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由于中国的腐朽和没落，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负，清王朝为维护其统治不断向西方国家屈服，多次割地赔款，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可为了驱逐外国传教士，竟鼓动义和团杀掉牧师、教民，甚至做出攻击外国使馆这种违反国际规则的蠢事，并在西方对中国交涉之时，竟向全世界宣战。让世界感到好笑和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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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的国家理念别人就想怎么处理土地就怎么处理！当把国土当成人民的土地时，处理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一看楼主就不懂历史
　　杀人诛心，永不超生
　　历史事实是：1.传教士是情报人员，把清军的情报包括布防，大炮数量，行军路线，军事地图等等泄露出去。　　2.很多中国籍传教士愚昧，有教无国，合同外国势力欺负本国人民。包括教堂中国教民仗着洋大人作威作福。　　3.教堂遍布全国，圈地，挖人祖坟，谋夺产业。。。和当地百姓矛盾极大，激起民愤，而官府偏袒教堂。　　4.思想碰撞。儒学与西学较量，民众思想保守。　　5.每次教堂扩张，洋人和中国教民作威作福与战争失败有关系。教堂成为入侵中国的堡垒和耻辱代表的牛皮癣。　　
　　楼主傻瓜，列强来就是掠夺你财富的。当然，之前肯定要揍你一顿，否则你会拿出你财富，拱手相送吗的？终于揍你的借口，总是有的。
　　@我从未 8楼
17:25:53　　楼主傻瓜，列强来就是掠夺你财富的。当然，之前肯定要揍你一顿，否则你会拿出你财富，拱手相送吗的？终于揍你的借口，总是有的。　　-----------------------------　　大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曾用12个字概括1840后清廷的外交四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人再忽悠所谓民气可用，恐怕是蠢货中的战斗机了。
　　@freelark2009
　　满清割地主要是外东北和新疆，我皇汉居住的十八省那些地盘被满清割掉了？
　　失控1900：义和拳真相大解密　　一段难以启齿的前言　　1900年的义和拳事件在冷战语境下被定义为“爱国反帝”活动，但它实质上是一场由反教排外活动引发的民众骚乱，也可以说是在热兵器时代下流产的旧式农民起义。无论原因与结果，义和拳事件都是因政府治理失败而引发的社会失控，随之又演变成一场因国内骚乱而触发的国际战争。这种无序的、破坏力极大的失控状态，在60多年后以红卫兵的形式再次上演了一次，如果人们不加反思、特别是政府治理者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足够教训的话，这种历史的力量在未来的x年中再次上演一次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100多年前的义和拳事件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原因一是它太复杂，二是它太敏感。之所以说义和拳“复杂”，是因为它的起源和组织等问题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它的起源来说，虽然有白莲教、八卦教、大刀会、梅花拳、神拳或者其他民间秘密教派等各种说法，但义和拳的兴起用“蜂起”来形容可能更为恰切。义和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勃然而兴、倏然而息，很难说是从大刀会、梅花拳或者是白莲教等某种单一组织所发源的，尽管在各个组织上可能存在名称、仪式或者其他形式上的雷同。义和拳并不是一个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发展产物，这个漫无组织的民间运动虽然也借用了当地历史上其他组织的一些称谓或者仪式，但仍旧没有脱离某种光怪陆离的大杂烩形象。　　尽管如此，在庚子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还是有自己显著特点的。义和拳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拳术，因为对拳民们来说，拳术有无章法甚至拳术本身的有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义和拳可以“降神附体”。换句话说，拳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拳术，只要学会“降神”就可以了。从理论上来说，拳术的初级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高级目标是“刀枪不入”，但义和拳通过“降神”，他们不仅感觉到“刀枪不入”，而且从心理上感到自己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刀枪不入”原是大刀会铁布衫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硬气功，但到了义和拳这里就成了单纯的理念且无需练习。“降神附体”的观念和仪式来自于鲁西北的神拳，这是义和拳发展过程中产生突变的一个阶段，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义和拳就是神拳。作为“义和拳”的名称和“扶清灭洋”的口号，则是来自于赵三多的梅花拳。从脉络上来说，大刀会、梅花拳和神拳的相继发展，最终促成了庚子年义和拳的基本形态。　　“降神附体”是义和拳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仪式和行为艺术。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可以请“神”，谁都可以成为“神”。也就是说，通过“请神”，每一个拳民在理论上都可以是“神”的化身，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领袖”。这种朴素的平等主义使得那些一直被轻视的拳民们乐于接受并获得一种崇高感和力量感，义和拳也由此极为轻易的传播开来。对于镇压者来说，拳民们“降神附体”观念的危害在于剿不胜剿，因为在剿杀了他们其中的一个领袖后，在其他地区会很快造出新的领袖。这种“蘑菇式”的无序蔓延，非下最大决心剿杀便不能成功，这也是清廷所面临的“剿不胜剿、抚不胜抚”的困境所在。　　引发庚子年那场混乱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天灾，二是人祸。首先是北方直隶、山东等地持续的严重干旱，旱灾不仅使得农民陷入饥饿的威胁，而且让他们在焦躁绝望的情绪中无所事事。由此，寻找一个替罪羊并进而攻击洋教也就成为这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偶然性起决定作用的，一场透雨便将直隶与山东交界地的拳民赶回了家，因为他们要抓紧时间回去补种粮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庚子年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是拜旱灾所赐。　　天灾不可避免，但引发灾难的还有人祸。拳民们的迷信行为和极端情绪，如果仅仅局限于民间并制造一些骚乱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因为义和拳毕竟在观念和武器上远远落后，根本不可能对抗热兵器时代的进攻力量。但很不幸的，义和拳在发展过程中卷入了一场更为巨大的政治斗争，也就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对朝政的介入。由于在“乙亥建储”中自认为利益受到损害，载漪等人由此产生的极端排外主义不仅为义和拳的进入京津大城市制造了条件，也使得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并最终不可收拾。这种失控状态的形成，除了当权者的昏聩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派系私利的驱动。　　历史上对于庚子年那场事件的主角有三个称谓，分别是“拳匪”“、“义和拳”和义和团”。从词义上来看，“义和团”有着褒义的意思，有“团结”、“战团”、“组织”的意思在内；“义和拳”则偏于中性，往往指一种相对单纯的、具有武术因素的民间团体或组织；“拳匪”则为明显的贬义，突出的是“动乱”、“暴力”的乱民形象。尽管在高潮时期多数拳民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但由于他们多点无序兴起和互不统属的特点，因此笔者在本书中采用了“义和拳”这个偏于中性的称谓，这并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个中性的称谓在当时使用广泛，而且更符合历史事实。　　