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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你敢不敢想，你在体制内会成为悲催一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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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年4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参加博鳌论坛期间，在谈到年轻人安全感的问题时曾发过一条微博：“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周遭的环境从来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是你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自己。”不过有趣的是，这句话后来在微博世界里非常搞笑地成了李嘉诚的名言，并被大量转发。
　　忽然，想起了前几天看了《南方周末》的重头报道《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扫大街也是公家的人”》，又令我想起去年谈论过的“安全感”话题。这些竞争清洁工岗位的高学历毕业生，看重的并不是清洁工作本身的高尚，而是“事业编制”，所谓拿到“事业编制”即获得了所谓的“安全感”，“安全感”已成为当下社会年轻人关心的首要话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家长，都把体制等同于安全感，纷纷向体制内寻找安全感。年轻人正主动或被动地迷恋上了体制内的生活，争做“公家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倒退。多年前被抛弃的陈旧观念，如今又被捡了回来。
　　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故事。一是我认识的一位小区保安，夫妇俩都是国企下岗职工，俗称“4050”，年轻时吃的是响当当的“公家饭”，都以为会在一家国营企业干一辈子，所谓：“政府不垮，我们不垮”。而事实是，夫妻双双遭遇下岗，被买断工龄，丈夫最终做了小区的保安，妻子在一家私营服装店做营业员，拿着最低的工资。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有过这样人到中年被抛弃的经历，他们却一定要自己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考公务员，因为仍然认为“只有进体制才有安全，干什么都没关系”。
　　另一个家庭则是来自相对富裕的阶层，妻子是我的朋友，夫妻两人改革开放之后辞去公职下海，开私人牙医诊所，经营多年，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家底。女儿大学毕业刚开始的两年很有上进心，进了一家外企，月薪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刚想在职场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妈妈却托关系给她找了一家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到手收入只有2000多元。这个女孩每天开着父母给买的跑车去单位上班，中午照例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带回办公室。这么一算，她每天是贴钱上班。可妈妈却对她说：“赚不赚钱没关系，我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样才有安全感。”如今这个女孩子已经完全没了当初在外企打拼的劲头，因为她觉得目前的工作挺容易混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体制，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现实或者预期，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回流。
　　其实比体制更具毒性的，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的认识。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开放并不可能逆转、走回头路的时代。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或许更多的是给大家对安定生活的想象，走上一条貌似稳定的人生道路。然而，像当年的4050从没想过会下岗一样，所谓的“稳定”仍不可预测，前途凶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明年我国将努力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建设，公务员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目前臃肿的公务员队伍10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下岗潮。特别是，逐渐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精简机构，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也正在向企业改制。缺乏商业社会的生存技能，加之长期形成的国有单位固有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会让如今在体制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很难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头再来”。
