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事件
我所知道的谭甫仁事件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一九五五年授中将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按当时的“划线”方式——是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云南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置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还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想喊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山民的质朴憨实报以一笑而已。
　　仅此一端，足见当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之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仆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一九一○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枉法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曰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念过，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于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32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短墙爬了进去。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4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踅上小楼，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清楚，径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王自正这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4点多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既已抠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
　　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把警卫员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门距离稍远些，谭就踅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瞌睡太大？俗话说：“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醒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保姆睡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保姆呢，据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需要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真让人匪夷所思。据笔者记忆，保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是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经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要被微缩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一颗射中肩颊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谭立仆于地——王自正有充分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6点过了。
　　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儿又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
　　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
　　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而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
　　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没来上班。
　　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
　　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八号楼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荷枪实弹，手臂上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伤伤心心地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说清楚，在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九式”手枪遗失，而“017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枝——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枝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却是两枝，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枝了，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一直存在。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身来又整甲派。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新审理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线，那么谭甫仁很可能被算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据当时所知，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被算作上了“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免去了一场政治劫难。
　　再看凶手这边，据说王自正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富农。乃父被革命政权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而后“混入革命队伍”。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才被当地群众来信揭发了“罪行”，遂从五月底开始将其“隔离审查”。隔离前，已决定将其调离昆明，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令人疑惑不解之处：王被隔离之前是何原因被决定调赴边疆？隔离后，已明知其有血债在身，足见案情非同一般，那么为何“审查”半年多了还不绳之以法，反而还继续将他与众多审查对象一起留在“学习班”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轻易拿到枪，轻易实施了刺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
谭甫仁将军被害案侦破始末
日，谭甫仁将军夫妇在昆明住宅被枪杀，这是建国后我军政职务最高人员首宗被害案，顿时震惊了春城，惊动了中央。近年来，有些报刊披露了此案的一些情况，有的情节有些出入，有的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形成了一些误传和讹言。笔者曾参加此案的破案指导小组工作，希藉此文将事实的真相告知世人。
枪声震惊春城
1970年初冬的昆明，虽天气晴朗，但已寒气袭人，许多人都穿上了毛衣等厚衣服，军营中有些人也披上了棉军大衣。昆明军区大院内除办公楼外，只有军区领导和少数干部居住，夜间除有哨兵活动外，院内显得格外宁静。12月17日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内32号楼谭甫仁将军的住宅，突然响起了枪声，谭甫仁将军和夫人王里岩被枪杀，一起震惊全国杀害党政高级干部的恶性案件发生了。
有关人员立即报告了军区领导。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分管保卫工作，原总政保卫部部长）等领导同志，立即赶到了现场，一方面将谭甫仁夫妇送军区总医院抢救，一方面向周总理和军委总参报告。
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组织抢救；抓紧破案，重点放在军区内部，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并要查明有无集团作案迹象；组成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总参黄永胜指示：抓紧抢救，解放军总医院派人参加。周兴同志随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报了谭甫仁被杀情况，传达了周总理和黄永胜的指示。成立了以周兴为组长，王必成（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在北京住院治病，18日赶回昆明）、蔡顺礼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蔡负责日常工作。专案组称为“017专案组”。司令部当时决定，封锁军区大院，所有人员须经批准才能进出大院。到了上班时间，军区大门紧闭，通知停止办公，各单位组织学习。顿时，军区大院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公安部派的人员也及时赶到昆明。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侦破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现场复杂疑难
专案组首先组织了军区保卫部和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
32号楼是谭甫仁的住宅，位于军区大院中心。早年在昆明市郊有几幢老别墅。50年代中期，组建昆明军区，将这片地划归部队，军区遂在周围筑起围墙，又建了一些楼房，作为办公楼、招待所、宿舍及生活用房，建成了昆明军区大院。几幢别墅也圈在大院之内，成为军区领导的宅邸。各个楼、院均按序编号。
