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被女老板捉奸在她的房间里(4)_新浪女性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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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被女老板捉奸在她的房间里(4)
　　敲门。开门的是刘瑞。他穿着件睡衣。
　　“老板呢？”我问。他冲我努努嘴，意思说是在卧室。
　　我走到卧室，发现卧室的窗帘拉着，却不见老板的踪影。我忽然觉得事情不对劲儿，正要回头往外走。刘瑞从后面抱住了我，狠狠地把我往床上甩。
　　我大叫：“干什么！放开我！”可他还是狠狠地压住我，堵住我的嘴唇不让我喊出来。他一边撕扯着我的衣服一边说：“别叫了，宝贝儿，没用的，我已经想你很久了……今天你老板临时决定去香港进货……放心……她不会回来的。”
　　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没一会儿，我身上已经不着寸缕了。我绝望地捂住身体，可是于事无补。他麻利地解开睡衣，我惨叫一声，昏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盖了一张被子。刘瑞坐在我身边。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他争辩,只能闭上眼睛嘴里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流氓”。不论如何，我无法相信一个人居然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去得到一个女人。可事情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无法不相信。刘瑞跟我解释：“我和蔷薇之间没有爱情，小美，一见到你我就被你迷住了。”“请你相信我我真的爱你，因为爱你才会这样做。”我把被子裹紧，不听他说什么。可是他的话还是断断续续地进了我的耳朵。
　　3年前，刘瑞大专毕业。
　　他应聘去了蔷薇家的公司，受到了蔷薇父亲的赏识。然后她父亲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社会，有一个青春妩媚又家资百万的老婆是受别人羡慕的事儿，没有几个男人可以抵抗得了这样的诱惑。于是，在她父亲的着意安排下，他们结婚了。蔷薇对他很好，可是他没有爱情。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试问自己不是也对他有好感吗？
　　我猜，刘瑞是爱我的吧，否则也不会这么费心机地招惹我。我缓缓地直起身，问他：“可是，我和你有未来吗？”“等我和她离婚。”刘瑞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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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Flash昆明之困。中国新闻周刊2009045期封面
螺蛳湾商场门前商户聚集在昆明环城南路上阻断交通。中新社发 刘冉阳 摄
聚集的商户在昆明市环城南路一天桥下聚集，附近交通陷入瘫痪。中新社发 刘冉阳 摄
　　昆明之困
　　——效率优先模式的思考
　　，将公众的目光再度聚焦昆明。一万名商户的利益诉求，与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和招商引资的政绩目标相较起来，显然在有些地方眼中，并不具有同等价值。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常常面临困惑。为什么经济增长了，我们的社会保有了空间巨量的财富，而在某些地区的某些人群中，社会关系反而空前紧张，矛盾纷争此起彼伏？一些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在解决了既有经济问题的同时，却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往往是某种程度上忽视社会公平正义的效率优先模式造成的。中央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念，试图矫正这种偏向。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正义和公平原则。对正义和公平的遵守，表面上看来可能会有“效率”的损失，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长治久安的、“最有效率”的发展模式。
　　文章导读：
　　螺蛳湾拆迁风波始末
　　政府的强势推进，使得26个业主与一万名商户的利益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昆明)
　　“最后半天甩货了——”11月30日晚7点，昆明螺蛳湾商业片区将近一公里的街面人头攒动，因为听说要拆迁，数万名市民赶来扫货。
　　商业区入口处，美容美发用品店的小工站在椅子上敲着铝盆，大声喊着：“洗发水、沐浴露统统5元两瓶。”
　　按照昆明市西山区政府的通知要求，这家西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将于当晚24时关闭，近万名商户将搬往郊区一个新开发的商贸城二次“创业”。
　　傍晚开始，每个交易区的入口都堆满了准备运走货物的搬家公司的车辆，临街的店铺墙上刷着一排排红色的“拆”字，商户们都在抓紧最后时间甩货。
　　珠密琪内衣店的老板李杰摆弄着前两天发的出入证发呆。从当晚24时起，只有持有通行证的经营户和住户才能进老螺蛳湾，消费者不能进入。“不让客人进来，就等于把市场关了。”李杰说。
　　19岁的小工宋宇忙着给货物打包，“最后一天了，结算完工资，明日就该重新找工作。新螺蛳湾太远了，如果老板管住还可以考虑。”
　　6点钟不到，55岁的服装店老板余成就拉下了店铺的卷帘门。作为老商户，余成1980年代就从浙江来到昆明，见证了螺蛳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昆明，我们走了，”余成抬头看看墙壁上画着的一个哭泣的脸。“货等两天再运走，”余成叹了口气，租金已经退了，至于将来，他还没有打算。
　　因为参与十天前的一次堵路维权，余成的两个老乡至今仍被关在看守所里。
　　堵路风波
　　与当下的无奈不同，十天前的11月21日，余成曾和数百商户一块上访过，甚至堵路“抗议”。
　　21日一大早，余成正在忙着上货。门外，昆明的第一场雪毫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8点多，店外开始有商户为搬迁的事要去上访，十分钟后，余成加入了上访队伍中。
　　螺蛳湾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双龙桥畔，于1989年9月建成，相继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建和改造。现在是西南地区最大、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有商户10000余户，从业人员近10万人。为了“提升城市形象”，今年8月，昆明市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于今年11月30日正式关闭螺蛳湾商业市场，并在年内完成市场整体搬迁工作，将现有的商户迁至远在20公里之外的新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中。
　　“很多租户都和业主签订了10年、20年的租赁合同，有的都是层层转包而来的铺面，突然拆迁商户损失太大，因此很多人不满，”余成说。此前一天，余成曾和200余名经营户一起，向省人大信访处递交了三份有330余名经营户集体签名不愿搬迁的材料。
　　出了市场，商户们前往云南省人大上访。行进过程中，有人开始推路边的铁皮围栏。“这是政府为了关闭市场不让我们进货搞起来的，推倒它。”余成听到人群中有人起哄，不久，路边的数百米的围栏像多米诺牌一样被推倒。
　　事后，昆明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报会称，21日上午，约100余名不愿搬迁的商户聚集到云纺家乐福门口，散发传单，煽动抵制关闭市场。随即，现场围观人员增至1000余人，并向环城南路扩散，在双龙桥十字路口，商户将四个方向交通堵断，砸毁南坝路口施工隔离栏，并将3辆出警警车围堵在路中。昆明市公安局发言人姚志宏表示，“这是少数不愿搬迁商户聚众闹事，警方已将24名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带头组织煽动的人员带离现场审查。”
　　一万商户与26个业主的博弈
　　在螺蛳湾，总数超过一万的店铺的产权分属26家公司所有，绝大部分商户靠租公司的门面做生意。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拥有出租房子的老板叫“业主”。近20年的发展中，商户和业主都曾是螺蛳湾的开拓者。
　　余成和朱林敏，一个是商户，一个是业主。前者是螺蛳湾的第早的个体户之一，后者则是螺蛳湾最大的业主、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朱林敏说，1990年，螺蛳湾市场建立第二年，他就从浙江来到昆明做生意。“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揣着从老家带来的3000元人民币，梦想能在这个陌生的都市有一块立足之地。”朱林敏说，来昆明的第二天，他在螺蛳湾市场租下一个摊位，摆放从老家带来的日用百货，开始了经商生涯。
　　当时，螺蛳湾只是一条露天的马路市场，一个摊位只一平方左右，俗称“一米摊”。朱林敏的摊位在市场的角落里，卖了几个月小百货后，头脑聪明的他开始转做化妆品，摊位太小，朱林敏就把租的卧室腾出来当“陈列室”，一般的顾客过来，在摊上看看样品就直接到“陈列室”谈生意。
　　1993年，年轻的朱林敏赚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成了螺蛳湾的“化妆品大王”。
　　尝到个体户甜头之后，朱林敏开始投资商铺，“市场旁边有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有好多店面，养了70多个人，但因为租金贵，经营不下去。我就去找他们谈，让他们把店面给我，我付职工的工资。”朱林敏说。
　　后来，朱林敏说服了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承包了整幢办公楼，简单装修之后，朱林敏将这些铺面转租给其他商户，从中赚取租金差价。
　　商户赚到了钱，市面自然也就越来越红火。到了1995年年底，螺蛳湾商品市场比初建的时候扩大了五倍多，个体经营户近6000千户，在里面做生意的人达到了1.3万人。据资料记载：当时每天上市的商品价值超过了800万元人民币，每天的交易额超过200万元。
　　1997年，朱林敏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始并购螺蛳湾的商场，至2009年，朱林敏已成为拥有4000多间商铺的商业区内最大的“业主”。
　　与朱林敏的发家不同，同样由浙入滇的余成身上有着更多普通螺蛳湾商户的影子。早在1983年，29岁的余成就从义乌来到昆明“淘金”。
　　“最早在青年路一个市场批发服装，后来因为拆迁搬到了螺蛳湾，”余成说，作为第一代商人，他们的创业格外艰辛。
　　起初几年，余成几乎每月都要去福建等地进货，当年从昆明到厦门没有直达火车，途中需经江西中转，一个单趟就要三四天。有时回来时还要随货车押运，由于路途遥远，路上经常遇到劫匪，有一次，余成的一个同伴押货回昆明途中，被劫匪用棍子打成脑震荡，醒来时整车货物都被洗劫一空。
　　起初，商铺的租金很低，很多业主即使有铺面出租，也往往兼做生意，房东经常会和租户一起去外出打货、甚至互相帮忙带货。
　　直到1993年，螺蛳湾成立第四交易区，原先的铁皮柜改成了一两层的铺子，商户的经营也由小百货、服装等发展到鞋类、家用电器 、化妆品、建材、钟表等十几个门类，余成等早期创业的商户们才由最初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发展到几十万元。
