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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期/总1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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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富国强民之路
　　从当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踏上大洋彼岸开始“中体西用”的学习，到当今一批又一批“海归”在各自领域功成名就，在物换星移时代变迁中，出国留学的潮流已经持续了150年依旧热力不减。无论是清王朝，还是民国时期，无论建国初期，还是国际化的当代社会，留学，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说：“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留学，在充实着一个个富有激情的热血青年，也记录着每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晚清技术留学 国门开启第一步
　　在清末以前的数千年中，中华帝国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吸引着众多邻国学子前来求学，尤以汉、唐为盛。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以天国自居；在历代君王口中，都重复着“我泱泱大国”这样的话语。依仗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华帝国陶然自乐，从未想过派遣大量学生前往他国留学。但自鸦片战争，清朝大败，再到1860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攻大沽、占天津、进入北京，烧杀掠夺，大清帝国早已变得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在万般无奈之下，一直做着自己千秋大梦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议，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千古未有的留洋运动。
　　日，一艘载着30名中国幼童的轮船乘风破浪，穿越广袤的大洋，驶向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派留学开始了。
　　如果是在今天，官费去美国，留学十五年，这样的好事恐怕一定会把报名处的门槛踩平，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事情却远非如此。正像容闳孙子接受采访时所言：“那时去美国，就譬如今天去月球，不知道几时能回来，甚至，回不回得来”。那时的父母把孩子送出国门留洋，还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眼光，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理会这张“天上掉下来的肉饼”。当年的“留美幼童”70%来自广东，18%是江苏人，剩下也均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人，那些在京城高枕无忧的八旗子弟们却没有一个报名。而且，每个幼童都是大清国精挑细选的“精英”，孩子们不仅要相貌、品行端正，天资聪颖，甚至连姓名也要由清政府审查批准，每个人的名字都显得风雅大气。当时这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也许不会意识到，他们稚嫩的肩上已经担负起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
　　可是，由于内忧外患多种原因，这项原本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最终在1881年半途夭折，功亏一篑。但这些被召回的“留美幼童”却并未有辱使命，他们几乎参与了清末民初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有不少人，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佼佼者。
　　他们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有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壮烈殉国：如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等；还有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还有一些人，为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如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在这次官派留美热潮之后，便是光绪初年派出的近百名海军留学生和20世纪初的留日风潮。
　　这时，留学生的学习方向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学习自然科学及“西人长技”的军事学科，而扩展到了法政、师范、工商等学科。这其中，1877年留学英国的严复后来成为了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在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是他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种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为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秋瑾、蔡元培、廖仲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他们均为留日学者，在清末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有像李铁夫、冯钢百、李叔同等年轻人游历日本，成为记载系统学习西方绘画的艺术大家。
　　但是，当慈禧为了建造她的“皇家公园”而苛扣军饷，朝廷官员依旧靠鸦片麻醉着神经，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洋务运动，早已注定要以清王朝的破灭而告终。
　　尽管如此，这场最初开启国门的留学运动仍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它是当时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向先进国家学习的一个重要窗口和途径，它使那些“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外国高等学府”的留学生第一次看见了大清帝国以外的世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通过他们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这种见闻和知识，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智慧。仅以政坛为例，民初南京临时政府首届内阁18名总、次长中，有15人为留学生；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留学生占51.7％。
　　最为珍贵的是，这些留学生大都怀有一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赤子之心，更有一些人，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时代先锋，对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使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成为了中国近数百年来最为人才辈出、才华横溢的时期。
