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资源匮乏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反而比形容资源丰富的成语型国家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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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情有说法,错误的是
A.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B.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占有量丰富C.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D.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甘肃省期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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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关于中国国情有说法,错误的是[]A.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B.地大..”主要考查你对&&自然资源概况&&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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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概况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存在于自然界的能为人类提供福利的物质与能量。主要包括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海洋资源等。可再生资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再生,或者能够循环使用的自然资源。(土地、森林、水和水能等)非可再生资源:总是用一些就少一些的自然资源。(石油、矿产资源等)我国矿产资源的特点:1.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人均资源相对不足;2.矿产品种齐全配套,资源风度不一;3.矿产质量贫富不均,贫矿多,富矿少;4.超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多;5.共生伴生矿多,单矿种矿床少。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1.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齐全。我国是世界资源大国。不仅如此,我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矿种比较齐全的国家之一。2.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多,许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后列。3.自然资源形势严峻。由于利用不当、管理不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和浪费的现象严重。我国主要资源在世界的排位:
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简况:新中国成例50年来,开展了大规模矿产地质勘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已发现的矿产有168种,探明有一定数量的矿产有153种,其中能源矿产8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88种,水气矿产3种,探明储量潜在价值仅次于美国和原苏联,居世界第三位,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最丰富、矿种齐全配套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1、能源矿产能源矿产是我国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石油、天然气在世界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分别为93%和95%左右。由于矿物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种类齐全、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已知探明储量的能源矿产有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铀、钍、地热等8种。中国煤炭资源相当丰富,据地质工作者对煤炭资源进行远景调查结果,在距地表以下2000米深以内的地壳表层范围内,预测煤炭资源远景总量达50592亿吨。到1996年底止,探明储量的矿区5345处保有储量总量10025亿吨。我国保有储量总量中的精查储量2299亿吨,与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相比,中国煤炭储量位于独联体、美国之后,据世界第三位。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能源之一。20世纪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经济、国家关系和人们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是石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分布比较广泛,在32个油区探明地质储量有181.4亿吨。据美国《Oil&Gas》1997年报道,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1390亿吨,中国1997年公布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22.41亿吨,居世界第11位。全国共有盆地319个,据对其中145个盆地估算,资源量达930亿吨;其中,以证实有油田存在的有24个盆地,拥有资源量758.9亿吨,占总资源量的84.48%;已发现有油气的盆地有42个,拥有资源量75.66亿吨,占总资源量的7.39%。天然气(包括沼气)是重要能源矿产资源之一,也是国内外很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天然气资源相当广泛,在石油盆地和煤盆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产出。资源量也比较丰富,专家预测我国天然气资源量约有70万亿立方米(煤层气约占一半)。截止1996年底,我国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0.7060万亿立方米,世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43.95万亿立方米,中国约居世界第21位。中国是铀矿资源不甚丰富的一个国家。据近年我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陆续提供的一批铀矿田的储量推算,我国铀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0位之后,不能适应发展核电的长远需要。地热资源是指能够为人类经济地开发利用的地球内部的热资源,也是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地热资源分布较广,资源也较丰富。 2、金属矿产中国金属矿产资源品种齐全,储量丰富,分布广泛。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54种。即:铁矿、锰矿、铬矿、钛矿、钒矿、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镁矿、镍矿、钴矿、钨矿、锡矿、铋矿、钼矿、汞矿、锑矿、铂族金属、锗矿、镓矿、铟矿、沲矿铊矿、铪矿、铼矿、镉矿、钪矿、硒矿、碲矿。各种矿产的地质工作程度不一,其资源丰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资源比较丰富,如钨、钼、锡、锑、汞、钒、钛、稀土、铅、锌、铜、铁等;有的则明显不足,如铬矿。