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文天祥
从总体上看，南宋王朝是个衰弱的王朝，但也是个英雄辈出的王朝，总有些优秀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竭尽全力捍卫国家的尊严，如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等，在这一系列优秀人物中，最优秀者当是文天祥，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大宋王朝可以亡，但中国不会亡！
公元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文天祥诞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的富川镇（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他父亲文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儒，由此推测，他的家境应是个中等地主，所以有财力供他们父子专心读书。庐陵县是产生过“名人”的地方，欧阳修、杨邦义、胡铨，都是庐陵人。在县办学堂里，就挂着这些乡贤的画像，以激励后学。据记载，少年文天祥曾对着这些人的画像发誓说：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人物的行列之中，就算不上大丈夫。
公元1256年（南宋理宗宝祐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壁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同被录取为奏名进士。在随后的殿试中，文天祥被点为当期状元。
当时的皇帝是宋理宗赵昀，他提出了五个问题，核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存在着天理和天道，只要国君克制己欲、勤于国政，就会实现天道、天理，并得到天之保佑，可是我虽然很勤奋、很努力、很克制，但为什么还是内有盗贼、外有边患？人们又说，讲道德、行仁治的国君能致天下清明太平，而那些欲望强、注重功利进取的国君能导致天下污浊混乱，可是，揆诸汉、唐诸帝，为什么那些务德化、施仁义者都不能使天下大治，而不积仁德者却可以凭纲纪制度建立伟大的功业呢？说起来，这些问题是有深度的，南宋大学者朱熹和陈亮代表的理学与功利主义之间，争论的也是这个问题（详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男儿有梦心如铁》一文）。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手段能否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而皇帝个人勤勉节俭是否就能解决眼前的内外危机。
文天祥在殿上做了洋洋万言的答卷，核心意思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简言之就是天道自然在，如果您觉得还没得到天道的显现保佑，那说明您努力的还不够；只有您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天道才能显现。不用说，这位年仅21岁、尚未经历世事风霜的年轻考生，言论之中有着太多的不切实际之处，他提出的解决时弊的办法几乎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但是，其字里行间所涌动的那种生命激情打动了已经五十一岁的皇帝赵昀，他点了文天祥的卷子为第一。后来的研究者把文天祥在殿试答卷中所表达的思想概括为“法天不息”，认为这是他最基本的哲学理念，是其一生的生命基础，信然！
中了状元之后的文天祥，先后在各地做过不同的地方官，和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官员一样，留下了一些政绩，也因为参劾某些官员数次被免职，这中间的是非对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我们暂且略去不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他当的第一个较大的官瑞州知州是宰相贾似道举荐的，而且，就在贾似道当政期间，他有两次被罢官回家，又有三次被重新起用，且一次比一次当的官大。文天祥与贾似道之间没有什么私交，他后来的文章中，没少攻击贾似道，可是，就在权倾一时的贾似道主政期间，他能屡踣屡起，倒是可以从反面证明，贾似道没有某些人所攻击的那样坏，如果真那么坏，那文天祥这种爱提意见的“刺头”，早就一贬到底，不再起用了。
文天祥主要是在当时的后方江西、湖南一带做官，尽管当时的宋元前线战事不断，但和后方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文天祥也过着豪奢的生活，《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襄阳战役之后），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当代有学者如万绳楠先生找出别的史料来证明文天祥生活俭朴，不事奢华，认为《宋史》的这段记载不实。我以为这是出自想把文天祥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道德偶像的伪饰，大可不必。持此论的万绳楠先生虽然否定《宋史》中“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的记载，却又肯定其“尽以家赀为军费”的记载是实，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若不是“自奉甚厚”，狠命捞钱，又何以有“家赀”作军费。事实上，文天祥自己从不掩饰这点，他是封建时代的官员，认为弄点钱享乐一下理所当然。在1274年3月他做赣州知州时，他借着给自己母亲做寿，召集赣州城内外71岁到96岁间的老人1390人举行盛大宴会，犒恤有差，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借此举提倡孝敬老人的风气。可这时，襄阳已为元军所破，国事飘摇，他居然还在以倡孝之名为自己母亲大操大办寿礼，按现在的标准，早该撤职查办了。他有一妻两妾、有婢有仆，实在不能说得上俭朴。所以，我以为《宋史&文天祥传》的这段记载是属实的。在他直接投入到抗元战争前线之前，他是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过着声色犬马的奢侈日子的，这一点用不着回护。文天祥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与这种没心没肺的奢侈生活无缘，而在于能从这种颓废奢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更可贵的是，在后来极其艰苦的囚禁生涯中，从不动摇，没有被重返这种奢侈生活的诱惑而俘虏。
江西吉安文天祥纪念馆