另外一个容易被模糊的问题是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口号，大多数人由此认为义和拳和清廷站在一边，但这只是表象而已。义和拳自称“扶清灭洋”，但一个“扶”字表明义和拳自居于比清廷更高的位置，清廷反成了一个被扶助的对象。这个口号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地方官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严重弱化，在拳民们的眼中，官府已经没有什么权威可言。很显然，清廷绝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所谓的“扶助”。至于义和拳的“灭洋”，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要是“灭不了洋”还好办，万一不小心真“灭了洋”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继续“扶清”呢还是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扶清灭洋”本身是一个伪概念，是义和拳用以掩护自己并取得合法地位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根本就是个幌子）。就这点而言，清廷何尝不是洞若观火。反拳主和的大臣袁昶和许景澄曾在奏折中曾说：“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曾质疑：“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　　在这些士大夫眼中，拳民们愿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允许的；但要高于朝廷去扶持国家的危厄，那绝对是不行的，此所谓“能扶之，即能倾之”，后果可想而知。因此，清廷对义和拳始终是抱有戒心，正如其在后来罪己诏中说的“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所幸的是，义和拳也没有对这个口号认真，即使他们领着慈禧太后的赏银、吃着朝廷皇粮的时候，他们也公然对端王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丝毫没有把这些王公大臣们放在眼里。由此看来，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只是一个策略，还是要“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并最终向“扫清灭洋”发展的。　　义和拳不爱大清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它是否“反帝爱国”，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颇成问题。众所周知，“反帝”是冷战语境下的名词，义和拳是否“反帝”尚不好妄下定论，但盲目排外是各方没有异议。拳民最开始仇恨的是洋教洋人和教民，到后期发展成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则怒不可遏，毁物杀人，就连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可能由此肇祸。譬如《拳事杂记》中，便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不可否认的是，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具有明显的情绪发泄性质，其起源于暴力，但最终又屈服于暴力。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体的智力，“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他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迟疑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群体的人多势众能让个体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随之产生一种残忍、短暂而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另外，铁路、轮船、电线杆等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在毁弃之列。此种举动，非但毁坏公私财产无数，更是一种无视法律和基本人性的凶蛮表现。在庚子年的劫难中，中国教民的死亡人数远在洋人之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者。更有甚者，拳民妄指他人为教民，由此枉杀和者更是不可胜数。　　如要理解百年前此等至为乖谬血腥之事，务必从义和拳的“神鬼”观念入手。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他们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或者各种各样的木偶，是些可以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怪。在拳民的眼中，洋人和中国人不是同类，他们得罪了上天，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的教民，尽管拳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因而教民背教便可留下性命，如果违抗不遵，便是异类，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力量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在洋人的眼中，拳民的“神鬼”观念纯粹是一种愚昧和文明的对抗。这种观念上的不对称，只是庚子年那场混乱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义和拳事件至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的冲突，其参与的三方（义和拳、清廷和洋人）不仅在观念上不对称，而且在目标、作战能力、信息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从目标上来看，拳民试图将所有洋人及其影响从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外国联军认为他们是在解救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则认为列强是在干涉内政和侵略。三方在作战能力上的不对称更为明显，义和拳的法术不可能和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洋兵的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　　更有甚者，义和拳、清廷和列强军队的三者关系也是不对称的，他们甚至陷入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敌的混乱局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两面受困，腹背受敌。义和拳和清军虽有合作，但十分有限，彼此的不信任似乎更占据主流。由于义和拳基本没有获得现代武器的渠道，其在与外国军队和清军的对抗中显然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在热兵器时代和列强的环伺下，义和拳只能发展成民众骚乱而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作战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当然，今天我们批评义和拳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并体谅其无奈，毕竟，时代留给拳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了。　　当时曾人评论说，庚子事变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的话，问题就更加清楚：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拳事件其实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这促使戊戌变法采取“学西方、求变革”的举措，而二年之后的义和拳事件不过是戊戌政变后顽固势力“反西方、反变革”的历史反动而已。在清廷当权者的昏聩与私心下（如刚毅等人的仇洋和“大阿哥党”的立储利益），加之外国势力的不当干涉，义和拳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由此也迅速被催生成一种更为可怕的运动。　　