　　已有智者给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生涯算过一笔帐：中国公务员689万，起步22岁+试用1年+科员3年+副科3年+正科7年+正处11年=47岁，大多一辈子只能到正科。假如在衙门里呆几十年，才混到正科级，碰到精兵简政的风潮，你可怎么办。
　　近两年我们谈论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蚁族”，指的是体制外那些为生活艰难打拼的青年。“低收入”、“群租”、“生活艰辛”，成为形容部分大学生毕业后生活状态的标签。相比体制内的青年，他们的生活确实显得“悲催”。然而我在不同的场合，一直在为“蚁族”加油。年轻人的付出，只要努力，配合一定的眼光，必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正如我文章开始提到的，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要看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跨度，只要尚未走完一生，人都不能过早给自己结账，计算这辈子是赚了，还是赔了。
　　而若干年后价值回归时，今天这些期待旱涝保收、向体制要一生安全的年轻人，明天多半会成为最悲催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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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未来，青年人在发生一种变化，你可以用很多词语来描述这种变化，比如保守、求稳，又比如务实、理性。
　　无论怎么描述，这个变化在缓缓地发生，仿佛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
　　讴歌自由选择的曲调还在空中飘荡，创业的潮水也还在拍打着时代的沙滩，而更多的年轻人，已经默默地转向，拥挤在人群中，向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进军。
　　在那里，可以操作更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自我的价值；在那里，也可以受到那巨大力量的荫惠，求得一己的安稳。
　　他们为何而去，自都有答案。
　　在很多年以前，进入这些机构的人，都被称为干部。只要上了大学，他们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可以成为“公务员”；只要毕业，就有房子在不远的未来等候他；甚至前途，也不用经过激烈的竞争，将来，明了可见。
　　在1980年代，那如同磐石或者结石般的未来，也有显而易见的缺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那个时代，这首诗的再度走红，或能说明问题。
　　改革开放，让可能性变得更多，“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们”渴望到更炙热的地方，抛洒青春。实现自我价值，无论理想还是物质，都变得那么顺理成章和无比迫切。
　　当更多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企业)脚步滞重，当政府机构分配的房子也只是幽暗的筒子楼时，国退民进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青年人对未来的看法中。
　　评估一番，当发现失去的只有沉闷的岁月，年轻人对自由的选择，坚定无比。
　　然而，凡事均有代价。事实上，自由尤其依赖规则，依赖个**利与义务的清晰界限。
　　而当民生成为大问题之后，对未来看法的重新评估不可避免。
　　寻求稳定的一代人也慢慢成形。他们的每个个体的选择都无可厚非。
　　自由的代价是个人的不确定性；稳定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许，是集体的一种不确定性。
　　转型的中国，需要方向，也需要力量和创新。
　　无论怎样，多年以后，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代价——那些寻求稳定的年轻人们留下的遗产。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
　　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学谈起大家毕业后的发展，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东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天天是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着的。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报考新疆塔城海关。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羡慕嫉妒恨”。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第二轮面试是八选四，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员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爷爷和李政开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泰安，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泰安去的。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是一个“杂活儿”：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曾经有一周，王艾寒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宿舍中首个结婚者。