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孙子兵法《始计篇》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他的祖先陈完为陈国人，时逢内乱，逃至齐国，受到齐桓公的重用，改姓田，后来因为伐莒国有功而赐姓孙。孙武在世时，齐国内乱，遂出奔吴国，隐居姑苏，著书立说。公元前516年，阖闾自立为王，任孙武的好友伍子胥多次向吴王推荐孙武。公元前512年，吴王召见孙武。孙武向吴王献《孙子兵法》13篇。吴王看后大悦，任命孙武为将军。其后，他与伍子胥助吴王三次伐楚，攻占楚国，破越国，辟疆土，战绩显赫，为吴王会盟诸侯、成就霸业立下了盖世功勋。　　孙武的结局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无从考证，只有他撰写的《孙子兵法》代代流传，不但受到军事界和战略家的重视，而且已经扩展到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如经济、体育、管理、外交等，尤以在商业和管理业中的应用最为瞩目。　　
　　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
　　国外研究《孙子兵法》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坐而论道。他们思路开阔，善于联想，受框子的束缚少，应用范围广泛，善于抓住《孙子兵法》中的精华，密切联系实际，常能提出出人意外的重大决策或观点。　　如在战略研究上，美国著名“脑库”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领导人福斯特于1978年11月向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提出了“上兵伐谋”的对苏新战略。曾参与这一“合作研究”的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把它直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运筹帷幄》中也提出，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应以“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做为美国与苏联竞争战略的总方针。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　　美军研究军事欺骗的专著《战略军事欺骗》，对《孙子兵法》中的“诡道”思想进行了研讨。所谓“战略军事欺骗”，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诡道”理论的发挥与发展。　　《美国海军学会月刊》1995年11月号刊登署名文章《中美海军南沙之战及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研究》，文章假设2006年中美海军在南沙海域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用《孙子兵法》原理（海上游击战）打败了用马汉海权理论武装的美国海军。这些研究成果均体现了其注重运用的思维特征。　　
　　从哲学思想看，西周以来以否定天命观为主要内容的朴素唯物论观点和迷信天命鬼神等唯心论的斗争一直存在着。军事斗争不迷信权威、只遵奉科学的特点，使更多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唯物论行事。《孙子兵法》“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正是对这种斗争作出的科学结论。　　我国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尚书·皋陶谟》所载“宽而栗（宽弘而严厉）”，“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强而义（刚强而合于义）”等“九德”，就已经包含着对对立统一原理的感知。《周易》中提出了许多相反相成的哲学范畴。　　春秋时期，人们对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更趋广泛和深刻。如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的论述说明人们已体悟到这一规律存在的普遍性。　　医学家医和提出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蕴含着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的萌芽。　　吴公子季札对周乐的议论，如“直而不倨（正直而不骄傲），曲而不诎（曲折而不屈枉），近而不逼（接近而不咄咄逼人），远而不携（远离而无二志）”等，也饱含着深刻的哲理。　　《老子》书更是集当时朴素辩证法认识之大成。《孙子兵法》汲取了这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兵家哲学思想。　　
　　孙武生活的地方原属周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周武王推翻商朝，主要依赖于他的谋略。他受封于齐后，享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　　太公望个人的经历、思想特点、周建国后担负的特殊使命等，使他非常重视军队和兵学理论。到齐桓公时，管仲实行军事改革，齐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尊王攘夷，东征西讨，盛极一时，尚武崇智之风发展到鼎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传统。　　据史书记载，齐人具有“宽缓阔达”，“好议论”，讲义气、尚豪侠，能忍耐，争强胜等习俗特点，这是尚武文化中较低层次的内容在人们心理上积淀的反映。　　韩信说，齐人“伪诈多变”，并非完全无据。它从正面说明了齐文化的尚智特征。这种文化是哺育优秀军事人才、创造先进军事理论的良好条件。先秦许多兵书都出在齐地，也说明了这一点。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体系。人们从不同角度可对之作出不同的概括。按照简易原则，我们大致可将其概括为关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原则问题、军队建设问题三个大的板块。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　　　　　　国家至上，胜利第一。这是《孙子兵法》战争观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孙子兵法》中18次讲到“国”字，85次讲到“胜”字，所讲内容充分体现了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思想。　　它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提出决定战与不战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利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制定先胜、全胜、速胜等谋略的着眼点也是国家利益。　　为了国家利益，要求将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对于国君错误的指令也可以不执行，执行与否的最高标准是唯民是保，安国全军。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要维护、扩大国家利益，就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孙子兵法》全书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到底是一部“制胜法”，从庙堂多算到战场指挥，从选将到教民，所有的谋划和行动都是为了胜利。　　最好是不战而胜，其次是战场打胜。总之，一切为了胜利，这是《孙子兵法》写作的宗旨所在。　　　　