3、非金属矿产资源中国非金属矿产品种很多,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已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有88种,为金刚石、石墨、自然硫、硫铁矿、水晶、刚玉、蓝晶石、夕线石、红柱石、硅灰石、钠硝石、滑石、石棉、蓝石棉、云母、长石、石榴子石、叶蜡石、透辉石、透闪石、蛭石、沸石、明矾石、芒硝、石膏、重晶石、毒重石、天然碱、方解石、冰洲石、菱镁矿、莹石、宝石、玉石、玛瑙、颜料矿物、石灰岩、泥灰岩、白垩、白云岩、石英岩、砂岩、天然石英砂、脉石英、粉石英、天然油石、含钾砂叶岩、硅藻土、页岩、高岭土、陶瓷土、耐火黏土、凹凸棒石黏土、海泡石黏土、伊利石黏土、累托石黏土、膨润土、铁矾土、橄榄岩、蛇纹岩、玄武角闪岩、辉长岩、辉绿岩、安山岩、闪长岩、花岗岩、珍珠岩、浮石、霞石正长岩、粗面岩、凝灰岩、火山灰、火山渣、大理岩、板岩、片麻岩、泥炭、盐矿、钾盐、镁盐、碘、溴、砷、硼矿、磷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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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后发国家经济速度的奥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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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 发布在
&& 四个月前,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孰轻孰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实质上,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孰轻孰重,或者谁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不才,想就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谈谈自己的陋见,粗谬之处,难免贻笑大方,以求方家指正。&&&&&&&&&&&&&&&&&&&&&&&&&&&&政府和市场是跑道和飞机的关系&&&&&& 笔者以为,要想真正弄清上述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所谓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或经济增长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说白了,后发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衡量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GDP”。而一个国家“GDP”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可以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GDP是和这个国家的社会需求和全体常住居民的整体购买力相对应的。当然,所谓“社会需求”并非全指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它至少有两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和各类社会公共活动的需求。比如军工生产和国防开支,就不能纳入居民个人的消费空间中去,但国家或政府的各类社会公共开支都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因而也可以说,GDP和全体常住居民的整体购买力相对应,只是公民们拿出自己购买力的一部分用于纳税罢了。一般来说,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只要不发生战争等突发情况,全体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及购买力所支撑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并支配着其他部分的变化。&&&&可见,如果以全体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及税前购买力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体支撑,那么,所谓“先发”国家的GDP和后发国家的GDP之间的差距,就表现在两国全体居民个人消费空间和购买力之间的差距。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居民消费空间和购买力为例。以城市普通居民为例。1978年中国城市普通居民的个人消费空间大致为:住房绝大部分是单位的公房,每月仅付极低的房租即可;衣食部分都由国家按计划配给,可以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温饱,但超出这个限度的消费,则不可想像;日用品方面:连自行车还没有普及,就别说电动车、摩托车、小汽车了;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相机、空调、电话等家用电器,仍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与绝大部分普通居民无缘,一个家庭,能有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收音机,就算相当富裕了。至于带薪休假和旅游,则更是天方夜谭。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普通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只能受中等教育,且学费因有国家各项教育补贴,十分低廉。至于文化娱乐生活,则十分单调,一个月能看几场电影或戏剧就很不错了,且票价也十分低廉。这是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农村居民的消费空间和购买力就更狭小和微弱了。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已形成主体的先发国家内,一个中等阶级家庭的消费空间大致如下:营养结构合理的饮食;满足家庭成员个人审美要求的衣着;中高档出行工具,如摩托车、家用轿车;每年一到两次的带薪旅游;耐用消费品方面:宽敞舒适的私人住宅以及中高档家具;电脑、彩电、全自动洗衣机、空调、冰箱、相机、体育锻炼器械等等;在孩子的抚养教育方面,具有培养孩子完成高等教育的经济能力。在个人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则丰富多彩,支出可观。&&&&可见,前者和后者之间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差距,就是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落差,同时也构成后发国家未来GDP发展的巨大的隐形空间。&&&&我们看到,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后发国家GDP巨大的隐形发展空间,正是资本和市场大显身手的绝妙舞台。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而只要有广阔的消费空间,资本就会无限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形成资本的无穷增殖,且非常神速。而后发国家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将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直接拿过来为我所用,从而跳过这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过程。因此,在后发国家,只要资本和市场形成其经济架构主体,那么居民各类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普及速度将十分惊人,而以此带动的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将十分壮观。如此,后发国家GDP年增长远远超过先发国家,甚至达到两位数,这是常见现象,并不奇怪,根本原因正是那个巨大的“隐形发展空间”所导致的。