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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李琦：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比较
　　原题：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之比较研究
　　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入狱后，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文稿，其中包括他们的自传性文稿&&&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些文稿多年来不仅未被人遗忘，而且长期引起人们研究的浓厚兴趣。但关于二者狱中文稿的比较研究，国内还不多见，李琦同志生前的这篇文章弥补了这一不足&&&
　　比较之一：狱中心态变化之比较
　　瞿秋白：从积极求生存到安心等死
　　方志敏：从安心等死到&万死中求一生&
　　瞿秋白和方志敏被捕后，都为能被营救出狱作过积极的努力，当然最后都失败了。但他们由于在入狱前的经历和个人性情的差异，心态有所区别。
　　在身份未暴露之前，瞿秋白曾积极争取获救出狱。但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被捕叛变，导致4月底5月初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以此为分界线，瞿秋白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瞿秋白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并竭尽全力为之努力，但一旦身份暴露，便明白自己的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降，非此即彼，决无他途。他不可能降，只能选择死。因此，他打消了一切生还念头，除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心理需要促使他一口气写下《多余的话》，零星写过两封信，几首诗词外，就是安静地等待死期。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在长汀狱中曾动过任何越狱的念头。可能他病体衰弱，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吧。由于在他的内心，政治使命已经完全消解，同样也看不到自己的文稿能送到自己人手上的希望，他也没有考虑将文稿进行处理后秘密送出。
　　方志敏刚被俘时，因为是在战斗中被擒，而且很快确认了身份，所以以为很快会死，于是安心等死，&既被俘，杀了就是&。他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怀着必死之心，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做两手准备，活动求生。从此到被杀，基本未放弃过生还的想法。《死！》记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认为，应该&万死中求一生&，要&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努力，决不屈服。而且他的实际活动能力极强。他对狱方采取&应付敷衍&的对策，对狱卒进行教育、拉拢，买通看守，竟然差点越狱成功。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终于利用被他的宣传和个人感召力影响的看守和有办法的国民党方囚犯，成功地将废寝忘食地写出的文稿秘密送出。
　　瞿秋白和方志敏对死亡都抱着英勇不屈的态度。但由于思想中的文化承载有所区别，他们两人对死的看法是各具特色的。
　　瞿秋白被捕前几年，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而他也逐渐产生对政治的不适应和隔膜感，对自己能否真正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挥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他认为，他的死只是灵魂的永恒安息。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联系自己一生的际遇，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
　　而方志敏则在政治上时刻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时代角色的位置。因此他临死前与平常时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在观念上，他仍然是红军的指挥员，他所应负的一切使命和责任，至死都牢牢扛在肩上。他一方面准备从容赴死，一方面又寻找机会越狱，到死的态度都是积极向上的。他认为死就是为主义殉身，是孟子的&死得其所&，是有意义的死。在写完《可爱的中国》的那个晚上，由于心情比较舒畅，他还设想&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瞿秋白为什么不像方志敏那样密写文稿，托人送往中央？这是因为，瞿秋白和方志敏的文稿，各自有着自己的&设想阅读对象&。瞿秋白所写下的文字，能够到达亲人手中的希望极其渺茫，谁能看到，他已经无法估计。（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中记述，瞿秋白向记者出示了《多余的话》，并说&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他的假设读者只能是不定的，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敌人，友人，亲人。也可能是后人。但同时，他也预料是可能不会被人理解的，所以他才会在《多余的话》的开头写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一句诗。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期待阅读对象是很明确的，特定的，即自己人、党中央。所以他的文章绝对不能被敌人看到，必须秘密甚至密写送出。同时在写作中要有政治原则，不允许对中央的半点怀疑。虽然他在所谓中央特派员那里吃尽了苦头，但对中央依然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希望，怀着绝对的忠诚。《可爱的中国》是比较有文学意味的，阅读对象稍微扩大一点，&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同时它的写作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说明一个&&&员（隐指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比较之二：狱中文稿写作动因之比较
　　瞿秋白：回顾一生思想政治道路，剖白内心世界
　　方志敏：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表达对党忠诚的决心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曲折复杂，众说纷纭。笔者也曾对此作过探讨，认为它是瞿秋白对自己一生思想政治道路的回顾和内心剖白。促使他写下该文的不是政治需要，而是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文化造成的一种袒露内心的深刻心理需要。而对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没有太多争议，一般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一个是表达对党和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和英勇献身的决心。
　　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的探讨和争鸣，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他们对党内斗争特别是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央的态度。由于他们二人文稿的假设阅读对象有所不同，对于党内斗争等的叙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瞿秋白的文稿是公开的，所以他写到在党内的经历时，都采用公开的敌人已知的内容，不去细说，在不泄露党的机密的前提下畅所欲言。而方志敏的文稿，写作目的明确是为党总结经验教训，有益于后来者，而且计划秘密送党中央，所以他是真正地畅所欲言，对赣东北苏区工作中的成绩、不足、错误都毫不讳言。对王明中央的态度，二人都做到&知无不言&，同时又保持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对中央政策实在想不通时，瞿秋白是&不怀疑&，不思考，成了一个他所自嘲的&十足的市侩&；方志敏则首先服从组织决定，同时按照组织程序向中央陈述意见。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军事决策上，他从大局出发听从调遣，在具体的战事方面则适当地相机而动，灵活行事。
