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离世 中国政坛渐入无开国元老阶段(组图)-搜狐新闻中心
宋任穷离世 中国政坛渐入无开国元老阶段(组图)
　　日10:54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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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宋任穷　　这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该文是最近20多年来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考虑设立中顾委。
　　据介绍，目前90%的开国上将和中顾委委员已经辞世。宋任穷的逝世再一次发出信息：开国元老们主动退居二线的同时，作为真实的存在他们也在一个个离世远去，中国时局和中国政治将逐渐进入没有开国元老的阶段。
　　又一位政治元老离世远去
　　1月8日，曾被授予上将军衔、位至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逝世。当年与他同时受衔的将军中，“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已经全部去世，而50多位上将中目前只有肖克、洪学智以及100岁的吕正操等三人健在。在中顾委，资历与宋任穷相当的只剩下薄一波一人，数十位原中顾委常委中只有5人在世。
　　据介绍，目前90%的开国上将和中顾委委员已经离世。宋任穷的逝世再一次发出信息：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老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退居二线的同时，作为真实的存在他们也在一个个离我们远去。
　　另一方面，在最近的省部级高官调整中，明显地有一大批1949年以后出生或成长的官员担负起了要职。由开国元老们掌控和影响的时代已转而为年轻的一代承接，相信目前中国迈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亦能为老一辈的政治家们所认可。
　　从上将到中组部部长
　　宋任穷是一位传奇式人物―――17岁入党，18岁参加秋收起义。他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里，从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升至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后期出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1949年后，曾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直至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国军队首次授衔时，他拥有了肩扛三颗金星的上将称号。
　　“宋老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做事非常踏实。”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行为的一贯低调，使民间对他议论很少。而这也是与其同辈的很多领导人的风格。”
　　1955年，身为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主抓军衔制度的建立。“当时少将以上的军衔是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所以都是由总干部部进行排队平衡。”宋任穷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后评选出十大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2名少将。还有2名上将、2名中将及部分少将，是在1956年授予的。”
　　1978年12月，宋任穷以70岁高龄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在此后三年内，中组部基本完成了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任务。他的回忆录指出：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平反干部230多万人，集团性错案2万余件，并摘掉了54万人的“右派”帽子。
　　此后，执政者的新老交替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在历史上，如何安置开国元老也向来是个需要智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披露了成立“中顾委”的思路。“十年‘文革’让中国的大部分开国元勋走向老龄化，但让刚刚恢复工作的他们马上退下去又不符合情理。”石仲泉说，“所以，中国共产党需要建立一个过渡性组织，妥善安置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并尽快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这就是当时成立中顾委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起到了奠基作用。中顾委内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安排，身为中组部部长不能不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智慧。”石仲泉说。
　　两年后，中共十二大召开时，拥有172名委员、24名常委的中顾委宣布成立。那次党代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当时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邓小平任主任，日常工作则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原中顾委一位成员说。
　　而邓小平对中顾委委员的“定格”是：“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党的生活中的级别，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石仲泉说，从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上，已经可以看出新老交替的趋势。348名委员里，有211人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机构；这211人中，又有140多人年龄在60岁以下，最小的38岁。而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是在此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从中顾委副主任到淡出政治舞台
　　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76岁的宋任穷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在中组部部长的职位上工作到1983年后，他还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宋任穷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一封信，日，他与王震将此信联名上书中央。他们写道：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党章第37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者是由领导机构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恳请中央，在今年9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
　　此次会议上，王震也被选为中顾委副主任。另外54位老同志从一线退下，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同时，还有36位年高体弱的老人联名请求并经同意，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这有助于加快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新老干部交替的进程。”石仲泉说。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新一届中顾委成立，共有200人当选为委员。宋任穷依然担任着副主任职务。
　　而在这五年里，有33位老人与世长辞。其中包括谭震林、粟裕等名震海内外的将军，以及中顾委副主任许世友。
　　“按照小平当初的设想，中顾委是个过渡机构，因此最多三届、最好两届就结束。”石仲泉说，“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鉴于老干部们几乎都已经离开了一线；中顾委历时两届，委员中最年轻的也超过了70岁；而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在顺利执行。中顾委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过渡性组织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央同意十四大不再设这个机构。”
　　从此，以薄一波、宋任穷为代表的开国元老在政治舞台上不再显露身影。
　　他们离去后的中国政局
　　成立于1982年、十年后解散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曾拥有数百位委员，几乎囊括了当时退居二线的所有开国元老。而在今天，其中接近九成的人已经离开人世。目前原中顾委常委里只剩下薄一波、肖克、李德生、张劲夫、黄华等人。现在在公众场合已很少看到老人们的身影，岁月无情，而随着他们的离去，对中国政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石仲泉说，老人一辈子的叱咤风云，人们会缅怀他们。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制度将逐步完善，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目前的政治方向更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看到，在十六大和去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干部制度、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这位党史专家说，“有了这种大的框架，我们前行的方向就能较少受到人为的干扰。这是一种进步。”
　　“我不同意一些人传言的‘老人政治’的说法。”他说，“人的年龄对其思想无疑会有较大影响，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平南巡讲话时已经将近90岁，但你不能否认，他的思想走在很多年轻干部的前面。”这篇划时代的讲话影响深远。