　　随着商户越来越多，朱林敏这样的有钱业主开始组建公司开发市场，经过几轮股权转让，朱林敏等26家业主最终掌握了螺蛳湾及附近的云纺片区90%以上的商铺产权，而螺蛳湾市场也从最早几十个摊位发展到1万多个，从业人员达10万人，交易额超百亿元。
　　在巨大在商业利益之前，业主和商户的利益开始失衡。
　　正当商户们为未来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不可预期的变故悄然而至。
　　日，西山区政府召开了《螺蛳湾商业片区商业业态升级改造暨螺蛳湾中央商务区(二级CBD)建设》新闻发布会，昆明市政府公布了螺蛳湾商业区内原有批零兼营、低端销售和仓储业态必须全部搬迁转移到三环以外，不再回迁，原地建设中央商务区的规划。
　　与之相对应，2008年9月，只有一个竞拍人的拍卖会上，昆明市政府从浙江引资而来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万元的价格“竞得”了昆明市宏仁片区面积为860亩的7块土地。当月，总投资320亿的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在宏仁片区正式启动。
　　消息一出，商户哗然。
　　由于原螺蛳湾市场的不断壮大、升值，商铺转让费也不断上涨。“如果拆迁，2003年螺蛳湾12平米的空铺转让费是30万元，到2008年8月，螺蛳湾转让的一间5.9平方米的空铺，转让费就高达65万元。”余成说。
　　数名转租的商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他们都明白摊位、商铺转让费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但在当地已经形成一种“潜规则”。一旦拆迁，业主能退的只有租金。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的转让费就打了水漂。
　　“拆迁之后，螺蛳湾片区的商业价值将超过千亿。”昆明市一位地产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05年，云南省社科院发展研究部《中国昆明螺蛳湾发展可行报告》课题组经过半年的调研论证，为螺蛳湾评估出的“身价”——昆明“螺蛳湾”品牌价值755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西山区商务局局长保文胜坦称，螺蛳湾改造的升值空间巨大，“拆迁及土地评估大慨是100个亿，加上后期建设，总投资大约200个亿，将来的产值将会翻番，达到400亿”。
　　而上述地产人士称，原螺蛳湾市场地处昆明城一环与二环之间，2003年该地块的基准价大约在350万元一亩，而至今年该地块的参考评估价已达到350万至430万元每亩，“螺蛳湾的地块大约800亩，仅土地净增值一项就达3亿左右。加上产值及潜在的品牌价值，该地块的综合价值将超过1000亿。”
　　事实上，早在2003年，日渐强大的业主们便开始谋求拆迁升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朱林敏坦率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把整个螺蛳湾统一起来，只有一个业主。”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朱林敏甚至花数百万请人做过几次规划。
　　昆明市市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王光中透露，当年朱林敏等20多个业主单位曾自发做过一个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批，主要是考虑到拆迁之后，上万个商户的“下家”没有着落。
　　在王光中看来，正是2008年昆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的开工，给了政府一个承接商户的平台，政府这才决心拆迁。
　　规划最终没有通过，但朱林敏显然成功在握。11月底，昆明市政府已授权朱林敏于2005年组建的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瑞安)作为发起人，整合一个更大的“螺蛳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螺蛳湾投资公司)，对拆迁后即将在原址兴建的“中央商务区”进行先期投资。“前期准备已做好，11月30日市场关闭之后，拆迁工作将全面展开。”朱林敏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新成立的螺蛳湾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一个亿，不仅包括数家有上市公司背景的公司，还包括当前螺蛳湾片区的大部分业主。
　　11月30日“大限”
　　10月15日，西山区人民政府发出《公告》，公告称，政府将于11月30日关闭螺蛳湾商业片区市场(含云纺商业区)。同时要求业主在日前解除与经营户的租赁合同。
　　与业主们的期待不同，商户们对政府定下的搬迁“大限”怀有忌惮。
　　“政府想让我们搬到新螺蛳去，就是想要帮中豪置业把市场做起来，”余成介绍，早在2005年，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曾在江苏宿迁投资建过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此后该公司又被昆明市政府招商引资到昆明兴建商贸城。
　　“中国商业联合会去年才授予昆明螺蛳湾市场四星级‘中国品牌市场’称号，凭什么政府一句话就拿我们的损失去给开发商再造一个金蛋。”有着七个商铺的金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的所有商铺都是转让过来的，而且经过业主同意。自己和业主租赁合同还未到期的情况下中止，必须赔偿自己的损失。
　　能不能不去新螺蛳湾？金伟新认为，商户的另一个顾虑是，新建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远在20公里之外的郊区，交通、物流、仓储都不方便。即使搬过去，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聚集人气。
　　做服装批发的金伟新曾试图和其他商户共同租赁昆明大商汇商贸物流中心的商铺。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称，工商局规定，凡市区内新开商城内不再办理批零营业执照，这等于把其他的出路也堵死了。
　　“新螺蛳湾12月16日开业，政府11月30日就要关闭市场，等于‘逼’我们去新螺蛳湾。”金伟新说。
　　昆明市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王光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按政府的规划，老螺蛳湾和新螺蛳湾的推进是步调一致的，按商贸行业的规律，同城同区域内不宜同时存在业态相同的商城，因此政府希望关闭后的商户都能搬到新螺蛳湾经营。而且“11月30日关闭市场是经过‘听证’的”。&&&&&&&&
　　但这样的听证受到了商户的质疑。
　　8月15日，昆明市西山区政府召开螺蛳湾中央商务区(二级CBD)建设及经营户搬迁关闭市场听证会。余成和数百名商户前往听证会现场，想目睹一下是哪26个人能代表螺蛳湾1万商户的利益。
　　刚走到西山区政府门口就被拦住，警察封锁了政府门口的道路。余成将手里的矿泉水瓶扔向政府大门，人群中有人开始喊着“听证无效”口号。
　　余成等人的抗议并没有奏效，8月16日，官方公告称，经过公开报名，依法确定了26名代表，其中包括云纺集团的党委书记、职工和其他企业职工代表4人；经营户代表8人；当地居民代表2人；村民代表1人；其余听证代表则涵盖昆明市及西山区的规划设计、交通、交警、消防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上，26名听证代表中大多数赞成提升改造”。
　　这让余成等人感到不解，“8名经营户代表如何产生，他们能否真正代表上万名经营户的利益？”
　　螺蛳湾中央商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西山区区长蔡德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名单都是由商户及业主报名，由指挥部筛选出来的。
　　听证委员之一，昆明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王光中也证实，听证会是在市政府法制办的全程监督下进行的，“当天参加听证的代表除了有业主、专家，还有商户及部分人大代表”。
　　在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次向螺蛳湾中央商务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询问商户代表名单，均未果。
　　对11月30日“一刀切”关闭市场的做法，王光中解释，政府采取了保护商户利益的措施，而等商户与业主的合同解除后再关闭市场的做法完全无法操作，“没有明确的关闭时间，商户与业主之间的合同根本解除不了”。
　　被“公告”剥夺的权利
　　在拆迁改造的背后，政府推手若隐若现。
　　10月15日，西山区人民政府发出《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螺蛳湾商业片区市场关闭有关问题的公告》，公告称由于螺蛳湾市场即将于11月30日关闭，业主与经营户之间的租赁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当商户们开始找业主讨要说法的时候，包括新瑞安在内的业主们拿出了这份“公告”。“这是政府的拆迁行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朱林敏无奈地说。
　　“一纸政府公告就可以判定当事人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余成懵了，“商户们的权利在哪里？”
　　“关闭市场是对经营行为的干预，政府无权利行使。”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下通告禁止商户经营，并且以公告的形式“裁定”当事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更不妥。
　　为了推动业主和商户尽快解除合同，11月20日，螺蛳湾商业片区升级改造指挥部再次下发《紧急通告》：从日起，业主单位和商户逐户签订《未到期租赁合同清理方式确认书》。
　　11月23日，堵路事件过后第三天，螺蛳湾商业片区升级改造指挥部和云南新瑞安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下发《公告》，承诺于日前一次性向商户退还由业主收取的日后的剩余租金，并由昆明市西山区螺蛳湾中央商务区(二级CBD)建设指挥部、云南新瑞安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昆明螺蛳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担保。
　　频频出手的背后，是西山区政府对螺蛳湾改造的迫切。西山区区长蔡德生说，改造螺蛳湾是此前三届市委都想做的事，2008年，由政府引进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投资新螺蛳湾的建设，才增加了政府的信心。
　　对即将在螺蛳湾旧址上建起的“中央商务区”，西山区政府的官员充满期待。西山区商务局局长保文胜说，新的中央CBD建成之后，税收将会要超过2个亿，而此前2008年整个螺蛳湾的税收才7000多万。“不仅直接提高政府的财政税收，而且对改变城市面貌、缓解交通拥堵、消除消防隐患都将发挥作用。”
　　“为保护螺蛳湾片区原来业主的利益，政府规定螺蛳湾拆迁后的改造工程以老业主为主。”昆明市市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王光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拆迁带来的土地增值部分收益，政府将全部用于改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参与改造的老业主还有减免规费、税费等优惠政策。
　　对经营户，王光中认为，支持新螺蛳湾的建设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商户的利益，损失较大的“倒租户”，政府正在帮助他们追讨租金。“政府还说服中豪公司免去20个月租金和一年的水电费。仅这一项，中豪公司就损失了6个亿。”
