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期刊借版面费敛财科技期刊登小学教学论文（责编推荐：初中数学）
“我们国家级的，费用2300字符800元”“价格优惠”、“超低价格”、“全群最低价”、“低到你想不到的价格”……这是自由撰稿人纪争辉(化名)在自己加入的一个QQ
　　“我们国家级的，费用2300字符800元”　　“价格优惠”、“超低价格”、“全群最低价”、“低到你想不到的价格”……这是自由撰稿人纪争辉(化名)在自己加入的一个QQ群里看到的广告语。　　在这个名叫“论文代理联盟”的QQ群里，用户叫卖的“商品”主要是版面。偶尔，也会有兜售专著书号和论文署名权的信息发布。　　一般来说，QQ群里的每位用户会发布一到两种的征稿信息，但纪争辉发现，有一用户发布的征稿信息里提到了好几种期刊：《资讯》、《创新导报》、《中国科教创新导刊》和《中外医疗》；而近年来，这几本“旬刊”每期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比较多，有的甚至一期可刊载200多篇论文。　　“一篇稿子收几百元，每期总共刊登几百篇，利益不用算，您也清楚。”纪争辉对记者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发论文为由向《中外医疗》的杨编辑询问，该编辑告诉记者，“我们国家级的，费用2300字符800元”。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今年的《中外医疗》等上述期刊的版权页上，都能看到这样一则“特别提示”：为共同维护出版纪律与尊严，请作者勿向本刊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支付任何费用。否则，出现纠纷，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依法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4种期刊同一个负责人　　在上述QQ群里，有两个用户经常“捆绑”着发布上述4种期刊的信息。纪争辉查询发现，这4种期刊在新闻出版部门备案信息中登记的负责人均为“郭陆庄”。　　记者在国家图书馆期刊借阅处查询时证实了上述任职信息：郭陆庄同时担任了《科技资讯》的社长和总编，《科技创新导报》的总编，《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的主编，《中外医疗》的社长和总编。同时，，他还是《糖尿病新世界》的执行总编。　　上述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例如，张金荣同时担任《科技资讯》的副总编，《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的副主编，《中外医疗》的副社长，《糖尿病新世界》的主编；《科技资讯》和《科技创新导报》的编辑部主任均为陈鹏，且这两种期刊总编室的3位工作人员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上述各期刊的关联关系还可以从刊社地址、征稿说明中窥见一斑。　　例如，《中国科教创新导刊》和《糖尿病新世界》在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的信息查询系统中的备案地址是相同的。有一名自称“张老师”的编辑在不同时间发的约稿函里留下了同一个联系方式，却分别为《科技资讯》和《科技创新导报》约稿。　　再如，这4种期刊的封二和封三会相互刊登彼此的“学术论文征集启事”，今年第3期的《中外医疗》封二刊登了《科技资讯》的“学术论文征集启事”，启事的最后写道：“本刊长期与《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科技创新导报》和《中外医疗》期刊开展学术交流，优秀稿件我刊可推荐至以上刊物优先发表。”　　主管部门称，主管单位不同可能存在卖刊号现象　　据记者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网站上查询，上述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却不尽相同。　　《科技资讯》的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单位是北京国际科技服务中心、北京合作创新国际科技服务中心。　　《科技创新导报》的主管单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主办单位是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合作创新国际科技服务中心。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的主管单位是科技部，主办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外医疗》的主管单位是卫生部，主办单位是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二十一世纪联合创新(北京)医药科学研究院。　　《糖尿病新世界》的主管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记者通过北京市工商信息系统查询得知，北京合作创新国际科技服务中心、《科技资讯》杂志社有限公司和《中外医疗》杂志社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均为郭陆庄。　　对此，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种期刊的总编或社长由同一人担任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因为有的期刊集团有很多报刊，可能只任命一个总编或社长。但是，如果一个总编掌管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这种现象就值得怀疑了。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不一样，几乎不可能同时任命同一个总编或社长，这里面很可能存在卖刊号的现象。　　上述负责人表示，在今年年检结束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在其期刊查询系统中，除公开期刊的刊名、刊号、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之外，还将公开该期刊的第一责任人姓名，以便公众查询、监督。　　科技期刊上刊登小文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我国《期刊出版管理规定》，设立期刊出版单位，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期刊创办时，须有确定的业务范围，其中包括期刊的办刊宗旨。期刊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其性质，一旦刊载内容偏离了办刊宗旨，或未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擅自变更办刊宗旨，均属违规。　　记者在国家图书馆期刊借阅处查询时发现，上述4种期刊均为旬刊，刊载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论文，但其办刊宗旨难称与学术有关。　　