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有魅力的职业礼仪论文人. 论文. 跟商务礼仪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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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礼仪在现代商业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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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30 & 发布
礼仪在现代社会中是人们交往时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行为道德规范,大致可以分为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  其中商务礼仪涵盖了商务交往中的各个方面,是商务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模式,包括商务交往中所需的各种交流技巧和规范,是社会礼仪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使背景不同的各国商人走到一起,而往往由于细微之差,有的成为谈判高手,有的却败走他乡。商务礼仪就是这细微而又关键的因素之一。   因此,了解商务礼仪的重要性更有助于商人的成功。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商务礼仪就存在许多差异,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之间。本文以美日为例对其商务礼仪进行对比浅析。 一、美国和日本商务礼仪之比较  商务礼仪包括商务日常见面、接待、拜访、通讯、会议、宴请、旅行、仪式、社交和谈判礼仪。本文从以下四方面对美国和日本商务礼仪进行比较: (一)商务日常见面礼仪  1.寒暄方式。寒暄方面,美国人的见面礼仪非常简单,时常是点头微笑致意,礼貌地打招呼就行了,即便是初次见面,也不一定握手;而且无论对方是年轻还是年老,人们通常是直呼其名。  而在日本却大不相同,日本人平时见面要互相问候,行鞠躬礼,15度是一般礼节,30度为普通礼节,45度是最尊敬的礼节。如果是熟人或老朋友,可以主动握手或拥抱。初次见面要行90度鞠躬礼,男士双手垂下贴腿鞠躬,女士将左手压在右手放在小腹前鞠躬,并口念“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同时日本人对名称和头衔也很讲究,他们喜欢称呼对方头衔而不直呼其名。  2.名片。送名片,美国人就没有日本人那么积极主动。他们通常不主动给对方名片,除非想和对方保持联系。  然而,在日本送名片是十分流行而又普遍的事情。日本商人们初次见面时会互相交换名片。通常,年轻人或地位低的人会主动向年长的或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提交名片,并用尊敬的目光注视对方。但如果双方都没准备名片,他们就会主动向对方简单自我介绍。  (二)谈判方式  美国商人的谈判方式是自由谈判迅速得出结果。他们不注重地位、头衔和礼节,谈判过程中不注重肢体语言和坐姿,很快切入主题。  而日本人谈判天性就是时间很长。他们喜欢请客人喝几次茶才进入正题。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可以了解对方的底细,象职位、兴趣、背景等。获得足够信息后,他们就会采取相应措施。  日本商人是亚洲风格的典型,他们比其他国家人更谨慎、坚强、耐心、自信、上进和主动。他们不容易在谈判过程中表明自己态度。这使别人觉得模棱两可、给人一种模糊感。在签协议前,他们会经过长时间考虑,所以,更多了解日本人的谈判风格是为建立可靠的商务关系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拜访  商务礼仪中,拜访是必要环节。人们拜访时通常准备一些礼物,尤其是在商业圈中。  美国人在商务交往中,彼此关系没熟悉前不要送礼,送礼宜在双方关系融洽和谈判成功后。礼品最好是价格在25-30美元的中档商品,一定要有讲究的礼品包装。如果礼品是花,切记枝数应是单数,但是,3和13是一定要避免的。  在日本,送礼也同样非常流行,尤其在商界。给日本客人送一件礼物,即使是小小的纪念品,他都会铭记心中,因为它不但表明你的诚意,而且表明彼此交往已经超出了商务界限,说明你对他的友情,重视他的面子,他也无法忘记你的“恩情”。日本人不喜欢在礼品包装上系蝴蝶结,同时,包装纸也不要是黑色、白色、红色和绿色,最好用花色纸包装礼品。另外,不要给日本人送带动物形象的礼品。  (四)交流方式  沟通交流是美国人的天性。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喜欢使用幽默。如果你面对美国观众演讲应该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去谈话并夹杂些幽默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天生直率的美国人最头痛与日本人做生意,因为他们认为亚洲人特敏感、喜欢猜测别人的意图,这使他们十分迷惑。尤其是日本人,当双方意见不统一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沉默和微笑。甚至对方已经发脾气了,日本人还是保持微笑。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无礼,甚至是轻蔑自己,而日本人恰恰是在尽力表现君子之道。   二、两国商务礼仪不同产生的原因   两国之间的商务礼仪有所不同,必定有导致它们不同的原因,比如文化、历史、地理和政治原因等。因此,本部分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其原因进行浅析:   (一)文化原因   1.文化的正式与非正式性。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美国文化就是典型的非正式文化,其特点是美国人尽量避免一切正式的东西。从第(一)部分可以看出他们很少注重头衔、职位、行为和复杂的礼仪。因为美国是个开放性、多民族社会,其文化因移民民族的繁多而呈现多样性,因而又被看作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而对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认同和任其自由发展,使美国社会成为开放型社会。它的开放型社会不仅表现在多元民族习俗上,还表现在自由言论和游行方面。  然而,日本是正式文化国家的代表。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称谓、敬语和应有的礼仪极其重视。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们从懂事起就接受“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漫长的封建君主统治和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社会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评价标准。礼本来的意思就是敬、谨慎的作法,儒家各学派注入了伦理道德等元素,礼便成了社会、集团的规范、秩序和法度。经过各统治阶级的包装,礼又成了政治、法律、习俗、教养的混合体,扎根于日本人的心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也许中国的儒教和佛教就是影响日本正式的文化的主要原因。   2.对待时间的态度。人类学家把时间观念也作为定义不同文化模式的标准。根据这个观念,时间可以被分为分割式和迂回式。  分割式时间行为可以从美国人的谈判方式得以体现。 “时间就是金钱”尽管听上去是陈词滥调,但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信条。所以,一般说来,美国人考虑问题着眼点是目前和未来,他们还会抓住时间和机会去追求梦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谈判自由,并迅速得出结果的原因。   然而,受迂回式时间影响的日本人喜欢回忆过去,谈判方式也是个长期的过程。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不是很快的进入谈判。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企业和日本公司很难达成共识的原因吧。  3.禁忌和风俗习惯。禁忌和习俗也导致商务礼仪不同,如第(三)部分提到的送礼也是商务礼仪中重要环节,所以应注意对方的禁忌和习俗。   例如,美国人喜欢浅淡的颜色,如浅绿色,象牙色、浅蓝色、黄色、粉红色、浅黄褐色。而忌讳肃穆的黑色,只将黑色用于葬礼上。而给日本人送礼应避免绿色、紫色、黑色、白色等代表不祥的颜色。美国人对13、3、星期五十分敏感,忌讳蝙蝠和我国山水、仕女,以及镰刀、锤子之类的图案。他们认为蝙蝠象征吸血鬼。却偏爱白头鹰和白猫的图案。而日本人不喜欢带狐狸的图案。日本人忌讳数字中的“9”和“4”,因为发音与“苦”和“死”相同,所以日本客人从不被安排进第四房间、第四层楼、和任何与“四”有关的地方。   (二)历史原因   美国历史开始于1607年,英国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许多欧洲殖民者的驻扎使美国成为由许多移民组成的国家。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深受许多国家的影响。因此为了沟通容易往往表达得很直接。   从历史角度看,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二世纪,中日两国就有建交,礼貌谦恭的儒家思想的传入对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日本人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时都会保持微笑。