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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宏泰、黄绍伦
从1988年起，在大学研究资助局（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资助下，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携手合作，每两年一次进行全港性的社会指标调查，藉以了解香港社会的发展情况。本文有关资料，便取自历届（）的调查结果，谨此致谢。
　　本文曾于2002年5月在台北和高雄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获与会者不少宝贵意见、批评和指正，在此也必须致以谢忱；参与研讨会的经费，得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文化与社会」研究计划资助，亦一并致谢。
　　长久以来，身份认同一直困扰着大部份的香港华人。每当遇上国家大事如「钓鱼台事件」、八九天安门事件、北京申办奥运等时刻，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a part of China)，自然是中国人；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香港所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人权等，他们又自觉和大陆有别 (apart
from China)，自己是香港人1。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左摇右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无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地、所经历的历史，亦和他们能够在高度竞争多变的商业世界下
(以西方文化为主导) 适应下来，并发挥其所长的特征。
身 份 复 杂
　　正如科大卫所言2，香港是中国的一个沿海城市，也是一个由华人组成的城市，一个大都会。除此之外，她也是一个殖民地。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含糊不清，是根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清政府一八四二年屈从于英国的船坚炮利，割地赔款，揭开了香港这籍籍无名小渔港的历史。英政府管治东南亚殖民时都是尽量保留当地文化与传统，对香港的政策亦不例外3。作为一个人口九成以上为华人的地方，中华文化大体上都受保障，从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立妾的传统，要到一九七二年才正式被废止这一例子中，大略可了解英政府「文化不干预政策」的一鳞半爪。当然，仍有香港华人不满受「异族」统治，以鲜血对抗港英政府的事件发生
4，但大致上，港英政府的「怀柔」政策已大大消弭了华人的对抗心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殖民统治」的形象也日渐淡化5，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已出现殖民地下的「顺民」和「炎黄子孙」的双重身份了。
　　香港华人身份的含糊与难民心态 (refugee mentality)亦有重要关系。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政治动荡的国家，满清皇朝分崩离析，国家社会动乱不安，中华民国的成立、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均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洗礼。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仍不能为中国带来和平、安乐。国、共内战与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于结束了上半世纪以来的乱局。但大乱过后并未带来大治，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一场比一场严重的政治整肃运动，中国人民还要饱受社会动荡不安的煎熬。面对国家千疮百孔，一穷二白，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时说得很有神髓，也把握了实情：「不开放改革便有死路一条」。结果在世纪末中国大门终于敞开，中国人民也真正可以面向世界，初尝灾劫过后的和平和机遇。
　　在一浪浪的灾难中，大量难民从大陆──尤以沿海及广东一带为甚──涌入香港。战后香港人口约为五十万，一九四七年跳至一百八十万，其中单是一九四九至五零年一年内便有约776,000难民流入香港6
，到了一九五三年，人口已升至二百五十万。短短八年间，人口增加了二百万。换言之，当时每五人中便有四人为该时期内的难民移民。按林洁珍与廖柏伟
的统计7，在一九六一年，全港人口为3,168,100人，其中50.5%中国出生的，47.7%为香港出生的，和1.8%为其他地方出生，以此计算，当时有超过一半是移民人口
(52.3%)。俟后，移民仍不断涌入。直至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港府实施「抵垒政策」 (reached base policy) ，非法移民潮才受到控制8。由此可见，香港是一个由华人难民组成的殖民地城市。
　　移民初期，大部分人都没有把香港当作在他们「落地生根」的地方，因此，在身份认同上，仍以中国人或祖籍/出生地为主。就连香港初期的人口普查，也只是以市民的「籍贯」，而非后来的「出生地」为主要分类。其后凭着个人吃苦耐劳、肯捱敢搏，香港华人开始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大陆的同胞却活在贫穷当中，因此香港华人的难民心态渐减。明显地，他们对香港「日久生情」，对「香港人」的身份亦由疏离，进而接受及产生认同，这感情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由于难民心态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时期的香港人在接受新身份的同时，仍有以「中国人」自居的。
　　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土生土长的一群也同时冒起。与难民一代最明显不同，新一代生长于斯，共同在学校接受教育，在政府提供的屋村球场上留下汗水，在家中收看着免费的电视娱乐，「这种共存
