一旦死者起身反击，自己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才会连捅数刀，导致死者惨死。
由于没有目击者，我并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我看到尸体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凶手对死者有多么怨恨，而是凶手其实很弱小，比死者还要弱。所以我判断，不论是体力、年龄还是社会地位，凶手大概都是一个弱者。
第二天的报道给这起事件画上了句号——“丈夫的情人，年轻女子已被逮捕”。各种评论相继而出，写的都是关于女性残忍、怨恨等方面的内容。
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凶手并不是因为残忍才会去捅死者二十多刀。这一点，尸体已经如实告诉我了。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死者虽然不能说话，但却是目击者。只要认真观察，就能听到死者的声音。有时，我们能凭借这种声音查明事实真相，甚至将犯人绳之以法。
这和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一件陶器进行时代考证一样。
没有什么会比死者更善于雄辩。
【死者未亡】
我在接受某家杂志社采访时曾被问到：“在您看来，死亡究竟是什么呢？”采访人大概是想从我这个长期接触尸体的法医身上，获取一些特别的感悟吧。对方如此郑重其事地提问，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仔细想一想，我在验尸或者解剖时，并不觉得尸体已经死去了。并非我出言不逊，于我而言，就像临床医生诊治病人一样，尸体也都是活着的人。因为只要认真观察，不能说话的尸体也会向我描述死亡时的情形。病死的情况暂且不提，有时尸体还会说出，他是被勒死的，或者凶手已经肇事逃逸等惊人的事实。
有一名主妇仰面躺在被子里死去了，至死还保持着睡着了的姿势。一根燃气软管从厨房一直延伸到主妇身边，又从她的脖子下方穿了过去。
燃气的阀门是打开的，但由于窗户半开着，液化石油气不可能在充斥了整间屋子后因为质量较重而积压在床边，导致较轻的空气被挤到上层，最终造成死者因缺乏氧气而窒息身亡。而且液化石油气和煤气不同，很难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主妇的脸上有大量的点状出血，且淤血现象严重，在她的脖子上还隐约能看到不明显的索沟(用绳子等物勒住脖子后留下的痕迹)。先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总之她大概是死于颈部压迫造成的窒息。
截至此时我们还知道，主妇和丈夫间关系冷淡，丈夫有一个情人，而且昨天晚上彻夜未归。
从现场情况来看，的确可能是主妇用橡胶软管勒死了自己，为了保险起见，她还事先将液化石油气打开了。
但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在用橡胶软管勒住自己脖子的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意识，握住软管的手也会松开。如果这时系在软管上的结松了，主妇就会逐渐苏醒。只有在她松手后，系在软管上的结依旧不松，软管还能紧紧地勒住脖子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自杀。
但在本次事件中，软管上并没有打结。法医从这一点判断主妇并非自杀，而很有可能是被别人勒死的。而后在大学的法医学教室进行的司法解剖也证明了这一点，死者确实是死于颈部压迫导致的窒息。
而此时警方依旧不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于是从自杀、他杀两方面展开了调查。
警方第一个怀疑的是死者的丈夫，但在审讯过程中发现丈夫有不在场证明：那天晚上他和情人一起住进了离家不远的情人旅馆。警察也开始调查包括与死者经常往来的推销员在内的朋友关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搜查，却没有找到与案情有关的信息。
事件发生的第四天，也有报纸登出了相关报道，认为主妇更可能是自杀的。
法医没有直接参与调查，但对于自己负责验尸的案件，也有自己的见解。在法医看来，由于软管上没有打结，主妇不可能是自杀，她肯定是被别人勒死的。警方也十分重视法医的意见，加大了调查力度。事已至此，只能迎难而上。
