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教士衛禮賢_新華每日電訊
另類教士衛禮賢
日 08:43:16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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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代史上,凡西方傳教士來華,皆以傳播福音和讓中國人信仰上帝為目的。羅馬教廷或教會團體評價其派出的教士,也主要是以發展信徒多少來判定其是否盡職的。
　　從這意義上説,衛禮賢絕對是一個“另類”教士,不會被派他來華的德國魏瑪教會欣賞。因為他在1899年來到剛被德國佔為“租界”的青島,二十多年竟沒有為一個中國人施洗過。更有甚者,他居然還對西人眼中的這片化外之地著了迷,把一本又一本的中國“經書”翻譯給歐洲人看。這是來傳教的麼,分明是來“洗腦”的。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漢譯理查德·維爾海姆),1873年生于德國斯圖加特,神學院畢業後在家鄉小鎮當過幾年代理牧師,1899年到1920年間作為傳教士生活在青島,並為自己取了這麼個中國名字。後來曾在德國駐華使館工作和在北京大學任教,1924年回到德國後仍孜孜于中國文化研究,直至1930年去世。生前,他即以著名漢學家身份成為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榮譽教授；身後,更因對卡爾·榮格本人和榮格心理學的重要影響而蜚聲世界。他在中國青島留下的點點印跡,尤其是那座“禮賢書院”,成了榮格心理學家和榮格研究者心目中的一處聖地。
　　金秋十月,由華人心理分析聯合會和澳門城市大學、山東大學主辦的“心理分析和中國文化論壇”在青島舉行。包括國際分析心理學學會兩位前任主席默裏·斯丹和托馬斯·科茨在內的諸多心理學名家雲集青島,其中也包括衛禮賢的孫女、心理學家兼電影導演貝蒂娜·維爾海姆女士,她帶來了歷時數年和多次來青島實地拍攝的紀錄片,《轉化的智慧——衛禮賢與〈易經〉》。
　　衛禮賢的少年時代,成長經歷,對文化對人生的獨特思考,揭示了他為何以傳教士身份來華卻迷上了中國,愛上了青島——因為這裏有尚未被資本力量和功利倫理腐蝕的精神,有雖然“落後”卻生性淳厚的人們,更有著與基督教文明完全異質卻如此悠久而厚重的文化。蒂娜女士對衛禮賢翻譯《易經》過程和此書對于榮格心理學決定性影響的闡述,不禁讓人想起季羨林先生稱衛禮賢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的讚語。
　　坐落在上海路的“禮賢書院”故址是一座德國古典風格的小樓,如今為青島第九中學校舍的一部分。一層和二層用作學校辦公,三層辟為校史館,實際也是一座衛禮賢紀念館,因為該校歷史即從衛禮賢1900年在青島辦書院時算起。
　　與書院培養出引以為傲的諸多人才相比,衛禮賢採擷中國文化的精粹而播向世界,才更是功德無量。除對榮格影響巨大的《易經》外,他還翻譯了《老子》《莊子》《列子》等著作,並撰有《老子與道教》《中國心靈》《中國文化史》《實用中國常識》等論著。由于他對中國發自內心的熱愛和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加之豐厚的文學素養,這些譯著和論述準確客觀生動易讀,影響了德國乃至歐美一代漢學家。此次與會的托馬斯·科茨教授就説,他比較過《易經》的諸多歐陸譯本,在既忠于原文又明晰曉暢方面,迄今沒有超過衛禮賢的德文譯本的。
　　默裏·斯丹教授曾評論説:“分析心理學本身,深深地植根于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之中……榮格對于心理發展過程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思想。”
　　教會派年輕的維爾海姆來青島傳教,維爾海姆卻迷上了中國的先哲並取名衛禮賢,爾後又用採擷自東方的文化聖火照亮了榮格的心靈,從而掀動一場心理學革命並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心靈。不知這是不是一種“天意”?在榮格的學術觀點中,他是相信有尚不為人類理性所知的奇特因素的,他認為一些事情的發生並不總是前因後果的關係,而可能有某種“共時性”,存在著玄奧莫測的“感應”。
　　這有點神秘,卻不無可能。
　　榮格回憶錄中這樣形容衛禮賢:“他不僅在寫作和説話上,連舉止看上去都完全像個中國人。東方的觀點和古代的中國文化,已經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
　　而衛禮賢自己,在其《中國心靈》一書的前言中是這樣説的:“我有幸在中國度過了生命中25年的光陰。像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許久的人一樣,我學會了愛這個國家,愛她的人民。”
