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逝世 -- 国学新知 -- 传送门
&来源：《东方早报》&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逝世&已过一甲，这不是年龄，而是研究生涯；78岁，没有在家里安逸，而是倒在了研究室；她为考古学术界留下卓越成就，她要求捐献遗体。她就是上海博物馆老一代学人、中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陈佩芬先生。&　　陈佩芬日出生于上海，1952年始，任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上海博物馆征集编目组组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青铜研究部主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任教授、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上海钟鼎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日8时许，陈佩芬因病去世，享年78岁。今天10时，陈佩芬告别仪式将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告别厅举行。&　　陈佩芬早年跟随考古学家蒋大沂先生学习经学、金文，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掌握了青铜器学的基本理论。以后，又与上博原馆长、考古学家马承源先生共同担当起上博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特别是在马承源先生的指导下，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器形、铭文、纹饰、锈蚀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很多青铜器她手一掂重量，或眼睛一望足、体高低比例，就能辨别出真假。她写出了《青铜器辨伪》一文，为青铜器的鉴定工作建立了有价值的标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青铜镜的领域里，陈佩芬有自己的建树。《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采集了战国至唐各时代优秀的青铜镜100面。其中《概论》一文，对青铜镜的断代、分期、形式、流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识，是一篇精要的中国铜镜史。退休后，她注重收集了国内外和新出土的纪年铜镜，这些有具体纪年的铜镜，对我们鉴定、研究中国多领域的断代文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纪年铜镜》也已完稿，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青铜器研究的三大支柱是铭文、器形和纹饰。有铭铜器相对较少，而大部分的青铜器有纹饰，是研究青铜器的最广泛的素材，过去几乎没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编著。陈佩芬编著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是青铜器研究领域中第一部以纹饰为题的专著。1978年，我进上博时，陈佩芬是金石组的组长，当时，她已在进行纹饰的收集、分类研究工作，还常常为我们讲述分析个体纹饰的要领，读动物类的纹饰首先要找目，然后由眼睛向头部、体翅展开，经她的解读，我们很快掌握了青铜器抽象图案的释读方法。她汇集了自夏、商、西周、春秋，至于战国出土和传世的主要青铜器纹饰，其年代大约自公元前16世纪以前至公元前221年，把青铜器纹饰，据纹样的特征分为十个大类，每类下根据其结构的差异又分为若干式样，每一式样又分为若干种，以时代排列先后为准则，每一纹饰标明其所属的器名和部位，所有纹饰均用中国传统的墨拓方法，并加以托裱，不失原形，工作之细为同行赞叹。书稿完成后，马承源作了总结，为她写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刊于书首。书出版后，受到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重视，很快脱销。她深入研究和增补的《中国青铜器纹饰》一书现已完稿，将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遗憾的是她已无法看到新著问世。&　　陈佩芬编著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是最全面的汇集了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的精品，是她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心血的积汇，她从库房5000余件夏、商、周藏品中，精心挑选了600余件国家一、二级文物的精品，刊出的数量达上博陈列室中长期展览的两倍。马承源先生在该书《序》中说：“这些藏品经过陈佩芬先生的编目、考察和努力钻研，接纳各家合理的意见，融合自己的见解，创造性地梳理成《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这是她的工作记录，也是真实的学术成果。”“这是一部很有用的书，相信其存在，会超过陈先生为之付出辛劳的工作积年。”&　　陈佩芬编著的《中国青铜器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出版）是我国青铜器研究史上第一部大型辞典。谁能想到这是她七十古稀的大胆发念，时年作此大举让我大吃一惊。这样的辞书历来是由集体完成，个人能进行到底吗？我突然想起马承源先生讲的一句话：“大规划者，难成其事。”陈佩芬爱人早逝，一子在日本当教授，另一子有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平时家中一切都靠她自己料理，一日三餐就会把人累得够呛，不能想象她如何抵挡。有一次，我问她：“每天吃的是怎么解决的？”她回答我：“一天烧一次，把要吃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锅里煮，或者煲粥，或者煮汤。中午吃了，晚上吃，吃光了再来一锅。营养不缺。”天哪！让凡人的色、香、味滚蛋！谁能抵挡？然而，她在研究的世界中找到了她所追求的色、香、味，《中国青铜器辞典》在陈佩芬的色、香、味中诞生了，是那么鲜艳、那么奇香、那么有读味。八年，陈佩芬一人勤奋完成了大型辞典工程，她告诉我：“我终于看到了这部书。”整部辞典共收词目2830条，图片2900幅，按青铜器论述、青铜器分类、青铜器器名、青铜器纹饰、青铜器铭文及释文、重要青铜器、青铜器铸造技术、出土青铜器主要遗址、墓葬和窖藏、金石学家、青铜器书目等大类编排。全部词目按逻辑顺序或朝代、时间顺序编排。“重要青铜器”大类，分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度量衡、日用器和杂器等类。辞典前面列有分类词目表，书末附词目笔画索引。共1677页。学术界评论：《中国青铜器辞典》收录近3000件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翔实，图版精美，具有突出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实用性，是海内外首部全面、系统的青铜器辞典。该书亦是各大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大专院校文博院系与考古专业及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考古与文物爱好者、文物收藏者的重要工具书和教科书。&　　陈佩芬把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终身事业，她曾谦虚地说，“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马承源）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特向上海博物馆献一份薄礼，仅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对我培养、教育的结果。”&　　陈佩芬先生走了，她捐献了她的尊体走了，为我们、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Amazon CAP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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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c. or its affiliates[转载]马承源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研究