公元1274年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汉），顺流东下，次年（1275年）正月十三日，谢太后下旨各地官员率兵勤王救京师。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天祥才一改其往日“状元官僚”的颓唐生活，转而和这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一起承受各种苦难。当时他是赣州知州，在当地招募了近万人的军队，开往临安方向勤王。建立这支部队时，主要得到了当地豪杰、退休官员陈继周父子和溪峒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但仓促中召集的人马缺少足够的训练，战斗力并不强。文天祥的朋友当面对他直言：“这是一些乌合之众，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上前线，无异于赶着羊群去与老虎搏斗，那不是去送死吗？”文天祥回答道：“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国家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之兵，如果无一人一骑响应，那还怎么得了。所以，我不自量力，带着这样的队伍杀奔前线，哪怕打败了死在疆场，但可以鼓舞起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这样，聚集起的人多了，社稷说不定还有救。”
就这样，文天祥带这支并未经过充分整编和训练的队伍和一腔为国牺牲的慷慨激情上路了。果不其然，这支队伍转折行进了一年左右，直到第二年初，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这其中的原因很多，现代的研究者，多将文天祥这一年的勤王无功归咎于中枢决策者如谢太后和宰相陈宜中、留梦炎等指挥失误。其实，冷静地观察这一时期文天祥的所作所为，发现他这支勤王之师之所以师出无功，与他本人也有重大关系。
他这支部队是正月开始征募，四月份出发的，当时江西的安抚副使黄万石（这人后来投降了元朝，是个叛徒，但他当时对文天祥所招募的民军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将这支部队是乌合之众的实际情况汇报给了朝廷，所以，朝廷没有把他们调往前线，而是命令他们暂驻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八月下旬，文天祥本人被调往临安；九月，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十月十五日，他赴平江府就任，当时元军正猛攻江苏常州；十月二十六日，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朱华等人率兵三千前往救援，在五牧战败，尹玉、麻士龙战死，这三人是文天祥从江西带来的勤王将领，想必其部队也是他招募的江西义军；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撤守余杭独松关；二十三日，独松关失守；二十四日，平江府降元。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文天祥在政治上的两个特点：
1、他在政治上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敢于在一切危难时机挺身而出，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2、他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不去做细致的组织、训练工作，凭着热情与幻想去打仗，以这种方式行事，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导致失败。
这两个特点贯穿了他的一生。
是的，在天下危机的时候，响应朝廷的号召，征募义军勤王，是正确的，刚征募的义军缺乏训练也是正常的，这种道德勇气固然可嘉。但是，你不能真带着这样一支乌合之众上战场，真让部队去送死。试图以自己部队的英勇牺牲，来换取全国军民的响应，这只是他这种道德英雄一厢情愿的想象。试想，你这支部队一上战场就全军覆没了，谁还敢再跟着你学，去起兵勤王？动员天下忠臣义士起兵勤王的真正力量在于你的第一支勤王之师打了胜仗，如果你打了败仗，全国的士气受到打击，那江山社稷岂不是更没救了！作为一个道德英雄个人的牺牲精神是不能成为解决政治全局问题的可操作手段的。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可操作性方案的角度来说，文天祥应一直与他的部队在一起，就守在隆兴府（江西南昌），集中整训半年，并进一步扩大队伍，然后，整建制地援往某一具体战场，至少可在局部战役中打一个胜仗。可他本人在部队里没待上四个月，就奉命调到朝廷，虽然官阶有很大提高，但也失去了整训自己嫡系部队的机会。从朝廷对他的任用上来看，是越来越重用他的，短短几个月期间，就从一个知州（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提拔为一路的制置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将其由临安（今杭州）侧后方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调至临安北方的平江（今苏州）前线，没有后人所说的因皇太后和宰相的不重用而志不得申的情况。问题在于，当时宋军从整体上已经涣散，军队各自为政，形不成统一的战斗力量，作为一方阃帅的文天祥，对下属另一支两千人的淮军张全部都指挥不动。这种情况出现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南宋建立起就存在，如果有贾似道这种强臣当政，还勉强有个整体上的呼应，如今贾似道已下台，再也没有人有这个办法能维持住整体的军令统一。换句话说，这时国家的军队已经腐烂透了，任何朝廷任命的大员都是空头司令，指挥不了下面的军队。这时，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打鼓另开张，建立起一支有统一纪律的军队，如三国时曹操所做的那样。文天祥有这个机会，他完全可以以他招募的江西义军为班底，创造出这样一支军队，但他毫无这方面的意识，终其一生，他从来都不安分于与自己手创的军队一起，扎实地守住某一地盘，而是总是热衷于朝皇见驾，在一个完全丧失了实际控制力的“中央”里，提出种种没人去落实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我们不惜笔墨指出文天祥的政治性格特征，当然不是为了贬低他的价值，而是想实事求是的说明，文天祥之所以在实际政治军事活动中没有建树，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个人的性格特点，而不是别人的掣肘限制，而且，也是理出当然，大凡历史上的道德英雄，均不是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干才；而有实际功绩的政治干才，在道德上往往瑕秽盈身。文天祥固然没像曹操一样，成为扶持流亡朝廷、独霸一方的军阀，但也没落得“奸雄”的骂名。事功与道德不能两全，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人类政治活动本身使然，文天祥不能游离于其外。
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已败退入临安，朝廷任命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而不受，正月十八日，元军已进驻临安以北的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三十里。