此外，法医并不是在指挥警察，如果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就会给警方带来很大的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医也感受到了些许不安与旁人无法了解的责任，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但到了第五天，案子一下子就解决了。丈夫和情人曾留宿过的旅馆工作人员对调查的刑警说：“其实那天晚上情人曾偷偷溜出去过，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才回来。她给了我一些小费，让我不要向任何人说。”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情人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天晚上她是被主妇叫出来的，她离开了旅馆，准备了啤酒和安眠药来到主妇的家中。她向主妇道歉，并保证会和男人分手，之后两人一起喝了酒。主妇也许是一下子放下心来，也许是突然太累了。情人骗她说这是解乏的药，让她将安眠药喝了下去。
没过多久主妇就睡熟了。情人用橡胶软管将她勒死并伪装成燃气自杀的样子后，又回到了旅馆。在此期间男人一直睡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凶手其实很幼稚，她将燃气打开，以为可以伪装成燃气自杀，却没有考虑到勒痕。外行人也许会上当，但这绝对骗不了专家。
最近，不少人利用从电视、杂志等处学来的丰富知识，试图在神不知鬼不觉且不被警方抓获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虽说做坏事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在治安良好的国内，很难为了获取保险金而偷偷杀人，所以他们才会走出国门，想在没有目击者的地方杀人并伪装成事故。
三浦和义事件（1981年8月，日本人三浦和义之妻三浦一美(当时28岁)在洛杉矶旅行时，于宾馆房间内遭到殴打，头部受伤。同年11月，她在洛杉矶市内的停车场内遭枪击，头部重伤，一年后死亡。同在事件现场的三浦和义当时也受了重伤，但在妻子死后，他获得了1.55亿万日元的保险金。警方判断这是三浦和义导演的杀人事件。——译者注）、马尼拉国人被杀事件等案例都是此类犯罪的代表。如果一个人用锤子将另一个人敲死，那这明显是杀人事件，即便他费尽心思，想将其伪装成一起死者摔倒后撞到头部的事故，但对专家而言，他们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死者的伤口究竟是跌倒时造成的还是被殴打造成的。
活着的生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死去。从医学、社会的角度来说，人会走向死亡必然有一定的理由与原因。更何况是杀人事件，不管过程如何完美，从生到死的过程中一定隐含着矛盾与不合逻辑的地方。我们就是从这些地方发现问题，并找出真相的。
每日清晨在拿到报纸后，我首先会浏览刊登了各种案件的社会版面，以便了解当天大概发生了什么。一日清晨我看到一篇报道，题目为：
从电车上摔倒致死，背靠着的车门打开了
为了上夜班，一个中等年纪工人坐上了东京的有轨电车。两三站以后，他去商店买夜宵，回来时由于车上人很多，只能双手抱着食物靠在门边。
到下一站时，工人背后的车门打开了。车厢里有人一边喊着“我要下车”一边从人群中挤出来。工人被朝门口挤来的人推着向后倒去，怀里依旧抱着他的夜宵。也许跌倒时撞到了要害，男人不幸身亡。
我刚到医务院，就接到了这起案件的验尸委托，当即赶了过去。
在警官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为了验尸，我将盖在男人脸上的白布掀开，却发现他脸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擦伤，这和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情况不一样。我向负责调查的警官求证，他也表示，男人的确是从电车上跌下来，仰面倒向安全地带摔死的。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男人右侧的头部出现了跌伤，而且有一块头皮连着头发一起脱落了。这些伤口也许是跌倒时造成的，但脸部的擦伤又是怎么回事？我对此十分不解。偶尔，我也会遇到实际见到的尸体与事件描述不相符的情况。
我认真观察尸体，心无旁骛地开始验尸，这时明明已经死去的男人突然对我说：
“报道是骗人的。”
“啊，我知道了。请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我一定会和警方一起将凶手抓获！”
我这样答道。男人也回话：
“那就麻烦您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仔细观察了男人脸上的擦伤，发现锯齿状的擦伤其实是轮胎的花纹。为了解开所有的谜题，我们对尸体进行了行政解剖。通过解剖，我判断男人从电车倒向安全地带时，他的头部其实超出了安全地带的界限，他跌倒后出现的外伤并不是致命伤。