鉴于清廷统治集团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估了当权者的智商，也不可低估了他们的私心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危害。譬如庚子年中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与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的狼狈为奸、坑瀣一气，及其试图利用义和拳谋取朝政的叵测居心，有心人念及庚子乱事，能无痛恨于谋国者之不臧哉！　　北京的那些外交官和联军的指挥官们对庚子年的乱事负有同样的责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各国在庚子年之前都更换了更有“进取心”的驻华公使，这些出来乍到的外交官们对中国事务毫不了解却又大多狂妄自大。在剿抚问题上，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负气相争反使得义和拳不断壮大并逐渐走向失控。而大沽口外那些联军指挥官的鲁莽蛮横，更使得庚子年的冲突主动上升为一场侵略性的国际战争。在清廷看来，抵抗八国联军是一场保卫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而联军指挥官却认为他们是去解救人质、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义和拳则认为他们是在清除破坏中国传统和宁静的洋鬼秽物，而列强则认为他们在帮清廷消灭一场愚昧的混乱。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离奇而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景象。　　战争的结果几乎是一边倒，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是“义和拳制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说法。可惜的是，这显然纯属“丑表功”的谬赞。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常引用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以此来证明义和拳化解了列强的瓜分图谋。但是，瓦德西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德国和列强的外交政策，真正使瓜分成为下策的，是列强的实力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要想占领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即使再增加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洋兵也恐难成功。列强要想中国保持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还莫过于“以华治华”的策略。倘若继续同中国为敌，则“满地干戈，不独生灵涂炭，即列国亦与受其灾，则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矣”。换句话说，瓜分根本就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又何来义和拳的“制止”一说呢？　　义和拳被美化甚至被神化主要在文革时期，当时甚至提出，“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对祖国忠诚的标准”。这种以感性替代理性、政治宣传代替历史真相的思维方式走的是一条“爱国主义”的歪路，是极其荒诞而有害的。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和狂躁的程度，能与义和拳相提并论的，唯有文革。由此，义和拳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也就无甚稀奇了。　　陈独秀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至今都不曾落伍。在如今的网络语境里，义和拳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义和拳，义和拳，一言不合便打拳”，这种浮躁、愤懑、麻木、无助甚至绝望的气息，和一百多年前华北农村何其相似。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狂躁情绪，在现在的网络上乃至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如果任其继续蔓延或者治理者引导不善、疏理不当，在一个非暴力不足以警醒的社会里，极有可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条件作用下得到爆炸性的宣泄，其危害可能不啻于一百年前的那场劫难。　　义和拳的愚昧是因为缺乏现代教育，暴戾的原因是群体的非理性，而它的整个发展壮大则与清廷同外国列强意气相争的过失性外交有着重大的关联。如果清末能够推行现代国民教育，哪怕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拳民们也不至于落入迷信的狂乱之中；如果拳民的观念和意愿的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表达渠道，当地官府对底层社会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够疏导民意和化解矛盾，这场骚乱也断不至于一再扩展，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清廷的决策者能够多了解些国际惯例和世界潮流，也断不会在对外交往中一味的顽固排斥；如果西方的外交官能够对中国国情多加研究，也不至于使得事态越来越恶化。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呢？
　　历史的悖论往往在于，“扶清”反成了清廷垮台的重重一击，而“灭洋”却成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换句话说，义和拳事件以一种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和非法制的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探索，虽然晚清最后十年展开的新政和立宪并非它的本意，这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在上个世纪被屡次三番的无情打断。如今的我们，依旧缺乏自我反省的科学及其理性精神；而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和主流舆论，仍旧沉迷于阶级斗争、革命史观和冷战的语境及思维方式，这种不敢直面历史原相的荒谬、怯懦与盲动，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则、机制及为大众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民众突然勃起的力量的话，迟早会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念及于此，凡我国民，能不慎乎？　　鲁西北平原上有个茌平县（念Chípíng），当地流传一个谚语叫“南京到北京，茌平的衙门朝正东”。俗话说得好，“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茌平为何会有如此一说呢？　　听当地人说，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吴陈琰的江南举人，文才十分了得，他在进京赶考的途中因病在茌平暂住，见当地的衙役欺压百姓，十分凶蛮，便暗自下定决心考中后要来茌平当县令，杀杀这些人的威风。但遗憾的是，吴陈琰到了京城后发现考期已误，而身上的盘缠几尽，于是他只好在前门大街租了个铺面以卖字测字为生，以待下次应考。所幸吴陈琰不仅文才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由此他很快便在京城小有名气。这一来二去的，吴陈琰和京城的翰林们也常来常往，并时常去翰林院里走动走动。　　有一次康熙驾临翰林院，他见当日春雨蒙蒙，便口占一联：“半天霖雨点点滴滴化作长江巨浪愿东之广西之广南之广北之广天下之广登秦岭越十二重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大清一统天下”，随后，康熙即命翰林们对下联。　　康熙出的这联颇有难度，众翰林冥思苦想，面面相觑，许久都无人应对。机缘巧合的是，吴陈琰这天恰好也在翰林院，他一时躲避不及，也只好混在翰林学士群中。当他听完康熙出的上联后，便斗胆拟了一个下联，托某翰林学士递上去。康熙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一介书生朝朝暮暮磨成锦锈文章做仕之魁乡之魁会之魁殿之魁天下之魁步金阶列十八学士安国安邦安社稷**万世瓞良。”　　