　　尽管元老们退居二线已有多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影响，中国政治无法回避他们的存在，他们作为一种力量在中国的变革和政治时局中发挥作用。元老们将一个个地离去，这是自然规律。中国时局和中国政治将逐渐进入没有开国元老的阶段，其后的局面和挑战将由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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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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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争夺主要在三种力量之间展开：一是元老派，以叶剑英为代表，身后是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在文革中备受打击，暂时失去权力但依然保持强大政治影响，在权力体系中拥有深厚人脉关系的老干部，包括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几位老帅等。尽管元老们之间历史上也存在着各种恩恩怨怨，但否定文革的基本立场、重回权力中心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与文革派的矛盾是共同的，也是根本性的。二是文革派，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为代表这支力量形成于文革之中，是毛泽东构建文革理论体系、推行文革路线最为倚重的力量，也是毛在文革历次政治斗争中最主要的打手。他们的特点是在顶层有一定影响，控制了舆论宣传阵地，但在权力体系的中、下层的影响则主要依附于毛泽东个人权威而存在，在军内更是几无影响可言。可以说，毛泽东是他们最主要的后盾，毛的去世则极大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基础。第三种力量是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汪东兴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新生代，在毛泽东生前的大力扶持下，他们迅速进入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相当的实际权力，但权力基础并不牢固。从身份和经历来说，他们属于老干部，但与元老派相比，他们的资力、能力和影响均不在一个层级上。他们大部分长期在基层从事具体工作，对于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必要性有着理性的认识，这是他们与文革派的主要区别。但是，他们在政坛上崛起的过程与文革中的权力再分配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和文革派一样同为文革受益者，在肯定文革基本理论和路线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文革派是高度一致的。
反思文革之中历次重大政治斗争，如“二月逆流”、围绕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均表现为当事人与文革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其结果则都是文革派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战胜对手。特别是发生在75年底、76年初第三次打倒邓小平的斗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更是毛在无法调和邓（以及以邓为首的元老们）与文革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不得采取的断然措施。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极力维护文革派，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在文革中逐渐形成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毛看来，这是自己留给历史的最主要的政治遗产。而在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各支力量中，只有文革派最能理解毛的意图、继承毛的遗产，确保中国沿着毛确定道路继续前行。因此，让文革派主导未来政治格局，是毛对身后政治安排的关键。毛生前对华国锋等新生代的破格提拔、着力培养，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对“四人帮”的审判中，江青曾披露，在毛写给华的“你办事，我放心”六字真言之后，还有“有问题、找江青”六个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的心态，希望新生代辅佐而不是替代文革派掌控局面，确保权力不落在一直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元老派手中。当文革派的地位稳固之后，新生代的命运将由文革派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他们自身的政治表现来决定。对华国锋本人，毛虽然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不小的权力，但并非完全信任，而是利用的成份更多一些。毛泽东这种层次的大政治家，根本不可能把各方面能力相对平庸且与自己并无深厚历史渊源的华国锋真正推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 && &对于元老派，政治智慧过人的毛泽东早已洞悉他们对自己、对文革的态度，也非常清楚自己身后政治权力一旦落入这些人手中，不仅中国将走上与自己的期望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连如何对自己盖棺定论都会成为问题。作为一位历史感极强，并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保持着思维能力的政治家，毛泽东显然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必须把他们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然而，周恩逝世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使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党心民意之所向，也意识到此时的自己已经不能像当初对待刘少奇和林彪那样通过发动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来达到放逐元老派的目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很可能央及自身，不要说身后名难保，连现实的安全都可能面临威胁。因此，他只能靠各种政治手腕影响政治格局的走势，对元老形构成一定的牵制，使文革派在自己身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对此，毛泽东也颇感无奈，所以才会有“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之语。
果然，在毛泽东去世后，仅仅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激烈上层斗争，毛寄予厚望的文革派就败下阵来，被一网打尽逐出政治舞台，并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这场围剿文革派的斗争中，冲在最前面的恰恰是毛生前一手扶植、用来支持配合文革派、限制平衡元老派的新生代力量，老谋深算的元老们则基本上是站在幕后为新生代背书。是什么原因让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生代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毛泽东逝世到华国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中间仅隔了不到20天时间）对自己的立场做出重大调整，并冒着巨大的风险选择了以相当极端和强硬的方式来对待与自己有着许多共同利益的文革派？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 && &首先，应该肯定，华国锋等人的选择中包含着政治良知的因素。前面讲过，尽管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生代的权力基础与文革派有共通之处，都是文革的受益者。但毕竟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文革派有较大的不同，对文革派的种种极左表现的不满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使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让文革派主导政局，不加任何改变甚至是更加极端地继续推行文革的那一套荒唐的理论和路线。
& && &其次，华国锋等人的选择也是权衡各方力量的结果。毛泽东去世之前，尽管也在努力谋划身后的政治布局，但由于受到元老派的牵制而未能把自己理想的政治安排以符合党内程序的方式明确固定下来，从而留下了巨大的悬念。毛去世之后，文革派和元老派互为对方获取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矛盾不可调和，从而给了居中的文革新生代以选择的空间。双方的力量对比自然成为新生代在做出选择时必须充分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很明显，文革派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里能够叱咤风云，无往而不胜，靠的却是毛泽的庇佑，当失去这一靠山之后，文革派除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叫嚷、利用舆论工具吹喇叭抬轿子之外，可供其利用的政治资源和打击对手的政治手段其实非常有限。反观元老派，虽然在毛泽东生前被反复排挤打压，但并未完全丧失权力，政治基础和战争中血与火凝成的人脉关系更是遍及权力体系的各个角落。犹为重要的是，元老们牢牢掌控着在权力斗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军队，无论是文革派还是新生代对军队事务基本上都无缘置喙，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文革派。因此，新生代选择与元老派联手对抗文革派是理性的，如果新生代做出另一种选择，很有可能就会和文革派一起提前垮台。
& && &第三、文革派错误的斗争策略将华国锋等新生代推向对手一方。原本文革派在党内的根基本就极不牢固，忠实追随者主要分布在宣传文化领域，在地方只能比较有效地控制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省市。毛泽东生前精心安排的政治格局中，元老派是文革派获取最高主权力的主要的对手，而新生代则是他们可资利用的力量。对文革派而言，最佳斗争策略自然是拉住新生代共同对抗元老派，战胜元老派后再考虑如何与新生代划分权力。毕竟，同为文革受益者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利益、理念等方面找到合作的基础。新生代的成长经历也决定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与文革密不可分，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他们自身。事实上，在元老派真正掌控了权力之后，立即把新生代几乎全部被清除出了顶层政治圈，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突破以往的思想藩篱，推动改革开放。然而，现实中的文革派却选择了很不明智的做法。也许是对未来的权力再分配顾虑较多，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把华国锋等新生代放在眼里，在毛泽东逝世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文革派对掌握了相当实际权力、本来有可能借助的新生代却毫无结纳之意、反行打压之实。反观叶剑英、李先念等仍处一线的元老，却时时处处维护华国锋的地位权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种强烈的对比，自然使得使本就对文革派十分不利的力量天秤更加倾斜。