例如，《科技资讯》的办刊宗旨是：“关注科技发展热点，报道高新技术前沿；追踪科技研发动态，介绍科技探索历程。本刊主要刊登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方面的科技文献和最新资讯。”　　记者翻阅了几本新近出版的《科技资讯》，其中设置了“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动力与电气工程”、“能源与环境”、“污染与防治”、“工程管理”、“企业管理”、“科技教育”、“学术论坛”、“图书馆论坛”等13个栏目，除与科技相关的文章外，也不乏《浅谈如何巧记单词》、《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之探讨》、《寓德育教育于音乐教学中》等基础教育领域的论文。　　刊登在《科技资讯》上的绝大多数论文的篇幅为1个页码。2011年第3期的《科技资讯》有256个页码，刊登论文212篇。印刷的正文字体用的是小五号，很少有论文配发图表。　　近两年的《科技资讯》采用的印刷纸张都非常薄，但记者将2010年出版的全部36期《科技资讯》叠放在一起测量其厚度，刻度显示其超过了28厘米，接近一尺。　　《科技创新导报》、《中国科教创新导刊》和《中外医疗》等3种期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其页码数和刊登的论文数量略逊于《科技资讯》。例如，2011年出版的《中外医疗》有192个页码，刊登论文158篇。2010年全年的36期《中外医疗》叠放厚度超过22厘米。　　刊登资讯的期刊是如何变身学术期刊的　　在国家图书馆期刊借阅处记者借到2004年第1期至今的《科技资讯》。《科技资讯》创刊于2003年，在2004年和2005年，其刊载的内容以资讯类文章和广告为主，其中大文章是编辑部自行收集的稿件，社外来稿很少有投稿者的信息，甚至用的都是笔名。　　2004年第1期的《科技资讯》卷首语写道：“从2004年起，上、下半月刊发两种不同风格的杂志。一本办成汇集最新科技资讯及指导投资创业与企业经营的科技期刊。另一本办成运用科技视角解析产品品质、引导理性消费的科技刊物，刊发通讯、数码、家电。汽车、计算机等产品。成为都市时尚休闲人士的消费生活指南”。　　2005年5月，《科技资讯》的刊期从半月刊变成了旬刊：上旬出版的A刊名为“车赏”，中旬出版的B刊叫做“midi音乐制作”，下旬出版的c刊的主题是“商务广场”。　　自2006年第1期起，《科技资讯》刊载的内容陡然转型，开始刊登各类论文，1月平均每期刊登140余篇，2月平均每期刊登近190篇，以后每期刊登的论文数量都超过200篇。　　而《中外医疗》的前身是《化工之友》，于2007年正式更名《中外医疗》。在更名之前，《化工之友》在征稿启事中就已经开始征集论文。　　版面需求和供给的失衡让学术期刊有了敛财机会　　上海理工大学学术期刊收费情况调查研究课题组在2007年进行的调研发现，当时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直接造成了学术期刊版面的需求数量(约480万篇/年)大大高于供给数量(约100万篇/年)的现象。版面需求和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学术期刊收费成为现实，引发了“发表论文与人情的交易”及“发表论文与金钱的交易”等现象的出现。这种失衡所形成的巨大利益空间，导致了“非法办刊”、“版面出租”、“论文中介”、“李鬼杂志”等不合法现象的产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和他的研究团队对论文买卖“市场”的规模进行过估算：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为1.8亿～5.4亿元，而2009年的规模可达10亿元。这其中就包括“高额营利性版面费市场在内”。　　在沈阳看来，论文买卖的主要技术手段是网络。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纪争辉提供的“论文代理联盟”QQ群聊天记录中看到，最近的半个多月以来，该群内每天都有20条左右的信息更新。这个创建于2009年10月，有190名用户的QQ群的资历和规模只能算中等。日前，记者利用“QQ搜索群”系统检索发现，带有“论文代理”关键词的QQ群有86个。多数群的用户数量在100～200名之间，其中不乏用户超过300名的群，最早的百名用户规模以上的群创建于2005年12月。　　若是用“论文”两字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应结果可达6万余条。其中相当一部分与论文中介有关，例如，一个名为“超级论文群”的QQ群的用户数量达到了500名的上限，其简介明确写道：“教师论文/林业/文化/医疗/交通/市政等各类职称论文发表，刊载国家级刊物”。　　据《法制日报》3月16日报道，武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了一家论文代理机构。当天，有用户在“论文代理联盟”QQ群里发布了这一新闻链接，并加注了“冒冷汗”的表情。但其他用户并未回应该留言，继续发布着各自的征稿和招聘组稿代理的信息。　　(实习生李佩纹、邓炊员疚囊嘤泄毕)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　　部分期刊为何制造“论文垃圾”　　――专访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　　核心期刊借版面费敛财见文就发，一年收入过千万。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获得学位、各行各业在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人才评价工作中将发表论文数量、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等都作为量化考核的指标。目前社会上发表论文的需求远远大于各类期刊所能提供的版面数量。　　目前部分学术期刊为何存在质量不高、收取版面费等问题？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有何新举措？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青年报：在2月23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加强学术期刊管理”专家座谈会上，总署报刊司负责人透露，将进一步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出台相关政策，严格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限。目前，区分学术期刊和非学术期刊的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我国《期刊出版管理规定》，设立期刊出版单位，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期刊创办时，须有确定的业务范围(期刊的业务范围包括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文种)。　　如果期刊需要变更其业务范围，例如由非学术期刊变更为学术期刊的，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期刊擅自变更办刊宗旨属违规行为。　　