　　重战慎战。　　《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是关乎国家存亡、人民死生的大事，因此强调必须对战争要高度重视，其《计篇》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重战，就必须要备战，所以，《九地篇》中强调，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做到胜敌一筹，甚至要“以镒称铢”，“先为不可胜”，造成绝对优势；还要在思想上“以虞待不虞”，不能松懈麻痹。　　重战，备战，但不可浪战，如《火攻篇》所说，必须要“慎之”，“警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多因素制胜。　　《孙子兵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要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就必须政治修明；否则，就会失败。这一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天是天时，地为地利。这两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自然性条件。　　将是将帅，《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　　法是编制、法规、法令的制定与施行，还包括后勤保障（“主用”）。　　后人称这五条为“五事”。另外还有“七计”，内容与此基本相同，增加了“卒”（士兵素质）和“兵”（武器装备）两个条件。　　“五事”“七计”之外，《孙子兵法》还看到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认为经济实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作战篇》、《用间篇》都论及这一问题。《孙子兵法》对战争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来说，无疑都是很高明的。
　　（二）关于战略战术原则　　　　孙子生活的时代没有将战争、战役、战斗区分开，在战争指导上也没有对战略、战法、战术严格区分。　　用今天的眼光看，《孙子兵法》中确实大量地论述了关于战争全面谋划问题，它是最早论述战略原理的名著。　　其中也有论述战法、战术的内容。但更多的理论则是既适用于战略，又适用于战法、战术，讲的是关于战略、战法和战术的一般原则。概而言之，有如下几条：　　　　先知原则。《孙子兵法·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就是预先掌握情况，预见战争胜负。　　《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必须掌握。　　《用间篇》对如何知彼作了专门的论述，提出了五间俱起的方略；《虚实篇》论述用计算、挑动、示形、试探性较量等方法了解敌情的问题；　　《行军篇》列举了30多种相敌之法。这些都是讲的“知彼”问题。书中对“知己”也多有论述，如强调国君对将帅要知；将帅对士卒之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要知；对士卒在不同环境下的心理特点要知等。　　先知是预测战争胜负的依据，是进行决策的前提，是指挥军队的先决条件（“三军所恃而动”），因此要不惜爵禄重金，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孙子兵法》关于先知的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是其战略战术原则中首要的原则之一。　　　　
　　先胜原则。　　《孙子兵法·形篇》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胜，就是先要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谋划等方面都胜过敌人。　　从国家战略角度讲，要通过“修道而保法”，使人民服从国家统治者的意志；要重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积累，形成如积水于千仞之山之势；通过外交斗争，孤立敌人，增强自己的势力等。　　在全局上占优势，还要在局部上也占优势，这就要合理部署，备其当备，攻其不守，守其必攻，而不能无所不备；　　在全局上处于劣势，更要通过专我分敌、示形欺敌等手段，造成自己局部上的优势，以专击分，达到战役战斗上先胜的目的，并逐步扩大为全局上的胜利。　　《孙子兵法》认为，实力优势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放松警惕，或不善谋划，既使在实力上处于优势，也会遭到失败。因此，它强调在强化实力的同时，在谋划上也须胜过敌人，正如《计篇》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全胜原则。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进而要求“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就是著名的“全胜”原则。　　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这里的“全”首先是指全局上的胜利，孙子主张，最大限度地使敌“全国”而屈，“全军”而屈，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是“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全”，是要求在谋划上全面周到，算无遗策，应释为“全策”，如既知利，又知害，既知进，又知退，既知奇，又知正，等等，这在哲学上叫两端分析，即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这个“全”讲的是思想方法的全面性，是一种完满无缺的“全”。　　三是处理好“全破”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中“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讲的是实际操作和结局，这个“全”并非一定完满无缺，“全”中允许有“破”，有“破”之“全”也是一种“全”，这是一种相对的“全”。国不能“全”，就退而求全军，军不能“全”，就退而求“全”旅，旅不能“全”，就退而求“全”卒，卒不能“全”，就退而求“全”伍。这些都符合“全胜”原则。　　可见，《孙子兵法》在全胜问题上认识到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了“全”与“破”相反相成的原理，在指导思想上，要求力争完满的“全”，在实践中，要“全”“破”结合。最终目的是使敌人屈服于我而把敌我双方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总之，谋全局，懂全破，筹全策，应是孙子全胜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懂全破是理论，筹全策是手段，谋全局是目的，三者相互为用，缺一而不可。　　实行这一原则的方法，《孙子兵法》也讲到了，归纳起来，大致是：首先造成我方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迫敌屈服的物质基础；使用威慑手段，威加于敌，夺敌将之心，慑敌军之气；伐谋、伐交与伐兵相结合，“破”“全”相互为用，以“全”策瓦解敌心，以“破”策迫敌“全”屈等。这一思想既是国家战略原则，也是军事战略原则，同时又是战役战术原则。今天看来，这一原则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致人原则。　　《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可见这一原则之重要。　　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讲的是关于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或者说是军队的自由权，对战事的驾驭权、对局势的控制权问题。　　战争是智与力的较量，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可以充发发挥自己的长处，即使短处也可变为长处，同时压制对方之长处，使我敌之间的优劣差距无形中成几何级数拉大，从而取得胜利。反之，就会被动挨打，遭到失败。　　所以，交战双方都倾其全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争夺主动权，通过“示形”、“分敌”、“击虚”、“先其所爱”，“以利动之”、“战胜不复”等手段调动敌人；同时，又通过用间、相敌、试探等手段识破敌人的阴谋，防止自己入人彀中。主动权问题，至今仍是致胜的铁则，是军事科学研究中一项常用常新的课题。　　