& && &第四、华国锋等人对自身地位、安全的考虑是影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从之前的经历还是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华国锋都不是一个政治野心、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从性格层面讲也并非强势人物。考虑到可能要承担的风险，仅仅是最高领导人这样权力地位的诱惑并不足以促使华国锋转变立场。在确保自身安全和一定即得利益的前提下，让出最高领导人这一职位对华国锋来讲并非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选项。几年以后，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华国锋逐步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但是，当时的华国锋显然看不到和平移交权力的可能。虽然新生代在文革中所受冲击较少，文革后期地位还不断上升，但他们毕竟完整经历了文革这段极其特殊的历史过程。期间政治斗争之惨烈，失败者遭受的打击磨难之严酷对于当时中国政坛的所有人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新生代也概莫能外。特别是华国锋，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走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之位（当然只是名义上的），此前两位接班人的经历必然成为他做出决定的重要借鉴。历史上刘少奇、林彪等人血的教训历历在目，现实中的文革派又如此咄咄逼人，使华国锋等人意识到自己对文革派的退让不但难以换来安全，反而可能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更遑论即得利益，放手一搏自然成为不二之选。这就是华国锋等新生代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确保自身的安全与既得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把文革派送进历史垃圾堆的正是毛泽东和文革派自己。
& && &以上完全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的解读，从政治伦理层面看，在那场斗争中，元老派的主张以及他们联手新生代采取的行动是符合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的，是一次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根本上扭转国家前进方向的正义之举。如果没有那场斗争，抑或是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失败，文革派胜出，中国不可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也难以想象今天的国家、社会和我们会处于怎样的状况。也许，中国共产党会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潮流的巨变中丧失执政地位，进而导致国家社会深陷于动荡之中；也许，今天的我们依然过着一种与当时的中国人、今天的朝鲜人差不多的生活，并继续梦想着解放全人类。至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通过网络对发生在30多年前的顶层政治斗争进行这种公开的探讨和反思。
也有人会从党纪国法的角度质疑对文革派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试问，在一个连国家的元首、军队的元帅都可以不经过任何合法程序就被剥夺自由、饱受凌辱迫害以至于失去生命的政治环境里，还有什么法理可言？在这样一个毫无规则的政治丛林里，任何人在政治斗争中如果固步自封于所谓党纪国法，都不可能达到政治目的，只会沦为笑料。在这样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评价政治斗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不可能是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党纪国法，只能看胜利者在取得权力之后为国家和人民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今天的我们，应该为元老派和新生代联手取得的胜利而备感庆幸。
& && &这段特殊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致力于按照民主和法制原则建立起一套公正合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对政治家们最好的保护。至少，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政治家们在拥有权力时不会胡作非为，失去权力后生命自由不会受到威胁，政治家们因此也不需要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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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不错，个别观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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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把文革派送进历史垃圾堆的正是毛泽东和文革派自己。
此话说得不错，但主席这么安排，并不是政治能力有局限，而是他故意这样安排的。
确实，此人说都说不怕。&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毛自己主动做的?真是又是一个奇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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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两篇。
华国锋其实是毫无班底可言的，也惟其如此才让各方势力对他表示出足够的耐心和接纳。华国锋初接大位，也是非常谦虚的，要是格外留心一下华的发形就会发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抛物线图。华在十一大之前的照片几乎都是平头，而后粉碎四人帮，声望日隆，平头也改成了背头（这点后来居然在政治局生活上成为一些人批华的话题，可见，政治斗争是没有手段可讲的）。从大家对华国锋的称呼上也可以读到，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指定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等于接替了周恩来生前的全部衣钵（除了周的全国政协主席一职），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叫的最多的称呼也是“国锋同志”或者“华总理”。也就是说左右两派都把华看作是个并非领袖群伦的代理人，或者说牌位而已。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中国*一直把苏联*的得失损益作为自己的参照物，这不惟中共和苏共都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更主要的是苏共的历史上的某些镜头在后来我党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有雷同的回应。例如，毛泽东死后和斯大林死后那种缺乏足够权威的局面有些相似。斯大林死后也出现了一时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三驾马车尽管为时很短。而中国在一九七六九月九日之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作为比较受到大家认同的权威邓小平下野，所以，只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半个权威的叶剑英早在年初就被告知有病代之以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作为文革的主力军王张江姚也是不能号称权威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局面，谁也不能完全脱颖而出，相反则是互相掣肘，这也正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不过，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打烂了。
华国锋虽然以前并不认识叶剑英，然而对于叶，华却并不陌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华国锋等高级干部谈话时那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让华记忆深刻，几年后，华进京，毛泽东再度和华国锋谈及叶剑英，希望华多和叶剑英接触，学习他的长处和优点。华国锋本人对叶剑英也很推重，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被叶推辞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四人帮围攻华国锋，特别是当有人报告毛泽东的尸体可能出现部分腐烂现象以致于全场大哗时，也是叶剑英力挺华国锋，叶剑英曾经严肃的指出：“批邓是大事，不过最大的事情，也是当前唯一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如何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短短的不足三十天的较量中，叶剑英基本是站在华国锋这一边的。而汪东兴出现后，这种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汪东兴在历史上和叶剑英并不渊源，而且，长沙一事大家还闹得颇不愉快，不过，因为汪东兴的特殊地位倒是让华国锋和他接触过多，汪东兴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第一次称呼华国锋为华主席的人，他表示“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两个领袖的画像并列也是汪东兴的提议，当然这也是得到叶剑英、李先念首肯的。