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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国语课本》：理想，政治，还有生意(图)
　　从《开明国语课本》透视近现代语文教材编写　　
　　《开明国语课本》初年级课本由丰子恺手写文字并绘插图
　　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丰子恺绘制插图。这套被尘封了60多年的民国老教材不久前被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度在市场上卖到脱销，引起各方热议。但《开明国语课本》仅仅是民国时期10多种通行教材中的一种，从晚清、北洋一直到国民政府，国语教材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一步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直至抗战之后只有一个标准一部教科书，并充斥着教条和“神话”。　　北洋时期：　　以养成完全国民为宗旨　　开明书局的《开明国语课本》最早出版于1932年6月，这套由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国文教材，在当时也是一个优秀的系列。但《开明国语课本》并非是影响力最大、发行量最高的教材，在它之前，流通最广的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发行。　　教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最畅销的图书品种，在科举年代，书坊经营最多的品种是科举用书，而到了近代现代教育取代科举教育之后，出版机构最重要的出版物就是教学用书。1904年，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教科书仅初小部分就有70种，而这套书的核心是《最新国文教科书》。当时的编写者已经认识到，“普及教育、小学立基、国文植本”。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员、81岁的汪家熔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候说，“《最新教科书》不能说它是那个时期最好的教材，但当时只有商务印书馆有能力编写这么一整套全系列的教材。当时一大批原本参加科举的青年人放弃科举，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中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汇集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小学编写了全部课本，还为每册编撰相应的教师用的教授法。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最新教科书》其实也是蔡元培提议编撰的，这套书改变了当时出版界粗制滥造的作风，连续半年没有被其他课本挤占。　　1912年民国成立，教科书尤其是国文教科书必然要大变动，《最新教科书》开始出现竞争者。日，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其中第二条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一律开学。”给编写适应共和制的教科书以充实时间。　　日，上海各大报刊载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其中第一段是这么写的：“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新国文》的编辑大意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到1912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初等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推出《新国民国文课本》等。其中，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前后印行2560万册，影响最大。　　这是教材自由竞争时期，没有严格执行的标准，没有教条化的要求，出版家在实现教育理想同时，编写教材也是一门收入丰厚的生意，“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各家出版社都特别注重教材质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教授闫苹对早报记者说。　　
　　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
　　引自1912年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新国文》　　国民政府时期：　　以中山故事讲三民主义　　从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一直到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这段北洋时期的教材竞争基本是市场化的，政府的声音不强。但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为了达到政府的要求，各套教材也开始失去个性。1912年的内容规定只有24个字，1941年的内容规定居然已经达到2万字。日颁行的《小学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小学国文训练标准》中附有“教材选编应注意各点”共5项，其第一句话就是“依据本党的主义……尤其积极采用党义教材”，包括孙中山、国民革命、奋发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五个方面的故事和诗歌。简而言之就是，三民主义加孙中山和北伐成就作为课本内容。1932年后编撰国文教材强调注重三民主义，但各家出版社偏重各不一样，比如开明版强调语体，世界书局则执行三民主义。　　世界书局版的《世界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国语读本》比较政治化，“阐发党义，内容有趣味的中山故事及诗歌，并采用关于奋发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的故事及诗歌。”其他标准还包括“提倡公民道德”“唤起公民精神”“灌输科学精神”“记述学校生活”等。世界书局版的教材中，为了给小学生讲三民主义，只能以孙中山幼年故事代替，但在编写时有些夸大，很容易让人产生是在演说虚假事迹，甚至有神化的嫌疑。1932年后的商务版教材中，也有孙中山的故事，但比世界书局版要平直一些，它的孙中山故事包括反对村里蓄家奴。商务版并不避讳“文以载道”。　　如今被热议的《开明国语课本》，其实是开明版国语教材的初小部分。初小叫《开明国语课本》，1-8册，1932年6月至1933年6月初版；高小版叫《开明国语读本》，1-4册。初级课本的《编辑要旨》第一段是这样的：“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扩大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的自然、艺术等科企图做充分的联络；但本身当然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合儿童诵读或吟咏。”开明版的国语教材，在当时相对是最不政治的，坚持人文理想。