　　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个人的政治迫害，及其对他的身心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按照一般的道理来推断，遭到如此无理而粗暴的待遇，是应该有所反抗的，至少会感到委屈。但大家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党性和组织原则很强的人，同时他的性格趋于内敛，由于&改造世界观&的结果，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小我&的细腻感受之上（这也是那时多数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共同特点），甚至将后者忽略的，因此他在写作《多余的话》之前，极少流露出不满和消沉的情绪。《多余的话》真实地记述了他长时间遭受压抑的痛苦感受，对他所经历过的历次党内路线斗争多有涉及，情绪十分消沉，加上对他那种极端坦白、毫不讳饰的文风很不习惯，人们宁愿相信他是借自贬自责来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线。但是，无需给在死前终于在精神上回归于真实自我的瞿秋白抹上如此光辉的色彩，他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共产党人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至于方志敏，有文章认为，方志敏对王明&左&倾错误没有表现出什么怀疑和不满，不批评中央政治错误，一是因为以中央威信为重，主动承担失败责任，二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不愿这个形象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与损害。第二种成分较大。被俘后，方志敏反复回顾战斗经过，殚精竭虑地抓紧一切时间写作，总结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而刘畴西、王如痴则只是终日以下棋消磨时间。很明显，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担心言行引起&党的怀疑&，从而身败名裂的，是当时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刘畴西、王如痴，而不是方志敏。
　　方志敏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也说明方志敏是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典范现象&之上的。从他的文稿看，他对中央曾犯过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有时连李立三犯的错误性质都表述不清，将它与瞿秋白犯过的&盲动主义&混为一谈。王明路线比起立三路线来，更具权威性和欺骗性，他就更不可能弄得很清楚了。方志敏等人深受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祸害，而曾洪易等人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方志敏等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去怀疑中央的政策。方志敏写文稿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道路情操，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有益于党的后来事业。一种错误，如果他已意识到，为了党的利益他为什么还要掩饰呢？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也有悖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事实上，他的确对具体人的具体政策的错误能认识、分析得很清楚，但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就说不出什么反对的话来了。所以才会出现一面严厉批评肃反的错误，一面表明&坚信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的矛盾现象。
　　的确，方志敏受传统儒家的道德心学影响很深，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和典范形象。但是，方志敏的道德感是出于公心的，必须一切为了党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付诸实际行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道德功勋，才能树立起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众所周知，瞿秋白是看淡死后声名的人，但他同样注重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过他的名誉必须建立在真实、坦诚的基础上，不愿背&烈士&的虚名。
　　比较之三：狱中文稿对评价二者的影响之比较
　　对瞿秋白影响：使其身后命运坎坷曲折
　　对方志敏影响：使其获得极高的政治评价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对他们的政治评价影响深远。瞿秋白的身后命运十分坎坷。他在被作为英雄景仰了多年后，曾被打成叛徒，而惟一的证据就是《多余的话》。今天的学者们一般认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心态可以理解，勇气可嘉，但格调未免消沉，在客观上起了负面作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志敏的烈士名誉从未遭到过玷污毁损，他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政治评价极高，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必备范本。方志敏文稿的思想感情单纯、热烈，格调健康明朗、积极向上，容易理解，极富感染力，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价值。这是它们比《多余的话》容易得到大多数人接受的原因。而《多余的话》在思想内容上的丰富、复杂、深邃、富有启发性，使它以及瞿秋白本人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毛泽东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的评价和态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和瞿秋白同为受王明等人排挤的人，彼此关系很好，&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冯雪峰也回忆，在瑞金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在延安，毛泽东不止一次怀念起瞿秋白和他出色的文化才能，为瞿秋白未能参加长征而遗憾和气愤。毛泽东与方志敏的个人交往，应该比与瞿秋白的交往要少。但方志敏深入农村，带领赣东北的穷人起来闹革命，建立起一片宝贵的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际行动都十分相似，毛泽东对他是非常赞赏的。
　　但建国后，情况出现了变化。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出版写了如下题词：&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这段题词，给了瞿秋白很高的政治评价，也寄予了一种缅怀之情，但它最终没有被收入《瞿秋白文集》，而在档案馆沉睡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否因为毛泽东看了《多余的话》？没有直接资料可以确证。据陆定一回忆，1964年或1965年，他在北京看到香港报纸刊登的《多余的话》后，在一次会后特意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他和周恩来都回忆了在延安看到《多余的话》真迹的事。陆定一没提毛泽东有没有说什么话，但毛泽东至迟在此时应该对《多余的话》有了了解。
　　许多瞿秋白生前的同志、好友，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限制，都曾长期无法真正平心静气地考察瞿秋白写作时的心情，给予该文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相反，大多数人都更容易被方志敏式的质朴、爽朗的豪情和激情所感染。由于方志敏的豪言壮语当然符合政治宣传需要和群众的心理需要，他那经过彻夜不眠的痛苦思索，在文稿中总结出来的血与汗的经验教训、他那激情之外严肃的思考探索的精神、他那朴实的记叙中时时闪现的浓厚文学意味，则往往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