　　堵路事件发生后，指挥部连夜开会，研究保护倒租户的利益问题，并连夜印了15000份通告分发到商户手上。王光中如此介绍。
　　12月1日上午，昆明市举行螺蛳湾市场关闭工作新闻通报会，西山区区长蔡德生宣布，“螺蛳湾商业片区市场已正式关闭，截至11月30日晚十一点，已有近三千商户全部搬完，经营户将在12月15日前全部转移完毕。”
　　12月16日，正是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开业的日期。
　　“政府派出数十个工作组，逐户游说商户搬迁。连市场门口的警车也天天喊广播让我们搬，”余成说，1万多商户20年才打拼出一个螺蛳湾，再要从头做起，“我还能有几个20年？”&&&&&&&&&&&&&&&& ★(文中余成系化名).pb{zoom:1;} .pb textarea{font-size:14 margin:10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 .pb_t{line-height:30 font-size:14 color:#000; text-align:} /* 分页 */ .pagebox{zoom:1;overflow: font-size:12 font-family:"宋体",sans-} .pagebox span{float: margin-right:2 overflow: text-align: background:#} .pagebox span a{display: zoom:1; overflow: _float:} .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 width:53 height:21 *height:21 line-height:21 text-align: color:#999; cursor:} .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 .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 text-align: width:53 cursor: height:21 line-height:21} .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 height:23 line-height:23 _height:21 _line-height:21 color:# cursor: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 .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 .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 padding:0 8 cursor: height:21 *height:21 line-height:21} .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color:#363636;} .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 background: line-height:23} .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 width:53 height:21 *height:21 line-height:21 text-align: color:#999; cursor:} </STYLE. 　　地方政府决策方式谋变
　　“地方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民众已经不是原来的民众了”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昆明)
　　2009年11月末的昆明，螺狮湾事件余音未了，“防盗笼”事件又在暗流涌动。
　　从日开始，昆明市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相继接到一个指令：从即日起，这些单位的职工要自觉拆除自家的防盗笼，以为城市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也为其他市民做出表率。
　　指令的语气，沿用了近两年一贯的雷厉风行：不仅将拆除的期限严格限定在年底之前，而且规定“必须百分之百拆除”，“如不执行将严厉问责。”
　　11月2日，在一次“拆临拆违现场推进会”上，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下达了这样的指令。他说，防盗笼挤占公共空间的现象十分突出，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整治，“必要时可走立法途径。”
　　坊间一时议论声起。在昆明信息港彩龙论坛上，有网民质问这一决策的逻辑：在安全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把防盗笼拆掉，岂不是给了小偷一个绿色通道？这一牵涉面甚广的决策，为何再一次忽略了民意的表达？
　　事实上，在昆明的近两年里，“大动作”频出的同时，一直伴随着这样的质疑。一位社会学者指出，这种质疑一旦与受损的利益相结合，就会演化为与政府对抗的行为。“这不仅是仇和主政下昆明的困境，也是转型期中国的困境。”
　　决策遇阻
　　从仇和2007年12月上任昆明市委书记以来，该市有据可查的民众与政府对抗的行为，除了这次的螺狮湾事件外，还有3起。
　　这3起事件都与去年市政府对小区道路“私改公”有关。小区道路“私该公”，是昆明市政府为解决市区拥堵出台的一项政策。其思路是通过将小区道路公有化，分担城市主干道的承载压力，从而缓解交通拥堵，是谓“交通微循环”。
　　仇和对这一举措寄望甚大，不仅将目标细化，还屡屡上阵督查。2008年2月份，《昆明主城区内单位及小区道路转为城市公用道路方案》出台，建议将39条单位及小区道路转为城市公用道路。
　　这一决策的背后，是昆明的交通现状与仇和要将该市建设成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大都市目标之间的差距。仇和对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没有大交通就没有大物流，没有大物流就没有大流通，没有大流通就没有大商务，没有大商务就没有大市场，没有大市场就不可能带动昆明的都市经济发展。”
　　而昆明的交通面临的现状，仇和也曾经用一组数字作比。他曾说：“大家知道，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个出入口，2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20个出入口，3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个出入口，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个出入口，而拥有600多万人口的昆明，却只有17个出入口。”
　　40多个出入口的差距，让仇和对交通工程的进度尤为强调。他建议这些工程可以超时序、超程序、超常规，实行工作时间倒逼，以开工倒逼时序、倒逼程序、倒逼手续。云南省一位规划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对不按规划建设的担忧。
　　3起事件发生地之一的盘龙区北辰小区业主对这一倡议并不买账。去年3月中旬，这一小区的业主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个公告，称欲在该小区门口建立交桥以备昆曲高速落地，同时将小区内的部分道路“由私改公”。此后，他们就以法律和规划的常识为武器，拒绝小区道路“私改公”。
　　该小区一位杨姓业主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们主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物权法》，一个是规划的合理性论证。《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而如果政府要征收，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给出了三个前提条件：一、必须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即昆明市政府对“私改公”的初衷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二、要符合比例原则，即“私改公”是缓解城市道路堵塞的最佳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对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最小；三、政府应根据宪法第13条、物权法地121条和42条，给予当事人合理的补偿。
　　北辰小区的业主们认为，比照上述三条，政府的做法每一条都有可商榷之处，但尤以第二条证据充分。当年3月7日，《春城晚报》曾经披露市规划局提出的《三环路与昆曲路联系通道方案》，方案有4种，前三种实施的条件都好于北辰立交，但“实施尚需时日”，而北辰立交“空间位置不太理想，实施的空间也不理想，但实施相对容易”。《方案》舍其他三种条件更优的方案不予推荐，只作为远期实施方案，却选择条件最为不宜的北辰立交方案，在业主们看来是急功近利之举，“其以后重复建设的投资，谁来埋单？”
　　让业主们尤为不能接受的是，这一牵涉小区内万人以上利益的决策，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听证。直到看到小区外面的一纸公告，他们才知道自己的道路“被公有化”了。
　　对于民主，仇和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GDP时，哪里有人权呢？”
　　但是，“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民众已经不是以前的民众了。”北辰小区业主决定坚持到底，决不就范。
　　民间力量的成长
　　北辰小区上文提到的杨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与政府交涉的过程中，他发现小区的很多业主都非常熟悉《物权法》，有的对与规划相关的法律也非常熟悉。他说，在整个过程中，有两个人起到了核心作用：一位是云南财贸学院老师单瑜，另一位是退休的高级工程师熊锷。“他们一个负责法律上的事，一个负责规划上的事，这使得业主在与政府的交涉中时时处于领先。”
　　除此之外，小区内还有懂网络的人建起了维权网站，有商人组织捐款，老人则挨家挨户地发送传单。还有人专门在网上动员，“唇亡齿寒”的鼓动，一时响彻各个论坛。
　　杨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辰小区属于昆明的高档小区，业主多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在北辰小区之前同样因小区道路与政府起争执的创意英国小区和阳光花园，业主的构成也与北辰小区大同小异。
　　长期关注群体性事件的民间人士王国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小区具备了两个与政府博弈的要素：一个是业主的法制观念很强，另一个是他们的物质基础不错。“前者让他能言之成理，后者则让他不易被收买。”
　　业主代表共与盘龙区政府建设局在2008年4月进行了两轮谈判。第一轮，由于业主事先通知了一些媒体，官员退避三舍，拒绝出面。第二轮，业主在谈判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逼着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不得不做出“方案确实有缺陷”的表态。建设局一位负责人见状不妙，武断地终止了会谈，聚集在周围的业主情绪激动，于是在日发生了堵路事件。
　　至此，这一事件开始脱离理性的轨道，逐渐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激动的人群堵断了北京路和北辰大道交汇口4个路口，致使昆明北市区交通瘫痪了近4个钟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发生在理性的渠道用尽之时。
