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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观察】
阶段性“见顶”，BAT风潮降温
【博览财经特稿】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强势进入金融业一周年后，三大平台的吸金能力已见分晓。
余额宝推出之后，基金业界马上为之疯狂。大平台炙手可热，效果似乎也不错，有可查数据是今年一季度末，百度百赚规模过百亿、余额宝规模过5000亿元、理财通规模过800亿元。但是一季度后，BAT放弃了对规模的有意无意的“泄露”，对最新规模均三缄其口。
不过，3、4月已经是宝宝类产品规模的一个高峰，随着资金面回归宽松，宝宝类基金产品收益率下降，规模也随之缩水。
阶段性“见顶”
阿里率先点燃了互联网金融的热情。至今支付宝和天弘基金联袂推出的余额宝仍是最成功的互联网金融案例。
据天弘基金披露，截至2月底余额宝用户突破8100万户，近3个多月时间内余额宝用户数再度增长约2000万户，如今开户数高达1亿户。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余额宝规模高达5000亿元，但与此前规模很容易被市场获知不同，一季度后，余额宝规模变化变得神秘。
而今年二季度，余额宝的规模一度出现下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有市场人士认为，同为阿里巴巴旗下的招财宝平台的推出对于余额宝的规模有一定的分流。
今年4月，阿里巴巴与新华基金联手打造了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基金，该基金将成为招财宝向互联网用户推出的首只保本基金产品。
但是这一基金的发行已经没有了余额宝的神奇，该产品于今年4月10日发行，原定募集日为4月21日。
4月18日新华基金发布公告称，将新华阿里保本一号募集期截止日从4月21日延长至5月9日，即便延期，其成立规模也仅为5.6亿元。
除了余额宝和招财宝，阿里旗下开放给基金业的第三个重要的平台是淘宝旗舰店。
去年11月，近20家基金公司纷纷抢滩淘宝旗舰店。但首批淘宝旗舰店开展至今，多家淘宝基金旗舰店的成交金额尚不足百万。
成交量过亿的旗舰店已经可以被列入第一阵营。以广发基金为例，其淘宝旗舰店上线以来成交量大约6个多亿。广发基金相关人士表示，淘宝旗舰店的爆款产品是广发天天红，是从去年双十一时主推的，当时三天卖了6000万，广发天天红收益率一直比较稳定，后来逐步带动了权益产品的销售。
阿里旗下第四个给基金业开放的平台是聚划算，某基金公司此前为淘宝用户量身定制的产品登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团购网站聚划算，该产品首期约定年化收益5.5%，每3个月开放一次，交易费用为零。
“我们的产品通过聚划算销售时，每笔申购资金被限制在2000元，通过和阿里平台的合作，给我带来了10万的新增客户，这给我们的后台客服带来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实际上贡献的规模却有限，所以后来我们没有参与类似的活动。事实上，因为是上的聚划算，在费用上我们也没付出很多，”上述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如是指出。
百度是BAT中第二家发力互联网金融的。去年10月，百度联手华夏基金推出了百发百赚，给投资者补贴收益至年化收益率8%，遭受投资者疯抢。
“当时抢8%产品的投资者太多了，以至于百度金融的后台服务器出现了问题。但是百度承诺年化8%的收益率只有一个月，过了这一个月以后，这只产品的规模迅速缩水。”有基金界人士表示。
百度金融的用户基础非常薄弱，百度旗下的百付宝2013年7月拿到支付牌照，是第七批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机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百度导流量。
“但百度金融几乎没有应用场景，客户只能单纯去买产品。目前没有开发其他的功能，因此希望和百度金融的合作带来很明显的量比较难。”上述人士如是分析。
去年12月，嘉实基金专门针对百度金融的平台成立了一只货币基金嘉实活期宝，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对接百度百赚的嘉实活期宝规模为118亿元。
“虽然和百度金融合作的基金公司有两家，但百度金融带来的增量规模主要集中于嘉实活期宝，所以从嘉实活期宝可以看到百度平台的实力，”南方某基金公司电商负责人分析。
5月20日，嘉实基金发布公告称，为了保证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长对申购规模采取限制。这意味着，百度金融的规模同样难有大比例增加。
腾讯旗下微信端的理财通是互联网金融的又一重要平台，华夏基金拔得头筹效果不凡。相关数据显示，理财通的规模在今年一季度末已经过800亿元。今年4月中旬，理财通扩容至四只产品。
整体而言，互联网金融最具看点的仍旧是余额宝。“3到4月是，整个市场上的宝宝类产品的规模均处于一个相对高峰期，之后陆续均有所回归，包括余额宝也是规模出现了回落。”南方某基金公司电商负责人表示。
BAT的新动向
虽然规模进入了滞涨期，但是三大平台仍有最新动作。
从接近腾讯财付通人士处独家获悉，微信理财通即将上线新产品。“现在造访财付通的机构仍旧络绎不绝，但理财通的扩容非常慢，而且名额有限。不过理财通2.0已经箭在弦上了，第二批产品确定为定期产品。”至于，具体哪些公司的产品会上线，上述人士并未透露，但首批上线的基金公司不会在第二批中出现。
从深圳某基金公司处了解到，从去年开始就和财付通有所联系，目前和财付通接洽的产品有两款，一款是债券型基金、一款是货币性基金。目前并不清楚具体的上线时间，但我想今年一定会上线的。
阿里则一直在完善余额宝的各种需求。支付宝相关人士表示，余额宝已经不是一款单纯的理财产品，而是在不断推出新的用户专享权益来拓宽本身产品的外延。
此前基金公司和支付宝接洽推出定期理财产品。4月份，定期理财产品平台招财宝上线。
这一平台目前仅向余额宝用户开放，余额宝偏重于现金管理工具，招财宝收益稳定、期限固定，余额宝就和招财宝达成了合作，让所有余额宝用户都可以在招财宝平台上购买定期理财产品。
4月底，余额宝又联合浙江联通、广州电信推出了余额宝“0元购机”活动。
“目前我们是两手都在做准备，一个是招财宝平台上的产品，一个是可以登录支付宝平台的产品。”深圳某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事实上，早在去年，市场就有传出支付宝准备推出第二代产品“定期宝”，并选出了合作的基金伙伴，但定期宝至今无音讯。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理财事业部运营总监问天表示，余额宝对收益率的诉求是保证平稳，未来吸引用户的“杀手锏”将转向建立在余额宝基础上的消费与理财产品创新，将余额宝海量客户资源向商业与金融机构开放。
百度在和基金公司合作中充当了“中介”角色。6月初，百度、富国基金、广东联通合作推出一款名为“沃百富”的深度定制通信理财产品。
这款产品利用的是预付话费这块庞大的沉淀资金，并以通信产品优惠吸引客户，同时广东联通与百度各自开放线下和线上渠道，获得客户增量和黏性。
据了解，该项目是广东联通和百度先联合发起的，后在对接基金产品时，百度推荐了富国基金。
沃百富毕竟是新推出的APP，本身没有用户基础的，百度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做一些推广、营销等工作。
“余额宝一炮而红，具有特殊性，当时的市场环境是利率倒挂阶段，去年由于6月钱荒影响，拥有最好流动性的资产收益率却居高不下。余额宝携带高收益搭上大平台，吸金效应立竿见影。”
北京某资深电商人士如是分析，“宝宝类产品曾经掀起了互联网金融的高潮，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合作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BAT等大平台体现的是一个渠道的价值，这些渠道目前也在去泡沫化，下一次的爆发点在于真正出现互联网金融2.0的产品，要有新的模式诞生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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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热点】
互联网金融：最美好的时光遇见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市场上热度持续不减的互联网金融，因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动作，容易使人误读其本来面目。更有一些业内和业外人士对它寄托了颠覆金融业的期望。
然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互联网只是载体与工具。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金融深化，互联网只是推波助澜。
余额宝是典型中的典型。众所周知，这款“革命性”的产品实际上并不革命，只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微创新。
货币基金是传统并且标准的金融产品，在美国40多年前就已经诞生，在中国也已经推广了10余年。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产品，货币基金生来就是金融脱媒的工具，也是利率市场化的急先锋。
30年前没有互联网技术，货币基金在美国照样势不可当，甚至一度余额超过了银行储蓄总额，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动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