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知,导致美日两国商务礼仪差异的最大原因是文化差异。在经济往来越加频繁的现在,商务礼仪对商务谈判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注重商务礼仪。在此建议与美国商人交流谈判时要有时间观念,做好计划,观点明确,并要以轻松幽默的方式交谈,切不可当众讨论宗教、政治、种族背景之类的话题。建议与日本商人初次谈判时不要直接与他们接触交流,找熟人作为中间人会使谈判更加顺利,不要和他们开玩笑,不要让重视名誉的日本人当众丢脸;并且他们信奉适者生存统治劣势者。  不仅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不同,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为了增进经济发展和世界友好关系,作为商人,在与外国商务伙伴初次接触前应尽可能多了解对方文化的商务礼仪,及时调整自己的礼仪行为,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商务环境。  【参考文献】  [1]Sergey, Frank. Free-talking and Fast Results. A Quality Se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American and Britis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2]陈俊森,樊葳葳.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M].上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3]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董小川.美国文化特点综论[J].东北师大学报,2002,(4).  [5]顾诚.商务礼仪大全[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6]李雅静,王芯.文化差异对商务礼仪的影响[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7]李中林.现代日本概况[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0.[8]于立新.国际商务礼仪实训[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9]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10]张爱平.日本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1]张春红.商务礼仪现查现用[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12]朱丹梅.美国英语与美国人的时间观[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程丽(1984- ),女,吉林德惠人,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西方文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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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西商务礼仪的分析与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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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中国现代美学的特征及其价值、意义,不仅要从社会的政治经济里寻找原因和根据,也要从文化那里寻求答案。文化兼有客观与主观二重性,它的外形式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其内形式却是主观心理(文化心理结构),它的本质是精神性的,因而它的作用只有通过个体的心理活动才能发挥出来。文化与一切学术活动、艺术活动、审美活动的关系最为直接、密切。 中国现代美学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是,由于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长处、短处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其文学艺术也先进于我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用西方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和写实主义方法为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文学、戏剧、小说、绘画及其大团圆精神。这种认识在20世纪3 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但50年代以后又出现照搬前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进入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苏联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学艺术分属于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不能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的事实中推断出西方文学艺术也同样先进的结论。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传播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道德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教育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总结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著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材料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材料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文化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 曾繁仁 美育学科的发展从来都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紧密相关。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只有美育活动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育学科。美育学科的产生,应以1793年席勒发表《美育书简》为标志,该书意在通过美育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分裂”。而“二战”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针对教育的科技化、工具化和职业化倾向,提出了包含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美国盖蒂艺术中心为使美育更加规范化并列入课程体系,提出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在我国,首倡并实施美育学科建设者为蔡元培,他将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五个方面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提出“德、智、体、美和生产技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不过,美育学科建设的真正起步,则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把美育正式写进教育方针,而且将其提到“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高度。教育部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发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与《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前一个规划带有拨乱反正、恢复美育学科的性质,后一个规划则已立足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内涵丰富而切实可行。同时,我国还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和美育的相关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美育教材和论著,极大地推动了美育学科的发展。 