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排名第一的答案说两句明亡于：崇祯没有经过正统的皇家教育就上台，结果被东林党完死。第一，什么叫正统的皇家教育？如果说是指“出阁”（沿用南朝的说法，本指皇子出外就职。明代指的是皇子在宫中某殿升座，在大臣指导下读书），那他的皇祖、皇父、皇兄们要么也是“没有经过正统的皇家教育就上台”，要么接收的很不正经。我们且来看看他们早年接受教育的情况，以及与东林党的关系。神宗（）是隆庆六年（1572）三月出阁读书的，是年十岁，当年六月就即位了，显然说不上有什么成效。此后明廷实际是由张居正在李太后、冯保的支持下摄政，神宗的教育也由张居正总负责，从专用编写的插图教科书《帝鉴图说》讲起，算是比较正经的了。光宗（）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出阁的，年十三岁，已是晚了，出阁之后可确定的讲学时间，我检索《神宗实录》中有二十二年二月癸丑（卷270）、二十四年四月丙午（卷296）、二十八年九月丙午（卷351）、二十九年二月壬申（卷356）、三十年四月壬辰（卷371）、三十年八月戊午（卷375）、三十二年三月戊辰（卷394，这次讲学很快暂停了，原因是发生日食、内阁“待罪”罢工）、三十二年八月己卯（卷399）、四十四年八月壬寅（卷548，时隔十二年后再次举行，且只讲了一次）等九条的记载。明代皇子出阁读书，一般分春、秋两季，寒暑各有假期，暂停后再开都要由阁臣奏请，皇帝批准。这些皇帝批准记载一般都发生在冬末春初（二月、四月）和夏秋之际（八月、九月），如果假定每次记载代表一个“学期”，那么光宗一共上了七个学期又零几次的课程，时间倒是分散在23年之内（大致可分00-1604两个阶段，外加1616年表演性的一课），恐怕不是很正经，不过好歹是接受了“正统的皇家教育”吧。泰昌之政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召回神宗朝放罢诸臣，其中也就包括了所谓的东林领袖邹元标，还启用了和与东林关系密切的旧辅叶向高等人，天启初年的东林“众正盈朝”的局面，实际乃是他起用的阁臣刘一燝、吏书周嘉谟等东林同情者和他宠信的宦官王安的功劳。这个“正统的皇家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熹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大龄失学儿童，从未出阁，即位之后以“日讲”的形式开始读书。那才真是“没有经过正统的皇家教育就上台”，而且也不像万历初年那样实际由首辅摄政。他最赏识的讲官是孙承宗，这使得并无军事方面经验的孙承宗，得以在不到两年之间，从左春坊左庶子升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实掌兵部事，不是虚衔）这一堪称明朝前所未有的重要职位。而孙承宗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他以大学士的身份，仅在《东林点将录》列出林龙之位），却也是个同情者，因此才会有他要率兵“清君侧”的谣言。这就是熹宗在受“正统的皇家教育”的过程中的一大影响。总而言之，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帝，都不是在做太子的时候接受了长期的稳定的教育（光宗够长期，可是不稳定），但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天真”。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熹宗后期委政魏忠贤才算是。反而光宗和熹宗初年都有召用东林。这要涉及到那些什么“东林废除商税”的鬼话了。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才看看，就知道所谓的商税和钞关、海关税等等一直都在。至于说什么“矿税”，明朝根本没有一个叫“矿税”的税种……“矿税”这个历史名词是矿银和榷税两项新政策的合称。万历朝的矿银就是在禁止私人擅自开矿的前提下，由朝廷发给商人开矿资格，派宦官到当地监督，收取大约一半的收入作为矿银上交内库，又叫“矿课”。这根本也不是一件打击商人的事儿，反而有很多地方势家争着承办呢。详情下节详叙。至于明朝除了皇子出阁、幼帝日讲的制度之外，还有什么秘密传授统治心法的“皇家正统教育”，就非我所知了。如果说有，那请拿出史料来说话。话说回来，除了正式的出阁之外，明朝的小皇子们也会从其它渠道接受教育。譬如孝宗幼年时，就有宦官覃吉“日夜启导，凡句读、字音、礼仪、政事及民情世故，皆从容讲说，委曲详尽。”（《孝宗实录》卷1）神宗小时候每天早晨随母妃李氏朝见穆宗陈皇后，皇后“取经书问之，（神宗）无不响答”。（《明史·神宗本纪》）那么毅宗呢？