但下一秒，从那里经过的汽车的轮胎边缘就碰到了男人的脸，导致他右后侧的头部猛得撞上了混凝土路面或者安全地带的边缘，他的一块头皮连着头发也因此脱落，就是这时的压迫造成男人头盖骨骨折与脑挫伤，并当场死亡的。
目击者称男人是从电车上摔下来的，这点确实如此，只不过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谁都没有注意到罢了。
解剖的结果也表明，男人的死因不是跌倒造成的外伤，而是轮胎导致的压迫外伤。这起事件也被最终定性为肇事逃逸。在警方的全力搜查下，肇事者在三天后被逮捕了。原来他那天开了一辆小客车，为了将车停在车站前的停车场里，突然向左拐弯，导致汽车的右后轮碰到了跌倒在地的男人的脸。
即使有人问我，死亡是什么，我也无法清楚地描述出来。但我觉得，死亡就是一个人出生前的状态，是虚无的世界。死亡就是有机物向无机物的转变，是归零。
但是，我面对的死者却仍然活着。
【微小的呼吁】
法医在进行行政解剖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工伤事故。根据《劳动标准法》，受害人在遇到工伤事故时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但如果受害人是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大脑出血、心肌梗塞等疾病不幸病故时，相关负责人往往会以工作内容与病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此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工作中因为摔倒或其他原因撞到了头，当时并无大碍，但下班回家后，却在睡梦中突然死去。通过解剖，法医判断他的死因是心脏性猝死且伴有心脏肥大，或是脑动脉瘤破裂引发的蛛网膜下出血，是病死的。
但家属却认为，就算他是死于疾病，也应该与前一日外力导致的工伤有关。对于一个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来说，他们会这么想也是必然的。
如果这个人在工作中死于灾害事故，则会被视为因公殉职，符合工伤保险的规定，家人也会得到千日的工资作为赔偿。但这是否为工伤，并不是由执行验尸、解剖的法医，或者负责事故现场调查的警官来判断的，而是公司负责人在征得了劳动标准监督署的同意后，最终决定的。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由于此类事件需要精准的医学判断，劳动标准监督署也会征求负责解剖的法医的意见。如果我们认为病症很可能是由过度劳累或前一日的外力作用引发的，则会毫不犹豫地在意见书上写道，工作内容与病情间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不过虽然我们提交了很多份这样的意见书，被采纳的却寥寥无几。
一个五十多岁的投递员像往常一样，骑着他的摩托车准备出门工作。他工作经验丰富，身体健康，也没有什么旧病。只是那天，工人们为了上油漆，在邮局门口搭了一个脚手架。架子和路对面民宅的墙差不多高，从投递员的角度来看，架子的横梁很不明显。于是他一头撞了上去，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好在他带着头盔，伤势并不严重，他继续工作直到傍晚才回家。到家以后，他说自己有点不舒服，连最爱的酒也只喝了几口就早早睡下了。
过了凌晨一点，男人突然开始呻吟，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妻子发现他的情况不对，赶忙叫了救护车，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一个健康的人在睡梦中突然死去，这就属于非正常死亡，必须由法医进行验尸。在验尸的过程中，法医只在死者的手上发现了轻微的擦伤，脸部和额头都没有伤口，头部也没有出现异常。这虽然看上去像内因性急性死亡(由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但法医并没有忽视死者前一日的头部外伤。
这究竟是病死还是工伤？法医必须作出艰难的判断。通过解剖，法医判断他的直接死因是扩张性心脏肥大。此外，死者的脑部虽然有严重的淤血、肿胀，但并未出现损伤。右后腹膜下有轻度出血，大概是摔倒时撞到右后腹部造成的。除此之外，尸体并无明显异常。
尽管头部的外伤不是致命伤，但从死者受伤大约十三个小时后就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来看，我们不能否认，由头部外伤引发的大脑形态上的异常虽然轻微，但它却造成了大脑机能上的异常，也给心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通过解剖，我们只能判断出形态上的异常。对于不能通过尸体表现出来的机能异常，我们也束手无策。解剖医生在递交给劳动标准监督署的意见书上写道：
