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
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提供石雕、嘉祥石雕、石雕牌坊、动物石雕、寺庙石雕等石料工艺品类产品
咨询电话：
您当前的位置&&&&
村口石牌坊|村庄石雕牌坊|乡村石雕牌坊生产
村口石牌坊|村庄石雕牌坊|乡村石雕牌坊生产制作厂家
嘉祥县文正石雕艺术厂是知名的石雕牌坊,石雕牌坊生产厂家,专业生产村口石牌坊,村庄石雕牌坊,乡村石雕牌坊,可根据石雕牌坊图片定做加工,价格优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选购。 安放石雕牌坊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而石雕牌坊本身也是古代民风民俗的一种重要载
嘉祥县文正石雕艺术厂是知名的石雕牌坊,石雕牌坊生产厂家,专业生产村口石牌坊,村庄石雕牌坊,乡村石雕牌坊,可根据石雕牌坊图片定做加工,价格优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选购。
&&&&& 安放石雕牌坊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而石雕牌坊本身也是古代民风民俗的一种重要载体，不仅有宣扬敬老爱幼、乡亲邻里和睦、乐善好施、行善积德、民间神祗崇拜等民风民俗等内容的石雕牌坊，而且可以说在每一座牌坊上都展示着丰富多彩的中 国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诸如，玉皇大帝信仰、关公信仰、八仙信仰、妈祖信仰、城隍信仰、 山神信仰、龙王龙母信仰等各种民间神仙信仰。牌坊上所雕绘的龙、凤、狮、虎、豹、鹿、马、 鹤、龟、喜鹊、春燕、鲤鱼、牡丹、荷花、水仙、荚蓉、梅花、兰花、竹子、松树等被民间奉为祥 瑞吉泰的种种动植物及其由这些祥瑞吉泰物组合雕刻而成的幅幅图案，无一不生动地展示 着中国古代的民风民俗。
&&&&& 石雕牌坊是纪念追思。牌坊虽属“建筑”之列，但它又与碑有相通之处，可以用以记载已曾发 生过的有关事情，可以刻载坊主的姓名、科第、官爵，立坊人的姓名、科第、官爵及立坊的时 间等文字，还可以刻载坊主的业绩、功勋、所获荣誉、恩宠及对坊主的旌表、颂扬、纪念等方面的文字，因此立牌坊犹如树碑一样，常被人们用来表示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或对 先贤或先人的纪念和追思。诸如，历史纪念牌坊、军政功德牌坊、科第功名牌坊、忠正名节 牌坊、孝子孝女牌坊、贞女节妇牌坊、祖庙宗祠牌坊、名贤祠堂牌坊等都具有这一功能。
&&&&& 古人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不论哪一座牌坊，无一不蕴含和表 达着人们的复杂情感，或缅怀，或表彰，或同情，或祝福，或敬仰，或崇拜，或颂扬，或仰慕，或衷悼，或引以为豪……石雕牌坊是情感承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一座牌坊都是人们某一种或几种特定情感的物化。诸如，百岁寿庆牌坊主要表达祝福、敬仰之情，忠正名节牌坊主要表达敬仰、颂扬、缅怀之情，达官名宦牌坊主要表达自豪、仰慕、崇敬之情，祖庙宗祠牌坊、名贤祠堂牌坊主要表达缅怀纪念之情等等。
&&&&& 石雕牌坊是夸耀标榜。牌坊多立于人们往来必经之处和热闹繁华的大庭广众之地，这些地方 正是人们夸耀、标榜的最佳场所，同时，牌坊既能刻载文字，又形态优美，备受人们注目，因此无疑也是用以夸耀标榜的最好载体。所以，牌坊常被用来夸耀标榜功名、官爵、家世、身份、地位、功勋、门第、荣誉及所受帝王的恩宠等等。
山东省嘉祥县文正石雕艺术厂
电&&& 话： 86
移动电话：
传&&& 真： 86
地&&& 址： 中国 山东 嘉祥县 山东济宁市嘉祥县开发区石雕艺术城内
邮&&& 编： 272400& 电子邮箱：
原文地址：
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开发区石雕艺术城内
邮箱地址：
主营产品：
联&&系&&人：
公司名称：
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
电&&&&&&&&话：
邮箱地址：
传&&&&&&&&真：
手&&&&&&&&机：
邮&&&&&&&&编：
网&&&&&&&&址：
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开发区石雕艺术城内
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石料工艺品
嘉祥文正石雕艺术厂产品
以上信息来自互联网，本站不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五味杂陈说故乡——豫东农村纪实
五味杂陈说故乡
因老父亲重病，前段时间在家乡呆了将近两个月。
家乡，对远方的游子而言，是个神圣的字眼，是梦里多次光顾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离家乡不远，又隔三差五地经常回去看望老父母，所以我算不上游子。但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一点也不比数年不回家的游子差。家乡，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我就是吃着家乡的小麦、玉米、红薯长大的。无论变动了多少工作单位，我都忘不了老家村头那条弯曲的小路。我就是从那条小路上走向错综复杂的社会、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开始了我摸爬滚打的人生。以往，我每年都要回老家三四次，但都是蜻蜓点水，坐车来坐车回，和父母亲在一起呆上两三个小时，吃顿饭，拉拉呱，用老家的话说，“打个卯就回去了”。对家乡现实状况的了解只是一些皮毛。这次不同，因老父亲病危，我要尽儿子的义务，在老家正儿八经地住了近两个月。期间，和村中的长辈们、儿童时代的玩伴们、中小学的同学们、我的堂兄弟们、还有村里和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对农村各方面的情况都作了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了解越多感慨越多，说不上是为家乡高兴还是为家乡难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五味杂陈说家乡》。
我的老家——王庄，是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座落在豫东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全村实际人口二百四十来人，分地人口二百一十来人，每人接近一亩地。三十多个没地的人，一部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分田单干时不该分地，一部分因为分地当年没有出生，还有一部分是外村嫁过来的新媳妇。
村庄土地质量尚可，为两合土。一年收成两季，绝大部分农户，习惯小麦、玉米轮茬耕种。亩产量，一般年成小麦、玉米各八百斤左右，丰年可达到千斤，灾年只有五六百斤或更少。
一、家乡的环境
家乡的在是臭水坑；二是没有农药、化肥种不成庄稼，土地板结厉害。
豫东农村有栽树的习惯。修桥、补路、栽树是传统美德。每到春天，凡能够栽树的空地都要栽上树。到一个村庄去，首先看到的是繁茂的树林而不是房屋。这些环绕村庄的树林俗称“围村林”。近几年，“围村林”越发展越大，将本来是菜园的土地也侵占了。我们附近的一带村庄，过去大多种菜，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有一个顺口溜说：“前楼的芹菜后楼的葱，王庄的黄瓜绿盈盈，毕营的白菜垛成垛，孙庄的大蒜拧成绠。”菜园多位于村庄周围。在我的少年时代，夏天每到傍晚，酷热消退，大人从生产队大田里干活回来，小孩从学校放学回来，男女老少便聚集到菜园里——那时菜园是自留地。浇水、除草、绑秧、采摘等等。大人一边干活一边拉呱，小孩则在黄瓜、豆角架间钻来钻去。谁家的香白瓜熟了，大人会把那些长得不周正的、小的或者认为到集市上卖不上价钱的，随手扔给玩耍的小孩吃，这时，小孩子们便雀跃欢呼起来。傍晚时分家乡的菜园，避暑乘凉其乐融融。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人们自愿从事的快乐行为。我觉得，那时菜园的劳作，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境界。
生产队被强行解散后，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自留地”这个名称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是，菜园没有消失，傍晚时分热闹欢快地劳作场面仍在继续。随后的日子，不知哪一家首先在菜园里栽上了树，他两边的地邻觉得自己不栽树就要吃亏，树荫旁能长出什么好菜？就也栽上了树。于是连锁反应，菜园全部栽上了树。清脆欲滴五颜六色的菜园变成了黑压压的树林。菜园里的愉快傍晚当然也不复存在。不仅仅是我们庄，其它庄也大都如此。我这次在老家，从集市上买来的菜竟然来自50公里之外的农贸批发市场。“集体散了，人心也散了。谁爱干啥谁干啥，谁能管住谁呀？”当我对菜园消失表示惋惜时，一个长辈长叹一声对我说。
村前的水坑是我十分怀念的地方。我至今仍十分骄傲的游泳水平，就是从这个坑里起步的。在附近的村庄中，我们庄的水坑最大。坑边的湿地，生长着芦苇；里面的浅水处，是一大片莲藕。芦苇深处，不知名的水鸟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从夏到秋，这片碧水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夏天，头顶着荷叶采荷花摘莲蓬；秋天，在芦苇丛中撅芦花玩游戏。坑中的水，除暴雨过后的十来天是混浊的，其余时间都清澈透明。夏天正午前后，人们在坑中洗澡游泳，比赛扎猛子时谁扎得深扎得远。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水坑从没干涸过，只不过在冬天水位稍微下降。这次回家，我特意到坑边转转，想找回一点儿时的美好回忆，结果大失所望。只见坑底残存着些许黑乎乎的污水。坑半坡堆满了五颜六色臭哄哄的垃圾。原来，分田单干后，只有这个坑因无法分配而成为公共财产。人们需要用土时，不舍得在自己的地里起，便都到这里来挖。慢慢地，坑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有人将隔水的胶泥层挖掉，坑再也保不水了。即使暴雨时坑被下满，不到两天便很快渗入地下。生产队解散后，大集体用来积肥的大粪坑也没了，各家各户的垃圾都往这里倒，特别是村里有两户下粉条的手工作坊，产生的废水全部往这坑里排，使这个水坑即使在冬天都散发着臭气。过去在坑边散步，闻荷香，听鸟叫，观水波，无比惬意和享受；现在看垃圾，闻臭气，耳中一团死寂，则感到非常失落和痛苦。
环境被破坏也表现在种地上。现在种地，一靠化肥二靠农药。没有化肥，庄稼不丰产；没有农药，庄稼种不成。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句农谚说的是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公社时期，因化肥工业正在蓬勃建设尚未投产，化肥不能满足供应，种庄稼主要依靠农家肥。为了农业丰收，农民自然把积肥当成重要的事情看待，掀起一个又一个积肥热潮：夏季割青草积绿肥，夏秋两季腐化秸秆积草肥，男性劳力到田野里去，没有不挎粪箕的，只要看到人畜粪便就铲回来交给生产队。各家各户饲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不仅仅为了吃肉卖钱，也是为了积肥。现在呢，各类积肥活动都没有了，种庄稼不用农家肥全靠化肥，农民戏称这样的土地为“卫生田”。有一次，我和堂兄弟到大田里走走，他指着自己的地说，我这块地，连个粪毛都没有，是标标准准的“卫生田”。化肥用量足，庄稼就长得好；用量不够，庄稼就长得差。有些没钱的农民，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没钱买化肥，庄稼长得越差。庄稼长得越差就越没钱。长期使用化肥的结果，一导致土地板结，二使病虫害频发。现在有的农民也意识到只用化肥的危害而开始使用农家肥。因为有人把化肥和农家肥混用，庄稼长得又黑又壮，产量又高，病虫害又少。纯用化肥的就没有这个效果。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们要掏腰包向养殖专业户购买。