“开明的成功与叶圣陶先生是分不开的，他是可以当大学教授的人，但始终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而《开明国语课本》在当时的影响力虽然不是最大，存在时间也不是最长，但确实是很好的教科书。但现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开明国语课本》，我并不喜欢，他们只是从各个本子里抽取了些出版，拼成了这么一本书，并不能完整反映《开明国语课本》的整体面貌。”汪家熔说。　　但到1934年后，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机构干脆不再编撰新的教科书。1936年公布的新标准注意了民族自救原则，特别提出“指导儿童从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等的文艺中，激发其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及情绪”。1942年颁发的课程标准，其实质是国民党政府在教科书领域的全面控制，最后导致各民营出版机构只好代印国立编译馆编的课本，各家有特色的教科书均逐步停止编撰。国民党政府的“国定本”开始通行。　　国民党去台后：　　直到1970年代呈现新面貌　　1949年，国民党去台之后，国文教材沿用着之前比较政治化、教条化的标准,直到1970年代，台湾国文教材才开始改革。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巨流河》中，有专门一章叙述这段改革历史。　　在改革之前，当时台湾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1968年，台湾开始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1972年编印“部定本”。“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箭靶，样样都不对……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巨册。” 齐邦媛说，“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地说学生没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接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的"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　　在当时的教材中，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些白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齐邦媛回忆说，她到编译馆后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准，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　　1973年以后，经过改革后出版的新教材，焕发新的面貌。“1973年以后，数代台湾中学学生至少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齐邦媛说。　　当时，知识界都在编教材　　对话　　闫苹　　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教授，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一书　　东方早报：《开明国语课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后，民国老教材一下子火了起来，家长也喜欢把它与如今学校通行教材做比较，你怎么看？　　闫苹：大家喜欢民国老教材，一方面是大家对现在教材有一些意见甚至反感，一方面是老教材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还有一个方面是出于我们的新奇、新鲜感。你去看开明版的老教材，里面图文并茂描述那个年代小孩的童年，他们的游戏和玩具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那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很新鲜，他们当然有好奇心去了解。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在当时通行的各套教材中，《开明国语课本》过人之处在哪里？　　闫苹：开明版的教材确实与其他版本的国文教材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编写者叶圣陶先生本人就是搞教育的，他了解教育是怎么回事。教材里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他编写的，而不是生硬地把其他文章编进去。这些文章从小孩的视角出发，覆盖了小孩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加入了个人教育理念和理想。而且图文并茂，小孩子学起来更加方便。　　那个时期，不仅是教育家，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作家都积极参与到各版本教材编写中。在当时，编写教材对知识界来说几乎是全民性的。那些编写者，现在看来都是大家。　　东方早报：其实民国语文教材也是谈政治的。　　闫苹：民国时期的教材也讲政治，但那时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它们要谈政治、谈国家、谈国际大事，都是以小孩子的方式表达，而我们现在的教材一谈政治就像社论。　　东方早报：在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教材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出版机构编写教材最终目的还是赚钱。　　闫苹：确实是这样，在当时编写教材固然体现了出版家们的教育理想，但总归是生意，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各家出版社都特别注重教材质量。而如今，虽然教材也很多，在各个省市都可能有几套教材，但却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一套教材在一个省的占有率不能超过50%，选教材不是老师说了算，也不是校长说了算，可能是教育局说了算。最后，不存在所谓教材质量的竞争，反而是出版社的竞争，因为教材背后还有庞大的教辅市场。如此“竞争”下的教材市场，教材质量令人担忧。提高教材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材自由竞争。　　东方早报：你之前和学生合写了《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怎么想到写一本关于民国教材研究的书？　　闫苹：之前我在指导研究生论文的时候，经常有学生会写下什么填补某方面研究空白。我就让他去翻翻老教材，然后他就会回来说，以后再也不敢那么说了。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包括教材编写者看来是创新的事情，其实在民国时期都已经有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没有继承。但这也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民国时期的教材是什么样子的。像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馆藏有民国老教材190多套，能看的有100套，其他机构也有一些，但大家都是不对外公开浏览的。