中国青年报：公众该如何判断一本期刊是不是学术期刊，进而向其投发论文？　　答：那些需要投发学术论文的作者，往往是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较高学历的人，他们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的学术期刊必须有所了解，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投稿。　　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非学术类期刊未经批准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少数学术期刊超越业务范围等违规行为，对于定位不明确的期刊，或者是对有上述违规行为的期刊，我们将发现一起依法查处一起。　　我们建议作者在没有对刊物进行调查了解之前，不要盲目投稿，更不要轻信网络上一些论文中介的介绍。当然，作者对于自己论文的学术质量应当心中有数，如果为了发表论文而给某个期刊或者网络中介交钱以达到发表论文的目的，其实是助长了一些期刊的违规行为。　　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总署对学术期刊的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有哪些考评的标准？　　答：在上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部门就已经发布了《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等相应的期刊质量评价的规范性文件。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和《全国报纸期刊出版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3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修改后的《出版管理条例》第52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版单位综合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分类实施综合评估”，从今年起，总署和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将开始对报纸期刊实施综合质量评估工作，我们将把学术类期刊列为评估的重点，对评估中确认的不合格期刊坚决实施退出。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部分期刊收取版面费发表大量质量低劣的学术论文现象？　　答：近两年，一些学术期刊超越业务范围，发表大量低质量论文的现象较为严重，甚至一些非学术期刊类也在大量刊发学术论文。　　这一不正常现象有着比较复杂的、深层的社会原因。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获得学位、各行各业在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人才评价工作中将发表论文数量、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等都作为量化考核的指标。其中，医药卫生界和教育界的考评晋升体系尤其体现了这一点。这导致部分医药卫生类和教育类的期刊成为低质量论文滥发的“重灾区”。尽管目前我国有1100多种医药卫生类的期刊，占科技期刊总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但仍然“放不下”医药卫生界从业人员为职称评定、业绩考核而想发表的论文。目前社会上发论文的需求远远大于各类期刊所能提供的版面数量。加之一些期刊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没能坚守住新闻出版行业的道德底线，出于经济利益驱动，放弃了对广大读者、社会和自己声誉的责任感，给我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总署将采取哪些措施治理部分期刊的上述违规行为？　　答：我们已经对《中国包装科技博览》等少数存在严重违规问题的期刊采取了行政措施和行政处罚。　　我们将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强化对全国各类期刊的有效监管，通过属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和期刊主管主办单位的有效管理，及时发现期刊存在的违规问题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现行法规的授权管理范围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对期刊出版的违规行为进行“围追堵截”。　　对卖刊号导致出版权失控、出版综合质量严重不合格等严重违规的期刊，我们将依照有关法规撤销其期刊出版许可证。　　此外，我们还将通过各种方式对期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从而减少期刊的违规行为。　　但是，目前新闻出版部门所能采取的上述治理措施只是在“下游”的“围追堵截”，期刊出版不正常现象的根源在于目前人才评价机制对论文发表的要求。只有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的论文评价机制、机构评价机制和人才评价机制，诚信意识深深植根于全体公民心目之中，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同时，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轻浮急躁的心态比较普遍，影响了相当数量的人群，导致出现学术造假、学术期刊异化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青年报：有媒体报道称，因违规刊发学术论文而受到被新闻出版总署处罚的《中国包装科技博览》目前已经复刊，并更名为《中国科技博览》，继续征稿。您是否掌握相关的情况？　　答：我们关注到了相关的报道。这里要明确的是，《中国包装科技博览》停业整顿3个月的时间尚未结束，该刊不得擅自恢复出版。我们将依照相关法规对“知错不改”的期刊采取进一步的处罚措施。　　同时，我们要感谢新闻媒体、专家和社会公众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关心，希望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违规期刊进行举报，也欢迎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　　论文买卖的市场规则　　对部分期刊的编辑人员、组稿代理人员和论文中介人员来说，版面买卖也是一个“市场”。　　近日，记者分别以毕业、评职称、参加保送研究生测试等理由，向多位期刊编辑和论文中介人员询问发表论文的“市场行情”。　　如果对方是期刊的编辑，对话内容相对直接，谈论发表价格和拟发表日期即可。记者曾表示需要尽早发表，问可否办理“加急”，对方往往会给出数百元的加急费报价。接下去，就是把稿件的电子版发给对方，等待回复。