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泰安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其中，泰安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试必考。”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男的在一家民营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也很低。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元一个月，两个人打算近期结婚，可是济南的房价涨得也很厉害，他俩的婚房到现在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回泰安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威海市一个事业单位。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威海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威海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他接到了又一大学舍友通知婚讯的电话。毕业后，这位舍友回了老家广东的一个县城，其父是当地政府公务员。舍友在广告公司待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政府实权部门的公务员。舍友曾经向宿舍里的兄弟们感叹：花了好多钱的哇！
　　电话中，舍友说自己两年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机关单位没有太多的光明，没有太多的理想，仅存的一点点激情都会慢慢消磨掉。
　　不过，舍友也说自己现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许多，不再那么愤青，自己尽心尽力就好。
　　最后，他们在“公务员的魅力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第一，如果真的想做点实事、好事，处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其次，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现在很多人找对象都希望找公务员；第三，不管怎么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错，虽然没有企业挣钱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业更有保障。
　　当然，对于王艾寒来说，公务员的魅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能够更好地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爱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报考了国家公务员。
　　成功“突围”
　　王艾寒在临考前约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每天晚上做题，一共做了十套真题和几套模试卷，然后就到济南考试了。
　　他说，这绝非不重视，一是因为报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起来400多页纸，确实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
　　成绩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短信查询成绩：进面试了！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打电话报名参加某著名公务员辅导机构的面试辅导班，地点在北京，为期一周，学费4280元。其实，他本来想报名的是为期两周、学费一万的特训班。校方承诺，参加特训班，如果面试失败，退款八千，而学费4280元的这个班是不退钱的。特训班针对考生要面试的某一职位特别设立，王艾寒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有人报名了。
　　面试辅导班学习结束，王艾寒回威海，照常上班，静候面试的到来。
　　他比面试时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选了一个离面试地点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宾馆住下。面试前一晚，他承认自己“无比的紧张”，晚上一直不停给朋友同学打电话聊天放松，看电视没心情，翻了会儿书看不下去，十点不到就躺下睡觉，但是睡不着。
　　面试当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本来说是第二天电话通知结果，他就把手机放在宾馆充电，自己出去闲逛了。结果刚回房间就听到电话响，拿起来一看号码是北京的，心顿时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面试通过了。几乎没有时间激动，他接连拨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电话报喜。
　　他永远记得面试通过电话打来的时间：19点10分。
　　当天，在北京的大学舍友请他吃饭。这么大的喜事，两人没喝一口酒，害怕影响了王艾寒第二天的体检。
　　体检结束，王艾寒坐火车回威海，一路上还是一直打电话聊天。尽管知道体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没敢吹牛说自己过了，在期盼已久、触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再低调”。