康熙看罢又惊又喜，便问：“写者何人?”吴陈琰急忙从人群中挤出：“乃小人所写。”康熙见吴陈琰穿着并非翰林，便问其缘由，于是吴陈琰将自己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康熙说：“朕见你字体苍劲，学识过人，甚为爱惜，就做朕的门生，也算翰林学士吧！”吴陈琰大喜过望，于是便留在了翰林院，并由此得到了康熙的赏识。　　在翰林院的时间长了，吴陈琰突然想到了当年的心愿，于是便向康熙奏请到茌平县当县令。康熙接到奏章很是诧异，便问吴陈琰：“茌平乃京城通南京的御路必经之地，每天都有官员过往，这迎来送往的，令人疲惫不堪，你又何必去当那个县令呢?”吴陈琰便将先前的衙役之事禀告了康熙，并一再恳求前去。康熙沉吟半晌后说：“既然你坚持要去，也罢。不过，你是朕的门生，这迎来送往的客套就免了。这样，朕赐你半幅銮驾，把茌平的衙门改朝东开，直向御路，过往官员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你看如何？”由此，这茌平县的衙门便朝东而设。　　吴陈琰的这个故事尚待考证，茌平衙门是否朝东也未为可知，不过，明清时期从北京到南京的御道从茌平通过倒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御道从德州进入山东境内，经过高唐和茌平，然后在东阿过黄河北道前往南方）。如今的茌平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为聊城市（明清时期为东昌府）辖县，县城所在地茌平镇位于在济南西方向75公里处，其东邻齐河县，西接聊城市东昌府区、临清市，南连东阿县，北靠高唐县，1956年原博平县并入茌平，现茌平县面积约1120平方公里，人口约58万人，知道这里的人不算太多。　　明清时期的茌平县处于南北的交通要道上，不仅官道从这里经过，而且在其西边约二三十里，便是当时连接南北物流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从镇江开始，经过鲁南边界上的湖泊后到达济宁，随后经东昌府蜿蜒到山东与直隶（今河北省）交界的临清，随后运河沿着东北一直流至天津，最后到达京城。　　在和平安定的时期，交通的便利能够带来商业上的好处，但在战乱的年代，通衢之区往往会成为兵家必经之地，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据《茌平县志》记载，当年蒙古人南下便路过此地并将这里洗劫一空；而明初靖难之役中，这一带也曾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据笔者在当地做的小范围调查，这里很多村庄都声称是从洪洞县大槐树迁移而来，足见当时战乱对此地的影响）。　　近代以来，茌平一带更是屡遭兵焚，譬如太平军的北伐和捻军起义等。先说太平军的北伐。1853年四月，林凤祥和李开芳率太平军进行北伐，以区区两万余人的兵力，一路上攻城拔寨，下蒙城，陷亳州，正当他们准备北渡黄河、直逼京师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无奈之下，北伐军后来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绕进山西后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在逼近保定的时候，因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便又掉头东进，攻陷沧州，随即又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并迫近天津。可惜的是，当时北方已经进入冬季，当时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在华北平原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清将胜保的追兵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只好放弃杨柳青，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次年（1854年）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兵困粮乏的北伐军趁机南撤，但撤到阜城的时候，又被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团团围住。　　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林凤翔等人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无奈之下，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率部据守西连镇。在坚守了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被困的北伐军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林凤翔本人被俘后押送京师凌迟处死。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当他们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的消息后，在鬼影相随的清军追击下，李开芳只好率部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不料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到，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自率五百骑连夜冲出高唐，最终撤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再次被清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如今茌平县的冯官屯西有条新河，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原来，李开芳等人进入冯官屯后，因屯内壁垒森严，清军屡攻不克，后来僧格林沁想出一条计策，那就是引水运河水来淹冯官屯。1855年5月，清军从聊城三孔庙引运河水倒灌冯官屯，使得屯内积水四、五尺深，几乎无立足之地。更为奸猾的是，清军捉来大量的蛤蟆放入壕内，并专门朝蛤蟆不叫的地方开枪（没有蛤蟆叫的地方，说明这里有人）。　　在身处绝境之下，李开芳提出谈判，要求以个人之身换其部下一条活路，于是僧格林沁便以“解甲归里”为名，用小船将太平军将士分别从冯官屯内载出，直接送到范庄村东预先挖好的万人坑全部活埋，而李开芳则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　　事实上，在林凤翔和李开芳困守阜城的时候，从天京派出由曾立昌、许宗扬率领的援军也已经进入了山东单县境，当时距阜城也只有千余里地。正当北伐援军打算取道东昌、德州等地以达阜城的时候，大队清军拦下阻击，北伐援军只得改道西南方向，向阳谷县、莘县、冠县进军，最后过清河县拔队北行，并攻陷了临清州城。　　可叹的是，此时的北伐援军因为有大量的当地义军加入，这些人在攻破临清时大肆抢掠后腰缠金银，不愿北上，并且“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军纪为之败坏，士气大减。由此，清军将临清城团团围住，北伐援军最后退出临清南奔，一路上屡战屡败，沿途在冠县、莘县、观城、阳谷等地还连遭当地团练袭扰，北伐援军减员严重，主将曾立昌跃马入黄河死难，余部千余人在许宗扬的率领下渡过黄河，辗转回到天京。
　　历史的悖论往往在于，“扶清”反成了清廷垮台的重重一击，而“灭洋”却成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换句话说，义和拳事件以一种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和非法制的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探索，虽然晚清最后十年展开的新政和立宪并非它的本意，这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在上个世纪被屡次三番的无情打断。如今的我们，依旧缺乏自我反省的科学及其理性精神；而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和主流舆论，仍旧沉迷于阶级斗争、革命史观和冷战的语境及思维方式，这种不敢直面历史原相的荒谬、怯懦与盲动，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则、机制及为大众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民众突然勃起的力量的话，迟早会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念及于此，凡我国民，能不慎乎？　　鲁西北平原上有个茌平县（念Chípíng），当地流传一个谚语叫“南京到北京，茌平的衙门朝正东”。