　　如今，当我们再次读起黄兴用左手挥泪写就的那篇《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当我们再次驻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欣赏梁思成那赋予美感的杰出建筑时，我们才恍然发现，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中国留学第一人”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名人堂里，他的肖像与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一起并排悬挂着；在中华世纪坛的青铜水道上，镌刻着他与世长存的名字；在他的家乡珠海市，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和为他塑立的纪念雕像。他，就是带领我们走出国门的第一人——容闳。
　　容闳出生在珠海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当时在澳门工作的父亲似乎从一江两岸的实际对比中感到了什么，毅然将他送去澳门玛礼逊学校读书。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容闳曾回忆到他在学校做过的一篇《梦想之纽约游》，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可那时的容闳不会想到，幻想那么快就变成了现实。
　　日，容闳跟随布朗牧师坐船由香港起航，过好望角，进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在大西洋的圣海伦娜岛上——那个曾幽禁拿破仑的地方，容闳在拿破仑墓前折下一根柳枝。八年后，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
　　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每星期只需1元2角5分美金，就足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而劈柴、生火、烧炭等，则须学生自己料理。容闳“甚乐为此”，认为这些体力活正好可以磨练筋骨。他的住处距学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三次，即使寒冬雪深三尺，容闳依然坚持徒步，乐此不疲。
　　1851年，容闳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在为大学学费而焦急：他所在的孟松学校要求他必须学习神学，并且回国传教，才能资助他完成学业。容闳断然拒绝，后来，在自传中他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错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他认定，“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那一年，容闳23岁。
　　这一次，又是布朗牧师为他带回了好消息：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随后，他顺利考入耶鲁大学学习。
　　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第一年，他每天读书到深夜，“体魄日就羸弱”,不得已休学一周，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第二年，他最苦恼的是微积分，考试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这时的容闳开始用心感受New Haven这座遍栽榆树的城市，真正融入了美国同学无拘无束的生活：作为兄弟会成员，容闳经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他还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啦啦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广东话发音的名字Yung Wing的谐音：“我们一定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
　　链接 晚清时期留学生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他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接着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作为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代受过西方教育和自由思想熏陶并具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他深知铁路对于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性，满怀科技救国、渴望民族振兴的壮志，敢为人先，呈请自行设计建造京张铁路，以求自立自强。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条铁路最早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
　　刘步蟾——字子香，福州人。1867年考入船政后学堂驾驶专业第一届，1871年毕业后在福州水师任职和在后学堂任教官。1875年参加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同年秋，随洋监督日意格赴英法游历。翌年4月归国，调赴台湾的军事巡防，升都司。1877年3月选为第一届留学生，在英国海军深造，曾任英海军“马那多”旗舰见习大副，于1879年秋获优等文凭回国，随即调北洋水师任镇北炮舰舰长。
　　郑清濂——字景溪，福州人。1867年1月考入船政前学堂第一届，学习轮机制造。1873年毕业。1877年3月选为第1届留学生，在法国削浦官学专攻轮机制造，又在仙答佃洋枪厂兼习洋枪制造。1880年10月毕业，又赴英、德、比学习，得工学博士学位，学成后留德监造定远、镇远等军舰。1883年10月回国，任职政工程处总工程师。后升副将，加总兵衔。同年兼任前学堂制造专业主任教官。他先后参与设计、监造横海、镜清、平远等新式舰船，成就卓著。1893年参加设计修建罗星塔青洲石船坞。
　　唐国安——广东香山县（今珠海特区）人。1873年，被曾国藩选派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肄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首批出国留学的矿业工程师之一。1909年7月由外交部候补主事充任游美学务处会办，1911年2月兼任清华学堂副监督。1912年4月任清华学堂监督。10月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仍任校长。
民国思想留学 新思潮的回流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海归精英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学生运动的热与冷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无论是富国强民梦，还是热血革命的理想，抑或科技救国的执著，乃至创业立业的热诚，都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而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少奇这些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都在这段时期有过留学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也对他们日后改变中国起着莫大的作用。
　　不同于清末应用色彩的留学潮涌，随后的留法勤工俭学和其他民国时期的留学浪潮则是为了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1915年，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