　　回威海半个月后，王艾寒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心思再干了。辞职后，他每天上网，看书，因为将来要从事文秘工作，他开始特意关注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
　　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可是，对于即将在北京开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欢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蚂蚁一样的人群，还有永远灰蒙蒙的天，甚至开玩笑说威海厕所里的空气都比北京大街上的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练出挤地铁的本领，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够尽快适应北京的空气。
　　进入体制内，王艾寒也没有旁人所认为的特殊的成就感：“考上公务员不代表任何成就，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只是，与其毫无意义地宣泄对体制的不满，还不如真正地进入体制，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
　　不过，他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女友在威海当公务员，他在北京。他用考上公务员捍卫的爱情，还要继续破题。
　　“她也往北京考，也可以在北京先找个工作。总之尽快也去北京吧……”王艾寒对自己的爱情充满信心。& &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大楼。很多年轻人梦想进入中移动这样的央企。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他把这里当做极具魅力的城堡，消磨着曾经的热情，但并不后悔留下。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
回家的诱惑
　　回家的诱惑
　　回到滨州，暂时没有活干，距离自己四年前制定的五年规划，武征觉得手里没有筹码去实现。回家，是个诱惑，更是个纠结。
　　中国周刊记者&&张友红 山东报道
　　武征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成就人生梦想”的典型代表，他勤奋，能吃苦，有明确的人生规划。
　　但是，一切都在2008年的春节改变了。老父亲希望他回到滨州老家。
　　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没有火车站，也没有他所从事的行业——信用担保软件开发。
　　但是，人生就这么突然转弯了。老父亲的一番话和妻子的期望，让他最终决定回家。
　　在北京，他可以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回到滨州还能保障这个收入水平么？从一个三线城市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曾经壮怀激烈
　　再往前推八年，武征第一次远足。
　　2001年，他考取了重庆通讯学院，这是一所军校，武征作为军校招收的地方生被录取。地方生的特点是，和国家统招军校生一样接受完全的军事化学习，但是不能享受国家包分配服务军队的待遇。
　　武征在学校里是先进分子，进校第一年就入党，当着不大不小的学生干部，时常对着上百名学生讲话。按照军队里的话说，他就是那种“政治合格，思想牢靠，技术过硬的好同志”。他一心想“锻炼自己，做点事”。
　　2004年底，作为毕业实习，武征带着5000块钱跑到深圳，进了“深圳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做信用担保软件的公司。
　　生活条件和所有“漂族”一样：早上2块钱买两个馅饼，中午6块钱买个盒饭，晚上4块钱买四个馅饼……一间15平米的无窗小屋，两人住，轮换睡地铺。
　　心气也和大部分“漂族”的心境一样：吃苦没什么，干点事出来！
　　略有不同的是，他的人生规划具体到了数字上：五年赚100万！
　　家人对武征的这个选择颇有意见。按照家里的关系，如果毕业就回家，武征可以进本市建设局下面的事业单位，安安稳稳，衣食不愁。
　　武征不愿过这种生活，公司老板的话更让他兴奋：“和有钱人打交道，你也会变成有钱人！”
　　2004年，信用担保软件还是个很前沿的行业，交易的双方也都是做民间借贷的老板们，是有钱的主，武征觉得自己找对了行。半年后完成实习，签约为正式员工，开始做市场，拿提成。
　　后来，他还和要好的朋友做过一个软件公司，领域也是信用担保，每卖出一套软件，利润就有好几万。和朋友的合作，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实践。一年后，公司关门。武征说：“每人赚了十几万拉倒，不好干。而且，在大城市，人脉很难拉，小公司很难维持。”
　　在深圳三年，武征想过若干个“我想……”，脑子一直没有停下来，却终究苦于没有迈出那一步。
　　“一个人在外，不好弄。”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没喝，停了一下，他对记者补充说，“有时候没方向。”
　　城市自闭症
　　打拼两三年，武征越来越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自己也一样，“下了班，就是回到租的屋子里，也没有个人聊天。整个人经常很烦躁，烦了就去喝酒，越来越不喜欢交流，整个人很闭塞，有自闭倾向。”
　　他不称住的地方是“家”，而是叫它“小屋子”。
　　武征发现，“同事们，朋友们，交往的目的性比较强，聊也聊不爽。”武征自己下了个结论：“大城市的人节奏快，交流的时间短，闭塞。”
　　工资从1800元涨到3400元，年终奖从五万到十万，钱包在一点点鼓起来，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想起刚到公司面试时，总经理问他的话。