农药的使用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这自然是因为病虫害增加。过去，只有种棉花才打药。现在，种任何庄稼，即使过去从不打药的玉米、红薯，都要打药，可以说，没有农药，什么庄稼也长不成。对于病虫害泛滥，农民自己也纳闷，咋会有这么多虫、菌、病毒啊？简直是邪门了。尤其是蔬菜，打药更勤。蔬菜上的农药滥用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菜农对我说了实话，以豆角为例，如果第二天准备买豆角，头天下午摘下来，要先在兑上农药的水里泡一夜。这样药味能把虫从里面熏出来。菜上没虫，又显得水灵，还增加了重量，第二天到市场上能卖好价钱。菜农自己吃的菜，则一点农药也不打，有虫人工捉。我和这个菜农关系很熟悉，他对我说，你要吃菜，到我这来拿，保证没农药。你要是到集上买，给你说个诀窍，哪个菜有虫眼你买哪个，虫眼越多越放心，那样的菜打药少。最后他感叹地说，也不知城里人的胃咋就那么好，菜上那么多农药吃下去硬是没事。残留农药的蔬菜吃下去真没事吗？不是的。只不过它还没有达到致病或致命的剂量。因吃了有毒韭菜差点丧命的事前几年在家乡就发生过。有一个村庄以种菜远近闻名。尤其是他们村的韭菜更是为人称道，棵大叶长肉厚。韭菜根部好生蛴螬。以往治蛴螬是用六六粉拌在土里，时间长了，蛴螬产生抗药性。有一年，他们在韭菜根部的土里灌上剧毒农药3911。蛴螬是没有了，韭菜长势也很好，但吃韭菜的人却几乎把命赔上。从此，这个庄蔬菜的名声彻底臭了，蔬菜卖不出去，村民只好全部改种庄稼。
毒蔬菜、毒大米、地沟油、苏丹红这些违害食品安全的东西频频出现，是“一切向钱看”的必然恶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所谓“硬道理发展”，势必要产生各种各样的畸胎。
二、农村的收入
受宣传的影响，大家一定以为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民过的都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能说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少得可怜。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种地和打工。
一次和几个堂兄弟闲谈，我问一亩地一年能收入多少，回答是连麦带秋700多块钱。我感到诧异，说不至于吧，现在粮食这么贵，一斤都一块钱了。几个堂兄弟说，别不相信，算算账你就知道了。他们七嘴八舌地给我算了一笔账。夏季小麦、秋季玉米亩产都按800斤，每斤价格国家收购价1.02元，化肥、农药、种子、电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按现行价格。一亩小麦年收入816元，支出530元，年纯收入286元。一亩玉米年收入816元，支出467元，年纯收入349元。国家每亩地补帖81元。夏季加秋季加国家补贴一亩地年纯收入为716元。丰收年景年纯收入可达近千元，歉收年景刚够本甚至赔本。就像今年秋季，玉米正需要阳光的时候却一个多月连阴天，玉米不长面，造成减产，亩产只有500斤，一亩地纯收入才40来块钱。“指望种地发不了财”，一个堂兄弟长叹一声。“粮食不涨价，化肥、农药死劲涨，种地咋能赚钱呢？化肥过去20块钱一袋，现在一袋都180了。”这种算法，投入的劳动还不算价值。如果把劳动力的价值计入成本，种地基本上不赚钱甚至还要亏损。
&&&&“那还种地干啥？出去打工也比这挣得多。”我说。
“不种地吃啥？”堂兄弟反问我。“打工是年轻人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打上工。像俺这45岁以上的，到外地打工没人要了。”他说的是实情。村里面从18岁到45岁年龄段的壮劳力，约50人，在江苏昆山、广东东莞、山东荷泽等地长期打工的只有一半。45岁以上的则在附近村庄打零工。比方盖房子、垒墙头、下粉条、装粮食、缝包装袋等。
&出外长期打工的，根据工作的辛苦和复杂程度，月收入1500到3000块钱不等，出苦力比方搞建筑工资就高些，干轻活比方打扫卫生工资就低些，除掉吃饭租房等费用，人均年收入约15000元左右。
&在本地农村打零工的按天计资，每天40到120元不等。晒粉条等轻活一天40块钱，下细粉、盖房等重活一天120块钱。同一个作业场所，技术程度不同收入也不同。如果你有技术，比如盖房砌墙的头把刀，下粉条的技师，找工作就容易些，工资给的也高。如果你是搬砖和泥、端细粉把的力工，找工作就困难些，即使用你工资也压的较低。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近一倍。在当地打工的，人均年收入约6000来块钱，男人高于这个数目，女人低于这个数目。
本地打工都是通过亲戚、熟人和朋友互相介绍，口头说定工作范围和待遇，没什么合同之类的文字性约束。因为都是乡邻乡亲，产生劳动纠纷大部分都是调解解决。但最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好解决，那就是打工时发生的工伤，这个问题下面我会谈到。
&&吃饭靠种地，花钱靠打工，是农村的基本状况。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内心非常沉重，非常震惊，也非常内疚。沉重的是农村致富的路还很长很长，震惊的是农村实际状况远不像报纸电视上说的那样如花似锦，内疚的是我们这些喝着家乡的水长大，现在被乡亲们认为还不些能力的人，到底为家乡做了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喝的一瓶酒，就是乡亲们一亩地全年的收入啊！我们吃的一顿饭，就是乡亲们几亩地全年的收入啊！昔日白居易目睹农民割麦的艰辛，曾发出“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感慨。现在听了村民的述说，对这句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白居易仅仅是感慨吗？不，他还有强烈的自责。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老家也是农村的，有一次闲谈时，他对我说：“每当我想吸好烟喝好酒，不把钱当钱时，我就赶紧回一趟老家。为啥？农村困难。百把十块，对咱不算啥，对农民却是好大一笔钱！回一趟老家，让我受一回教育。花钱再也不大手大脚。”更进一步想，我觉得政府官员不应该只呆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到基层去，像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一样，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抓农业的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抓工业的深入到企业和工人中间，抓教育的深入到学校和教师中间，了解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困难。封建时代的官员尚能深入基层微服私访，尚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思想境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宗旨的共产党员更应该做到这一点，我们理应比封建时代的官员有更高尚的情操。
（以下是种地成本计算，都是一些枯燥的数字。为了准确，我调查了将近三十位村民。读者如没兴趣，可以跳过去不看。
账单如下：
亩产均按一般年成，小麦、玉米各800斤，价格按国家收购价格1.02元/斤计算，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按现行价格计算。。
每亩收入：800*1.02=816元
&&&& 1、犁地：60元
&&&& 2、底肥：一袋二铵（50公斤），180元
&&&& 3、种子：25斤，每斤3元，75元
&&&& 4、种子拌药：10元
&&&& 5、播种：15元
&&&& 6、追肥：80元
&&&& 7、浇水：一次15元，一般两次，30元
&&&& 8、打农药：一次10元，一般两次，20元
9、除草剂：10元
&&&& 10、收割：50元
每亩小麦收入816，每亩支出530，每亩小麦纯收入286元。
每亩收入:800*1.02=816元
&&&& 1、种子：40元
&&&& 2、播种：15元
&&&& 3、底肥：二铵40公斤146元
&&&& 4、追肥：二铵40公斤146元
&&&& 5、浇水：一次15元，一般两次，30元
&&&& 6、农药：打两遍药，丢一次砂子药共25元
7、除草剂:15元
&&&& 7、收割：50元
每亩玉米收入816元，每亩支出467元，每亩玉米纯收入349元。
每亩地国家补贴81元。
夏秋两季纯收入为:286+349+81=716元
小麦的盈亏平衡点为530/1.02=520斤;
玉米的盈亏平衡点为467/1.02=458斤;
也就是说，小麦亩产高于520斤盈利；低于520斤亏损。玉米亩产高于458斤盈利；低于458斤亏损。
以上计算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尚未计算在内。比如：劳动力的价格；水泵、水管、电线和农用车辆等生产器械的折旧。）
三、农村的人
有人说，农村现在是“386199”部队驻守。意思是全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其他人都出去打工了。
其实不尽然。农村人口为分三部分：出外打工的；在本地打工的；常在农村的。
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大多是18岁到45岁年龄段的男女壮劳力，未婚青少年占相当大的部分。除了打工挣钱这个目的，他们还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么精彩。他们从事的工作各种各样，有的干工厂，有的搞建筑，有的开出租，有的打扫卫生、送外卖，还有的跑到新疆去种地。他们带着对外部世界的热烈向往，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梦想，带着对新生活的殷切希望，走出黄土地，奔向大都市。已成家立业的，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为了家庭幸福，为了老人安度晚年，为了小孩不再像他们一样艰辛劳作，他们将孩子、土地扔给父母照看和耕种，自己一人，有的是夫妻两人，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时才回家看看。他们付出的是劳动、汗水、泪水甚至自己的肢体，带回的是金钱、喜悦、物质或者部分虚荣。在城市高楼大厦所形成的森林中间，在工厂各种机器的轰鸣吼叫中，他们奔忙穿梭，像树叶在树林中漂荡。他们中的有些人，因长期受城市生活的浸濡，不愿意再回到家乡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个别人甚至发生了婚姻危机。“现在打工的男人，烧得很，花得很。在外面碰上对眼的，就要和家里的老婆离婚。”一位留守妇女苦笑着对我说。并举例说，某某就差一点没离婚，亏了他爹坚决反对，他爹大骂儿子，说他要是敢把外边的野狐狸领到家里来，就敢打断他的腿，就敢永远不让他进这个家，这才算死活没有离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心系着家乡的黄土地，心系着家乡父老，心系着老婆孩子。那些未婚的年轻人，满以为离开农村能找到让他们幸福生活的快乐天地，到大都市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幸福和美好。他们非常想在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城市不能或不愿接纳他们，总是把他们当作农民工看待。因而他们非常无奈、苦闷、焦虑和沮丧。打工的意义是什么？未来在哪里？前途在何方？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到故土。在失望和迷茫中，在花花世界的诱惑下，在思想不健康人的教唆下，极个别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次在老家，一个长辈本来说好请我吃饭，到约定的时间又取消了。因为他在江苏昆山打工的独子，因抢劫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他要火速赶到昆山去。他的家属得知儿子被抓，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要知道这样咋着也不会让儿子去打工。他们的儿子我认识，是一个非常腼腆老实的年轻人。如果在农村，会是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村里人都说，这么一个老实的孩子，想一万回也不会想到他能犯这样的事。人能改造环境，环境也能改造人。在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各种思想的相互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因忍受不了打工生活的空虚、迷茫和被歧视，有人在打工几年后，毅然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还是家里好啊，城市的楼再高再漂亮它不属于咱，家里的房子再孬再破可它是咱的。在外面，只能听别人指使呵斥。只有在家，才觉得自己是主人。”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打工者这样对我说。他去年离开打工几年的昆山，决定回家乡创业，建塑料大棚种蘑菇。