“死者之前就患有轻度的扩张性心脏肥大，虽然不影响日常生活，但很可能是由于他死前被撞伤了头部，引发身体异常，导致心脏病突发而最终死亡的。虽然解剖结果显示他是病死的，直接死因是扩张性心脏肥大，但他的死亡很可能是外伤引起的。”
至于最终的判决结果，由于之后没有人再联系我，我也无从得知。
一个男人在公司值夜班时，附近发生了火灾。原本在打盹的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赶到二三十米以外的火灾现场围观。火灾现场混乱不堪，除了消防车、警车、救护车以外，还有大批的围观者。
过了一段时间，男人开始担心空无一人的公司，他火速往回赶，却在小跑着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飞，不幸身亡。
通过验尸，法医判断他是死于交通事故导致的头部外伤，属于灾害死亡，但在填写尸体鉴定书(死亡诊断书)时，却不知道该写“工作中”还是“非工作中”。
公司的看法有些苛刻，他们认为是“非工作中”，因为值夜班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的安全，男人去火灾现场是为了凑热闹，回来时遇上交通事故只能看成是他玩忽职守。
几天以后，男人的妻子来到医务院。她提出申请，认为自己的丈夫虽然是在工作时跑出公司的，但绝不是去凑热闹，她不赞同公司的“非工作中”这一判断。
我也赞成妻子所言，但仅凭我个人的看法是无法修改相关文件的，所以我劝她去劳动标准监督署进行协商。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几个月之后，我接到了这家人的感谢电话，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和公司争论不休。在电话中他们告诉我，劳动标准监督署认为虽然值夜班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的安全，但如果附近发生了火灾等事故，就有必要去现场观察火情、风向等情况，判断火势是否会蔓延到公司，造成危险，这种行为并不属于玩忽职守。
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案例。一个男人在工地卸木材时，被从卡车上掉下来的木材砸中头部死去了。法医前去验尸，却没有看出尸体表面有什么致命外伤，只能将尸体送去监察医务院进行行政解剖。解剖结果显示尸体的颈椎骨折，颈髓也出现了损伤。
木材砸中了头部却造成了颈椎骨折，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一般来说，头部被撞击后会造成头盖骨骨折，人也会摔倒，但并不会引发颈椎骨折。法医觉得事故现场的情况与解剖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
警方再度展开调查，发现原来男人是在午休时一脚踩空，从公司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扭到脖子身亡的。公司认为男人的遗属很可怜，就和他的妻子统一口径，希望能将这起事故伪装成工伤。
公司的确是出于好意，但这种做法却是为了谋取工伤保险金的违法行为。而法医的工作就是查明事实，协助警方维护公正的社会秩序。
【继承人】
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当我们遇到一些特别的案例时，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早之前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住院的病人在一天清晨去世了，一直陪伴他的情人向主治医生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将男人的死亡时间写成傍晚。由于男人住院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和这位情人也成了熟人，他大概想着写成早上还是晚上都无大碍，所以没问原因就接受了情人的请求，将死亡时间改成了那天傍晚。
情人趁着天没黑迅速办理了结婚手续，于是事情就演变成：情人先成了男人的正式妻子，之后男人才死亡的。这是昭和三十年代后期的事情。那时，情人继承了男人的大量遗产，包括一家位于东京繁华街的价值六亿日元的咖啡厅和酒吧。