　　（作者单位：《党的文献》编辑部）
　　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1月在江西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瞿秋白：（），曾主持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1935年2月，在福建被捕。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
来源:中国党政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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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忠义节操，崇拜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崇敬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泽东在批阅《后唐书》时，把方志敏与岳飞、文天祥及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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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生于1899年8月，就义于1935年8月，牺牲时只有36岁。然而，生命的意义不是用年龄来计算的。正如胡锦涛在纪念方志敏百年诞辰时所说：“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垂青史。”
&&&&征程未竟，身陷囹圄
1934年12月，方志敏按照中央命令，率由红十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出发，向皖南进军。这是一次深入敌军战略重地的九死一生的行动。40天后，部队不得不重返赣东北。但就在回撤途中，在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部队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重包围。
&&&&&&&&&&&
日，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劝阻，带着身边的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与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约3000人的大部队会合。这时国民党军收紧了包围圈，红军血战八天八夜，弹尽粮绝，多次突围未果。除部分指战员或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冲出重围外，1000余人阵亡。因负伤或饥饿倒地不起而被俘者超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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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晨，陷于绝境、七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晕倒在玉山、德兴两县交界的怀玉山一棵木梓树下，不幸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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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一个团部，方志敏坦荡从容，挥笔写下245个字的《自述》，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参加过大革命,曾任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建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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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方志敏被用竹轿子从陇首村抬至玉山县城，被关押在城内大水坑任荫奎大宅邸——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部。这时，他痛苦地发现，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和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也关在这里。他们是在部队打散后，比他早一两天被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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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到了著名的“共匪头子”方志敏，这消息令国民党军政上下欣喜若狂。国民党浙江保安处长、“追剿队”总指挥俞济时，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长刘振清及玉山县地方要员接踵而至，前来“访谈”。方志敏神情自若，对这些来访者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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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一起，被国民党军警从玉山押至上饶，关押在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当天，警备司令赵观涛和专程从南昌赶来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等前来“访谈”。
&&&&&&方志敏坦然地说：“我们军事上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
交谈约10分钟，国民党的要员们“默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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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国民党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在台上昂首挺立，正气浩然，观者无不暗暗惊叹、敬佩。方志敏在狱中文稿里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地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到了弋阳和南昌，也同样做了这套把戏，我也用同样的态度登台去演这幕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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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一早，方志敏等三人和原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教育长曹仰山一起，被国民党大队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途经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城时，地方当局又召开了所谓“庆功会”。
