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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声。&图片来自John&K/Flickr
当我在某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什么都听不见时,我最大的失落感来自于,我无法再听见哥哥姐姐演唱我最喜爱的迪亚贝利二重唱了(译者注:迪亚贝利变奏曲Diabelli&variations,贝多芬于年间创作的著名钢琴变奏套曲)。我躺在地板上,四面是我哥哥姐姐的脚,我不顾一切地触摸着钢琴外壳,想要找回一点音乐之声,但是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那时候我刚6岁。
几个月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标准配置的“政府赞助”的助听器,并开始练习听对话,但我只能在某些有利的境况中才能听懂对话,主要是那些安静环境中“一对一”的对话。这种被强烈放大的声音不完整且失真——这一事实是我在学习阅读和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认清的,而我也亲身感受到自己听见的声音是受限的、不完美的。最终,音乐将成为我生存的必需品,是维持着我那艺术、情感及精神生活的心跳和氧气。
一开始我为朋友们演奏钢琴,在诗歌朗读会上背诵诗歌,后来我渐渐精进,开始教授音乐也开始作曲。在伦敦南岸中心(Southbank&Centre),我和一个来自爪哇的加麦兰演奏团(gamelan&ensemble)及一个泰国音乐团体一同表演;我还参加了竖琴课程,在一系列音乐演出及诗歌会中协助我的老师进行表演。我总是仔细聆听其他音乐人的演奏,以此来判定自己的演奏。
尽管深度耳聋,我却是一位“聆听”式的音乐人,聆听时存在失真问题,并且对低频率声音较为敏感。我无法分辨一首歌或咏叹调里的歌词,但我能欣赏一首管弦乐作品里和声的精细微妙之处,但对作品的细节我却只能听到一点。我以一种声学的方式来聆听,助听器那强大的声音放大作用,让我受损的内耳听见声音。我听音乐要胜过听对话。音乐拥有自己的语义结构,但它存在于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声音外壳之中(译者注:Envelope指原声乐器或合成乐器发出的声音之音量和声谱的变化过程,通常包括奏击,延时,维持,以及释放),有着强烈的对比和模式。我能阅读、能演奏音乐,这意味着我能弥补双耳所听见的声音中的间隙。相反,我很欣赏对话的音乐性,即便在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亦是如此。
然而,日(星期日)那天,我驱车去上探戈舞课,当我开到坎布里亚郡的哈特赛德山路(译者注:Cumbria’s&Hartside&Pass,英格兰坎布里亚郡A686公路的一部分)时,我的助听器好像出故障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轻轻转动耳朵里的助听模具,怀疑它是否被耳垢堵住了,或者是需要换新电池了。或许这条山路高达1,903英尺的海拔改变了我的耳压,我以前在这条路驾车行驶或坐飞机时都出现过这类情况。
于是我将就着在“无声”的状况下跳探戈,我根据舞伴的“引导”动作来做出自己的“跟从”动作,以此来补偿自己丢掉的关于节奏和情绪的微妙感觉。这感觉很奇怪,让我不知所措。舞蹈老师握住我的一只手,在我的肩膀上拍打出节奏。我既慌张又尴尬。然后,在课程结束后,我们围聚在探戈舞演员们所画的绘画展览前,这时,一阵突来的声音狂潮使我双脚一震而跌倒,这一巨大的“吼叫”穿过我的身体,音量越变越大。这就是耳鸣(tinnitus),是我的大脑对于听觉皮层被剥夺了所有刺激而做出的反应。回家后,我播放了一盘CD,把音量调到最大,并且给助听器换了新电池。还是什么都听不到。我将双手置于CD播放机上,渴望听见哪怕一点点振动。但是我感到的只有耳鸣,这一状况一连持续了20个月,直到我植入了一个人工耳蜗。
“你在故意说笑吗?”我问听力学家娜奥米(Naomi)。她笑道:“不。这是你的大脑在挑选出高频率声音。”我能看到她的嘴一张一合,制造出词句。但我听到的只有一种尖锐的单音调,一种迅速、清脆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声音。
我拿出那个闪亮亮的蝴蝶结形状的声音处理器,接着把信号发射器滑到我的头皮之上,直到我感觉到皮肤下面有个磁铁产生了拉动,这时候我便听见一次爆裂声,就像在一间满是等待诵诗的诗人们的房间里,一个高敏感度的麦克风突然打开时那样。接着,当我用脚踏一下地板,我又听到了一次“咔嗒”声,以及我吸气时“呼哧哧”的声音。这些声音和听力正常之人所听见的不同。我在那次决定我命运的探戈课之前借助听力器所听见的声音,也和这些声音不一样。我的大脑正在新信号的作用下做着调整,它正在对听觉神经直接发射信号。
听力复原手术后又过了4个星期,人工耳蜗才真正“接通”。
一开始,娜奥米从电脑里给人工耳蜗发送信号。我听见了尖锐的机械哔哔声。“告诉我你能听见多少次哔哔声。”她说。“2次……4次……5次……3次……”我回应道。忽然之间,我的大脑就抓住了音调——这是近两年来,它接收的第一次真实的听觉输入——然后突然上演了一场爵士乐即兴演奏会(jam&session),我脑中的音调编织、缠绕在一起,圈圈转转,直到我再也不能将它们区别开来。接着,人工耳蜗“打开”的时刻到来了。娜奥米在电脑屏幕上敲击了几个键。“你能听到我吗?”那个时刻,我才认真地想,她确实是在说笑。