没过多久，男人的亲戚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当即提出抗议。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情人是在男人死亡当天办理的结婚手续。亲戚们知道男人是在清晨死去的，他们责问户籍负责人说，人都死了还办理结婚手续，简直是荒唐之极！
负责人在查阅了死亡证明书后作出答复：男人是在傍晚去世的，我们可以按照正规的流程受理该申请，女人确实是他的妻子。
亲戚们对此都表示无法接受，他们又赶到医院。主治医生承认，他是受情人所托，推迟了死亡时间。由于医生有伪造私人文件的嫌疑，情人有利用上述私人文件、伪造公证书原件内容的嫌疑，警方也介入了该案。
医生的犯罪意识似乎有些薄弱。他是出于好意才依照情人所愿推迟了死亡时间，他也许觉得情人可能会感谢自己，却没想到反而会招致他人怨恨。
结果医生好心办坏事，他导致了一场遗产继承之争，他的行为也被判定为不可原谅的违法行为。这起案件虽然在引起轩然大波前就被解决了，但由于这样的案件十分少见，媒体对其大肆报道，医生的社会评价也有所下降。
还有一起案件更为严重。在地铁修建的过程中，一天夜里地基突然下沉，敷设在民宅下方的煤气管道也出现了裂缝，未净化的煤气(当时使用的是煤气6B)随即充斥了居民的家，引发了爆炸与火灾。
数间房屋被全部烧毁，消防人员好不容易将火扑灭，却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家五口的尸体，父亲、母亲以及三个孩子。
经过验尸，由于父亲和三个孩子身上没有出现大面积烧伤，所以法医判断他们是因吸入了充斥在室内的未净化煤气，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而母亲已被烧得焦黑，所以法医判断她是被烧死的。事情可能是这样，父亲和孩子们在吸入了大量煤气后死去了，但此时母亲还活着，她是在随后的爆炸、火灾中被烧死的。
因此，法医在出具母亲的尸体鉴定书(死亡诊断书)时写道，母亲的死亡时间比其他家庭成员晚十分钟。
验尸过后大约一个月，有一天，父亲一方的亲属一同挤进了监察医务院。他们追问负责验尸的法医说：“明明是在同种状况下遭遇事故的，为什么只有母亲晚死了十分钟？就因为她晚死了十分钟，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快给我们出示医学证明。”
一家五口从未有过任何过失，一直老实本分地过日子，但施工的疏忽却导致他们包括五条性命在内的所有财产灰飞烟灭。
过失责任人自然要付给他们巨额的损害赔偿金，但原本应该接受赔偿的父亲和孩子们却先死去了。由于这时只有母亲还活着，所以自然该由母亲获得这笔赔偿。但十分钟以后，母亲也死去了。因此从法律上说，这笔赔偿金的大部分会判给母亲一方的亲属。两人结婚还不到十年，大部分的财产却判给了母亲一方。
父亲一方的亲兄弟对此表示十分不满。虽然他们要求法医出示医学证明，但法医也无法明确地区别并向他们解释这十分钟的时间差。法医很是为难，他也想将母亲的死亡时间改成和父亲、孩子们的一样。但先前出具的尸体鉴定书已被户籍负责人受理，而且由于母亲是被烧死的，负责人早就将她的户籍注销了。
法医无法轻易修改重要的文件，除非他能让法官认可自己修改死亡时间的理由。于是他们在家庭法院上进行了简易审判，最终，通过法律的程序，母亲的死亡时间也被修改成和其他家族成员一样了。
但是这次，法医又遭到了母亲一方亲属的强烈反击。他们责问法医，只要一味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能修改死亡时间吗？医学就是这么糊弄人的吗？结果，这场纠纷还是被搬上了法庭。
上野正彦：《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三年后，在法官的和解劝说下，夫妻双方被判定为同时死亡，这起争执不断的案件才就此平息。
那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拥有私家车的家庭也急剧增加。很多连续工作了一周的父亲会放弃周末休息的时间，带上家人出去兜风。去的时候还好，但回来时往往会因为劳累，在开车时睡着，结果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人当场死亡，有人在救护车上死亡，有人到医院才死亡，一家人的死亡时间各不相同。由于最后死亡的一方会拥有遗产继承权，所以围绕着亲人之间死亡时间判定的纠纷层出不穷。
这其中，甚至有人会一直开着人工呼吸器，即使伤者已经死亡，却仍在持续供氧，假装死者还活着。直到他看着周围的人纷纷死去，在确认了自己这方才是最后死去的之后，才对医生说，停止输送氧气吧。面对这种人，我无话可说。
此外，法官在经历了这起案件后表示，如果是在同种状况下发生事故导致死亡的话，即使家人之间的死亡时间有些不同，但在处理遗产继承这一问题时，仍然可以将他们视为是同时死亡的。我也听说，在这以后，日本的此类纠纷急剧减少。