而作为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串联人王震这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有一点必须给予交待的是，汪东兴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而失宠，相反在毛泽东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汪本人继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子就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曾经作为汪的上级的王震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作为汪的副手出现。而在编辑整理叶帅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交往实录时，有很多资料显示，最早提议汪东兴加入进来的就是王震。王震主张必须联合汪东兴才能办成一些事，他没有明说这些事是什么？九一三事件后，王震的主要任务就是“串门子”，实际就是沟通和联络，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时，王震很有把握，他说：“汪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就这样，汪东兴和叶剑英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了。江青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手稿时，汪有些顶不住，叶就给他打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特别是后来华国锋部署工作以后，汪东兴和叶剑英接触更为密切，叶剑英搬到西山九号居住，王洪文问汪东兴：“凭什么总理的房子给老右（指的是叶）住了？”汪回答这是周恩来生前的安排。以后，汪多次去叶那里，汪东兴就此和叶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月之间曾经说过：“叶帅这个人很严谨很细致很周到，他说的保密工作对我们后来的行动很有帮助，我很敬仰他。”也是这时，叶和汪对过去的一些事做了总结和回顾，算是暂时放弃了前嫌。通过汪的渠道和帮忙，叶剑英得以从容在西山会见了邓颖超、陈云、粟裕、宋时轮、杨成武、吴忠、傅崇碧、吴烈、张廷发等人。我在总行工作时，陈元副行长（陈云长子）曾经亲口讲述了他听陈云给讲过的一段往事，他说：“父亲去西山见叶帅，叶帅和他说了这个事（指的是叶剑英等人准备动手抓捕四人帮），父亲说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也只有这么做了。后来，叶帅接见粟裕和宋时轮，粟裕当时是军科院的政委，宋时轮是院长，粟裕说，我们连担架和草鞋都准备好了。就这么一句话，那时候说话前都要把水龙头打开，或者打开收音机，所以话不能很长。叶帅就回答：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抱最好的希望。”
等到这些事情安排比较妥当时，叶剑英找到华国锋请他站出来，并且说：“只要你站出来我们就都有办法了。”华国锋问谁支持他站出来，叶就给他讲了一些人，华表示：“有你和军队撑腰就好办。”这说明当时军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做了表态，李德生见叶剑英时，叶剑英问李德生：“现在你看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李回答说还是抓组织，叶剑英点点头。此后李德生解释说其实抓组织就是抓干部，言外之意就是和那几个人斗。为了确保万一，叶剑英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说：“提高警惕、服从命令。”一共八个字。叶剑英找到韩先楚、吴克华、杨得志等人谈话之后对华国锋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有幻想。”华国锋在后来的庆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对四人帮的斗争意志十分坚决，他对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还有一个额外的情报让叶、华、汪的三驾马车更加紧密的行动起来。这个意外的情报来自于上海方面。上海是王张江姚的大本营，也是文革的策源地，张春桥等人异常重视上海的建设，以张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的身份仍然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特殊情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了。当时，留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姚的心腹大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这里面铁杆分子是徐景贤和王秀珍，马天水是原市委书记，文革初起，马天水也是被批斗者之一，张春桥知道马的份量，再者，有人对张说：“你如果连马天水这样的干部都不能团结起来，你们上海的革命就会大打折扣。”基于这种认识，张很快宣布解放马天水，而马本人也很快投入张姚的怀抱。马天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很有名气的在工业战线上相当内行的领导干部，他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在1960年的那一起“官司”以致于惊动了周恩来，马天水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较真的精神于此也体现一斑。事后，输了“官司”的马天水主动承认自己的偏差，主动为煤炭部和煤炭战线提供大量的副食品和汽车。作为新中国经济负责人的邓小平、彭真对马天水都一度寄予厚望。一九七五年六月，邓小平利用到上海的机会还专门找来马天水私下聊天，邓小平说：“以后你多去先念、秋里那里坐坐，到了北京也欢迎来我家。”邓看重的是马的工业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然而，在和邓谈话结束后，马天水立刻向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汇报了邓的全部谈话，这件事在批邓时被指责为邓小平“挖”上海的墙角。因为马天水的特殊身份，所以，上海的大局一般都要马来拍板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已经不自觉的成为张姚战车上不可或缺的大将和骨干。四人帮垮台后，马天水突然患上精神病，就此沉沦。（马天水的精神病一直是个谜，护理和检查马的病情的医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有回忆认为马的病很蹊跷）徐景贤和王秀珍是张春桥等人一手栽培的另类骨干，他们完全得益于文革，所以，也是死硬派的中坚力量。这里还要介绍一下上海的另一位留守大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原本是林彪、黄永胜的亲信，毛泽东南巡之后，丁盛幡然改变，根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一个向中央表态的领兵将领就是南京军区许世友，第二个就是广州军区丁盛，而根据当时的电话收发记录看，丁盛的电话其实是和许世友的电话同时打进总理办公地点的，所以说，林彪如果敢于另立中央于广州，只能是死路一条。丁盛在九一三之后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表扬，就此和张春桥走到一起，成为张在华东的棋盘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车马炮。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根据徐景贤后来的交待，此前，他们包括马天水王秀珍丁盛等人在上海秘密决定按照张春桥的部署，调发枪支48000支，指挥战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机关枪零件418000件，预备进一步装备步兵团30个，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配备火箭炮（130式）108门，高射炮730门。这些动作都是张春桥背着中央军委决定的，具体办理人就是丁盛，二十八日，张春桥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张的意思，要上海准备“打大仗”。而在北京，张姚秘密布置把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经过印发学习，这就表明在那时候，党内把毛泽东身后的巨大政治真空和斯大林之后的政治斗争是等量齐观的。在这方面，应该说张春桥的警觉要比其他人高，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依靠的是朱可夫动用军队的力量把中央委员们很快的集中到了莫斯科用大家的力量迫使政治局（主席团）改变了原来的意见。所以，张决定打出丁盛这张牌，然而，张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江青的重视，江青和王洪文当时对自己的力量相当满意，他们更加倾向于利用十届三中全会的机会采取合法的选举手段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选，按照十届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来看，江青的设想不见得不能得逞，十大之后，纺织女工、车间工人、卖菜姑娘、农民大爷等先后进入中央高层，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四人帮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后来毛远新的介入，让王张江姚的政治势力立刻高涨起来，倒邓之后，政治局几乎由他们四人包办。因此，当华国锋上台后，他们仍旧盛气凌人的对待华，在毛远新、张玉凤等问题上和华大吵一番，特别是江青没有通过华国锋和汪东兴，直接取走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和杨得志、王六生的重要谈话记录，让华国锋大为光火。叶剑英趁此机会拉近和华国锋的距离，争取了华国锋。
而在华国锋身边，中办副主任李鑫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最早提出利用非常手段把四人帮看起来，等到汪东兴站过来之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很快成为华有力的支撑，汪东兴还举例说明当年和刘少奇等人斗争时，毛泽东是怎么交待中办和警卫团的工作的由来，让华有了进一步动作的决心。然而，即使是这样，华国锋对于怎么拿下四人帮还没有最后决定，包括叶剑英也是在等着看，这时候上海方面的这个动作被人告发，传到华国锋的耳朵里，华感到很紧张，接着，北京近郊的装甲兵部队参谋长调换的消息又传来，这次是包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蒙在鼓里的，十月三日，上海方面传来另外的消息说九日十日要有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次日，《光明日报》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虽则被党史专家确认为四人帮犯难的檄文，可是，究其内里不过是他们打草惊蛇的盲动。