这时的宋朝中枢，已经完全涣散，包括右丞相留梦炎在内的大批官员逃跑，正月初五上朝时，从早上到中午，只有六个官员来上班。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迄今为止，一切研究著述都没说明白，各种记载互相矛盾，我们也只能按照自己可理解的逻辑，勉强梳理出一条线索。
起初，太皇太后谢道清拒绝了带着六岁的德祐皇帝（宋恭帝）离开临安，她以为有自己的坚持就可以换得朝廷的稳定，但到了正月初五前后，她发现这个想法已经极不现实，官员大量逃亡，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任命，没有人愿意再当这个行将灭亡的朝廷的官，连文天祥也不愿意当（虽然文天祥不接受任命另有想法，与那些舍生怕死的人不同），但对谢太后来讲，面临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可用、没有任何人可听话的局面。正月初七，她接受文天祥等人的建议，封宗室子9岁的赵昰（后来的宋端宗）为益王、6岁的赵昺（后来的宋末帝）为卫王出镇闽、广。由赵昰生母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等带着这两位小王爷及其生母杨淑妃、俞修容等逃出临安奔浙江。她本人也一度准备带着宋恭帝撤离临安，但在行动时，发现既没有随行的官员，也没有护送的军队，原来那个唱高调的宰相陈宜中也跑了，不见踪影。她只能守在宫里，等着投降了。
当时的临安城里，已经秩序大乱，竟由元军统帅伯颜派了一支队伍进城来帮助维持秩序，谢道清的宫室没被乱兵抢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元军保护的。这时还坚持“在岗”的南宋官员已经知道，自己是在给元朝当官，不是在给宋朝当官了。要打仗，已经无将可调、无兵可用，留下的只是等着投降的官员，而且，这些人之所以还能名义上是宋朝的官员，也只是因为元军统帅伯颜想要一个体面的受降仪式，所以，一定要保留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宋朝宫廷与中枢干部队伍。
正月十九日上午，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枢密院枢密使，到中午时，发现右丞相陈宜中已经逃跑了，就再加封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实际上能做的事只是作为宋朝的最高投降代表，去元营履行投降手续。所以，文天祥辞而不受，但他又看着谢太后实在可怜，不忍拒绝，所以，只愿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
我推测这时的文天祥手上甚至连支数百人的军队都没有，整个临安城的宋军早已溃散，包括张世杰的部队也都不见了，因为，如果能有一支数百人的忠诚的部队，就足以把谢太后和宋恭帝护送（或挟持出城），免得做元军的俘虏，文天祥已经获得了都督诸路兵马的任命，完全有身份这样做，可他没有这么做，只能解释为他没有能力这么做，而不是不想做。这时，他到不到元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上到下，南宋的皇太后、皇帝及残余的官员已经完全处于元军的控制之下，已经被俘了，只是稳操胜券的伯颜将军给他们时间，把面子活儿干完。后来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批评文天祥到元营去谈判是“愚不可及”，那是他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明白当时的情况，但凡有一点机会，文天祥也会带着皇太后和皇帝逃跑的，他没跑，是因为事实上已被控制起来了，跑不了。
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带着也是临时任命的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临安知府贾余庆等到元军营中去见伯颜。对于对自己的任命和此次“出使”元营，文天祥是矛盾的，他明白，尽管自己说自己不是右丞相，只是资政殿学士，但那只是自欺其人，人家伯颜是把他当成宋朝的第一丞相来投降的。不去吧，对不起太皇太后，这时已经没有人肯听这个老太太的话了，自己这位以忠臣义士自诩的人不能不听她的话；去吧，就得商量投降的事，履行投降的手续。怎么办？矛盾中的文天祥也采取了矛盾的做法：接受谢太后的指示，去了元营，但是，又不投降。
到了元营以后，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投降的，没想到，文天祥发了一大通议论，指责元军侵宋是毫无道义的侵略行径，要求伯颜立即撤军。伯颜糊涂了，说：“你不是宋朝丞相前来商谈投降事宜的吗？”文天祥说：“商谈投降的是前任宰相陈宜中，我来是让你退兵的。”伯颜大怒，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把其他人派回去，继续落实投降仪式各项事宜。不过，伯颜和很多元军将领都很喜欢文天祥，他那副慷慨磊落的英雄气概让元军将领们很欣赏，这段时间，他们见过太多贪生怕死前来乞降的宋朝官员了，这么豪迈英俊的人物还是第一回见（《宋史》记载文天祥长得很帅，“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他们都称文天祥为宋朝第一大丈夫，把他软禁起来，待若上宾。
江西吉安文天祥墓
没有了文天祥，投降仪式也得搞，1276年二月初二，南宋朝廷履行了正规的投降仪式，二月初八，伯颜带着投降的宋恭帝北返，把文天祥也带着一同走。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行至镇江时，二月二十八日，文天祥和随从杜浒等共十二人逃离了元营。
文天祥能逃离元营主要得益于元人对他的松懈。如前文所说，元人虽然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但其实只是软禁，特别是宋恭帝和皇太后都被押入元营之后，大概是元方认为，文天祥早晚也会和那些已投降元朝的宋官一样投降的，所以，在携其北上的一路上，放松了对他的看管。这一路上，文天祥可以会见沿途原属宋朝的地方官，他的随从，如杜浒等人，更是可以随意行动，出入元营不受限制。杜浒是文天祥在临安结识的江湖豪杰，江湖经验丰富，他在镇江收买了一位当地原宋军的下级军官为他们带路，又收买了两条贩私盐的民船，灌醉了监视文天祥的元军军官，趁黑夜逃出了镇江。
逃出镇江后，文天祥等人先逃到了还在宋军控制下的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真州守将苗再成接纳了文天祥，两人还共同慷慨激昂地规划了一番起兵抗元、收复失地的大计。但没过两天，苗再成接到了他的上级、驻守在扬州的宋淮东置制使李庭芝的一份密令，让他杀掉文天祥。原来，元人发现文天祥逃跑后，便放出风来，说是派了一名已降的宋丞相潜入宋地做内奸诈城。头脑简单的李庭芝信以为真，便给苗再成下了这道命令。接到这份命令后，苗再成颇费踌躇，以他这两天与文天祥打交道的经验，他觉得文天祥不像个来卧底的叛徒，所以，不忍心下手杀了文天祥，不杀吧，又违背了上司的命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二天（三月初三），以视察城防工事为名，将文天祥骗出城去，告诉了他上级的命令。文天祥当时很激动，决定亲自到扬州去找李庭芝说个明白，等到扬州城下，发现扬州城守备森严，他们根本就进不去，也不敢硬闯。这时，追随文天祥的随从杜浒等人劝他另投别的宋城，无奈，文天祥只好再逃向宋军控制的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在逃亡的路上，原来跟他从镇江一起逃出来的十一个人中，有四个人不愿意再跟他过这种被宋元两方追杀的日子，各携一百五十两银子半路逃跑了。剩下他们八个人在行经一个叫板桥的地方时，受到二十多名蒙古散兵游勇的追杀，一名随从又被俘，另有两人受伤，等他们逃到通州时，只剩下七个人了。通州守将杨思复也接到了李庭芝追杀文天祥的命令，所以，一开始他将文天祥拒之城外，但后来，听说元营也正派出人马在追捕文天祥，才发现李庭芝上当了，所以将文天祥等人接入通州。这已是三月二十四日的事了。