　　突袭原则。　　《孙子兵法》中的《作战篇》、《九地篇》突出强调进攻和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主张深入到敌国作战，认为“深入则专”，能充分调动士卒的斗志；可以“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等。　　进攻速决的最好方式是突然袭击，提出，“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为了达成突然袭击的目的，要求秘密决策，隐蔽准备，“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必要时，实行纵深奔袭，“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以巧成事。反对旷日持久，暴师于外。　　《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强烈地主张利用突袭手段，达成速战速决，一则从当时国家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困难角度考虑，时间过长，国家承受不起；　　二则从战争自身特点出发，因为只有突袭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取得胜利，这是由“兵之情主速”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的。　　三是怕诸侯之兵“乘其弊而起”，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奇胜原则。　　《孙子兵法、势篇》认为，“战势不可奇正”，要求“以正合，以奇胜”，即以正兵迎战，以奇兵取胜，提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不可胜穷。　　这一谋略原则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视为致胜的妙谛。但各家对奇正的理解诠释不尽一致。　　一般地说，符合常规的为正，超出常规的为奇。　　具体地讲，在兵力部署上，担任常备性任务的为正，机动力量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公开对阵为正，暗中偷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从军事心理上看，合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内的为正，出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外的为奇等。　　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生”，即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莫测。出奇胜制的要义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奇胜原则的主要特征是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与敌变化而取胜”，反对墨守成规。　　
　　由衷佩服！
　　击虚原则。　　《孙子兵法·势篇》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另在《虚实篇》中提出了著名的“避实而击虚”的原则。　　虚实是指兵力大小、众寡；士气的高低、凝散；军队的治乱、劳逸；兵势的锐钝、勇怯；部署的主次、坚瑕等。　　击虚是指打击敌人虚弱而要害之处。击虚可以使敌之实也变为虚，使强敌变成“易胜”之敌。　　《管子·制分》中揭示了击虚原则的底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李卫公问对》载唐太宗的话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识虚实之法甚多，如派间谍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在战场上“相敌”，通过“示形”迷惑敌人，运用试探手段使之暴露兵力部署等。一旦掌握了敌人虚弱之处，就应采取以石投卵之势对之进行攻击，如此，则无有不胜。　　
　　孙子兵法研究史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作者：于汝波
　　学，期以自用
　　任势原则。　　所谓任势，就是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　　《孙子兵法·势篇》之“势”的基本含义是力，它包括军队的正面冲击力（“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多向威慑力（“疾水漂石”），各种势力之间普遍存在着的互相作用的力（即所谓“态势”），自然界因各种差异形成的力（如地势）等。　　所谓任势，首先是要正确发挥自己主观的力量，这就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坚持谋胜，以巧成事，不硬拼实力，集中力量，渐蓄乍用，快速出击等。　　其次是充分利用客观矛盾之间互相作用的力量以达成我之目的。如石之不能自转，因山之险而成不可遏之势；物之难以力举，借水之疾漂之远去；矢之不能自射，凭弩之力而劲发，借他力为我所用，用小力而获大功。　　所谓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以“死地”之势使人自发地去殊死战斗。因势定谋，借势成事，是《孙子兵法》中一个很突出的谋略思想。　　
　　善守原则。　　《孙子兵法》不但强调善攻，而且也主张善守，即善于防御作战。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形篇》）。　　为了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必须首先做好战争的准备；在兵力部署上要重点守备，并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反对“所备者多”，更反对“无所不备”；　　其次，强调发挥防御作战的优势，“先处战地”，“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利用有利的地形，搞好防御伪装，制造假象，欺骗敌人；　　再次，在防御作战中灵活用兵，军队具有各种情况下的应变能力：“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敌“整众而来”时，先夺其所爱，以调动敌人，以攻为守，破坏敌人的进攻企图；或坚守不出，“画地而守”，使敌不得与我战等。　　《孙子兵法》的防御作战思想，在其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慢慢体会
　　《孙子兵法》的用兵思想非常丰富、深刻。还可以说出一些。人们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但有益的启示。　　
　　（三）关于军队建设　　　　《孙子兵法》中没有论述治军问题的专篇，其治军思想散见于各篇之中。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重视将道和以法治军。　　　　