关键时刻，四人帮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江青本人醉心于三中全会的召开，王洪文在平谷县大放厥词，然而没有实际动静，只有张春桥倾向于采取一定程度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如何开展，张自己也是心里无数。汪东兴回忆时提到：“九月二十九日政治局会议争的很厉害，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到江青家里长谈时，叶帅提出要办事了，但当时，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还不是很有把握。”汪东兴还回忆到：“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文章发表之后，叶帅找到老华（原话如此），说，一破一立，快打慢，决心早下等，决定六日或者七日动手。这样原来定的国庆节十天之后的十一日动手的方案取消，提前行动。”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一次碰头，还谈到了对付王洪文的事情，后来汪东兴特别交待警卫团负责人准备一些应变措施，不过背景没有交待，也没有说为什么，直到最后的关头大家才知道。汪东兴回忆说：“那天（十月五日），我们谈的很晚，也很兴奋、疲倦，叶帅和华国锋都在我这里吃晚饭，叶帅说不要变了就这么定了。”
这次密谋就是在叶帅和华国锋、汪东兴三人之间举行，作为最初提议的李鑫也不在其内，和叶帅走的最近的李先念也不知情，九月下旬时，李先念还要离开北京，被华国锋制止了，这才让李先念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到西山和叶剑英详谈后的李先念还是不知道就里，就在抓捕四人帮成功后的中央政治局庆功会召开前，李先念第一个到的会场，还问王文理同志（叶帅传记组负责人之一）：“开什么会呢？叶帅身体怎么样啊？”像李先念这样的量级的人物，还有张耀祠这样的执行者都是很晚才明白的，那位自称是很早就得到汪东兴的密告的李志绥医生又会从哪里知道的呢？而且还提前了那么久？
张春桥这时的耳报神也不弱，总政保卫部徐海涛从某个渠道得到消息说可能有事情要发生，可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消息汇报的比较含糊，张也不在意，这就是后来徐海涛在张被捕后很快自杀的原因。叶剑英在去怀仁堂之前一再交待司机赵绍贤不能离开汽车一步，警卫参谋马西金被几次问及中南海的地形和怀仁堂周围有几道门，可见，还是相当紧张的。
十月六日晚八点，王洪文第一个落网，王并没有像作家师东兵在他的作品《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面描述的那样奋起格斗还被打了一拳，而是很轻松的被俘。当时抓捕人员回忆，王洪文始终只说了一句话：“这么快，没想到这么快。”张春桥被捕之后说了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的原来字样，已经没有谁能够说的清楚了。倒是文人出身的姚文元被捕时大声的质问警卫：“我是参加《毛选》讨论的，你们竟然敢这么做？”江青被捕之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找华总理谈谈。”
十月六日晚十点，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紧急会议，通告逮捕四人帮一事，会议开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叶剑英的家属直到凌晨两点才收到叶剑英的平安电话，电话里面仍旧没有提怀仁堂这件事。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出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不同意，后来全体推举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以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同志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汪东兴作为叶剑英的副手正式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正式形成。
叶剑英在玉泉山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推举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叶剑英不断对华国锋的声望给予支持和扶植，包括过誉的称呼华为“英明领袖”，这点上叶剑英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叶本人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华国锋召开的生活会上也做了检讨。
不过，这时候的三驾马车还是相当稳固的，苏振华、彭冲莅临上海之后解决了朱永嘉等人的蠢蠢欲动，四人帮的影响几乎很快就被消除了。华国锋开始踌躇满志的提拔自己的人马到中央来工作了。这时候，就有张平化等人的进京。
张平化是湖南的老人了，他一度还是华国锋的上级，然而两个人的关系处的很融洽，特别是毛泽东病逝之后，王洪文的“越权事件”，张平化第一时间给华国锋做了通报，让华感到张平化的党性还是很强的。当时，陕西省委收到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记录如下：
　　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这个米士奇是王洪文的秘书，所以，所谓的找米士奇联系就等于找王洪文联系，粉碎四人帮之后画家范曾画了一本连环画讽刺王洪文的内中就有这一段，王洪文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话说“我是中央，我是中央”。漫画虽然是漫画可以表现出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至少没有把华总理放在眼里，这就让华国锋很为恼火。
相反，对告发此事的张平化却是青眼相看。张平化进京担任被撤销多年的中宣部部长，这个职务对于张平化并不陌生，文革初期，陶铸调京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时就把王任重、张平化、刘建勋、雍文涛带进北京来，张平化那时就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而后因为陶铸被打垮，张平化也随即下课，如今前度刘郎今又回，在张平化来说也是感慨良多。张没有想到又是这个中宣部部长的位置上，他栽了人生最后一个大跟头，也因此没有再爬起来。
华国锋这时候还提拔了一个人，那就是胡耀邦，胡耀邦在一九六二年曾经挂职锻炼，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和同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共事大约两年左右，这段时光中是两个人一生合作最为愉快的日子，也就是因为这个久违的原因，华国锋让胡耀邦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那时，校长是华国锋亲自兼任，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华国锋没有想到后来向他首先开炮的就是从党校开始的。令华国锋更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在他四面楚歌的时候，还是胡耀邦这个小个子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他评功摆好，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华国锋的党内级别待遇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之后。（华国锋一直保持中共中央的最高待遇，行政三级，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二级，所以，最高级别就是三级，十二大之后，中央规定只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刘伯承、华国锋这几个人是行政三级，赵紫阳等是四级，胡耀邦自请降低一级，为五级，具体可以参见胡耀邦、王兆国一九八四年和香港《明报》社长金庸谈话记录）
华国锋在以往经常被形容成一个老实人，憨厚而缺乏心机，其实，华国锋也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么木讷，相反，他的机灵也给他带来过意外的好运气。一九六年的政坛，毛泽东的话已经不那么灵光了，然而，华国锋不这么看，他创造了全国的一个奇迹，用一百天的时间修好了毛泽东陈列馆，还收集到了毛泽东亲属的绝大多数的珍贵的照片，他在十月一日国庆节时寄给了北京的毛泽东，向来很少在这方面动情的毛泽东明显很高兴，他让华国锋再洗一些照片来，还让他把照片也给周恩来一套。华国锋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连夜赶奔北京，亲自把照片送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握着华国锋的手向左右介绍说，这是一个老实人呢。华国锋朴实、实干的风格就此印在毛泽东的脑际之间。毛泽东后来半开玩笑的说华“你满脑子都是生产呢”也说明了这个印象。
华国锋选择的文宣班底除了张平化、胡耀邦以外，还增加了吴冷西、熊复、李鑫，而总管自然是汪东兴，此外，中办的张耀祠和中组部的郭玉锋都成了华国锋的主要人马。华国锋还很注意和老帅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徐向前就是他提名担任的国防部部长，接替叶剑英，耿飙、陈永贵、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这时候也向华国锋靠拢，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彭冲、姬鹏飞等人这时也是华国锋看好的。当然，其中最为显赫的还是汪东兴，他身兼七八个要职，包括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可谓是如日中天，在他的导演之下，英明领袖终于登场了。
　　华国锋上台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确实的政治纲领，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然而这个东西早在十五年之前的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就由林彪提出来了，文革中汪东兴再度予以重复，可以说是文革基本理论的延续。
　　在解决干部问题上，华国锋比较倾向于汪东兴的建议，恢复之后的中央宣传口和中宣部基本是中办和康办两伙人把持，不仅如此，华国锋和汪东兴研究决定的问题也交给这两伙人去处理，当时，宣传口名义上的负责人是耿飙，实际负责人是张平化和李鑫，特别是李鑫，权力很大，《学好文件抓住纲》就是他出面搞的。另一个是郭玉锋，郭以前是康生的亲信，康生说过，军队里面军长懂得政治的不多，理解毛主席思想的就更少，郭玉锋算是一个。康生把郭玉锋推荐给毛泽东，推荐了三次，毛泽东才同意，以后郭玉锋担任中组部部长，掌握人事大权。外交部的姬鹏飞也很受华国锋的重用，华国锋后来同意姬鹏飞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仍旧负责外事口工作。军队里面主要就是苏振华，后来的南海事件就足以说明了这点。
这时候，华国锋对叶剑英还是相当尊重的，要搞“华汪体制”是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才传出来的，而在这次会议上，一直以来比较融洽的华叶汪三驾马车开始出现裂痕，起因就是王震的检讨。