财新网刊登署名黄浩的文章认为，中国现今的不同在于，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创新呈现三者叠加。前两者经过监管当局和市场的多年酝酿后，近两年骤然加速，而互联网革命又正当其时。
打个比方，如果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是火，互联网就是风。互联网的平台效应、体验至上、大数据和云技术，使得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火借风势，加速扩散，这就是以“余额宝”为标志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
美国的情况不同。互联网兴起时，美国的利率市场化和脱媒早已完成。1986年美国已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银行业经历了好几轮金融脱媒的冲击，到1997年美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下降到23%，而中国目前为85%以上。
福布斯公布的美国2013年银行业100强几乎没有一家净资产收益率（ROE）超过15%，其中富国银行为14%，美国银行为7.4%；而利率管制下的中国12家上市银行2013年ROE平均在20%上下，最高的达23.2%，最低的也有15.5%。
今天美国的银行业瘦且结实，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几乎找不到太多“揩油”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虽然金融业和互联网业都领先全球，但互联网金融这把火却烧不起来，原因是有风而无火。
假设互联网革命提前30年降临，或可猜想彼时美国会迎来比今日中国更轰轰烈烈的互联网金融。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能不能长期兴旺下去？如果互联网金融是场大戏，这场戏目前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时长和力度归根结底取决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而不是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的创新对金融自由化的轨迹会有一定振动，却不会影响根本方向。不论这出戏演出多么精彩，真正的剧本都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而互联网负责提供新颖的编排和绚丽的舞美。
一旦金融实现了自由化，互联网金融将从喧闹归于平静，成为金融业务提升客户体验和业务效率的常规手段。
互联网金融的舞台上，拥挤着互联网公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各色演员。
无需否认，互联网公司目前的演出比金融机构更加出彩。凭靠意识之新和技术之强，在这场重新划分金融版图的激战中，互联网领先企业丝毫没有浪费历史给予的难得机遇。
为尽快弥补业务牌照和专业技能的不足，他们有时还主动谋求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在资本上融合，比如支付宝与天弘基金的合作模式，以此形成同盟共同从金融市场分一杯羹。类似模式目前看具备被复制的想象空间。
银行业的相对收缩已是必然。虽然中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使得银行业的领地削减或许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但可判断银行业碰到的挑战目前只是开端，瘦身程序刚刚启动。
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偏紧的大环境下，银行正经历着近十年未尝经历的行业性困难——存款加速分流，贷款质量下滑，收入增长乏力。但另一方面，又不必为此过于担忧。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业让渡出部分地盘给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升了金融效率，分散了金融风险，除了银行业不太开心，对谁都不是坏事。
对银行而言，借助金融深化的大潮实现业务转型，从根本上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无论如何，内功强于外功，力量胜于块头。经历了风雨的美国银行业虽然今非昔比，却仍占据金融体系的核心，并通过混业经营，以“全能银行”的姿态长袖善舞。
综上所述，互联网对银行可谓机会与挑战并存，而脱媒与利率市场化才不折不扣是银行业面对的最大威胁。
一个例证是，今年二季度以来，虽然各种互联网“宝”类理财产品规模停滞不前，但银行业的存款增长仍不如人意，而银行自办的各种理财规模越做越大。
时代变了，人们不再满足于把钱简单存在银行储蓄账户了——不管有无互联网，这个趋势不会改变，而互联网让这一演变来得更加猛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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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为量化分析
【博览财经特稿】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发展，但社会上的议论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经济发展趋势，是金融革命的火药桶，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有人认为监管缺失的产物，潜藏着巨大风险，需要加以规范，甚至隐晦表示应该限制其发展。
刊登署名黄志凌的文章认为，如果我们抛开这些针锋相对观点的行业背景，从互联网金融产生的需求基础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实存在互联网金融行为，哪些是基础性、规律性、不可阻挡的金融发展趋势，哪些是衍生性、寻租性、不可持续的所谓“金融创新”，由此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各利益关联方都可以而且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战略，明确方向。
一、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支付革命是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市场基础，也代表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
无支付不交易，无交易不市场。人类漫长的经济史，首先是一部支付史。
从原始的易货贸易，到货币的出现，再到纸币的诞生，银行的产生，网上支付的问世，第三方支付的兴起，移动支付的涌现……，“支付革命”奏响了一篇人类金融创新的华丽乐章。
“经济决定金融”。上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了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形成。
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下，传统金融或者囿于功能的欠缺，或者受制于时空的限制，或者局限于手段的不足，或者受制于决策的迟缓，很难满足互联网商业的各种金融需求。于是，互联网金融业态应运而生。
互联网商业模式特有的买卖双方担忧催生第三方支付出现。
互联网商业模式下买卖双方存在相互担忧，卖方担心发出商品之后货款不能安全及时收回，形成坏账；买方担忧付款之后不能及时收到自己意愿商品，形成投诉拖累。
也就是说，传统商业模式下钱货两清的支付交易行为无法运用于互联网商业模式，虽然传统商业模式下也存在大量的预售、预付、拖欠、赊销等钱货分离的支付交易行为，但这种支付交易行为的完成依赖买卖双方相互了解、信任的商业信用，而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下买卖双方充分了解、信任的商业信用几乎不存在。
于是，支付革命发生了，以PAYPAL（贝宝）、支付宝、中国银联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适时登场，并在随后开创了互联网金融的宏大场面。
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06年我国第三方支付中的互联网支付交易额仅有485亿元，但2012年这一数字则迅速上升到了近7万亿元，一举使我国第三方支付占据世界之巅。
订单和交易数据支撑网络客户信用贷款的安全与便捷。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然而，融资难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小微企业。由于中小微企业的规模实力和生命周期有限，信用水平不足于支撑其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只能主要依靠金融机构间接融资。
但是，传统银行有一套依据财务报表、历史违约记录的信用评级方法以及抵质押与担保标准，大量中小微企业真实完备的财务报表与信用记录积累、担保、抵质押很难达到传统银行的安全标准，无法通过现有银行途径获取信贷支持；如果国家政策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做出硬性的中小微信贷比例规定，商业银行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降低审批标准，不良贷款又会大量产生。