32号院即是其中的一幢别墅。该别墅是一个两层小楼，基本上是个长方形。一楼中间正门与前院相通，门内是一个大会客厅，正门左侧有三个房间，为谭甫仁的办公室和客房（谭甫仁的妻妹王文莹住），办公室对面为餐厅，并有后门与后院相通。正门对面是楼梯，楼梯旁边是卫生间。二楼楼梯旁亦是卫生间，向里是并排四个房间和一条走廊，各室均有门通向走廊，靠近楼梯的两间为单间，靠里面两间虽为单间，但两室之间有一个卫生间，两室相通，是主卧室。最里间是谭甫仁卧室，第二间是谭甫仁夫人王里岩的卧室，第三间是谭的未婚儿媳吴小红卧室，靠楼梯一间当时没住人。整个楼连同王文莹在内只住了四个人。楼的后门外有一封闭走廊，约七八米长，与后院一排拐角平房相接，但靠平房处，走廊留有一门，可由此去后院。平房的一头是厨房，与走廊相对，依次为警卫员李洪亮住房，拐过来东边几间是炊事员住房（为一中年妇女），其它为贮存室、厕所等。因拐角平房与楼东侧有一段距离，故由此可以从后院通往前院。厨房和李洪亮所住平房南侧有一长条形养鱼池。前院除有竹和假山外，只在院大铁门处有平房，为门卫战士用房。整个院周围有约两米高的围墙。前院大铁门面对马路，东、南两边墙外为空地，后院西墙处虽有一个小侧门，平时锁着，很少有人出入，墙外不远处有一两层小楼，为干部宿舍。
现场从发案起进行了封闭保护，派有两名干部驻守，直至七年之后写出结案报告，现场才解除封闭。这么长时间地保存封闭现场，是罕见的。
行凶现场是在王里岩卧室和后院及厨房门前。凶手首先进入王里岩卧室，王发现后即奔向卫生间，意图是想阻挡凶手从卫生间去谭甫仁的卧室。此时，凶犯打了三枪，后两枪击中王的腹部和头部，王即倒下身亡。从现场看，谭甫仁听到隔壁王室有动静后，即披衣下楼奔向后院，凶手从楼上追下来，在走廊和后院向谭打了五枪，头两枪未击中，后三枪击中谭的腹部、右上臂和头部，谭即倒在走廊上死亡。谭、王二人最后都是被击中头部要害，而且是贯通伤，实际上都是当场死亡的。行凶现场共提取了八个弹壳，六个弹头（击中王头部弹头射入地板内，击中谭甫仁头部弹头飞出院墙外，经多次寻找未获）。
凶手是如何进出32号院的呢？前院大铁门外是马路，门口有哨兵，楼西侧有宿舍楼，只有东、西两边院外空地处是隐蔽的，所以凶手选择了东墙南头养鱼池处进出。凶手攀墙而过，沿养鱼池走也不易被人发觉，从厨房窗子进入了后院。在后院找到一把破椅子，登椅爬窗进了一楼卫生间，由此上楼行凶并原路返回，这是一条最隐蔽、最安全的路线。围墙上有攀登擦划的足迹，墙外一个鞋盒纸板上留有解放鞋印痕。由此判断此处是凶手进院的出入口，并且根据鞋印推断出凶手身高、体态特征及鞋的型号。同时，在楼的门、窗等处发现了一些指纹。
幸存者王文莹和吴小红介绍了当时现场情况，吴小红只听到王里岩说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其他没有听清，枪响后也没敢出屋。王文莹听到楼上有动静，以为谭夫妇吵架，当她出屋时，见谭甫仁披着衣服下楼，急忙向后院走去，王问谭什么事，谭答我也不知道，这时楼上传来枪声，王文莹只见从楼上下来一个人，将王推开往后院跑去。当时楼内没有开灯，只借助楼外一些光线，看见下楼人身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三四十岁，说话声音沙哑，面目看不清。随后听到后院响起枪声。王文莹是院里惟一见到凶手的人。警卫员听到室外有人叫门，未及反应过来枪响了，吓得躲在床下，枪响过后，听到没有动静，才出来跑到后院厕所藏了起来。炊事员也是吓得不敢出屋，什么情况也提供不了。门口的两名哨兵一直在睡觉。事发后，王文莹和吴小红将谭从后院走廊抬到客厅内，吴小红给党办秘书打电话报告32号院有事，叫秘书们去一下。当党办同志到院内时，才将两哨兵叫醒，两人根本不知道楼内发生的情况。
小男孩立了大功
案发后，除军区大院封锁外，昆明市戒严了，全省车站、机场，重要路口均戒严，边境口岸都布置查找王文莹提供的这么一个模糊印象的军人，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时也发现并审查了一些可疑人员，但都与案件联系不上。军区大院更是紧张，要求人人提供发案时自己的有关情况，在何处、做何事、有谁为证，搞了个人人过关。并动员大家提供线索，布置查对枪支、子弹，登记集中。虽提出了一些可疑情况，但没有发现重要线索。如：32号院对面、司令部机关食堂养有一条狗，发案前失踪了，怀疑是否罪犯怕狗叫惊动人而事先除掉了，又如：平时32号院门卫哨兵人数多，为什么发案时只有两人，其他战士都调走参加劳动去了，是否有意减少警卫力量。但这些情况经专案组审查和调查了解，均与本案无关。
政治部家属宿舍院，在军区大院门外。靠宣传部宿舍的铁栅门附近住着的一个保姆说，在17日清晨，听到有人翻越铁门落地的声音。
在茫茫无路之际，小孩马苏红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干部部马富鹏家住干部部的家属院内，卧室在楼上，厨房在楼下的一排平房内，上小学的马苏红就住在厨房中。12月17日拂晓，马苏红正在熟睡，被顶门的大木盆倒地声惊醒，打开电灯，见一较胖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屋内，问马苏红干部部陈汉中科长家住哪个房子。马苏红领此人到陈汉中家门口，告知这是陈汉中家，然后又回屋睡觉，小孩觉得此人面熟，但想不起是谁，当时没在意，也没对家长讲。与此同时，陈汉中妻子提供，17日天亮前，有一人猛推门进室内，问陈科长呢？陈妻便告诉来人老陈不在家，出差去了，来人便走了，这个人说话声音有些沙哑。过了十余天，马苏红见到一个叫王东昆的小孩，他听说过王东昆的爸爸有问题，已被隔离审查，这时突然联想起来，那天拂晓找陈汉中的人是王东昆的爸爸王自正，这时才对上号，急忙告知了干部部，情况汇报到专案组已是12月30日了。专案组十分注意这个线索，找马苏红辨认照片，他能指认出是王自正。因为这个情况和保姆提供的翻越铁门时间相衔接，王自正的体态、年龄、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也相一致。王自正曾是保卫部秘书，保管过枪支，对保密室情况了解，具有盗枪的条件。管过首长保卫工作，对32号院情况熟悉，具有作案条件。这样一个重要线索，担任专案办公室主任的军区司令部保卫部长景儒林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王自正案发已被隔离审查，关在西坝的俘管所，门口、住室前都有岗哨，夜间灯长明，有人观察动静，王根本出不来，如王能出来，那是今古奇谈。因景主管俘管所的审查组，审查王的专案也是他主管，所以在专案组讨论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讨论几个小时也不能统一认识，最后蔡顺礼决定专案组带领马苏红到西坝直接辨认王自正。