显然也是读过书的。明末宦官中的文化人刘若愚记述毅宗在藩邸时读书情况：今上写仿进字时，凡纸有余，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填满之，不忍将空纸裁去。览汉末书史，见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权，未尝不抚卷切齿。凡经书有疑难字义典故，即《洪武正韵》、《海篇直音》及《韵小补》等书，自搜查之。（《酌中志·恭纪今上瑞征第四》）可见他在即位前已具有读书自学的能力，超过了开蒙阶段了。第二，崇祯时期的“东林党”如何玩死毅宗？日编辑所谓“东林党”，其起源是神宗亲政前期政争中失意的一班儿常州籍官员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等人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会讲学。这些人多数对理学有所爱好，且不满于当时流行的王学，所讲的学主要是偏向于朱学的理学。顾宪成等人虽然在乡，但和一些在朝官员支持淮抚李三才入都察院，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王图入阁，借此返回中央。政敌则把他们说成是一个在东林书院为害一方、议论朝政的“党”（古代党是贬义词，东林里大约只有高攀龙曾经说过自己支持组“党”，但被朋友批评）。这些人整体上政治操守是比较高的（偷窥退休阁臣给皇上的密信什么的就不说了），所以有一定声望。在万历末年的红丸、移宫案中，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他当过无锡附近的常熟县令，和东林有关系）异军突起，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他的同年左光斗乘势而起，成为政治红人。其它在光宗一月天下中被起复的东林党人也占据了朝廷要津，并和张居正执政时期被贬黜的邹元标在政治上联合，一时把持了朝政。但反对他们的官员围绕在魏忠贤身边组成了阉党，以熊廷弼案的名义将东林党人或杀或逐，形成天启末年阉党独大的局面。但是，新上台的毅宗皇帝是厌恶党局的，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因此他要打击阉党，也不希望东林反过来得胜。在崇祯初年，确实又出现了对东林有利的局面。崇祯元年（1628）底，形成了以旧辅韩爌为首，李标、钱龙锡次之的内阁。这三人在天启朝后期都受过打击，整体上是一个非东林但同情东林的内阁。再来看朝廷里另两个在人事方面发言权较大的职位：吏部尚书是天启末年去职、崇祯新起用的王永光，他本是阉党一员，末期在内部倾轧中失脚，但毅宗信任他，让他参与了对阉党的定罪；左都御史是辛亥京察（打压三党的一次京察）里的干将曹于汴，算是东林里的北人。整体看来，东林势力较强，但毅宗也专门安排了非东林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加以制衡。一时“阉党余孽”王永光成了朝廷里的活靶子。然后就是著名的枚卜案，新一代东林领袖“浪子”钱谦益出马要进内阁，把亲东林的北人成基命排在第一位，自己排在第二位。这时乌程人温体仁发难，得到和东林略有关系的少年状元周延儒之助，把钱谦益坐实为“党魁”。这次枚卜因此而中止，钱谦益等人谋划的纯东林的内阁没有出现。到了崇祯二年十月的己巳之变，因为清太宗率军破口，京城危急，毅宗紧急提拔了成基命（上次枚卜的第一名）、何如宠、周延儒和钱象坤一批人入阁，同时钱龙锡则因卷入袁崇焕案而致仕后下狱。何如宠是一个天启后期被打击过的中立人士。钱象坤也是一个中立人士，阉党徐大化还上疏推荐过他。之后，温体仁和跟他关系不错的吴宗达也入了阁。吴宗达在天启后期也有人说他是东林，不过那时候东林只是一个除了铁杆阉党之外几乎哪个京官都可以被骂的污名。一般认为温体仁和周延儒此时在政治上是同盟关系。而经过钱龙锡案的发酵，周、温二人明显得到皇帝支持，韩爌、李标、成基命、何如宠等人相继去职，就形成了周延儒首辅、温体仁次之的新局面。崇祯六年，周延儒被多方攻击而去职，温体仁遂升为首辅，他团结山东、江西等官员，击退了崇祯八年文震孟、许誉卿等东林残党的挑战，最终在崇祯十年致仕。在人事方面，崇祯三年，乌程人闵洪学（参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能吏）代曹于汴为左都御史，次年更代王永光为吏部尚书，五年八月去职，接着毅宗起用天启初年办过辽东粮饷的中立派麻城人李长庚，七年又将其削籍，换上山东人谢陞（黄宗羲认为此人传温体仁衣钵），一直干到崇祯十年初。崇祯四年闵洪学调任吏部尚书后，当年任吏部侍郎，和赵南星共同在吏部对抗阉党的陈于廷代为左都御史，五年被削籍，由工部尚书山东人中立派（似乎和老齐党有关系）张延登接任，七年去职，换上乌程人老浙党唐世济，九年下狱，次年又起用了另一个老浙党商周祚。