马先生的贡献有两大点：一是上海博物馆的建设；一是青铜器的研究。
青铜器的研究中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青铜器的征集，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全国各地的收购，接受各收藏家的捐赠，也包括90年代对散落在海外的青铜器的征集；二是对青铜器本身的学术研究。
学术的研究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青铜器的鉴定，被全国全世界誉为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是对青铜器发展史，青铜器的分期断代，青铜器的铭文、器形和铸造技术的研究。在这几方面都有超乎前人的贡献。
马先生对青铜器史和青铜器各方面的研究和贡献基本上可归为这么几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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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铜器发展史的分期
马先生的五个阶段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64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马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一个五阶段说，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衰退期。随着考古的发现和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新的五期说”，“新五期说”在文字上的最早概述是上海博物馆旧馆青铜馆改造以后的图录。对每一个阶段的内容都有了超乎前人的新的阐述。
二在60年代中晚期，马先生第一次在青铜器中发现了比二里冈文化更早的那一种青铜器，虽然数量不多，质量也没有后代那么精美，但马先生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第一个提出了这一批青铜器就是夏代青铜器的观点，并且在上海博物馆的展览中的标牌上把这个意见写了出来，这在当时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没有考古资料的证明，所以此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少数派的地位，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出土了一些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迹、遗物和遗存，遗物当中就有一些被马先生称为是夏代的那些青铜器，这样就第一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马先生十几年前所提出的夏代青铜器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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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
马先生又在学术界第一个提出了商代中期的概念。以前的青铜器学界都认为二里冈的上层青铜器和殷墟的早期是相连的，中间没有缺环。而马先生却认为这之间是有缺坏的，而且有一个比较长的缺坏。如果把二里冈文化的下层和上层的一部分作为商代早期、殷墟文化作为商代晚期的话，那么这之间的缺坏就是商代中期。这一个天才的想法后来也不断的被考古出土的器物所证实，像郑州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湖北黄坡县盘龙城、河北藁城县的台西村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另外还有殷墟早期的一部分青铜器，马先生将其归到商代的中期，再比如像M211、M233、M308、M330等墓出土的青铜器也都归入了商代中期。另外一些散见青铜器，例如安徽阜南县的龙虎尊、安徽肥西的一些青铜器都充实了商代中期这个概念。最近两年的一个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北边花园村一带又发现了早于殷墟晚期，也就是说早于盘庚迁殷时期的城址和宫殿。这就进一步证实在商代晚期有一个同样比较辉煌的商代中期的存在，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殷墟晚期的城址和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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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与洹北商城位置图
这个方面特别要提及马先生的一些贡献是关于商代晚期也就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分期。关于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分期，比如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根据陶器的排队分为五期。在殷墟作田野发掘的先生们，认为就青铜器而言应该分为四期，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张长寿先生第一个提出了殷墟青铜器应该分为三期的新颖观点。随后马承源先生也力主殷墟时期的青铜器应该分为三期。1985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举办青铜器展览的图录中，马先生鲜明地提出了殷墟晚期三阶段说的各种具体内涵，从而也把三阶段说建立在一个学术性的基础之上，当然目前的四阶段说还是相对比较流行的，但是最近的一些新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对四阶段说提出挑战，对三阶段说给予新的证明。比如最近汪涛先生和唐际根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认为殷墟第四期的青铜器相当一部分已经到了西周早期，是殷遗民的遗物。这样即使我们从考古学上把殷墟划分为四期的话，那么从历史时代性来看，这一文化的三期是在商代，而最后一期可能已经跨进了西周，进而证明青铜器发展史上的殷墟三阶段说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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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西地殷墟四期IV5段墓葬M233出土的仿铜陶器