俗话说得好，“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茌平为何会有如此一说呢？　　听当地人说，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吴陈琰的江南举人，文才十分了得，他在进京赶考的途中因病在茌平暂住，见当地的衙役欺压百姓，十分凶蛮，便暗自下定决心考中后要来茌平当县令，杀杀这些人的威风。但遗憾的是，吴陈琰到了京城后发现考期已误，而身上的盘缠几尽，于是他只好在前门大街租了个铺面以卖字测字为生，以待下次应考。所幸吴陈琰不仅文才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由此他很快便在京城小有名气。这一来二去的，吴陈琰和京城的翰林们也常来常往，并时常去翰林院里走动走动。　　有一次康熙驾临翰林院，他见当日春雨蒙蒙，便口占一联：“半天霖雨点点滴滴化作长江巨浪愿东之广西之广南之广北之广天下之广登秦岭越十二重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大清一统天下”，随后，康熙即命翰林们对下联。　　康熙出的这联颇有难度，众翰林冥思苦想，面面相觑，许久都无人应对。机缘巧合的是，吴陈琰这天恰好也在翰林院，他一时躲避不及，也只好混在翰林学士群中。当他听完康熙出的上联后，便斗胆拟了一个下联，托某翰林学士递上去。康熙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一介书生朝朝暮暮磨成锦锈文章做仕之魁乡之魁会之魁殿之魁天下之魁步金阶列十八学士安国安邦安社稷**万世瓞良。”　　康熙看罢又惊又喜，便问：“写者何人?”吴陈琰急忙从人群中挤出：“乃小人所写。”康熙见吴陈琰穿着并非翰林，便问其缘由，于是吴陈琰将自己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康熙说：“朕见你字体苍劲，学识过人，甚为爱惜，就做朕的门生，也算翰林学士吧！”吴陈琰大喜过望，于是便留在了翰林院，并由此得到了康熙的赏识。　　在翰林院的时间长了，吴陈琰突然想到了当年的心愿，于是便向康熙奏请到茌平县当县令。康熙接到奏章很是诧异，便问吴陈琰：“茌平乃京城通南京的御路必经之地，每天都有官员过往，这迎来送往的，令人疲惫不堪，你又何必去当那个县令呢?”吴陈琰便将先前的衙役之事禀告了康熙，并一再恳求前去。康熙沉吟半晌后说：“既然你坚持要去，也罢。不过，你是朕的门生，这迎来送往的客套就免了。这样，朕赐你半幅銮驾，把茌平的衙门改朝东开，直向御路，过往官员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你看如何？”由此，这茌平县的衙门便朝东而设。　　吴陈琰的这个故事尚待考证，茌平衙门是否朝东也未为可知，不过，明清时期从北京到南京的御道从茌平通过倒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御道从德州进入山东境内，经过高唐和茌平，然后在东阿过黄河北道前往南方）。如今的茌平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为聊城市（明清时期为东昌府）辖县，县城所在地茌平镇位于在济南西方向75公里处，其东邻齐河县，西接聊城市东昌府区、临清市，南连东阿县，北靠高唐县，1956年原博平县并入茌平，现茌平县面积约1120平方公里，人口约58万人，知道这里的人不算太多。　　明清时期的茌平县处于南北的交通要道上，不仅官道从这里经过，而且在其西边约二三十里，便是当时连接南北物流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从镇江开始，经过鲁南边界上的湖泊后到达济宁，随后经东昌府蜿蜒到山东与直隶（今河北省）交界的临清，随后运河沿着东北一直流至天津，最后到达京城。　　在和平安定的时期，交通的便利能够带来商业上的好处，但在战乱的年代，通衢之区往往会成为兵家必经之地，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据《茌平县志》记载，当年蒙古人南下便路过此地并将这里洗劫一空；而明初靖难之役中，这一带也曾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据笔者在当地做的小范围调查，这里很多村庄都声称是从洪洞县大槐树迁移而来，足见当时战乱对此地的影响）。　　近代以来，茌平一带更是屡遭兵焚，譬如太平军的北伐和捻军起义等。先说太平军的北伐。1853年四月，林凤祥和李开芳率太平军进行北伐，以区区两万余人的兵力，一路上攻城拔寨，下蒙城，陷亳州，正当他们准备北渡黄河、直逼京师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无奈之下，北伐军后来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绕进山西后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在逼近保定的时候，因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便又掉头东进，攻陷沧州，随即又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并迫近天津。可惜的是，当时北方已经进入冬季，当时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在华北平原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清将胜保的追兵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只好放弃杨柳青，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次年（1854年）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兵困粮乏的北伐军趁机南撤，但撤到阜城的时候，又被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团团围住。　　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林凤翔等人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无奈之下，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率部据守西连镇。在坚守了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被困的北伐军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林凤翔本人被俘后押送京师凌迟处死。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当他们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的消息后，在鬼影相随的清军追击下，李开芳只好率部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不料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到，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自率五百骑连夜冲出高唐，最终撤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再次被清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如今茌平县的冯官屯西有条新河，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原来，李开芳等人进入冯官屯后，因屯内壁垒森严，清军屡攻不克，后来僧格林沁想出一条计策，那就是引水运河水来淹冯官屯。1855年5月，清军从聊城三孔庙引运河水倒灌冯官屯，使得屯内积水四、五尺深，几乎无立足之地。更为奸猾的是，清军捉来大量的蛤蟆放入壕内，并专门朝蛤蟆不叫的地方开枪（没有蛤蟆叫的地方，说明这里有人）。　　在身处绝境之下，李开芳提出谈判，要求以个人之身换其部下一条活路，于是僧格林沁便以“解甲归里”为名，用小船将太平军将士分别从冯官屯内载出，直接送到范庄村东预先挖好的万人坑全部活埋，而李开芳则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　　事实上，在林凤翔和李开芳困守阜城的时候，从天京派出由曾立昌、许宗扬率领的援军也已经进入了山东单县境，当时距阜城也只有千余里地。正当北伐援军打算取道东昌、德州等地以达阜城的时候，大队清军拦下阻击，北伐援军只得改道西南方向，向阳谷县、莘县、冠县进军，最后过清河县拔队北行，并攻陷了临清州城。　　可叹的是，此时的北伐援军因为有大量的当地义军加入，这些人在攻破临清时大肆抢掠后腰缠金银，不愿北上，并且“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军纪为之败坏，士气大减。由此，清军将临清城团团围住，北伐援军最后退出临清南奔，一路上屡战屡败，沿途在冠县、莘县、观城、阳谷等地还连遭当地团练袭扰，北伐援军减员严重，主将曾立昌跃马入黄河死难，余部千余人在许宗扬的率领下渡过黄河，辗转回到天京。