　　在当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邓小平是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的中国当代最杰出的领导人。1920年，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3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乘船离开了重庆。邓小平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9月11日，他们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在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到达了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到法国不久，邓小平就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一起来到了位于法国西部的巴约中学补习法语。对于只有15000人的巴约来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5个月的书。
　　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他们来到了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在一个名叫施奈德的钢铁厂里，17岁的邓小平当上了一名轧钢工，工卡里记载，他的报酬是每天6.6个法郎。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上学了。不久，他辞去了这份工作，离开克鲁梭来到了巴黎。1922年2月，邓小平在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诞生。不久，邓小平加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为一名青年团员。第二年3月，他离开了哈金森。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历程。
　　而在同一时间里，那些留法和留苏的学生们都前后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去了。不同于一般的战士，他们有着更加先进的理论和观念，并且拥有着更加坚定的信念，他们一个个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先锋和领袖。
　　自中共建政初始，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就对“海归”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政策，甚至不惜动用外交手段将飘落在外的以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知识人才引回国内。与建国前不同的是，此阶段的“海归”人士多在科技、教育领域，进入政界的极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归”，为祖国的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科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及欧洲培养的一批科学家将中国的卫星送上天，并奠定了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的基础。
　　论留学生的质量，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堪称是真正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一代。在留学地域上，这一时期留学日本者虽仍很多，而留美、留欧者亦复不少；在留学专业上，比前两代留学生有较大拓展，不再集中和偏重于某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一方面秉承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与前两代出洋学子相比，他们的“西学”程度要深，而与以后几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国学”根基要厚。他们在蒙童时代受过严格的私塾书院教育，出国之后，又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西学”的训练。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担当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
　　他们身上有那一段留学经历留下的深深烙印，从苦难深重的中国出国留学的，都是忍辱负重、发愤图强，为祖国强盛而拼搏，去投入一场战斗。欢送的亲友以为是去“西装革履、牛奶面包”，实则大谬不然，打工求学，常饥寒交迫；自费的一旦断了接济，求生存就成了首要任务；即使公费生，首往异国他乡，语言障碍，精神压力，无亲缺友，需要全力以赴去应对那越来越酷烈的教育制度。历代留学生和学者中遭迫害、扣压、驱逐、遣返的不计其数。他们的艰辛和苦难，历史记录汗牛充栋。
　　同样的经历使他们同样地勤勉、谦逊，同样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同样坚定的信念，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并为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所支撑，成为新中国建立的脊柱和栋梁。
　　孙德和——有家难回的无奈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有无数个在海外留学的学子克服了种种困难，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们在各个行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成为那时候社会建设的脊梁，他们都拥有先进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而孙德和，就是他们中间平凡又伟大的一位。
　　1934年的孙德和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他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之一。在他上大学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的铁蹄踏入了东北三省，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爱国青年。孙德和是清华学生会的主席，他带着同学在化学实验室用活性炭制造了一批防毒模具提供给抗日前线的军队使用。那个时候他深刻地感受到，国家贫弱是要亡国的，没有强大的国力，国家就没有前途。
　　1935年10月，孙德和与新婚的妻子一起，乘火车穿过欧亚大陆，来到遥远的德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它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飞速发展，举世瞩目。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却能够迅速恢复，在经济、技术、军事发展上独领风骚，皆源于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悠久的最严格的教育和科研体系。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如量子论、相对论、核技术等都发源于德国。
　　在克鲁伯钢铁厂实习期间，他看到高楼般巨大的工业设备，看到严格的工业管理，看到无比庞大的生产力，使他极其震撼和兴奋，他感到这正是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他立刻报名去亚琛工科大学学习冶金和铸造。