&&&&&&当天下午4时半，方志敏等四人被押抵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月3日是农历年除夕，方志敏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宣告：春节期间任何人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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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是正月初四，在南昌建有中山纪念堂的豫章公园，国民党江西当局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目睹大会现场的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报道：“公园四周布置了警察、宪兵和军队，两旁人行道架上了机枪。任何人不得离开人行道走上马路。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被用装甲车运到现场。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没有一人欢呼，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是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毫无畏惧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带走，因为人群的这种沉默使当局感到十分可怕。装甲车刚一离去，人群立刻骚动起来。可是，一挺挺机枪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口和头颅，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
利诱威逼，矢志不渝&&&&&&&&&&&
&&&&方志敏在南昌的“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最初被关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等三人同囚一室。方志敏记述：生活上“军法处算是优待(？)了我们，开三餐饭，开水尽喝(普通囚犯一天只吃两餐饭，喝两次开水)，并还送了几十元给我们零用。但我们比普通囚犯，却要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这恐怕是特别优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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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之初，方志敏不仅“感到愁苦和屈辱”，更痛悔由于指挥失误招致军事上的失败。后来，他在文稿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境，说：“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痛苦的，就是想到了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哪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哪些是错了的，哪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哪还会失败？自己哪还会做俘虏？”“‘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我在自己骂自己。有时，我捏紧拳头用力地向自己身上捶一拳，独自愤愤地说：‘打死你这无用的死人！’‘唉！唉！羞辱呵！被万恶的国民党，缴枪……俘虏……’我的眼睛觉得有点潮热了。”他以为很快就会被反动当局杀害，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为此，他还与刘畴西等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
&&&&当时，曾有《字林西报》一名记者到监狱探访方志敏，作了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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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我对于他的回答并不惊奇，我早已料到他到死都要保持他自己的人格和勇敢精神，佩服他的魅力和战略天才。他告诉我，他还有父母，有妻子，有四男一女。死的恐怖并不足以动摇这个铁一样的人。他极其镇静地向我辞别说：“我有一个信念永远留在我心中——就是深信必要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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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后不久，方志敏被军法处提讯两次。军法处处长叫曹振飞，少将军衔，是方志敏14年前在九江南伟烈学校的同学。他不敢直接面对老同学，而让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出面。
&&&&钱协民在提讯时，先打亲情牌，企图软化方志敏的意志。他首先提到方志敏的妻子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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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说：“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妻和孩子哪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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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协民看“动之以情”无效，接着又“晓之以理”，大谈主义，说：“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500年，顶快顶快也得要200年。总之，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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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说，不光自己的信仰坚定，就是“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期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无论你们怎么诬蔑共产党，它领导的中国革命必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也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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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协民又说：“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做事人必要的本领……”
&&&&&方志敏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气节？现在时代还讲气节？……一个人无论怎样，目前的利益，必须顾到，只求今生快乐一点，死后，人家的批评怎样，我们倒可以不去管了。你晓得孔荷宠吗？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500元的薪金。”
&&&&方志敏知道孔荷宠叛变前是红军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便答：“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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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协民看方志敏这样“不进盐酱”，便板起面孔以死威胁：“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千钧一发，稍纵即逝！确不是好玩的！”
&&&&方志敏坚定地回答：“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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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文稿里，详细记录了这次对话。从中可以看到，公私利害乃至生死攸关，双方都说得明明白白，方志敏自己也想得明明白白。舍生取义，是他坚定、自觉的选择。