(co-presence) 和团体的感觉…确立了(香港人) 自己的身份，并且在彼(中国人)此(香港人)之间划上清晰的界线」9。毫无疑问，战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无论生活、工作、娱乐、消闲各方面都相近，对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直接影响。而新生代对中国既无所知，亦无所感，加上负面的描述如电视剧中土里土气的「阿灿」、「表叔」，电影中凶狠残暴的「旗兵」、「大圈」等角色定形，反而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抗拒。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新一代较认同自己为「香港人」，而非「中国人」了10。
　　政治因素，也令香港华人身份更形复杂。在五、六十年代抵港难民当中，不乏亲国民党人士，他们不认同共产党政权，然而又不能否定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事实，对他们而言，「中国人」的概念更加复杂11。殖民地政府有系统地除去民族认同感
(de-ethnicization) 过程的「非中国化」政策，也减弱了香港华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12。在香港，无论是教育、政府政策、宣传等，均「淡化」中国因素，以减低大陆对香港华人的冲击。
　　香港华人生活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下，亦尝到这种制度的甜头，对共产政权或多或少抱有畏惧或「敬而远之」的心态13。就算对中华文化有认同，在理解自我身份时，仍在「中国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概念上纠缠不清，正如前新华社驻香港社长许家屯
指出14，大部份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爱国，但他们所爱的国家和大陆所指的不同，他们爱的是「中华民族」。相对而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则比较清晰直接。
「中国人」「香港人」的定义
　　随着九七年主权回归与殖民地色彩的退却，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理论上应该比较明确了，然而，实际上这问题仍困扰着不少香港华人。下文我们尝试探讨九七前后的「中国人」及「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对前途的信心、对中国政府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们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状况，从中剖析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及个中因由。
　　在 《「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 》一文中，刘兆佳指出：「香港华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国人』两个词(语)来指谓自己…『香港人』及『中国人』乃是香港华人感到最有意义的两种身份。」15。为了方便分析，本文采用刘氏将香港华人身份认同上较为简单的分析介定方法，即是如果受访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为「香港人」，便简称「香港人」；认同自我身份为「中国人」的，则简称「中国人」，而认为自己身份既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的，则简称「两者皆是」，反之认为自己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香港人」的，为「两者皆非」，他们可能有外国国籍，因而认为不是「中国人」或「香港人」。在此我们必须指出，本文所指的「香港人」或「中国人」概念，只是指受访者本身的主观感受而已，并非学术界的定义或内涵。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籍着此文可以和刘氏的文章作出回应，补充回归之后香港人身份认同上的一些转变。
「中国人」和「香港人」的特征
　　如前述，导致香港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出现分歧和含糊，是难民心态和新一代成长历程不同等因素交织而成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恰好印证这一说法。
(一) 「香港人」身份渐有减少，「中国人」身份变化不大，九九年起则慢慢冒升。一九九零年的调查显示，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约为二成半；到了二零零一年，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减至五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增至三成（图一）。
　　(二) 认为自己「两者皆是」(既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的比例也日趋上升。一九九零年时，不足一成半受访者认为自己「两者都是」，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已增至两成
(表一)。这趋势反映部受访者对自己的身份出现迟疑不决，比较含糊的情况。其次，「两者皆是」这种较为摇摆和骑墙的立场，可能是香港历史的产物，是由殖民地走向回归祖国的一种「身份过渡」。
　　(三)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的回归，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有很大的冲击。香港回归问题被提升为国际性事件，引来全世界的关注，国际媒体报导频频。中、英两国也在回归的日子，放下争拗，为香港制造和平稳定、歌舞升平的气氛。大部份香港市民感有荣焉，对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也增添了一份自豪感，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九七效应」。一九九七年的调查中，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明显上升，便是这种效应的影响。下文我们尝试从受访者的出生地、年龄、教育水平和居港年份，深入剖析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表一　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 (%)