　　亚琛大学的埃伦德教授和皮欧瓦斯基教授都是冶金学和铸造的世界权威。特别是埃伦德教授，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钢中气体的研究者。在那个时代，钢中气体的作用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钢中气体（特别是氢）的残留，极大地影响钢的质量，炮管的震裂、电机主轴的断裂、钢板的裂缝等无不源于氢在钢中的存在。亚琛大学冶金所在当时成为了钢中气体的研究中心。孙德和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在这里学习工作了8年，取得了斐然成就。
　　1937年，孙德和硕士毕业。当知道发生卢沟桥事变，他马上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坐船来到英国，准备从那里辗转回中国。可是由于他们身上没有钱，英国的口岸不让他们登陆，同船的乘客只剩了他们三人，使他深感到没有国则没有家，没有国就没有人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埃伦德教授要他回来，继续做博士研究。
　　“当时真得很绝望，当看到自己的祖国面临风雨，自己却没有一点办法的时候。我想到一定要在这边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等到我能回去的那一天，奉献给我的祖国。”这就是他当时所下的决心。
　　此后的日子，在战争的风雨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钻研这个科学难题。德国人说“孙先生，你怎么不休息，总是像马一样地工作（犹如中国人说老黄牛一样）。”夜里常常有飞机轰炸，一听到警报声，立刻就跑防空洞躲避。妻子一手带着小女儿，一手拿几件衣服。孙德和一手拿着装论文的小箱子，一手拉着邻居家一个70岁的耳聋的孤身老太太。天亮了又去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中国最混乱的时候，孙德和与妻子也格外想念自己的祖国。从少量的报纸、广播的报道中，他们只能获得一些关于祖国的零星消息，不知局势又发展得怎么样了，在德国，他们已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同时，德国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有共事多年、亲密相处的导师同事，还有和平、安适的研究环境，这一切，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都是极好的条件。然而，孙德和并没有忘记离家时所立的誓言，没有忘记仍在战火中煎熬的祖国。当他学有所成时，却报国无门，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找不到归宿。要回去，一定要回去，回到祖国去，成了孙德和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
　　1948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已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正以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拉开了解放全国的序幕，曙光即将到来。为此，孙德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找到了中国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而，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盼望回国的急切心情。刘宁一代表国内的人民对孙德和的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说，新中国即将诞生，他们回国后一定会大有作为。同时，刘宁—答应尽力设法帮助孙德和夫妇回国。归去的日期已经迫近，孙德和心中十分兴奋。
　　当他把自己回国的打算告诉同事及导师后，许多人十分不理解。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恋，更不明白这种无法排解的乡愁。但是，埃伦德教授却对他们的回国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埃伦德教授对孙德和说：“我要是你的话，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1948年，孙德和携妻子以及他们刚满十岁的女儿一同踏上了回国的旅程。站在船舷，孙德和感慨万分，当年满怀一腔报国热忱，踏上了这条求学的道路。如今归来时，身旁有他的妻子和熟睡的女儿。更重要的是有他丰硕的科研成果，这才是他报答江东父老的最好的礼物。
　　回到中国以后，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捐给了国家。但是由于战乱，他并不能很好地进行他的工作，但是他仍旧用有限的条件进行着各种研究，直到1949年建国。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夜以继日地投身到新中国的钢铁建设中来。1950年到1952年他担任上海钢铁公司总经理，兼任钢三厂厂长，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调转北京冶金设计总院担任总工程师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两院院士。
　　但是这些成就并没有让他有一丝的骄傲，他始终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因为他深深地了解中国与外国科技上的差距。同时他极力主张身边的人都应该去外国看看，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科技可以暂时落后，但是思想不能落后。”
　　链接 民国时期留学生
　　周恩来——1917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1918年底在四川重庆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学名邓希贤。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法国百恩斯中学。年仅16岁。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
　　陈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聂荣臻——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工人运动、参加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1920年8月参加毛泽东发起的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赴俄罗斯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肖劲光——自1921年起前后赴苏留学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很快便出现了一股去俄国留学的热潮。当时，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为培养我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招收一批进步青年学生送往莫斯科学习，于是肖劲光成了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
　　钱三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科学院副院长，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严济慈——1923年东南大学第一届唯一毕业生。1923年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数理教学硕士、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并参加中央研究院筹备工作。1931年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