　　“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规划？”
　　“五年赚足100万。”
　　“在这个公司，五年不可能赚到100万。”
　　“没关系，经历也是一种锻炼。”
　　眼看时间到了2007年，武征还在自己的五年计划上匍匐。2007年底，武征努力用这句“经历也是一种锻炼”安慰自己。同时，继续用那句“和有钱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成有钱人”来鼓舞自己。
　　和同事的聊天中，家是个渺茫的词语。
　　在要么出差，要么和同事喝酒聊天的生活里，爱情也离他越来越远。
　　武征说，这个行当的人很少30岁前结婚。“自己出差多，没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在外面，个人管个人。那时候婚恋网站基本没有，再说，我也不精通网络。”
　　单身两年后，武征和老家自己的一位高中女同学联系越来越密切。那是他高中的一个“死党”，两人知根知底，他曾对她开玩笑说，“到时候还没嫁出去的话，我就收了你。”
　　玩笑就这么成了真。一年的电话联系后，2007年底，两人结婚。
　　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武征很满足，他说：“心灵就像有了港湾，踏实。”
　　到北京去大干一场
　　2007年中，武征做了北京分公司市场部的经理。
　　从深圳到北京，从一个大城市，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武征有自己的梦想：在北京大干一场！
　　到北京负责北方市场，是武征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他的考虑是：公司在北京的市场还是零，潜力大，能有几个大手笔。其次，以北京为中心，把北方市场都接过来，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当然就距离自己的五年梦想更近一点。当然，他也有私心，离家近了。至少，回山东滨州的家看看家人更方便了。
　　公司给定的目标是每年四百多万的任务量，凭着三年多南征北战打市场的经验，武征觉得，“很简单”。
　　他分析说：北京市场大，尽管有很多竞争对手，但是市场对行业的认知度高，更容易让人接受；其次，自己在过去三年的打拼中，把内蒙、东北的市场做得不错，自己又是北方汉子，能喝酒，会交际，有经验，不愁打交道。
　　这股子拼劲，让武征在最初的日子不觉得辛苦。
　　有一次，他去吉林催讨款项。熬了半个月依旧没要到钱，客户在给他的送行饭桌上，指着一杯白酒，一杯红酒和一杯啤酒说，喝酒就给钱。武征记不清楚每一杯代表给多少钱了，只知道自己从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一个小时喝了一斤白酒，两瓶红酒和八瓶啤酒。然后赶上晚上7点的火车，一上车，他就冲进厕所里狂吐。
　　第二天，火车到站，同事从火车的厕所里把他拽出来送回家。
　　即使这么拼，北方市场也越来越难做。武征低估了竞争的惨烈，特别是央企下属的信用担保公司的绝对杀伤力。
　　家，激发了他最柔软的地方。
　　一处已经看好的房子，位于北京西南五环附近的一个小区，最终没有付钱。
　　回家的纠结
　　他开始觉得400万是个沉重的压力，干劲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皇城根下，我谁也不认识，根本联系不到天皇老子在哪……没资源，一个央企单位就把自己所有努力都泡汤……一天就干一件事情，北京太大了，效率太低了。”
　　武征的一个同事住在通州，上班要两个小时，看着他疲惫地赶时间，武征心里开始有一丝悸动。
　　坐在记者对面，武征后仰着身子，说到这里，声音放缓了一个步调，“以前就这样，一面是下班回到家，自己在一个小屋子，另一面，就是跑市场，拼了命的打拼。一个电脑，一个旅行箱，一年200天，四处是家，四处无家。”
　　2008年春节回家，老父亲终于开口了： “不管怎么样，在家能养着你，能让你吃上饭。”
　　听完这话，武征说，“酸，心里真酸！”这种家庭的温度，让自己招架不住。
　　妻子也希望他留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过日子，一切都好。他决定回家了。
　　在送行晚会上，老板扔出了气话，“小武，你小子到哪里都干不出来！”
　　武征说：“这句话够狠，但是是气话，能理解，我心里也有不甘，但是回家的心意已定。”
　　2008年3月，在外拼搏四年，武征带着十六七万元的存款，回到滨州。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或者干脆说是四线城市，没有火车站，更像个县城。
　　回到老家，27岁的武征，一下子从“小武”变成了“老武”。在家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稳定为上。
　　回来干什么？
　　“我硬着头皮回来的。回家了总得找个活干，养活自己。”至于要做什么，武征也没想好。每天跑来跑去，寻出路。一种重新开始的茫然和不甘缠着他。
　　家人偶尔提起来旧事，“怎么不早回来。现在事业单位也进不去了。”压力还来自于周边的闲言碎语，“那时，也有人说我整天在外面瞎跑，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武征说。
　　连续8个月，他没有活干。那段时间，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纠结”。
　　偶尔，武征和在北京的同事们打电话，问过得怎么样。同事说：“还那样。”武征明白什么叫“那还样”，那是他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紧张的节奏，自闭的生活，没有家庭，没有发财……
　　2008年，闲了8个月的武征，和山东省里一家信用担保公司达成沟通：在滨州注册一个分公司，自己跑市场，从头干起。最初的启动资金，是找当地的朋友帮忙弄到的。2009年，他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担保公司。时来运转，武征在毕业五年的尾巴上，真的赚到了100万。