&&&&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后发国家,只要它是主权国家,和先发国家相比,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隐形发展空间”,只要让资本和市场在其中大显身手,那么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不难做到,甚至是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和市场是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其中举步不前的有之,先快后慢的有之,中途停滞的有之,进退失据、反复无常的有之,长期疲软,一蹶不振的有之,总之,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发国家并不多见,多见的却是那些在经济发展中举步维艰、反复纠结的后发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资本和市场是经济起飞的双翼的话,那么这架飞机是需要跑道才能够滑行起飞的。而为这架飞机提供跑道的是谁?是政府。于是,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的关系,就是跑道和飞机之间的关系。&&&&&&&&&&&&政府构筑经济“起飞”跑道的主要“构件”是哪些?&&&&如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跑道与飞机对应,那么,相对于“跑道”而言,“飞机”相对处于被动地位。也就是说,飞机能否起飞,全看跑道构筑得合格不合格了。那么,后发国家的政府在为经济起飞所构筑的“跑道”中,是由哪些主要“构件”组合而成的呢?笔者以为,大致有如下几种“主要构件”。&&&& 其一,构筑“壁垒”,建立比较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这个“壁垒”,当然不是专指行政壁垒或关税壁垒,而主要是指建立国有经济实体以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或构建民族经济主体的行为。道理很简单:后发国家建成主权国家时,国内民族工业一般都处于初始化阶段,非常嫩稚薄弱,竞争力非常薄弱,甚至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放开国门,任其“自由竞争”,哪里是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命脉或民族经济主体被国际资本所掌控。而国际资本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怎么可能顾及到一个被它掌控的“经济殖民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呢?而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牵着鼻子走,随着国际市场的波谲云诡,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因此,在后发国家工业化初始阶段,采用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实体的国有化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将经济实体的国有化当成经济发展的长期国策,那么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性质变化。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国有经济的主要使命是:一,主建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当然是主要构件,然而还有:独立的财税体系;独立的金融体系;独立的货币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这三个构件尤其重要,它们是保护国内商品市场形成并成长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保证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条件成熟时和国际接轨的决定性历史条件;二,构建国内商品市场的框架和主干。也就是说,国有经济的历史使命不是以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一切其他所有制经济,恰恰相反,它必须扶持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国内市场发育成熟时,国有经济的大部分,要让位于发展起来的成熟、壮大、规模化、现代化的民营经济;三,完成现代工业初始化阶段所必须的资本积累。也就是说,当这种积累需要利用国家行政力量进行资源的相对集中和整合时,国家是通过国有经济实体的运作来完成这个积累的。比如,作为工业龙骨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高端技术工业等等。在后发国家,这些主干工业通过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是需要很长时间并费很多周折的。从我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初始化的民族工业,为什么需要政府从中运作,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资源的集中和整合,只有政府才能做得到;四,后发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也就是说,民族工业发展的最终战略方向,是和国际现代工业的接轨。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不实现由进口替代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转身,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是没有前途的。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战略要素就是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实体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而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包括人才的引进;技术的引进;设备的引进;资金的引进。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单纯的“拿来主义”最后总会受制于人,因而必须是引进和研发并进。而这种引进和研发,是需要国家进行整体的战略规划的。在国内民营或私营企业还没有独立进行这种引进和研发并举的运作能力时,国有经济实体便是这种引进和研发的先导和战略平台。&&&&&&其二,土地“归零”,解放农民,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初始阶段政府铺设经济起飞“跑道”的第二大构件。后发国家,绝大部分是传统农业国家。而由传统的农业国转身为工业国,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如何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这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中的基础。那么,所谓“土地归零、解放农民”,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以为,在城市化还没有开始兴起、或城市化还没有吸纳大批农民之时,打破土地所有制的传统格局、基本实现土地均衡化、所有农民人人拥有一份土地,应是土地改革的基本目标。而土地改革是需要政府主导完成的,因为将大量土地从少数人手中“赎”出来分配给无地农民,是一项政策性很强、阻力很大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强硬的行政手段,非政府所为不可。而土改目标的实现,是以预期的经济效果为标准的。这就是:广大农民的温饱得到有力的保障;即便是以出口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国家,也能在土地改革之后基本实现粮食和农副产品的自给自足;农民获得土地后,其劳动成果商品率的逐步提高,将是国内现代市场形成的最原始、最活跃的元素,对于后发国家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将构筑牢固的底线和保障基础。