　　首先，从被访者的出生地中，我们发现「香港出生」的受访者，有六至七成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不足二成。从九零至二零零一年的趋势上看，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
(除一九九七年的特殊转变时刻外)，大体上正在减少，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在慢慢上升。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受访者 (主要是中国出生)，则较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为数亦不少，但比率远不如香港出生的受访者般「壁垒分明」。但无论是「香港出生」或「外地出生」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在下降中：例如在一九九零年，有39.7%
受访者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一九九二年略降至37.9%，九五、九七及九九年分别为37.4%、36.9%及36.6%。似乎香港华人正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正日渐减少，而「中国人」的身份则日渐获得认同(表二)。这一点，与王家英
认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较强，而中国人民族认同显注弱化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出入16。亦与梁伯华17认为「香港人」身份认同正在上升的结论相反。我们的研究资料支持刘兆佳的看法：香港华人身份认同上出现方向性转变，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正在下降，「中国人」和「两者皆是」者则在上升18。
　　不同的年龄组别，对身份认同亦有明显的差异。三十岁以下的受访者接近七成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在成半至二成半间。同样，这分野亦随时间过去而有转变的迹象。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30-54岁受访者比率过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从未超过三成。相对于较年轻的受访者，五十四岁以上的一群在认同上出现灰色地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十分接近，一直在三成半至四成间争逐，互有高低
(表二)。这情况或反映了这组别受访者心中的矛盾：一方面对大陆(或家乡)存有浓厚感情，但同时对香港这地方亦渐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表二　从出生地、年龄及教育程度看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两者皆不是
　为了印证「本地生」和「外地生」受访者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我们将「外地生」受访者居港年期再细分，并比较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转变。根据香港《人民入境条例》
中的《居留权法》，外地合法移民连续在港居住七年以上，才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这一规定为分水岭，我们将受访者细分为四组：居港七年以下、七年至十五年、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及二十五年以上。首先，资料显示他们对香港归属感有明显的转变。随着居港年份增加，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亦相对增强，这现象在历届调查结果都十分一致。比较突出的是，居港七年以下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归属感是「少」或「很少」的，较其他三组显注(表三)。这种情况，或者正是他们的身份未获确定的直接反投射。其次在身份认同上，绝大部分居港七年以下者，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或「两者皆是」的则比较接近。随着居港年份增加，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渐增，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则渐减。而当他们居港超过二十五年，「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认同基本数量已相当接近，表示「外地生」的受访者已融入香港社会。
表三　从居港年份(非香港出生)看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两者皆不是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亦影响到香港华人对自我身份的看法。整体上，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调查发现有五成至六成高学历受访者持有这种看法；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占二至三成左右。低学历受访者取向并不明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很接近。出现年龄和教育程度上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难民心态与本地成长一代的相互影响。上一代来港的移民，大都为年长者，他们的教育水平也较低，而年青人则多为本地出生，教育水平比较高。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间接地反映出移民一代和本土一代心态上的差异。
　　从整体数据上分析，虽然「香港人」的比率正在减少，而「中国人」则在上升，我们仍不能因此简单地推论「香港人」身份最终会给「中国人」身份所掩盖。就算在二零零一年为例，「香港人」身份认同最低的时候，也有接近五成属「香港人」与「中国人」(三成)