　　都説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可這位德國教士卻如此珍視華夏的經,拿去“中為洋用”。關于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民俗,我們的文化,還有多少瑰寶在等著我們重新認識、深入挖掘,並努力去傳承和發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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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西海岸经济新区建设?胶州市人大常委会：多措并举助推产?卫礼贤立尊孔文社之主客观因素?赤诚坦荡为人民?领导干部要善当“出气筒”
卫礼贤立尊孔文社之主客观因素
&&&&今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日趋重要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中学西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功臣、被称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的卫礼贤。卫礼贤（），原名理查德?韦尔海姆（RichrdWilhem，又译理查德?威廉），到青岛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1899年5月受基督教同善会差遣从德国抵达中国青岛，1920年离开青岛回国，第二年受德国政府派遣担任德国驻华公使馆科学顾问，并应蔡元培邀请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回到德国并继续从事汉学教学、研究、著书等事业，终其一生。
&&&&卫礼贤在其57年的生涯中，有24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其中在青岛多达21年。卫礼贤在青岛的21年，是其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起始和成熟阶段。他到青岛的第二年就举办礼贤书院，采用“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教书育人，因成绩突出，被清政府授予四品顶戴。他广结清政府遗老论道中国文化，并与他们成立尊孔文社，在礼贤书院的藏书楼上专门将一可容纳二百人的礼堂辟为尊孔文社活动场所，供诸公研读、活动之用。在藏书楼后面建藏书室，藏书曾多达三万余册。这些，对卫礼贤学习中国文化，翻译《论语》、《孟子》、《道德经》、《列子》、《庄子》、《易经》等中国文化典籍，撰写专著，以及回到德国后的汉学研究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其从一个不懂汉语的传教士到著名汉学家的质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礼贤立尊孔文社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中既有当时青岛特殊人文环境的客观影响，也有卫本人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主观因素。
一、客观环境
&&&&辛亥革命后，青岛相对安全，大量富有的中国人包括大批清朝遗老流亡至此，使得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不仅经济发展，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得到大幅度提升，卫礼贤在《胶州租借地的晚清官员印象记》中写道：“在青岛，聚集着大臣、总督、巡抚等各种职务的高官、学者和工业家。有教养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海滨之地汇合。由于这些人的到来便有了各种文化的和科学的报告会。江浙会馆设备极佳的俱乐部内定期举行聚会。出席的学者们和官员们来自于中华帝国的各个地方，从蒙古利亚到甘肃省，从最西部再到最南端的云南省。这些人成为融汇各种各样文化知识的载体……结果，那时的青岛便提供了一个了解古老文化的特征和典型的机会，像这样的机会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来自各地的学者们与政客们汇聚一堂，追溯往事，很多内容堪称是高水平的中国历史。”