那么,土地的解放和农民的解放,对于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究竟具有怎样深远的战略意义呢?一,我们知道,资本本性中最大的矛盾和纠结,就是它创造出来的无限的生产能力和有限的消费需求及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和纠结。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社会消费需求形成巨大落差的空间中,我们只知道资本通常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提高工人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等具体路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拓展他们的消费空间,但实际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其奥秘如何,至今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有一条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在后发国家,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其增殖过程中提供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提高工资的机会等提高消费者购买力的覆盖面,最后惠及的社会人群,就是农民。因此,后发国家土地改革得越彻底,农民解放得越彻底,消灭贫困的目标实现得就越早。而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就应该是消灭贫穷;二,我们知道,至少在生物技术还没有发达到能让农产品像工业品那样能在流水线上不断制造出来之前,农产品在其本质特性上是和工业品有着巨大差别的,它的产出受制于土地和自然条件以及它本身的生长周期。因此,现代农业技术再发展,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也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另一个尴尬则在于,由于农产品固有的生物属性,它对于消费空间的拓展并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变幻无穷,永无止境,因此,社会消费越是现代化,对于农产品的消费越是处于消费空间的低端。这一点从恩格尔系数中就可以看出。因此,第一,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备前提;第二,农业无论怎样现代化,农业和农民都是必须由国家出台特殊政策进行扶持的对象,这一点,在后发国家尤其重要;三,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做滞胀并行?什么叫做贫富分化?我想,没有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恐怕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像所谓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其现代化进程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土地改革,而又进行得虎头蛇尾,有名无实,在人均GDP远远超过三千美元之后还出现大面积的“饿饭”问题,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和太深刻的教训。可见,农民从自己土地上获得的温饱,农民从出售农产品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中获得的富足,对于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在是太重要了,可以说,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因失误而出现的大部份通胀、滞胀或经济衰退风险,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的成果都可以为之托底。同时,这个成果也是对付贫富两极分化的一剂猛药。可以这样说,土地改革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一次最为关键的财富再分配,而正是这种再分配为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托了底。当然,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种再分配的成果是需要政府时时呵护和维系的,否则,它随时可能付之东流。&&&& 其三,为市场经济构建全面的法律体系和立体的社会信誉、职业道德体系。这两项工作都是由国家主导,全面参与实施的。市场经济必须由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这里无须赘述。问题是,比如中国大陆,半官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建成至少也有二十年时间,各种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也层出不穷,但中国大陆市场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假冒伪劣商品依然屡禁不止,经济生活中的坑蒙拐骗、欺诈忽悠行为比比皆是,社会诚信体系和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几临崩溃,而政府违规干预市场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为什么中国规范市场的法律体系总是不能得到完全的实施?我想,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之一,既然中国大陆是“半官方”市场经济,那么各级政府违规干预市场的行为就成为常态,既如此,这种市场经济就是发育不良的畸形胎儿,而这“畸形”的主要特征,就是规范市场的各项法律法规,处于半瘫痪状态,这也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之二,市场经济中诚信体系和职业道德体系难以建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处于解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政府官员政治道德的溃败造成的。要说明两者的关系并不难,比如在市场运作中,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如不和政府官员勾结,献出贿金,就拿不到好地皮,赚不了大钱。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在整个市场活动中是惊人的,尤其当它已不是个别案例、在整个房地产行业中已成潜规则时,更是如此。它打击的正是那些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和商人,鼓励的却是那些无道奸商和经济活动的的坑蒙拐骗者。因此,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和政府官员的政治道德的败坏,所破坏的决不仅仅是市场活动的法律法规和诚信体系,而是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一般而言,人类的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的。在形象”,同时也是这个社会职业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边际。所谓利益边际,就是为防范一个社会职业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越界而构筑的堤坝。所谓利益越界,就必然导致各行各业之间“彼此侵害、互相欺诈”的社会现象。而一个社会职业、一个社会机构、一个社会团体的社会形象所规范的利益边际,是由各种行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有关法律法规所构筑。而每一种社会职业、每一个社会机构、每一个社会团体树立起独立的社会形象,构筑起各自的利益边际,不仅不会影响到“资本的逐利”、“商人的赚钱”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反而会给这种“逐利”“赚钱”、“发展”提供一个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然而,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政府利益越界――也就是以权谋利和政府府官员的腐败、即权力寻租的现象都不可避免。