　　《孙子兵法》认为，将帅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中的一项，将是“国之辅”，辅佐周密，国家必定强盛；反之，国家就会削弱。　　将是国家安危的主宰，是“生民之司命”。将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必须要有全面而严格的要求，这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　　智，就是要有智慧计谋，这是首要的，是由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居于“五德”之首。　　孙子的“仁”，既是一种德，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令民与上同意”。　　勇，是勇敢坚定。　　严，是制定法规、法令严明，并能严格执行。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这“五德”是一个互相限制又互相统一的整体，将帅必须将五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不能分割开来。　　正如贾林所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必须“五者兼备，各适其用”，才可为将帅。　　二是这种选将标准是对当时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否定，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因为它会触犯某些权贵们的利益，所以，提出者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
　　令文齐武是《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　　“文”指行仁、教化、爱卒、厚赏；武是威重、强制、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　　强调将士卒看成如“婴儿”与“爱子”一样，但坚决反对“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行军篇》）的治军方法。认为对士卒首要的应是爱，其次才是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上）　　要求平时对士卒要进行严格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把“士卒孰练”作为判断作战双方胜负的重要依据之一。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关系融洽，“与众相得”。　　战时，则要善于利用环境条件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士卒的勇敢精神。　　必要时，还要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置之死地，以激励士卒的斗志等。　　
　　从军事斗争看，战国时期各国用兵多与《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相合，其中最突出者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　　孙膑在桂陵之战中采用的“围魏救赵”之法，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先其所爱”、“攻其必救”思想的灵活运用。　　孙膑在马陵之战前向田忌建言中引用的“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原文是：“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运用《孙子兵法》取得成功的著名战例。　　另外，燕国乐毅采取的诱齐灭宋、争取与国、“举天下而图之”的攻齐方略；　　田单守即墨所采取的反间、奇袭之计；　　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先占高地、出其不意以打击秦军；　　李牧在防备匈奴中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等，都与《孙子兵法》论述的用兵原则相合。　　他们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史无明载。但从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战法和《韩非子》所说的“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来推断，他们不会是《孙子兵法》的门外汉。　　
　　从外交斗争看，战国时各国君臣、策谋游说之士使用诈谋的情况，如因势为资，据时为变，出奇用异，扶急持倾，倒强为弱，运亡为存等，足可令人眼花瞭乱，实乃变诈奇谋之大观。　　其中许多观点、计策、行为，都可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依据。如，谋士们认为，“计者，事之本也”，反对迷信天命鬼神，追求不战屈人，雄辩折人，“按兵后起”，因势乘便，以敌制敌，用间反间，争取与国，孤立强敌，“渔翁得利”，“黄雀在后”，以迂为直，权借时势等，似是对《孙子兵法》军事原则的例释或演义。　　《汉书·刑法志》中说，战国时，“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道出了纵横家与《孙子兵法》在思想体系上的承继关系。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确切地说，应为：《孙子兵法》为“战国相倾之说”提供了理论武器。纵横家对《孙子兵法》斗争艺术的需求和成功运用，也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善用，《孙子兵法》诚《孙子兵法》也；愚用，《孙子兵法》乃“孙子”兵法也！！！！！！！！！
　　战国的纵横家极力赞成不战而胜。他们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残费”极大，“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供）药”，“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此乃“虚中之计”，“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而不能使诸侯服，是极不划算的。　　在当时群强林立，形成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形势下，任何一国都不能单凭军事手段达到兼人并土之目的，只有通过伐谋伐交，才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理想效果，或为军事上的胜利创造必须的条件。　　因而，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极力推崇不战而胜，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深化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
　　战国时实行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有这样几种：　　　　联友分敌。　　《战国策》记录了大量的诸侯国在作战中争取盟友、分化敌军从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其意都在于强调在多元的战略态势下联合作战、孤立敌军的重要。　　如，秦为了攻楚，首先用诳骗手段破坏了齐、楚联盟；长平之战前夕，秦许愿归还魏之垣雍，使其在这一战役期间一直按兵未动。　　张仪曾对赵王说：“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　　秦对六国在总体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但在局部上却常能把对手们一个个推到孤立无援的位置上去，这不能不说是秦善于争取盟友、分化诸侯力量的结果。　　这些做法均体现了《孙子兵法》专我分敌的战略思想。　　