　　 童第周——1927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任中央大学生物系助教。193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1934年，获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底回国，任青岛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
苏联红色留学 追梦一代人
　　在今天，留学苏联，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上个世纪，在那个连空气中都充溢着革命思想的时代里，中国和苏联就像一对相互扶持的亲兄弟。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仍然会因为一部电影、一首歌曲怀念起那个红色的年代：美观又耐穿的“布拉吉”、别有一番滋味的“大列巴”、西伯利亚那刺骨的冷风、列宁同志笔挺硬朗的军大衣，甚至是他身边那位忠心耿耿的“瓦西里”。
　　王蒙曾在自己的作品《苏联祭》中写到：“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在心中做过属于自己的“红色留学梦”。
　　在1949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了第一轮留学热潮，但是，这次留学运动却与历史上历次都有所不同。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了“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因此，当时新中国的留学计划是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派遣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去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大熔炉里炼金，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荣使命。
　　就像今天一样，留学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要过“语言关”。那时，留学生最首要的任务是学习俄语，像学习英语一样，那是一个十分枯燥的积累过程，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也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原版参考书，同学们用的教材都是北外俄语系教师自己编写的。每天上午学习文法、听写、会话等，下午是自习和做作业。仅有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周有四个晚上会放苏联原版电影，同学们都把它视为练习听力的好机会。
　　当年大多数同学的留学生活都过得紧张又有序。由于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都想为自己的祖国早日贡献力量，所以即使每天只是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周而复始的生活，大家也感到很充实。
　　还有很多同学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亲眼见证了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里程：他们参观了十月革命博物馆、第一届苏维埃会址、阿芙乐尔巡洋舰实物以及列宁工作地方的旧址等。这些打着红色烙印的革命遗址也更加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还有闻名遐迩的沙皇的夏宫、列宁格勒的油画展，很多同学都是头一次接触西方的油画，他们被这种架上绘画所表现出的艺术气息所深深感动。当然还有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这些课余时间的参观活动大大地开阔了留学生的眼界，也使他们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当然除了苏联，还有上千名留学生是在“一五”期间被工业部门派去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他们专门在苏联、东欧的工厂、矿山有针对性地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总而言之，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共派出1.8万多留学人员。但是，他们学业完成后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成为新中国全面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苏联、东欧各国学习期间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帮助，与教师、同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成为中俄、中欧友好时代的美好佳话载入史册。
　　当然，天下事纷纷繁繁，而历史，则更像一台泡泡机，它喷吐出七彩斑斓、美轮美奂的无数个泡泡，就像童年时一个个天真的幻想，有一些，甚至在我们还来不及看清，来不及追赶之际就已经破灭了。
　　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名为“苏联”的国家。但是，那段红色的印迹却永远也挥之不去，就像莫斯科红场的颜色一样历久弥新。多年以后，当吃着汉堡包、喝着可乐的一代人也突然被一首名为《白桦林》的歌曲感动时，人们才发现，那段红色的青春留学岁月原来就是中国梦开始的地方。
　　严志梁——红色的青春岁月
　　从1953年开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向苏联公费派遣留学生。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一辆辆满载着留学生的专列向着红色的莫斯科奔驰。在某节车厢里，正坐着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老人。后来，他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他，就是严志梁先生。
　　艰难的启程
　　1953年，高中毕业后，严志梁幸运地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求学报国的留学生。老人说起这份来之不易的幸运至今依旧有着神采飞扬的神情，仿佛仍是当年那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那时候，留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一新生，一部分是高中毕业生，但每个人都是各学校几经挑选出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们一共一千多人，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了一年俄文，就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那是1954年的夏天，骄阳似火，一切都好像熟透了的麦子，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火车似乎也看出了这些年轻人迫不及待的心情，和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本该坐火车到满洲里，再转坐专列前往目的地。”可是，没想到火车晚点，到了满洲里，从苏联来的专列已经开走。结果，严志梁等人只好坐上一辆临时加车。“我们的车开得特别慢，一路上都要让行别的火车。原本5天5夜的路程足足走了一个星期。”老人笑着回忆。
　　快乐紧张的留学生涯