其实，贷款人之所以关注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抵质押品以及抵质押率，主要是担心借出去的钱能否如约返还。
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出现，中小微企业大量通过互联网商业平台实现其商业活动，只要这些交易活动是真实的、可以如约完成的，那么为这种交易活动提供的融资安排就应该是随着商业交易的完成而自动循环，与借款人的规模实力甚至信用无关。
于是，互联网企业借助于网络销售产生了海量交易数据，运用大数据方法，建立了一种基于真实交易需求、基于历史交易数据、基于关联数据的市场趋势预测的互联网客户借款安全评级机制，从而使互联网商业背景下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无抵押信用贷款成为可能。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4200万家，其中个体工商业户3800万家，保守估计信贷市场容量在40万亿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蓝海市场”；截止2013年9月，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头羊的阿里小额贷，已经为40多万小微企业提供了超过1000亿元的订单和信用贷款，而不良率却仅有0.9%。
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移动金融可能是互联网金融竞争的主战场。不受时空约束的购买与支付，一直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想与追求，并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经济节奏加快、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对于不受时空约束的购买与支付的要求越发迫切。
而每一次对于购买与支付时空约束的突破，都与技术革命有关。近年来，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取得联系，几乎没有等待一个月、一周、哪怕一天，除了个别商业模式下电报几乎没有人再使用，除了太小的孩子外几乎人人都有手机，甚至不只一部。
与此同时，金融消费的生态也被深刻的改变了，很多人开始喜欢在与朋友聊天的间隙，在线完成商品的购买、支付打车费、给信用卡还款，甚至转账，微信银行也因此方兴未艾。
我国的网上支付业务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传统支付障碍。移动支付发展在2013年虽然呈现爆发态势，但它还处于起步阶段。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电子支付中的移动支付业务已达16.74亿笔、9.64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高达212.86%和317.56%。
因此，金融服务传统意义上的网点、自助设备乃至于桌面网络等，受制于时空的约束限制，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客户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便利、高效、安全的移动金融服务的需要，而在智能终端、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逐步成熟后，移动金融服务应运而生，并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
同样，金融机构的电子化亦节约了大量实体网点。以建行为例，2005年年底资产总额4.6万亿，有网点1.4万个，到了2013年，资产总额已经达到15.4万亿，增长3.3倍，但网点数量不到1.5万个，与8年前基本持平。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将愈发突出，互联网商业模式特别是网上购物的发展空间巨大，进而会给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尤其是拥有交易数据支撑的小微贷、移动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带来井喷式的发展机遇。
由于电子商务和与互联网金融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也会反过来会推动电子商务再上台阶，使我国经济的结构更趋合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互联网金融前景广阔，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二、缺乏互联网商业交易基础支撑的所谓“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目前，除了上述有互联网商业模式支撑的互联网金融以外，也出现了互联网企业脱离互联网商业交易活动转而按照传统金融模式涉足传统金融业务，但并不具备传统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与经验；商业银行也在没有互联网商业交易数据支持的情况下简单地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有时候为了挤入市场而被迫降低政策标准。
这些缺乏互联网商业交易基础的所谓创新性互联网金融行为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随着诸如P2P网贷平台跑路等风险的不断暴露，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尤其是没有互联网商业支撑的衍生互联网金融，在收获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是否也种下了潜在的风险种子？
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当前我国约有1200家P2P平台，贷款余额超过700亿元。
由于这些平台在承担筹资和中介职能的同时，大多又履行连带担保职责，这就潜存了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对资金流动监控不足、资本约束不力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极大。
除此之外，相当多的P2P平台依靠搭建资金池开展信贷业务，信用风险不容小觑。近期查处的不少跑路平台反映出的欺诈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即使是第三方支付企业，如果在涉足信贷过程中超出有交易记录的客户范围，或者虽然有交易记录但数据的长度和活跃度不够，无法基于交易的大数据进行信贷决策，而借鉴传统银行的方法又往往难以把控其中的信用风险。
不仅如此，即使是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第三方支付行为，如果在追求便利性、高效性的同时，忽略了最基本的安全性要求，也会隐藏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如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严格细致地区别小额支付与大额汇划，在进行大额资金划拨时，只需客户输入所绑定手机收到的动态校验码，甚至只需要第三方支付的账户密码即可完成资金划转，根本无需使用U盾，潜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当前监管机构应该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差别化监管，以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为。对有实体交易支撑、发展前景广阔、风险相对较小的基于互联网商业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监管当局应坚持“交易先于制度”的原则，给予更大限度的容忍度，也应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软硬件便利条件。
比如进一步加强征信体系的建设，扩大征信系统应用主体，减税降费等。但对另一些寻租性甚至投机性、风险较大、同业竞争无序、没有真实商业交易数据支撑的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应该尽快制定严格的监管规范，保证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加速推进传统银行业务的转型与升级
近年来，当互联网金融悄然侵入支付、信贷、理财等商业银行的传统领地时，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将从根本上挑战商业银行，甚至颠覆当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格局。
不可否认，这种以控制支付流为核心的金融新业态必定会一定程度上削弱银行的根基，但据此断言将会动摇乃至颠覆商业银行的地位有点夸大其词。
首先，从数据上看，纵然经过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体量仍难以与商业银行相提并论。