　　以敌制敌。　　根据多极则多矛盾的特点，充分利用客观矛盾，达到弱敌取利之目的。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是对这一策略的形象概括。　　齐灭宋后，国势煊赫，秦为了打击这一潜在的强大对手，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挑起了中原诸侯联合伐齐之战。这场诸侯国之间的大混战严重削弱了他们各自的力量，是秦以敌制敌策略的一大胜利。　　《战国策·齐一·邯郸之难》载，魏攻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段干纶提出不直接救赵，而是“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后果如其所料。这种残赵弊魏的打法，无疑也是建立在以敌制敌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些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任势而不责人的哲学思想。　　
　　利而害之。　　　　即从暂时、表面看是利敌、但在长远和实质上却是害敌的一种策略，其好处是容易使敌人上当。　　如卫鞅欲弱魏，却先强之，对魏王说了许多恭维话，劝其先行王事，然后以图齐、楚。魏王果然听从。于是，齐、楚怒，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秦乘机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苏秦为了打击齐国，采取了“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的策略，从燕至齐，极力鼓动齐王灭宋，齐灭宋后，遂成为众矢之的，为燕国伐齐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这种欲取姑予、以屈求伸的间接取胜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杂于利害和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　　
　　在别国最高领导层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在这方面，秦开展得最有成效。　　其做法：一是立足长远，拥立太子。如秦支持韩太子几瑟争国，造成韩乱。齐孟尝君田文入魏后，因恶齐把魏公子负刍之母齐女逐出魏国，韩秦劝秦昭王乘机娶齐女为妻，以使秦、齐和好而共立负刍为魏王。负刍立，因其母在秦必以魏忠心事秦；如齐女再返回魏国，亦会使齐、魏亲秦。无论怎样，都会对秦有利。这无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二是着眼现实，积极争取。在各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内或其亲属中物色、争取和扶植亲秦分子，如齐王建就一直是秦争取的对
　　象之一；楚怀王幸姬郑袖也曾为张仪所用而干预朝政。韩、魏、赵、燕等国中也都有亲秦势力存在，每在关键时刻，他们就出来为秦说话。秦通过他们左右其国内政策，坐收攻战所不能得到的利益。　　三是派出心腹，担任要职。如先后使张仪相魏，使张唐相燕，“内韩珉于齐，内成阳君于韩，相魏怀于魏”等。利用合法手段，在其他国家最高决策层中积极培植、争取、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无疑是不战而胜最紧要的策略。　　
　　用重金收买内间。　　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天下之士合纵攻秦，范睢派唐睢载音乐，携重金，至武安（在邯郸西，属魏），“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赵将李牧连败秦军，秦就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郭开于是诬陷李牧等要造反，赵王迁遂杀李牧，秦乃得以轻取邯郸。　　齐王建的相国后胜也因“多受秦间金玉”而为秦效力，“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从而加速了齐国的灭亡。　　秦把金钱作为向敌国进攻的武器，其杀伤效力不在刀枪之下。可以说，战国时把《孙子兵法》的用间思想就已运用得相当纯熟。
　　威慑以屈人。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到了“威加于敌”的思想，战国时纵横家将之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外交斗争之中。　　张仪实行连横，苏秦倡导合纵，都带有威慑屈人的战略目的。　　《赵国策·赵二·苏秦从燕之赵》章中说：“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张仪也说，由于赵实行合纵，“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说明合纵的威慑战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张仪游说诸侯连横事秦时，使用的多是威慑手段，均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张仪说赵王：“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赵王完全被这种心理战术所慑服，只好割地以求和。
　　雄辩以折人。　　　　纵横家认为，若要使人不战而屈，还必须有善辩之人说服对方。这种善辩能力由广博的知识、对天下形势的深刻认识、对人们心理特点的准确掌握以及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多种因素构成。有了这种能力，就可雄辩胜强兵。如鲁连反对帝秦而退秦兵，顿弱游说诸侯使“四国毕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盛赞苏秦说：“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其中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者强调不战而胜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晕倒 说说怎么用在股市方面呀
　　《孙子兵法》被非军事领域加以借鉴和运用，对当时的生产经营、医学发展等起了推进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白圭“乐观时变，人予我取，人取我予”，“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法”，他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关于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生产经营的最早记载。　　
　　对《孙子兵法》亦不可尊之过度。孙武书并非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乃“辅”国之一经，而非“主”国之全术。　　“将者，国之辅也”，孙武话说得很清楚；“将”是国之“辅”，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孙武之术。在“国之辅”中，它又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经”不能代替“文典”，犹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经”一样，二者必须兼“辅”，国家缺一而不可。　　知孙武书非万能之术，则不可用它去套世上万事万物，硬套就难免出错，如孙子之“诡道”，乃是讲的对敌斗争的手段，就不能像战国时一些人一样用之于自己人内部。　　还是唐人裴行俭说得对：“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对自己人应以诚信为本，施诡用诈，虽可得益于一时，但却伤在根本，患伏长远。总之，对《孙子兵法》尊奉过极，使用过滥，也会将其推向反面。　　
　　不知所云