而由此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和政府官员政治道德的败坏,对于整个市场诚信体系和社会信誉体系的破坏,都是致命的。因为在后发国家的发展中,政府插手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真是太多了,政府的社会形象如何,对社会各行各业社会形象的树立,起着直接的示范和指导作用。相对而言,在威权体制下政府形象和官员腐败的扭转,要比民主体制下难。因此,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政府面临的一个最为纠结的问题,不是如何为整个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构建法律法规和社会信誉体系,而是在构建这个体系中如何划清自身的利益边界,如何树立自身的社会形象,如何解决自身的公信力丧失和官员寻租问题,尤其是如何推动宪政民主体制的建设。&&&&其四,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诸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耕作、气候条件、农作物和畜牧业的出产品种和优劣势等等,对于这个国家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而工业化进程越是滞后的国家,根据本国自然禀赋而进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越不可能“自然形成”,越是依赖于政府的主导和战略策划。同时,一个后发国家的国土面积越小、人口数量越少,自然资源、自然产出越稀缺、越单一,其国内市场规模就越狭小,潜力和后劲就越薄弱,因而建立内生性、自主性、独立性的完整工业体系就越困难,就越依赖于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之间的互动,越依赖于以“外需”拉动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传统农业经济悠久的国度,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具有可观的纵深、且潜力和后劲前途广阔的国度,无论其外贸出口产业多么辉煌,其产业结构的构成都必须以满足、拓展国内内需为主要战略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以本国的自然禀赋为基准架构国内的产业结构,如何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如何立足创新来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和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些都是政府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构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但上述四项主要“构件”政府能基本做到,市场经济的大致框架和基本条件就算初步完成,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也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是需求拉动还是投资拉动?――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然而,投资有两种性质,一种,由居民个人消费需求推动的投资或连锁投资;另一种,由社会公共事业发展需求推动的投资,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基础和“龙骨企业群”的建设。我们看到,这两种投资性质有所不同。前一种投资,是非常讲究成本收回和市场回报的,也就是说,这种投资生产的终端产品或服务如果没有市场,卖不出去,成本收不回,产生不了利润,那就是失败的,因而这种投资是紧紧跟进居民个人消费空间和购买力的拓展和提升;而后一种投资,并不一定能够收回成本和取得市场回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其中的一部分是有市场回报的,比如作为基础设施的公路和铁路,前者可以通过设卡收费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后者可以通过铁路营运收回成本,获取利润;再比如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投入,只要不过度,也会周期性地获得市场回报;而另一部分,是没有市场回报的,比如用于国防事业的军工生产,除了卖军火,是没有市场回报和利润的。再比如城市绿化,也是没有市场回报的。而这一部分社会公共事业,通常是由国家投资,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投资。如果军火生产或城市绿化让民营企业去做,政府是要给钱的,这个钱,当然是纳税人的钱。有市场回报的投资和没有市场回报的投资,它们的共性是:都能提供就业岗位;都能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投资的产品是满足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消费者必须支付货币形式的个人劳动以换取这些产品,所以这类投资的持续增长实质上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源泉;而后者是用公共财政换取不收费的公共服务,尽管这种公共服务是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但终究它是一种公共财政的消耗,而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消费中,是不创造新的财富的。&&&&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事业需求的潜在空间,都是巨大的,有着潜力无穷的纵深。关于个人消费的潜在空间,上文已经分析过了,至于社会公共事业的需求空间,例举两样,就可见规模非凡。一个是全国的基础设施,另一个是全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用公共财政进行的投资,和市场中私有资本或民营企业为满足居民个人消费空间而进行的投资,在拉动GDP的初始速度方面,是不同的。后者必须较长时间地培育个人消费市场,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全体居民的购买力,只有当个人消费空间和居民购买力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才能全面提速;而前者的投资可以立竿见影地拉动GDP的增长,而且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提速成正比。然而,只有后一种投资才是国家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在GDP增长过程中,只有后一种投资始终占居主体地位,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此,我们将前一种投资所拉动的GDP称为“投资拉动”,将后一种称为“需求拉动”。&&&&应该说,政府参与甚至主导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与发展,无可厚非。特别在后发国家尤其如此。然而,政府直接进行的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应该有选择地部分进行,或者具有时段性或过渡性,即在完成必要的过渡后要适时退出。比如,那些具有公共服务和个人消费双重性质的公共事业,如公共交通事业,可尽量让度给民营或私营企业去投资建设,甚至一些政府直接投资的产业,比如军工产业,也可以让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然后由国家出面购买其产品,这样可更好地压缩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而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工程项目,政府也应该尽量减少财政直接投资,鼓励民营或私营企业参与投资,尤其是那些有市场回报的工程项目。另外,现代化初始阶段国家为掌控国计民生命脉和积累工业发展资金而建成的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应该随着国内市场的发育成熟,部分地回归民营性质和市场竞争。