另一个需要说明马先生的重要观点是，关于妇好墓的时代问题。妇好墓出土以后，绝大多数先生都认为，妇好是武丁的配偶，因为妇好墓的时代和所出青铜器的时代都属于武丁时期，也就是四期说的第二期。而马先生则认为妇好墓的青铜器数量之多，铸造之精，组合之完备，是整个殷墟时期的最高峰。那么从逻辑上说，如果殷墟妇好墓的青铜器是二期的话，那么三四期的青铜器岂不走向了衰弱？但是我们从现在的青铜器来看，殷墟最晚期的几个王，帝乙、帝辛，他们的时代都是很有功绩和功烈的时代，加上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持续发展，根本看不出殷墟晚期青铜器的没落。另外，殷墟一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史语所负责发掘的小屯M333、M388、M232、M331、M188五座墓葬中所出的青铜器，从质量上和铸造技术上与妇好墓相别太大，所以马先生认为妇好墓应该是武乙的配偶，因而这批青铜器属于殷墟三分说的中期，殷墟四分说的第三期。当然这个问题还在继续讨论当中，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青铜器的发展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甲骨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如果历组卜辞是比较早的话，当然妇好墓时代就比较早，如果历组卜辞在黄族卜辞之后，那么妇好墓是相对比较晚的。对这个问题最近有新的进展，最近台湾史语所的林宏明先生对小屯南地甲骨文的一块甲骨进行了缀合，证明了历组卜辞时代的较早性，当然就是历组卜辞被定在殷墟较早的时期，也不会影响马先生认为妇好墓较晚的这个观点的存在。
&&&&&&&&&&&&&&&&&&&&&&&&&&&&&&&&&&&&&&&&&&&&&&&&&&&妇好墓大型器物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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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青铜器的研究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江流域的下游，今天的宁镇地区，1989年在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1984年在长江上游三星堆等都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明显的中原文化的遗迹，同时具有非常强烈的当地文化的风格，对于这些中原文化影响当地文化的遗迹如何看待，学术界也明显分成两大学派。一种认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遗存大致属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青铜器遗存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下限顶多不超过西周早期，对于这样一个占有主导性质的学术观点，马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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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M1立面图
马先生主要分析了宁镇地区所出土的青铜器类型、花纹和出土方式以及组合方式，提出了这些青铜器都是春秋时期吴文化的代表者，为了继续他们周人后裔的正统地位而铸造出来的，因为吴人是西周后裔，所以他们的青铜器上自然带有非常浓烈的周文化特点，同时也因为从西周建国之前的季子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五六百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西周青铜器的模仿是有限的，而更大量给人以当地文化的强烈反应，马先生仔细地分析了被别人认为是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器形和花纹，这些器形和花纹乍一看都有西周时期的特点，但是仔细一看这些器形和纹饰都是变了形的，像尊和卣，西周时候已经趋向消失了，却又在吴地突然兴起，像一些有刀刃形状的纹饰——马先生称之为“非肖生的变形兽纹”，另外像一些棘刺纹，都是当地才有的，西周时并没有见过。对于新干大洋洲时代，马先生在去南昌考察完回上海的火车上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对其时代性进行了阐述。认为这里边是有一些比较早的，被认为是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但是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晚的，因而新干大洋洲埋藏时间不是商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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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时期南方出土尊、罍地点示意图
另外在湖南等地曾陆续地出土一些孤独的青铜器，它们出土的地方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祭坑或遗址区，马先生认为一般是当时人们望祭的结果，对于这些精美的商代青铜器，马先生认为不是当时铸造的，而是北方早先铸造的。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随着商人被排斥迁徙而到了今天的湖南地区，所以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代也不会是这些青铜器本身的时代。为了推进南方青铜器研究，马先生专门成立了南方青铜器编纂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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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部分学者在马承源先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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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
在他的指导下，绘制并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浇铸过程模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一致好评。另外对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垫片的使用；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青铜器的浑铸法和分铸法；南方青铜器上亮斑、菱形纹饰、虎皮纹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研究，马先生当时是利用馆藏的一些废品，用实验的办法，用取样的办法完成了合金成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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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青铜器上的菱形纹饰和虎皮纹