&在本地农村打工的多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有部分年轻人。随着当地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农村作坊式企业的增加，在本地打工的人逐渐多起来。在本地打工绝大部分是打零工，因为当地没有什么正儿八经地企业。他们在附近城镇和村庄，遇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盖房子、垒墙头、下粉条、装粮食、缝包装袋、装修、刨树、收庄稼、扒旧房等等等等。打零工没保障，有活干没活就闲着，晴天干阴天就闲着，家里一有事情，比方婚丧嫁娶、串亲访友、头疼脑热，或者说不清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就不再出去打工，今天干明天不干是常有的事。和在城市打工不同，在本地打工不讲八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工伤保险，更没有职业卫生保护。雇主和打工者两方均没有《劳动法》的概念。我的一个堂兄弟帮人下粉条，每天工资130块钱左右。当我表示他的收入不低时，他说，你知道我们一天干多长时间吗？十二个小时！凌晨两点就要起床，下午两点才能结束。哪能像你坐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轻轻松松钱就到手了？他又说和他一起干活的有两位妇女，负责把粉条把儿往架子上挂，活轻一些，也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内，每人手托着十来公斤重的粉条把儿累计要走十公里。可工资只有他的一半多。“挣钱比吃屎都难，花钱比淌水都快！”，堂兄弟大发感慨。工伤事故在打工者中也时有发生。如果出了事故，打工者往往得不到多少赔偿。邻村一个打工者盖房时从脚手架上栽下来，摔伤头部，在医院不治身亡，施工队只赔了三万块钱。我的一个童年伙伴，外号叫“独立营”，（下面我要写到他）下粉条时胳膊被卷进皮带而骨折，雇主出于怜悯才赔了一千块钱，“独立营”只好自认倒霉。
尽管在本地打零工没有在外打工收入高，有些年轻人特别是结过婚的也不愿出去。用他们的话说，在外打工，一不能照顾家庭，二在外吃饭住房都要掏钱，除掉这两样还有其它花销，刨东刨西剩不下几个“毛”儿。三还要忍受家庭分离的痛苦。在家打零工，收入少，但自在、痛快、能顾家。你看吧，早晨，人一个个从村里往外出，傍晚，又一个个从村外往里进。我曾以这些打工者为主体，以天空作背景，将他们用剪影的方式拍进相机，起名曰《打工去》和《归来》。
&第三部分是打工没人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极少部分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都是没结婚的半大小伙，多数是小皇帝。十亩地长一棵高粱——独苗。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农村干部搞计划生育工作很有人情味。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生第二胎就眼睁眼闭装看不见。只要生了男孩，对不起，计划吧。这样既干了工作又照顾了中国传统习惯。这些独苗男孩，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冻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从小就娇生惯养，根本谈不上吃苦耐劳。这些人也曾入加过打工大军的行列，因受不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纪律的约束，花光盘缠后，不长时间就回来了。回村以后，他们无所事事，整天凑在一起打牌赌博，喝酒聊天。高兴了偶尔也去邻村打两天零工。没有钱花，就伸手向爹娘要。
农村留守人员中，最辛苦的是那些父母。这些人多为六十岁左右。上有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下有刚会走路的孙子。儿子、儿媳出去打工后，孙子扔给他们照看。他们固守着世代居住的家园，照顾老人、看护孙子、做家务、种地收割、红事白事、添箱随礼、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他们所在的家，是全家的根据地、生活的主心骨和儿女返航归来的港湾。只要不农忙，大家就在村中或带着孙子晒太阳、或走东家串西家唠磕、或到田野里磨一圈，看看庄稼地里是不是又长草了生虫了等等。孙子已经上学的，按时到学校接送孙子。农忙时，他们起早贪黑地奔波在黄土地上。施肥、播种、除草、打药、收割，这些活儿大部分由他们干，好在他们年轻时都是种地能手。虽然知道种地不太划算，但也要种。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尽管他们也经常抱怨，抱怨化肥、柴油、农药又涨价了；抱怨老天爷不下雨了；抱怨老胳膊老腿干不动了；抱怨儿女不孝顺了；特别是抱怨儿女只管自己享福，让自己在家里替他们受罪了等等。抱怨归抱怨，他们的内心是充实的。地里长着粮食，树头结着果实，墙头爬满豆角，身旁有孙子嬉闹，花钱由儿女供给，他们还怕什么呢？他们也有伤心的时候。这伤心是他们为儿女付出那么多，儿女却不理解不孝顺，还动不动对他们恶声恶语地训斥。一个嫂子有一天哭天抹泪地对大伙儿诉苦，我不活了！谁想训一盘儿就训一盘儿，活着还有啥意思？原来她做的一件事不合儿子的心意，儿子急吼吼地凶了她一顿。他们最高兴的是打工的儿女归来，最担心的是儿女在外出事。他们的挂念像长长的丝线，一头拴在自己心头，一头拴在儿女身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还有一种人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名为打工实为卖淫的妇女。这种人大部分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属于长期在外打工者。按说，农村是传统观念的顽固堡垒，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一些传统道德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卖淫和偷情同是婚姻外性关系，同样为人所不耻，但卖淫和偷情比较起来，卖淫可以得到些许宽容，也许是“笑贫不笑娼”观念的重新泛起吧。这次在家去拜访邻村一位初中同学，见到他们村中一栋非常漂亮的两层别墅，鲜艳的外墙，宽大的阳台，欧式的门窗，透花铁艺围墙。“好漂亮！”我赞叹道。同学对我笑笑，神秘地说了句“看着怪好看实际不干净”，走到无人处，他对我说，这都是小楼主人两个姑娘当“小姐”挣的。这两个姑娘，对外说是在东莞的一个工厂打工，实际上是在卖淫。全村人心知肚明，只不过为了主人的尊严，谁也不点破罢了。
四、几个难忘的人
这次回乡，最让我感叹的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曾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回村后，我首先打听这四个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人生结局让我叹息不已。这四个人，一个叫“老海”，一个叫坡，另两个外号分别叫
“独立营”和“阿尔巴尼亚”。现在我分别叙说他们：
老海的大名叫毕陇海，一只眼有点残疾，眼白多眼珠少，农村叫“琉璃眼”，看什么不是太清楚。另外，走路一拐一拐的。没人喊他正儿八经地名字——毕陇海，都是叫他“瞎海”和“瞎老海”。他脾气很好，对于人们这样叫他，从没生过气。
老海如果活到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虽然我和他不同姓，但按辈份该喊他爷爷。他是个有点像鲁迅笔下阿Q一样的人物。大凡村中有些粗活重活力气活，比方盖房、拉土、烧砖、出粪，甚至杀猪宰羊需要人帮忙，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老海。“老海，帮个忙，把这坑粪给出了。”客气些的这样请求。
“瞎海，把那车土拉过来！”不客气的这样命令。 不管对客气的和不客气的，老海的回答一概是“中！”
活干完后，主人都要让老海好好吃一顿。所谓“好”，也就是比平常的饭好那么一点而已，但这已让老海非常满足了，如果能再喝到几杯酒，在老海回家的路上，便会有拿腔走调的豫剧声：“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
改革开放前，老海在生产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人物。如果哪天老海出门不在家，大家听不到他那大大咧咧的声音，总好像少了些什么。间或有人问一句：“老海这狗日的去哪了？”
老海什么事都爱凑热闹。用时髦的话说叫“爱参加集体活动”。这不仅仅是他光棍一条，单独一个人在家实在没意思，我想更主要是他的性格使然。我们庄还有另外一个光棍，外号叫“独立营”。同是光棍，“独立营”就和老海不一样，闲暇时间几乎不和外人打交道。
庄上的人都爱和老海开玩笑，大多是善意的，也有恶毒的——那都出自比老海辈长的人。“老海，把你娘从坟里扒出来，你再回回窖吧。也修理修理你那个瞎眼和拐腿。”老海这时候也玩笑着用恶毒的话反击别人。
看大人和老海说笑话老海不生气，我们这些小伙伴也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而且一望到他的影就齐声喊：“瞎老海，走路拐；走一步，摆三摆；左脚一拐到高山，右脚一拐到大海；一拐拐到小日本，吓得鬼子直叫爹。”
每逢这时候，老海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可不像对待大人那样客气，他会拐着脚撵过来，装出非常厉害的架势骂：“小兔崽子，八乎子黄黄，看我不打扁你们！”（“八乎子黄黄”有些网友可能看不懂，这是我们那一带长辈人骂小辈特别是小孩子的话。）我们就一边尖叫一边四下炸着跑。
其实，老海也不是真恼，撵几步，骂几声，吓唬吓唬我们就回去了。而对我们这些小伙伴，被老海撵着跑，是件非常开心的事。于是，看到老海，我们就一次次的喊，老海就一次次的撵。
后来，这就成了我们和老海之间的一种游戏，老海知道我们乐于被撵，也就装腔作势的故意撵我们。万一谁跑得慢被老海捉住了，那就倒霉了，老海会把他按在地上，狠挠他的胳肢窝，被挠的人痒痒得满地打滚。“还谝能不？”老海问。“不了，不了！”被按倒的告饶。——游戏到此结束。往往是，刚一脱离老海的控制，小伙伴就又大叫起来：“瞎老海，走路拐——”。
有一次，我正被老海撵着跑，被我父亲迎头拦住，狠剜我一眼，断喝一声：“‘瞎老海’也是你叫的吗？”说着，举起手里的锨就要往我屁股上拍，吓得我掉头就往回跑，一头撞在正在追的老海怀里。老海张开双臂，像老母鸡一样护住我，对我父亲说：“小孩子调皮胡闹闹，我都不当真，你还当啥真？”
“叫‘老海爷’！”我父亲命令。
“老海爷”我老老实实叫了一声。从此，再见到老海，尤其是我父亲在场的时候，我总是喊“老海爷”。可能是很少享受这种待遇，老海每见到我，脸上都笑模笑样的。
老海光棍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正因为他是光棍，一些有好处的事，生产队长总是派老海去。比如，到县城拉化肥，夏秋到地里守夜看庄稼等。到县城拉化肥有三毛钱的补助，到地里看庄稼可以烧红薯烧豆子吃。这些有好处的事，大伙都争着去，有时甚至和队长吵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叫他去不叫我去？唯独派老海谁也没意见，和一个残疾人光棍汉争，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一些没好处的事，比如下雨下雪天接送小学生上学下学、为女五保户老姚挑水送粮送柴火、放电影时跑着到别的村庄接片送片，马干完活后遛马、为马洗澡等，队长也派老海去。无论有好处还是没好处，老海每一件都干得非常认真。常常是有一声没一声的唱着豫剧干这些事情，有时也和五保户老姚开两句玩笑。