　　太平军的北伐，也推动了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农民起义的发展，其中特别以捻军影响最大。捻军开始名为捻党（所谓“捻”便是“一伙人”的意思，民间也称之为“捻子”），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小捻子十几或者几十个人，大捻子则有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军攻城略地的大好形势下，捻党也就逐渐转变为捻军，特别在太平北伐军失败后，捻军更是成为北方反清的主要力量。　　1855年8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向北流经大清河入海，这导致鲁西南的郓城、巨野、邹县、曹县、单县等地成为黄河以南。由于黄河天险的突然消失，活动在江淮地区的部分捻军也由此陆续进入山东提供了方便。1855年11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众人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并建立五旗军制，从1856年起，捻军便不断进入鲁西南地区杀官打粮，攻城破狱，其中也不乏开仓济贫之举。1860年11月后，僧格林沁率清军赴山东剿捻，但并没有在捻军身上讨得任何便宜。直到1863年，随着太平军在天京上游战场的的不断失利情况下，捻军的基地也逐渐被清军攻占，张乐行也不幸蒙难，捻军一度陷于沉寂状态。　　1864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与捻军结合，遵王赖文光被推为新首领。1865年4月，捻军越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曹县，并开始采纳骑兵战术与清军作战。捻军骑兵持竹枪巨矛，纵马疾驰，来去入风，将紧追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拖得疲惫不堪。骄傲的僧格林沁不知是计，他以为捻军不过是溃不成军的流寇，竟然一直穷追不舍，企图一举加以聚歼，建功立业。　　1865年5月中旬，捻军马步精锐数万人运动至菏泽一带后，他们在葭密寨、郝胡同、高楼寨附近设下圈套，僧格林沁率疲兵追至，结果被捻军杀得大败。当天晚上，僧格林沁想率残部突围，但很快又被捻军伏兵冲散，僧格林沁本人也在落荒而逃中仓惶躲进一片麦田，不巧又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撞上，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僧格林沁好歹也算是一代名将，最后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估计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不过说来也不奇怪，僧格林沁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当年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也经常在这里打家劫舍。曹州高楼寨位于茌平县的正南方，距离茌平冯官屯也不过百里之遥。　　1866年10月，捻军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率领，继续在中原地区活动；西捻军则由梁王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地区发展。东捻军进入山东后连战连败，其残部由赖文光率领南下江苏，最终于1868年1月在扬州被淮军彻底击溃。西捻军经河南入陕西后，后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随后挺进华北并一度逼近到卢沟桥附近。不过，这时清军已经对其形成了强大的包围，最终迫使西捻军于1868年3月南撤进入山东境内。由于清军得到了当地团练的支持，西捻军在战场上连战皆败，主力损失殆尽。　　兵败之后，张宗禹率西捻军余部数千人冲出，由济阳经高唐进入茌平县，结果遭遇清军阻击部队，这也成为了捻军的最后一战。战斗的结果是，张宗禹率数十骑突围而出，到达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据笔者推测，张宗禹在受伤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是死于茌平境内的徒亥河中。　　在太平北伐军和捻军活动的同时，其他的义军也表现活跃，这其中就包括了白莲教旗军、文贤教军、长枪会、幅军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鲁西南兴起的长枪会和活跃于苏北及鲁南地区的幅军，后来的义和拳似乎能从这两个组织中找到部分的类似痕迹。　　太平军起事后，清廷为对付各路反清义军，随之下令各州县官绅举办团练，长枪会也由此而起。1856年后，在各地团练的剿杀下，鲁西南的反清斗争陷入低潮，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地团总“自矜御捻有功，横行曹属，生杀由己，敛费无度”，甚至出现了“地方守令条教号令不及团总”的局面。（1）　　1859年12月间，菏泽县有个名叫郭秉钧的秀才进谒曹州府知府童正诗，“请于团练之外，别起一团，名长枪会”。郭秉钧敏锐的察觉到官府与团练间的矛盾，于是自称建立长枪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御捻”，但长枪会又“出乎团练之外，团练之总即不得约束”。知府童正诗也认为“各团总多跋扈，欲令长枪会隐为之敌，而减其势”，由此长枪会便成为官方批准的合法团体。（2）　　在当地官府的支持下，长枪会发展迅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长枪会在曹州府已经发展到近3万人。但令童正诗没有想到的是，长枪会也走上了团练的老路，隐然或者公然和当地政府作对，比如曹县长枪会，当时就“不时围城”，最终引发了官方的镇压。　　曹县的长枪会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曹州其他地方的长枪会却随后揭竿而起，甚至和捻军、白莲教军或互相配合，或遥相呼应，致使鲁西南和鲁西北各县如邱县、冠县、莘县、范县等地，遍地都是义军。在与清军的斗争中，各州县的长枪会逐步走向联合，并由此形成两大股势力，一部在黄河东南一带的金乡、定陶、成武、巨野、菏泽等地活动，一部在黄河东北一带的郓城、范县、寿张、东平等地活动，并对曹州城形成了严重的威胁。1862年1月，僧格林沁亲率精锐骑兵南下曹州进攻长枪会，郭秉钧等人率长枪会数千人迎战，但最终不敌僧格林沁而落败，郭秉钧本人中炮身亡，少数余部最后投奔了捻军。　　就组织性而言，太平军优于捻军，捻军优于长枪会，而幅军的组织性还要差一点。幅军最初被人称为幅党，兴起于苏北地区，1861年后转入鲁南山区。幅党开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有点类似于捻军，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被裁汰的兵勇、盐贩等，这些人昼散夜聚，也曾提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颇为梁山好汉之作风。　　幅军发起之初主要注重经济目的，他们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这和其他义军有着显著的区别。1861年安徽捻军进攻山东，幅军也乘势向北扩张，并仿效捻军蓄长发，以幅巾扎头。有意思的是，幅军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称“出征”为“打粮”，出发前他们都要屠牲祭旗并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这与后来义和拳勒索教民、抢劫洋行的“发洋财”之举倒有相通之处。由于武器落后、组织性差，幅军在1863年基本被清军剿灭。　　1882年，茌平遭大水，但知县仍旧要照常收租，这遭到茌平人的普遍反抗。当时在茌平的读书人中间就出现了一张传单，呼吁起来抵制随后的乡试（考举人），结果这个提议得到响应，在开考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读书人前去应考。东昌知府大怒，扬言要以禁乡试10次来报复这次侮辱，结果在其后的20年间，茌平竟真的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许是因为当地缺乏持有功名的绅士，由此该地民风强悍，习武成风，似乎并不具备山东应有的儒家风范，而且这种情况在鲁西北地区颇为普遍。　　在这一年，当地农民还举行了另一种形式的抵抗，那就是当地吴官屯的白莲教造反。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来形容这出起义的悲喜剧：“你别怕，我别笑，吴官屯的白莲教；没抬枪，没大炮，杆子枪，切菜刀”。当日，几十个白莲教徒骑驴打鼓，手持菜刀长矛起来造反。虽然这次起义也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但没等他们走多远，便很快被县衙门的走卒给镇压了下去。　　