我接下去的工作是把民国初中教材整理出来，这些东西都在库房堆着，再不整理，以后的教育工作者更难以接触到了。　　东方早报：你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包括《开明国语课本》在内的民国教科书，如今是否有很多人找你合作做这方面的出版呢？　　闫苹：我现在还指导学生把民国教材中的课文整理、筛选一下，做一本给现在教育工作者参考用的民国教材精选书，使更多老师能了解那个时期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内容。但我们这个工作不是把老东西一股脑搬出来做成书，不久前确实也有出版商找过我做这个事情，但我的意见是，民国老教材对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更大，打开他们的思路，挖掘和继承教育遗产，如果把这些东西全盘交给学生和普通家长，可能适得其反。老教材中当然有好的东西、普世的内容，但总归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时代局限性，你怎么让一个小孩子和普通家长去辨别。我的主张还是，把老教材原汁原味地交给小孩，要十分谨慎，最关键的是编写好现在的教材。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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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历史教科书都讲了什么：慰安妇是“自愿”的
【观察者网按：自1949年以来，两岸官方首次接触。2月11日下午，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来到南京，与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两岸在政治上的握手将统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台湾方面在文化上的动荡令人担忧。近日台湾“教育部”高中历史新课纲引发“去化”争议，之前观察者网已经多次报道。两岸携手需要文化历史上的共识。台湾时评人张方远（编有《高中历史课纲烽火录》）特别为观察者网撰文，梳理台独的历史。台湾有志之士的声音值得两岸各方倾听。】
近来台湾政坛与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高中课程纲要（简称“课纲”）争议，其实已非第一次。从李登辉执政时代1997年强行推动的国中（“国民中学”的简称，即大陆的初中）《认识台湾》教科书以降，将近20年的时间，经历两次“政党轮替”，教科书的争议未曾停歇。教科书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重要传输管道，因而成为蓝绿两党的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可见，教科书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历史事实之争，在根本上就是政治问题——在台湾就表现于国家认同与史观立场的对立。
一般认为，当代民族国家的教科书系统，是在日据时期传入台湾。日本殖民末期，为配合殖民母国的全面侵华与战争动员之需，殖民当局在台湾开始推动无孔不入的“皇民化运动”，教科书当然也不例外，目的在于将殖民地台湾人民改造为盲目崇拜日本天皇、为天皇牺牲的臣民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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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KaiTi_GB年台湾各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
台湾反共意识形态的滥觞：“国编本”教科书
1945年台湾光复、重新复归祖国，原来的皇民化教育转变回民族教育，也就是国民党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经历一段磨合期之后，台湾的各级教科书均由“国立编译馆”负责编纂（称为“国编本”），推动反共民族主义教育，通过教科书将台湾打造成为“反攻大陆”的坚强堡垒。
例如小学《国语》课本有一课《先总统 蒋公小的时候》（以前台湾的公文书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国父”与“蒋公”都一定要“挪抬”），课文如此描写“伟大的
蒋公”：“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上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水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公看了，心里想： 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从小就做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篇课文成为流传于台湾社会的“
蒋公看鱼逆流而上”的“励志神话”。
还有另外一篇经典课文《没有太阳的地方》：“自从民国38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以后，……大陆上的同胞一直过著贫穷不安的日子。他们好像住在黑暗森林里，看不见阳光，对将来没有希望。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说那里是一个 没有太阳的地方 。……满眼破旧的样子，一点新的建设都没有。”再加上国民党街头巷尾的口语宣传：“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下”、“在共匪的暴政下，大陆同胞只能吃树皮、啃树根来裹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代代相传对大陆的偏见有其历史根源。
台湾“国编本”教科书《先总统 蒋公小的时候》
台湾“国编本”教科书：《没有太阳的地方》
1988年蒋经国病逝，李登辉掌权后仍沿用根据1983年订定的高中历史课纲而编写的国编本教科书，课本称北京政府为“匪伪政权”，称毛泽东为“共酋”。为了突显国民党才是中国的“法统”，教科书称大陆为“敌伪”，强调“中共统治大陆以来，倒行逆施，实行共产制度，实已违反世界潮流”、“共产制度的消灭已成定局”。
中国国民党籍的“总统”李登辉，在党政军权力稳固之后，再加上其背后有本土新兴资本家支持，在政治经济结构上开始出现至今仍为人垢病的“黑金”体制，并逐步推动“台湾国族”建构工程，第一步就是“独台”化。1994年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表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中国、中国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发生“千岛湖事件”，李登辉又放言：“中国是 土匪 ”。李登辉的“独台”工程是有步骤的，先是称“中华民国 在 台湾”，接着又推动“总统”由台湾全民直选，并将“台湾省”虚级化（称为“冻省”或“精省”）。在教育方面，李登辉为贯彻个人意志，特意拔擢主张“同心圆史观”的历史学者杜正胜，两人联手改造中学社会科教材的史观论述。
马英九执政将近7年，各级学校教科书仍充满浓浓的杜氏“同心圆史观”。什么是“同心圆史观”？按杜正胜1997年的文章《一个新史观的诞生》所称：“以台湾为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由内到外，从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渐进”。