西坝王自正专案组负责人陈汉中，在12月31日中午布置王自正和其他几个受审查的人在院内打扫卫生，叫马苏红在办公楼窗口来辨认，并规定马苏红到达西坝进办公楼的时间，以防马苏红被王自正发觉，可陈汉中没有按规定时间办，当马苏红走进西坝院子时，正好和王自正打了个照面，王表现得十分惊恐，马苏红则十分肯定那天拂晓找陈汉中的就是王自正。
经过辨认，确认了王自正，但被他发现了马苏红，这是极大的失误，使王有了思想准备，为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不利。
查枪工作是景儒林提出来并作了布置，要求军区内外全面清查枪支、子弹，并登记封存。从现场遗留的弹壳，已知凶手用的是59式手枪。这种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景儒林没有给袁布置清查枪支的任务，直到12月25日（布置全军区清查枪支后的第九天），保卫部有人要使用枪支时，袁孔祥打开保险柜，才发现丢失两支枪和20发子弹，袁孔祥被吓得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放在柜子中的两支枪怎么能不见了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不往案件上联系，而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于是景儒林和保卫部副部长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逼供、诱供。最后，袁不得不编造谎言，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袁，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收监，当袁上车去监狱时，翻了供。景仍执意派人去湖南找那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仍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做复员军人的工作。始终没有把丢枪与案件联系起来。
两人先后自杀
王自正被定为重大嫌疑对象。王自正是何许人呢？王自正原名王自政，河南省内黄县人，富农出身。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内黄县，该地区成了我军与国民党军队争夺的“拉锯”地带。王为了给被我镇压的亲戚报仇，参加其堂兄组织的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枪杀了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同志，造成“武拐事件”，王自正参加了这次行动。后来国民党军队败逃，王也随即畏罪逃离家乡，在外地改名后混入我军。开始在边防某团当兵，他编造历史，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1970年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王之所以能在部队长期隐蔽下来，除了组织上疏于审查之外，主要是他很少和家乡联系，即使写信也诡称转业到某某生产大队、某某锡矿，以迷惑家乡。提干后他把老婆李素民接到部队，与家乡的联系就更少了。“文革”清队中，当地群众要求将王揪回清算罪行，并几次写检举信寄到云南，因原来王说的是假地址，没有着落或原信退回，当地仍不死心，又给云南省革委会保卫组发了检举信，此信被转到了军区，干部部部长五一民认为是重要问题，即转报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很重视，认为应对此人进行隔离审查，报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批准后，于1970年4月将王隔离审查，关在原西坝俘管所的政治部审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干部部陈汉中科长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直接领导。
王自正自在西坝见到马苏红后，情绪紧张，表现异常。专案组这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王予以及时处置，仍决定先提取王的指纹和胶鞋，如与现场痕迹比对同一，再对王进行逮捕。陈汉中建议待王睡着之后，再叫醒他进行提取，以防王的反抗。于是由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及保卫部何凤毓科长、李伯志副科长和公安部派来的技术干部，于腊月三十除夕之夜来到西坝。近午夜，何、陈、李三人到王的住处叫王自正起床到食堂有事找他。其实在谢等人的汽车到西坝时（王住室靠近大门），王即有警觉，感到事情不妙，早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准备。王当晚是和衣而睡，一听叫他即翻身起床，并问穿哪双鞋，当告知穿皮鞋时，他即觉得解放鞋会有所用，便磨磨蹭蹭坐在床沿穿鞋系带。此时，何站在外房，陈、李在里屋，隔桌站在王床的对面。突然，王伸手从被中摸出手枪，向陈、李各打一枪，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的右手，一枪从陈的大衣右上袖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只在肚皮上形成擦伤。王夺门而出，向院南狂跑。这时大家都为这突然情况惊呆了，屋门口警卫岗哨追击也没击中，王跑到南墙厕所处，已走投无路，遂举枪自击头部，当即毙命。随后提取了王的指纹和胶鞋，经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比对，认定同一。王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情况一致。因此，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无疑。
