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本的铁棍、范佩西的木棍，都是用来暴揍亨特拉尔的道具，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荷兰锋线小字辈用一条电棍方才扭转了战局——这就是“三棍传奇”的故事主线。
这 则“源引”了范博梅尔、克吕尔、海廷加等球员引语，“标注”了荷兰足球报报道、西班牙阿斯报记者、某内部人士等出处的神文，诞生于2012年欧洲杯期间的 中国某体育论坛。很遗憾，时隔两年的巴西世界杯上，被国内某纸媒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上了报纸，并署上了特派记者的名字与里约热内卢专电的电头。一时成为笑 谈。
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不幸在于，当事人无法一眼辨别细节之伪（精贵的 职业足球运动员怎么可能扛得过铁棍电棍不止一次的击打）；不幸在于，如何一条线索都没有经过最简单的核实（查阅一下英语新闻就几乎可以直接得出结论）；不 幸在于，居然通过了三审流程刊发见报（是前方记者所为还是后方编辑部署名作品，尚待考证）；不幸在于，这是原创于国内论坛的戏谑之文，可以被轻易找到出处 而得以实现“证伪”；更不幸的在于，这一起以及此前很多起事故，都缘于国内传统媒体在体育新闻报道上几近畸形的行业价值取向。
【“猛料”成了行业考核体系的最重要标准】
虽 然对于国内传统媒体在诸多报道内容上同质化的批评由来已久，但恰恰是体育新闻、尤其国际大赛报道这个领域，让很多人体查到了追求异化与相对自由的空间的可 能性。十几年前初涉此行时，追求独家早就是业内的潮流，这本无可厚非，但“幕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甚至可称“不可为性”）与整个行业内外对其的无比向 往，形成了不可化解的矛盾，最终让人失去理智。
这种趋势甚至发展成对公共信息的莫名“抗拒”。2002年曾发生过一个段子式的故事：在国足出征世界杯前，中国足协高官将所有队员与教练组成员聚齐招开新闻发布会，该官员开诚布公地表示：“今天我把所有人都带来了，不设时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提问。”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史上最齐全发布会只有寥寥数人提问便陷入了沉默，百思不得其解的官员刚宣布散会，记者们便蜂拥而上将球员教练分而围之，提问滔滔不绝，此时他方才领悟了“原来不是没问题问，只是不想回答被所有人分享”的原因。
对新闻发布会、混合采访区这些公共信息场合的冷漠，已经成为业内常态，心态无非有三：
第一，不会问或懒得问，我不问也会有记者问；
第二，问了也被其他人听到，不如不问；
第三，就是不问也不去，反正过会儿也能从网络记者这些“会走路的录音笔”那里得到信息。
再 往深里追究，在这个已经为“独家新闻”挠破了头皮的行业小族群中，没有多少人再会因为善于从公共信息挖掘素材、因为善于数据分析（数据又何尝不是一种公共 信息？）、因为善于观察与分析而得到认可，体系内的考核标准完全倾向于被冠之以“幕后猛料”的文章与作者，处于上游的领导层主观鼓励、客观盲目，这种自上 而下却又不切实际的推崇导致了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002年世界杯前后可以被视为这股风潮的起点。某体育专业 报记者撰写的米卢赛前彻底不眠的文章一度传为“美谈”，充满镜头感的细节描写，或许只有同屋人才能得以观察到；其后，仍是某专业报的一篇菲戈专访，被竞争 对手拿去逐字翻译给葡萄牙人听，引得“当事人”公开点穿了骗局——这些“私事”当然都不可能通过公共信息的开发而获得，在被揭穿前，都非常符合当时媒体们 “唯我独享”的价值取向。遗憾的是，事发后并未缓和对不切实际的独家新闻的追求，甚至被理解为涉事者“倒霉”：若非摊上竞争对手的举报，又怎可能被证伪？
于是在日后的世界杯等顶级赛事的报道中，“神事”总会被中国记者摊上，“没有最神，只有更神”。或许也是拜中国足球队的低迷所赐，他们若是晋级大赛，赛事报道必然以国足为主旋律，造假很难随意，毕竟“当事人”无需举报翻译就可能看到。而没有了中国队，世界杯报道只会更自由、更肆意，更无拘束、亦无畏惧。
【你想象中的世界杯采访该是如何景象？】
对于世界杯的赛事报道权，绝大部分局外人一无所知。
所 有国际足联下属的协会国（或地区），都会分配到若干个持证文字或摄影记者名额，以中国队无法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尴尬身份，中国近几届世界杯所得名额均在七 八十个（持权转播商央视与国际通讯社新华社的名额不占此列，由FIFA另行单独分配）。今届巴西世界杯因为组委会提出接待能力有限而削减了不少记者证数 量，分配至中国足协手头的名额不超过五十个，另有若干媒体通过合作方与赞助商渠道取得了部分证件资格，总数也就八十来位。
虽 然这几十人可以享受到官方媒体权利，但也着实没太多值得高兴的，比起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上提供的ONS（奥林匹克新闻服务），国际足联的媒体服务简直惨不 忍睹：除了从城市交通枢纽到比赛场的媒体班车，只能申请比赛门票、赛后发布会及混合采访区入场券——所有申请记者大致以国际著名媒体、参赛队所在国媒体、 东道主媒体、参赛队所在洲媒体以及“其他”这几档顺序分档，居前者优先考虑。
以中国记者身处末两档的处境，大多事先 的申请会被婉言谢绝，只能提前三五个小时到达赛地，在现场新闻官处登记上“等候名单”，通常球票仍有机会获得，但安排的座位与球迷无异，全无写作台、监视 器等辅助设备。至于有严格人数控制的赛后发布会与混合采访区，得到入场券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除了比赛，还有一些诸如FIFA官方新闻发布会、各参赛队 的公开训练课甚至是裁判员集体训练的采访机会，但无疑，凡此种种，都是不那么“受欢迎”的公共信息。
中国纸媒与网络 媒体向世界杯赛地派出的特派记者总数，每每数倍于分配所得的记者证数，除去持证人员，其他无证者持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也许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几张 球票（球票也往往是世界杯最不用担心稀缺的资源），但他们连那些公共信息资源都无权享用，不过与球迷同等待遇，用行内的话说，是去现场“扫大街”。
“扫大街”也许除了垃圾也能扫出钱包，但这更是极小概率事件。
若 是派出机构领导开明，明白所谓“特派记者”无非是一个“我在现场”的标签，为属下记者大大减负。我曾有一同伴，采访世界杯每日写游记即可完成任务，但此桩 任务亦非可以轻易完成，世界杯涉及十余座城市，城际往返异常困难，囿于中国派出记者微薄的出差标准又几无可能随到随住——依上一个版本《临时出国人员费用 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标准，巴西的每晚住宿费仅为55美元，虽今年起执行高得多的新版本，但又有几家困境中的传统媒体愿为派出记者多开翻倍的预算？
若是领导不明白“扫大街”的真实含义，扎堆住在宾馆、外出只能会会各国球迷的特派记者，只能靠一条网线联通世界，再不幸遭遇竞争压力大、任务逼得紧的窘境，“逼良为娼”不难理解。
这年头究竟还有独家新闻吗？有。但在信息更透明的今天，得到独家新闻需要更多努力与策划，以及一些运气，也需要机构有足够的资金与制度支持，以便记者能在一次次真正的赛事报道中升级成长。
平 时死摁在家里视野有限，时隔数年才如恩赐般给予一次大赛采访机会（还极可能无证“扫大街”），显然没可能制造出看到并找到独家的机遇。一位尼日利亚记者有 机会挖掘到并发表出有关中国乒乓球队的一手猛料吗？几乎不可能，除非太多的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同理，顶级水平的足球运动或者足球新闻，也距离中国传统媒 体有相关的距离。幸运的是，尼日利亚记者不会被要求去寻找中国乒乓球的内幕，而中国记者却时常背负着任务去发现足球世界的秘密。
当 然，这绝不代表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应该就此放弃对专业主义的追求。专业主义精神同样可以体现在对公共信息的挖掘、体育数据的分析以及观点的提炼，这些需要耐 心与积累，也不需要“我在这里发回报道”的标签同样可以实现——这好比文学不仅仅只有小说、散文与诗歌，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目前这个过分追求独家新闻、并将“独家”与八卦秘闻划上等号的大环境中，忠实原则的写作者越来越少，想象力十足的小说家空前繁荣。
关于作者：
沈雷，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文汇报体育版主编。