小时候，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半大孩子，都爱和老海在一起，冬天在牛屋听他讲故事，夏秋的夜晚和他一块垒坷垃窖烧红薯吃。像老海这种弱势群体，大集体的时候可以活得如鱼得水，离开了集体就变得像车辙里的鱼，没有几下蹦哒了。分田单干后，大家各顾各，各忙各。老海的庄稼长得不好。越是长得不好越没钱买化肥，越没钱买化肥庄稼长得越差。像他这种人，搞生产没能力，打工没人要。后来他干脆把地租给别人，自己四处游荡。他经济上非常困难，又没什么亲属子女，最后死在他那个四处漏风的小屋里，别说进医院了，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得知老海的结局，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们一块烧红薯时，红彤彤的坷垃窖将他的头脸也照得红彤彤的，那个影像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
“独立营”
“独立营”是个外号。和老海一样，他也是个光棍汉。
他比我大三四岁，上中学时却是一个班，因他坐过两次级。他的性格极其内向，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一般不和别人说话。但我俩却是极要好的朋友。他有什么话都愿对我说，喜悦愿同我分享，烦恼愿向我倾诉。可能是我在学习上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不像其他孩子嘲笑他“笨”，他在我这里得到了基本尊重的缘故吧。
“独立营”智商不是太高，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每次考试分数却很低，顶多及格而已。他的反应也不是太敏捷。因为这他很自鄙。无论在学校还是后来在社会，“独立营”都不顺当。倒霉的事总是时时跟着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成年后又找不到老婆。同龄人都能找到老婆你找不到，显得你这个人很无能很没成色很没出息。原本性格孤僻的他，出于自尊，更不愿和大家在一起。分田单干之前，村里的年轻人有什么事都是集体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常常十几个人一伙，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露天睡觉，嬉戏、打闹、讲故事、说笑话。这样的活动，“独立营”从来不参加，而是一个人带着席子和铺盖，找一个远离大伙的地方睡觉。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立营”。
改革开放分田单干后，生产队被解散了，“独立营”和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我大学毕业后，因忙于工作，很少回家乡，十五六年没见过我这位少年时的朋友。有几次回家，我向家人打听他的行踪，家里人都不太清楚。说现在各人顾各人，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都在忙自己的生活，谁到哪里谁干什么，又没义务互相通报，怎么能知道他在哪里呢？
当我见到“独立营”时，是去年在商丘市人民医院，他在等待作脾摘除和骨折复位手术。
噩运好像一直伴随着“独立营”。村里人说，“独立营”真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抓把大盐都生蛆，放屁都砸脚后跟。父母去世之后，他便独自一人生活。没有父母操心，他的婚姻更没有着落。他和老海不同，年轻体壮，便也加入了打工大军的行列。因木讷、内向、不善交际，只好在附近村庄打零工，帮人盖房子啦下细粉啦等等。有次盖房子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好脚手架不高，下面又有一堆草，除了皮肉伤没造成大的伤害。但施工队嫌他手脚不灵活不愿再要他。他只好去帮人下细粉。有一天正下粉时，右胳膊不小心被卷进皮带，工友们紧急拉闸，他的命总算保住了，但胳膊严重骨折。胳膊好了之后，下细粉的作坊也不敢再用他。但是，饭还是要吃的呀，在打工到处碰壁的时候，他不敢像其他人一样和老板讲价钱，只要有活干，就谢天谢地了，至于工资，给多给少都行。一天，碰到一户要扒旧房的，房顶已经拆掉，还剩四面土墙。问他愿不愿干，要干，100块钱，不干拉倒。这工钱实在太低了，但那段时间正好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寡妇。第二天，媒人和那个寡妇要到他家来看看，按照当地的规矩，“成不成，酒三瓶。”总得给人家弄吃弄喝吧，不干到哪弄钱呢？他就咬牙答应了。不幸的是，在扒房时，土墙突然倒塌，他慌忙躲避，没完全避开，被墙压在地下，造成脾脏破裂，胸部6根肋骨骨折。当我听说此事赶到医院探望时，他拉着我的手双泪长流。
这次回家，我向哥哥问起他，哥哥说，他已经去世了。从医院出来后，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远一点儿就气喘吁吁，后来只能在院子里走走或坐坐。有一天，突然大出血，还没送到医院就在半路上死了。
我沉默。久久的沉默。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比我小四五岁。这个外号是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当时农村放电影，除了中国电影外，还常放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像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等。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中国人民的“可靠朋友”，他们的电影放得更多。我记得的有：《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好像还有《山鹰之歌》。有一天有人说，你们看某某长得像不像阿尔巴尼亚人？大家哈哈大笑，“阿尔巴尼亚”这个外号就叫起来了。到后来，小伙伴们一见到他，就学着电影里的台词来一句：“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再后来，大家嫌“阿尔巴尼亚”叫着拗口，就简称“老阿”。
对这个外号，“老阿”是反感的，有几次甚至要给大伙儿翻脸。但是，“不怕不识号，就怕总是叫”，最后，他也只好默认了。
“老阿”的父亲快五十岁才有这个儿子。所以，对“老阿”看得特别娇。“老阿”想要什么，爹娘想方设法也要满足他。要天给天要地给地，要天上的星星也给摘下来。体力劳动更不会让他参加。“老阿”从小横草不掂竖草不拿，放屁都嫌屁股不舒服。小时候，他在家里面称王称霸无法无天，蛮横不讲理。奇怪的是，只要离开自己家门和小伙伴在一块，他比谁都老实。因为在外面没人理乎他那一套。长大后，“老阿”正事不干歪事干的不少：逃学、逛商店、赶闲集，见到好吃的就买，碰到看中的就要，自己从不劳动，没钱就向爹娘伸手，懒得出奇又好享受。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好吃懒做，标标准准的二流子。他的老爹不止一次叹着气数落他：“我死了看你咋过。”
爹娘去世后，“老阿”的日子的确不好过，尤其是爹娘去世不久，改革开放就开始了，生产队被解散，各家各户分田单干。这时的“老阿”哭天无泪。以往爹娘活着，生产队存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今，爹娘这棵大树没了，生产队这棵大树也没了。什么都得自己动手，不亲自干就要饿肚子，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生产队在，即使爹娘死了，按照“人六劳四”的分配政策，他至少不会被饿着。现在怎么办呢？让他在炎炎烈日下光膀子锄地吗？让他披星戴月浇水施肥吗？让他越是下雨越往外跑去抢收吗？对“老阿”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好在“老阿”这几年在和社会混混的交往中，学会了一样本事：谝。类似于东北话“忽悠”。他能把蚂蚁说成骆驼，公鸡说成凤凰，捕风捉影的事能说成是实际发生的。说真吧不真，说假吧又不全假。就是能侃会谝这个本事，让“老阿”的生计没有了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还过得挺滋润。
一个冬天的午后，村里来了位算命先生。正在墙根下晒太阳、百无聊赖的“老阿”，立即和算命先生侃了起来。三说两不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反正最后“老阿”回到家拿些简单的行装，跟着算命先生走了。渐渐地，我们那一带多了一位大师，这位大师抽签、打卦、看相、算命、看风水无所不能。这位大师就是“老阿”。
哥哥给我讲完这些，我憋住笑问：“就他？乾、艮、巽、兑这几个字都认不清，还能给人算命看风水？”哥哥回答：“你不信有人信。找他算命的，穷人还真不多。多数是有钱人和当官的，有些还是不小的官。都是算能不能再发大财，再做大官。”哥哥最后补充一句：“这世道邪门了。”
据说，“老阿”也不乐意给穷人算命，磨半天嘴，才挣三五块钱。给有钱人和官员算命，出手就是几百上千块，那才叫过瘾呢？
坡生在野外一条小河的半坡上，所以起名叫“坡”。
那天，坡的娘和妇女们正在打秫叶，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妇女们七手八脚的把她搀到避人的地方。等到农业社的马车赶过来准备把她往医院送时，坡已经生下来了。
坡小时候不怎么聪明，八九岁了，还不知道从一到十怎么数数，可能是大人没对他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吧。他“不识数”的事在我们庄流传很广。以至于在他长大以后，大家和他开玩笑时还在逗他：“坡，说说你家几口人？”
大家逗乐的是这么回事儿：上小学报名时，学校对学生有个简单的测试。比方问有几只胳膊几条腿几个手指头之类的。轮到坡时，老师问他，你家几口人？坡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老师和颜悦色地说，不用慌张仔细想想。大家都知道，坡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共五口人。坡想了半天回答：“俺大、俺娘、俺哥、俺姐、我。”“那到底是几口？”老师耐心地问。坡还是回答“俺大、俺娘、俺哥、俺姐、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五”来。周围人哈哈大笑，越笑坡越窘得很，越窘得很越是回答不上来。坡几乎哭出声来钻出人群回家了。上学后，其他小朋友都兴高采烈唯独坡呆着个脸。学什么都学不会，连连出洋相。最后，任凭他爹、老师和生产队长用尽一切办法，劝、哄、吓唬、揍，坡死也不到学校去。所以，坡上学的全部历史只有两个星期。
&坡的爹是生产队的犁耙手，负责犁地、耙地、赶车、播种等农活。当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吃过饭成群结队地往学校走的时候，坡却跟着他爹下地去了。他爹犁地他赶牛，他爹耙地他压耙，他爹赶车他坐车。渐渐，他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壮。其它小伙伴初中毕业了，坡也长成了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坡的数学水平，始终没有提高，长大以后也不太会算账。最可笑是他到集市上卖菜，因为不会算账，他把菜秤好，报出价钱后，对买东西的人说，你自己算吧，该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他这种卖菜的方式在我们那一带村庄传为笑谈。幸好那时社会风气很好，人都很诚实，买了东西，没人少给他一分钱。若是放到现在可就不好说了。坡还有一项特殊能力为大家所啧啧称道。那就是对猪、牛、羊配种、生殖日子的记忆。生产队的哪头牛几月几日该配种了，谁家的猪、羊几月几日该将了。对这些，坡记得一清二楚。有些长辈笑着骂他：大头账算不清，这个你记得怪准。
波最后死于艾滋病。