王犯自毙后，提取了自杀用的59式手枪，与西坝现场上的三个弹壳和一个弹头进行技术检验，证实是同一支枪所发射。枪号正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枪之一。可是用此枪与谭宅现场上的八个弹壳、六个弹头对比，却发现杀谭所用枪支不是王犯自杀用枪。
杀谭的枪哪去了？成了重大的疑问。是罪犯把枪藏起来了，还是在“同伙”手中呢？专案组同志经过研究分析，并从政治部家属院到俘管所沿线两三里地，反复查看寻找，均未找到。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人要给菜地施肥，当打碎粪堆时，发现了一支59式手枪，经过技术检验，认定罪犯杀谭正是用的这支枪，也正是保卫部丢的两支枪之一。至此保卫部丢的两支59式手枪都找到了，缴获未射击过的子弹和已射过的11发子弹，也正好是保卫部丢子弹的数目。因此，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犯平时写的三本日记已经没收，日记写得很零乱，有的同志说是像“天书”。专案组的同志拿到手后，没能认真仔细的研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而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罪犯找到了，枪支查到了，按理说案子可以结了。但凶手自杀了，没有了口供，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如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作案有无背景或同伙？被关押又怎能从西坝潜入潜出？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均需要搞清楚，因此，就为案件的彻底查清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保卫部长景儒林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自尊心特强，也非常主观。破案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失策，都有他重要的一份责任。在过去的日常工作中，他也有不少失职的地方。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就是他直接领导的，王被审查后承认跟其堂兄参与了杀害武不会同志，但在是否开枪的问题上，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反反复复。因王是保卫干部，他懂得主犯已在解放初期被镇压，死无对证，查不到人证物证，于是提出要对武不会开棺验尸，说如果身上有两个枪眼儿就有王打的，只有一个枪眼儿就不是王打的。景同意开棺验尸，但其他同志反对，认为人已死20多年，尸体早已腐烂成为白骨，还怎能验尸找枪眼儿呢，因此未能实行，致使王是否开枪的问题定不下来，审查了七个月也结不了案。当他对案情的一些主观臆断被事实无情地粉碎，景儒林顿时陷入了十分颓丧的境地。
在确定王犯是凶手之后，问景谁与王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同志被怀疑了，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自己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的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他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春节刚过，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景儒林也参加了学习班，而且是领导成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到早饭时仍不见景起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孙呈祥在门口呼叫也无反应，当勤务员站在凳子上从门上窗子往里看时，见景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打开房门进屋，发现景早已自缢身亡。
景儒林的死，又给专案组蒙上一层阴影，景为什么自杀？是否与谭案有关联？
复查与结论
案件发生后成立了“017专案组”，在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具体领导下作了大量的调查和查证工作，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思考不周和失误的地方之后，专案组进行了改组，人员也重新调整充实，继续工作。
周总理鉴于案件没有明确具体的交待，不能草草结案。于是点名调赵苍璧同志进京（原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文革后任公安部部长），确定由他组成破案指导小组，去昆明协助专案组工作，认真对案件进行复查。
赵苍璧同志于1973年初到北京，中央办公厅负责传达了周总理对专案工作的指示。要求对案件中的众多疑点，要一一查清，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查得清清楚楚，弄得水落石出，不能含糊不清。破案指导小组在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工作。
赵苍璧同志到昆明参加了由周兴同志主持召开的省委和军区党委的联席会议，经会议讨论后决定，破案指导小组与专案组一起开展工作。并明确规定，凡是破案计划、重大措施等都要报两个党委批准后才能执行，并适时地向公安部汇报。