　　《三略》晚于《六韬》，《六韬》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它们均属于“政兵书”，是既谈兵略、又讲政略的兵书。此书继承了《孙子兵法》这一“正兵书”的某些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　　《李卫公问对》卷上说：“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指出了在兵权谋中这两个流派的存在，但没有展开论述，以致有些读者对此言感到莫名其妙。　　《孙子兵法》和《三略》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如都主张争取“全胜”，都认为将是“国之司命”，都反对“将从中御”，都强调赏罚严明等。　　但二者也有很多不同，其不同点集中体现在“正”和“政”这两个字上，即《孙子兵法》是比较“正宗”的兵学著作，可称之为“正兵书”；《三略》内容则是集军政于一体，则应名之曰“政兵书”。　　二者培养的目标就不相同，《孙子兵法》主要培养的是将帅；而《三略》等则是“帝王师”（《三略》卷上），《史记·留侯世家》称为“王者师”，所谓“帝王师”或“王者师”，都是指君主的高参。由此而决定了两书内容各有差异：《孙子兵法》研究的是军事问题，以军事为中心而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内容；在军事问题上，它又着重研究的是战争，揭示的是战争的一般规律，重点又是讲用兵艺术，战前战后的问题不是其讨论的重点。　　《三略》等既重军事，又重政治，既讲战争之道，又谈治国之方，既言战场致胜，又谈战后守功，其论用兵之道不如《孙子兵法》精深，但注重从政治上考察各种社会矛盾却是其长。《孙子兵法》从将帅的职责出发，强调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能打胜仗的就是好将帅，对战争的性质没有论及；　　《三略》等已将战争明确区分为义和不义。《孙子兵法》从夺取战场胜利出发，重“诡”甚于重“信”，重“奇”甚于重“正”，重“智”甚于重“仁”；　　《三略》等受黄老思想影响，虽然也主张以诡用兵，出奇制胜，但同时更强调以“正”治国，明确“诡”是实行“道”的手段，“道”比“诡”高一层次；以奇用兵要为以正治国服务，“正”占中心位置；军事谋略与政治谋略兼施，强调政治谋略对军事谋略的决定、指导和制约作用等。　　《三略》与《六韬》等一样，对《孙子兵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而成为有别于正兵家的又一流派政兵家的代表作之一。　　
　　正兵家与政兵家因有差异，故能互补。中国古代军事家大致可分为“高参型”和“将帅型”（《问对》称“张良”型和“韩信”型）两大类。这两种类型军事家的出现，与这两种传统军事文化在他们心理上的不同积淀有着密切关系。
　　存世汉代军事著述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淮南子·兵略训》。　　这篇军事文论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与黄老学派思想相融合，集中论述了自己的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原则和治军思想等，提出了“分不均，求不赡则争”的战争起源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政胜思想，“乘众人之智”的将才思想，重视因势“权变”的作战指导思想和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等。　　文中对《孙子兵法》之文多有征引和阐发。如其中讲到：“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上将之道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等。这些话有的是直接引用《孙子兵法》原文，有的师其意而改其言。　　还有的对《孙子兵法》的思想有所诠释或阐发，如文中所举用兵上、中、下三策即是对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思想的阐发，“十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是对孙子集中兵力思想的形象比喻。“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则是对孙子“将能而君不御”思想的补充。　　《淮南子》所言用兵“八孰”（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也是对孙子“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的修补。总之，《淮南子·兵略训》在沿袭继承孙子思想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发展。　　
　　汉人在战略谋划方面表现出通揽全局、高瞻远瞩、运用多种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进行决策的思维能力，较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大进步。从这些言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兵法》基本理论对当时的实际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如上所言，韩信是精通《孙子兵法》的，他的“汉中对”即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思想的高明运用。他对当时“霸天下而臣诸侯”的项羽的分析可说是透彻见底，入木三分；对当时力量还较弱小的刘邦也揭示了其本质方面的长处。　　韩信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的措施和“举而东”，“定三秦”以争天下的战略目标，也是对孙子“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具体运用。　　再如，贾谊认为，国家和平时期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是防止藩强割据乃至反叛朝廷。他认识到，“势”是超越人们主观愿往的决定事物发展的客观力量，在战略决策上应注意从“势”上把握和驾驭局面的发展。　　他说：“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高者难攀，卑者易凌，理势然也”（《阶级》），认为诸侯王是否造反，并不决定于他们个人主观的善恶，而是决定于客观形势，“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藩强》）。　　因此，要消除藩强，就必须创造有利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态势以制约他们的心理，而不仅着眼于其个人的品质因素。　　这种制定战略的出发点与孙子的“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在维护国家统一、防止民族分裂这一大战略层面上对孙子任势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孙子兵法》军事运用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孙子兵法》更显现出它的兵经本色。　　运用《孙子兵法》突出者，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满宠、邓艾、钟会、羊祜、杜预、刘裕、崔浩、慕容恪等。概括起来，他们在运用《孙子兵法》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重视谋略致胜。　　众所周知，《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崇智尚谋。这一思想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家们所重视。　　如曹操用兵以诡诈著称，诸葛亮称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后出师表》）。在奖赏方面，他提倡“虑为功首，谋为赏本”。　　诸葛亮是著名的谋略家，被人们视为智慧的化身，多谋的象征。　　司马懿老谋深算，诡诈不逊于曹操，在征公孙文懿时提出“兵者诡道，善因事变”的主张，其指挥作战，以诡诈取胜的事例甚多。　　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中可说是奇谋迭出，变化莫测，让人目不暇给。贵谋尚智已成为当时时代的风尚。　　