　　武征的生活变了，他现在准备要孩子，平日找好吃的地方，找能发财的项目。他还会纠结，是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但是不迷茫和漂泊了。曾经不甘的情绪，也已经在每天的觥筹交错中消散。
　　起身离开时，他忽然问我，“生活在北京，你纠结过么？”
再见18年工龄
孙洁，30岁辞去体校教练之职，舍掉18年工龄，创业推广跑酷运动。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再见，18年工龄
　　之前是体校教练，现在是自己组建的俱乐部的教练，孙洁仍然是教练，可滋味已然大不同。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杨洋 北京报道
　　2009年岁末，孙洁在北京市先农坛体校杨领队门前踌躇了许久，鞋底的积雪化成了一滩泥水。敲门吧，孙洁跺跺脚，抽出后兜里的辞职报告。
　　杨领队挽留他：“不再考虑考虑了？你今年工作成绩不错，单位还在研究奖励办法。程然在国家队表现稳定。”程然是孙洁亲手带出来的体操苗子，当年入选国家队。
　　“把他送进国家队，我的任务完成了。谢谢领导关心。”孙洁说。
　　辞职时，孙洁30岁，体制计算他的工龄是18年。5岁时，父母把他送到什刹海业余体校练体操，12岁入选了北京市体操专业队。
　　在体制内的体育界，工龄可非常重要。他的工资构成中，工龄工资占40%。按照教练职称，孙洁每年报销60平米的取暖费用，一次性房补6万元，享受公费医疗，每年10天的带薪年假。身为北京体操队的教练，孙洁的任务是向国家体操队输送人才。每输送一个队员到国家队，都有表彰，队员在国家队期间取得成绩，他还能抽取30%的奖励。教练吃住在单位，还经常能带队员出国参加国际比赛。
　　孙洁去当教练，几乎是顺理成章。他说，无论是国家队的队员还是各省市专业队的队员，退役后，他们的选择百分之八十都是当教练。
　　孙洁的辞职成了众人背后的谈资。大部分人表现出赞赏，“私下里他们觉得我傻，”孙洁说，“我不希望自己老了回顾一生时只用一句话概括：练了20年体操，当了40年教练。”
　　孙洁母亲很担心。从小在体操队长大，环境相对单纯，突然进入复杂的社会，她担心孙洁会吃亏。母亲对孙洁的工龄很在意，她说，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自己和孙洁父亲的工龄加在一起换的，只花了6万块钱。
　　辞职问题，孙洁想了整整一年。纠结的焦点在于辞职后能不能吃饱饭。身为体操教练，为吃饭问题纠结，孙洁不免脸红。体操队的伙食好是公认的，人均的伙食标准是每天一百元。每顿饭都有二十多种菜肴，鱼、虾类的海鲜很多。备战比赛时，伙食标准会继续提高，有比赛灶、冠军灶，大厨会追在身后问你喜欢吃什么，全聚德的烤鸭师傅也经常被请到队里给他们现烤鸭子。
　　体操这碗饭，他已经吃得很顺口了。
　　让他决定离开这碗饭的，是一种名叫跑酷的运动——在城市里翻越各种障碍地“到处跑”。孙洁喜欢成龙的电影，看过法国电影《B13》，他热爱这项更自由自在的运动，并开始模仿。2008年，孙洁和北京几个跑酷同好见面切磋，“只是为了显摆一下。”此后一年，孙洁的跑酷技术突飞猛进。2009年，孙洁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跑酷大赛个人技巧冠军。
　　“练了二十多年体操没人知道，跑酷几年就是全国冠军了。”成就感对一个31岁的男人来说很重要。
　　跑酷在体制内的体育界并没有位置，如果想真正把这个干成，必须离开。
　　跑酷作为一种新兴的运动，盈利模式还不清晰。理想中，开办一个跑酷俱乐部可以培训会员、参加商业演出、接拍广告、给影视剧当替身。可这只是理想中，扑面而来的现实没那么理想。
　　PK生涯
　　PK有很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parkour”的字母缩写。中文翻译为跑酷。2010年，吕丽萍凭借跑酷电影《玩酷青春》获得第4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片中吕丽萍扮演一位下岗女工，儿子临近高考参加了城市猴子跑酷俱乐部，与吕丽萍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孙洁是城市猴子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几乎城市猴子所有的队员都参加了这部戏的演出。他们一共得到了7000元的酬劳。
　　参演电影是对跑酷最好的推广，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在街头表演。
　　每个周日的午后，孙洁他们都会来后海刷街。
　　刷街，是来自街舞的一个名词，指在街头表演。跑酷的刷街，是在户外街道上跑酷，引起行人的驻足观看也是对这项运动的推广。
　　他们刷过元大都、西单、世贸天阶、798……不了解跑酷的保安追着他们满街跑。
　　一次，为了刷街，按捺不住的“城市猴子”队员们在自己的博客及群公告中发布了“周末去西单刷街”的通知。西单人多，设施也好，能用的栏杆、台阶等障碍也比较理想。
　　一到西单，他们就感觉气氛不太对。先是一排保安，附近还有三四辆警车。随着队员陆续到来，警察的数量也呈几何倍数增长。几个队员忍不住在角落练起了跑酷动作，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马上变得紧张起来。一位警察跟孙洁交涉。原来，群公告被网络警察“截获”，以为他们要非法聚众演出。
　　解释清楚了原因，警察规劝大家离开，一句“区长还在等我的消息”让大家诚惶诚恐。
　　他们现在没有固定的场地，谈了很多地方都没成，场地费太贵，承担不起。馆内训练在什刹海体校的体操馆里，要交场地费。
　　《中国周刊》记者问孙洁，业务最不好的时候什么样？
　　“就现在这样，傻玩。”孙洁回头看了一眼一边训练一边打闹的俱乐部会员们。
　　要吃饭，留住会员是关键，尽管注册的会员有四百多人，有一些人却因为跑酷技巧很难提升或是维持不了兴趣，来了几次就不来了。现在每周末坚持训练的也就三十多人。
　　孙洁说，俱乐部现在每月只能给两位家在外地的教练员解决一千多元的房租，几个家在北京的教练每人只象征性地发200元补助，他自己也是每月200元。现在，孙洁主要靠辞职时提取的几万元住房公积金生活。
　　“现在我搬回父母家住了，这样吃饭不花钱。”
　　父母的逻辑
　　孙洁家的饭菜很丰盛。孙洁母亲一边盛着西红柿蛋汤一边说：“小时候喜欢体操，30岁了，又说不喜欢了。说要辞职，就跟我们说了一回，等我们再问，人家辞职回来了。”