尤其那些居民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这样做,第一,形成需求拉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经济格局,以形成经济增长的循序渐进、稳定前行、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二,发育健康的国内市场,尽快形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第三,只有形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才能避免过度“投资拉动”形成的GDP泡沫,实现GDP和居民消费空间和购买力的同步增长。&&&&然而,由于投资拉动能够立竿见影地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提速”GDP,对政府而言,这是难以抵挡的“政绩”诱惑。因而,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后发国家中,政府因急功近利地追求工业发展政绩和GDP提速的短期效应,不断地越界加大投资拉动的规模,甚至不惜举巨额债务投入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从而造成经济有增长无发展、持续剧烈的通货膨胀、GDP泡沫严重和忽升忽降反差巨大、贫富两极快速分化、居民消费和购买力在各阶层中的分布严重不平衡、和GDP增长形成很大落差等经济恶果。比如1968年至1973年巴西的GDP奇迹,达到年增长两位数,实质上就是政府越界进行大规模投资拉动的结果。当时的军政府由于急于发展本国经济,不惜花费巨额外汇,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七十年代以来,巴西利用外资,先后兴建大型水电站和核心电站,建立浓缩铀加工厂,兴建和扩建大型铁矿、钢铁厂炼铝厂等,仅这些项目耗资就高达520亿美元。外资加速了巴西工业化,但又渗透甚至控制巴西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加强了巴西的依附地位,导致经济发展产生的庞大的剩余价值外流。而巴西庞大的发展计划逐渐耗尽了外汇,为了维持发展,不得不进一步放宽对外资流入的限制。巴西政府为偿还债务,压低工业、社会投入,结果又限制了经济发展速度,陷入恶性循环。偿还外债的负担最终落到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不断以各种形式爆发,社会发展倒退。据有关资料统计,这几年追求高速度所欠下的巨额外债相当于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43%,出口收入的35.9,人均负债800美元,远远超出本国清偿能力。实际上,高速提升的GDP中,变形的外债占很大的比例,这一部分泡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无关,相反,还挤占了居民个人的消费空间和购买力。&&&&可见,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投资性拉动离开居民个人消费空间和购买力提升空间太远,或者反过来压缩这个空间和购买力,就说明这种拉动已经过度或者超前,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已经严重越界,必须进行彻底的矫正。&&&&其实,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有着同样的教训,我们不妨简要地例举一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投资性拉动”,可归结为“两大运动”,一个是开发区运动,另一个是城市化运动。之所以说是“运动”,是因为由政府主导的这两大投资拉动都是以社会动员、行政推手、运动推动为手段的全国规模的大动作,“大手笔”。&&&&所谓开发区运动,就是各级政府都创办经济开发区,各级政府都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政府各级官员,都必须亲自上阵招商引资,完成规定的指标。其目的,就是用各级行政力量吸引各路资本,集中创办企业,加速工业发展。开发区运动的确大大加速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的投入,拓展了大陆现代工业的框架和规模。然而,撇开市场需求的引领,将经济建设当做政治运动来抓,层层下达经济指标,就像当年三反五反下达打老虎的指标一样,其荒谬可想而知。其间,出现了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官员腐败行为,浪费土地资源行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首长工程、烂尾工程满天飞,就不奇怪了。然而,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大力突破所有制的瓶颈,强劲推动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潜力巨大的多种经济成分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推动的国内经济市场,从而迎来了中国私有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开发区运动在背离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迎合、激发、促进了私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发育。而私有民营经济不像国有企业,后者亏损时有政府托底,而前者的整个生死存亡都维系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上。因此,借助“开发区运动”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私有民营企业,反过来为这个运动的荒谬托了底,才使这个运动没有像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那样败走麦城。&&&&再看城市化运动。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模式的快速形成和商品生产对劳动力、社会公共设施、流通渠道、第三产业需求的不断扩大,城市化的进程也必然大大提速,政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肩负着总体规划、全盘运筹、具体落实的重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无论城市化的速度如何加快,它的成熟,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决不是一个人为的揠苗助长的过程。&&&& 城市化为什么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首先要弄清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到一定规模,城市化才会水到渠成。而所谓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过程,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过程,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就可以促成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台湾土地制度的例子。台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开始,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在台湾城郊范围,如果一片农地被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其农用性质的,有的农地在规划中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可见,一片农业用地为什么几年十几年后才准许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就是政府在预期城市化的到来,这个等待的过程,就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的客观过程。&&&&然而,自新世纪伊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全然不顾这个过程,把城市化当成“集中力量”所办的一件头等大事,用摊大饼的方式,进行人为的城市扩张。