如果审核通过，对方会进一步提供汇款数额和汇款方式。　　如果对方是组稿代理或论文中介人员，一般会先询问记者对拟发表刊物的需求，诸如想发表在省级刊物还是国家级刊物上，拟发表的论文是哪个专业或领域的等。对方可提供的模式包括单纯的代为发表，代为检测、修改并发表，乃至代为写作并发表的“全包一条龙”。　　不同(级别)的刊物和不同的代理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一般来说，省级期刊每个页码为数百元，国家级期刊则会达到上千元，如果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刊物，价格则可能高达数千元；如果办理加急，也会有额外费用，一般一篇文章为200～300元。如果选择代为检测、修改，甚至写作并发表的“全包”服务，价格可能会超过2000元。如果索要样刊和发票，可能又有额外费用。　　记者接触的代理和中介人员都会强调，稿件全文控制在2300个字符以内，以便能排版在1个页码上。显然，这是“市场”上的“行规”。　　这个“市场”也存在竞争――不仅在价格上，也在服务上。　　记者向不同的代理和中介人员询问代理在《中外医疗》发论文的事宜，当询问能否开发票时，一位代理称，要加收10%的税点；而另一位代理则明确表示，“发票不收税”，如果有人提出加税点，“那是故意多收你费用的，你不相信可以打杂志社电话问问”。他随即给记者发来《中外医疗》杂志社的联系电话，并附上“简单分辨杂志社编辑真伪小方法”，其中提到：“杂志社多采用邮局汇款，地址为……”而记者接触的多位代理在提到付款方式时提供的均是银行账号。　　记者曾询问一位论文中介人员：“版面费是交给你们还是交给杂志社啊？”对方表示钱先给中介，之后再由中介转交给杂志社。但被问及中介会给杂志社多少钱时，对方回避了这个问题。　　《中外医疗》的杨编辑告诉记者，“我们国家级的，费用2300字符800元”。一位代理表示，找他们需要“元”。另一位代理则告诉记者，“你自己写我们发表价格为1500元，我们写和发表要1800元”。不过，后者声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比较专业，能提供代为检测服务。记者曾改编一篇之前发表过的论文交与其审核，十几分钟后，，对方便传回一份“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称相似比过高，需要将雷同部分对应着修改后再发表，“不然到时候雷同被别人投诉就麻烦了”。　　“天麻之父”“黄连之圣”连教授都评不上　　别让“SCI”成为科学家的手铐脚镣　　药物研究专家杨世林有个担心：在现有的导向下，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　　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老科学家徐锦堂被药农尊称为“天麻之父”和“黄连之圣”。　　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医用天麻出现断档。　　为了表达感激，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杨世林感慨：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扎根”扎出来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因为他没有“SCI论文”。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SCI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后，“SCI”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　　杨世林认为，在这根指挥棒下，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连教授也评不上，如今评职称、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　　他说，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只盯着什么是“时髦的研究”，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　　对此，杨世林表示“很痛心”。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回国以后“马上转行”，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文章的“点数”直接跟奖金、职称挂钩。　　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至少，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一刀切”。　　他说，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科学家们年年讲，可年年不变。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真正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中国论文数量大增，成了这方面的“大国”。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认，垃圾的确存在，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　　清华大授邢新会说，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多元评价，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他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很巧的双手，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　　他说，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教授”或“研究员”头衔才显得有地位、有水平，这是不正常的。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太让人信服了”。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在那时，高级工人“比教授还厉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马志明院士说。　　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许老生前说过，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实上，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但现在，马志明说，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普通杂志算多少分，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这真的是有害的。”