破案指导小组工作人员来自昆明军区、河北、辽宁等地，于1973年夏陆续到达昆明，大家本着实事求是、严谨慎重、科学客观地态度，与专案组同志一起，开展了再复查工作。
首先，现场的再复查、物证技术鉴定，均可确定是王犯一人作案，所用手枪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59式手枪。
其次，就要解决杀人动机问题。王犯自杀，死无口供，怎样来解释王犯的行凶动机以及一系列作案过程呢？除了搜集王犯生前日常表现外，很重要的是他的三本日记。指导小组专门指定一位处长研究他的日记，到后来这位处长都能够记住哪本哪页写的什么内容，真是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在研究中逐字逐句地抠，反复分析。如有一句仿似《红楼梦》中的诗，于是就找了几个人，每人手抱着一部《红楼梦》查找，并研究这句诗在《红楼梦》中用在什么背景里，王犯写这句诗的意图是什么。如何缜密地分析研究，最终对王犯杀人动机、潜出潜入西坝的情况、偷枪的情况等等，都从这里找到了答案。
王犯因武不会案被隔离审查后，终日惶恐不安，自知负有血债，罪行是严重的，“将来不是受到极刑处置，恐怕也是终身服刑”，因此思想上总是处于紧张、绝望的状态，并试图尽量逃脱罪责。提出开棺验尸，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查不到枪眼儿就无法做出他开枪杀人的结论。王犯从侄子来信中得知，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把他揪回原籍斗争予以处置，感到末日来临，死罪难逃。自己下场不好，老婆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和牵连。于是想逃出西坝。在当时“文革”的情况下，他也料到即使逃走了，也难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出于阶级仇恨，他产生了杀人报复的念头。日记里有多处图谋杀害军区首长的内容，认为“自己不能这样死，要死的话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杀人一条路”，他曾列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均为副司令员）等人的名字，又写有杀人要杀一把手，杀谭甫仁影响大，可发泄心头之恨等等，并写要设法搞到枪，见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由此可见，王犯行凶预谋已久，阶级报复意图是十分明显。
第三个问题，是分析王犯的作案过程。王犯被关在西坝后，就想方设法与外面联系，并试图潜出西坝。他被关不久就从住室后窗往外投过信，被过路人捡到交保卫部。他并在窗台上放东西作暗记或在厕所南墙处约其妻来取信或见面，欲与其妻联系。西坝看来警卫森严，大门口和王住室前均有岗哨，日夜警卫，规定王室内晚上不准熄灯，以便岗哨观察情况。到院南边的厕所，也要向岗哨报告等。可是偏偏警卫漏洞很多，最大的漏洞是换岗时不直接交岗，而是上一班岗到宿舍叫下一班岗接班，遇到贪睡的战士，叫几次也不醒，有时醒后又睡着了，这中间哨位上就出现了空隙时间，有时能空到5—15分钟哨位无人，这就给王犯钻了空子。从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多次记有岗哨谁接谁的班，哪个战士有什么特点。西坝共有一个班负责警卫，用不了几天，王犯就掌握了岗哨换班规律和警卫战士的特点。他还曾试验，将蚊帐开缝向里，把被子隆起来伪装有人，可以瞒过在窗外观察动静的岗哨。多次岗哨发现他从南边走过来，问他时则答称拉肚子去厕所，岗哨误认为已向上一班报告过了，也未细查深究。西坝西南角有个厕所，距王住的平房约50米，在厕所围墙内外地面均有胶鞋印，墙上也有攀登的擦痕，这里就是王犯出入西坝的地点。据他儿子王东昆讲，他多次夜间醒来，见他父母都在床上睡觉，说明王是多次出入西坝。所以，杀谭时，王潜出潜入西坝也就不足为奇了。
军区大院三个营门和办公楼两个门均有岗哨，但不逐人查验证件，穿军装就可以进入，所以王犯混入大院极为方便。进办公楼从门口或一楼厕所窗子均可以出入。王曾在保卫部任过秘书，管过枪支，情况也熟悉。他对保密室门锁可用硬片捅开的情况也清楚，他自己以前就用竹片捅开过。历任秘书都把保险柜钥匙放在一个不加锁的办公桌抽屉内，他可轻取钥匙。保险柜的密码，也是换人不换号，王知道密码，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他之所以偷拿手枪、子弹是极为容易的事。他之所以偷两支枪，据分析是为了双保险，惟恐枪支出现故障，而且59式手枪装在衣袋内完全可以隐蔽。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潜出西坝，偷到枪支，作案后又返回西坝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当晚作案后，王为何要去找陈汉中?陈汉中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科长，负责王自正的审查工作。经过审查和调查，了解到，因为陈平时对王管教严，对王经常责骂训斥，王对陈怀恨已久，在王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说陈好凶，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要……等。因此，王犯杀害谭夫妇后，去宿舍找陈汉中也是想一并将陈杀了，因陈出差未在而免遭毒手。
还有一个问题：王、景二人的自杀，是否有关联呢?经查，景儒林在生前多次在言语中流露出负罪心理。自缢时留在桌上的字条中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能说清呀！”他感到杀谭是自己严重失职造成的，破案中几个关键问题他坚持的作法、观点是错误的，加之参加学习班即将受到审查，思想压力极大，走上了绝路。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景与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联系，也没有发现对王犯有意包庇、纵容，是属于严重失职、渎职问题，排除了是王犯的幕后指挥和同伙的嫌疑。