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以学术的名义，做为台湾国族建构工程的有力背书，将国民意识形态转型为脱离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杜正胜自己也说，他的“新史观”是要“对台湾现实处境和未来提供方针”，“摆脱大中国意识的笼罩，努力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杜正胜认为：“台湾的中国人既已承认中共政权，不再自命为中国的正统或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论 台湾国 或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政治上与现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认识台湾》教科书横空出世：反共、反中、亲日三位一体
“同心圆史观”的首次实践，就是1997年李登辉与杜正胜共同主导出台的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此后教科书中的台湾史部分自中国史独立而出，至今教科书仍维持着“台湾史 中国史 世界史”的论述顺序，台湾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纲为“国史”。这部《认识台湾》教科书，历史篇将台湾史分为“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期”、“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等阶段，不分本质，将荷兰、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国均视压迫台湾人的“外来政权”。同时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不再称之为“日据”，强调日本为台湾带来“工业化”以及“守时”、“卫生”、“文明”等“现代化”，避谈其中的剥削与民族差别待遇。并且淡化台湾人前仆后继的抗日与光复运动，以“接收台湾”取代“台湾光复”。全书最后也不忘赞扬“落实民主法治”的“台湾经验”，“是中华民国面对中共的威胁却始终屹立不摇的要因”，以此凝聚台湾人民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认识台湾》（社会篇）内文
在历次的教科书争议中，很多人只将目光聚焦于历史科或国文科，而影响也很深远的公民社会科却往往遭到忽略。某位曾任高中公民与社会科课纲编撰委员的社会学者，曾投书指出：“历史科目前大体上仍然是根据 实证论 的知识系统，因此会把意识形态寄托于相关 史实 的选择与诠释问题去进行争辩。但是 公民与社会 并不须要这样。因为 公民与社会 不但不须要刻意隐藏意识形态，反而根本就是关于现代公民教育的有关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述这段话就反映在《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开宗明义即指出台澎金马是一个“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上逐渐习称 台湾 ”。
第6章第2节《台湾精神》更是全书“精华”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台湾得到了“传承”，课文称：“除了有形的文化资产之外，我们还继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就是所谓的 台湾魂 。”反中与反共的意识形态在这本课本中也得到了华丽且完美的结合：“民国38年以前，无论是在中国或是日本的版图之内，台湾一直都是政治权力的边陲地区”，“直到最近，我们还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权的 文攻武吓 ”，“三百多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对待台湾人民，长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压制，使台湾人不断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维护尊严”。
第8章《民主的滋味》则搭配李登辉所谓“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强调“悲情的历史”：“四百年来，大部分时间，台人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政治史是一部未经当地居民首肯并且参与的悲情统治史”。最末章《营造新台湾》便寄希望于台湾学子：“在国际社会中，我们不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间，还经常面临战争的威胁”，“到了20世纪末， 台湾人 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名字，一个崭新的台湾社会也逐渐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民主的滋味》
这部横空出世的媚日反华教科书，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弹，例如日TVBS与《新新闻》杂志合办“认识台湾教科书大辩论”，由支持《认识台湾》的陈文茜（时为民进党主席特助）、王拓（时为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时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对辩反对《认识台湾》的李庆华（时为新党“立委”）、尹章义（时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与陈昭瑛（台大中文系教授）。台湾著名的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认识台湾》教科书，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将印行的教科书， 认识台湾 必须认识真实的台湾，不是强迫下一代认识虚构的台湾”。几位台湾文史学者王晓波、李维士、曾健民、黄丽生、潘朝阳、陈昭瑛、刘孝春等人，逐页逐句完成《认识台湾》历史篇与社会篇的修订与批驳，由王仲孚教授主编为《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资料》，1997年9月由台湾史研究会出版。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以许南村笔名，邀请两岸学者完成《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1999年台湾人间出版社），批评这部教科书有着“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民族分离主义的宣传和新殖民地观点，使历史教科书充满了欺罔和错误”，并且逐一反驳教科书中的“台湾文化多元论”、“明郑独立王国论”与“日本殖民有功论”等谬论。