　　到了苏联后，严志梁被分到了圣彼得堡的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大学。 让老人家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宿舍，那是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老人说：“外面的风景特别好，对面就是昔日沙皇政府的皇宫——冬宫。”
　　作为公费留学生，最幸福的事情无非是不用为生计操心。当年他们每人有500卢布的助学金，合250元人民币，要是放在国内，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层”，因为那时国内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也只有56元钱。但在俄罗斯，老人说这些助学金也就刚刚够生活。都是正在茁壮成长的年轻人，就像老人所说：“一个月光吃，就要吃掉300多卢布。剩下的钱就用来买些文具。”
　　“在苏联吃饭可不比我们国内。”老人说，“那时早饭和晚饭，我就在小卖部吃。一般有牛奶、香肠和沙拉。只有中午饭讲究，要去学校食堂吃，就当是改善生活：第一道是汤，第二道是米饭加几块牛肉或鸡肉，还有土豆泥，第三道是果汁或咖啡。一顿饭下来，就要5个卢布。”
　　除去平时紧张的学业，闲暇时，同学们也会逛逛大街。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又直又宽的大街，名为涅瓦大街。不仅因为那时，他是那条街上书店里的常客。还有个更有意思的典故，老人告诉我们曾有革命者用“革命不像涅瓦大街”这样的话语来形容革命的曲折。
　　等到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学业不很紧张，手头又攒够钱时，同学们还能相约去附近的电影院看场电影。还有我们在国内也唱遍大江南北的苏联歌曲，在莫斯科同样流行，像《山楂树》《喀秋莎》，课间一有休息，就会有几个苏联女同学哼唱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唱。
　　兄弟情谊
　　当时我们国人习惯称呼苏联为“苏联老大哥”，留学期间的严志梁更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肝胆相照的兄弟情谊。
　　“我们和学校中的苏联孩子关系非常好。有时还会去苏联同学家里做客。虽然那时候每个学生的家里都不算富裕，房子也就人均四五平方米的样子。但他们的家长每次都会热情地款待我们。”严志梁尤其爱吃的是一种有着有趣名字的饼，叫“拿破仑”。几经周折，他才明白原来是因为饼是三角形，像拿破仑戴的帽子才因此得名。老人记得三角饼上还点缀着鲜美的樱桃，特别好吃……
　　像严志梁老人的留学生活一样，当时，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热血青年在苏联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在莫斯科这个不相信眼泪的城市里努力着，为着自己心中那崇高的红色理想。
刘静& 王王景/文
　　链接 50~60年代留学生（上）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名，名，名，名，名,名。年每年减少至400~500名。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
　　钱学森
　　1911年生，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次年赴美留学，至1938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求学，并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秋天，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赤诚的爱国之心，投入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工作。仅用4年时间，我国便研制发射成功第一枚近程导弹，又用4年研制成功中近程导弹，此后又用两年时间，于1966年使我国有了导弹核武器。
　　邓稼先
　　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1948年10月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朋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现代科技留学 潮起潮落的留学热
　　这是一个需要海归也成就海归的时代。在26年来的改革中，留学回国人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成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库，充当了中国改革的推动者，法制社会的推进者，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者，教育领域的改革者，社会改革的实践者等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只要中国一天不全面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海归派的历史使命就依然没有完成。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代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个人权威所发动的破釜沉舟之举，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绵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的恢复与继续。历史是如此的惊人相似，留学生再次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这时候的留学生被派往欧美各国。这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而且留学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因而这些学生基本上没有滞留不归的现象。这一阶段派出的留学生（约有6000人）回国服务的情况同后来相比是最好的。他们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部门公派和自行联系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阶段首先形成的是“留美热”。从1984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去美国留学的。这一阶段，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留学人员的年龄开始偏小。
　　而80年代中后期“出国热”继续升温，自费和单位公派留学的规模迅速扩大。“留美热”方兴未艾，“留日热”，“留加热”，“留澳热”和“留英热”等又相继形成。这一阶段的出国留学人员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自费留学成为不少人出国打工挣钱或移民定居他国的捷径，一些单位也出现了“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不正常现象。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信息。中国还对自费和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总的趋势是趋于更为平稳、宽松和公平、合理。不仅国家对留学工作的调控走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和无序的误区，而且一般老百姓也由对出国留学的狂热和盲从，恢复到了平静和理智的心态。
　　1998年前后是海归们回来网络创业的巅峰时期，借着网络经济的火爆，张朝阳们一下子就路人皆知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年均输出两万名留学生。北大、清华等名校的理工科毕业生几乎一大半都出国去了。当海外留学归来中的一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把网络热带回中国的时候，海归们实现了自身的超越，国人也震惊了。百万富翁的梦想似乎唾手可得，只要你是一只不太笨的“海龟”。