这几天不断接到关心教育人士的电话，跟我讨论《老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这篇在“腾讯&大家”发布的文章。这篇文章因为讨论了当下比较普遍的校园红包问题，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一般在几句恭维过后，他们都会问出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哪间学校？”
我十分理解，问这个问题的家长们，想知道答案不过是希望孩子能避免选择这间学校，而如果是教育界人士，则希望避免这样恶劣的情况发生在本校。他们都有着非常善良的愿望，把我所说的情况当成一个可以通过个体努力避免的特殊情况。
我虽然很希望帮到他们，但这个问题恕我不能作答。原因有二：
第一，打击一个个体有时虽然能够震慑系统性问题的发生频率和发生面，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打击个体只是将系统问题嫁祸于个人，并令人误以为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
第二，我所说的问题，虽然从一个案例出发，其实窥斑见豹，说的是一个人人习以为常深陷其中的现象，家长、孩子、老师无一幸免，而不只是某一方面的问题。
特 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简单指责收红包的老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肯定并不认为拿个红包是多大件事儿。如果从收入分配体系来看，老师和医生目前面 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同处于垄断性事业系统，但是属于社会服务系统，与资源控制系统（如国有垄断行业）与行政控制系统（公务员）相比，收入分配水平 整体偏低，与他们的个人付出很不相当。微妙的是，如果加上灰色收入，这种分配体系的不平衡就更加突出。而当下所有在政府公共系统工作的人，他们的灰色收入 来源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掌控的资源。
在这一点上，教师和医生是没有办法与资源控制系统、行政控制系统比拼的，他们最大的“资源”，就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于是，从他们的服务对象这里获取额外的报酬，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
医生的问题本文暂时不表，我这里可以简单列举一下教师通常采用哪些手段获取能够让自己感觉心理平衡的额外报酬。
1. 补课费：这个是在中小城市存在的一种貌似合法的收费。前几日网上流行的一则“温州跳楼学生写给老师的信”，虽然不辨真假，但是其中提出的老师普遍收取补课 费，却是有现实依据的。一些老师为了增加收入，把原本应该在课堂上讲的重点，拿到补课班上去讲，甚至补课时透露考题，学生们只得放弃休息时间，普遍补课。 &
2.坑班费：一些学校面向社会办了升学“占坑班”，号称坑班学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顺利升入本校。吸引不少家长和学生去报读，而实际招收比例并不透明，不仅花很多钱，也导致学生花费很多课外精力。
3， 在民办教育机构兼职：很多老师在民办教育机构兼职，而大部分民办教育机构靠应试教育支持来获利，这些民办教育机构在提高学生应试分数的旗帜下，抬高了应试 教育竞争的门槛，让学生在各种科目的课外班中疲于奔命。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师，在自己开办的班上透露一些关键考试的题目，实际上制造了升学中的不公平竞争。
这 些都是除了红包之外，家长们习以为常的“教育附加费”。上述“教育附加费”的共同特点是，把所有应该在系统内解决的问题“系统外化”，其结果是所有参与其 中的人都很累——学生很累，家长很累，老师更累。学生和家长不喜欢补课，我相信老师们更加不喜欢补课兼职。那些起劲儿折磨自己的老师，必然包含着系统未予 解决的生存压力。
除此之外，还有当前大中城市中日益严重的学位资源的不透明转让。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最大的一笔额外 教育支出，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幼儿园学位、小学学位到初中学位，都有资源私下出让的可能。在择校的政策下，一个优质学位有可能获得几万、十几万到几十 万不等的报酬，当然一般只有学校的掌权人物才能够获得。注意：这并不是以学校名义收取的择校费，而是掌握学位资源者的个人收费。学位资源除了产生教育贪腐 以外，还会形成官员与利益阶层之间利益输送与转让的桥梁，最终形成，择校的大部分可用资源被掌握行政控制资源的人拿走了。所以，择校费问题是真正的贪腐， 严格说来，不能算在老师的头上。
如果把所有这些“教育附加费”合并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令人惊惧的现实：所谓义务教 育，从入学、学校、校外，它的上中下游都被绑架了，义务教育，恰恰成了最昂贵的特权教育。老师收红包只是系统整体问题的一个日常表现，它之所以显得尤其荒 谬，正因为它习以为常地显示了教育主体的倒置——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主体不再是学生，而是利益。看到这种状况，你惟有感叹，那些自以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把 孩子送入了相对较好的学校的家长，他们真的买到了更好的教育吗？整个系统都是Vista，你能指望他提供Win8的特区吗？
“红 包相当于保护费”，这个论断，既不是为了讨伐老师，也不是为了揶揄家长，它只是为了让系统问题更清晰地呈现，得到教育部门以及行政系统真正的关注——你不 能再给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外挂一个依附性的暗黑市场了，这个外挂，正在让校园黑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医疗系统）。解决之道，让市场真正独立与成熟起来，分担 社会公共服务中的差异化需求，而公共服务，就要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抹去所有特权的面纱。
关于作者：
李多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作家。曾任时光网总编辑、TimeOut中文版总编辑、新京报副总编辑等职。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永恒记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走出家门，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慌地喊道：“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看到孩子们那种怆惶悲戚的神情，不禁无言地流下泪来。
在 这些日子，人们频频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与朱先生合作了二十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 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小说家沈从文写了《不毁灭的背影》，诗人唐缇则赋予“背影”以象征的意义，他说：“我更爱把朱先生看成这时代受难的到处给人蔑 视的知识生活的代表，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许多人都谈到朱先生晚年“表现 得十分年轻”，最有力的证明自然是一九四八年元旦的“扭秧歌”；但朱先生身边的余冠英却提到先生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出现了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 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朱自清的至交叶圣陶也谈到“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内在精神上的忧郁、沉重，怕不是 为国事，也不见得是为生活，而是他因病而常常想到死。据说他曾谈到过这样的想法：“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来”。凡事认真的朱自清对 待“死亡”也是如此认真：他要抢在死神降临之前，思考与探索还能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人类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缇把朱自清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人 类的受难的知识者的代表，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搅动着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