在“反共反华”与“亲美亲日”的政治正确之下，“同心圆史观”、“日本殖民有功”与分离主义的倾向就此主宰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书写。李登辉卸任前夕，1999年台湾修法通过教科书“一纲多本”，也就是根据“教育部”的课程纲要，开放民间出版社编写教科书。原来“一纲一本”制度下肩负教科书编纂的“国立编译馆”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于2011年与“国立教育资料馆”合并为“国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台湾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过程成为“三级制”：先由“教育部”邀集专家学者订定“课程纲要”，再由民间书商分别邀请学者教师根据“课纲”编写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国家教育研究院”小组审查，审查通过始发给审定执照。
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例，历史篇课程标准制定小组包含以下成员：黄秀政（召集人，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下称人指会〕推荐）、李永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李国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指会推荐）、李筱峰（世新学院副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江如雪（台北市景兴国中教师，台北市教育局推荐）、吕实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吴密察（台大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张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张炎宪（“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立法委员”推荐）、黄鼎松（苗栗县鹤冈国中校长，省教育厅推荐）、温振华（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台湾师大推荐）。其中大多数是独派学者，更不乏台独立场坚定的“台湾教授协会”成员。
　民进党执政：中国是“外国”，教科书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进党籍陈水扁执政之后，教科书的课纲、编写、审查等三道关卡全面“独化”。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公布《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仍维持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甚至将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国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围。2004年民进党执政期间，再度修订高中历史课纲，预计2006年实施，称为《2006暂纲》。该《暂纲》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开，台湾史独立为第一册；将1945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国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台湾史；同时，也将确立台湾复归中国的《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要求《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纳入教材，教科书中正式记载西方与台独派所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社会各方压力下，时任“教育部长”的黄荣村不敢贸然实施《2006暂纲》，因此陈水扁撤换黄荣村，延揽杜正胜为“部长”，强行贯彻《2006暂纲》的施行。陈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台湾“教育部”委托独派色彩浓厚的“台湾历史学会”完成《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下发各家教科书书商，依此“标准”编写教材。这份报告检核了当时自小学至高中各领域各版本的教科书，包含国语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体育、艺术与人文、地球科学、美术、音乐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适合用词”的“标准”：
（一）“不客观历史价值标准、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例如将“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并禁称孙中山为“国父”。（二）“自我矮化为地区或主体意识不清”，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全省各地”与“两岸”等词。（三）“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属不同政权时期的叙述，对中国的地名、历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国名”，例如要求将“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叙述改为“今中国山西省新绛县”，又如要求将“春秋战国时代”改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四）“叙述日治时期台湾的人、事、物，却使用大清帝国、中华民国纪年”，例如要求将“中华民国16年”改为“大正5年”。（五）“对于特定词汇的使用不够精确”，例如规定不可使用“国字、国画、国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又如规定不得使用“历史上、古时候、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词汇，来描述“时间或对象泛指中国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不适合用词》检核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这句成语在教科书中被禁用，1945年台湾“光复”变成了“战后”，“中国人”被“汉人”取代，“中国文化”变为“汉文化”，“中共”被“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法战争”改称“清法战争”，“我国的元朝”改为“中国的元朝”等等。当然，“诗人李白”也要写为“中国的诗人李白”。翻开厚厚的《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各种“不当用词”可说是“罄竹难书”（2006年杜正胜曾称“罄竹难书”没有负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连纸张都写不完”）。
这份以政治力强行推动的“不适合用词检核报告”，威力惊人，不过是一两字之差，但已经有效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政治宣传灌输给台湾学生。当前台湾的社会各阶层，早已将“一边一国”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例如台湾青年到大陆参访工作求学一律自称为“出国”，称“陆生”为“中生”等等。现在台湾中小学主要的新进教师，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台独化、皇民史观教科书的一代，分离主义的种子就如此继续传播。