在通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传来益、卫二王在张世杰、陈宜中等人的拥戴下，于浙江永嘉（通州治所）建立了元帅府的消息，文天祥喜不自胜，决定南下投奔元帅府。由于当时陆路已被元军封锁，他们只能走海路，颠簸了半个多月，抵达温州。这一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拥立益王赵昰即帝位于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改元景炎，其生母杨淑妃为太后，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也到了福州。
文天祥到了福州，找到了“中央”，原本以为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想到了“中央”后才发现，局势远远要比他想的严峻得多。
先从“中央”内部的情况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手里并没有多少军队，二是执宰大臣也并不优秀。
当时，这个流亡小朝廷真正能依靠的，只有张世杰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虽然有些史书上甚至说有一、二十万之众，但从其实际作战情况来分析，笔者推测至多不过两、三万人。由于手上真正能作战的军队太少，所以，张世杰就努力避免与元军的正面作战，总是在带着这个小朝廷四处“流浪”。
当时的景炎皇帝赵昰（即宋端宗）是个9岁的孩子，没有能力亲政，其母杨太后又只是个善良而平庸的妇女，根本没什么政治主张，朝政实际上把持在张世杰和陈宜中手中，而又以实际拥有军队的张世杰权重要大一些。但这两个人都不是那种胸怀宽阔、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相反，都有些笨拙、偏狭，陈宜中还加上一个不负责任。内部这几个人就团结不起来，有一次，陈宜中因对陆秀夫有意见，竟因袭官场故伎，暗中唆使谏官上奏章，弹劾陆秀夫，把陆秀夫贬谪到潮州，张世杰觉得太不像话，说都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玩这一手，借台谏之手整人。在张世杰的要求下，陈宜中只好又把陆秀夫召回朝廷。
从各地的情况看，更不乐观，大批宋朝的地方官员主动投降元军，剩下的仍忠于宋朝的州县被分散隔离，形不成统一的战斗力量。那些没见到这个流亡小朝廷的宋朝地方官还好一些，因为还对朝廷有所幻想、有希望，立场还能坚定一些。而一旦见到朝廷，发现这个朝廷要兵无兵、要钱无钱，这些地方官就开始动摇，思谋着背叛朝廷，张世杰之所以带着小皇帝四处“流浪”，停不下来，缺乏地方官员的支持，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天祥刚来朝廷时，被委以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职，这是谢太后曾经委任给他的官职，从名义上看，应是朝廷第一重臣。但很快他发现，这个本来是“都督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官职其实只是一个空名，因为天下已无兵马可督，唯一一支稍微像样的军队只听张世杰的话，他也督不了。另外，他与陈宜中这种偏狭之人也相处不好，所以，便自请到前线，试图直接掌握一支抗元部队、有所作为。他先是到了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后来又到汀州（今福建长汀县），以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招兵买马，组织反攻。
从1276年七月初在南剑州建立同督府，一直到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文天祥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始终连一支像张世杰那样忠诚能战的队伍都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唯一可以说的成就是1277年上半年，因元朝诸王内讧和北方的朝鲜造反，调集南方主力北上，文天祥趁机号召支持者们收复了江西赣州、吉州一些州县，到了8月份，元廷处理好内部事务，派李恒为江西招讨使，带领主力元军南下，很快又夺回了已经附宋的州县，文天祥一路败退。1277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江西永丰县空坑，遭遇元军突袭，队伍被冲散，文天祥的妻妾及次子和两个女儿被俘。同行的宋军江西招讨副使赵时赏故意坐在轿子里，假扮文天祥，被元军抓获，文天祥本人得以逃脱。赵时赏被押到元军在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的元帅府后被识破身份，惨遭杀害。文天祥一路南逃，败入广东境内，再没有过有效的抵抗，此期间，他的母亲和长子先后病故，他数次提出要去朝廷觐见皇帝，被张世杰拒绝。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他带着同督军府的直属部队正吃饭时，遇到元军骑兵的突袭，文天祥被俘。被俘后，他吞下了二两脑子（中药名，即冰片）试图自尽，不想没死，只是狂泻了一阵肚子。他的一名属下刘子俊被俘后谎称是文天祥，不想两人被元兵押解时遇于路上，两人为了救对方，争说自己是文天祥，元兵将他们押解到大营后，找到认识他们的降兵辨识清楚身份，刘子俊被识破，元兵逼他投降，他大骂不降，被热油烹死。
平心而论，这一年半间文天祥的无所建树，也是势在必然。他和张世杰不一样，不是崛起于行伍之中的将军，缺少和军队的天然联系，仓促之间，很难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他真正能掌握的只有数百人的队伍。他在江西的反攻事实上只是靠过去的人脉关系联系旧日同乡亲友，趁元军北撤的空虚暂时掌握了一些县的政权，这些人手上也没有像样的军队，所以，很多史料中声称他们收复十余州县，拥有数十万兵众，主要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做的夸大其实的说法。空坑之败，掩护他撤退的只有几百名弓手（就是民兵）；海丰被俘，他身边的直属部队恐怕也不及百人，否则一支元兵小部队也不会一下子就把他们击溃（有史料上说是役元兵斩杀宋兵七千余人的说法不可信）。带着这么一支小队伍，他也和张世杰一样，几乎在每个驻扎过的宋朝州城都要被当地的地方官出卖，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没见到这位同督天下军马的枢密使大人的地方州官，还对他存有幻想，一旦见到他只带了这么一支弱小的队伍，顿时丧失了战斗下去的信心，转而想把城池和文天祥一起交出，以增加投降元军的资本。这使得他也始终处于“流浪”之中，从来没有稳定的根据地。
广东海丰方饭亭