人民公社时期，收入差别不大。那时的分配政策是“人六劳四”，也就是参与分配的总资产，按人分配的部分占60%,按工分分配的占40%。这样可以保证那些老弱病残、劳动力弱的户也能吃上饭。当然，改革开放后这种分配政策被讥讽为“吃大锅饭”。参加劳动多的，工分高分红多，经济上也稍微比别人活泛些。分田单干后，大锅饭不吃了，户与户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了。那些脑袋瓜好使的生意人、家庭经济状况迅速好转，有些人为儿子盖起了新瓦房。坡身板虽好头脑不太灵活，他媳妇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常年不能干活。不但发家致富和他无缘，家境还有下滑的趋势。眼看着儿子的个头马上要赶上自己，坡非常焦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没有新房子娶不来儿媳妇。特别是看到别人的新房起了一座又一座，今天东院吹唢呐明天西院吹唢呐，左邻右舍都为孩子娶了媳妇，他急得嘴有都起了泡，下决心一定要把新房子盖起来。可是做生意自己不是那块料，凭劳动，一天到晚累死在地里面也发不了大财，自己又不能去偷去抢，怎么办呢？坡日思夜想这个问题。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喜讯，说到血站卖一次血可以得到六十块钱。坡闻听大喜，他身强体壮有的是血。尽管老婆坚决反对，他还是偷偷到血站去了。按血站安排，每十天到血站卖一次血。还没攒够盖新房的钱，坡就躺倒了。一开始，只觉得浑身没劲，以为是感冒，可怎么治疗也不见轻，直到和自己一块卖血的人死了两个，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后来确诊为艾滋病。原来，血站从卖血者身上抽取血液后，经过离心设备的处置，使血浆和红细胞分离，血站只要血浆，红细胞重新输回卖血者体内。由于血液混杂再加上消毒不严格，许多卖血者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坡就成为这众多不幸人中的一个。
坡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没给儿子盖上房娶上媳妇，死了我也合不上眼啊。”
五、农村的教育
我所说的农村教育，主要是初中以下的教育，亦即九年义务制教育。高中基本上全在县城，且高中不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范围，在这里不列入农村教育的范围。
学校布点是这样的：一个乡一到两所初中，几个村一所小学。按要求，每所小学，学生数不得少于150人。如果不少于150人，该学校要被撤掉。
农村教育状况实在不敢恭维，学校的在校学生越来越少。一个四十人的班级，只有一半的学生上课，最少的只有六七名学生。绝大多数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
“读书无用”是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读书无用论”，在文革期间是大批特批的话题。记得我小时候的一篇作文题目就叫：“狠批读书无用论，作好革命接班人”。那时，作父母的如果不让孩子读书，要受到大队和公社干部的批评。可以这样说，那时的儿童，除了白痴和呆傻，没有不上学的。现在的农村，“读书无用”的说法却大有市场。我的一个爱开玩笑的堂兄弟说：“识字识字，只要识俩字就够了。一个‘男’，一个‘女’，到城里打工进厕所不走错门就中了。这俩字要不认识，走错门被人家当成流氓打出来咋办？”。
不是农民目光短浅，更不是他们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读书的确没用。与其花钱费时读书，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小学和初中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范围，上学不拿学费；高中和大学不属于，上学要自己拿钱。从上高中开始，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等，一年要一万元左右。高中花费少些，低于一万元，上大学则需要一万大多。从高中到大学七年时间，要花费八九万块钱。过去上大学国家发给助学金，读书期间基本上不需要家庭拿钱供应。而且毕业之后，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现在呢，从理论上讲，你就是北大、清华毕业，也没人保证你有工作。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不多，个别成绩优秀的即使考上了，上四年大学要花五六万块钱。好不容易毕业了，因没有各种关系又找到工作。附近村庄就有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在家养猪的，网络上也有“研究生毕业回家务农，老父亲忧郁服毒自杀”的报道。上学不上学还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上是五八不上是四十。一大捆钱只换回一大捆书，一大捆书不见得换回一大捆钱。相当一部分村民这样认为。高中到大学这七年时间，如果外出打工，能挣十来万块钱，而上学要花八九万块钱，一正一反，要有十八九万块钱的差距。大学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还是两说。这样一比较一算账，农民就觉得上学不合算划不来。所以，大部分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有的甚至初中也不读完，就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南方打工去了。除非孩子成绩十分优秀，或者孩子本人愿意继续读高中。
学生越来越少，除了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村民们认为，还和学校管理混乱有一定的关系。 “在学校学不到啥东西”、“上学也是白上”、“
孩子在学校就是一天混三晌”。学校管理松懈表现为：1、教师的心思没用在教学上。农村老师多半是以前的民办教师，解散生产队搞单干时，他们都分有地。尽管后来民办老师转正成了公办教师，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抽回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和心思用在自己的土地上，什么时间该自己上课才什么时间到学校去。反正自己的家离学校很近。2、师资质量差。个别老师自己初中都没毕业，因为有关系而进入了教师队伍。试想：以其昏昏怎么能够使人昭昭？老百姓的话说，一个只能称半斤的秤砣，硬想称一斤重的东西，能称起来吗？有一个被传为笑谈的例子：一位女教师，小学学历，公公是村支书，嫁过来后安排成民办教师。可能因为学过的知识时间太长都忘光了，她不会拼音。上拼音课时，为了应付差事，便在家里先向自己的儿子学习，然后再去教学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大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因无法进入教师队伍去打工，而不称职的老师，用老百姓的话说，却“占着茅坑不拉屎”。3，学生迟到、早退、课堂中间溜出去玩，甚至不来上学，学校老师一概不管。除非这个学生故意捣乱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了，老师才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两句。
对于村民的这种说法，学校方面觉得很委屈，说这能全怪学校吗？有些事也得怪村民们自己。我的高中同学，许多人在学校当老师，有几个还是校长。说起这个话题，他们唉声叹气，说你不知道现在教学有多难，学生有多难管。作为老师，谁不想把书教好把事业干好？有些事有些学生，不是你不管而是你不敢管。现在的学生，大多弟兄一个，娇气得很，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老师要是批评了学生，懂道理的家长还好说，知道老师批评学生是为学生好，不说什么。不懂道理的就跑到学校大吵大闹，有的甚至要打老师。说你们只管上你们的课，俺的小孩爱学不学不叫你们管。老师也是人，谁愿干操心费力不讨好的事？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老师因为批评了学生，那个被批评的学生就招集同学，把老师家正在拔节的几亩玉米，一棵一棵全部踩倒。还有一件事，后来证实是传闻。说乡中学校长因为批评学生，晚上回家时，被几个学生埋伏截住，捆起来装进麻袋扔在路旁。我问起这件事时，几位同学说，捆起来是假的，用砖头砸他是真的。那位校长还以为碰到歹徒了呢，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拼命跑掉了。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学生和家长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老师们叹气说，这样的学生，碰见一个就倒八辈子霉了，要是人人都这样，教师就不要活了。还有一个让学校十分头疼的问题，就是学生的早恋。我一个任校长的老同学苦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脸皮有多厚。分座位时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不愿意一个桌，非要男女一个桌。五年级就谈恋爱，三年级就想找对象。男女学生公开手拉着手放学、上学。放学以后不回家，在周围的空房子里，或者在河边上，你搂着我我搂着你。要说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懂得什么狗屁爱情？咱们那时候，都上高中了，还不敢和女生说一句话，男女一个桌，中间还要划上‘三八线’，纯粹得一塌糊涂。现在的孩子呀，张狂得让人没法说。”我问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他回答，一是网络和电视等公共媒体的不良影响。网络和电视上经常放那些谈情说爱的节目，男女之间拥抱、接吻甚至还有更露骨的床上镜头。这些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影响极大。二是学生缺乏家庭教养。现在抚养孩子的不是父母而是爷爷奶奶，父母都出去打工了。爷爷奶奶对隔辈人或者是娇纵溺爱，或者因年纪大力不从心，只要孙子孙女没病没灾、活蹦乱跳就行了，儿子儿媳妇打工回来也好有个交待，至于道德品质上的要求，只要不打架斗殴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其它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反驳他，因为是同学，说得毫不客气：“不要光说社会和家庭原因，出现这些现象，难道你们学校和老师就没有责任？”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咋会没有呢，学校和老师之所以对学生采取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有些学生家长蛮横霸道不讲道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如果一所学校学生少于150人，这个学校要撤掉和其它学校合并。这给各个小学带来很大压力。教师的家都在学校附近，学校要是撤掉了，他们就得到离家较远的学校去，那时照顾家庭就不那么方便了。为了不被撤掉，除了弄虚作假上报学生数量，到外校借学生将教室坐满应付检查这些办法外，再就是要千方百计巩固生源，想办法留住学生。为了巩固生源，有些学校采取学生人数多少和老师工资挂钩的办法：一个老师负责十来名学生，这中间有一个学生弃学了，老师的工资每月要扣掉五十块钱，以此类推。这个办法，虽然使老师增强了一定的责任心，但也带来很大的弊端，那就是老师不再严肃批评和严格管理学生，对学生违犯纪律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以免学生产生敌对情绪而弃学。对于学生，遵守纪律学习成绩好的，让他们坐在前面；不好好学习故意捣乱的，让他们坐在后排。一个班四十来名学生，真正认真读书学习的，也就是那么十来个，都坐在一到三排，顶多到四排的中间位置。至于课堂纪律，只要不影响别的学生学习就行。学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个老师对我说，上课时，胆大的学生大模大样随意外出，胆小的悄悄往外溜，再胆小的从课桌中间像蛇一样贴着地皮偷偷爬到教室外。对这些，他一概装作看不见，爱咋着就咋着吧。教师毕竟有自己的职业良心，对这种现象，他们连连唉声叹气。在中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保证优秀生，巩固中等生，稳住差等生。对真正爱读书的学生，老师们还是打心眼里喜欢，并尽心尽力去施教。