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就算回归四年后，香港经济陷于困境，中国则「捷报频频」，国势日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仍占主导。其次，正如前述，受访者居港年份愈长，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便愈大，很多「新来港移民」的身份认同，在香港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最终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现阶段作出结论，认定「香港人」身份，将会给「中国人」身份所取代，是言之过早的。下文将尝试从香港政经状况的满意度、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对移民的决择和对中、港政府的信任四方面剖析「香港人」和「中国人」的不同看法及态度。
对香港前途的信心
　　从调查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香港人」或「中国人」，他们对香港前途的信心皆是有升有跌的。九七回归年，对前途的信心是最高的，有50.2%的「香港人」和64.36%的「中国人」表示对香港前途有「大」或「很大」的信心。九七后则开始下降。整体上，「中国人」较「香港人」对香港前途更有信心，当中相差约有12%，在一九九七年及二零零一年的差距更大
　　为什么身为「香港人」反而对香港前途抱持较悲观的看法呢？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香港政治前途不确定。从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较「中国人」对一国两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落实有较大的信心。该年，有51.6%的「中国人」「同意」或「很同意」中国政府已落实「港人治港」政策，而「香港人」则只有33.3%相信。到二零零一年，「同意」或「很同意」「港人治港」政策已充分落实的「中国人」有56.7%，而「香港人」则只有36.2%。彼此之间对政策能否成功推行，有近二成的差距，可见大家对香港前途和信心的分歧是不少的。
　　另一个测试「香港人」与「中国人」在前途信心上的异同，是有关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整体上，「香港人」较「中国人」对香港有更大的归属感。这情况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在一九九三年的调查中，表现尤其强烈，超出「中国人」近11.9%，这是否因九一年立法局推行直选，或基于其他因素，调查资料未能显示。到了一九九五年，差异略为收窄，九七年因回归因素的刺激下又再度上升。但近年随着香港经济表现疲弱，九九及零一年调查结果都显示「香港人」和「中国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均在下降
对政经状况的满意度
　　受访者对香港政治、经济和司法看法有异有同，在经济上的看法，较为相似，但在政治和司法上，则出现分歧。经济方面，无论是「香港人」或「中国人」，都对香港的经济表现出强烈不满，而且每下愈况。一九九零年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他们对当时经济状表示「满意」和「很满意」的，有四成半至五成多，九二年及九五年满意度均在下跌，九七年一度大幅上升，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一年，比率再度下降至半成至一成左右。
　　这情况一方面反映了香港经济，在回归后的急剧恶化和受访者对政府经济政策 　　的不满。亚洲金融风暴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政府政策的失误，如干预自由市场运作、房屋政策的摇摆不定、不能迅速处理通缩及失业问题等，更加深了市民的不满
19。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了无论是「中国人」或「香港人」，他们的经济价值观比较接近(图四)。香港向来被视作是经济、商业都会，很多难民来港，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香港市民往往被外界扣以「经济动物」的帽子。调查数据或隐或现地带出了「香港人」和「中国人」共有的经济观念。
　　受访者在经济上较为一致的看法，并没有在政治和司法上出现。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对香港的政治状况较「香港人」满意。从历届的调查资料上可以看到，「中国人」对香港的政治状况较「香港人」高约有半成至一成多，其中又以一九九七年时的差距最大。另外，九七过后，受访者对香港政治的满意度，有日渐上升的势头，这种情况，或者是香港政治制度较为开放，政府的透明度也渐有增加所致的
　　另外，「中国人」和「香港人」对香港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亦各怀其见。一九九七年或前期，「香港人」较「中国人」同意港司法制度是「公正」、「很公正」的，但比率相差不大，例如在一九九零年，各有57.5%和56.4%的「香港人」和「中国人」同意此看法。但在九七年后，「香港人」对法制的公正性远较「中国人」悲观，差距更有扩大的趋势，例如九七年时，「香港人」较「中国人」满意香港的法律公正性；在九九年，此看法己有转变。到了二零零一年，「香港人」对法律是否公正的信心已大幅下降，55.2%的「中国人」仍认为香港法律公平公正，而抱同样看法的「香港人」已由高峰时的63.5%
(九七年)降至51.0% (图六)。这种情况，正是特区政府一些被受争议的司法方针，例如不起诉胡仙、人大释法和律政署选择性地起诉个别案件，例如不起诉大法官阮云道之子等事件，所引致的。
　　对香港政府历年来的工作表现，「香港人」和「中国人」的看法，也有出入的地方。从资料显示，有三点尤为突出：(一)
整体而言，「中国人」较「香港人」赞同政府的表现，这情况九七前后分别不大。(二)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对政府的工作表现评分越来越差，九零年分别有二成和三成受访者认为政府工成表现「好」或「很好」，但到了二零零一年，均跌至只有一成左右。(三)「九七效应」相当突出。受访者对九七年的政府表现，评价甚高，分别有三成和三成半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认为政府表现「好」或「很好」。可惜，九七回归后，大家对政府的评价又再回落，甚至较回归前的殖民地政府更差。