文天祥被俘之后，元军统帅张弘范决定挟持着他一起继续南下，最后消灭盘踞在广东新会崖山海边的张世杰部和南宋流亡小朝廷。1279年二月初，元军船队完成了对宋军崖山驻地的包围，二月初六，元军乘涨潮之际，分别从海外和内陆两侧山地向盘踞在崖门湾内的张世杰部发起了总攻，不到一天时间，张世杰部全军覆灭，陆秀夫抱着年仅8岁的宋末帝赵昺跳海自尽。文天祥目睹了战役的过程，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歼灭，这是何等的痛苦！文天祥以诗歌的形式记下了他当时的感受和战斗的经过，他的记录，成为后人研究这场战役的重要史料。
在对张世杰部发起总攻之前，张弘范曾派他的副手、也是文天祥在江西战场上的老对手李恒去见文天祥，希望文天祥能作为说客去劝说张世杰投降，文天祥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出示了自己在途中写的那首后来流芳千古的诗&
《过零丁洋》，请李恒转交给张弘范，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见诗后说：“好人好诗”，遂不再强迫。
崖山海战结束后，三月十四日，张弘范设宴庆祝，让文天祥也参加。酒宴之上，他劝文天祥：“你们的国家已经亡了，您的忠孝义务已经尽了，现在您可以考虑一下，以事大宋的态度来事大元，照样可以在大元朝当丞相。”文天祥流着泪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还敢有什么其他想法。”张弘范想起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猜测文天祥是担心自己的历史评价而不投降，便又劝他说：“你们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还有谁把你写到历史书中？”文天祥回答：“当年商朝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只是尽其心罢了，记不记到史书上无所谓。”张弘范无奈，将文天祥的表现上奏给远在北京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揽奏之后叹道：谁家没几个忠臣呢！下诏让张弘范把文天祥押解到北京，企图劝降他。
四月二十日，张弘范派部将石嵩押送文天祥去大都，快进江西时，石嵩担心江西的抗元人士劫走文天祥，便把文天祥的手脚捆起来，锁在船舱之中。为抗议这种虐待，文天祥开始绝食，他本想绝食到死，但绝了七天之后，也没死，而且元兵准备捏着鼻子给他灌食，他看死不了，又主动恢复了进食。
1279年十月初一，文天祥到了大都，从此开始了他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北京文天祥祠堂
到达北京之后，元朝开始了对文天祥的诱降工作。一开始，他们对文天祥很优待，待若上宾，让他住在高档馆舍之中。先是派南宋投降过来的前丞相留梦炎来劝降，留梦炎也曾经中过状元，元人以为他会与文天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没想到，留梦炎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接着，元朝又派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文天祥，想着这是你所忠于的国君，现在他让你来投降，你应该听话了吧。文天祥见到恭帝后，立即行君臣之礼，北向跪拜，但是嚎啕痛哭，绝不投降，只是请“圣驾且回”。恭帝虽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但也懂得基本的人情道理，而对这种忠肝铁胆的忠臣，他也说不出劝降的话来，回去了。
最后，元朝的宰相（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来劝降。阿合马是当时第一权臣，他来见文天祥，以为仅凭自己的身份就能震慑住文天祥，没想到文天祥见了他长揖不跪，阿合马问：“你知道我是宰相，为何不跪拜？”文天祥答：“我是南朝宰相，你是北朝宰相，平级相见，何用跪拜？”阿合马讽刺说：“你是南朝宰相，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文天祥回答说：“那是南朝用我用晚了，若是早用我，谁被抓不一定呢！”阿合马说：“你现在命都捏在我的手上，还说这些话干什么？”文天祥答道：“是啊，命既然已经捏在你手上，马上把我杀了不就得了，说什么捏不捏在你手上之类的淡话干什么？”阿合马无功而返。
元朝统治者觉得可能是文天祥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嘴硬。此后，便把文天祥转入兵马司的监狱，关入一间标准的小牢房中，还给文天祥带上了枷锁等刑具，折磨了他一个月后，又由副宰相孛罗和张弘范一起主持对文天祥的审问。说是审问，其实还是一种劝降，他们希望经过真正的监狱折磨后文天祥能够屈服。一开始，他们便想让文天祥行跪拜礼，文天祥立而不跪，旁边的差役强行按着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挣扎着坐在地上，就是不跪，而且反言相讥，你们这是施刑，不是行礼了。孛罗等人只好作罢，他问文天祥：“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忠于宋氏社稷，今既被执在此，请您早执行死刑。”孛罗又问：“您就不想说点儿别的？”文天祥说：“我身为大宋宰相，国家灭亡了，依我的职责应当死；我是你们的敌人，今被你们抓住，按照你们的法律，也应当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孛罗想打破这种简单的对抗局面，便顺着文天祥的第一句话问下去：“你说代有兴亡，请说一说有几代？是怎么兴亡的？”文天祥回答：“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天不是来应博学宏词科考试的，就不必多讲了，你们还是该杀就杀吧，别耽误工夫了。”此后，孛罗和张弘范等又努力想说服文天祥投降，都被文天祥顶了回去。孛罗最后说：“我知道你只求速死，我偏不杀你，就关着你。”文天祥回答：“死都不在乎，关就关吧。”
元朝统治者是真想逼文天祥投降，以为通过长期的关押，能使文天祥屈服。
从1279年十月开始，直到1283年一月九日被杀，文天祥一直被关押在兵马司的监狱里，过着真正的囚徒生活，环境非常之恶劣，他身上长满了虱子，衣衫褴褛。只有四十六岁的他，多次生病，瘦得皮包骨头，已显老态龙钟，左眼已经看不清东西，接近失明。但他一直很平静地对待一切，从容地写诗、读书，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写了下来。他说，我想死，也求早死，剐、斩、锯、烹、淹，怎么弄死都行，但就是不自杀。最艰难的一次是1281年五月中旬，北京下了一场暴雨，整个牢房被淹，床都漂了起来，老鼠被水淹得像鱼一样在水里乱跳，茅坑里的粪土被冲进牢房有两尺多厚，就在这样肮脏腐臭的环境里，他写下了另一首流芳千古的长诗《正气歌》（全文参见本文附录）。