　　王震和毛泽东相知很早，最让毛泽东开始欣赏王震的是一九三六年，二四方面军斗争时，王震坚定不移的站到了任弼时这一边和张国焘做了十分顽强的抗争，那时节，用任弼时的话说：“张国焘是准备把六军团‘买’过去的。”萧克一度动摇，这点只要看看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就可以知道，张国焘在那里对任弼时等人一律直呼其名，而唯独对萧克称之为“萧克将军”。王震第一个站出来响应任弼时对张国焘斗争的定义：“就相当于和夏曦斗争那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另外一件事让毛泽东对王震刮目相看的是在延安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王震闯到毛泽东的窑洞中，对毛泽东大声的说：“人家都骂上门来了，你还在有心看书吗？”（详见《毛泽东在延安》）毛泽东这才注意到王实味等人的问题。以后，毛泽东专门在有关会议上给王震评功摆好，毛泽东说：“有人说工农干部不懂文化，没知识，大老粗一个，我看不见得，你那个文化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我看宁可不懂也好一些，文化也是有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工农出身的干部懂得就是多一些，例如王震同志，他不仅懂得无产阶级文化，也懂得政治，这就难得。••••••我就是要让这个资产阶级眼中的大老粗去管文化，管无产阶级的文化。”王震对此也一直引以为荣。
　　王震在串联叶剑英汪东兴等问题上很有功劳，然而事后汪东兴对待王震很是冷淡，没有对王震的这一功劳给予足够的提及，究其原因是王震鼓吹让邓小平出来。汪东兴曾经公开的说：“邓小平那两下子能和华主席比吗？他还不是被四人帮给搞下去了？”
而王震则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发言，陈云说：“我认为群众到天*安门参加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要调查一下四人帮有没有参与，有没有诡计在里面，邓小平和这一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必要的。”陈云说完之后，王震马上开始讲了起来，说的比较陈云还要大胆，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这是毛主席说的，周总理传达的，在座的都听到了，一九七五年小平主持整顿工作，那是有大功劳的，他和四人帮斗争，他是先锋，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主流，谁就是为四人帮辩护。”（详见《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八九年版，第52页）
　　王震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汪东兴、李鑫、吴德等人的反击，吴德在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人大会议上讲话提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都要做好”，“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在天安门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这次会议上，吴德继续这一些老论调，仍旧主张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汪东兴也说：“凡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决定过的东西不能动，批邓是主席生前定的不能改。”
　　会议之前，叶剑英和华国锋交流过意见，认为天安门事件和批邓不要结合起来谈，华国锋同意了叶的看法，然而会议开始之后，叶的意见等于被闲置一边，相反，华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的第五天，苏振华公开讲：“我们维护华主席就要像维护毛主席那样，不能含糊。”针对王震的讲话，苏振华、郭玉锋、吴德、纪登奎等人都表示反对，华国锋最后定了调子，王震要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进行到这一步会议变成了批王整风会议了。叶剑英终于站出来说话了。
叶剑英提出两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早平早主动；二是对邓小平的评价，以前的要改过来，是四人帮搞的，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这个讲话震动很大，因为这个和他与华国锋在会前商量的调子又高了许多。叶剑英还通知秘书和办公室：“以后凡是送我的文件也要送给小平看。”
　　王震自然不再被追究责任，不过检讨还是写了，这份检讨事实证明为王震以后的政治前途帮助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亲自提议王震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有人说王震同志喜欢打横炮，我看有的横炮打的就很好，这个同志政治上很坚定，是一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以后，一九八二年，陈云亲自提议王震出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表态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我党的“黄埔军校”，再以后，王震担任中顾委第一副主任，政治排名在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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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认为是汪逼华。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与汪东兴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终于死了。以后发生的历史却和毛泽东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布局和调和手法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四人帮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下错棋了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发生了，正说明毛泽东殚精竭虑，策划制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泽东对她的关照和批评，并能按照毛所说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溃不会那么快，那么惨。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诗称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吕端是中国北宋大臣，曾阻制了一次有关皇位废立的宫廷事变。叶的确是大事不胡涂，首先他对文革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其次在毛死后动荡的日子里，叶没有冲锋在前，而是甘当「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对自己的威望有适当的估计和运用。同时，叶对毛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毛也没有看错，叶不属于邓小平那种做事绝决的人。这使得叶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钱，他也不会自己亲自动手抓了先帝爷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希望扭转文革历史的轨道，却不想留下忘恩负义的名声。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叶就经常和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议论国事，很自然会谈到如何对付和解决文革派的问题。是不是这些谈话表明叶曾经计划运用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其实正好相反，如果叶这样想的话，就反而是大事胡涂了。一来叶虽有威望，但无实权，二来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所以，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时，叶的表示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说，这个「再说」其实是拖延和敷衍。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官员说几句牢骚怨这是家常便饭，叶这样在官场里久炼成精的人物，怎会当真。退一万步，即使叶有这个心，叶也不可能直接行动，因为叶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毫无疑问，叶对文革派是憎恶的，这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叶粉碎文革派的动机。华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说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风不同，江青难缠，鸡毛蒜皮，属于公务纠纷，所以华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况且他上台不久，虽有主席名份但没有根基。也是退一万步，即使华有这个心，华也不可能主动出手，因为华也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华是军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叶是资深的军委副主席，威望也高，他们指挥不动军队吗？这要从头说起。
中共军队历来就是山头林立，权力分散，并没有哪一个山头或人占有明显优势，更谈不上绝对优势。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状况，也符合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意图。叶剑英在军中有很高威望，但并无个人指挥军队的实权和可能。林彪一度作为毛的副手，又有众多将军是他的手下亲信，但一旦出事，顷刻瓦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计划个别亲信暗害毛泽东，但没有计划指挥军队叛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派系太多，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即使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指挥不动。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曾调动军队，其真实的用意是威胁，而非实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批彭德怀时，曾扬言说要上山打游击。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挥全军，他也不必这样说。由于军权分散，毛泽东也指挥不动军队。毛泽东曾问邓小平，「等我死后，中国会怎么样？」邓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也是看到了中共军权分散的问题。