&&&&1912年的《胶澳年鉴》记载：“1911年秋天爆发的中国革命……青岛在这次革命风暴中最持久地完全保持着安全和平静……中国人也承认这一巨大优越性，把这个德国旗帜下的地区当做绝对安全的逃亡地，抛弃了以前那种对德国殖民地的偏见。”“在本报告年度，有1名中国人移居青岛。”这对当时只有三、四万人的青岛来说，数目是相当大的。在这众多移居青岛的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商人、文人及官员，“本报告年度，各阵营富有影响、受到教育的中国人流亡到青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决定在此定居和创办工商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流亡青岛的官吏中，仅学部以上的重臣就有十多位，如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劳乃宣，恭亲王溥伟，翰林院编修、学部副大臣刘廷琛，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吴郁生，盛京将军赵尔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R等。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走上仕途，每个人都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造诣。他们在这里挥毫泼墨、谈史论经、咏诗抒怀，为青岛增添了浓郁的国学风雅。
&&&&对卫礼贤及其尊孔文社影响最大的当属劳乃宣。劳乃宣既是清朝的一名有相当影响的官吏，又是近代著名学者，《清史稿》称“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于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劳到青岛后，一方面积极参与复辟活动，另一方面与卫礼贤结为好友，为卫翻译中国典籍尤其是《易经》提供了大量帮助，并主持尊孔文社；1919年起，担任礼贤甲种商业学校（礼贤书院当时易名为礼贤甲种商业学校）监督，直到1921年去世。《胶澳志》记载，劳乃宣“辛亥以后，侨居青岛，曾主德人尉（卫）礼贤所立之尊孔文社，事讲论经义，一时愚公子弟多以就业。”此外，卫礼贤与康有为、辜鸿铭、蔡元培等中国著名学者也有一定的交往。
二、主观因素
&&&&卫礼贤十分喜爱汉学，尤其尊崇孔子，对儒家学说佩服不已。在他看来，康德是西方圣人，孔子是东方圣人。《礼贤中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记载：“湖北义起，清帝禅让，其故旧遗老，王侯将相下逮督抚提镇司道府州县诸公纷纷过海，多于江南名士。卫君优礼欢迎，敬爱臻至，尝曰：德国康德为西方圣人，孔子为东方圣人。”卫礼贤还说，“孔子居亚洲之中原，于春秋颠乱时局中，荟萃中国上古之文化，传之后世，至秦汉而渐及于远，渐而化及四夷，近且遍及海外，百余年后必可普及世界。其所以受世界之欢迎者，盖其以德服人之功，较欧洲各国以国体强弱定文化之远近，倜乎远矣。”（《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据王世维先生从《孔教会杂志》摘录的材料，卫礼贤曾于1913年到上海拜访过孔教会，对孔教会的人极言仰慕孔教之意，并表示愿在青岛建立支会。
&&&&孔教会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尊孔社团，&1913年2月在上海成立，发行《孔教会杂志》。1913年9月，总会由上海迁到北京，并在上海、曲阜、广州设总会事务所。会长为康有为，主事者为其门徒陈焕章等人。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凡诚心信奉孔教，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愿书，由介绍人介绍入会。“五四”运动后孔教会日趋瓦解。
&&&&1913年阴历四月初九，孔教会刚成立两个月左右，卫礼贤就到上海拜访孔教会负责人沈曾植、陈焕章，卫礼贤对沈、陈二人“极言孔教之不可不保存，且述仰慕之意”，他认为“中国近日学校废止读经，实为莫大之祸。”在阅读孔教会会章以后，当即表示愿在青岛组织支会，并交给陈焕章二十元钱，为其入会常年费及订阅《孔教会杂志》之资，且表示要参加是年秋季孔教会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会。陈焕章送给卫礼贤《孔教会杂志》二册，沈曾植送给卫礼贤《孔教论》四册。《孔教会杂志》在其第一卷第三号“本会记事?总会”栏刊登通讯，报道了卫礼贤的上海之行。通讯中写道：“卫礼贤君，德之神道学博士也，旅华十余年，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成绩久著。卫君精研孔教，曾将《论语》、《孟子》译成德文。孔教行欧洲大陆之机，将以卫君为先导矣。此次来沪，欲于本会有所尽力，特订期与沈乙庵君（沈曾植）、陈重远君（陈焕章）相见。本月初九，卫君如约至沈宅，极言孔教之不可不保存，且述仰慕之意。乙庵询以礼贤书院之课程，卫君以上午教德文，下午教中文，而以四书五经为主。且言中国近日废止读经，实为莫大之祸。乙庵因以中国旧日之教育与今日之教育比，而指其利害得失大要，则注重于学校之读经，卫君极以为然。……卫谓陈阅：‘吴辈久欲得条举孔教大义之书，译作德文，以供德人研究，而苦于无善本，今得君《孔教论》，可偿素（夙）愿矣。吾当译之，以传播于德国也。’卫君又言彼将译《大学》、《中庸》及《礼记》云……”