茌平县可谓是近代史上鲁西北地区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也是以此为开篇的原因所在。在捻军首领死于茌平徒亥河后的三十年后，茌平又出了一个人物，这便是义和拳的首领朱红灯，此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李白的诗豪情万丈，黄河的水日夜不息。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3）。　　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4）。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对于八国联军的伤亡人数，中外表述各有不同，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接近2000，外方记载则不超过1000.其中的原因就不少了，就像朝鲜战争中的中美伤亡人数往往都不统一，毕竟是各为其主，客观一点的话，取中间值即可。　　因为涉及到义和拳的评价问题，有一点必须澄清，那就是义和拳在庚子人的确杀了不少外国人，但是，其中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的外国传教士、工程师、医生等，真正是被义和拳所杀的外国军人，没有人去统计过，但据我看过的资料，估计不会超过100人。　　八国联军比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伤亡人数大大增加，那是因为清军在洋务运动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编练新军、改进武装所导致，比如聂士成的军队，当时采用的就是德式枪械，只可惜训练时间太短、训练水平也较低，尽管失败了，但对八国联军还是构成了相当的杀伤力，毕竟，武器是不认人的。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中外伤亡比拟至少在10：1，而义和拳与清军冲突的伤亡比拟在20：1以上，义和拳和洋兵的作战伤亡比例无法统计，有可能在100：1以上。或者说，除了偷袭等可能得手外，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作战基本就不能成为作战，这完全是一种非对称的战争，或者说毫无悬念的战争。　　极度缺乏现代火器且毫无组织的义和拳去和训练有素的外国军队作战，我们稍微理性的思考下就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历史教科书那样思维的话，科学和理性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教科书的那种说义和拳抵抗八国联军完全是一种“丑表功”，非常愚昧并践踏了我们那点可怜的爱国心。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义和拳除了在廊坊阻击战中曾与西摩尔联军交手曾靠人数上的优势和破坏铁路取得一定的成效外（事实上，真正使得西摩尔联军放弃进京的不是义和拳，而是董福祥的清军），其他的结果，如天津之战和后来一些战斗都是非常惨的。　　历史是靠事实说话的，不是靠个人的主管愿望揣测。拔高义和拳，只能让我们更加脸上无光。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的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三十八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　　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户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集会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报》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五百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人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们，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其中包括了发起人李盛铎，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保国会的行列，以求自保。结果保国会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会试结束，落第举人们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亲王奕?的去世。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局势的日益恶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变法求生存。后来，他便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便意气风发地在当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同时，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如此说来，维新派会有什么对策呢？殊不知，此时的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正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帐怎么算？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因为传教动摇统治者的根基和法理！只此而已！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他们的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　　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太上皇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的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最高权力之争，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权力的攫夺者，她本能的对一切政治对手，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在内，都报有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一切专制者的共同特征）。光绪亲政后，从他甲午战争中颇为糟糕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没法让光绪放手大干。当时的光绪太年轻、太冲动了。光绪毕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强硬的个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着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众所周知，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导致了满族的“一族专政”。作为大清王朝的守护者，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变法会影响到祖制，即“满人统治”的立国之本。清朝从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来，在人数和权力分配的对比上，满汉之间严重失衡，数量极少的满人占据了过多的权力，而大多数的汉人则遭到了压抑。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对此，谙熟权术的慈禧太后洞若观火，又怎能岂能等闲视之？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的时候，其声势之浩大，令守旧派们大为惊恐。当时守旧派最为有力的反对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所说的，“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指的其实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这也是戊戌变法中最为根本的冲突。　　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光绪自己也是满人，何尝不知道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本族的既得利益者。