此后连续一个半月未见阳光，天气还闷热，七月初二，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床又要浮起来了，文天祥已经全然适应了这种状况，居然还能在摇摇晃晃的床上进入梦乡，起来后站在满地泥泞中，他居然能笑得出来，因为他所读的书和写的诗稿仍在书架上没被水泡了（他本来以为这些书与诗稿也保不住了）。他写诗记下了这一夜的情景“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遗忘”，“我方鼾鼻睡，逍遥游帝乡”，“起来立泥涂，一笑褰衣裳，遗书宛在架，吾道终未亡”。在大雨的浸泡中，兵马司监狱的牢房东倒西歪，眼看着全要倒塌，监狱当局只好把犯人们转移到别处，文天祥被转移到宫藉监，这里的环境不错，“明窗净壁、树影横斜”，让他觉得有些陌生，作诗曰“不似为囚似为客，倚窗望断暮天涯”。八月初七，又把他转回了原来住的牢房，虽然水退了，牢房也加固过了，但湿热依旧，臭气仍在。文天祥反倒有一种流浪儿回归旧家的亲切，“恍如流浪人，一旦归旧游。”查看架上的诗书，仍“浩然而长存”，于是，他心情宁静地写下：“哲人贵知命，乐天复何求。”
这期间，元朝统治者还是没有停止对文天祥的劝降工作，曾派他的女儿和弟弟给他写信劝降，都被他拒绝了。
公元1282年冬天，河北正定有个叫薛保住的人，聚众起事，自称是“真宋幼主”，要来劫狱救出文丞相。已经失去耐心的元朝参知政事买述丁力主杀掉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接见了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这位马上皇帝的劝降方式直截了当：“你如同事宋一样事我，我不是让你当宰相就是当枢密使。”文天祥首先谴责了忽必烈灭宋的非正义性，说“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你们利用我们的叛将叛臣，入我国都，毁我宗社，这是无道之举。如今宋亡，天祥只当速死。”对于忽必烈的封官许愿，文天祥表示自己只是宋朝的宰相，宋亡，只有死。忽必烈沉吟半晌，叫人将文天祥押回牢房。按忽必烈的想法，还想留文天祥一段时间，继续劝降，但宰相和参知政事都说，已经对文天祥仁至义尽，他铁石心肠，不会投降，如果再拖延下去，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而会激出事端。忽必烈同意他们的意见，决定杀掉文天祥。公元日（农历是上一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斩首于北京柴市口。临行前，他向故国的南方下拜，并如释重负地对刑卒说：“我该做的事做完了！”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这样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称此为文天祥的“衣带赞”。
北京文天祥祠堂后院的枣树
文天祥是宋朝人，他对于宋朝这个朝代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没有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作用极大，他不仅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文天祥的重要意义，得先从对于国家起源的哲学解释开始。
关于国家的起源，历来有两种哲学解释，一种是经验论的哲学解释，代表性的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是由某一区域的人民根据自己安全和生存、发展的需要，无形中缔结了某种“社会契约”，形成的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这种理论有两个核心点：一、对于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加性质上的区别，笼统地认为全体人民都参加了缔结“社会契约”的过程，全体人民都是形成国家的原因。二、人民缔结社会契约、组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每个人最基本的个体生命需要：生存、繁衍、安全和追求幸福生活（追求幸福生活这种需要在可操作层面的表述就是过着比别人有钱、还要别人侍候着的生活）。
另一种解释是唯理论的解释，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这种哲学认为，国家不是起源于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生存、安全与发展需要而缔结的“社会契约”，而是起源于一种“绝对理念”，这种理念外化为具体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凭着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才能领导着另外一些普通的民众，建立起了国家这个有人口、有土地、有主权的政治实体。何谓“绝对理念”？就是最高、最终极的理念，无法以人类理性来解释、只能通过某些优秀人物的个体生命表现出来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先天形成的，不知其原因，其内容就是要建立某一个国家，如同鬼神附体般地附着于某些人身上，这些人便完全丧失了普通人所有的“人性”，疯狂地为实现这种理念而奋斗。有很多人失败了，默默无闻地死去；也有不少人成功了，无中生有地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把这些人称为英雄人物，供奉在神坛之上。由于黑格尔解释不了“绝对理念”的形成原因（因为没有原因才称为绝对理念，意味着其本身就是原因），所以，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具有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这一理论也有两个核心要点：第一，形成国家的核心力量是某些英雄人物而不是全体人民；第二，构成国家最核心凝聚力的不是每个人个体生命所具有生存、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而是某种说不明白的先天存在的“理念”。
揆诸历史，复加以逻辑分析，笔者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更具解释力，尽管确有神秘主义的弱点，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盖因人类的理性即人类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解释很多事情的终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它认为人们是出于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生活需要这种动机才缔结契约、建立国家。那么，对那些为了国家的存在而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的人物的动机如何解释？难道这些人是为了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才来缔结这个契约的吗？而且，还得承认，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这些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的人所起的作用，远远比那些只想着满足个人生命、财产需要的人要大。如果承认，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有一部分人（无论多少）肯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幸福，以实现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为目的的话，那么，就只能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解释上了：有一部分不以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为最高目标的人，他们为了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幸福，驱使这些人如此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只能解释为某种不知其原因的神秘理念了，这种理念就是绝对理念。