仅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量为例，2013年交易笔数就高达107.58亿笔，交易金额就达到745.23万亿元，而同期全部第三方支付的交易金额却仅10余万亿元，体量远不及银行。
其次，从业务模式上看，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归根结底不可能脱离银行，反而必须依赖于银行。如目前备付金账户仍然是第三方支付无法绕开银行的“命门”所在。再次，当前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互联网金融的挑战，正在积极应对。
实际上，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比互联网企业有着更强的IT基础。
早在国内互联网金融大发展之前，许多银行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特别是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大型银行都在IT建设上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了业务与管理的信息化、数据化。
尽管互联网金融尚不足以动摇传统银行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传统银行可以高枕无忧。
现实的挑战与趋势性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借助互联网思想和理念，尽快实现传统银行业务的转型升级。
一方面，必须顺应互联网商业模式发展的需要，加快银行支付方式创新，巩固支付地位。所谓的互联网金融突破口和当前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支付领域，这也符合金融发展规律。
传统金融的起点也是源于支付结算，之后慢慢地向存、贷领域延伸。支付宝之所以做得好，与商业银行沉浸于传统业务模式不无关系。
金融行业涉水互联网，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网上炒股开始的，但几乎是在十年后，才诞生了支付宝。
支付宝当时进入的是一个商业银行瞧不上的、看起来利润也不大的领域，而这却恰恰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蓝海”。
其实，第三方支付企业能够做到的，商业银行也有能力、有条件做到，并且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根据中小微企业依托大型核心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生存的特点，发挥大型银行拥有大型企业客户的优势，借鉴阿里小贷公司的经验，依据中小微企业与大型核心企业的交易记录，充分挖掘交易和订单数据，运用大数据技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夯实数据基础，强化数据管控和数据挖掘，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方法解决营销和风险管理有效性问题，并借助互联网技术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还需要进一步强调是，近几年来移动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人类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都或快或慢地被“移动化”，金融服务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网点、自助设备等受制于时空的约束限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客户移动化金融服务需求的挑战。
因此，移动金融服务将成为未来金融竞争的主战场。移动金融服务将全方面介入客户生活，成为客户日常行为的建议者、安排者、提供者，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客户粘度，还会为银行带来丰富的收入来源。
当前，新渠道、新技术在金融服务的应用周期正在缩短，网上银行的普及经历了十年之久，手机银行也有五年的发展史，而移动支付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但市场前景已经显现。
一旦错失了本轮发展契机，势必造成战略上的被动。
在移动金融领域，我们必须摒弃传统思维，用开放的心态和互联网的思维，真正做到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在服务流程上做到最大便利，在技术安排上做到安全可靠，并借助大数据方法收集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培养、指导客户的行为预测能力，真正成为客户离不开的生活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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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丨投行业务开发十大原则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最近在微信上比较火，号称业内大佬“最爱看的业务开发文章，没有之一”，拥有10年的国内投行工作的徐子桐在《投行笔记》一书中提到了以下精彩论述：
一、“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
这是张之洞在修京汉铁路时讲的一句话，本人经常引用这句话比喻投行项目的承揽与承做，因为投行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堪比环境条件极端不稳定情况下完成一项大的工程。
发现任何有用的项目线索，即应高度敏感，立即抓住，迅即行动，马上电话落实情况、获取项目信息，尽快安排与关键人员见面，赶赴现场实地接洽。至于项目之可行、可做与否之甄别，实际进场工作与争揽时方式（“缓”与“迟”）有别，开工之后则全力、尽早完成。
我也曾开玩笑打比方说，开发就像谈恋爱，见到合适线索不能犹豫；承做就像结婚成家，合适与否要再看看，不宜草率登记领证；而一旦决定结婚（项目进场工作），必须尽快生子（做出成果取得效益）并认真过日子（项目后续跟踪）。
二、“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兵法》讲，“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冯仑也经常强调一个商业理念，“守正出奇”。
在开发业务、争取项目时，永远重要的是技术，是正面竞争，包括项目建议书、竞标现场表现等，但要成功争取项目，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出奇制胜”，而“奇”无定法，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或为上层资源，或为个人人脉，或为内部线索，或为利益安排，不一而足，其要在“用心”。
《孙子兵法》上又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其理一也。
三、“点、线、面、体”
开发业务最终必须以“点”为目标，因为有效的业务必然是某个具体客户的某个具体融资或并购等具体业务，或曰“单子”，所以具体客户的具体业务品种才是“点”。
但是，有效的“点”，必然依托于相应的“面”、相应的“线”，同时隶属于相关的“体”。“线”即行业，“面”即区域，“体”即企业集团。业务机会从哪里来？
从行业上下游来，从某个熟悉的区域来，从某个企业集团的下属公司来。在已有接触或已有基础的行业、区域或企业集团中开发业务，即利用已有的专业、资源、人脉优势，顺藤摸瓜，顺势而为，能够达到“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借梯上楼”的效果。
理想状态，是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做成一项业务，就要在当地形成影响，进而带动该地区其他业务；以点连线，点线相延，做成一项业务，就要在行业形成影响，进而延伸开发行业上下游相关业务；多点聚合，立体推进，从企业集团的关键部门、关键人物出发，辐射下属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业务机会。这里涉及客户维护方面的大量、用心工作。
四、“以我为主，上下联动，左右逢源”
“以我为主”，指以自身的主动性为主，这是前提，开发人员自身或一线业务部门自身如果没有主动性、积极性，一切都免谈，谈也是空谈。
有开发任务的个人或业务单元，务必有强烈的开发意识，说到底，就是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是开发业务最重要的基础、最强大的动力。
相比而言，公司高层领导、分支机构等只是辅助性的。当然，“辅助”并非不重要，“辅助”是就理论地位而言，而不是实际作用。
这种辅助地位的力量运用得好，有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决定作用。哲学上，就是所谓内外因共同作用推动事物发展，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
“上下联动”，指公司开发人员、业务部门或业务线、公司高层等内部关系应是联动性的、扁平式的，汇报关系简单、明确、透明、高效。埋头开发，搞关门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肯定行不通。及时汇报，随即商量，多方沟通，整体行动，才可能取得成功。