&&&&渴望再起，壮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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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方志敏没有选择等待死亡。1935年2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个执委偕江西《民国日报》记者来访。当记者问到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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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的答话，让记者感觉到他“态度颇为和缓”。这实际上是方志敏的狱中斗争策略有所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入狱近一个月，方感觉到可能不会马上被杀。通过与看守兵的接近和谈话，有几个与他“相处如朋友了”。其中有个叫高家骏的，浙江绍兴人，23岁，是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因与看守所所长凌凤梧是同乡，当上了看守兵，并很快升任上士文书。他被方志敏的说服教育和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有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悄悄把国民党当局对方志敏案子批有“缓办”的公文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由此改变了“等死”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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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狱。他认为：“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但是，我们都是受了十余年党的教育，有了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与在狱中的忧思苦虑，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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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自决心争取越狱之后，便进一步做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和一些看守兵的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寻找越狱的时机。方在文中记述：监狱里的“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一词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这样，方志敏与高家骏等10多个看守兵交上了朋友。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内心敬重方志敏，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十斤的重镣改换成四斤的轻镣，还给一些生活上的关照与帮助，并让高家骏做他和方志敏之间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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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知道，光做好监狱里面的工作还不够，争取外援也是越狱成功的重要条件。他精心设想了一个越狱计划：自己写亲笔信派人送交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要求按照计划布置携带武器的便衣队若干人和军用车、轻便小汽车若干辆，事前约定于某一深夜开到南昌，分散埋伏在军法处附近，以少数便衣冲锋队带小汽车到看守所后门。根据秘密信号，让预先安排的部分看守兵和卫兵作内应去开后门，迎接便衣队进去，把化了装的重要人物先护送上小车，尽快离开。另一部分敢死便衣队和军用车，留在后面对付监狱守卫队的追击，同时尽力营救其他在押的党内同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让高家骏到军法处去找已调离看守所所长职位的凌凤梧设法配合。凌凤梧表示爱莫能助，但承诺严守秘密。
&&&&方志敏认为：“在监狱里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也是光荣的。”因此，他给同监狱的红十军团干部乔信明等秘密传送字条，指示他们秘密组建狱中党支部。乔信明等接到方志敏的字条后，受到启发和鼓舞。狱中同志很快建立了以乔信明为书记的狱中党支部，这些同志一直坚持到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出狱。
&&&&回顾总结，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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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要以列宁为榜样，为党工作，也包括拿起笔来写。方志敏想，即便越狱难成，也要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于是，他向军法处提出要写自传。军法处以为方志敏写下的东西可能于他们有用，绝对不可能飞出监狱，于是立即提供了纸张和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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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从3月到7月，100多天时间里，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共13万多字（不含尚未找到的日记等，据说应有2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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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用一个月时间撰写了6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文中有一段说了他写稿的情况：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室刘、王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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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分31节，回顾和记述了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员；如何发动江西农民运动、策应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如何组织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如何领导闽浙赣苏区建设乃至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直至被捕入狱等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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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方志敏写就5000字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信中写出了他入狱后殚精竭虑的思考，总结闽浙赣苏区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八点。其中，他希望同志们“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做红军工作，国内战争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锻炼铁的红军，取得战争胜利”；他指出“肃反”工作存在“肃反中心论”、“扩大论”、“简单化”的严重错误；他说培训干部要克服“理论与实践之不相联系”，要把实际问题与党的理论联系起来，“十分努力训练出1000个新的工农干部，以填补我们这次失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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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最后，方志敏深情地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能丢弃一切，唯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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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最后的重要文稿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6月19日，方志敏写了约6000字的序言，说明写作目的是通过“忠实地写下”苏维埃政权为人民谋利益的成就，来回击国民党对苏维埃的诋毁、造谣和咒骂；同时，也为了把“我至死都不能忘却”的赣东北同志们“可敬的活动和努力，记录下来，以作我对于他们的纪念，并鼓励他们前进”。