　　创意英国小区和阳光花园也都对“私改公”反应激烈，但最终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创意英国小区的业主们多次集会，并选出临时业主代表，与昆明市、五华区建设部门进行了几次“对话”。最终，在媒体公布的昆明市第三期微循环改造的102条道路名单上，去掉了创意英国小区的名字。
　　阳光花园则发生了业主被打事件。日，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业主们突然发现施工方的设备开始运转，于是上前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三位业主受伤。
　　王国国说，北辰小区事件的前后两段，分别展示的是两种力量：前一段展示的是理性的力量，这个期间法律意识和专业知识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理性的力量遭遇政府的不作为后，这一群体开始展示“革命性”的力量。“其中的逻辑是，既然你不跟我讲理，我何必跟你讲理！”
　　“私改公”最终没有在北辰小区实行。与螺狮湾拆迁风波中的参与者一样，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6位参与者因此被盘龙区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定有罪。这显然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记者此次联系他们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再提此事。
　　开放性决策破局
　　这种由决策造成的“双输”的结局，正在执政者中间引发深思，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着手改变原有的决策方式。
　　广州市法制办主任吴明场，曾在此前寄望于通过“为民决策”，即站在被执行者的角度来决策，以期达到良好的执行效果。但发现效果不彰，“老百姓根本不买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你明明是为他好，比如旧城改造，改善了居住环境，美化了城市，可是为什么被拆迁的人不觉得是好事呢？这值得我们反思。”
　　成都城乡一体化推行初期，也曾遇到类似的难题。邛崃市油榨乡党委书记王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很多村民一听说土地要确权，就下意识地怀疑政府是不是要收回土地。
　　吴明场两年前开始反思这件事，最终发现问题还在于没有真正地吸纳民意。“我们以为决策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昆明市下属某县县委书记付天承认，有时候官员的想法与民众相差很大。“抛开官员的政绩冲动不说，政府想的多是全局的事情，而老百姓更多只想着具体的事情，”付天说：“为了全局利益，有时候需要部分民众做一些牺牲，但由于官民之间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沟通，老百姓并不理解官员的想法，有时还会下意识地怀疑官员的动机。”
　　吴明场说，这时候的决策，就不应该由官员越俎代庖，代民众说话。“比如拆迁，谁都知道这会美化环境，但你无权让我以牺牲自我作为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选择权。”他说，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任务，是要改变自己的决策程序，解决“由谁来决策的问题。”
　　吴明场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是矛盾在决策之前就能得到解决；二是人大的通过就会顺利得多。“大多数老百姓都认了，人大也不好再说啥了。”
　　他说，从今年开始，广州市政府开始制定一些程序性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吸纳民意。
　　杭州市政府的尝试要更早一些。从2007年开始，杭州市政府开始尝试在政府常务会和市长办公会上邀请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参加，对一些与民众关系密切的法律性文件进行决策，已初见成效。
　　此外，北京、长沙也都有过类似的尝试。
　　但吴明场同时表示，并非所有的议题都适合公众决策，“比如垃圾站，放到哪里都不要，那怎么办，肯定也不能公众说了算。”
　　浙江大学政府绩效考核研究中心主任胡税根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那些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项目，可以提交人大表决。
　　这一注重吸收民意的决策方式，在昆明仍尚待起步。付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管辖的县在决策过程中民众的参与，现在只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在表决前的公示，还没有扩展到决策过程。“听证有时候也就是走走程序，”云南省政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厅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效率优先模式背后的政治计算
　　文/秋风
　　1月21日上午，昆明市区大型商业区螺蛳湾批发市场上千商户，因为政府强行搬迁而未给予合理补偿，愤而上街堵路示威。此事让仇和式经济增长与城市改造模式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昆明并不特别
　　仇和引人注目，但放眼望去，仇和并不特别。仇和式的效率优先模式乃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官员普遍的行为模式表现而已，全国各地的省、市、县、甚至乡镇官员，都是程度不等的仇和的翻版。即使没有仇和，其他官员执掌昆明行政大权，也依然可能像仇和那样进行大规模拆迁。因为，现有的制度环境最适合于这种类型的官员成长。
　　催生仇和式官员的核心激励制度是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很多学者用“地方政府间竞争”来解释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这里的竞争并非发生于政府之间，更多地是地方官员为了升迁而进行的竞争。这与普通市场竞争完全不同，它是为了引起上级注意、取得升迁资格而进行的。而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被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上级主要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作为考核下级官员的主要指标，官员们当然也就围绕这个“锦标”展开了激烈竞争。
　　那么，官员会选择何种竞争策略？从经济学上说，在投资、消费、出口三个GDP构成部分中，官员偏好投资。这首先是因为，投资见效最快。官员任期过短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偏好。目前地方主政官员通常不能完成法律所规定的一届任期，就会被调动到其他岗位，这导致官员的预期短期化，倾向于寻找短期内能够最有效地显示政绩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因此，这些年来，所有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在争先恐后地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经济专家一直在讨论经济结构中投资畸高的问题，问题是，这一扭曲不是经济因素造成的，而是政治结构造成的。
　　在沿海地区，官员进行招商引资的主要方向是吸引外部的工业、科技投资，培育外向型产业。内地这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多是接收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内地官员不得不为自己创造机会。仇和任职的地方都在中部地区，仇和式的大规模拆迁与城市改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绩而人为地制造投资机会。事实上，整个城市进行大规模拆迁和暴力拆迁的现象，普遍发生于中部地区，比如安徽、湖南，以及过去几年的石家庄。
　　官员的商人定位
　　地方官员们之所能够进行仇和式大规模拆迁，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享有很多制度上的便利。
　　一方面，尽管官方所说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但基本的政经框架并无变化：政府仍然拥有广泛而不受有效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市县等地方政府层面上的任意性最大。而这种任意而巨大的权力，又普遍集中于所谓“一把手”手中。
　　假如这个一把手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对城市有一个宏伟的蓝图，那他就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催迫他的下属官员、以及全体民众、企业，按照自己的命令去实现那个宏伟蓝图。而在政绩竞争的压力下，几乎所有官员都会具有这种宏伟蓝图，因而，人们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官员的每一次换任，都会带来城市、地方经济、社会蓝图的巨大变动。
　　对于一把手这种在白纸上勾画最新最美图画的权力，现实的制度框架中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约束：人大通常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各个部门不大可能提出异议。当地媒体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外地媒体的监督却往往被“有效”地制止。司法有可能难以受理因此而引起的纠纷。唯一可能的约束是上级政府，但上级官员常常具有完全相同的心态。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相信，所有土地都是政府所有的。其实，不少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政府对土地等重要资源拥有所有权。但通常，这种所有权与私人的所有权大不相同，因为，政府掌握着强制性权力，因而对于政府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方式，法律反而会给予更多限制。否则，政府就会利用自己的强制权力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而把使用这些土地的民众、企业置于不利位置。
　　但中国各级官员却普遍把公有土地所有权理解为一种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换言之，他们都以商人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要用这些土地做买卖，给政府创造财富。因而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这些土地，完全有权追求土地的商业利益最大化。