和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递减相反，私立学校在校生却直线上升。有的私立学校甚至达到两三千人。我问村民，公立学校不收学费，私立学校一年要收四千多块钱，为什么不上公立学校却要上私立学校呢？难道钱多得没地方花了？他们回答说，公立学校没食堂，学生一天三顿饭要在家吃，社会治安那么差，还得一天三晌接送他们，这就要占住一个人。家里有老人还好说，这活由老人干了。家里没老人的，就浪费一个人不能出去打工。私立学校管得严，平常吃住在学校，两周才准回一次家。在校时，学生不准走出大门一步，只能在校园里活动。父母可以放心地出去打工，不至于担心儿女没吃没喝没人照顾。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省事、安心，全当学校给照看孩子了。听了村民的意见，我反问一个当校长的高中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能像私立学校一样也搞寄宿制？那样生源不就有保证了？他说经费哪里来？搞寄宿制，要有生活老师和炊事员，这些人的工资怎么开？私立学校收的是高价学费，老板有的是钱，我们的钱在哪里呢？总不能让校长个人掏腰包吧？我又问，私立学校那么红火，公立学校这样冷清，是不是公立学校管理有问题？他回答，也是也不是。说管理有问题，是教师没有积极性。比方你刚才说的寄宿制，假设我费事拉巴的把寄宿制搞起来了，我得多操多少心，有人说我好有人给我长工资吗？没有。我不搞少操多少心，有人说我不好有人扣我的工资吗？也没有。说不完全是管理上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大环境大气候决定的，个人无力回天。以前的农村教育不是曾经非常红火过吗？
农村教育现状，确实令人痛心和担忧。人的不平等，从教育起跑线上就开始了。作为农村孩子，在将来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怎么可能竞争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孩子呢？
六、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
前几年，国家出台了三条惠农政策，1、“新农合”；2、对六十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保险；3、免缴公粮（农业税）。这些政策实行后，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胡锦涛也因此在农民中间享有较好的口碑。
现在的农村医疗体系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以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新农合”是这样的，农民每人每年缴60块钱，国家另外补贴240块钱，用于大病治疗。看病时完全自费，出院后拿着医院开具的发票再到有关部门报销。医疗费用个人完全承担一部分，其余部分根据医院级别按比例报销，报销比例大致为：乡镇医院70%；县医院60%，省医院50%。
养老保险发放标准为：60周岁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60元钱。
农民对“新农合”和养老保险政策总体上满意，个别地方有意见。
农民满意的是，现在得了大病，“新农合”能报销部分费用，减轻了家庭负担，免除了因病而贫的担忧。“新农合”没实行之前，农户得了大病几乎要倾家荡产，有些户因此而返贫，不能出去打工挣钱还要花钱，恶性循环使这部分人很多年经济上都翻不了身。我的一个童年伙伴，他女儿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桥下，头部受伤大腿骨折。为给女儿看病，他花光自己的所有积蓄后，又向亲戚邻居借钱。他家中空荡荡的，除了锅灶、床、被褥这些不能没有的生活用品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摇头电扇。家庭的贫困状态看了令人无比心酸。那时，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看病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当时一个顺口溜很能说明农民的情绪：家家分田搞单干，合作医疗全解散，看病吃药没人管，得病就成穷光蛋。再加上当时有些工作人员在搞计划生育和征收公粮时对农民采用粗暴方式，使农民对政府怀有强烈地敌意。干部下乡，农民往往这样说：“日本鬼子进村了。”传说，一位领导下乡问农民缺什么，农民直言不讳地说，缺陈胜、吴广。三项惠农政策实行后，农民对政府的敌对情绪大大缓解。
农民不满意的是：“新农合”小病不给报，大病报销手续太复杂。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向一个堂兄弟调查他家的全年收入和支出情况。说到支出时，他说还有吃药看病的费用若干。我说，合作医疗不是能报销吗？你咋还算支出呢？他回答，唉，你不知道，乡医院200块钱以上而且住院才给报销。发烧感冒咳嗽这样的小病，大家都是到药店买药，或者让乡村医生看，花百把块钱只能自己掏腰包，就是花了三百四百，找他们报销还不够麻烦的，跑老远的路不说，还报不了几个。再说，医院的药贵，药店的药便宜，报销后在医院实际花的钱和在药店买药花的钱差不多。农民很不理解，过去的合作医疗看病吃药不要钱，现在的合作医疗为啥非要先花钱再报销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一道吗？当然，农民只是对报销不方便有意见，并不是对“新农合”有意见。对“新农合”，他们还是打心眼里拥护的。
对养老保险，和对“新农合”的态度一样，农民也是衷心拥护，对具体服务有意见。
有的乡规定，领取养老保险的人一年要照一次像，而且必须本人亲自到乡政府所在地去拍照，照一次像收取二十元的费用，说主要目的是怕人死了之后还继续冒领。这可苦了那些高龄老人。有些老人，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跟着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女生活，为了照像，只得长途奔波回老家。即使在本乡本土住着的老人，也觉得困难不小。到乡政府虽然只有十来里路，对年轻人来说，也就是一抬脚的事，但对于这些老人，那就是万里长城。有儿女在跟前的还好说，由儿女拉到乡政府去。没有儿女或儿女出去打工的，只好克服困难自己想法到乡里去。有的因此酿成惨剧。一对接近八十岁的夫妇，儿女不在家，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到乡政府去照像，由于年龄大反应慢手脚不灵活，结果半路上出了车祸，夫妇俩一死一伤。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农民骂乡政府“钱迷心窍”、“只想照像收钱不想为老百姓办事儿”，他们非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也知道这和上级无关，“好经都让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就在他们向我讲述这件事时，还怂恿我“你给发到网上去，让那些当官的狗东西倒霉。”。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所举例子均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我在这里隐去这个乡的真实地名。虽然如此，有些话我还是不吐不快。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能只说到嘴上写到纸上，而要真正落到实处。你离人民有多远，人民就离你有多远。你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就把你当亲人。你把人民当敌人，人民就把你当敌人。有人说农民“素质低”，是“刁民”、“愚民”，这是混账话。中国农民最知道孬好最懂道理。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些推小车的不都是农民吗？焦裕禄为什么在兰考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焦裕禄时刻把兰考人民的阴晴冷暖挂在心上！毛泽东主席在红军时期，就曾经要求党的干部：我们必须一切为群众着想，——“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党是靠群众起家的，试想，如果没有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共产党能建立新中国吗？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能走到群众门前而非要群众跑到自己门前呢？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切记，在群众面前，你不仅仅是你个人，还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人民群众就是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来认识党和国家。
七、农村的文化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形态，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又总是反映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港台、大陆尽管同是中华文化，现在看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区别是很大的。那时的港台会出现革命样板戏那样的作品吗？每个公社，每个工厂都会有文艺宣传队吗？不能，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是私人所有制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大陆是全民所有制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文化又和地域和地理形态密不可分。不同的地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很难想象，在深圳这个工作和生活节奏飞快的城市，会产生悠扬绵长的蒙古长调。那只有牧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听清风阵阵，看白云悠悠，独立旷野，四顾无人，为排遣内心寂寞，才会发出“哎呀喂”的长长的吼声。
农村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和经济形态的改变，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在电视尚未普及的毛泽东时代，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是看电影和听戏。
看电影，中年以上的人都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天还没黑，哪村放电影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吃过晚饭嘴一抹，社员们尤其是年轻人，就成群结队出发了。也许这部电影早就看过，但大家图的就是那份热闹，仍然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那时放电影，往往先放《新闻简报》，然后再放故事片。《新闻简报》除了时事新闻，还有农业技术知识。故事片则是战争片、反特片居多。除了中国电影，还放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比方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国家的电影。好像朝鲜的电影更多些，苏联电影印象中间只有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当时有一个顺口溜总结各国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看电影时，因为故事早就烂熟于胸，随着情节进展，电影中的人物刚一张口或者还未开口，观众就异口同声地把他的台词说出来了。另外和现在根本不同的是，人们只知道电影中人物的名字，关心他在电影中的命运和遭遇。比方《南征北战》中的“小胖”、《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小兵张嘎》中的张嘎，至于扮演这个人物的演员叫什么名字大家并不清楚并不关心。不像现在，人们更关心更清楚地是巩俐演了《红高粱》、刘德华演了《天下无贼》，巩俐和张艺谋分手后，又有几任男朋友——
七、农村的几种现象
1、金钱渗透的邻里关系