其 实，早在二十年代末，也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朱自清写过一篇题为《那里走》的文章，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朱自清看来，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面临着由 “思想的革命”向“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转折。如果前一阶段(也即人们通常说的“五四”时期)“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新时 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领导革命的)党”的时代，“党所要求个人的，是无条件的牺牲”。知识者于是面对着“那里走”的困惑：一面看清革命是“势所必至”， 一面又深怕革命将“毁掉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促进自己的灭亡”——其实这也正是当年德国诗人海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二十年代末，朱自清和他的朋 友最后的选择是：“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二十年过去了，一 九四八年的朱自清发现他重又面对这个恼人的“那里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躲”进象牙塔已不再可能。这时，朱自清对问题的思考又有 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进行反省。于是，在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里，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处境作了这样一 番总结——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 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 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且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不 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
与同时期一些夸大知识者作用的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相比，朱自清的自我估价是冷静与客观的。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的软弱，更正视知识者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基 本生存要求的根本局限。他也因此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领导的地位”的事实。在破除了对知识者自我的迷信 与神话以后，朱自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被“悬空”的危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出了“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算真好”的警告。——人们很容易 要联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但此时朱自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英国精神兄 弟重整乾坤的自信，他们更担心着被时代抛弃。这种缺乏自信与担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之处；在前述那篇《那里走》里，朱先 生就有过这样的反省：“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的爱变化，甚至说 是学时髦，也是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朱先生的宽容在另一面也使他易受时代风尚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学生)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把这仅 仅归结为“谦虚”的美德，追求“进步”的表现；恐也不纯粹是攻击者所说的“趋时”：这其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思维所不能把握的、相当复杂的精神现 象。而其结果是“人民”进入了朱自清和他的朋友的视野，出现了被人们着意强调的所谓朱自清的“转变”。
以下这段话是经常被 引用的：“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门，但生活到底比农民要高”，“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开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 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但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里，要向“下层人民”靠拢，以寻求新 的支撑点的趋向是明显的(以知识者的境遇与农民相比的思路显然与传统的“悯农”思想有关)，但也仍然充满了矛盾，表现出既想改变知识分子“自己”，又害怕 失去“自己”的困惑。于是又有了“调整”之说。
朱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在“动乱时代”三种人的选择，在作为社会的消费 (浪费)者的“颓废者”与“时代的领导人”的“改造者”之外，还有一种“调整者”，他们“只是大时代的一些小人物”，“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 的保持着那些”，“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既“调整”又“保持”，正是这一时期朱自清先生的基本思想文化原则与选择，也许比前述“转变”之说更切合朱先 生的思想实际。
朱先生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自己曾是新文学的“言志派”；在学术上，他是一直被视为“学院派”的 一个代表的。用当前人们常用的概念，朱自清的基本文化取向是一种“精英文化”的立场。他正是从此出发，进行他的文化调整与坚守的。于是人们注意到，在《论 标语口号》这篇文章里，朱自清先生一方面站在他固有的“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立场上，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往往对“个人”构成 “压力”，“足以妨碍自由”，是一种非理性的“起哄”与“叫嚣”；但他同时又“设身处地”地为之辩护：“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 嚣呢？”他提醒人们，在反感仅“用来装点门面”、毫无诚意的标语口号时，不要将“有意义可解的”、真诚地表现着一种集体意志的、作为“战斗武器”的标语口 号也一概否定，“这是不公道的”。