&&&&关于成立尊孔文社的目的，卫礼贤在《青岛的故人们》一书中曾这样记述：“我们的想法是为了将来，挽救已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国文化财富。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位于山海之间、风景如画、寂静的青岛做一些建议性的工作”。卫礼贤担心辛亥革命后内地“焚书坑儒”，遂学孔子后裔将“圣人之书之可贵者藏之山岩屋壁之间”的做法，在藏书楼后面建藏书室，将圣经贤传之精、子史百家之富，萃集起来，以使将来“人道之晦复明，绝而复续。”劳乃宣在《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中做了记载：“缄诸铁函，埋之基下，以为千百世后久远之征。”
&&&&作为一名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史无记载，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却勤劬不倦，“卫君最好学，手不停挥，目不停览，虽炎夏不避，危坐译读晏如也，是故精通华语及文义。”（《礼贤中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他翻译的20多部中国典籍在西方广为传播，为东学西渐作出了重要贡献。尊孔文社既是一个研究儒学的机构、学习汉学的最佳场所，又是卫礼贤联系流亡到青岛的清朝学者和德国在青人士的组织，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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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卫礼贤（上篇）
一战爆发特别是日本对德国正式宣战后，“青岛花季一样的生活结束了，故人们四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送走赴济南避难的妻儿，德国传教士、青岛礼贤书院创始人卫礼贤选择了留下。9月18日，日军自崂山湾登陆，惶恐的中国人中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日本人攻下青岛，将会杀掉所有为欧洲人工作的中国人。
□青岛日报/青报网记者 刘宗伟
一战爆发特别是日本对德国正式宣战后，“青岛花季一样的生活结束了，故人们四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送走赴济南避难的妻儿，德国传教士、青岛礼贤书院创始人卫礼贤选择了留下。
战前，他安抚和疏散民众；战时，他组织红十字会员庇护妇女儿童、救治伤员、掩埋死者尸体。他还在隆隆的炮击声中，心无旁骛地继续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青岛被日英联军围攻的日子里，卫礼贤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民众的恐慌、双方的交战、战争带来的创痛以及青岛沦陷的失望和哀伤。这些文字史料，为重读日德青岛之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恐慌与谣言
“乌云已在地平线上聚积了多时。战争终于爆发了。就像是一声号叫撕裂了长空，所有花季一样的生活结束了。”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仍以略带惋惜的笔调，追忆12年前突如其来的日德青岛之战——它似晴天霹雳，打破并终结了德人在青岛田园牧歌般的宁静生活。
就像传染病一样，战争引发的恐慌与不安在青岛快速蔓延。卫礼贤在日记中写道：“8月2日，宣统皇帝的老师们来我家做客。他们打算前往崂山游览，但却被拦在了城门口，整个市区由于战争状态已被全面封锁。中国民众陷入恐慌，人们潮水般涌向开动的火车。”
恐慌与混乱之状，胶海关代理税务司、日本人大泷八郎在《年胶海关报告》中，也有较详细的记录：“青岛提早开放避暑营业，到处呈现繁荣兴旺景象。突然发生的俄法联合对抗德国的战争消息，像一枚炸弹那样，在来自上海和其他中国港口在青度假的外国侨民间传播开了……人们害怕英国参加这场战争，不久被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消息证实了。人们曾想到青岛将会遭到敌国狂轰滥炸，以致在两周内每昼夜都有快乐人群光顾的海水浴场，变成了好似一列火车离开车站后，月台上空旷无人的沉寂景象。”