农村的邻里和人际关系，历来是非常纯朴的。一家有事，四邻会主动站出来帮忙。像婚丧嫁娶啦、盖房垒墙啦、有人重病送医院啦以及大人外出不在家小孩委托照看啦等等。我有事儿你帮忙，你有事儿我帮忙。虽然具有换工性质，但从没人计较过我给你干得多你给我干得少这样的事儿。对没有劳力的困难户，大家照顾得更多。——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通过这种相互帮忙，密切了邻里关系，使大家伙儿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近几年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种无偿帮忙的纯朴关系也打上了金钱的印记。这让我感到迷惑和吃惊：这还是我以前那个可爱的家乡吗？
这次回乡，亲眼见到一件事，一个年轻人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种蘑菇。搭建大棚这种活不是一个人能干了的，需要几个人联手。但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零工去了，不是到邻村盖房子，就是到粉条锅上下细粉。他只好出同等价格的工资才找到几个帮手。像这种事情，在过去只需要向别人打个招呼，就会有人过来无偿帮忙。但现在不行了，要用别人的劳力，就要付给别人工资。“不好意思白使人家”，这个年轻人说。任何使用劳动力的地方，都要付给劳动者工资。——劳动标标准准地成了一种商品，那种融合邻里感情的作用日渐退化。表明大家还是邻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本村的人请你帮忙，外村的活你就不好意思再去干了，哪怕外村给的工钱比本村的高。
雇主和雇工之间，大部分关系尚好，少部分也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我的另一个童年伙伴，帮村里人下粉条干到中间不干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不怕出力怕受气。原来有一次下粉，不知什么原因质量出些问题，雇主立即对他大声呵斥，最后竟有些骂骂咧咧。他一怒之下辞工而去。“他妈的，按辈份他得喊我叔，黑着个驴脸骂人，不就是他有俩臭钱吗？”看着他愤愤不平地模样，我本想告诉他，资本是冰冷的玩艺儿，它不照顾任何人情世故。想想算了吧，他一直生活在乡村传统道德圈里，生活在建国后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氛围里，仍旧在用毛泽东时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这样的道理他未必能听得进。他不知道，随着改革开放后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都要改变。骂人的权力，来自于财富多少而不是实际辈份。后来，他到另外一家粉条作坊下粉条去了。
一些重大事项，像盖房子、老人去世丧葬等，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法解决或解决起来有困难的，农村往往用“会”的形式去办理。所谓“会”，是一种松散的乡村组织，具有互相帮忙的性质，和过去的“互助组”类似。“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是被逼出来的。人民公社时期，像盖房子、埋死人这类需要很多人参与的事情，对生产队来说，办理起来轻而易举。分田单干后，各人有各人的事，各人干各人的活，依靠个人的力量办理这类事就显得困难重重。比方老人去世，按当地的习俗，儿女只能在灵堂里守孝而不能出去办其它事情。那么，宾客谁来接待？棺材谁来抬？丧葬事宜谁来安排？有一个小村庄，因为人少，抬棺材的人手都不够，只好花钱从别的村庄请人。现在，即使比较大的村庄，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办理这类事，人手也觉得明显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创造出“会”这种互助组织。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红事会”、“白事会”、“盖房会”等等。参加“会”的人家，都有相同性质的事情要办理，无非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比方，你今年盖房子，我明年才盖房子，他可能后年或者大后年才盖房子。——那么，经过商讨，咱们几家就可组成一个“盖房会”。大家约定，一家办事，其他家都要去帮忙，同时，还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或者粮食交给办事的户主。事情轮流办完了，“会”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会”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集中资金解决户主的经济困难，有点像银行的“灵存整取”。二是解决办事人手不够的问题。第三个作用是派生的，即通过这种形式，乡里乡亲显得热热合合的，产生了一种团结喜庆的气氛。过去，家家都不宽裕，第一种作用显得重要些。现在，随着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留守农村劳动力减少，第二种作用变得更重要。
金钱的强大渗透力不仅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其它方面。这次在家乡，我就见到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稀罕事儿：雇人哭丧。就是家中老人病故了，花钱雇人扮作孝子和孝女，跪在灵前痛哭。价格为每小时200块钱。雇来哭丧的人，和孝子一样披麻戴孝，一样哭爹哭娘，而且能哭出花样来。一边呼天扑地哭一边说着死者生前如何善良如何拉扯子女不容易等等，看其架势和态度，恨不得要和死者一同赴死。和孝子不同的是，雇来哭丧的人尽管声音很大听起来很悲痛，眼中却没有一滴眼泪。雇人哭丧这种现象，如果没有子女亲人，大家尚可理解；如果有后代，大家就会认为多此一举。但有的人因为做生意或者其它什么手段发财了，就想在乡里乡亲面前显摆一下。显摆表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的高大宽敞、生活的富裕优越、穿着的高档华丽，在丧葬上当然也要表现出来。有的雇人哭丧竟雇好几个，你听吧，丧礼上嚎啕痛哭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有钱烧的。”有人在暗地里撇嘴。“有钱就是好。”也有人羡慕叹气。
2、猪、羊、鸡少了狗多了
我记忆中的农村是田园牧歌式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傍晚：太阳落进西边的地平线，天空残留一抹金黄；家家户户响起“呼哒呼哒”的风车声，做饭炊烟形成的暮霭环绕在村庄四周；牛“哞哞”地长叫着，羊“咩咩”地短叫着，从田野急匆匆返回村庄；猪一边“哼哼”一边在圈里打转转要求进食；习惯住窝的鸡纷纷钻进鸡窝，习惯在树上过夜的鸡呼啦啦飞上树梢。这种难忘的景象，至今还时时在我梦中出现。
如今，这种景象不见了。除了饲养专业户外，家家不再喂家禽家畜。问他们为什么不喂了？回答一是费事二是操心。猪羊和人一样，一天要吃三顿。人都早出晚归打工去了，哪有时间伺候它们？再说，操心费力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如果不喂专门的饲料，像以前那样自然喂养，一头二百斤的猪要将近一年时间，出圈后卖上一千来块钱，除掉成本才赚二三百块钱，太不合算了，随便出去打工也比这挣钱多。要是万一得个什么病死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的一个堂兄弟喂了十来头猪，原指望发一笔小财，没想到一场猪瘟横扫过来，猪全部死光，白白辛苦了半年。用他的话说，除了猪粪什么也没剩下。唯一的好处是，因为他的地施了农家肥，庄稼长得特别水灵特别茂盛特别碧绿。另外，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小偷儿太多太厉害。晚上没听到猪、牛、羊叫一声，天明起来看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偷走的。家畜家禽不喂了，也省得费力操心了。
因为盗贼多，狗的数量空前的多起来。家家户户都养狗，有的户甚至养两三只。和城市养宠物狗不同，农村养狗主要是为了看家护院保证安全。人如果白天在村里行走还略微放心些，晚上往往被吓得胆颤心惊。即使在白天，也要提防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狗，呲牙咧嘴对你示威性的狂吼。特别要提防那些头伏在前爪上，一声不叫，但眼珠却随着你走动而转动的狗。这样的狗，只要你敢越雷池一步，它准会毫不客气地扑上来。晚上没和主人联系好，千万不敢到别人家去串门。否则迎接你的很可能是狂扑乱撕。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夜里，只要一只狗带头叫一声，全村的狗便都跟着叫起来。狗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四面八方全是“汪汪”声，就像狂风卷起巨浪一样汹涌澎湃。在静静的夜里，听来十分惊心动魄。有时，甚至引得邻近村庄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方便干部下乡和邮递员投递，农村是不让养狗的。说句实话，那时社会治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不需要养狗。“现在不养狗不中啊，第一小偷太多，第二家里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光剩些老人小孩妇女在家，万一坏人来了咋办？有个狗好得多。起码狗一叫能报信，还能叫坏蛋害怕。”当我问道喂这么多狗干啥，村里人解释说。
3、生育观念变了
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历来被视为“天下第一难“。提起计划生育，乡村干部无不头疼万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不生儿子不罢休。和计生干部明顶暗抗的事屡屡发生。有的不和干部对着干，却软磨硬缠、东躲西藏，像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一样。总之非得生个儿子不可。
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好搞多了。主要是因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变了。
老一辈的生活经历使年轻人认识到，多子不是多福而是多罪。村里有个叫二春的，今年六十岁了，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当年不顾公社干部苦口婆心地劝说，连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姑娘。和他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人，儿女婚事都已办完。他还在为小儿子的婚姻发愁。“当时真傻呀”，二春现在后悔得不行，“要是搦死不犯法，我就把他们搦死了”。因为家穷盖不起新房，没有女孩子愿意嫁到他家。为了挣钱给最疼爱的小儿子盖新房，已六十岁的二春天天出去打工。为了多挣钱，还去干年轻人才干的重活。他的这番努力和苦心，小儿子并不领情，动不动就撂脸训斥他：“啥本事，连个媳妇都给我找不着！”最不像话的一次，爷俩争吵时，儿子竟然把老爹一下子推倒在地。如果不是邻居看不下去进行阻挡，老爹差一点要挨打。这使二春非常伤心。俗话说，“头生娇，老生娇”，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二春是非常疼爱的。万没想到小儿子会这样对待他。这个例子，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列举。说谁不孝顺提到它，说生孩子多了没好处也提到它。年轻人认为，如果二春不要那么多孩子，他不和其他人一样，早就享福了？还会年老的时候作难吗？还会因盖不起房狼狈吗？还会差一点被儿子揍吗？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男孩，从呱呱落地到结婚，不算衣食住行，仅上学和结婚这两项，就需要三十多万块钱。这个数字，对于大款大腕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却是天文数字。上面我给大家计算过农民一年的收入，仅靠种地，几辈子也攒不够盖房子的钱。现在农村盖新房都是两层楼，按现行材料价格约需十七八万块钱。如果不是楼房，女方就不同意结婚。所以，男方父母就是咬紧牙关，东挪西借也要把楼房撑起来。可以这么说，现在农村盖房，几乎没有不借钱的。有好几次，家乡人大老远跑到我这儿错钱。他们那种困难和窘境，不由得你不动恻隐之心。有些父母，在万般无奈和气急地时候，往往骂孩子是“前世作的孽”，“上辈子该你们欠你们的。”