李素民是王自正的妻子，在王被调查期间，李即回原籍与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王被隔离后，曾多次潜出西坝回家，与李同床共眠互通。王作案后曾于清晨回家，提出将两支枪交李保存隐藏，李不敢而予以拒绝。李的问题是知情不报，有意隐瞒包庇王的罪行。
随着问题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结果，破案指导小组人员也先后撤回，1977年夏，两位处长也最后撤回。以后专案组经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于1978年6月写出结案报告，经两个党委审查批准，正式报中央，此案结束，专家组也随之撤消。
谬传止于真相
谭案发生在一个特殊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谭甫仁作为中将一级的将军，曾是四野林彪的部下，又是一省和大军区之首，他的被杀，确实震惊了中央。此案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省的活动有无联系，自然需要考量。这类特大案件，首先应从政治因素上考虑是必须的，但结果是与否，均要等最后用事实来证明。是，要有根据；否，同样也要有根据。指导小组和专案组紧紧围绕与王自正有关的人和事及各种疑点，扎扎实实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和研究分析，没有发现此案与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联系，也没有发现同伙和集团作案，并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做出王自正出于阶级报复，一人行凶杀人的科学结论。
破案指导小组是在1973年春，中央点名调赵苍璧同志到京接受任务后才开始建立的。其他成员是陆续由各地调来，于二、三季度先后到达昆明。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小组与专案组的同志们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关系十分融洽，在一些问题上及时通气，交换意见，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不仅在行动上、思想上步调一致，而且在个人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现在领导当时专案组和破案指导小组的周兴同志、赵苍璧同志、王纬同志、徐生同志等同志已去世，他们在破案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破案有很大的贡献。指导小组现在在世的三个人，每当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既受教育又十分愉快。
此案的侦破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案件做出结论，专案组已撤消，至今已隔20多年，有关案件的一些情况也逐渐流传开来，有的报刊杂志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文章中，有些与事实情节有出入；有的认识显得有些偏颇；更有的纯属子虚乌有。
有的文章说谭是被境外特务谋害的，并有根有据，说得扑朔迷离，像一篇侦探小说，连人物的表情、语言都写得有眉有眼，这完全是凭想像臆造的文章。谭案发生后，消息传到海外，台湾国民党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诡称“云南匪首谭甫仁最近被反共主义战士王自正击毙”，这纯属自我吹嘘。有的说保卫部长是幕后策划人，指使王犯杀人，如何策划交待，如何实施等等，也讲得头头是道，最后暴露了，罪犯自杀了，后台保卫部长也自杀了。还有的说王犯是谭的卫士长（军区首长就没有配置卫士长一说），如何受到谭的信任，不久将提为师长，又讲王犯能文能武，个头大、身体壮、枪法准、会格斗，武艺高强、机警灵活、含而不露，没有必要不与外人接触，平时沉默少言，解放战争入伍，身经百战，屡立大功，突然发现问题被审查而报复。并要隔离审查保卫部长，保卫部长也在自己家中自杀了。更为离奇的是，说谭于1970年12月，在林彪“联合舰队”建立三个月之后，谭在昆明接到一份密电，说某日有一架从缅甸来的民航飞机，经过昆明时令谭击毁，谭感到问题拿不准，只命令出动飞机将民航飞机迫降，当飞机降落后，看见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总理，谭被吓得六神无主，周总理训斥谭一顿后，要走了谭的电报，在昆明没有停留就走了，回北京后周总理将电报交给邓大姐，并说等我死后再交给毛泽东主席，正在追查此事的时候，谭即被暗杀，因此，迫降座机和谭被杀构成了千古之谜等等。
此案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首先，保卫队伍要纯洁忠诚。内部不纯是造成案件的隐患，保卫工作人员必须纯洁，要建立一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的保卫队伍。
其次，机关警卫要严而有序。
第三，侦查破案要措施得当。
谭甫仁被杀案，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特大案件。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必须真实地反映出来，让世人知晓，不然再过若干年，知情人均已不在人世，一些误传讹言仍流传下去是没有好处的。本文虽不够详尽全面，但在大的轮廓和关键情节上与事实不会有大的出入，其目的是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不要造成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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