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办法，但是标语口 号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去求了解的。”这是一种跳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更为宽容的文化态度：竭力去了解异己者的立场、处境，理解(并非认同)其 “存在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的立场，他指出，曾经是“五四”新文学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 在过于沉重的生活中，“文学带着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他进而对文学史与现实创作中的“雅俗共赏”、“通俗化”倾向进行了学理的研究与充分的肯定。在 《论朗诵诗》等文章里，他对具有强烈政治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理解”：他指出，坐在书斋里看，会觉得这些作品充满“野气，火气，教训 气”，只是“宣传品”，而不是文学艺术；只有“参加集会，走进群众里去听，才能接受它”，承认它的“独立的地位”与价值。对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所进行的 “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他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与肯定。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种自觉的努力：将他(及同类 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正在发展中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沟通，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与在他看来颇具生命活力的 平民文化沟通，或者如吴晓铃先生在悼念文章中所说，他试图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学院和民间不再保存对立式的分野”。这种努力自然是反映了在中国颇有影 响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动向，为时人所注目。冯友兰先生在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后，曾沉重地表示：“对于中国文艺的过去与将来有一套整个看法底人， 实在太少了。”朱先生的以上文艺(文化)思想、立场的“调整”，正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艺(文化)“将来”的发展提出某些设想。
他 作过这样的概括：“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强调对 “人民(俗人，常人)”的“偏重”，自然是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倾向，但对“雅俗共赏”的注重，对文学“现代性”的坚持，仍然是“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思 路。因此，朱先生一再提醒人们，他强调“朗诵诗”、通俗化、大众化作品“应该有独立的地位”，绝不是主张它们应有“独占的地位”。朱自清先生说过一句意味 深长的话：“即使会有(罢黜百家)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这表明，他对“将来”中国文学、艺术、学术发展道路的设想是宽阔而非狭窄， 多元而非一元的，而他对“将来”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看来二十年前那个“新时代将导致文化毁灭”的阴影并没有完全从他心上拂去， 只是较少涉及罢了。
朱自清的文化“调整”，具有明显的折衷色彩，在那个要求建立革命话语绝对权威的时代，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 此，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中，当有人预言“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时，只能看作是与他同类的知识者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但历史的戏剧 性发展，却使朱自清先生的名字在新中国有了意想不到的“大用”：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高耸于云端的“历史巨人”，甚至“革命 烈士”，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实在朱先生逝世以后，就已见端倪。开始是自发的悼念，集中于对 “人”的朱自清与“知识分子(学者、文人)”的朱自清的追思。人们赞扬他“蓄道德，能文章”(俞平伯)，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 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近于“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沈从文)，哀叹他活得“太累”(沈从文)，“致命”于“太认真”(余冠英)，等等。透过这一声 声泣血的哀哭，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挣扎：在这混乱的时代，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却始终渴望着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 格与价值。朱自清的死，使他成为这种知识群体的意志与愿望的代表。
在这些回忆中，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了朱自清晚年思想、 文化选择上的某些变化。但人们同时强调“他没有突变，他怕忽然落了空，他是一步步地变”。吴晗的文章最早公布了一个事实：朱先生曾签名拒绝接受美援物资， 在临终前两天，他又重申此事，郑重嘱咐夫人“千万别忘记”；吴晗认为这可以视为朱先生的遗嘱，但他仍然强调朱自清“是独立的、自由的、进步的作家、学者、 教授、人民的友人”。有的文章里也出现了关于朱自清是一个“斗士”的说法，这也是由朱先生曾称闻一多为“诗人、学者、斗士”而引发出来的，也有文章把朱自 清(以及闻一多)晚年的选择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杨晦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二十年代中后期与三十 年代“清华”时期的朱自清“退守”于“纯文学”，是背离“五四”的“一股逆流”，并因此而高度评价晚年朱自清向“人民立场”的“转变”。他认为，许多悼念 朱先生的文章其实是在“称道”朱先生的“弱点”，因此，必须强调朱先生“转变”的意义，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可以说，杨晦的文章第一次 把革命话语的时代主题与阶级分析的观念、方法引入了对朱自清的悼念中。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冯雪峰的纪念文章。冯文有一个颇 为特别的说明：“我得到了朱先生的逝世消息以后，就被有些沉重的悲哀的茫然之感和回忆的怅惘情绪所纷扰，几次想写一点更为私人的纪念文字都没有写成，使我 觉得我们都很容易表露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因为我越回忆就越感到怅惘的情绪”。那么，写出的这篇就是克服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非私人的，也即代表集体意志的 了。文章以更鲜明的阶级观点，指明前期朱自清“所缺乏的”，“就是革命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但他终于克服了这一前进道路上的沉重包袱，“把爱从小资产阶级 移向广大的工农大众”，“走向人民革命”，成为一个“民主战士”。