　国民党执政：无法扭转台湾学生根深蒂固的“两岸两国”观念
2008年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但独化教科书并未因此而改善。不只历史科因袭原有教材，地理科的地图将台湾与大陆之间标注“国界线”。公民科的课本同样问题丛生，例如内容谈及钓鱼岛主权争议，非但未交代日本无理占据钓鱼岛，反倒引导学生将该问题思考为三国纷争（中、台、日）。又如教科书谈到国家与政府形式，仍比照过去，将“我国”列为民主政体，将“中国”列为独裁政体；并设计问题，要求高一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有成文宪法，却没有被列入宪政民主国家？”再如教科书以不小的篇幅，论述了“中国武力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并钜细靡遗地列出“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模式”：“以飞弹攻击台湾”、“封锁台湾对外交通”与“突袭占领”等，并搭配一张飞弹照片，辅以图说：“目前中国瞄准台湾的飞弹已达千枚以上”。我们不得不问，这究竟是课本，还是剧本？
马英九执政之初，当时“教育部长”郑瑞城公布沿用扁政府时期修订的《2009课纲》，引发学界与社会舆论的不满与批评。后来“教育部”暂缓实施国文与历史两科课纲，暂时沿用《2006暂纲》；其他科使用《2009课纲》，但往后延一年才正式上路（因此《2009课纲》直到2010学年度才施行）。为研拟国文与历史新课纲，教育部组成课纲小组，但成员多数仍为扁时代原班人马。
《认识台湾》（历史篇）内文
2010年当时“教育部长”吴清基改组课纲小组，历史课纲修订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完成并公告，预计2012学年度施行，称为《2012课纲》。《2012课纲》虽然仍维持“台湾史 中国史 世界史”的叙事顺序，但主要有以下五个修订部分：（一）说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二）加入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抗日的内容；（三）课纲中注明中国史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只写中共的历史，是因为中华民国的部分已经写于台湾史之中；（四）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内容；（五）中国史课时增加为一个半学期。《2012课纲》出炉后，各家书商不愿大幅度修改课本内容，将旧课本简单修改送审，居然还有版本称日本侵华战争为“圣战”，称台湾是“”的。
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称慰安妇是“自愿”的
马政府对于课纲的修订，事实上无济于事。因为教材的编写，以及事后的审查，基本上仍被独派所掌握。例如目前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其中高层还包括了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时代的主任秘书，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任台北县长时代的教育局局长。2013年9月开学前，有3个新版本历史教科书送交审查，因其内容使用“明郑”、“日据”、“中共”等词，以及称台湾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等理由，便遭到“国家教育研究院”辖下的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封杀。
　台湾教科书“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如今台湾的课纲争议再起，根据台湾“教育部”在今年1月13日“课纲微调公听会”上提供的资料，“同心圆史观”的台湾史 中国史 世界史论述顺序并未更动，主要是更动几个关键用词，例如将“荷西治台”改为“荷西入台”，将“郑氏统治时期”改为“明郑统治时期”，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重新纳入“台湾光复”。同时，新课纲也要求写进清廷治理台湾期间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省分，以及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遭受日本统治者的剥削与挤压，也要求说明五四运动与运动对台湾的影响……等等过去被扭曲的史实。
如果不知道李扁执政将近20年的时间内，对于台湾各级教科书所动的手脚，很可能就会误以为马政府两次的课纲调整，是在强行侵犯台湾原有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问题在于，现在台湾社会高涨的反对调整课纲的情绪背后，反映出来强烈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真的是原来就素朴的存在着？还是其实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呢？
马政府两次课纲调整，与过去李扁所推动的教科书“台独化”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这次民进党从上到下高声抨击课纲微调，南部绿营执政县市首长更扬言要抵制新课纲与新教材，但是民进党根本没有批评的资格，如果没有过去李扁将台独建国理想强加于教材书写，今天也就没有课纲微调的问题。民进党应该做的，不是批评，也不是抵制，而是加速台湾制宪建国的进程，等到哪天台湾国成立了，也就顺利成章可以推出属于台湾国的教科书，要怎么反共反中反华或是亲美亲日，自然就没有阻力了。
同样的，现在对于课纲调整强烈反弹的独派学者，其实不必以悲情或是打出学术中立的大旗来包装立场，也不必用低级的出身论或学历论来指责参与课纲调整的学者。众所周知，近20年来，独派掌握台湾文史学界的学术资源，以立场来决定学术的走向以及评断学术成果的标准。当前这些学者的反弹，不过是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逐渐融合趋势的焦虑，深怕既得利益在两岸整合过程中有所损失。
这次课纲的微调，只是台湾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2014年即将上路的“12年国教”，其课纲制订与教科书编写才是真正的战场。说得再白一点，课纲与教科书之争，不是低层次的“蓝绿恶斗”（更何况这次国民党内部几乎无人出面为课纲调整辩护），也不必拿课纲调整会影响学生准备考试的方向等理由来转移焦点。说穿了，课纲与教科书之争就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之争，更是立场之争，是要站在侵略者、殖民者与台独的立场，还是站在反侵略与反殖民的人民立场？台湾社会对于课纲调整的反弹，正好说明了台独史纲经历若干年的发酵，已经取得了现阶段的胜利。课纲调整“拨乱反正”只是第一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接下来应该寻求建立新史观的可能性，构建一套两岸之间与东亚地区共同的记忆与史观，以新的共同史观来因应新时代的挑战。
【作者：张方远 】
(编辑：张博)
本文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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