　　在这种环境下，出国留学变成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每个家长都想方设法地让自家的孩子能登上留学这列“快车”，而火热的留学也带起学外语的热潮，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学外语热情一发不可收拾。1993年11月，商业化民间外语学校——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正式注册成立。1995年底，新东方学生即突破1.5万人次，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出国留学而走到一起。&
　　随着出国潮的持续高温，国内的留学生就业市场却遭遇了一场寒冬，因为大量自费留学的出现，留学生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甚至很多留学生抱着拿家里的钱到外国度个长假的念头。大批的留学生拿不到学位，而不得不回国。而“海归”的高待遇要求和并不符合实际的能力也让很多企业主管大皱眉头，留学生这块金字招牌正在慢慢褪色，于是，“海待”一时间变成了热门词汇。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与此相伴随的是贸易金融领域、科技领域及教育文化领域的国际大市场的快速扩张。在这样的市场上，哪里有机会，国际性的人才就会往哪里流动，到哪里发展。近十余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也吸引了日益增多的国际性人才，尤其是回国工作和创业的海外留学人才。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还有巨大的潜力。而对待留学的选择却需要更加谨慎，要明确自己的目标，也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同时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丢，中国现在的发展对海归的需求远没有饱和！
　　孙立——留学潮中的一叶舟
　　中国重新开放国门25载，在整整一代人靠聪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之后，中国终于在“海归派”的集体回归中得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获。“海归”全面登陆，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力渗透。拥有更开阔国际视野和更丰富人生经验的“海归”，毫无疑问获得了面向时代和未来的优势。而孙立就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位。
　　孙立，1948年生于北京，成长在书香门第，在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金属研究所任职，到了1985年，他已经坐上了高级工程师的职位，这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顺利的人生轨迹了。当时的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将会在研究所里度过自己的一辈子，但是此后的一个机会，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
　　1989年春天，当时的金属研究所收到了一封信函，英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所希望可以和中国的金属研究所进行一次留学生交换，这个机会在研究所掀起了轩然大波。每个人都渴望到拥有先进技术的英国学习和交流，但是同时也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拥有着一些莫名的畏惧。就在众人对这一机会畏首畏尾的时候，孙立第一个站了出来，坚定而自信地“拿”走了一个名额。
　　“当时也说不清具体去那里是为了什么，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总是感觉沉闷。当时那种社会体制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窒息感，人们渴望交流，渴望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看待自己，也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所以当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它，甚至没有想过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后孙立回忆道。
　　当他度过了在英国的头一年，慢慢克服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之后，正式的研究工作开始了。从开始正式工作以后他才发现原本在外国的工作那么艰难，不是语言的隔阂，也不是国籍之间的距离，而是一种管理体制的巨大鸿沟。那里的研究所像一个公司那样地运行着，甚至每个研究课题都被当成是一个商业项目，而那里人员的管理体制与当时国内那种沉闷的“大锅饭”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出国之后，孙立第一次茫然了。
　　茫然之后他所做的是更深地思考，这时候他关注的已经不光是在金属研究上两国技术上的差异了，更多的是两国的管理体制以及经营的理念。于是，他在本职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里都在观察各个公司以及企业的运营情况，并且研读起各种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的书籍。
　　当1995年国内掀起第一次“留学潮”的时候，孙立却回到了国内，当时所有的人都不了解这是为什么，而他在回国以后马上又做出了另一件让大家跌破眼镜的事情——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去研究所递交了辞职信。为什么放着光明的坦途不走，却要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这样的疑问几乎来自于他身边的所有人。
　　“我回来以后再次踏进研究所大门的时候，我真的很失望，一切和我出国之前都没有区别，还是那样的死气沉沉，还是每个人忙着自己那一点事，我真的感觉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我需要一个更有活力、更富于创造力，可以让我大展才华的地方。”他就是用这样一番话解释了身边人的疑惑。
　　经过几年的时间，孙立的公司已办得有声有色。不像很多留学生创业仅仅是靠着一点点从国外学回来的“先进技术”，当这些“先进技术”不再先进的时候，那些公司就不再有市场了。他的公司首先确立了国外的管理制度，有先进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营，并且他扎根在传统行业，虽然这些传统行业不像很多新兴的行业一样爆发得很快，但是胜在可以稳步前进，并且也不存在泡沫经济的问题。他更是每年都要订阅各种外刊，并且选派工作人员去外国深造，以保证公司能接触到最新的技术。
　　“现在我的公司虽然发展得并不算快，但是能看到一步一步发展的轨迹，并且对明天的成功可以判断。现在我的孩子也刚刚大学毕业，等他工作一两年之后我希望可以送他去外国看一看，我觉得凭他的能力一定可以在外国学到很多最新的东西和经验回来，甚至可以带来外国的投资，而且我确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这里的市场更加具有挑战性，也更需要这样的人才。”
　　链接 50~60年代留学生（下）
　　赵忠尧