　　门铃响了，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小女孩进了门，跟大家打了招呼，坐下吃饭。女孩今年高一，每天都来家里吃饭，她父母每月给孙洁母亲300元的伙食费。因为孙洁母亲退休早，以前还做过帮邻居家接送孩子放学的工作，居委会知道这个情况，帮着联系的。
　　孙洁父母都是北京最普通的工人。母亲45岁就退了休。“你说当体操队教练多稳定的工作，供你吃，供你住，一到年节就发黄花鱼、发对虾、还有各式干果，一拿就拿一大袋子。姑娘，来个鸡腿。”孙洁母亲给小女孩碗里添了个鸡腿。
　　孙洁父亲说：“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调动工作。几次换单位，都是组织安排的。儿子比我强，能自己选择职业。”
　　在亲戚和朋友圈子里，孙洁一直让父母脸上有光。“说是北京队体操教练，人家都说，你儿子真行啊！现在别人再问，我就说是教练，打一马虎眼，就应付过去了。”
　　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孙洁都沉默，此时他回敬了一句：“别人再问，你就说你儿子开了一家俱乐部。”
　　“开俱乐部也不行，自由职业就是没有稳定工作，怎么赶得上专业队体操教练！”
　　父母还有一件烦心事，儿子的个人问题还没解决。
　　身边亲戚朋友的孩子都结了婚，有几个还抱了孙子。白天遛弯，一打招呼都说是去幼儿园接孙子。老两口一听这个，扭头就走。
　　孙洁也有自己的考虑。不喜欢的女孩儿，他不愿意凑合；喜欢的女孩儿又不敢追。追上了，他能给她什么呢？
　　教练史占龙曾问过孙洁一个问题：“要是你三十五了，跑酷还现在这样，你想过怎么办吗？”这个问题不仅抛向孙洁一个人。史占龙新婚一年，妻子已经怀孕。
　　孙洁：“坚持到四十岁。如果不行，到时候找工作吧，起码不后悔。”
　　饭后，全家坐在沙发前看电视，央视的体育频道正在转播一场比赛。记者问他：“你能坚持到四十岁，你觉得你爸妈能等吗？”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电视中传来中国运动员上台领奖的国歌声。
一个工科生的选择题
　　即使是最好找工作的工科生，更多人也开始追求稳定的国企。
　　中国周刊实习生&&陈俊宇 北京报道
　　1987年出生的李日辉，在即将大学毕业时面临一道选择题：去比亚迪，还是去南车南京(中国南车南京铺镇汽车有限公司)。
　　一边是待遇优厚的民营企业，一边是工作稳定的国有企业，到底该如何选择，他在心中已经权衡了无数次。
　　金田少年的纠结
　　2007年9月，20岁出头的李日辉独自一人从家乡广西来到北京，2700多公里，他一直记得这个数字。从此，他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在北京交通大学这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着喜欢的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李日辉出生在广西金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哥哥下有妹妹，都已早早工作。金田，16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发端之地。起义军留下的大宅院，已经被改建成留守儿童之家，历史的痕迹已然模糊。当年，农民起义军定都“天京”，即南京。如今，这极有可能成为李日辉毕业后工作生活的城市。
　　日，李日辉签约南车南京，成为班中第三个签约的学生。
　　找工作期间，李日辉和在上海工作了五年的堂姐有过深入交流。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堂姐，充当了他生活的导师。“堂姐列了选择工作的四点因素：发展空间如何；家乡文化与工作城市的文化是否相符；与家人以及女朋友的距离；工作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按第三点因素考虑，签约南车南京“并没有达到去广东的最终目的”。李日辉的女朋友在广州某大学读书，还有两年才毕业。去广东，曾是他择业时的重要因素。
　　今年3月14日，中国南车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协议：在江门市建立南车项目核心园区，这将成为中国轨道机车最大的出口基地。对李日辉而言，留在中国南车并且能去广东，江门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车南京给出的答复是：去江门可以，必须在南京培训两年。
　　“不知道两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薪酬待遇相比同学找到的单位偏低”，李日辉决定将南车南京作为保底，春节后回到北京的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他才向比亚迪投出简历。清明节假期结束后，接到笔试通知，4月11日参加面试，4月13日被告知面试通过。
　　他的人人网状态随即改为：纠结，比亚迪，要不要去？
　　不愁工作的工科生
　　对于更多难以寻觅对口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李日辉面临的是甜蜜的苦恼。这些年，工科生找工作要比文科生容易得多。
　　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被教育部评为“50所典型就业院校”。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介绍，“所谓典型，一是就业率高；二是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李日辉所在的班级有31名学生，5人保研，5人考研，4个国防生，还有3人选择出国。剩下的14人中，2010年年底已有10人找到工作，其中8人分别签约中国南车、北京铁路局、北京地铁以及国内某知名汽车公司；一人签约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民营企业在2007年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四位；还有一人与江苏昆山某外企签订工作合约，放弃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递来的橄榄枝。“他觉得外企更刺激，更有活力，”李日辉微微一笑，“国企或外企，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