在什么都要花钱的今天，既然多生孩子养不起，那就只好少生了。所以，计划生育这个老大难现在不那么难了。目前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儿子，一般不再要第二胎；如果头胎是女孩，可能会再要一个。只要不是封建思想特别严重非要儿子不可的人，三孩户四孩户在年轻人中间不多见。
（就在我准备将这篇文章发上来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河南省允许“双独户”生二胎。即，如果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允许生二胎。）
4、低俗文化盛行：脱衣舞、婚丧嫁娶时的淫唱，赌博
5、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出现
6、卖买婚姻和自由婚姻并行
7、宗教势力悄悄蔓延
应该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8、家族势力代替基层政权
10、名存实亡的火化政策、城镇化的建房
11、专业化悄然出现
八、希望在哪里？
写前面的七个小节，我几乎一气呵成。这一小节，我感到很难下笔，因为不知道怎么写。
尽管我在农村出生、长大，但我从事的不是农村工作。
&“分田单干”这样的小农经济能不能让农村变富呢？我只能回答“不可能”。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如果小农经济能致富，中国不早就是富裕国家了？那么怎样才能叫农村富裕呢？我只能回答“不知道”。——这是我难以下笔的主要原因。
我只能尽我的认识谈一些看法。
小岗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小岗村开始的。主流媒体宣传说：1978年冬，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小岗村，是因为农村目前的各种现状都和“分田单干”有密切关系。&
小岗村当年的“大包干”不叫“分田单干”，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农民都是叫“分田单干”。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文字含义精深。很多事，换一种说法，就给人很美妙的感觉。像这样词语置换的还有以下几例：“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贫穷”不叫“贫穷”叫“待富”；“私有经济”不叫“私有经济”叫“非公有经济”；“通胀”不叫“通胀”叫“价格波动”；“阶级”不叫“阶级”叫“阶层”等等。
在随后的报道中，官方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小岗村的变化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代替，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家户院，成片的葡萄院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同是分田单干，我的老家为什么没有变化？难道家乡人懒惰？对家乡，我有点恨铁不成钢。家乡啊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多么希望你富裕昌盛啊！在单向信息的影响下，我天真地认为，小岗村确实像宣传的那样，很快富起来了。前几年我回老家时，问一个当年曾担任生产队长的村民：小岗村能够变富，咱村为啥不能呢？听完我转述报纸上的报道，那位村民摇摇头说我不信。咱不比小岗村的人少颗头，小岗村的人也不比咱多双手，除非国家为了树典型拿钱照顾了。
我不得不佩服生产队长那惊人的直觉。后来两部关于小网村的报告颠覆了我的认识，一是《中国农民调查》，一是《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原来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彩电和车辆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小岗村的几任支部书记，都是安徽财政厅下派的；就连那张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按有十八个红手印的纸，也是为了宣传需要，后来补按的……
抛开虚假的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分田单干”、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现状，用湖北监利县曾当过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的话来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那么,既然小岗村式的发展道路走不通，农村究竟怎样才能富起来呢？
“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对此,专家、学者和官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综合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减税；二、国家补贴；三、城镇化；四、土地流转（私有化式集约经营）等。
上述四项措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吗？怕未必。
先说第一和第二两条。这两条，目前农村已经实行：公粮（农业税）不再征收；每亩地补贴８１元。农民对这两条措施，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只是缓解了农民和政府的矛盾，使农民种地不再赔本,暂时缓解了因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的农村极不稳定状态,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如果想让农民致富,国家必须加大补贴力度,就像补贴和支持小岗那样。如果这样，国家财力能承担得起吗？
第三条措施城镇化，我只能认为是理论层面上的东西。城镇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农民难道因为一个表面上的城镇身份就摆脱贫困了吗？墨西哥城和印度的孟买、新德里不也是有大片贫困窟吗？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城镇化会自然而然出现，否则，强行推进的城镇化只能是伪城镇化。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话题越来越响亮，不明底细的农民为此欢天喜地。他们误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国家全额出资为农民盖房，就像朝鲜一样。这次我在老家，他们纷纷向我打听新农村建设什么时候开始，有几家准备盖新房的连建筑材料也不买了。面对纯朴热情的乡亲，我实在不忍心往他们头上泼凉水，只好含糊回答不清楚。实际上，之前我已同乡里干部交流过，问他们新农村建设怎么搞？他们说，集中一块土地，由开发商盖楼房，然后卖给村民。出售时，国家补贴少部分，农民拿大部分。但其余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都要收回，或者由开发商，或者由其他人集中经营，农民不想离开家乡的可以给经营者打工当农业工人，不愿意当农业工人的也可以外出打工。——但这只是设想，究竟怎么进行，上级规定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从他的这段话，我觉得新农村建设一是很难搞成，二是假设搞成了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隐患。因为，第一农民不会放弃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农民的意愿。第二失去土地在外打工的农民，万一工厂倒闭，势必要变成城市贫民，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就是前车之鉴。“三农问题”消失了，“城市贫民窟”问题将出现了。
现在分析第四条措施“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为了集约化经营。上面叙述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已涉及到集约化经营的内容。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实行了集约化经营，会不会产生新的地主，会不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会不会引起新的阶级对抗（现在叫阶层对抗），会不会为新的革命酝酿条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一再出现，作为后来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专家、学者们不愿或者不敢去研究，那就是在目前中国，凡比较富的村庄都是坚持集体经济的，据网络说这样的村庄有1800多个。比较著名的有江苏江阴的华西，河南临颖的南街、新乡的刘庄，山东龙口的南山、临沂的沈泉庄，河北的周家庄，北京的韩村河、窦店等等等等。有些人怕谈集体、合作和社会主义，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为了维护改革开放和某一个理论的正确就无视现实。改革开放取得了成绩，但也有极大地失误。我们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前三十年，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后三十年？“实事求是”不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吗？这些村庄具备不具备代表性暂且不论，但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对中国农村有没有指导意义，应该进行基本的探讨。
由于水平所限，我只能提出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有待千百万农民的实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无论是多么大的人物提出来的——都势必要被冲破，这是历史规律。
农民日常生活花销靠打工赚钱维持，而吃饭全靠
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花销可多可少，肚皮吃不饱可不中。”这是农民不舍土地的主要原因。
土地是农民的靠山和主心骨。有了土地，农民就活得安稳踏实，就无后顾之忧，土地里有他们不朽的希望，泥土里埋藏着他们祖祖辈辈的感情。1949年，人民为什么把共产党推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那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土地问题。今天，如果不处理好土地问题，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由此我想起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即土地集中到一起由个别人种，其余的人出去打工。说老实话，对此我不看好。主要是因为农民不愿意。打工有风险，而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风险。工厂倒闭了，员工就要失业。“在外面打工，是脚面上支锅，说踢就踢了。”村民们说。土地只要还在手里，土地的主人就能活下去。“一亩三分地在，至少饿不死。”这是农民的普遍心理。除非给农民找出离开土地也能生存下去的可靠保证，否则，农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