　　三十六计，走为上
　　直接用《孙子兵法》的谋略指挥作战的典型事例也很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指挥员对这部兵经内容的闲熟。　　试举数例：　　　　①用于敌情判断：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军伐魏，司马懿坚壁不出。诸葛亮用计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为控制部队的求战情绪，采用借旨遏将之法，请皇帝下令不准出战。诸葛亮分析其心理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即乃孙子之名言。　　公元537年，东魏高欢为报潼关之败，率众渡河涉洛，至于沙苑攻打西魏宇文泰，西魏将尽皆失色。宇文泰族子宇文深分析说，高欢“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所谓“忿兵”，即孙子所说的“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之兵。事实证明宇文深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②用于欺骗：　　　　三国魏将满宠为诱骗东吴水军登陆，达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之目的，上表建言：“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福生于内矣。”满宠用此计亦获得成功。
　　③用于奇袭：　　　　三国魏将邓艾攻蜀，建言由阴平入蜀，以“奇兵冲其腹心”，并引《军志》之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一战破蜀。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见于《孙子兵法·计篇》。　　三国魏将毋丘俭、文钦反，谋士王基向司马师进言：“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劝速进兵征讨。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集合齐后再出发，王基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于是先敌进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毋丘俭果然来争，闻王基先到，只好退保项城。
　　④用于围困：　　　　十六国时，前燕大臣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围而不攻，众将请战，慕容恪说：“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慕容恪因此亦获得成功。“十围五攻”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简略说法。
　　讲究伐交艺术。　　　　《孙子兵法》是多极斗争时代的产物，其思想适用于多极战略格局下军事的、外交的、政治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错综复杂的三角乃至多极斗争为《孙子兵法》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多极斗争中重要的斗争方式是“伐交”。为此，《孙子兵法》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论断；主张结交诸侯，争取盟友，“衢地合交”；认为要结交诸侯，首先须知其谋，“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强调要有威慑力量和善于使用威慑手段，孤立分化敌人，“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等。孙子的这些论述为多极格局下的伐交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三国时魏、蜀、吴之间的三角斗争，或蜀吴联合以抗魏，或魏挑起吴蜀之争而坐收渔利，或蜀为联吴抗曹而实行“略其衅情，求犄角之援”的策略等，将三角下的伐交艺术推向了极致。　　　　南北朝时的伐交斗争也是异彩纷呈，如石勒以伐交手段分化晋军，攻灭王浚；刘裕挫败后秦的虚声恐吓，坚持攻打南燕并取得胜利；崔浩为实施先北后南战略采取联友分敌手段；宇文泰制定西辑北抚方针等，都体现了伐交与伐兵相结合的思想。　　
　　注重攻心战是三国时期伐交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诸葛亮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攻心策略，并取得成功，已是尽人皆知的故事。　　另外，司马氏统一三国，实行了“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的手段。钟会在蜀将姜维投降后的上言书中讲到：“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根据孙子的这一思想，他禁止士卒抄掠，虚己诱纳蜀人。　　晋将羊祜“尤好……孙吴兵法”，为边将时，“与吴人开布大信”，“绥怀远近，大得江汉之心”。吴将陆抗认为，“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告诫诸将：“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双方展开了以“信义”和“德量”为武器的政治攻心战。　　三国时期以攻心为重点的伐交斗争，配合军事手段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这在中国军事史上颇具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伐交思想。　　
　　唯心主义崇拜辨证法
　　唐代政论家陆贽提出，对边远少数民族的侵袭要采取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指导原则，如“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脆弱之敌，要“夺人之心”；对坚强之敌，则“观衅而后动”。这些策略都包含着孙子的思想，有的直接引用了孙子之言。　　唐武宗平刘稹时，杜牧提出了扼险、“捣虚”、“速擒”的谋略，为宰相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泽潞平，略如牧策”。　　他还建议，为防御回纥、吐蕃扰边，可选择在敌人自恃天寒地远、认为唐军不会进攻他们时发起攻击，“击其空虚，袭其懈怠”，以达积极防御之目的。这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思想的灵活运用。　　苏定方平定西突厥，李愬袭蔡州，都堪称是孙子“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思想的杰作；　　张巡守睢阳所用草人借箭、真兵杀敌之法，已将有无相生、虚实变化之术用至极致；　　郭子仪单骑说降回纥、用骚扰之术吓退吐蕃、智败仆固怀恩、平定河东等，则已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运用得出神入化。　　五代晋梁柏乡（今属河北）之战中周德威向李存勗提出的“以逸待劳”、“因其将退而击之”的建议等，亦与孙武思想合。