受胶澳租借地第四任总督迈耶·瓦尔代克委派，卫礼贤协助当局安抚中国人惶恐的情绪，并成功地说服了中国官员暂时不要离开。英对德宣战后，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海上炮击青岛，胶澳总督府提醒妇女和儿童尽快离开。消息传来，“再一次给这座城市带来不安”。
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战争的幽灵在青岛上空徘徊。“民众中普遍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城里种种荒谬的谣言四处传播，许多曾表示愿意暂时留在青岛的中国官员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卫礼贤在日记中不无感伤地说。
在《中国心灵》中，卫礼贤还记录了惶恐逃难的个案：“我特别记得一个叫武士英的人（经记者考证，此人应为戏剧家洪深之父洪述祖），他被控杀害了国民党南方领袖宋教仁。于是逃到青岛，他是一个膘肥体胖的家伙。他找了一个文官房子躲了起来，他认为那里可能更安全些。他简直就是一幅被愤怒折磨着的罪恶良心的活画面。他眼里看不到任何人，干燥的舌头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徒劳无益地想使它们湿润些。他生活在不断担心被驱逐的恐惧中，一旦被逐，他也就死定了。而战争造成的恐惧要更强烈些。他到我这儿来，要我给他搞张船票。我问他难道不觉得青岛更安全一些吗？他说，他倒不那么认为。他已经为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众多史料显示，1914年8月中下旬，青岛暴雨连绵，桥梁和铁路被毁断，这样的坏天气加重了不断上演的逃难现场的混乱和悲怆。在8月16日的日记里，卫礼贤写道：“运输德国妇女和儿童离开青岛的‘帕克斯特’号轮船遭到了英国人攻击，乘客们提心吊胆地被转送到了威海卫。另一艘‘安平’号轮船由南方的中国人冒着倾盆大雨开出港口，整幅场面混乱不堪。”
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混乱不堪的场面”：“骚动情形真是无法描述。一个商人站在甲板上，因为混乱，搬运工没有办法把他的行李拿上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行李近在眼前，却无法拿到。他叫喊着、命令着、威胁着——但毫无结果。最后，他暴跳如雷。我从未见过一个处于如此歇斯底里状态中的人。当包船者和家人赶来时，船上挤得满满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给他们找到一个容身之地。不管怎样，这最后一艘船终于安然离港了。”
8月22日，卫礼贤的夫人莎罗密（中文名字美懿）和孩子、妻妹欣德跟随最后一批中国熟人乘火车赴济南避难，“独有恭亲王（溥伟）、高天元留了下来”。
8月27日，日本第二舰队抵达青岛海域，全面封锁胶州湾，并建立了由驱逐舰、巡洋舰构成的两道封锁线，从海上割断了德军对外联络的通道，青岛由此进入“与世隔绝的日子”，彼此打探成为熟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形式。
卫礼贤将礼贤书院尊孔文社的一间房屋腾出来作办公室，每天4点钟，就会有中国的熟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候获取最新的消息。
“9月15日，恭亲王来到我的住所打听战场的最新情况。9月17日晚上，我去了俱乐部。现在到俱乐部来的人很多，因为这里可交换信息……据说，日本人计划建造一条临时轻便铁路，以便他们从王沟庄途经即墨运输战争物资。”
这样传播的信息中，自然难免有谣言甚至以讹传讹的成分。
9月18日，日军自崂山湾登陆，惶恐的中国人中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日本人攻下青岛，将会杀掉所有为欧洲人工作的中国人。“这需要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劝说他们不要相信谣言，幸运的是我的仆人们意志都很坚定。”
进入10月中旬，日德青岛之战正酣，一轮谣言又起。“中国人中散布一种说法，称日本人飞机扔下许多份通告，要求所有中国人离青。显然这是一个谣言。”卫礼贤慨言，自开战起，谣言满天飞。
谣言，随着11月初战争局势迅速改变和青岛岌岌可危，更加变本加厉。
卫礼贤在日记中如是表述：“还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消息四处流传，如果完全听信这些传闻，所有海军部的官员都应当被逮捕。还有的说，一些日本军官在德国军官里有熟人，偶尔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情报。例如‘我必须要把您团团包围，这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所以我每天都往胸口划十字，祈祷您不要受伤。’”
而这样的谣言，直至德败青岛易手日本。