美育作为美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这两个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从美学来说,美育学科的发展将使美学学科由抽象的本质主义探讨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从教育学来说,美育学科发展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构筑了融会二者的桥梁,从而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而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说,面对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步伐,美育学科的发展对于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精神焦虑与市场拜物,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疗治和补缺。可以认为,在当代,美育学科的发展承担着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 从长远建设来看,美育学科发展须在现代性视野下遵循学科自身规律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美化”和“非美化”的二律背反现实,从学科建设所必具的“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里,所谓“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就是从美育学科的“审美力的培养”这一基本范畴出发,面对当前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吸收当代美学领域富有价值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语言学美学和文化诗学的精华,构建具有新的内涵的当代美育理论体系,并做到古今中外各种美育资源的综合运用。从我国古代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天、地、人交汇融合为指归,最后落脚于文与质、外在与内在、入世与出世高度统一的“君子”的培养。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古代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和谐论”美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应予批判地继承。可惜的是,这种“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对于西方,除重视古希腊以来“和谐论”美育传统之外,还更应重视西方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突破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特征、以追求人的“诗意的生存”为目标的美学与美育思潮,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我国现代以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传统,特别是对于近五十年来,包括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更应给于重视和继承发扬。由此,在诸多资源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育学科体系。 所谓“独立的研究方法”,是指美育作为交叉学科应立足于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吸收当代心理学、社会学、教育评价体系与脑科学的种种方法和成果,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当代美育研究方法。其中,尤其要重视当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探讨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从教育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教育评价测试体系:统一的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试体系。如果机械地依照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则美育与德育等非智力教育一定会被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从而走上应试教育的道路。因此,只有遵循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式体系,美育才可能拥有其应有的地位。只是这方面的具体操作难度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而由于美育同教育学科的关系,它同心理学、特别同“神经心理学”与脑科学研究密切相关,如我们所熟悉的美育所特具的“开发右脑”、“情感升华”、“肯定性的情感评价”等,都同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有关。因此,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必要借鉴脑科学的成果,使之具有自然科学的重要支撑。至于“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目前应侧重从现有艺术教育队伍出发,通过行政和学术的渠道来采取措施,尽快提高其实际能力和水平。同时还应吸收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逐步形成一支同我国美育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质高量足的美育学术队伍。应该说,从时代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两方面来说,我国的美育学科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取得更大发展。 文艺美学:问题与希望 王德胜 文艺美学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理论“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之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努力,文艺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化建构不仅追蹑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意图——把美学的思辨过程延伸进感性形象的文艺活动之中,正是自王国维以来中国美学一以贯之的学理追求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美学体系建设”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和现实态度。 值得瞩目的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文艺美学在中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不过,也正因为文艺美学历史之短,其学术发展中难免存在种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体现在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上。如果说,提倡文艺美学的学科化建构最初具有某种“应时而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强调文艺回归其自身审美属性,因而有着鲜明的理论应用企图;那么,随着研究过程的不断展开,我们便不能不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被当作特定学科或美学分支来建构的文艺美学又如何才能确定它自身的学科性质?对此,目前各种有关“什么是文艺美学”的认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文艺美学是美学(包括文艺理论)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然而,这种认识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仍然无法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真正有效地区别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界限:难道为了保证文艺美学的独立性,美学在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文艺理论从具体审美过程出发对于文艺活动的研究,就必须无条件地“让渡”给文艺美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又将带出一个新的、悖论性的学科建构难题,即为了区别于美学的存在形态,文艺美学必须有意识地淡化对于美本体的思辨,弱化美学思维之于具体艺术问题的统摄性;而为了撇清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相似性,文艺美学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文学艺术问题的美学抽象性,增加文艺美学的哲学光色。应该承认,这个学科建构上的难题,还没有在当前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它不仅影响了文艺美学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对文艺美学存在合法性的信心。 