作者的结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现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是畅 通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还是个引路人”。——这显然是一次将晚年朱先生的思想文化选择纳入革命话语模式的自觉努力，径直说，冯雪峰用革命话语的观念、思 维，以至语言，将朱自清彻底“改造(改塑，改写)”了。如果说在冯雪峰这里，还算是个人行为；那么，当《大众文艺丛刊》第四集以“同人”的名义，发表《敬 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就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改造”与“引导”了。文章强调的是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朱自清的转变的意义，把他的晚年思想概括为“有 社会责任感，为大众服务，向群众学习”三点，显然也是要与革命话语“接轨”。而文章结尾将朱先生之死，归之于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政策”的“迫害”， 赞扬朱先生拒绝美援的遗言“将象炸弹一样震栗着马歇尔、司徒雷登和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以及“乞怜于美帝”的胡适“之流”，更是将朱自清彻底地政 治化，并纳入国内与国际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悼念朱自清的最后一笔，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未来的新中国的导师、统帅、舵 手毛泽东来完成的。这确乎出人意料。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正是朱自清离世一周年。时机选在美国政府公布对华政策“白皮书”，毛泽东连发数篇评论，借以讨 论“(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关系”，以说服与争取对新中国持有疑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为新中国成立作舆论准备的宣传战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朱自 清与闻一多，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 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 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 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确实是大手笔！这是将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相统一的 成功努力；正是通过对闻一多、朱自清的歌颂，毛泽东(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高地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因此而争取了不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 起冯雪峰、邵荃麟等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显然更高一筹，掷地有声的二百余言，就将朱自清(和闻一多)“盖棺论定”了。
但是，在“论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丰富、远为复杂的朱自清呢？
诗人唐缇说得对：朱先生是“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知识受难”的代表，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有“越南网络活跃人士因散播不利于政府消息被软禁”的报道说，一位名叫丁日威的越南公民因“在社交网络上散播不利于政府的消息”，而被判处“在家中 软禁15个月”。今年6月，丁日威的哥哥被以在网上散播“反政府言论”的罪名判刑4年。丁日威在网上公开此事，要求为哥哥平反。但是，这件事本身又构成了 丁日威自己散布“不当信息”的罪名，结果两兄弟都因为言论“不利于政府”而遭到惩罚，失去了言论的自由。我们无法证实这则报道是否确实，但它却有着一种我 们不难用自己的经验去认同的“或然性”真实（truth of probability）。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制度里，再真实的言论，也是很容易被扣上“反政府”的罪名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因为这则消息与我们自 身经验的现实联想才注意到它的。我们也是由于自己渴望在公共生活里能自由言论才对丁日威兄弟抱有同情的。
公共生活为什么需要自由的言 论？为什么有自由言论比没有要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好处？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涉及了两个与好社会有关的理由：一个是，好的社 会应该有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另一个是，好的社会群体需要追求真理（真实）。这两个理由都不以言论是否有利于政府为前提，如果这两个理由与政府的某种“利 益”不符，那么，应该改变的是政府那种利益，而不是这两个理由。
政府有什么理由不乐意看到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担当社会进步的主体呢？ 又有什么理由不乐意见到社会群体自己去追求真理呢？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把言论自由看作为具有整体意义的，人的自由价值的重要部分。它强调，缺少了任何 一种自由，或者任何一种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自由便不能保持完整，甚至会逐渐丧失。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裔导演米洛斯&福曼（Milo? Forman，他也是影片《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的导演）1996年拍摄了《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影片主角莱里&弗林特（Larry Flynt）是经营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福曼竟然为这样的人做言论辩护，引起社会的争论。
福 曼在一次访谈中说，年轻时，他连走近色情杂志店都会有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他为弗林特的言论自由做辩护，“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 利”。这与福曼自己曾经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纳粹从家里带走。他躲在壁橱后的暗室里躲过一劫，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深知自由的可贵，知道自由是一点一点丧失的，以至荡然无存。自由是一个整体，人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任何一点自由的丧失 都可能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开始。他拍摄《性书大亨》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下来的公民自由权利是有代价的，它必须能够容忍一些坏的东 西混进来。福曼的自由言论观初看似乎有些极端，甚至荒谬无稽，但却包含深刻的道理。正如性书大亨弗林特自己所说， 我是最低俗的，连我的自由都能得到保护，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对追求真理的理想来说，言论自由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找到真实知识的唯 一可靠途径，这样知识也被称为真理或成熟的知识。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把自由的言论当作通往真实的途径。