将军们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将军们打惯了仗，不打仗心就庠。后来二十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人都懒散了，哪还想到打仗。即使文革中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将军的待遇，所以大家都逆来顺受。在将军们的心里真正想的是吃太平饭，老婆孩子热坑头。这是各路人马，众多将军真正一致的地方。历史上，除了个别理想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如果能活得下去，没有很多人会革命造反。
军队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官兵平时受的教育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团结的时候，按正规系统指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党中央分裂的时候，毛主席又死了的话，军队很难接受分裂后的其中一派的命令。在形势突变的时刻，即使一个团，一个营的官兵也很难统一思想，去选择服从江青的命令还是听从华国锋的指挥。
当时传言说，南京军区的司令许世友的儿子有一封信透露一个情节，说许世友曾夸口，「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帮被逮捕，许也没有动静。后来他又对邓小平不满，还是没有动用部队。看来这又是解放军自编的神话故事。
又有传言说王洪文扬言，上海要搞四十万民兵，计划对抗北京的中央。后来我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时，和造反派的一个民兵师师长殷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那是王洪文他们在吹牛在做梦，害得我坐牢。」他告诉我，「上海民兵人数共２８万，编制１２个师。装备有江南厂造的快艇，民兵一号，民兵二号，炮比较少，有一些上海造的高炮。比较好的装备只有一、二个师，其它的装备是朝鲜战场换下来的步枪和冲锋枪。」「问题还不是民兵的武器问题，当时打不起来原因是上海人聪明，不会有人为他们当炮灰。」「民兵哪里能打仗，我能当上师长，就可想而知。」殷在文革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工人，被当局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完全没有军事指挥经验。&&
除了军事政变之外，只有宫廷政变。谁有发动一场宫延政变的手段和机会，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东兴。汪是中共中央的大内管家，御林军头领，掌管着八三四一部队。据说，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达到五万人，相当于野战部队一个军。它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卫。不要说住在中南海的权贵政要的一举一动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难逃汪的手心。汪还是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长，政治局委员。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江青如果可以杀人，她第一个杀张玉凤，第二个杀汪东兴。江、汪矛盾的起源还在于毛的身上。毛和江分居有十多年的历史。平时毛不见江，江要见毛还要汪东兴安排。江青作为正宫娘娘，她的怨气可想而知。这个怨气不能出在毛的头上，自然就落在汪的头上。经常是江青来了要见，汪进去了又出来说毛不见，江一个妇人，不知汪如何传话的，难免要怀疑汪在做手脚。多年来毛有众多女友，好象皇帝的三宫六院，在生活上也都由汪安排，江嫉恨那些嫔妃时，自然也会憎恨汪这个管家。汪为毛做了十几年的恶人，实在是百口莫辩。
汪对江的态度平时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能避则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顶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红得发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的江苏厅开会，江来了要找周。周当时的卫士长迎了上去，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说，「你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个卫士长。周的夫人邓颖超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汪让那人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劳动。江青知道后也没再说什么，因为汪的背后是毛泽东。
汪东兴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关键人物。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对，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为难产。后来黄永胜出面支持，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汪才被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汪自然对林彪感激，在九大二次会议的华北组会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间的争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有人要给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给，你现在翅膀硬了，要改换门庭了。」又让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汪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对毛后的政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在中共内部，表面上看，三派势力的力量比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两位，王洪文和张春桥；政治局中占了两位，江青和姚文元，还有毛远新，地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间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占六位，李德生、陈钖联、纪豋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叶剑英；政治局委员占四位，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文革派最团结，中间派最有行政实力，元老派最有潜力，最得人心。文革派是毛泽东吹大的气球，毛一死难免漏气。
张春桥是个明白人，文革派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势必采取攻势，打击元老派，目的是把江青捧上去，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绝对优势。文革派要想发动攻势，必须先取得中央保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控制权，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汪东兴自知斗争的焦点将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万一江青上台，岂但是官位问题，性命也难保。
张春桥和汪的关系不错。九大的时候，张当着大家的面对汪说，「以后右派搞政变的话，就要靠你了。」至少张不认为汪是文革派的敌人。所以毛刚死，张出了主张，让他们四个人，再加上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共八人一起手拉着手，在毛的遗体旁一起照了相。这就是张继承毛的遗志，划定的联盟范围和战略布置，即团结中间派，进攻元老派。但是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汪不相信江青依她的性格会听张的话，受张的约束。江青长期受毛泽东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当女皇。毛死在江看来，她当女皇唯一的阻力没有了，其它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里。汪还深知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文革时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艺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过，那时还给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张春桥多次向他示好，汪也决心不投靠江和她的文革派。汪对华的印象不错，曾经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华刚被选定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华联盟，一统天下的愿望和计划。汪和华一样都是文革时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主张上不象文革派那样偏激，也不愿象文革派那样围着江青转。汪也对元老派怀有很深的戒心。汪是毛泽东的卫士出身，能有今天全靠着这棵大树。元老派被毛压了这么多年，往后决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七六年七月，毛已经神智不清，看来再难恢复。汪故意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华支支吾吾，有几个月没敢回答汪，这毕竟是宫廷政变，天大的干系。毛曾经评议华「厚重少文，但是办事不蠢呀」。华反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他很清楚。华的主席名份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汪的锦衣卫加御林军的实在。如果华不和汪结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断送。即使华和江青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撼动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保卫局也难，所有的电话通讯，甚至车夫、门卫、保姆都在汪的手里。华甚至担心自己的睡房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