&&&&牢房“优待”，意志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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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方志敏从监狱的普通号被转囚到“优待号”。他明白：“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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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号”在客观上给方志敏继续撰写狱中文稿提供了便利。到“优待号”后，他与住在囚室对门的胡逸民接触渐多，以至成为狱中挚友。胡逸民又名胡罟人，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官至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初闻共产党的“三省主席”被捕入狱，出于好奇，曾由其同乡、看守所所长凌凤梧陪同，到普通号去探望方志敏。初次见面，方志敏试探性地向他借书，胡逸民一口答应，从此两人有了交往。监狱当局授意胡逸民与囚于另一间优待号的徐某，在与方志敏接触中劝方“自首”。徐某是真劝降，多次被方志敏斥责。而胡逸民以“劝降”为由，公开与方志敏交往，并把这“秘密任务”的背景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撰写狱中文稿，为避人耳目，往往在夜深人静或在被争取过来的卫兵当班时进行，但他不回避胡逸民，甚至把一些文稿及部分日记让胡逸民看。方志敏担心写下的文稿送不出去，落到国民党当局手中。胡逸民表示：“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出力。”方志敏得到这个承诺，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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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逸民在全国解放后回忆：方志敏转囚至“优待号”不久，“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事后方志敏告诉我，他对蒋介石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意思是，要杀就杀吧！蒋介石亲自劝降也失败了。顾祝同也曾以同学的名义前来劝降，可是这一切卑鄙意图都被方志敏同志击退了。”凌凤梧后来也回忆说，顾祝同曾多次到监狱“探望”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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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方志敏在狱中得到当局别有用心的“优待”，但他仍心如刀绞，寝食难安。“自入狱后，亲眼看见囚人们憔悴黄瘦的嘴脸，亲耳听见囚人们的悲叹与哀号，亲身感受到一切残酷的待遇，迫得我不得不在未被法西斯的匪徒们残杀之前，将狱中情形，描写出来。”于是，他写了篇《狱中纪实》，1.2万多字，于6月9日夜12点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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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那天，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投入罪恶的监狱。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壮志未酬，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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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下旬的一天，方志敏得知：“昨天下午，军法处将李树冰（红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胡天桃（红二十一师师长）、周群（红十军团保卫局局长）三同志牵出去枪决了”，并且阅报得知江西的国民党正筹备开所谓“剿匪（？）阵亡将士追悼会”，估计“那天，他们一定会绑我们出去杀头”。于是，3月25日他写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20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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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向组织和同志作最后交代的文字。开头便讲，“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遭到这次失败。接着，表明“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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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住进“优待号”牢房后，方志敏很快写就一篇《可爱的中国》。写作目的是要说明共产党员是爱国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他在文中还说：被捕入狱后，一些“来看望”的国民党高官要员，“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这“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5月下旬，方志敏写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全文约1.5万字。开篇即以诗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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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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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们应该在此束手等死吗？不，我们应该活动，应该奋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接着，他又写了约1000字的《清贫》一文。文章中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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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是农历端午节。这一天，方志敏在“优待号”里准备了四样菜，请原在普通号一起住的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来“过节”，又请来被囚于普通号、曾经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娄梦侠。这次聚餐，是方志敏通过胡逸民说项，“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才争取到的。用餐时，方志敏对“强壮的青年”娄梦侠“发生了一种深沉的伤感”，将一块鸡腿送到他的碗里，心想：“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的一次了。”方志敏原还打算从普通号一起请来曾经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的胡海，但胡海已用过餐且身体不好，没有过来。用餐后，“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方志敏颇为感动。