　　这样，地方政府官员既是巨大权力的拥有者，又是土地权利的持有人，既是官员，又是商人，这两个身份合一，当然可以在市场、社会中爆发出巨大威力。城市官员相信，整个城市就归政府所有，所以，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大谈“经营城市”。这个说法最恰当地表明了官员们的自我身份意识：他是城市的主宰者，又是以商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者。官员们就是以这样的双重身份投入所谓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就是以这样的双重身份进行城市拆迁和改造的。
　　所以，几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运动，仇和是这个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他的形式模式是典型的：下车伊始，立刻先发出招商引资的口号，在昆明，仇和的第一个新政就是把整个政府——甚至党务机关——变成了“超级招商局”：所有部门都得承担到外地招商引资的任务，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官员就得走人。与此同时展开的就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这个工作早就开始了。2008年春节后，昆明市就开始了对336个城中村的拆迁。这个拆迁当然会像全城蔓延，直到整个城市被拆迁一遍。当然，未来的官员不会为此发愁，他可以进行第二轮、第三轮拆迁、改造。
　　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政府之所以热衷拆迁，还有一个很隐秘的原因：通过拆迁，政府盘活了自己的“资产”，土地的价值可以变现。今天，地方政府买卖土地乃是一宗巨大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不拆迁，不改造，政府就得不到这笔收入。
　　在权力的傲慢与商人的贪婪双重动机驱动下，政府在进行这种拆迁、改造的时候，不会顾及市场、社会已经形成的内生秩序。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二十多年，是中国十大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市场产权由包括国有改制企业、港资企业、台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二十多家企业合法所有，现有商户一万余户，从业人员近十万人。它已经成为城市商业、社会秩序乃至文化生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闭这个市场，会对十余万人的权利、利益造成巨大影响。
　　不过，在地方官员眼里，这些权利和利益与他关于城市的宏伟蓝图、与招商引资的政绩目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昆明市当局就决定把新市场搬迁到2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而全然不考虑，如此伤筋动骨的搬迁会否断送这个市场的生命。当然，在搬迁过程中，政府也综合利用自己的强制性权力和它对土地的支配权，商户面对政府的这个双重身份无可奈何：要么接受政府的条款；要么如果不接受，却没有任何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只能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而这，立刻会被政府说成是扰乱公共秩序。
　　毫无疑问，政府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如此权力，对城市进行拆迁、改造，确实创造出了无数投资机会，得以遂行其招商引资的战略，从而也确实创造出了很好看的政绩：本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应增长。官员创造政绩的过程也确实可能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城市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甚至于民众的收入也可能随着招商引资的成功而有所增长。
　　科学发展观需真正践行
　　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终究属于得不偿失型策略。在招商引资、城市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各方权利、利益被置于不平等地位，没有公平的程序让相关各方讨价还价，政府甚至利用强制性权力介入交易，导致在此类活动中，总有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被严重地、系统地侵害，而另一部分人则享有特权。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在部分人群中产生新的不满情绪。
　　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实就是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经济成长了，但社会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却趋向激化。高层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念，试图矫正这种偏向。但从现实看收效不明显，地方官员依然故我。经济衰退的危机更是给了地方官员放肆地利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大好机会。
　　面对横行于各个城市的铲车，面对那些上街的愤怒的居民和商户，人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政府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政府对于土地及其他资源的所有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又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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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发自广东顺德、广州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区委书记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区纪委、审计局和信访局组成了新的区纪委。区委宣传部同时也是文体旅游局，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区委办和区政府办合署办公，它们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区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
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区委书记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顺德大部制改革完成后，新部门的挂牌仪式。改革成效仍待检验。　图/陈芷伊以改革著称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正在进行着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其大胆程度，甚至被称为“石破天惊”。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比如将顺德的党政机构从41个减为16个，直接减去了近三分之二。更大的变化来自于一些部门的消失，在方案宣布的那天，就有人发现：统战部不见了。这在中国县级党委实属罕见。而区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区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一同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消失的不仅仅是统战部。一系列变化让熟悉中国政情的人看起来都颇有“石破天惊”之感：区纪委、审计局和信访局组成了新的区纪委；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区委宣传部组成了新的区委宣传部：司法局和区政法委组成了新的区政法委。他们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改革不仅仅如此。一些原本由广东省、佛山市垂直管理的诸如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国土等九个部门，一并纳入机构整合范围。比如新成立的市场安全监督局直接合并了质监局和工商局。而财政局和地税局则组成了新的财税局。改革还不仅仅如此。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大都由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和副区长兼任，而原“部局”的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原来部门的副职成了新设的“局务委员”。更令人吃惊的是，整个改革，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结束，只用了三天。一时间，官场震动，舆论震动。但“操盘者”说起来却风清云淡，“外界都说是‘石破天惊’，其实出奇地平静。”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顺德区委书记刘海端坐在办公室里，轻磕着手中的烟头。早在1992年，顺德便是“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市”，进行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改革，“顺德模式”也因此著名。那么，十多年后这次“平静”改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如此急骤的改革，逻辑何在？新体制又将如何继续？南方周末记者在十余天内，采访此次改革参与和涉及的一系列上下官员，还原和探究这一“石破天惊”的党政联动试验。