康德、密尔（John Stuart Mill）、罗尔斯（John Rawls）和许多其他思想家也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真实而成熟的知识对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的言论也因此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言论自由起着三个 关键作用，第一，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政策运作（新闻自由因此成为言论自由的重要部分）；第二，向政府传达人民的意愿（以公民议论来传递这一意愿）；第三，允 许人们思考和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作为（发表可能对“政府”不利的言论）。自由言论因此成为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 民自治和追求真理的自由言论还能起到可贵的国民教育作用，它让人养成一种与自由、理性相一致的人格精神。它让人们变得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让他 们在有需要时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果大多数人们缺乏这样的国民人格，那么社会便会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承之徒。那种谄媚、虚伪、奴性、偏执、思想空 洞的臣民式国民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在公共事务或政治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既不知道如何说话，也无话可说。这样 的国民对政府再有利，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来源：徐贲的博客
亲爱的姑娘，当你抱怨你身边的男孩越来越沉默时，有没有发现他头顶已悄悄的生出了白发。 有一天，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在镜子前和你打哈哈，你看我头顶有了白发啊。你坐在梳妆台前抹化妆品，把脂粉往脸上擦。你说：可能是光线折射的吧。 他走过来，从后背环住你，你真好看。你娇嗔的倒在他怀里，讨厌！ 你指着屏幕上的新款皮包和铆钉皮鞋，这个好好看啊，我的女同事都买了。 他看了眼价格，是他工资的十分之一，他斩钉截铁的说：买！老婆要的，咱都买。不过这个月的生活费我们要省着点花，因为马上要交房租了。 你不高兴的嘟起嘴，小气鬼！他快速的抢过鼠标，咱家宝贝要的必须得买。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见，你提着新款皮包，穿着单薄丝袜，在瑟瑟的秋风里，冻的发抖。 他脱掉身上的大衣，披在你身上，露着汗毛直立的胳膊。你好奇的问：你不冷吗？ 他故作潇洒的扭头看路旁的树：我正热的呢，跟你说了吧，出门穿厚点，别感冒了。 你又不开心的揪扯着手上的皮包袋子，抠着刚抹的指甲油。你真讨厌。 你没有听到他偶尔在商场的更衣室外，轻微的咳嗽声。
去菜场买菜，他都尽量的提醒你只买当天吃的菜。 我们没冰箱，吃不完要坏掉。 你像只花蝴蝶扑到红艳艳的水果摊前，老公我要火龙果和猕猴桃，小番茄。吃了对皮肤好嘛。 他最抵挡不了你的撒娇，他爽快的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钞票：老板挑好的，新鲜的。 你回到家，他切好水果，摆上叉子。你在QQ上聊天，敷面膜，他把没吃完的剩菜盛满饭盒。 他的同事总是不解，为什么他的饭菜总是那几个简单的青菜，他笑着说，省点钱，给老婆买水果吃。
他晚上应酬，明明不会喝酒的呆小伙，灌了好几大杯白酒，老板拍拍他的肩膀，小王，以后公司要靠你了啊，业绩上去了我给你涨工资。 他高兴地抡圆了膀子，举杯点头称是，圆滑世故。他曾经最讨厌权贵之道，但如今他正渐渐的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人。 顶着繁星，他带着一身酒味回到家，高兴地和你说，老婆以后我要涨工资了。但同时又面露愁容，我要顾事业，不一定有时间多陪你。 你不高兴的搡开他，喝了酒别***。 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都可以陪她们逛动物园，吃西餐！为什么你每天都要我一个人呆在家！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忙？！ 他走到镜子前，你还躺在床上生闷气。他揪起头顶的一根头发，好像又白了半截。 他拍着你的后背：乖，我下次就带你去看长颈鹿大象，你别生我气嘛，叫我***嘛。 你没有看到，CBD的灯都黑了一大片，他还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的写代码、文案、画图纸，修图。 大家都走了啊！小王，你走的时候把灯关了。老板的声音从后背传来。嗯，机械的反应，打开泡面，冲热胡乱的塞两口。 项目完成了，他才能拿上提成，他必须比别人更努力。他摇摇头，洗了把冷水脸激灵下，撑起脑袋发了会呆。 老公，我不想合租了。我讨厌隔壁的那对情侣，好吵。 没事儿，我们以后会有自己的房子的。我们安上花窗帘，给你留一间你憧憬了好久的书屋，好不好？
忙乱的工地旁，偶尔有散落的广告单，他捡起一张，首付30万，88平98万，三户型，上风上水豪华花园。他有些难过，又有些兴奋。 还要签多少个项目呢？他真希望工资能够撑个跳杆三级跳啊，客户厉声叫住他，他弯下腰赔礼道歉。 他不会告诉你他受过的委屈，他在推开门的那刻依旧佯装轻松。 我妈说没房叫我和你分手，我不想和你分手，但是老公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他的眼泪就悬在眼角了，他抬起头把眼泪逼回去，男人怎么能哭呢，这怎么能叫男人？！ 他把自己关到厨房，后背顶着门，抽烟，喷出烟圈的那刻他好想哭泣，可他是男人，男人怎么能哭？！ 跟你妈说，我家会拿出一部分，我马上就要涨工资了，我已经存了一部分钱了。 他看着你哭红的眼圈，想起你熬汤洗衣，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冻凉的小手，忽然不忍心：要么我们分手吧，你找个条件好点的。 他不想告诉你，他爸妈已经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吃的是菜市场最便宜的菜，几年没添过新衣裳了。 在电话里，他爸爸嗓子嘶哑，但依旧洪亮有力：我们有钱，砸锅卖铁也给你买房，你努力工作就行。 他多么想在淘宝店上狠心的挥霍一次，给爸爸买一件羊毛衫啊，他那么老了，还要去打工，风湿又发作了。
亲爱的姑娘，你们开姐妹会，把爱情当谈资，在化妆品店和商场里流连忘返的年纪。 有个20多的小伙，为了能获得恋爱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出租屋里，熬夜加班，抽烟不言。 当你们为新上市的皮鞋和皮包激动叫喊时，有个20多的小伙，擎着广告单，面对节节上涨的房价，熬夜加班，忍泪不言。 当你们可以为爹妈的逼婚和要挟分手而哭泣，当你们可以向陌生人倾诉孤单穷困的苦楚时。 有个20多的小伙，却在挣扎，是不是要把她，推向条件更好的他身边。 她还青春逼人，她需要水果、化妆品、新衣服、花帘子的卧室、安静的睡眠，能撑开腿的私家车，不至在冷风里等公车发抖，需要不皱眉头的笑容和不沾血泡的双手，不给压力的父母。 当你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从不和你说心里话，为什么越来越精明无趣，为什么无故分手，而拿拳头捶他，把沉默的他逼向冰冷的墙角时。 他凝重的看着窗外的霓虹，把叹息咽进了心里。这钢筋水泥的城市，何时能脱掉算计的面具，安下一个家。 当你们懊恼又多长了皱纹，想做拉皮手术把容颜重回时，有个20多的小伙，静静的拔去了头顶的白发。
你不懂，男人的心也很柔弱，很需要呵护，他不会把“我需要你的保护”，说出来。 你不懂，男人也需要鼓劲和打气，他不会把“房价太贵，我买的很累，父母疲惫，我看的心疼”，说出来。 你不懂，男人也需要发泄的同伴：抽烟、喝酒、打游戏……只要不让别人贬损他是窝囊废，动摇了你的信心和自己的骨气。 你不懂，男人不是不会哭，不懂难过，世俗给了男人这样的定义：当他从妈妈的肚里呱呱坠地，就必须做个顶天立地，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 你不懂，男人的心碎是哑忍的、憔悴是隐蔽的、深沉是无奈的、愤怒是不被理解的。世俗给了男人太多的压力，让男孩过早的承担起了男人的义务，买房买车养家养娃。你不懂，爱情里除了要有车子、票子、水果、面包、新潮的衣服，还要有一颗坚强的心脏和不说苦的担当。 如果有个20多的小伙为你累出了白发。 亲爱的姑娘，你应该从后背抱住他。