餐后，娄梦侠先行离去，方志敏继续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收栊’的时候”才分开。因为方志敏与当时值班的看守班长“已交成朋友”，对方才给了这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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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后三四天，娄梦侠等三人被敌人杀害。方志敏在6月23日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回顾了6月5日端午节那天请娄梦侠来聚餐共叙和隔着“栊塞子”与胡海交谈的情景。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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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炎热的7月，方志敏在潮湿的牢房里挥汗如雨，仍然坚持写作。他不仅为撰写文稿呕心沥血，还为保存文稿和把文稿传递出去煞费苦心。他预感到敌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便写信给“囚友”胡逸民：“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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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逸民见信后，到方志敏的囚室来。方志敏对他说：“我们的许多谈话，不要外传，放在脑子里好好想想。我未能完成自己的宏愿，而你今后的路还长，望自重，要谨慎。”胡逸民听言，“不禁哽咽泪下”，“接过稿子，用绳子牢牢缚好”，话别后，把包好的文稿绑在自己的床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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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是6月11日上午写就的，全信约1300字。信中，他向中共中央简要报告了被捕后在狱中的情况，分析了国民党当局不急于杀害的原因：一是进行政治欺骗，表示“宽大为怀”；二是威逼利诱，进行劝降；三是便于散布谣言，动摇红军和群众的斗争决心。“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越狱的准备。”“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信中还报告：“现我们所囚押的狱中，共押同志和红军战士500余人，他们都苦极无告！请中央通知互济会，设法救济他们。同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组织和领导这些同志进行狱中暴动，是十分可能的。”
&&&&&然而，监狱内外始终未能取得联系。方志敏的越狱计划未能实现。
&&&&&这时，方志敏入狱的消息已震动国内外。许多坚持民主正义的人士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发出外交照会，以要结算方志敏对上海苏联商会的借款为由，要求将方志敏交给苏方处理。面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压力，国民党最高当局如坐针毡。他们认定方志敏信仰不可动摇，但又绝不可“放虎归山”，虽然有要方志敏8月31日交出狱中文稿的约定，但他们还是决定提前行刑。8月初，他们便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
&&&&日凌晨，方志敏被国民党军警带出监狱，在南昌市下沙窝的一片空地上，方志敏仰望星空，慷慨从容，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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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英勇就义的消息震惊世界。同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中央代表发言说：“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表现出至死不屈的节操和为国尽忠的义气。方志敏同志的肉体虽被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同年12月，共产国际文件中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称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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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于江西第一女子监狱的缪敏，不久便“得知志敏被害的消息，如万箭穿心”。她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缪敏获释出狱。不久，缪敏带着儿子方英、方明去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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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用最后心血写成的文稿，也许是苍天护佑，竟奇迹般地得以传递和保存，并流传于世。现在确知的文稿传递有两次，是互无联系的两个人，经不同路径传递的。中间相隔四个多月，但两包文稿却不期而遇，偶然地传到一个人手上。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第一次，是看守所的上士文书高家骏，打发他的女友程全昭乘船到上海，带了一包文稿，其中有方志敏分别写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的四封信。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遇上了书店的人正为如何取件犯难，便主动应承由她去约定地点联系。胡子婴自称姓宋，程全昭以为“宋”就是宋庆龄，便将一包东西交给了她。这是1935年7月上旬，方还未牺牲。第二次，是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于1936年秋出狱后，于同年11月从浙江来到上海，这时鲁迅已于10月19日病逝，他只好找到上海救国会的头面人物章乃器家。巧合的是，这包文稿又到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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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婴接到文稿后，打电话报告宋庆龄。经同意，胡子婴立即托弟弟章秋阳(时为中共地下党员)送交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冯雪峰遵中共中央驻上海机关负责人潘汉年之嘱，又转交相关人保存。此后，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的一部分在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里得以保存。1950年上海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一书，就是这批珍贵文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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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方志敏托人（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即当时囚友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送出监狱的第一篇文稿。不知什么原因，5年后的1940年，文稿竟流落在重庆街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现后，立即以重金购回。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看后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著名诗人郭沫若读了方志敏狱中遗著后，亦感慨不已，步叶剑英诗韵和之：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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