“左右逢源”，指有效地利用公司分支机构（分公司、营业部）、中介机构（律师、会计师、评级机构、评估机构等）、银行、政府部门（金融办、国资委、发改委、经信委等）、个人关系等。
只有广植人脉，才不至于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八面来风、左右逢源，这是利用个人外部资源的理想状态。
五、“全面撒网、重点捕鱼”
投行有句经典行话：“业务是跑出来的。”要像游击队员那样，开发人员必须去“跑”业务，在运动中寻找机会、展开战斗。
所以，必须把网撒开，联系足够多的潜在客户，按照行业或地区为界，有目的地拉网式覆盖、摸排，发现并确定有价值的线索之后，即应重点开拓和分工负责，专门盯紧、盯死，想尽一切办法有效落实，争取拿到项目。
目标明确之后，必须集中火力，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国内有些投行针对某些区域或行业设点，精耕细作，效果较好。
六、“上中下打通”
影响客户决定的因素有多种，有客观情况，有主观情况，大致而言，开发活动中接触与影响所及，应当覆盖每个层面、每个环节，不可遗漏。
以集团下属客户为例，必须在上级集团、二级集团（如有）以及上市公司上、中、下三个层级同时联系、发动、安排。
在每个层级内部，也要“上、中、下”联动，即对于上级领导（“领导”不仅指职位，更指实际影响力与控制力）、中层领导和下级人员都要熟悉其情况或直接拜访、联络。
此外，同一层面的沟通、联络中，还要关注不同部门及相关人员的态度与立场，这可以分为“左、中、右”或“主要部门、次要部门或相关部门”等分别予以应对。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有阻力层级、部门或人员，应当着重攻克；即使没有遇到阻力，务必梳理再三、思虑再四，有无某个层次、部门或人员与之相关或可能相关，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妥善安排，切记“礼多人不怪”“至少给个面子、打个招呼、道声感谢”。
通常情况是，结交人、得人心不容易，得罪人、失人心很容易；成事不容易，败事却很容易。所以，多栽花少栽刺，上下疏通，各方兼顾，抓住重点，才能赢得业务机会。
七、“销售就是要搞定人”
除了公司自身在业内的地位、品牌和影响等客观因素外，从某个角度说，开发客户的关键是搞定客户里面的关键人物。开发就是销售，销售主要就是“琢磨人”“搞定人”。
开发业务就是跟人打交道，不把人心吃透、人情看透、人性悟透，与时俯仰，含光混世，外圆内方，出泥不染，与各色客户人等“打成一片”，就很难做成生意。
与人打交道是个绝大的学问，很难说得清楚，不过，大致上，以现今社会之世态人情、交往之道，无外乎“利益”与“情感”两个基点，或者再加上一个“道理”。
所以，打交道的手段和能力主要体现在“有眼色、会说话、能办事”三大方面。有眼色，就是能把人和事看明白，能知言外之意，能通背后之情，知其然且知所以然；会说话，就是说话中听，能笑侃，会赞扬，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能办事，就是能够照顾和落实各方实际利益，言信行果，办事高效、到位、得体，“你办事，我放心”。
对于业务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人物，不仅是简单打交道，而且要舍得下工夫，认真把握关键人物的个性与爱好，非常了解他的“喜怒哀乐”。要从圈子出发结识关键人物，从关键人物入手搞定客户关系。
八、“临事而惧”
对于业务机会或线索，基本的态度就是“临事而惧”。这是曾国藩众多治事经验的一个要点，也是我平生服膺的一个原则。
碰巧的是，这种精神在一些投行高层（作为投行专业人士）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体现得很成功。
大致来说，“临事而惧”是指不管面对开发还是承做投行项目，都要以认真、细致、小心、诚恳、严密乃至苛刻的态度去对待。就开发而言，开发之难，一言难尽，但极言开发之妙，唯在“用心”而已。所谓“至诚感天”“天道酬勤”“困心衡虑”“格物致知”“掘井及泉”等，大致都说做事的用心、专心，所谓情报云云、圈子云云、运作云云，根底都在“用心”与否和“专心”与否，生之力来自心之力。
历史上的成功者，大都是“唯心”主义者。唯心，就是强调心理、心灵、心态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比如乔布斯的所谓“现实扭曲力场”（即结合口若悬河的表述、过人的意志力、扭曲事实以达到目标的迫切愿望，所形成的视听混淆能力），实际上就是根植和发源于内心深处的超强的愿望、激情、活力、意志、信念等生发出来，能够以近乎压倒性的、非理性的方式，感动并且改变周围人的情绪、观点，进一步能够影响乃至左右周围环境的巨大的人体能量，或可称为“气场”或“力场”。总之，有了“临事而惧”的心态，就会在“吉凶悔吝”的事物逻辑中做到尽量避免失败和争取成功。
九、“忍、等、狠”
“忍、等、狠”是林彪在东北打仗时说的一句话，运用到业务开发，就是平时注意形成“圈子”，关键时刻善用“圈套”。
“圈子”，指开发人员要有自己的核心人脉圈子，要非常注重、特意努力并长期坚持培养、形成、维系自己的人际圈子，时时盯着，常常联系（电话、见面、短信、邮件等），尤其是能够在日常跟踪中把握并创造机会，通过适当形式，常相过从，密切关系，这样在业务机会来临时，即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关系找到关键人物。
“圈套”并非玩弄阴谋诡计，亦非小题大做，故弄玄虚。“玩物丧志，玩人丧德”，雕虫小技，为人不齿。不过，商战如兵事，“兵者，诡道也!”不施“计谋”，无以成事。“计”者，设计也；“谋”者，谋划也。
具体项目的成功开发，除了前期铺垫、积累，还有赖于有效的、巧妙的设计、谋划、布局、借力，或笼统谓之“运作”，以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效果。
一般来说，应先做好底层铺垫，搜集筛选信息，打通渠道环节，关键时候提高层次、做大局面。比如，写建议书时利用研究、销售等投行外部力量，报价时了解公司外部（客户、对手）信息，竞标时利用组织高层进行造势、推动（电话沟通、发送短信、亲笔信函、会谈斡旋等）。
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现代战争号称信息战争，其实过去也一样，战争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工作，如解放战争，除了其他因素，很多情况下我们基本上都是靠内线和情报取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工”工作非常重要。
如果以开发投行项目类比打仗，信息与情报是启动、筹划、决策、推动、调整等所有开发工作环节的基本依据和核心要素。项目相关信息或情报主要有几个来源：首先是公开渠道，这需要认真收集、整理、准备；其次是内外部各个非正式渠道（不含客户内部）得来的信息；最后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来自客户内部的信息。
所谓“功夫在诗外”，最初的项目信息来源往往五花八门，要在对于既有目标长期跟踪、不弃不离，对偶得信息迅速跟进，穷追猛打。有的项目多年联系无果，因偶然因素而突现转机，有的项目则需要有目的地了解企业偏好、把握销售要点而终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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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丨并购基金在中国怎么玩
【博览财经特稿】并购基金缘何玩出中国特色？《亲历投行》作者班妮，也就是那位新浪微博上的金融红人百乐门小艳红，她在《每日经济新闻》上撰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指出，。
有些金融术语，号称是海外资本市场的舶来品，却在中国玩出了自己的特色，甚至被玩“坏”了——这其中包括“对赌”，“市值管理”，还有“并购基金”。
“并购基金”普遍被认为从英文buyout fund翻译过来，buyout这个词有其特指的含义——指收购标的公司控股权的投资交易。这样，收购方就把原来的控股股东从标的公司中“买出去”（buyout）。
所谓的buyout fund（并购基金）则是PE基金的投资运作方式之一，这些并购基金取得公司控制权之后对公司进行改制、重组、提升运营能力，增加公司价值，然后出售获利。真正的并购基金应当符合下述条件：1、取得企业控制权；2、参与企业运营。
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很少有真正的buyoutfund，大多数PE基金是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收购目标公司的少数股权，即参股型并购。
在中国发展真正的并购基金可以说先天不足，不具备其成长的土壤，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无法有效支持杠杆收购，影响PE投资的收益率；
其二，中国没有职业经理人群体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文化，收购控股权后难以进行专业的管理和整合，从而提高公司估值；
其三，退出渠道不畅——产权流转的效率低，导致退出周期不确定性强，影响投资收益率。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导致纯粹意义上的并购基金在中国玩不转。
但靠pre-IPO入股暴富的投机时代已经过去了，PE必须想新的办法来实现收益，于是各种名目的并购基金纷纷成立，这些并购基金实际上多为参股投资，与原来依靠IPO退出相区别，是以并购为主要退出渠道的基金。
不过真正玩出中国特色的并购基金还是近一年来集中涌现的由上市公司加PE组成的并购基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PE与单一上市公司设立专门的并购基金已有二十多个案例。