11月7日早晨，防御堡垒相继失陷、已无回天之力的德人在信号山悬挂白旗，德占青岛时代结束。日本士兵进驻青岛后，劫掠事件不断上演。“原因是日本部队出人意料地侵入城里，一切来得太突然，军官们还没有对士兵有所约束。此外，总体上可看出，日本方面是希望维持良好秩序的。”在观察了日本人一天的表现后，卫礼贤继续写道：“眼下，到处都在议论日本人枪毙了很多人，但多数应当只是谣传。”
救援与译经
青岛市档案史料载，黑云压城时，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在青岛组建了红十字分会，卫礼贤任会长，会址设在礼贤书院，并将同善会医院（花之安医院）和礼贤书院西偏房作为养伤疗病所，美懿女子学堂作为妇幼避难所。分会在理事长之下设医疗队，有医生、看护、杂务、担架员共45人，配备救护车两辆，救护箱1个，担架两副。经费靠会费和募捐，凡是捐款25元以上者为正式会员，有14人；捐款5元以上者，均为临时会员，有38人。
对于青岛红十字会的组建，卫礼贤在日记中有所记录——
“（8月初）关于建立一个红十字会中国协会的事宜正在商谈中，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已通过认捐的方式，募集到了很大一笔捐款。
8月28日，从高密传来消息，称那里的人们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建立一个红十字会。第二天，我来到高密。只要条件具备，我们将会采取预防措施以收容难民和伤员。我们选中了一座已经废弃的德国军营做收容所，但营房因为缺乏任何必要的维护而濒临坍塌。”
9月24日，日陆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即墨、王哥庄一线。经9月26日石门山战斗和27日孤山、巫山战斗，日军击破德军前哨警戒阵地。28日，日军占领巫山至孤山一线的攻围阵地。同日，英军步兵联队第二营在崂山湾登陆，协同日军会攻青岛。
青岛争夺战箭在弦上，青岛红十字分会的救援作用开始显现。在日记中，卫礼贤写道：“9月28日，礼贤书院里突然涌来一大群难民，拖家带口从台东镇而来，没有足够的房子安置，我与卡普勒先生讨论后，后者把砖窑提供出来做住所。”
据其自述，卡普勒的砖窑里共安置了100名中国妇女和儿童，所有人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妥善安排，单个的家庭自行组成了独特的小单位。尽管住宿条件有些简陋，但他们仍为可以在一块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而感到高兴。身无分文的贫民由红十字会提供食品，两名护工日夜负责。
10月30日起，对青岛形成合围之势的日本海陆军队向城区发起总攻，卫礼贤和红会人员昼夜奔忙。“凌晨，红十字会一支分队去湛山照料伤员，但却空手而归。原来，村民们被转移到一个小岛上，以躲避炮火的袭击。”
城区总攻击战中，卫礼贤组织红会人员冒着弹雨和房屋坍塌的危险，救治伤员、掩埋死者尸体……在孙女贝蒂娜·威廉拍摄的纪录片
《沧海桑田——卫礼贤与
〈易经〉》中，“卫礼贤”自陈：“我们的学校和房屋遭到了轰炸，整个院子满是鲜血、碎石和破布，这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刻……晚上，我找警察掩埋死者尸体，警察抽不出时间，我们只能自己动手。”
卫礼贤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生活了25年（其中青岛22年），“不曾为任何人洗礼”，却以翻译以《道德经》、《易经》、《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而声名远播，成为“东学西渐”的典范推手。
青灯孤影，兀兀穷年。即使在日本人围攻青岛的窘迫日子，卫礼贤也没有放弃译经。这一点，可从他的日记中管窥：“9月18日，为了不至于毫无疑义地荒废这段时光，我开始着手一个较大的中文翻译工程。我把以前关于《家语》（孔子的家语）的准备工作重又翻了出来，先是粗略地将《家语》这本书通读了一遍。”
9月23日，他继续写道：“我现在与高孟贤定期编写《孔子家语》读物。每天下午，我再将上午高给我写出的文章释义翻译成德文。”
10月30日，日本向青岛城区发起猛烈轰击，沉迷于译经的卫礼贤仿佛置身事外。“我在图书馆里进行翻译工作。从伏案中抬起头，发现（停在水雷库房后面偏北的方向）老旧的‘猛虎’号炮艇正遭受敌军陆炮的狂轰滥炸。”
卫礼贤的执着、投入以及累累硕果，赢得了中国学界的认可。1932年3月，德国研究会发起人、著名学者郑寿麟在《卫礼贤的生平与著作》文中感慨：“卫先生半世替中国文化做宣传，德国对他尚且非常敬仰，中国对他，实在有很多该感激的地方”。此时，卫礼贤已辞世两周年。
（注：文中“日记”均引自《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卫礼贤 著 秦俊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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