其次，从经验的层面看，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经由全体人民缔结的“社会契约”而出现的，谁也没有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观察到一个由全体人民都同意的“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仅仅是一个没有对应实体的想象。就连美国那样号称由全民共同意志形成的国家，如果没有了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这些英雄人物，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得承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一种是杰出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就是那些以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为最高价值的人，他们的天性就是贪生怕死、渴望享乐，在实际的幸福生活和抽象的理念之间，只会选择实际的幸福生活，这种人在国家灭亡的时刻一定会当叛徒，如吕文焕、留梦炎，甚至文天祥的亲弟弟文壁也是这一类人。文天祥第一次被拘元营时曾经见到过吕文焕，文天祥指责他不该投降，吕文焕辩解说，他是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投降的，文天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就是贪生怕死，吝惜个人生命和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文天祥说得没错，吕文焕确实是出于这种动机投降的。后来文天祥历尽风险逃出元营后，在真州又被自己人误解，反被追杀，其处境比吕文焕还要艰难痛苦得多，可他为什么不投降？这说明两种人在生命本质上就不一样。
文天祥是那种不同于普通人的优秀人物，这种人的最高价值原则不是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甚至也不是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而仅仅只是某种抽象的理念，哪怕这个理念的外在显现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从生命本质上就确定了自己是为某种理念而生，亦应为此种理念而死的人。所以，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绝对不投降，而且，他们也认为别人也应和他们一样坚持这种原则。陆秀夫是仗剑先逼着自己的妻子跳海自尽后，才抱着小皇帝跳海的，跳海前他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从单纯的个人生命价值角度看，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不该死，他只是个无辜者，但从国家的绝对理念而言，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就应该死！在这时，理念不仅与生命是矛盾的，而且是压倒生命的最高原则。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文天祥首先是个普通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弱点他无不具有，他懂得享乐，过过声伎陈设于前的奢华日子；他理解普通人的想法，知道按照普通人的正常逻辑，自己的这种做法是愚蠢之极。他也不能完全突破个人亲情的约束，对别人和自己的亲人有所区别，比如对一切投降元朝官府同僚如吕文焕、留梦炎者流，他都严词怒斥，毫不留情，但对同样是投降者的自己的亲弟弟文壁，他是“网开一面”的，虽然他也写诗感叹“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由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但是，就没有像对吕文焕那样的严词遣责，他不仅没有强求弟弟和自己一样殉节，反而替他开脱。文天祥的长子在战乱中病死之后，就把文壁的儿子文升过继给他做继子，文天祥害怕文升对生父不尊重，便写信劝导他，说：“吾已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意思是自己身为宰相，不得不为国家死，而文升的生父文壁为了延续文家的香烟后代，委曲求全投降元朝，算是尽孝，希望文升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其生父。而且，他也有过脆弱的时刻，他留下的《过零丁详》、《正气歌》、《衣带赞》等诗句，我猜想都是在他心里充满感伤、有些脆弱的时候写下的，他以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坚强起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虽然下命令杀过叛徒和敌人，但是，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甚至连自己也杀不了。他自杀过两次，但都没死成，后来就不再自杀了。一个人若真想自杀并不难，跳崖、撞墙、上吊都可以，但他自杀不成，我理解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源于对生命本身怀有强烈的眷恋，他下不了手杀害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能考上状元的读书人，他有着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维持不下去，一定会灭亡，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宋要亡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而且忽必烈也不是坏人，一定会将国家治理得比宋朝皇帝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天下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自己坚持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任何常人的逻辑，他都应当放弃抵抗而投降的。他忠于大宋朝，可是大宋朝的国君宋恭帝和太皇太后都投降了，而且来劝他也投降，他完全可以借口“忠于国君、服从命令”而投降，但他不投降。要是说，他因又另立了新君、宋朝还有复兴的希望而坚持抵抗，那么在他被俘之后，新立的两个皇帝也全死了，这个国家算是彻底灭亡了，换句话说，他已无国可忠、无君可忠了，那么该投降了吧？他仍不投降。他自诩要为黎民苍生着想，那么现在，元朝人一统天下，黎民百姓已经过上了太平日子，应该投降了吧？他还是不投降。