过于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满族之公敌。为此，他也曾下诏改善“八旗生计”，但这种安抚的策略，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满足不了这些人过度的贪欲。要知道，慈禧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要的是万世不易的“一族专政”，任何对这个“国之根本”的变法主张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让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对此，他们会束手就擒吗？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　　戊戌年的九月，光绪皇帝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　　过了不到十天，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的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弹劾强学会的主）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说，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说，杨崇伊的笔头子是厉害，他这密折不长，但处处打中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便于次日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再说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这里要稍微插一句。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话说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了一件教案，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德国天主教堂下面的一群教民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由于教堂袒护教民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冲突，结果众怒之下，不但教堂被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也被乱拳打死。　　各位看官，你说那山东曹州一带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地界吗？这里自古一来就习武成风，民风强悍，发生些乡民械斗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次因为打死的是“洋大人”，这下可不得了，立马升级成国际事件了。　　果不其然，几万里之外的德国皇帝闻讯大怒，立刻钦点御弟海因利克亲王率领德国舰队直奔远东，杀气腾腾前来兴师问罪。据日《伦敦观察报》报道说，德皇临行前特意训导海因利克亲王说，“如果中国敢阻挠我事，即以老拳挥之！”　　既然德皇说要用“老拳”政策，清廷官员哪敢得罪！？早在1870年，天津就发生过一次教案，当时因谣传传教士建的育婴院收养孤儿后，开膛破肚取出心肾去做药引，结果导致冲突爆发，数十名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被杀，数座教堂被捣毁。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不但赔钱重修教堂，还特意派出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好在当时法国正好和普鲁士（德国前身）打得不可开交，这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清廷钱也赔了，歉也道了，但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招收信徒，这“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尖锐。当时各国政府也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法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老百姓对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们，开始由好奇变得疑惑，再由疑惑变得憎恨。　　1900年也是庚子年，这年的怪事可真一桩接着一桩。四五月间，天津街上忽然出现“红灯照”仙姑妹妹，这些十来岁的少女穿红衣，系红裤，扎红稠，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最奇的是，仙姑妹妹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挥舞手中的红扇，便飞离地面，越升越高，飘然空中，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不停闪烁，忽远忽近，有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游游荡荡，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在红衣仙姑之后，天津城便传闻“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这义和团是官方后来改的名字，原本叫义和拳，又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喜欢操练武术，强身健体，义和拳的武功也相当有特色。据说他们练功时，师傅焚符诵咒，待到烟雾燎燎后便让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往往导致练习者手足痉挛，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紧接着，师傅和弟子们便一跃而起，操刀弄棍，四周劈杀，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友情提示，请勿模仿！）　　义和拳本在山东活动，后来由于袁世凯在那里追拿得紧，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并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即乾字拳和坎字拳。坎字拳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活动，天津之乱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等地，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了北京城。　　坎字拳和乾字拳都崇尚红色，和天津的“红灯照”仙姑妹妹可能是近亲。庚子年的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把洋人消灭干净。其中，“洋人、教士和教民”分别被扣上“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帽子，遇之则杀无赦。　　义和拳经常对外宣称，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除了请天兵天将外，义和拳的大师兄还每日还勤练独门秘术。据说他们的神功分两种，一种是浑功，一种是清功。浑功是低级别的，一百天就可以出师；而清功则需要练习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神功练好后便可以不畏枪炮，刀枪不入。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很多人学的都是速成班，大多数人连浑功都没有练成。不过这也不要紧，各师兄弟们临阵前往往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符咒的实际效果似乎没有宣传里说的那样神奇，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一般还没等到念完符咒，便已经稻草般的倒在枪炮之下。由此看来，义和团的宣传材料颇有虚假广告之嫌。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义和团是个松散迷信的非政府组织，那它为何能明目张胆的进入京师呢？原来，这又牵扯到光绪皇帝的问题。就在上一年（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　　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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