一场预谋好的“突袭”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筹划草拟了；为了协调上级主管部门，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叫上级放心如刘海所述，改革“出奇地平静”。这是一场“突袭”——9月14日，广东省编办批复方案；9月15日上午，顺德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9月16日，旧官已免，新官上任。所有科级官员都参加了9月16日上午的动员大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方案设计者之一、区委副秘书长马洪胜说，最初会场“寂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大家都屏住呼吸，不知对自己作何安排”。而当刘海宣布四五天内完成改革时，“下面一阵躁动”，另一位官员说，“有笑声，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机关里其实都关注着改革的动态。7月31日，深圳率先公布大部门改革方案。“我们个个抱着报纸研读，以为会走深圳路线。”现任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局常务副局长刘明说。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深圳在公布方案5天后才任命新部门首长，使得改革出现了一些阻力。相比之下，顺德的动作，“迅雷不及掩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广东省编办行政机构编制处副处长刘光大承认其中的“预谋”——8月11日至18日，他与顺德本地的马洪胜等改革小组核心成员，悄悄入驻顺德区委招待所“华桂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改机构改革方案，他们同时完成了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整合方案，以及与上级部门运作机制方案。除此之外，“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也筹划草拟了。”区委常委们知道方案概况，是在送报省编委之前召开的一次常委会。此前，方案仅在极小范围内知晓——“改革小组”成员，主要是区办以及区编办的一些官员（大约六七个），以及区委书记刘海和两个副书记。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潘东生回忆说，大约在9月8日，他们第一次见到方案，并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而副区长完全不知晓，有副区长表示，他也只是听到机构撤并的“比较准”的传闻，但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去当局长。在方案公布之后，刘海向一些区领导表示自己的歉意；此外，作为佛山市委常委，他在市里的会议上寻求各部门的理解。遭到“突袭”的，还有省级的主管厅局和官员们。在省编办批复的当日（9月14日）下午，广东省副省长肖志恒召集了部分省直部门开会，协调这些部门与顺德改革的对接问题。当天晚上，当区长梁维东正向27个原职能局首长介绍方案同时，区委书记刘海则召集来自北京、广州以及本地的一些专家展开研讨。多位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讨论长达4个多小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上下协调问题。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1992年顺德改革后反弹不多，但亦曾因上下协调问题，增设机构。佛山市委党校副校长何劲和回忆说，当年顺德曾将人事局并入组织部，以人才交流中心调动人才，但后来“没有人事局的章，人家不承认”，于是后来又加挂了人事局的牌子。区编办一位官员透露，2003年佛山市区划调整，由于所辖5个区统一的机构设置方案，原本不分内外贸的顺德不得不加挂对外经贸局牌子；2004年，广东省设民族宗教事务局，顺德从统战部分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则与统战部合署办公，挂两个牌子。而现在顺德官员看来，上下协调不成问题。刘海说，顺德改革是“广东改革一盘棋里的一个子”。就大部门改革，6月1日和8月5日，他两度向省委书记汪洋作汇报。省编办行政机构编制处副处长刘光大说，此次改革不同于1992年改革，是省市区三级联动、省区“直接对接一起做”，省直各部门和佛山市均对顺德改革表示支持。在广东省，对接顺德改革的正是分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甚至连各个新部门的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让上级部门安心，能找到它所指导或管理的职能。”刘光大称，他们是在“主动工作”。顺德的局长们近两个月则频繁前往广州，与省厅的官员们沟通解释。
“党政合一”与“党政不分”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哪怕再迅雷不及掩耳，也无法阻止议论。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但不计入区政府工作部门个数。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新的社会工作部部长周志坤笑称自己管理着一个“小政府”，这些原属不同部门的职能的共同点是，都是“做人的工作，为不同人提供服务”，“从幼到老，从男到女，从健康的到健全人，从天（宗教）到地，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侨务），我都要管。”宣传部长梁惠英，则被安排在前不久的每年一度美食节私房菜总决赛上表演做菜，“这是我破天荒地在公众场合做菜”。现在，区委宣传部的另一个牌子是文体旅游局，以往由经贸局承办的美食节明年改由宣传部承办。“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刘海坦诚，自己根本没理会理论家们的“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他曾任佛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多年，推崇“虚工实做”。“在基层做事，需要平台，需要抓手。”改革方案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区委副秘书长马洪胜说，设计之初他们就有共识：区县作为国家和省市决策的执行层，是基层，而基层应考虑如何使得执行力更强。事实上，顺德“党政合一”已实施多年。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最早就源于1992年顺德的改革，最后推广到了全国。南方周末了解到，顺德区委常委和副区长一向交叉分工，但不重叠，区委常委有时候也会以分管工作的身份参加区长办公会（政务会议）。此次，纪检再次合并了审计与信访部门。纪委书记潘东生说，审计不仅为纪委提供线索，更增强纪检机关调查的技术能力。“它的人手紧，以前我想抽调哪个人来帮忙，要跟副区长打招呼，现在我可以根据需要来调配。”信访并入纪委，则在他的意料之外——放在区委办实际的协调能力要强。他理解，信访并入纪检，是为了增强其监督力度。一位官员透露，他们还曾设想将信访纳入政法委，“但老百姓一般怕政法委，纳入纪检，体制内外的投诉，都放到一起，形成大投诉格局。”南方周末了解的情况是，方案设计之初，以高效和廉洁著称的香港模式较受推崇。区编办官员透露，他们曾打算在局之下，职能相近的科室设“署”（二级局），比如，财政局下，设财政署和税务署，一方面解决官员安置问题，同时解决上下对口问题，但担心又增加层次，以及在现有国家机构设置中（审计署除外）找不到相关依据。改革小组还曾有过大胆的设想，将交通警察也并入“大城管”中，但目前条件并不成熟。刘光大说，改革不能太冒进，“前进一步是进步，前进两步则有可能脱离实际。”事实上，与此前进行的各级大部门改革相比，顺德的改革显然已经走得更远。比如，去年3月国务院层面的大部委改革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内设国家公务员局，而顺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社会就业，“类似国外的劳工局”，公务员管理则与干部管理一起统归组织部。国务院明确了卫生部牵头协调食品安全，而在顺德，除了种植与养殖之外，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审批与监管，打包并入市场安全监管局。
“让董事长兼总经理”各个局其实只有干活儿的份了；以前的副区长话语权很大，但出了事一般都是局长负责。现在，“你决定，你负责。”有一件事让新任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常务副局长刘明颇感顺当——最近购买甲流疫苗经费，经局办公会议、局长直接请示区长后，3天内即获批。按照以往的程序，首先要由疾控中心打报告到卫生局，卫生局上报区府办，区府办给分管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给分管副区长，副区长报至区长处，区长批示财政局办理后，方原路传达回卫生局，这样的往返至少得一两个星期时间。关键的改变在于，现在的局长周爱群，同时也是副区长。周今年5月升任副区长，仅4个月的时间，老同事们发现：“局长又回来了。”16个新部门首长中，包括5个区委常委和6个副区长，余下由当地自创的“政务委员”担任，他们被赋予相当于副区长的级别和权限。改革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顺德区副秘书长马洪胜说，将区领导“下放”，是实现扁平化管理的关键之举，此举可有效提高政府执行力。而在每日的“早餐会”上，部门首长们已经和区委书记和区长坐在一起。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副区长）说，他每日都能见到书记刘海，“当然吃东西为主，但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要做一件事，他说你可先试试，就这么简单。”虽然各部门首长由区领导兼任，但实际上，各部门增加的权力主要在于执行层面，而决策权则提高到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各个局其实只有干活儿的份了。”常驻当地的一位记者说。区委书记刘海则早就盘算着如何推行问责制，他最近指示办公室废除去年订好的问责办法，起草新的办法。比如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什么猪肉灌水，羊肉灌水、牛肉又灌水，六七个部门都管，上到区层面还有几个领导都来分管，分不清谁的责任。现在我把六七个大盖帽都给你，你搞不好，执行不力，出现错误，那我问责你。”刘海说。机构重组的主要依据是“同类项合并”，比如以原工商、质检、安监三部门为主体的市场安全监管局，将文化执法、旅游市场监管、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职能全部囊括，形成“大监管”格局。经济促进局则将农业局、经济贸易局和科学技术局合并，“一二三产业全包括”，形成“大经济”部门。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副区长）现在每天到最顶层的副区长办公室批完文件，就得马上下楼到自己的局长办公室，门边原本的沙发被换成了一张大会议桌。现在，在这个局长办公室，原本涉及多部门的职能，几乎全在他掌管之下，可以拍板决定。“以前我要治理汽车尾气，就要以办公室的名义去找交警、公安、城市建设、交通、环保等一大堆部门开会，有些要需要成立临时机构。”王干林说，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所并部门，原有四十多个临时机构。拍板权的另一面，是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王干林说，以前作为分管领导，是“不太管实事、连法定代表人都不是的董事长”，现在则是“董事长还要兼总经理，就是分管领导加法定代表人，都是你干。”“以前的副区长话语权很大，但出了事一般都是局长负责。现在，‘你决定，你负责’。”区编办副主任杨少毅说。“以前的分工不是按照职能相近，而是‘肥瘦’搭配，比如，有些部门的职能有四五个人分管，这都不新鲜，因为它是一块肥肉。”刘海说，原先一个领导就经常分管十多项职能，而它们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他要求这些官员要“专业化”。与“决策权上移”、“执行权下移”相辅的是“监督权外移”。借鉴中纪委垂管思路，区纪委首次向各部门派驻了纪检组长，纪委书记潘东生说，现在的派驻纪检人员由纪委直管，且不从事所在局内的其他任何行政事务，保持独立。