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历史的敬畏，他不是写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但事实上，他对历史的虚无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张弘范告诉他：你死了，没人将你写在历史上时，他并没有反驳，只是回答说：“写不写没有关系，我是凭自己的内心原则在做事。”他明白，所谓“照汗青”云云，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孔孟先贤所代表的圣人之道，文天祥不是说过：“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吗？可事实上，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他行为的内在原因。《宋史&文天祥传》的作者都知道，有宋三百年，开科取士中状元的人也近三百位，读的都是圣贤书，可为什么只有文天祥能做到这一步呢？这位作者得出的结论：科举考试和圣贤书是培养不出来伟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文天祥这位思维正常、多愁善感到甚至有些脆弱的文人，做出这么刚烈绝决、常人无法承受的选择呢？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他的生命天性使然。
我们经过剥丝抽茧般的分析，发现朝廷、皇帝、宗庙及至历史、人民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都不能构成文天祥的行为的内在动力。在最后的时刻，人所面对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诚的也只能是自我！
是的，文天祥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王朝、不是未来的史书、也不是天下的苍生百姓，他只是忠诚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理念”，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用文天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亡，宰相职当死！”这确实是个永恒的原则，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就应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的行为动机，文天祥是有深刻的自觉的，在《正气歌》中，他就已经说明白，自己只是天地正气的一个化身，是一系列为了抽象的国家原则而献身的人物中的一员。
中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延绵至今的国家，确实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先验的国家理念的存在，历朝历代都有文天祥这样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与文天祥同时代的张世杰、李庭芝、陆秀夫等一系战死不屈的英雄，还有为掩护文天祥，替他而死的赵时赏、刘子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忠诚的，不是某位具体的皇帝、某个具体的王朝，而是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要求这个国家的君臣以生命捍卫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存在，如果这种政治实体消失了，这些君臣的生命也就应该消失：国亡，人必须死！反之，人在，国就不能亡，这是一种横亘千古的力量，是中国千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次异族夷陵，而始终没有灭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对于文天祥意义的理解：他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的化身，他是“中国”这个“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忽必烈和张弘范等也是这种绝对理念的化身，他们之所以不想杀文天祥，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时间劝降文天祥，并不是出于通过招降文天祥来招降安抚宋朝其它臣民的功利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文天祥所代表的这种忠诚观念是任何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们通过对文天祥的优容来表达对这种观念的尊重。对于文天祥，一代雄主忽必烈始终有种惺惺相惜的敬意，在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过程中，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让文天祥也做自己丞相的愿望，并没有多余的劝降废话，也许，他深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彼此很相知，都在忠诚于相同的“人在国在、国亡人死”的国家理念，他对文天祥的封官许愿，表达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天哪，这么完美的人物怎么竟然不是我国的宰相！在杀文天祥这件事上，忽必烈表现得有些婆婆妈妈，据说，他签署完杀害文天祥的命令后又后悔了，派人送去暂缓行刑的诏令，可是晚了，等诏令送到刑场时，文天祥已人头落地。这个戏剧性段子的真伪姑且不论，但忽必烈对死后的文天祥的宽容是真实的。
文天祥死后，先由其妻子欧阳氏收尸，草葬于京城小南门外，半年多后，一直在京城陪着文天祥的江西义士张弘毅将尸骨取出，火化后，携带回文天祥的老家吉州安葬，文家人以文壁为首举行了祭奠仪式，在当时，就给文天祥修建祠堂，而且还留出专门的祭田，其收入供文家后人祭奠文天祥用。文天祥的诗文集以及别人写的传记，在当时可以公开流传。《宋史》为元人所修，以杂芜著称，但其中的《文天祥传》却写得极好，堪称良史。对于这位至死也不投降的敌人，忽必烈及其元朝将相给予了充分的尊重，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原则——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杂志社-2011年第二辑：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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