移民外国的抉择
　　移民是一个复杂而影响长远的决定。无论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历年资料显示有意计划移民外国的比率正在下降。在一九九零年，有29.3%的「香港人」计划移民外国，而「中国人」则只有约15.4%，这么高的比率，应该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的影响。一九八四的《中英联合声明》已令香港华人感受到前途的不明朗，部分有能力移民外国的人士已选择用行动表达他们对前途的不信任和恐惧。「六四事件」更激发香港华人的忧虑，移民外国、争取外国居留权、「购买政治保险」便成为部分香港华人的重要目标，这正是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人才外流」问题20。其后比率不断下跌，九七年跌至低位，到了二零零一年，有意移民的「香港人」只有9.4%，而「中国人」则为5.5%
　　从有意移民外国的比率上看，「香港人」较「中国人」为高，这与「香港人」对香港有较高归属感的结果相反21。虽然打算移民离开香港的比率正在下降，但受访者中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则在不停攀升，例如一九九零年，大约有4.2%和4.7%的「香港人」及「中国人」拥有外国居留权，一九九七年分别升至7.9%和5.9%，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再上升至8.7%和6.9%。同样，「香港人」较「中国人」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例为高。这种表面上看来很矛盾的数据，其实正好反映出有受访者取得外国居留权后，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的情况正在增加。奇怪的是，「九七效应」并没有对受访者移民计划有显著的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若香港华人会因九七回归问题而决定移民，相信他们一早已作出安排，到九七年时，「消息已被消化」了，事实上亦来不及了，因此效应不彰。
对中港政府的信任度
　　「香港人」和「中国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更明显地反映在他们对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态度上。九七年前，无论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对香港政府的信任都在减退当中。九七年特区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这种变化，应该是「非殖民地化」后，香港华人对回归祖国怀抱比较正面的反应。「九七效应」明显地对香港华人有一定的冲突。在九七年的调查中，有48.6%的「中国人」对香港政府「很信任」或「信任」；只有30.1%的「香港人」有这看法，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受访者对香港信任度仍在上升。「香港人」和「中国人」对香港政府信任度的比率相差正在扩大(图八)。这种看法上的分歧，不应单纯地理解为受访者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策的高度落实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注意到「香港人」对香港政府信任度「审慎」态度背后的担忧。对「香港人」而言，政府是否能坚持「一国两制」政策，不受大陆干预，仍有待观察。因此他们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度，增加的速度和幅度，没有「中国人」那么快速。
　　被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虽然有落有起，但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则「低位持续上升」。一九九零年，受访者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十分低，6.3%的「香港人」表示「信任」或「很信任」，而「中国人」亦只有18.2%表示相似意见，这么低的信任度，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直接影响。对于香港华人而言，「六四事件」再次引发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和对前途的忧虑。俟后，受访者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逐步提升。其中九五年因为彭定康的「全面直选」事件，引来中、英政治争拗，香港华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因而下降。不过九五年过后，信任度再上升。到二零零一年，有54%的「中国人」信任中国政府，而「香港人」则有26.1%。与看待香港政府一样，「香港人」和「中国人」对国政府信任度的差异也有扩大的迹象
(图九)。一九九零年，彼此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差别只有约一成(12%)，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扩大至接近三成(28%)，这样大的差距，相信正是彼此身份认同上回异的关键所在了。
调查发现与评论
　　在本文开首之时，为了方便讨论，只简单地将「中国人」和「香港人」作出介定，但它们真实的意义和内涵，例如香港人的特质是甚么？何谓「香港梦」？是高度敏感的经济触角，还是可以在不同环境下，也可以适应的能力？这些较深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触及。其实，对这两种身份的理解，向来都各有不同。就以「中国人」的身份理解为例，便各有各说，各持己见。生活在内地人的看法，和香港市民的看法便有不同；而香港市民与台湾人的理解又有差异；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看法不同更加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我们同时注意到，无论是「中国人」或「香港人」，他们都不能避免地受到日渐强烈的「环球化」概念所影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会，又曾受英国所统治，视野和身份上，已播下「国际性」的「种子」，在「环球化」的冲击下，较易作出调适。至于中国内陆，自经济改革以至二零零一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历史性发展，必不可免地使「中国人」身份和文化，与西方其他文明发生碰撞和交流，这些发展，肯定会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带来划时代的转变22。以上的论点，牵涉层面甚广，也值得有兴趣的学者深入研究。可惜，这些并不是本文的焦点所在，因此我们并未作出深入的讨论。