如今，人们对死亡时间的判定仍然争论不休，引起各方注目的脑死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为了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原因，人为地修改死亡时间这一医学上的判断。即使是一份薄薄的诊断书，也有其相应的分量。
验尸常常会伴随着死者亲属的哀叹，有时也能听到他们的恸哭或者啜泣。虽说早已习惯了这些，但我的内心却着实无法平静。
尤其是在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时，我总是不忍心去听她的悲叹。母亲把事故中遇难的幼子紧紧抱在怀中，痛哭道：
“再叫一声妈妈吧。”
每当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呼吸困难，心也揪在了一起。虽然法医需要冷静地验尸，但我往往会被这种情绪感染，深陷其中。
有一次，我被带到某套公寓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母亲，倚靠在叠好的被子上。她怀里抱着一个大概一岁多的婴儿，正在吃奶。
我以为走错了房间，就朝负责调查的警官望去，却见他直直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婴儿，嘴唇还在不停地颤抖着。因为我验尸的对象，是那个母亲。看着这个不知道母亲已经死去，仍在心无杂念地吃着奶的婴儿，我们不禁黯然神伤，泪水潸然。
法医的工作就是和死者打交道，尽管已经有了相应的思想准备，但每当遇到这类案件，我还是会愤慨不已。虽说生死由命，但命运有时未免太过残酷，让人措手不及。
有一天，在结束了三具尸体的检验工作后，我们小组坐着检案车向第四起案件的现场驶去。负责开车的组员突然将车靠到路边，停了下来。司机已经上了年纪，不过他刚转来医务院不到一年。平时，他会载着我们飞快地辗转于案发现场间，但今天却开得非常慢。
“医生，请您稍等一下。真不好意思。”
他的语气有些不安，掏出手帕一边擦着眼睛一边说：
“眼泪糊住了，看不清路。对不起。”
他大概是在想刚才的那起案件吧。那个家中只有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母亲因病暴毙，留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男孩上初中，女孩才小学。我们极力忍着悲痛，直到验尸结束。
这之后也会有葬礼吧？他们今后该如何生活呢？我很担心这两个孩子，因此拜托负责调查的警官，希望他们能和民生委员好好商量一下，做好善后工作。警官也给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表示他们知道了，交给他们就行。
而我们不得不赶往下一个案发现场，于是我对助手和司机说：
“后续的事情都拜托警察了，别担心。”
“打起精神来呀。”
我拍了拍他们的头，离开了那里。
检案车上坐着法医、助手和司机，谁都不愿意说话。在沉重的气氛中，汽车仍停在路边。
“我也有个这么大的孩子。一没忍住就……”
司机一边说着，一边调整情绪，重新启动了汽车。
有一年年底，我收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东京都监察医务院院长敬启。我将包裹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些橘子和一封信。
信的开头写道：
“虽久闻监察医务院的大名，却不曾想过这竟会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从行文、字迹来看，写信的大概是一位有教养的老妇人。
“常言道，若父母先亡，子女亦能成人。但若独子先行一步，艾发衰容的父母又该何等悲戚，当真生无可恋。这一年以来，我日日以泪洗面，幸得宅心仁厚的医生再三照料。亡者虽不能回魂，但医生所做种种着实令我备感宽慰，不胜感激。这是门前田中所种蜜橘，不成敬意，望笑纳。”
寄信人那里只写着“伊东市仲尾氏”，具体名字则不得而知。我查阅了相关记录，没有发现相符合的人，又向快递公司打听，代理店的人说是一个没怎么在附近见过的老太太寄的。我还拜托警方调查了周围的居民，但依旧未能找到。自然，我代表职员写的感谢信也被退了回来。
在十多天后的年休日，我向全体职工宣读了这封来信作为年终总结。这让一直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安慰死者家属的职员们高兴异常。这箱共同收获的橘子的甘甜与酸涩，也在每个人的嘴里弥漫开来，渗入心底。
我也能感受到，在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中，有一种超出理性的，类似于本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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