在这之前,政府还屡次强调小城镇的建设,而到了新世纪,几乎各级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县级以上城市的突击扩张上。&&&&这个大手笔的荒谬,用一个典型的事例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一个县城,其经济发展状况是“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突出的变化,就掀起了造城运动,将旧城撇在一边,重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其黑色幽默意义就在于此。&&&& 1992年到1998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但是,尽管如此,城市化进程却成为政府直接拉动GDP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杠杆。&&&&然而,我们知道,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不大顾及市场回报和成本回收,一旦过度或超前,是没有持续性可言的。正像当年巴西“经济奇迹”出现后没几年,以两位数飞速窜升的GDP中的近一半,便成了无法清偿的债务。但是,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运动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却似乎仍然“长盛不衰”,且愈演愈烈,为什么?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是由房地产产业支撑的。而中国的房地产业之所以具有畸形而顽强的生命力,则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和中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半”商品经济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城市化进程中的房地产业不仅和政府的利益紧密勾连,而且和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房地产市场紧密勾连。我们不妨来看看:政府“集中力量”打造“水泥森林”,在半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第一,在商品经济中,土地性质的不同用途,会产生巨大的价格落差。这是常识,但这种常识引发的另一个局面就是:当政府集中资源将城市做大做美时,实质上是在打造优质生存空间,而优质生存空间和乡野小镇之间在文化、品位、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反差越大,前者的土地资源就越不可再生,就越昂贵,其升值的空间就越大;第二,由此,城市房地产业因优质生存空间地价的不断攀升而崛起,其间,由于优质生存空间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因而具有极强的保值升值功能,导致了城市房产具有双重性质:居住;作为固定资本保值升值。城市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城市房产的双重性质,决定了需求和房价的不断攀升;第三,因此,对城市房产的需求构成中,除了原居民及部分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居住、经营需求外,还有一大批属于社会富裕阶层的白领、企业家、客商、各界知名人士、官员等等,在他们的需求中,不仅通过居住享受“优质生存空间”,而且购买多处房产作为固定资产保值升值。也就是说,以房地产业的崛起为主要标志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吸纳的主要人群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中等阶层和富裕阶层。城市越大,行政级别越高,这种现象就越严重。这和以吸纳农村人口为主的一般城市化进程的预期背道而驰;第四,在土地国有制度下,土地的主人是政府。而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政府不断卖地的过程。随着土地越卖越贵,政府从巨额土地出让金中获利就越大。之所以最后形成土地财政依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超出GDP的增速,主要来自于政府土地收入的高速增长;其二,城市房地产业和各行实体经济及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互动”,大量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转向投资房地产,政府的各项税收也实现了“此消彼长”的平移。&&&&不仅如此,由于大陆物权法迟至2007年才正式出台,或者各级地方政府漠视权利人的权利已成习惯,因而政府还能魔术般地制造出“刚性居住需求”。比如一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在城市改造中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脑袋一拍,就可以强制性地将成片的老居民区拆迁掉,另砌小区。尽管成百上千的原住居民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住上新房依然要掏出一部分钱,这样,一座城市成千上万原住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就被政府人为地制造出来了。而这些原住居民岂止就重购一套新房?他们连带消费的还有:新房装潢;全套新家具;全套新家用电器;新厨具和床上用品等等。应该说,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刚性”市场需求,真乃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比起凯恩斯来,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百倍”了。&&&&而城市房地产产业带动的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恐怕更是非同小可,其中有多大的投资规模?解决了多少就业岗位?创造了多少产值利润?提升了多少“GDP”?不说这些,就是全国城市化中的“大拆大建”现场,就吸纳了上亿农民工,尽管农民工是“两栖动物”,最终不能被城市接受,但如果大陆农村每个家庭中有一至两个成员进城打工,其收入对这些家庭就“相当可观”,可以“有效”补贴家用,因而农村改革后依然捉襟见肘的“三农”问题,就被暂时掩盖了。&&&&这就是大陆房地产在中国GDP增速中“一枝独秀、金枪不倒”的奥秘所在。 然而,依靠拔苗助长和运动式的城市化进程所达到的GDP增速,是不能持久的。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规模,是有底线的,比如,各个行政级别的城市,其规模和功能的定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它在其行政区域内“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能力的极限。试想,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地市级城市,也提出“打造国际大都市”,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条件吗?因此,将每一座城市的扩展空间想像至无限,是极其幼稚的;第二,随着各级城市的扩张,其房产需求终究会达到饱和,房价终究要下跌。而且这种饱和和下跌,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由低向高蔓延。因为大陆市场经济为城市化托底的力量十分有限,尽管城市房地产为中国的市场增添了不少活力,然而它同时也在消磨它的潜力,缩小它的发展空间。比如,高昂的房价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他们每月交付的“房价”透支了他们对其他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导致这些消费品生产的萎缩,与此同时,随着房价的跌落,房产的保值升值功能将趋向于无,对城市房产的第二种需求――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将大大降低,甚至趋于零;第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利甚丰,但其支出也极其巨大。