对青铜器铸造方式的观测，马先生也以他的眼力，首先指出了垫片的使用。虽然马先生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些，现在的青铜器仿造者也会复制了，但是这种揭示功劳仍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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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
在他的主持下，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本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和著录书籍《商周青铜器纹饰》。在这本书里，马先生有一篇非常精彩的综述，把青铜器的纹饰分为十个大类。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将以前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饕餮纹命名为兽面纹。自从马先生以兽面纹取代饕餮纹，目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专家的论著和论文都采取了兽面纹这样的提法。第二个贡献是马先生将以前人们一般认为的窃曲纹改为变形兽面纹。第三个重要贡献，在纹饰研究的分类学上，认为对动物形纹饰的区分不是以它的眼睛、身躯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他所使用的标准是角，这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创新，这样就把那些似乎没有规律的兽面纹可分为内卷角式、外卷角式、麒麟角式、老虎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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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卷角兽面纹 2.外卷角兽面纹
第四，对于后兽面纹时代和变形兽面纹之间出现的一个新几何纹，马先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比如波曲纹的出现，他认为这种宽阔萦回犹如海浪般起伏，它给人以欢畅和解放的愉快感，是变形兽体纹饰的最佳成就。这样马先生的纹饰研究就从他的构图、线条的本体化研究上升到对历史、对人生、对美学的理性化认识。第五，马先生提出了纹饰上的配置概念，这一观念虽并不十分新颖，但是把使者的概念运用到了青铜器学上，马先生是开创者之一。第六，对兽面纹的来源，马先生从良渚文化开始，追根溯源，将兽面纹的来龙去脉梳理得非常清楚。第七，对于同一花纹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马先生观察到了极致，比如不同时代兽面纹眼睛是圆形的还是臣字目，眼珠的大小，眼白的多少都成为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准。只有像马先生这样过手成千上万青铜器之后才能观察得出的，这些细微变化是仅看照片和拓片所无法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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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花纹的制作方法，马先生也进行了研究，比较早地提出了春秋中晚期后，花纹的制作使用的模块印制法，马先生是最先发现者之一。另外马先生对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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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
青铜器铭文也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历代以来成为最重要的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上，为了编著这本大作，马先生带领有关工作人员造访了全国各地，一一踏遍，之后又逐渐进行研究，一共收集了1985年之前出土和传世的重要青铜器铭文925件，基本上涵括了这之前所有的青铜器铭文的重器，而且为专家学者继续研究，学子们初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书，对铭文的考释博采众长，同时也不失自己的真知灼见。铭文选的编著也是马先生冒着许多权威人士反对所作，因当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在编制大部头的《殷周金文集成》，所以他们对马先生项目不屑一顾，但马先生依然不折不挠，终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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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尊 2.何尊内底铭文
马承源先生对铭文的研究还体现在他对青铜器铭文制作方式的研究上。他对陶范上如何做铭文范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商鞅方升为代表的刻制铭文也有过精到的研究，所以晋侯稣钟的发现和确定就成为马先生火眼金睛的一个美谈，在许多学术大家们都表示怀疑的情况下，力主铭文是当时刻的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后来被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马先生对一些重要铭文的考释，也都基本成为定论，对辽宁省博物馆藏的“易县三勾兵”，马先生经过目验、手拓，最后写文章专门阐述它的真实性。自从马先生这一文章发表后，这一学说也成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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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稣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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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铜器铭文中周历问题的研究
马先生另外一个卓越贡献是对西周铭文中周历的研究，马先生写过一篇长文《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后又写过一篇《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马先生对周历的研究大致有这么几项：第一，他坚守王国维的观点，以一月四分说反对定点说。第二，作为基准器和其他器的推算，不能仅是一次性的筛选，而要经过五六次的筛选排比，要从年月日及月相幅度和器皿中人名之间的联系来统筹安排，这最后的排列组合才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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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李朝远和范季融（右起）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晚宴