人事初定，磨合尤难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9月21日），刘海去了新成立的市场安全监管局，来自原8个执法部门的13个局领导已经开始办公。见到副局长温雄，刘海握住他的手，“实在对不起温局”，没一会儿，他拍着温雄的肩膀再次说，“对不起温局了”。温雄此次由顺德区质监局局长转任市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享受原副处级待遇。作为原省直管部门，温自2005年起担任局长，职务级别相当于顺德区副区长。区编办副主任杨少毅认为，此次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员不降级”，没有破坏整体利益格局。刘海说，省里对区级干部编制的支持和改革方案内对局级人事制度创新，“解决了大问题”。比如新设立的区政务委员。另一成功关键在于“编制不突破”。此前，深圳曾因部分部门副职超过10个也遭遇舆论质疑。而顺德用设立“局务委员”解决了这一问题，增加了安排官员的回旋空间。但是局务委员是常设还是过渡性产物，依然是一个未定的难题。佛山市委党校副校长何劲和曾跟一位局务委员开玩笑说：“局务委员是‘候补委’还是‘顾委’，乐观的看，你们比较年轻，应该是‘候补委’。”刘海也表示，局务委员将长期保留。这些未来官员们的仕途问题只是诸多待定的问题之一，而新部门的是否能够成功磨合并达到预期，则是顺德改革的关键所在。刘海认为，应该跳出精兵简政思维，重视机构改革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我不在乎机构的多和少，而是重视它的执行力。”刘海说。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说，自己的部门是“最啰嗦的部门”——投诉最多，比如城管执法和交通问题。他所在的这个新部门，除了原城管和环保部门是完整的，“交通一拆二，建设一拆二，水利也是一拆三给我的。”按照职能“同类项合并”原则，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主要负责“建设”，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负责建设之后的“管理”。不过，一些职能并不能完全实行“建管分离”。“我跟杨小晶（副区长兼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局长）说，工作量大的事，我们就分开，你管建设，我负责管理，工程量很小的，干脆你管或者我管。”市场安全监管局局长赵万雄说：“开会的时候，我要求他们记住：没有工商局，没有质监局，没有安监局，就是市场安全监管局。”该局提出，要变“专业执法”为“综合执法”。原属5个部门的执法队伍，被混编在一起，模仿公安管理模式，置于全区的40个“网格”中，在每个网格中的执法人员，被要求监管辖区内的一切安全监管事务。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该局业务范围内的专业法律法规，就有六七百部。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新成立的食品安全监管科，7个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原质监局、卫生监督所和工商局。他们还从各医院各借2名防保科人员到各分局，指导餐饮服务监管工作。基层压力陡增。赵万雄说，现在他正推动“精机关，强基层”，实现监管重心下移。指令来自区委书记刘海，他收到一封网民来信，反映市场安全监管局基层承担各种职能，但人力缺乏。这封信同时也到了纪委书记潘东生手中，原属区办的信访局已并入纪检系统。潘东生欣慰的是，这两个月来的信访量与去年同期持平，而针对大部门改革的信访案件极少。原农业局下属的两个事业单位（主要分别管农药病虫害和农产品质量监管），则在经济促进局和市场安全监管局之间摇摆。“凡是还在讨论的问题，要么是都不想做，要么是都想做。”一位当地官员说。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尚有6个部门“三定”方案未获批。除了公安局之外，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市场安全监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是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交叉较多。不过刘海表示，方案都已上报，很快会批准，“即使‘三定’了，视运行情况，以后还可修改。汪洋书记说了，改革允许失败。”事实上，省里对顺德的期待不言自明，去年10月中旬，刘海接省委通知：省委书记汪洋准备前来视察。“按照惯例，我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准备汇报，但15日晚上，他们让我准备顺德1992年和1999年两次改革的情况。”隔月，广东省召开经济特区会议，顺德受邀参加，会议明确了深圳和顺德承担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分别为市、县探路。在去年的特区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及顺德，并要求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实习生李跃群亦有贡献）【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广州番禺是否建设垃圾焚烧厂，政府与市民的意向明显冲突，两方面意见对峙持续了月余之久。市府在23日紧急调整立场可看作是一个转折点。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近期接连表示，加大垃圾分类的推广和普及力度，促进垃圾处理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他还承诺：垃圾焚烧厂建在哪如何建，第一决策者是市民。而作为目前广州规模最大的垃圾分类试点，越秀区东湖街的垃圾减排量超过八成，成为有关部门调研的焦点，其成熟的分类模式有望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在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上，政府与民众逐渐取得一致认知，即：无论如何都要正视垃圾增量扩大的现实。两下的分歧在于处理的方式，焚烧与分类并不是天然矛盾的两种手段。眼下的僵局并不一定是坏事，其中蕴含着真正推动垃圾分类的契机。若是结合东湖社区这样的良好经验，并将民众吁求垃圾分类的热情与实事求是的鼓励政策结合起来，未尝不是走出当前决策困境的办法。
&&&&垃圾分类在广州有十年的历史，整体上的成效并不显著。以致某些部门官员认为以垃圾分类作为处理途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显然，这种判断不仅落后于民众的吁求，也漠视了广州试点的成就。事实证明，在社区达成高效、环保的垃圾分类不是虚幻，而是完全能够付诸行动的。除了垃圾焚烧厂，决策者其实还有其他更优的选择。关键是政府顺势倡导，与民众站在一起。
&&&&东湖街道的试点证实了全面实行垃圾分类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辅之以耐心且有策略的理念推广工作，将分类的习惯在市民家庭中稳定下来；二是理顺现有的环卫机制，创造分类的外部环境。人民需要垃圾分类。市民的思想转变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阻碍，以公众素质不足为理由站不住脚。此外，吸引更多民间力量进入垃圾分类行业，使之与家庭的垃圾处理相衔接不可或缺。
&&&&番禺区正希望有场全民讨论，来验证垃圾分类处理的民意倾向。有了东湖街道的成功案例，讨论的方向已经不成问题。而能否走到这个正确道路上来，取决于政策对此种分类处理模式的支持力度和广度。得益于前阶段的争论，垃圾分类已经有效地实现了社区教育，因势利导将有助于获得政策与市民的双赢结果。从东湖街而至于全广州，贴近民众需求的新政策时不我待。
&&&&按照原先的设计，除了番禺，在从化和花都也都要建立垃圾焚烧厂。用焚烧厂围城的未知隐患来替换垃圾围城的紧迫感，相当于饮鸩止渴。可东湖模式提供了兼容的方案，可以同时顾及垃圾日产量的处理压力与不同区域的市民环境权利。而垃圾分类之所以10年未有建树，不在于模式落后，而要从政策无方中寻找顽疾所在。既然政府有意改弦更张，试行别的路是最好选择。
&&&&真正有效的垃圾分类是城市必经阶段，试图跳过这个阶段，已经为民意所不乐见，更为李坑垃圾焚烧厂的现状佐证为不恰当。从苏泽群副市长的表态看，政府意欲寻求更稳妥的政策。作为“第一决策人”的民众已给出了答案。余下的就是将态度变成具体政策，将求变思维化作改革动力。不需要谁输谁赢的争执，民众与政府一道求解广州环境的未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历史机遇了。
&&&&因此，将政策重心从焚烧炉的烟囱上移走，利用预备投入的巨额资金和优惠政策激发出垃圾分类的公共利益，既是超越垃圾分类初级阶段的根本之策，也是止息当前纷争的不二之选。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争论让人们发现了东湖经验，而这种经验属于整个广州。从这层意义上讲，围绕番禺的激辩早就超出了一隅的利益纠葛，在它与东湖的作为中，遥遥可见更干净的广州。
发表于 日 12时58分 星期三 && && 来自波浪没有影响力部门
写道 "Gina Trapni, Adam Pash写了一本，里面介绍了从Google Wave入门到进阶的指南，浅显易懂，对Wave初学者和想了解这个应用的人很有帮助，我们也有幸参与了几篇的翻译。
我们将这个整理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第三章：（此翻译稿图片显示不正常，图片可参见）
&&&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内地网上为胡舒立辞职事件所设计的图片
　　中评社北京11月27日电／日前CCTV网站刊发的一个名为“财经不能不说”的匿名帖，炮轰中国内地一些经济学者和传媒人是西方敌对势力经济及文化入侵的“爪牙”，故意打压内地股市，为西方财阀利益服务。而最近辞职的《财经》女总编胡舒立，被该文视为西方爪牙的代表人物。此文洋洋万言，文风犀利，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招来反击的声音，指责其是“多年未见的文革手艺重现江湖”，是“从政治上抹黑”传媒人。 　　大公报报道，炮轰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说《财经》等传媒用揭黑报道打压内地股市，帮助外国资本低价进入中国市场。 　　指揭黑是为造“熊市” 　　文章说，“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然而，《财经》关键时刻的揭黑报道对于外资来说是个大利好。来看一个事实：日，中国加入WTO，此后外资金融机构叩开国门，五年大熊市，此时的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好价格。” 　　该帖把今年三月金融危机后的内地股市暴跌，同样归咎于《财经》唱黑的结果。 　　暗示胡舒立是西方爪牙 　　炮轰帖的另一“吸引眼球”之处，是对《财经》前总编胡舒立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胡舒立曾在美国留学，接受过美国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培训，获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这些都成了她可疑的海外背景。 　　文章酸溜溜地质疑：“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访问’、‘培训’、‘进修’等孜孜不倦的给予培养，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选拔出来，评她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科技精英平起平坐。” 　　文章又质疑，“凭藉胡舒立《财经》之前乏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够步骤鲜明、点穴掏心的完成《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呢？是不是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文章炮轰的不仅是胡舒立一个人，不仅是一个《财经》，而是一群“连锁”了的媒体。新浪、搜狐、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环球企业家》等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都被点了名。文章认为，这些传媒利用其偏颇报道，人为造成“完全信息不对称”，破坏了中国老百姓支撑中国股市的信心。&