　　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对此王化深有着自己的看法：“届毕业生，虽然就业总体进程比较缓慢，特别是理科、文科这些‘软学科’，但工科就业很快，优势学科在就业上还比较挑剔。”
　　与文科生鲜有接触的李日辉认为，“学校这么棒，正牌的交通大学，怎么会愁工作呢？” “来学校招聘的单位，只要是对口专业，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签到工作。”
　　不过，工科生们的选择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同样是出自北交大，2007年，夏怀鹏研究生毕业时，从来没有过“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这类想法”。虽然他现在也在国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当一名工程师。刚到三十岁的他，在外人眼中实实在在是“三十而立”，在北京有房有车。
　　他曾经有到民企工作的机会，放弃的原因很简单，那家企业在广东，而他很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在东莞做项目时，他认识了中冶集团的某工程师，后得以在这家国企实习，并于2007年1月顺利签约。
　　“那时候经济态势很好，工作比较好找。”李日辉面对工作时的多重考虑，并没有出现在夏怀鹏身上。
　　然而，北交大毕业生选择稳定性高的国企、事业单位的现象日渐明显。北交大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坦陈，“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已经占到了70%以上，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长。”
　　北交大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铁路、地铁、航空、客车、土木建筑等领域。王化深说：“这叫对路子，学校专业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在遭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复苏计划，其中，铁路投资将超过万亿元，公路投资规模每年将超过1万亿元。
　　王化深做出判断，“北交大毕业生进入国企、科研等事业单位的趋势会一直保持。”
　　倾斜的天平
　　2010年10月开始，一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剧异常火爆。看过影片的李日辉读出了“一股悲愤之情”：主人公遭遇现实的打磨，不再有当年的理想和激情。
　　李日辉和高他两届的班级辅导员关系要好，辅导员离开北京南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李日辉陪着他在宿舍楼下聊天。他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新，“辅导员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要忘记当初的理想。所以，我会坚持心中的信念。”
　　而他的理想始终绕不过现实生活，“给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给下一代好的成长环境，让爱人不要太辛苦，自己付出多一点没关系”。
　　比亚迪的面试通过后，李日辉发来短信：“可能会放弃比亚迪，南车南京待遇还行，发展空间也大。”模糊的词汇却透露出内心的纠结。
　　面试时，比亚迪开出的条件不失诱惑：可以落户深圳；工作满一年，认购企业自建房，每平元不等，同时买公司的车零首付。
　　李日辉为此咨询一位长辈，“她觉得比亚迪是一个民营企业，稳定性不强，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有局限性。”
　　李日辉讲起同专业一位女研究生的故事：“她本来可以拿到一个起薪8000元的外企职位，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中国南车，转正后6000元。当时她的理由是，工作稳定，生活规律。”
　　稳定，这个隐藏于众多理由背后的因素开始凸显。此前，5名南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组成课题组，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院校的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发现，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他说：“按我父亲的观念，进入国企，跟着国家吃饭，那是稳定和光荣的事情。”不过他也坦言，“父母毕竟都是农民，他们的建议有局限性，还是得自己做主。”
　　他开始找更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如果在南京一直做下去应该还不错的，我们学机械的，干的越多，经验越多，就越值钱。”与此同时，李日辉认为国企的规律生活有助于对个人成长，“我不觉得稳定的生活会让激情熄灭，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学习，去哪里都有发展空间，何况在国企还有很好的保障。”
　　看似两难的选择题，几经权衡，他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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