马先生对周历的研究有几点卓越的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在合朔表上有相应位置的青铜器不仅月相和干支合历适当，同时要这件青铜器的同群器，姓名有关联的同组器，都要有适当的位置，不能够顾此失彼，有一方面的不合，都不能确认它的合历上的合理性。第二，马先生的研究认为，自从恭王到宣王的金文测算材料与合历证明，这一时期的历法并不都是建子，如果当年设置闰月的话，这个闰月的正朔后的三十号之前，这一年是建子的，如果闰月在三十一号或三十二号，这一年则不建子。第三，所有金文合历的纪年都可以证明金文组合的可靠性，但其干支的日序未必每一个都是绝对数字。马先生非常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至少现在实质上并不知道西周究竟是如何置大小月的。第四，西周王室的拟定，其根据除了金文组合测算及这种测算的闰年数值和组合内最后一件器的年代估算之外，还必须重视文献史料的根据，并且要达到两者尽可能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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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 四十三年逨鼎
2003年1月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yj7）
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实施之初，马先生就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当时尚不为社会认可，但经过四五年的工程运作，马先生当年的想法不断地变成现实，许多断代工程不成功之处，马先生早就预见到了，这也是马先生学者之风的一个重要印证。
四十三年逨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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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
关于青铜双音钟的研究。经过马先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即合瓦型的青铜钟能够在钟的鼓部和侧鼓部各敲出一个音，即每个钟都是双音的，两个音之间的音程相差三度，换言之一组编钟如果是8件的话，则可敲出16个音。马先生又进一步发现，钟的侧鼓音部分有的铸有鸟形，有的没有鸟形，经过细致的分析和科学的测试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没有鸟形的钟往往是一组编钟的第一、第二件，而有鸟形标志往往是一套编钟的第三和第八件。这些钟都是双音钟，研究表明第一和第二个钟的侧鼓音往往和下一个钟的正鼓音的音程和音阶相一致，所以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是不需要敲击第一第二大钟的侧鼓音的，所以不铸鸟形纹饰说明它可不使用这两音的侧鼓音，而后面六件钟都铸有鸟形纹饰说明整个青铜钟的演奏过程中是需要而且可以敲击使用的。马先生专门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商周青铜双音钟》，并且附有了软X光片的校音琴振动图，鼓钟振动模式全息摄影记录鼓，不仅回答了双音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和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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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钟X光校音琴振动图
关于汉代蒸馏器的研究。1993年马承源先生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发表了重要论文《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考证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3件从废铜中拣选出来的文物即是汉代的青铜蒸馏器。1959年这些器物展出于上海博物馆汉代陈列室，标明是蒸馏器，1983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马先生又介绍了这件器物。为了既保护文物又能做好实验，马先生在用原器进行初步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多次复制蒸馏器的实验，是用烧酒作为蒸馏原料直接加热蒸馏，烧酒原液酒精浓度是51.5度，蒸馏出的酒为79.4度，第二次是用绍兴黄酒进行蒸馏，黄酒原液的浓度是15.5度，蒸馏出来达到42.5度。以上两项实践证明，直接用高度或低度酒液蒸馏的效果都是令人满意的。另外这件器有一个特殊的储料器，马先生做试验时在这个储料器分别放了纱布、丝瓜筋、桂皮都分别达到了事先预定的效果，说明这些蒸馏器既可蒸馏酒又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这样就中分证明在公元1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青铜蒸馏器，这样就把时代至少提早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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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蒸馏器 2.易县三勾兵
关于青铜爵的研究。马先生对于青铜器的研究有些很宏观，有些就很微观，比如爵和斝的口沿为什么要设一对柱。马先生就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证明在当时的时间内是具有过滤功能的，当然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后的酒是过滤好后直接倒入爵里的，可能这时候的柱子就逐渐增高，过滤的功能逐渐消亡，两根柱子成为纯装饰性和艺术性功能了。
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他的结论是：第一，商周贵族日干之称是生称，即每一个人生前都有其日干，日干不是死后选择的，死后则在干名上加上大祖、祖、妣、大父、中父、大兄、兄等成为而成为庙祖或庙号。第二，商周贵族男子所称的日干，实为冠礼中所授之字，而女子日干是许嫁之字，冠礼在前，婚礼在后，所以男女一般不同字。第三，商人或商王的日干之称是社会生活中冠礼或婚礼的正常现象，而不是政治或政治集团的现象。第四，商贵族宗庙中，有如三勾兵那样的族谱，谱的名单中表明同辈人的日干之称可多次重复，这再次表明日干的择定与生死的次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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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马承源先生 日摄于上海博物馆青铜馆
【按】此文是李朝远先生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以马承源先生的研究成果为经，以青铜器研究具体若干问题为纬，对马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贡献做了叙述和分析，客观而准确。在马承源先生离开我们整七年的时候，我们将经由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主任周亚先生整理的这篇文章发在这里，以此纪念马承源先生、李朝远先生——两位上海博物馆重要的青铜器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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