胡舒立& 　　相关者纷纷划清界限 　　由于此帖开头用了“据新华社《瞭望》杂志报道”的字样，又刊发在CCTV的网站，也令人对该文背景产生各种联想，一度被传为“新华社炮轰《财经》”。然而，很快卷入事件的《瞭望》和央视网都相继澄清该文与他们无关。 　　央视网澄清说，其能源频道由北京合信诚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合作建设，内容和经营都由该公司负责，事情与央视无关。 　　合信诚通公司总裁刘锦则表示，该文为外部提供给其员工刘某，且只在后台生成，不知为何会被人转载链接，且已删除该文。 　　而《瞭望》一方也通过其旗下新刊《财经国家周刊》发声明澄清。声明称： 　　“最近，网络上出现题为‘《财经》不能不说’的帖子，其中援引《瞭望》从前报道中的词句，链接以对胡舒立女士的猜测与攻击性内容，以一种障眼法的方式，使人误以为是《瞭望》刊发的专文，给《瞭望》及其即将创刊的《财经国家周刊》平添许多解释性工作。 　　为此，我们特别声明：此帖与《瞭望》及其旗下新刊《财经国家周刊》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我们亦不赞成以抹黑他人的方式达到自己的任何目的，认为此种做法有悖一个开放多元社会里起码的道德准则。” 　　在相关各方都划清界线后，该帖变成了一个匿名的“无头帖”，帖末只有一个“责编刘瑞”的署名，而文章的作者已做了缩头乌龟，销声匿迹。 　　然而该帖试图抨击、指责的事象，却仍然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反对者抨之为文革遗风 　　对于这张匿名帖，经济观察网的评论者“五岳散人”抨之为“多年未见的文革手艺重现江湖”。 　　“当胡舒立因为某些原因离开《财经》杂志，这篇大字报也适时出台，最大的作用无非是打算藉着此事件打击一些媒体与媒体人，而且是从政治上抹黑他们，使之不能再发出声音。” 　　批评者更把最近《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被凶徒袭击一事与此事作对比，“前者不过是代表了一些人的凶悍，后者则代表了我们的媒体所处的环境：在某些人看来，这是致命的一击。”“所以，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代表了一种势力在黑暗中默默的时刻准备扑上来。”&
　　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祖籍上虞丰惠人，她的大外公便是著名乡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她的外公胡仲持，也是一位著名乡贤、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胡舒立的母亲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 　　胡舒立少女时代曾在山西农村插过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胡舒立进入《工人日报》当记者。1987年，胡舒立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赴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她的足迹踏遍了美国25个州，40多个城市。1992年，胡舒立离开了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当时被外界称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3年，她再次随中国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的专业培训，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女权运动、同性恋等等方方面面。1994年，胡舒立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随后她拒绝了美国洛杉矶一家报纸的邀请，选择回国。 　　政府人脉为其重要法宝 　　1998 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自己担任了杂志主编。《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一篇篇报道相继问世，揭露中国股市界的黑幕，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把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授予胡舒立。日，报道称胡舒立已经正式辞去《财经》的职务。 　　据说，胡舒立的人脉资源可以说是《财经》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目前所有财经媒体无法望其项背的主要原因。胡舒立一个重要的人脉来源是80、90年代设计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体改委（办）或其相关人士。中国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也是胡经常能够沟通请益的重要对象。胡舒立曾经经常向吴敬琏求教。吴敬琏是影响中国近20年经济改革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他的门生也有许多在经济改革的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比如周小川。
从物业管理公司看专制那扭曲的影子
当年说物业管理还是物业服务公司的时候，有过争议，结果还是用了管理两字，物业公司如果不能被另外聘请，只能是那一家，那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能横到什么程度，也是可以预见的。现在物业管理公司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解聘，可以更换物业管理公司，但经常看到有新老物业争斗的事发生，从这点也可以看到更换之不易，而物业管理的利益相比起一个更大的地方的利益相比，只像是一滴水和大海的比较。
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了一个小区有多大利益呢？如果业主委员会监督的严、制度合理，也不会有太多的利益。如果不是的话，那利益也是很大的，比方说物业公司高管的亲属的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一些，再有一些费用、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物业费就像是人头税，虽然不是按人头收，而是按房屋的面积收，物业费我认为应该再理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从公正上理顺。
时代开放，言论自由。满堂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早日走上可持续发展强大的道路。言论自由，媒体独立不被任何势力操控，民主选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可是既得利益的权贵贵族不愿意啊。中国的未来有希望吗？会不会再出现嘉庆，道光，咸丰这样的平庸无能的家传世袭太平天子，之后终于近亲繁殖传出个光绪来？会不会出现个勃烈日涅夫再逼出个戈尔巴乔夫？类似的权力结构必定培育异曲同工的政治怪胎！！！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
中国古代的哲人曾经慨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个评价大概可以适用灯饰家族1978年的夺权上台，尤其当邓小平的子女猖獗的滥用特权祸国殃民，却又用隐身幕后，欺世盗名刻意控制媒体舆论为自己家族"丰功伟绩"欢呼的现实背景下。这个评价有些激进，却很恰当。不信咱们50年，100年之后再看历史如何评说。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裙带勾结，姻亲当道，家族贵族八旗子弟阿斗把持朝政，打着为人民的旗帜，让人民出力，它们却坐享其成，中国的他信家族,贝.布托家族.苏哈托家族贵族！在真人眼里,这些王八们是典型的举着红旗反红旗。我赞美毛主席，但是并不主张回到1976年那个年代去,我也一直认为自毛.泽.东1949年建国后的某些时期乃至1980年等小平正式夺权上台后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一直严重缺乏民主，89年86年那场学生运动是失败了的新时期的五四运动，这一点等小平在50年，100年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审判。(我相信,如果毛.泽.东死而复生,如果毛主席活着,他老人家绝对不会反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但是他老人家一定会给等小平一个更高明的指导和建议:那就是更切底的开放,全民直接选举,迅速达到甚至超越美国的现有体制而且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腐败根本无缝可钻,贫富不会严重不均,中国平民人人有房子住.)&&&近现代中国政治,毛.泽.东，邓小平(等小平是在学者明确解析民主先进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水平和胆量来实施民主)在民选这个问题上远远逊色于华盛顿。这也是事实。只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正视这个事实是很痛苦的。
国家的强大需要每一个炎黄子孙共同努力奋斗！！！追求言论自.由.，平民政治，民.主.民.选.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要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壮，呼唤新时期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迈入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选社会，平民主政的社会，不要鸡鸣狗盗卑微龌龊的阿斗八旗子弟家族贵族极权集团们主导下的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死了，王道坠于野，道在民心，不在当路者！！！道在屎溺，道在娼妓！！！！不在八旗子弟姻亲裙带勾结的富贵奸商贪官污吏贵族集团权贵们身上！！！！！&&&&&&飘雪的男人:&&&&&我看你办事太费劲了,找电视台或媒体给他们爆光呀,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很快&&&&&&&&&&电视台，媒体早已被严密控制在政府手中，只有在他们认可的尺度范围内或者民愤极大他们控制不了的情况下才可以真实曝光！！！&&&&&&在中国有多少真实的谎言啊！！！皇帝的新衣到处都是啊。老哥。&&&&&&他们基本上是有选择的予以报道，拿着鸡毛当令箭，稍微放一点自由的幌子给几个老百姓看看，马上就要强奸民意接受铺天盖地的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虽然这几个字没有象文革时期那么鲜艳的&出现。但是阿斗八旗子弟的的意思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滴，只是它们做的比文革时高明许多而已。&&&&&&我为中国的媒体悲哀，那是一群被阉割了的太监，一群被鸡奸了的宫女！！！！&&&&&&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在她面前，再伟大的神也必须低头！！！！！&&从中央到地方，哪一级一把手的子女姻亲失业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别有用心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伟大的等公，（您的子女富可敌国，影子内阁操纵政局，虽然巧妙隐藏，含而不露，中国的他信家族！）您把中国的改革改进了哪一个方向？！
　　[洪博培]第一，有这么多互联网使用者的国家，有6000万写博客的人，你知道防火墙的事情吗?第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TWITTER?
　　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