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么长，当我们把生命的几分之几，拿给了这个毫无血缘的人共享。 是不是除了携手并肩往前走，更需要彼此的感激和体谅？
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 《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 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 “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 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 《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 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 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 《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 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 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 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 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 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 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 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 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 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 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 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 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 “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 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 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 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 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 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 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 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 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 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 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 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的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 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 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 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 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 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 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 “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 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 “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 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 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 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 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 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 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 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 尔承认朔尔兄妹 “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 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 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 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 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
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良知与真相。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 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 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 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 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 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 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 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对于摩尔认为 “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 的。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而在没有外力的 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 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
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 “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 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 而我只学会了屠杀”。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 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 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 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 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 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 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 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 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 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 望看到的。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 没有到过前线。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人看起来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原文标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与蚊子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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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限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 台儿庄大捷，因曾进入教科书，故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但因此役系桂系领袖李宗仁所指挥，故学界、坊间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为抑制桂系之声望，曾试图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其依据是蒋当日曾就此役作出过如下指示：
“（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有论著评价称：“这5条指示中，第5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姑不评论。前4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以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并谓：“据说，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问什么事？左右告诉他，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闻报，面有不悦之色，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
上述材料，见诸日方资料及市井“据说”，其真实性尚无定论。但笔者于徐永昌函电中，亦发现有两封致蒋介石函电，其内容，正是要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写于日。函电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第二封写于日。函电全文如下：
“窃维口舌兴戎，古人所戒，现当军事好转之始，于宣传方面，尤宜格外留意。盖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国际情势，多忌善变，我国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强，岂其所愿。兹表同情于我者，非为我，实忌日耳，我若骤胜而骄，矜夸自诩，（不仅今次为然）则将移忌日之心，转而忌我，岂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胜，始露其端，举趾日高，何以为继。倘狃于一胜，遽谓日人易与，民气浮嚣，必有难以善其后者，（战事结束时，亦必棘手）况钧座领导建国之始，似宜养成坚贞弘毅之民风，宣传虽属一端，始基尤所当谨，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难，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军阀与日人，切宜分别，于其天皇，尤不可轻侮）敌以暴，我以仁，敌助寡，我助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否则空言召祸，甚非计之所得也。迂谬之论，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徐在日记中感叹：蒋先生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综而言之，其主张对台儿庄胜利须控制宣传的理由有三：1、此役虽苦战获胜，但战果有限，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若宣传过度，刺激日军，恐招致其更改战略，舍弃苏俄而全力攻击中国。2、不实的宣传，容易使国际上发生误会，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强其忌中之意（暗指苏俄与英国）。3、虚夸战果，易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查徐永昌日记，4月8日有记载称：“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对蒋起到了作用，但因蒋的“不令庆祝”的指示“语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于4月8日再度致函，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个中利害，前引日方资料所提供的蒋介石关于台儿庄胜利的五点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细查该五点指示，与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内容，高度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电中对台儿庄之役的描述——“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与日方资料高度吻合。1938年初，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应否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由于台儿庄之战，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约50个师（其中有10师中央军）的中国军，集结于徐州附近，整备强力的抵抗阵地，于是乘此良机，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一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在陆军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儿庄战斗为契机，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
由此可见，徐永昌担忧过度的宣传会刺激日军发动更大的攻势，是有道理的。至于说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见，“不令庆祝”台儿庄大捷，是为了防范桂系坐大，就史料而言，并无根据。事实上，在桂系的运作下，台儿庄大捷的宣传相当宏大，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举国若狂”，“台儿庄区区之地，……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作者：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