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在作战指导上体现的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击溃战思想；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　　正确料敌、“一举两克”的围城打援思想；　　水陆协同、多方误敌的渡江攻城作战思想；　　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思想；　　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思想等，均符合《孙子兵法》关于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大战略》一书是美国在1973出版的一本较系统地论述美国战略问题的著作。作者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是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专家、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书中除重点叙述了当代美国的各派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外，还讨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等有关国家战略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该书在战略创新者、大战略的含义、作战原则、冷战的性质以及越南战争的教训等方面都援引了孙子的名言，对《孙子兵法》作了高度评价。　　例如，该书“代序”中的“公认的战略创新者”一节里开宗明义地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之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在第三章《战略的实质》中，作者谈及大战略的含义与利德尔-哈特的结论（即“大战略”的“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等语）时，指出“这不完全是个新观点。孙子早已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第四章《作战原则》中，作者根据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作战原则以及富勒的现代作战原则，综合英军、美国陆空军、前苏军的作战原则和要素，列出“目标”、“进攻”、“集中”、“节约兵力”等18项作战原则。其中，《孙子兵法》占了前面的6项，包括“突然性”的作战要素。可见，《孙子兵法》的思想仍对现代作战行动起着指导作用。　　柯林斯用孙子名言对“机动”原则，尤其是战略机动的实质分析得十分精辟。　　他说：“机动是实现集中的手段。机动是与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质上的静态相对立的。它意味着将战略重点迅速从一种方式转到另一种方式的能力，这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调整部署一样重要。孙子在许多世纪前就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根据计划、压力或意料不到的时机等情况，机动性不仅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
　　　真是好帖子啊 　　　　　　　　　　阁下　　字迹工整， 文笔极佳， 才思敏捷， 过目不忘，　十年寒窗，　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文武双全， 雄韬伟略， 谈吐不凡， 　　　　　　　　　　　　　 谈笑风声， 高谈阔论， 眉飞色舞， 运筹帷幄， 言简意赅， 完美无缺， 　　　　　　　　　　 一针见血， 远见卓识， 义正词严， 一气呵成， 大显神通， 出口成章， 　　　　　　　　　　 出类拔萃， 出神入化， 万古流芳， 一本正经， 一箭双雕， 长篇大论， 　　　　　　　　　　 功德无量， 力排众议， 力挽狂澜， 气贯长虹， 气势磅礴， 气吞山河， 　　　　　　　　　　　　　　坚韧不拔， 身体力行， 空前绝后， 视死如归， 英姿焕发， 奉公守法， 　　　　　　　　　　　　　　艰苦奋斗， 忠贞不渝， 舍己为人， 大公无私， 一尘不染， 横扫千军， 　　　　　　　　　　 叱诧风云， 排山倒海， 雷霆万钧， 惊心动魄， 惊天动地， 见缝插针， 　　　　　　　　　　　　　　无孔不入， 千篇一律， 口诛笔伐， 文从字顺， 十全十美， 无懈可击， 　　　　　　　　　　　　　　无与伦比， 励精图治， 壮志凌云， 高瞻远瞩， 忍辱负重， 盖世无双， 　　　　　　　　　　　　　　龙飞凤舞， 一丝不苟， 身兼数职， 日理万机， 明察秋毫，　英明果断， 　　　　　　　　　　　　　　分身有术， 孜孜不倦， 吾等楷模 ………………………………………… 　　　　　　　　　　　　　　在下对你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长江之水 　　　　　　　　　　连绵不绝 　　　　　　 　　　　　　　　　　　　有如黄河犯烂一发不可收拾！　　　　
　　上面词藻卖弄风骚啊！
　　孙子兵法：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园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写的多好啊............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___________________　　　　任趋势自由发挥，设好止赢点和止损点，不要责怪推荐人和庄家。
　　..........尤其是战略机动的实质分析得十分精辟。　　　　他说：“机动是实现集中的手段。机动是与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质上的静态相对立的。它意味着将战略重点迅速从一种方式转到另一种方式的能力，这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调整部署一样重要。孙子在许多世纪前就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根据计划、压力或意料不到的时机等情况，机动性不仅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　　
　　上面这段对应变530事变很有价值！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疑矣；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惑矣。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　　
　　欢迎加入 股票群
8881511　　
　　你是强人，隔了一年翻旧贴
　　现在是不可胜者，守也。守则有余。藏于九地之下。希望能自保而全胜。
　　我觉得军形第四的要点是：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并不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而是“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虽然我是孙子的粉丝，但我觉得藏于九地攻于九天更像是兵势。我小的时候看的画本里每一句孙子的原句后面就是一个小故事。虽然故事和原句我都没背下来，但貌似没有这么浅。　　这一篇在天涯还算比较好的，不知道大家都不好意思还是自珍自重？很多高手说起大势来绵绵不绝，可是到了具体技术细节处理，能惊鸿一瞥就算对你好的，想学点东西几乎处处要靠百度大神。俺又胡又汉，你们的毛病俺也都有。除了这以外，帮别人不一定能落好，万一被腹诽句：那傻鞑子。。靠，那真是何苦来哉。哎，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吧。有啥想法到自个博客里面涂涂鸦，也省的见笑。。
　　&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应该是“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
　　这个我得顶以下，最近正在看
　　泰然自若
　　记号。。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