表面上看来，上市公司与PE联手收购一家公司的控制权有非常明显的协同优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优势互补，兼备了产业方面的战略思路和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并购基金完全可以与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合作，发现标的并取得控制权，互相助力实现资本增值。
为什么如今很多PE不是与企业在具体的某个收购项目上合作，而是与单一的上市公司单独设立为该上市公司量身打造的并购基金呢？
通过研究这些上市公司加PE的并购基金的设计架构我们会发现，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中扮演的角色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出资的LP（有限合伙人），而是在投资决策中享有很大的话语权。
一些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的话语权甚至与作为GP（普通合伙人）的PE公司平起平坐，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委派监事长的方式在投资决策中享有一票否决权。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与PE成立专门的并购基金可以避免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直接收购时所需要面对的种种监管审核带来的效率低下和程序繁琐；同时又能把收购标的在并购基金控制下运营一段时间，防止收购后可能出现的重大不确定性给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面影响。
对PE来说则直接解决了目前PE直接设立并购基金面临的现实问题：收购标的选不准可能造成未来退出不畅；收购后由于缺乏专门行业的整合管理人才无法提升标的公司的内在价值。通过与产业资本的专项合作，PE直接锁定了投资的退出渠道。
这种上市公司加PE的并购基金，特别是上市公司有重大决策权的并购基金，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市公司做并购，只是先由并购基金出面而已。因此，并购的标的也会以上市公司的意见为主。
在这种设计安排下，上市公司规避了《合伙企业法》中上市公司不能成为GP的规定，避免了上市公司直接并购的种种复杂程序和监管要求，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此外还能找到一些其他的投资者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身份为收购做杠杆，PE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上市公司做并购的通道。
这种专门“并购基金”的涌现反映了我国并购市场不够完善和成熟的现状。在成熟市场上，相对于产业资本，专业的PE并购基金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上市公司在收购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标的公司被合并报表后对上市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
其次，收购一家目前经营情况一般甚至亏损、但未来通过整合可能潜力无限的企业，需要收购方在收购后花相当长的时间完成标的公司的战略转型，收购方需要承担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忍受短期的压力，实现长期的价值提升。这些都导致了上市公司在做出并购决策时不如PE迅速。
而专业的PE基金由于具备整合和重组公司的丰富经验，也会愿意在并购中付出更高的溢价。直到目前，国际市场上很多知名公司的收购案都是由PE来完成。
专业的PE机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已被认为是实现企业产权转移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一种产权流转的过渡方式。
相比之下，我国的一些PE完成过一些漂亮的收购案，这些PE有了并购整合的实力，但更多地还是以助力产业资本的方式来进行操作，还不是国际上真正的并购基金。
对PE投资而言，玩转并购交易对专业性要求高，要有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对一个行业的深入研究和对行业周期性的把握，对估值的更精确考量，还有管理整合标的公司的实力。
一窝蜂而上、没有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并购基金都是“并购掺和基金”，很可能面临未来的投资损失，与之前全民PE投资pre-IPO后一地鸡毛的惨状会是一样的结果。
在成熟市场，并购退出相比IPO退出而言，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IPO的发行价可能受到产业形势变化的影响，影响PE投资者的获利空间，但是并购合约买卖可以自由约定出售股权的比例和价格，因此潜在的收益空间更大。
随着国企改制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中第一代企业家退休，通过并购取得控制权的机会将不断涌现，PE机构需要储备人才，在并购市场上精耕细作，才能在中国正在兴起的这一轮并购浪潮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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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作】
案例丨内地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加速
【博览财经特稿】进入2014年，资产证券化出现提速的迹象，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的渠道也在不断增加。
5月21日，“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启航）在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个交易所场内房地产信托基金产品（REITs）。6月下旬，方兴地产分拆旗下酒店业务平台金茂投资，预计7月初在联交所挂牌上市。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香港粤海证券投资银行董事黄立冲在表示，目前内地商业地产要完成资产证券化，要么必须给予较大的净资产折让，要么必须为收益提供保底，才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投资者购买。
他表示，内地商业地产真正的发展历程不过十年，以往开发商更多是用住宅的思维做商业地产。随着商业地产与金融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资产证券化的提速将促进商业地产的优胜劣汰，从而推动更多优质商业物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出现提速迹象
6月25日，方兴地产发布公告，旗下的金茂投资及金茂（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投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股份合订单位的形式进行全球发售，发售价为每个股份合订单位5.35港元，融资额约为32.1亿港元，金茂投资预计将于7月2日正式挂牌。
招股说明书显示，金茂投资是一家专注于中国酒店行业的固定单一投资信托，上市平台的初始资产包包括已竣工酒店及开发中酒店，开发中酒店预期于投资日期后一年内开业。
从具体资产来看，8家酒店包括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位于金茂大厦内）、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金茂深圳JW万豪酒店、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崇明凯悦酒店、金茂北京万丽酒店和丽江君悦酒店。
黄立冲表示，方兴地产采用“股份合订单位”的形式分拆酒店业务上市，该模式与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相似，均提供稳定分红，不同之处是“股份合订单位”业务弹性较大，较容易注入资产，并且不会被限制发展主业以外的业务。
黄立冲认为，“方兴地产之所以能完成旗下酒店物业的资产证券化，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物业均处于一线城市或旅游热点的优越地段，项目具备稀缺性；另一方面，母公司中化集团与其签订了多份租赁协议，为金茂投资上市后的租金收益提供了保证”。
资产证券化在国内发展缓慢，世邦魏理仕的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底越秀房地产信托基金（00405，HK）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只以内地物业为交易对象的REITs。
但由于相关法律还不完备，REITs一直未正式启动，在近九年的时间里仅有李嘉诚旗下的汇贤产业信托、内地上市的首个酒店REITs产品开元信托基金，以及拥有日资私募基金背景的春泉产业信托三只REITs成功上市。
然而，今年资产证券化出现提速的迹象。