华忧心忡忡，他万万没有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毛一死这么快就箭拔弩张，个个都象白眼狼一样。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给他压力，他是不会上这个船的。一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头明显是对着叶剑英和邓小平他们。华想，等到他们两派闹起来，那时才出手不是更好吗？那样华也不会落下个对不起先帝爷的名声。但是汪不依不挠，就怕江青他们先下手。万一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把他九大时期给毛泽东的检查翻出来，汪就全完了。生死存亡，间不容发。政治斗争不能半点手软，也不能有半点同情心。华理解这一点。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凤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啍，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对汪的动粗提议，华国锋迟疑不决，他要先摸摸元老派的底。九月廿一日，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处，先说了毛死后他工作上的困难，江青如何如何制造麻烦，等等。然后请李去问问叶剑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华并没有对李说明他和汪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五日叶和华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和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元老派都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狐狸，他们凭政治舞台上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能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心里盘算，「华国锋和江青他们有了矛盾，来找叶帅诉苦救助，好戏还在后头呢。」「叶帅现在公开表示对江青的不满，这可是以前没有的呀。」
我们所知道的姚依林这时也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原是周恩来的亲信，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现在是元老派中的一员大将。由于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和李先念、陈云的关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前一些日子，张春桥和江青看上了李鑫，以为他是康生的人，许诺将推荐李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就问李一些关于警卫团的事，李回答得很畅快。结束后半个小时，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李不是有意要出卖江青他们。因为工作的规定，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工作汇报。刚才进江青的房间的时候，李鑫保不准有人看见。在中南海里什么事都瞒不住，谁也不敢违反汪的命令。李鑫以前的首长康生已经不在了，现在他需要新的靠山和朋友。汪不仅有实力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这次，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
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华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文革派说是毛泽东的遗训。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今后中国的政治要按文革派的路线进行。而华不同意。华说他接到的毛泽东的手书是「按过去方针办」。华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希望今后的大事决策由他说了算，这样就和文革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之前，华曾向文革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是他们不听华的，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华把毛的这句话看得很重，看作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全部权势的根源。而文革派首先要修改和否定华的那句话。这已经说明，文革派根本不把华放在眼里。
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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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把文革派送进历史垃圾堆的正是毛泽东和文革派自己。
此话说得不错，但主席这么安排，并不是政治能力 ...
此话说得不错，但主席这么安排，并不是政治能力有局限，而是他故意这样安排的。----------------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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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元老派不地道，他们也是斗出来的。文革时他们的子女冲在前，难道不是为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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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陈云亲自提议王震出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表态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我党的“黄埔军校”，
---------------这是当时政治文化界最荒诞的事情，也是陈云干的最莫名其妙最不着边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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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原创？第二篇文中提到“我在提篮桥监狱时”，似是原上海帮的人，颇有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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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不错，个别观点值得商榷
感谢鼓励，欢迎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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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说得不错，但主席这么安排，并不是政治能力有局限，而是他故意这样安排的。----------------扯淡
对这种观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无视，而不是与之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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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认为是汪逼华。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与汪东兴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很洋实。看了很受启发。
除了华国锋是被汪东兴逼迫采取行动这一观点之外，其他的基本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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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观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无视，而不是与之争辩。
是的，与那样的观点争辩，确实是自降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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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人处世很不老道，经常是仗势欺人，恶语伤人，是个得势就猖狂的女人，她的性格也注定了毛去世后的失败。其他的文革派在军内基本没实力，就算是汪东兴，在军内基础也很弱，当时，军内老干部还是对元老派尊重的，毛主席不再了，邓陈等就是他们的主心骨了。所以，文革派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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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观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无视，而不是与之争辩。
不懂政治而装懂的人，往往自以为是。试想，主席作为政治斗争顶尖高手，能看不出华国锋无力在他身后控制政局吗？能看不出自己探索的这条道路已基本失败吗？既然看到了，他生前能做的是什么？无非是在中共执政路线由左向右转变时，不要产生巨大风浪，从而造成国家动乱，甚至执政党垮台。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主席最后的政治安排，所有不可思议的疑问，立刻就会迎刃而解。
这个1027 常发 奇谈怪论!就是胡说八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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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人处世很不老道，经常是仗势欺人，恶语伤人，是个得势就猖狂的女人，她的性格也注定了毛去世后的失败 ...
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互动的，江青发迹的历史决定了她最终的结局，正如你所说文革派必亡，她的性格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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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我有不同看法，四人帮在军队中不是没影响，而是有一定的影响，与他们政见相同的人数还是有一些。
说到此，就不得不提75年军队的整顿，叶聂粟陈杨梁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总政主任张春桥不在此列。
叶和很多人打招呼，但根本抓不住把柄。知道动手的很少，知道动手时间的可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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