　　身份认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绝不是社会成员被动地接受某个身份的过程，而是个体主动地寻找一己社会行为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身份」23。因此，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代表的不单单是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下的认同或情感，还有其他因素诸如政治上的争逐、经济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概念。香港华人开始出现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与含糊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因为其历史条件的独特，香港华人身份上的转变才显得趣味盎然。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九七效应」对香港华人身份认同发挥相当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对香港的归属感，对政治经济的状况，政府工作和信任或是对未来的信心等各方面，均反映出九七年主权回归的历史性转变，深深地牵动着香港华人的心灵。在九七年，「香港人」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香港的归属感，对香港的政治状况也有不错的看法。相对而言，「中国人」则较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对未来也寄予厚望，相信「明天会更好」。可以想象，在一九九七年，报章传媒天天计算着回归的时分秒，讨论着驻军、交接仪式、新政府运作等事宜，就算是普罗市民也谈论着九七后的种种可能性，「香港的过去和未来」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同时，中英双方避开政治争议，刻意营造「融洽、和平」的局面，经济发展一片大好，香港弥漫着乐观的气氛。香港华人很自然地受到感染。因此，对当时的局势有「异常」的反应和看法，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也特别强，这种「九七效应」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九八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泡沫爆破，香港华人对香港经济状况产生忧虑，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香港出现高失业、高通缩等情况，政府政策又未能对症下药，香港华人开始为生计、工作而担忧，对前景和未来的信心，自会不停下降，归属感也跟着减低。往昔「香港人」身份所带来的那点优越感，开始有所动摇，这或者也是自认自己为「香港人」的比率愈来愈少的深层因由吧。
　　与此同时，与香港一河之隔、一衣带水的捋冢梅⒄剐佬老蛉佟６泄舐浇昀淳梅⒄寡杆伲右痪牌呔拍晔敌懈母锟藕螅迷龀ぢ时阋恢闭驹谑澜缜傲校潭淌昙湟逊⒄钩杉堂拦腿毡竞笫澜绲谌蠊裆苤底罡叩墓摇Ｔ诠释饨簧弦嗳〉弥卮蠼梗绯晒尤胧澜缑骋鬃橹敖嵩诙懔惆四曛靼彀略嘶岬龋诠饰杼ǖ奈恢萌罩兀肱访拦狡鹌阶记６畔愀刍说拿褡甯星椤Ｋ淙弧噶氖录乖钕愀廴瞬话卜锤校浜笾泄梦榷ǚ⒄辜巴饨坏某晒τ至钕愀刍讼勰交蜃院溃矸萑贤弦蚨鱿治⒚畹谋浠＞牌呋毓椋懈哿降亟涣鹘哟ト找嫫得埽愀刍硕灾泄舐降牧私庖嘤性黾恿耍咕堋⒏艉乙猜跬恕
　　以上各种因素，此消彼长或相互影响，导至香港华人身份认同上出现种种转变。调查资料清楚显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数，有日渐减少的趋势，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则变化不大，而「两者皆是」的，则逐步上升和强化。不过从三者在比率上的差距看，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仍然占着绝大比数，而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趋势，有待观察。至于「两者皆是」的比率渐多的情况，就是十分明显的了。出现这种现象，正好反映对于部份香港华人而言，他们对「中国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拒。相反，「两者皆是」的身份较为含糊，但也较有「弹性」，因此较易为受访者受落。最后，我们不禁会问：「香港人」的身份，最终会否被「中国人」或「两者皆是」的身份所取代呢？从三者比率的巨大差距上看，在现阶段而言，相信仍是言之尚早，具体的发展，还是有待进一步发展和观察。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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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新世纪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专题，《明报月刊》，2002年5月号，页19-31。内有刘再复、李泽厚、何兆武等的文章，对全球化的定位和冲击有所分析。
梁世荣：〈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载刘兆佳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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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宏泰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黄绍伦　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期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