国内首个交易所场内REITs产品中信启航获得证监会批复，以不低于50.4亿元的价格，接收持有北京、深圳两地大厦房地产产权的两家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对此进行不动产证券化业务，中信启航于5月21日正式挂牌，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准确意义上的权益型REITs产品。
税率过高影响收益
尽管资产证券化在今年获得实质性突破，但从方兴地产酒店业务的市场认购情况来看，资本市场对于商业地产依然看淡。
据观点地产网报道，方兴地产此次分拆金茂投资的公开发售股份未获足额认购，但由于国际配售已获得超额认购，可弥补公开发售的不足，因此可在7月2日如期挂牌，但由于市场反应冷清，发行价最终定在价格下限5.35港元。
“从金茂投资分拆上市的情况来看，资本市场对于商业地产的看淡情绪依然浓厚”，黄立冲认为，目前国内商业地产要完成资产证券化，要么必须给予较大的净资产折让，要么必须为收益提供保底，才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投资者购买。
金茂投资的招股书显示，截至日，公司物业市值约为人民币243亿元，但按照5.35港元的发行价计算，金茂投资市值约为107亿港元（折合约85.6亿元人民币），较物业市值折让达65%。
德信资本总裁助理刘聪表示，物业实现资产证券化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项目产权清晰，统一持有；二是租金回报率可观，达到投资者的要求。由于国内开发商均倾向于分散销售，造成大量商用物业产权分割，这些物业基本不可能实现资产证券化；同时，由于多数开发商商业营运能力较弱，导致租金回报率不高，因此在国内能符合资产证券化要求的物业少之又少。
此外，目前国内对于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并没有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项目的回报率造成一定的压力。
黄立冲表示，以REITs为例，它之所以在美国盛行，最大的优势在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上。对投资人来说，由于REITs属于利润传递机构，经营利润的绝大部分转移给了REITs股东，因此REITs在公司层面是免征公司所得税的。
但在国内，基金在收到租金后需要缴纳营业税，而分配剩余收益时，发起人需要缴纳剩余收益的营业税，出现“双重”纳税，在整体税收甚至接近租金一半的情况下，要达到投资人5%以上的净回报要求非常困难。
世邦魏理仕执行董事及中国区投资物业部联席主管钟德尧表示，越秀房地产信托基金之所以能在2005年成功上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州市政府为其提供了优惠的税务政策，让基金的年息回报率能维持在6%-7%的水平。如果税务政策不作调整，大多数商用物业收益率均无法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此外，从业态而言，相对于一线城市的写字楼或者酒店，在电商的冲击下零售地产面临的压力较大，受到资本眷顾的程度也更低。刘聪表示，零售地产尤其是大型购物中心由于受电商影响更大，加上开发周期更长，资本退出困难，这类物业要实现资产证券化的难度更大。
证券化渠道不断增加
《每日经济新闻》发现，部分房地产基金也在积极介入商业地产领域，通过收购旧项目并进行改造升级，在提高营运能力后再寻求获利退出。
以国内首只商业地产基金高和资本为例，其做法是收购旧写字楼项目，通过改造完成对资产估值的提升，然后统一招租，再销售给机构完成退出，也接受投资人委托进行长期的资产管理权，该基金在北京、上海核心区域收购资产规模逾80亿元。
外资基金整栋收购商业地产项目的情况也在增加。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名为基汇资本的境外地产基金，该基金在过去半年以共计104.6亿港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李嘉诚旗下的广州西城都荟与北京盈科中心两宗商用物业，基金将通过整改提高这些商业项目的营运能力，以提高租金回报率。
“随着资产证券化的不断完善，退出机制的畅通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基金进入商业地产领域，推动商业项目营运能力的提升，为市场带来更多优质商用物业”，刘聪表示。
此外，还有部分地产商谋划通过商业地产介入PE投资，建立全新的地产金融模式。《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深圳星河集团正在尝试用写字楼的产权置换拟上市公司股权，最终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投资收益。
据悉，星河集团会与大量拟上市公司接触，如果这些公司有购置写字楼的计划，星河集团会派出专门的调研团队对企业进行详细评估，在双方对产权和股权进行合理估值后，再确定置换比例及置换期限，实现从单纯的地产项目变为股权投资的转型，曲线完成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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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资本市场认可怎样的盈利模式
【博览财经特稿】“商业地产发展的核心是要寻找到被市场和资本市场认可的盈利模式。”商业地产全程服务商RET睿意德高级董事王玉珂表示，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模式都还处于探索阶段。
中国新城市开发等房地产公司的招股情况不理想，显然和内地商业地产商普遍没有找到成熟的盈利模式有关。
通过移动互联网聚焦目标客群
住宅市场频频遭遇政策调控以来，商业地产一直被视为避风港。转型商业地产也成为近几年来行业中最热门的话题。作为地产一哥，万科无疑是最具有危机感的企业。
2013年以来，北京万科在万科商用的新业务层面不断探索，从“盖有人住的好房子”转型到“盖有人用的好房子”，业务也已拓展至购物中心、社区商业、写字楼、酒店、养老服务等城市综合配套服务领域。
今年以来，万科则先后联手百度、雅诗阁、途家网，对商用物业进行新的尝试。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表示，与雅诗阁合作意味着万科在北京真正开始了服务公寓的业务，据其介绍，双方在苏州、无锡、北京大兴和顺义的4个项目共涉及700套公寓。
此外，万科位于北戴河的某项目将首次尝试互联网思维模式，通过途家网为项目业主提供后期的增值服务。
借助互联网是目前被众多房企广泛运用的新利器，以万达为例，正是利用“大数据”的电子商务模式对其线下资源进行整合，利用这些项目资源，建立会员体系，通过现代移动终端的先进技术，掌握每一个项目中，大量会员消费的次数、额度、喜好等，然后根据大数据做出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阶段的招商和调整商家布局。
强调个性化的消费体验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商业地产的开发大潮中，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独特的竞争力无疑是突围的关键。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新建购物中心面积排名前10的城市有9个在中国，全球在建购物中心面积超过一半也来自中国。
董事长任志强此前表示，在华远的发展战略中，商业板块不可或缺，而商业战略和综合体运营将成为华远新的发力点。
作为主战场的北京，华远商业版图已初现雏形。其中，位于通州的华远·好天地定位为区域型商业，华远·华中心着眼于城市和区域商业综合体，门头沟地块规划的华远·华中心（北京）则定位于顶级商业综合体。
外资老牌商业运营商凯德也在不断调整其在国内的产品分布。凯德商用去年7月份收购的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大峡谷购物中心项目后，通过升级餐饮及儿童业态，出租率已由收购时的92.7%提升至目前的99.8%，租户数量也从原来的163个增加到190多个。
凯德去年收购改造的另一处商业项目凯德晶品购物中心，则主打高端消费。
《每日经济新闻》近日实地走访北京多个商圈后发现，不同于核心商圈的业态布局，社区商业更注重贴近生活所需，针对某一类人群消费习惯设定的业态比例不断放大，带来的客流量不降反升。
以位于海淀区清河板块的五彩城项目为例，该项目充分放大了儿童业态的配比，据了解，该项目的snoopy乐园开业当天就吸引了7万人的客流量。
“每一个商业项目都会有2-3年的培育期，市场供应不断加大也考验产品差异化。”王玉珂对《每日经济新闻》说，产品差异化基于对需求的研究，“通过对周边客群的需求分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等，找到目标客群和产品的契合点。”
探索盈利能力再造
除了定位差异化，大量自持面积对于资金沉淀的需求以及运营能力的考验，也让商业地产项目没有想象中美好。
兰德咨询此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内地上市房企中持有商业地产的，持有型物业租金收入一般占年度营业总收入的3%-5%，高的达到7%；相对于持有性物业资产，租金收入仅占1.5%左右，经营利润则大都为负。
“就拿万达来说，之前一直希望将商业地产单独上市，但核心的盈利点却很难被资本市场所认可。”一位不愿具名的商业地产分析人士直言。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万达商业地产公司收入1456.2亿元，其中地产业务（公寓、商铺、写字楼）收入1262.5亿，租金收入仅85.6亿元，占总收入的5.87%。