可以说，在崇祯三年到十年，周延儒、温体仁执政期间，东林党根本难以染指朝廷重要职位。之后东林党的唯一一次大翻身的机会，就是借助崇祯十四年闲居在家的周延儒东山再起的机会，其昔日政敌钱谦益和会试门生复社头目张溥等人纷纷政治献金，要求这位昔日的东林旧友周延儒任用东林人士。果然周复位后，吏部先后由亲东林的李日宣和东林郑三俊执掌，中立的左都御史王道直削籍后，由亲东林的刘宗周、李邦华（邹元标门生）继任。不过，同时支持周延儒还有阮大铖（那位东林叛徒），其结果是起用了他的朋友马士英（弘光朝名臣），所以这次周延儒执政也并不是完全的东林反攻。崇祯十六年五月，周延儒致仕，年底被赐死。这次东林“复辟”就到此为止了。一年后，北京也就陷落了。总的来说，崇祯一朝十七年，东林只有在初年的两年多和后期的十四-十六年间两度占据一些要职，但由于毅宗对他们并不信任，实际权力有限。影响崇祯朝政府行政效率的首先是严重的腐败（周延儒、薛国观都很贪），其次是不停歇的党争（东林与温周的斗争，韩爌被指为“山西党”党魁，浙人、齐人、江西人等等地方势力各成一派）。政府职位完全沦为官员谋取利益的平台和党争争夺的对象。士子为突击科举而结成的文社，竟变成了勾结乡绅把持科举的全国性组织，以至于毅宗和温体仁要用荐举制来打击这种情况。这种局面是万历中期以来长期连续党争的恶果，可以说参与的官员和惯于偏袒大员的神宗、放任阉党打击东林的熹宗都大有责任。编造一些“东林不让收税”的神话（事实上来自江南地区的收入在明朝的财政中一直占最大比率），是虚假而无聊的。
印象作答，不准确的地方希望指正。个人认为两个原因：财政崩溃+兵制崩溃先说第一点。中国古典王朝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历朝历代中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土地兼并之后土地向大地主或皇室集中，大量小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而由于小农经济中中央政府是通过层层官僚体制直接向小农征税，大地主或皇室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缴税，因此这种现象又反过来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税收和财政。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流民越来越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中央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实力来解决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属于“只欠东风”的状态了，任何偶然事件点起的零星火苗就可能成为加速王朝覆灭的导火索。相对来说，几个大朝代中只有宋朝在财政方面解决得较好，由于政府从贸易中抽取商税，因此不但国家财政不像其他朝代一般吃紧，还造就了繁华的商业活动与商业都市（清明上河图可见）。但是宋朝的失败不在于此，此处不表。明朝基本也不例外，嘉靖年间就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财政问题。后来正如 梁晨所答，拜全球贸易体系所赐大量白银内流，填上了财政亏空，成功续了命。之后张居正的改革是想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一种新的结算体系（白银、土地），才有了万历中兴。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触及王朝的核心地主阶层的利益，因此小农经济基础并没有改变，也没能缓解土地兼并等一系列问题，到了万历后期，财政就再次吃紧。个人认为万历皇帝不是不知道其中缘由所在，提出征矿税从另一个角度还是在想办法扩大中央财政收入。注意万历在这里是派宦官以加内库内帑的名义去征的（后来看内帑大部分还是用在了国家财政支出上来填补户部的亏空了），说明他压根没办法通过行政手段和官僚集团来推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万历皇帝本身和官僚集团长期对立（所谓怠政），另一方面到了万历年间作为各个利益集团在朝廷代表的文官集团各党派已经形成势力了，自然不会同意让万历皇帝财政扩充的举措落在自己所代表集团身上。因此这个问题愈演愈烈，最后文官集团基本就是铁板一块，公开和皇帝对着干，皇权被大大削弱（政令不出……），言官只不过是这个系统中冲在最前面的发声器罢了。到了天启皇帝时期，为什么皇帝纵容魏忠贤及其阉党？个人认为从政治上说无非就是与文官集团形成制衡，从而能夺回部分皇权。