那么,解决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化解文艺美学学科建构难题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个希望就在于我们转换态度,把文艺美学从一种学科形态转向一种具体研究形态来加以理解,即文艺美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深刻把握。因为很显然,既然文艺美学的讨论话题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叙述形式,而20世纪以来各种美学、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没有拒绝艺术的审美考察,而且正越来越趋向于把研究视点深入到艺术母题之中,那么,文艺美学的研究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美学、文艺理论内在话题的当代延伸,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从内在结构层面观照艺术的具体审美存在特性、审美表现方式、审美体验过程和规律等的特定理论思路、讨论形态。质言之,文艺美学的定位可以在当代美学、文艺理论的自身问题中获得确立,“学科化”的“文艺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文艺的美学研究”。 因此,依照美学、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特性来寻找深化文艺美学的真实理论问题,以对问题的确定来奠定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当代研究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以对问题的阐释来展开文艺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过程,应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当前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者有三:第一,艺术现代性追求与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联。这其中又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内涵及其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维度。第二,当代大众传播制度对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的效果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过程和美学意义。由于当代艺术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播的具体特性,因而只有把艺术效果问题与整个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问题加以整体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当代性把握,在理论上真正体现现实的价值和立场,文艺美学研究也才可能产生理论的现实有效性。第三,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的现实美学关系。把艺术活动与人的日常活动的关系放在现实生存语境中来把握,既是对当代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种具体认识,也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体现自身当代追问能力的内在根据。 西方美学研究之展望 朱立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或借鉴对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面临重大的突破发展和历史性机遇,而研究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新成果,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首先,在21世纪,西方美学译介工作还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在我国虽初具规模,但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不但有些重要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涉及美学内容的译作太少,而且美学史上有些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相关译著也不够完备,如美国经验派、德国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罗、莱辛以外的欧洲启蒙主义美学家等;19世纪欧洲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至今未见到完善的译本;20世纪美学译著虽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论著或相关论著还未曾译介过来,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论著(不限于纯美学论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著作)还来不及介绍进来,有的甚至根本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对于已经翻译介绍进来的大批各个时代的美学著作,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跟不上,许多重要著作至今没有被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有的甚至从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关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数的热门书。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其次,与译介工作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远非无事可作。断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译介的时期和学派都值得专门研究并写出断代史或学派史。尤其是,当代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美学共生共荣,它们都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学的范畴与范畴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美学范畴作为各种审美现象的本质、关系的规律性表达和逻辑概括,是美学思想和观念的理论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是对一般西方美学史研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提升,又是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我国对西方美学范畴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著,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至于范畴史的研究更显得薄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层次来进行,即可以把特定时代以理论形态呈现的美学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具体审美意识、观念、趣味、风尚、艺术创作等体现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原生态的审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阐发而相得益彰。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思想还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固然已取得可喜成果,但是,马克思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有划时代的贡献,我们现有的研究还仅是初步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不仅属于19世纪,还属于20世纪和21世纪,其中许多重要观点、见解、思想极富现代性和超前性,现代西方不少美学大家的思想都曾从马克思那里受益或得到启示。我们不应拘泥于对《巴黎手稿》进行逐字逐句的诠释或注经式的读解,而应以现代眼光从现代性和马克思的历史性超越入手,从德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历史脉络上,从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美学流派的巨大影响中,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这不仅对整个西方美学尤其是当代西方美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创新和建设。 最后,西方美学研究最好能在与中国美学研究相互比较、参照的背景和学术视野中进行,这对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研究都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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