　　1927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导师密立根攻读学位。1930年获博士学位。年他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正负电子的湮没辐射现象。这个发现足以使赵忠尧获得诺贝尔奖。不幸的是，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疑问，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但这却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193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观测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而不是1930年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但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曾写到：“……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1950年赵忠尧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到新中国，参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
　　陈佳洱
　　１９５４年，陈佳洱于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从事核物理和加速器物理方面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１９６３年，陈佳洱在国家委派下赴英国牛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和卢瑟福高能物理所进修。回国后，陈佳洱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教学和研究，主持４．５兆伏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建造和２×６兆伏串列静电加速器的改建工程等，为核科学教育和研究基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陈春先
　　20世纪五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改革开放伊始，他在美国参观硅谷时联想到中关村。于是他怀着一种使命感，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日，他辞去国家公职，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这标志着中关村科技企业雏形的出现。
　　李德伦
　　1953年赴苏联学习。为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研究生，导师为阿诺索夫教授。1956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演出，1957年任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实习指挥，1957年9月回国后，一直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
　　那些80后的留学生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印！一代代的留学生、一代代的海归，延续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血脉，为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发光发热。
　　夏颖奇
　　1987年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中关村归国创业留学生事业的领军人物。从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到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处长，夏颖奇完成了人生中多次职业转换。从2000年开始，夏颖奇出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这位“老海归”总算圆了为“小海归”搭建职业舞台的梦想。
　　张朝阳
　　198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MIT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任MIT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1995年底回国任美国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1996年在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
　　李彦宏
　　百度旗主，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之后赴美并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获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在美国8年间，由他发明的“超链分析”技术获得美国专利。1999年回到北京，创建百度，用三年时间将百度做成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当年，创业的时候，电子商务可谓是热火朝天，但他却悄悄走到了尚少有人问津的网络搜索领域。因为他看到了搜索对网络世界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李彦宏告诫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向前看两年的眼光。跟风、赶潮流，你吃到的很可能只是残羹冷炙。
　　他的长相很有个性：一脸络腮胡子，据说修理它，需要经过董事会的批准。因为胡子的主人———吴鹰对于UT斯达康来说，已经成为了公司的象征。1986年，他进入贝尔实验室。高薪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似乎可以让任何人放弃回国的念头。但1992年，当吴鹰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时，他发现国内蕴藏着巨大的通信市场潜力。虽然当时国家通信设施落后，产业环境不成熟，但这个差距就是创业的机会。1992年他做出决定：将事业转向祖国。他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是专门从事现代通信领域前沿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通信公司。2000年UT斯达康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当年即以3.68亿美元的年营业额和优异的管理绩效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成功的前20名小企业之一。
　　李德磊
　　1982年获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1986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加拿大约克大学担任终身教授。1995年加入美国Motorola公司，担任体系结构设计师；1997年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1999年创建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后改名为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在2001年7月，方舟科技公司一下子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第一款“方舟一号”32位RISC架构嵌入式CPU产品推出。2002年底，“方舟二号”问世！“方舟”系列芯片的诞生，宣告中国信息产业结束了无“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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