大家注意，明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宦官乱政”，宦官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实力（如汉朝唐朝宦官掌握禁军能废立皇帝）。因此明代的宦官实际上是皇权的代表，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否则崇祯哪那么容易就扳倒魏忠贤啊？同样正是由于这一平衡的出现，相对来说天启在位6年反而是明朝末年取得成绩相对较多的一段时间，尤其在辽东（努尔哈赤之死）。可惜皇帝死得早（23岁）。我一向觉得天启皇帝被黑得太过了，但是也没办法啊，中国传统政治总是以道德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皇帝毕竟太年轻……崇祯上台搞掉阉党，这种政治上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问题是他并没有建立新的势力去平衡文官系统，孤身一人和整个文官集团对抗啊。结果可想而知，财政问题依旧存在，东南地主铁板更坚固，中央收不上税不从这一点入手居然采用了裁撤驿站的法子，于是陕西下岗公务员李自成就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到了后期实际上崇祯把手里的牌全部打光了，焉能不败。第二点，兵制的崩溃，这实际上还是和财政有关的。明朝采用的兵制是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其主要思想是脱胎于唐朝的府兵制。实际上这一点让人很想不通，唐朝的府兵制在玄宗时期就崩溃了，并且是玄宗皇帝下诏废除的，八八同学居然又把它拾起来了……卫所制确实能够解决前期供养军队的财政问题，但是一来这样的士兵承担的任务过多（开垦抛荒等），长期以来战斗力无法保障，二来在财政上又是一笔乱账，很多时候是“自负盈亏”的状态。正统年间逃亡官军就已达1633664人。嘉靖年间用兵日多开始募兵，就导致了私兵的出现（大名鼎鼎的戚家军啊）。私兵一旦出现，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的各种设想就再难彻底贯彻了（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同时财政上私兵基本就是个无底洞，给将领效力嘛，为什么不找个给钱多能吃饱能养活自己的。到了崇祯年间，本就拙荆见肘的财政很大一块都投到辽东关宁军上去，内地平叛的军费只能让将领自筹，无疑又加重了国内本就尖锐的阶层矛盾。正由于是私兵，给将领效力而不是皇帝，因此可以看到崇祯时期出现了很多战败之后官兵脱下官服变民兵的场景。民兵越剿越多，官兵越打越少，颇有点神似年校长面临的情况。孙传庭死在潼关之后（崇祯十六年1643），崇祯手上最后一张牌打掉，关内已经没有崇祯能调动的将领了（何谈军队）。对于李自成来说整个中原一马平川，畅通无阻，给明朝的棺材打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明朝的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牵扯到中国古典朝代的基本制度。实际上以上这两个问题根植于古典朝代的基本组织形式，这2000年中中原王朝对于这一制度的修正和调整做出了很多尝试，而且渐进式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这2000年一直在调整绝不是个简单的循环。可以看出，到了明末，这些问题已经尖锐到无法修修补补而且也已经无力从制度内部去彻底解决了。经过外族统治的清朝（基本盘是满洲贵族，和汉人政权不一样），直到西方叩开大门，中华民族才第一次从制度上去思考过去存在的问题。这才是梁启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他因素比如小冰河期、旱九年涝九年、鼠疫等等，在我看来只算加速剂吧，到了那个时候，除非有绝顶的政治强人出现，明朝基本上翻盘无望了。可惜的是，明末的皇帝没有一个算得上。这两年的两部和明末有关的电影在这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管中窥豹”的效果，《大明劫》中体现了孙传庭是怎么筹饷和地方士绅是怎么应付的，反映出明朝财政上的问题。《绣春刀》比较直观地展示了明末党争的情况，当朝的东林清流的另一面。两部片子都值得一看。历史成功改名的名人 本文档属于精品文档、课件类技术资料，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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