他说，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　　据上海大学教授、《生理学报》副主编吉永华介绍，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可眼下，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　　《自然》和《科学》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响因子”居于领军地位。吉永华说，在SCI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很多单位为了在“顶尖论文”这个指标上赶上去，又开始追求杂志“影响因子”了。现在有人还会邀请《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到中国，请吃请喝，跟人家套近乎。　　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吉永华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国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志。　　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教育部就要“摧毁”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因为，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顶尖”期刊论文。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科学是五花八门的，为什么要统一呢？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星光一号”芯片诞生10周年。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　　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发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创新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　　可“论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杨世林悲观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黄连的成果。”　　他说：“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　　“本来GDP也好，SCI也好，它们不是不好，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　　条件好了&潜心科研的人少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里一些年轻的同事悄然离开了单位，随后成为不远处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里的员工。　　在陈凯先看来，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选择很自然：尽管研究所在全国科研机构里面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但与企业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毕竟他们要先考虑生存的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科研机构都隐约有了青年科研人员“出走”的态势，“出走”的理由都非常现实：房价、生活条件、教育理念、晋升职称等等。　　“我很担心：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了，但一些人却不愿意潜心做研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常文瑞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常文瑞也明白科研岗位的相对“清贫”，“我也有同学在企业工作，他就有钱买房、买车，而我却不行。这样的差距可能会让年轻人不平衡。”　　有一次，常文瑞到台湾开会，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　　一位教授告诉常文瑞，他们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基础学科的学生，并不是真正想学知识做科研，只是想拿学位。于是，在这位教授负责的专业考试中，会让大部分学生及格，虽然他们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成绩太差，教授只得给了不及格。结果那个学生找过来，要求教授改成绩。这位教授说，我没权力改，而且卷子已经封存，没想到，学生教给老师一个办法：请你写一个悔过书，就说你判错了，你就可以改。　　这位教授为此哭笑不得。常文瑞则感慨不已：“再过几年，大陆的学生会不会变得像那位台湾学生一样，不注重学习，只把学位当做一个跳板，不求专业上有什么进展，只要找到更有钱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中应该加进传统教育，比如责任心、钻研精神、奉献精神等。　　常文瑞的想法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不谋而合。　　“还有多少人愿意做科学家？”在李邦河看来，这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老师经常会教育学生要找一份好工作，却很少有人会教育他们立志当科学家。”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说，经济压力还并不是科研人员止步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科研人员的待遇水平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他认为，使他们无法潜心做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　　“很多单位都要评职称，看谁出的成果多，看谁写的论文多。可是很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可能十年八年都出不了成果，如果评不上职称，生存就会有压力。”尹卓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有些人对于有难度的科研活动望而却步。“所以国家也该有个政策，来保证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基本环境，让大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常文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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