粗略统计太古、新鸿基去年的租金收益，分别为96.73港亿和90.78亿港元，其中太古地产租金收益占整体收入的比例高达74.8%。
“类似新鸿基、太古等港资地产商，其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其可以拥有低成本融资，能够接受长时间的持有运营，而国内运营收益占企业整体收入超过5%的少之又少。”王玉珂说道。
在王玉珂看来，如何寻找到真正的盈利点是目前国内商业地产面临的首要问题。“所有做得较好的商业地产基本都是租售相结合的模式，可售的产品很多，包括住宅开发、商铺、产权式酒店等，但最核心的是租售比例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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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丨如何为商业物业上市融资铺路
【博览财经特稿】在主力店盈利能力孱弱，市场号召力欠缺的大背景下，有开发商通过跨行业经营，提升旗下的商业地产价值，为最终在资本市场独立分拆上市或发行REITs等产品奠定基础。万达、复星、世茂、恒大则是这类开发商的代表。
多种手段提升商场人气
商业地产跨界的典型案例是万达集团，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指出，房地产行业无法产生长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因而万达必须向文化旅游转型。
4月下旬，万达院线招股书发布，计划募资20亿元，在深圳中小板上市。万达院线目前主营影院投资建设、电影放映及衍生业务。招股书显示，2013年，万达院线31.6亿元的票房收入占市场14.5%。万达影院对万达广场的客流贡献也较大。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万达集团并非个案，世茂也成立了世茂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采取院线捆绑商业地产的模式，目前已经发展多家影院。这些影院有助于提升商业地产的人气。
此前，《每日经济新闻》曾调查过世茂开设在部分二、三线城市的购物中心，发现影院是帮助这些购物中心留住人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世茂还非常懂得利用自己在住宅资源上的优势来吸引客流。世茂部分住宅项目运行的“云服务”板块内容之一，就是世茂百货的“商务云”，通过这一方式，世茂将客流量大量吸引到自己的购物中心内。
复星集团则通过投资时尚品牌，从而在商业地产的招租规划中拥有更多自主权。主持投资意大利男装品牌Caruso的复星集团国际发展部总经理仲雷透露，Caruso在中国的第一家旗舰店将开在复星旗下的商业地产项目。
此外，一些房地产企业建立了健康管理事业部，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承诺为入住的企业提供包括注册到融资的一系列服务。
给客群独特消费体验
为商业地产规划未来，如今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其次是在经营方面提升品质。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低成本的物流和配送服务推动了在线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实体店挖空心思，只有提供互联网无法满足的服务和需求，才能继续吸引客流。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餐饮这种无法在网上完成的消费，在购物中心变得越来越重要。
据《成都商报》报道，数据显示，过去餐饮在购物中心的比例一般在15%-20%之间。但最近部分购物中心的餐饮租户占比高达40%。在上海的一些新兴区域和新开业项目，餐饮商家尤其是连锁快餐、咖啡店以及大型本土餐厅的进驻，成为提高入驻率和吸引客流的关键。
房地产资咨询服务公司高纬环球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百货若想获得成功，有几种思路，如利用区位和历史积淀，或者将百货购物中心化为零售主力店创造更多空间；另一个做法就是“跨界”，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加专长，例如向消费者传递最新的高端服饰流行趋势。
高纬环球顾问部中国区董事雷玉红认为，“有经验的开发商更愿意选择有丰富零售物业设计经验的建筑师，以便设计出更能吸引商家和顾客的项目。同时，有经验的开发商更有可能说服那些关键的主力商家进驻。”
一些购物中心如上海嘉里城、北京的侨福芳草地等最近则在购物中心经营上更加强调品质生活这一概念。
道宾商务咨询顾问萧长明曾担任上海港汇恒隆广场的副总经理，他认为，如今的购物中心已经到了洗牌的阶段，很多购物中心通过打折来吸引客流，这样的做法仅在换季时可以采用，且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以上海的K11购物中心为例，K11主打“艺术牌”，且在购物中心安排了很多生活方式类的项目，可供全家人一起活动。几个月前，K11在商场出口处陈列出许多颇具设计感的彩色木马，以吸引客流。
萧长明表示，木马的创意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在法国一家酒店尝试过，大获成功。在迪拜、伦敦，很多商场都有巧妙的跨界设计，中国的商业地产商完全可以学习、借鉴国外的创意巧思，引入中国，给商业地产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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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操纵了世界杯！这是真的吗？
【博览财经特稿】说起中国足球，大家都会想起“黑哨”、“假球”等等。但是，我们看到《每日邮报》的报道也在质疑世界杯球队踢假球了！
九个头条推荐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写到，我们倒是听过一个赌徒说欧冠、英超什么的都在踢假球，为的就是赢那些赌棍球迷的钱。因为他认为确有其事，自己没有赢的机会，他赌什么也不赌球。当时，我一笑了之。毕竟，赌徒往往太执着于输赢，听风便是雨，不可尽信。
《每日邮报》这么一说，不由得想起那个赌徒说的话。难道这足球世界真的是表面看来光鲜亮丽，背后却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按照《每日邮报》的报道，FIFA已经坐实了参加世界杯的部分球队受到了赌博集团的操控，只是没有公布出来而已。
报道猜测德国被加纳逼平，事有蹊跷。从数据上来说，德国基本上是压着加纳来打的，射门次数却少得可怜。加纳控球率远低于德国，却对德国发动了狂轰烂炸的进攻。
除了外国的报道发出质疑之外，国内的看盘专家廖非雪也在开赛前疾呼：“神赔率出现，德国这场比赛要爆冷！”
按他的意思，在本届世界杯中只要欧洲博彩公司威廉希尔开出1.33-5.0-9.0的赔率，强队在盘口上就危险。
《重庆日报》转述他的解释：“博彩公司之间其实竞争很激烈，尤其欧洲公司和亚洲公司之间，正规的欧洲博彩公司例如威廉希尔、立博等，很痛恨操控比赛这种自毁行业前途的行为，一旦获悉亚洲公司对某场比赛动了手脚，用某个赔率的方式来警告彩民，相当于揭露竞争对手的底牌，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如果欧洲大牌博彩公司都不屑于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像德国这样的大牌明星，富可敌国，会为了肮脏的地下交易而放弃世界杯的荣耀吗？而且这届世界杯中，德国队的身价可是32支球队当中最高的。
仅就一场比赛的表现，很难相信堂堂德国队会踢假球。
正如香港赛马会交易总监帕特里克·杰伊所说，尽管有人会操纵比赛，但操纵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很低，因为操纵者盯上这些比赛的同时，国际足联、欧足联和国际刑警组织也在盯着。所以，有人想操纵比赛，也只能操纵那些不起眼的比赛而已。
不过再细思的话，这还是有问题的。
置博彩利益之外的国际刑警可以信得过，但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就信得过吗？他们盯着这些比赛，会有更不为人知的目的吗？
这么说，的确是有点阴谋论。但这样的担心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有。
《经济学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而质疑正正指向了国际足联！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人认为在盛夏的阿拉伯国家（卡塔尔）举行世界杯是一个好主意？”
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正曝光了帮助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数笔秘密付款。
“为什么足球会在利用技术复查裁判判决方面如此之远地落后于橄榄球、板球和网球这些体育运动呢？”
而这还被人们津津乐道为一种“自然”“增加悬念”的“特色”呢。这么说来……
为什么“接二连三的金融丑闻”都没法让从1998年就做世界足协主席的赛普·布拉特下台？
这要是换在其他任何一个体育组织，他早就可以收拾包袱走人。
如此细思下去，我们会越发觉得阴谋处处。难道这个足球市场，真的像张大春小说《城邦暴力团》里的近现代中国史那样，庙堂的故事背后都是江湖大佬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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