城市的公共设施,高昂的城市管理费用,都要政府掏腰包。因此,几乎各级政府都负债累累。而中国政府的庞大债务,恐怕最终要转嫁给老百姓。&&&&最后,我们必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的“过度”和“超前”,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然而,却并没有发生巴西式的“饿饭”现象。尽管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已十分惊人,但如果将2000元左右人民币的月收入作为“贫”的一端人群的消费空间和购买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三口之家有两个人工作,那么四千元左右的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的温饱,还可以购买一些耐用消费品。当然,如果买了房子还房贷,或者供孩子上大学,或者买车养车,就非常吃力了。如此,从全社会成员的平均消费空间和购买力考量,目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恩格尔系数中等偏下;第二,部分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较高,且有不小的增长空间;第三,高档消费品在高中端阶层中得到相当普及之后,再向底层社会成员普及,将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空档期。因为2000元人民币的月收入,对于相当一部分底层居民而言,再有大幅提高已经非常困难;第四,就全体居民整体购买力而言,抵御恶性通贷膨胀风险的能力较强。这个能力的底线,就是不至于饿饭。&&&&就是说,即便政府“投资性拉动”的过度和超前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但居民个人消费空间和购买力,在整体上还处于缓慢上行期。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原因。这些历史原因分析如下:&&&&其一,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农村的“大包干”,实质上是第二次土地改革,农民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放。这个解放意义非凡,它不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解决了大陆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给的问题。尽管后来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工业用途大为拓展,出现了大量进口的情况,但重要的是大陆具备了农产品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一点,为中国改革进程中通胀突破恩格尔“天花”的“饿饭风险”垫了底。这也是大陆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工资上涨速度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二,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走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根本改变了每一个家庭的消费结构。中共建国之初,大陆家庭的组成仍然是传统的多子女家庭。而一个三孩到五孩的家庭,即使其父母的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其“恩格尔系数”仍会居高不下,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依然会非常低。而一个孩子的家庭,其消费状况却可以完全改观。也就是说,在一孩家庭中,用于食品等基本用度的支出可大大降低,而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消费的支出可以大幅度提高。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大陆普通家庭在教育支出、住房支出、医疗支出、通讯支出、文化娱乐支出等高出改革开放前若干倍的情况下,仍能承受生活压力的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几亿农民消费空间的拓展和购买力的提高,致使中低档耐用消费品在农村达到了基本普及。同时大陆几亿农民消费空间的拓展和购买力的提高,也为全国居民个人消费空间的增长保了底。而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有如下三个来源:之一,农村改革使农民在自己的承包地或承包水域可以自由种植养殖,多种经营蓬勃发展,而农副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为农民创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之二,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小商品市场的建立,吸纳了大量农民尤其是城郊农民加入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队伍,也就是说,大量农民加入了中小商品加工和经销的庞大队伍,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空间;之三,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面积吸纳了农民工,这几亿农民工的工资虽然微薄,但仍能补贴家用,并使他们在温饱之余尚可进行中低档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其四,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采购一直都是政府节约财政支出、拉动国内内需、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凯恩斯理论对政府采购在解决国内消费、投资总需求不足中的作用,尤其推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各级政府的采购,对拉动国内消费投资总需求的作用,恐怕要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我们不妨试举几例:首先,由纸质办公到电子办公,这一“历史转身”中各级政府和事位单位需要购进的电子办公用品,将是怎样一个庞大的支出?不仅如此,中国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极为严重,政府官员和当事人从采购中拿回扣,或者任意高价采购从中套取所谓“佣金”,已经十分普遍。一台数千元的电脑却用上万元买回来,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其次,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级各地政府几乎一窝蜂地改建、扩充“衙门”,且无不追求宽敞舒适,富丽堂皇,算算看,这又需要多少纳税人的银子?又给开发商和工程队带来了多少生意?不仅如此,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管理和城市设施和绿化的护养,都必须由政府出面对外采购工程和服务,这又“拉动”了多少“投资内需”?第三,然而,真正的政府采购“大鳄”,却是每年近万亿的“三公消费”。一个中小城市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如果一时严禁“公款吃喝”,那么整座城市几乎一半的饭店就面临着关门倒闭,如果失去政府数百万辆公车的采购、保养和维修,中国的汽车产业将会面临怎样的尴尬?严禁公费出国和公费旅游?那么航空公司飞机的上座率要下降不少吧?星级酒店的生意也要萧条不少吧?总之,政府采购中的过度采购和浪费、三公消费中各级官员的“超级个人享受”虽然占用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致使政府对教育、医改、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也的确“空前地”拉动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几乎占了“国内总需求”的半壁江山,对于中国大陆GDP的增速可谓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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