一个人工耳蜗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处理器,它挂在外耳上,并与一个有磁性的信号发射器相连;第二个是接收装置,由外科医生植入在头皮之下。接收装置与一个由22个电极组成的电极阵列相连,像线一般穿过内耳中耳蜗的那个“圆窗”(round&window)开口,并进入鼓阶(scala&tympani),再被推进耳蜗,直至其到达耳蜗卷曲的一又四分之一处。这些电极要依附在那个富含听毛细胞(hair&cells)的组织上,听毛细胞可通过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传输至听觉皮层,最终信号在那里被解译为声音。
你得了解一下这一助听过程与正常听力的区别:一个健康的耳蜗不会只有22个毛细胞,而是多达20,000个外耳听毛细胞,它们集中在一起,并与3,500个内耳听毛细胞相连接,内耳听毛细胞又与听觉神经相连。耳蜗是以音所学[1]方式组织起来的(tonotopically&arranged),因此在声音通过鼓阶时,它便挑选和识别频率——在其底部挑选出最高的频率,在其高端挑选出最低的频率。
显然,装上人工耳蜗后的音高感知力将会非常有限。地点音高(place pitch)取决于声音刺激是从何地接收的,而电极在感知地点音高时是很迟钝的。另外,每一个电极传送的输入信号都是某个特定范围内的频率——就我的植入耳蜗而言,其电极接收的最低频率为188—313赫兹(Hz),最高频率为赫兹。然而,由于音高本身是大脑形成的一个概念,且大脑拥有可塑性,若没了这种性质,人工耳蜗几乎是不可能起作用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应该能够提升自己的音高感知力。植入耳蜗“打开”后,那些电极才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已经开始听见娜奥米的声音中更宽广的频谱(更广泛的频率变化)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更“正常”了。
我家狗狗的吠叫使暖气片在整个屋子中发出“冲冲嗵嗵”的共鸣。
而且,植入耳蜗无法有效地同时处理多种音源。这让使用者很难、甚至不可能分清群体对话。当我面对一种很大的声音,比如现场乐队甚至一条湍急的河流的声音,我的人工耳蜗就只令我听见一片噪音了。它还不能过滤掉背景噪音。植入耳蜗6个月后,我仍然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健康的耳朵会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声音过滤掉),尽管我已学会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自我过滤呼吸声。
如此我就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每一个轻敲、每一次吱吱呀呀和叮叮当当、每一个耳语和辅音,都在我脑子里爆炸并嘶嘶作响。空气中充满了颤动的口哨声和长笛声,且都处于最高音区的环境噪声之中:我头发的沙沙声,我衣服互相摩擦的声音,门铰链吱吱呀呀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可引发无穷无尽的共鸣。轻快的脚步声会引发叮当叮当的持续回音。我家狗狗的吠叫使散热器(暖气片)在整个屋子里发出“冲冲嗵嗵”的共鸣。我的大脑对这些频率很不适应,一开始,它十分想要从这些厚重的“声音调色板”中挑出每一种声音:使其经过鼓阶的第一个圈,并通往声谱中较高的区域。然而,由于顶端神经(apical nerves)的解剖学特征——这些神经在下一个鼓阶圈的某个部分扩散开来——因此我似乎一定也能够听到某些低频率声音。
人工耳蜗打开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遇到了一位外科医生,艾哈迈德先生(Mr Ahmed),他表示自己非常高兴。很显然,鉴于我听力丧失的时间之长,他的医生团队之前并没有预期这样一个好结果。我理解对话的能力,与我以前佩戴助听器时一样。我仍然需要唇读(lip-read),且不能应对群体对话的情况。尽管我还是需要视听媒体上播放字幕,也不能理解收音机或电话里的声音,但在经历了两年的完全耳聋后,植入的人工耳蜗就听对话而言,绝对是有益而无弊。
但要是听音乐呢?首先,车子里那吹奏管乐器发出的“米尤扎克”(muzakz,常在餐馆或商店里播放的背景音乐)听上去就像一群老鼠在吱吱叫。但是我在植入耳蜗接通后播放的第一盘CD——小提琴双人组合劳拉·里斯克及雅典娜·特尔吉斯(Laura Risk and Athena Tergis)的专辑《旅程开启》(Journey Begun)却让我感到喜悦万分:她俩演奏的小提琴音突出而清晰,琴弓拉琴弦时那种尖锐、带着刺激性的音质,好似和我谈心的老朋友的声音。我一张接一张地听着CD,徜徉在Youtube上的随机曲目中间,接着我又进一步去弹钢琴。所有一切听起来都不一样了。
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可汗(Nusrat Fateh Ali Khan)[2]演奏的卡瓦里(qawwali),科涅韦茨四重奏[3](the Konevets Quartet),爪哇国的加麦兰,莫扎特的G小调五重奏(G minor Quintet),这些乐曲听上去都无法辨清,非常糟糕,而我在钢琴上弹奏的熟悉曲目也是一样。我能辨别出的,只是咕咕噜噜的浓重男低音,加上些许器乐演奏的差别。一开始,我听得最好的,是音质简单的音乐,也许是那种伴奏轻微、领唱清晰的音乐,是那种以节奏为基本构架(以节奏为主要特征)的音乐,或者那类由简单音线(段落)编织成、从齐声(unison)奏到和音(consonance)再由不和谐音(dissonance)演奏回来的乐曲。“排行榜歌曲”(Chart music)不能吸引我:我听不到其中的低音,而且它们的音质常常如稀泥般混乱。
弹奏钢琴起先令我很是沮丧。我更喜欢将人工耳蜗关掉后再弹奏,仅仅“聆听”我自己脑中的音乐。接着,我选了一个六孔小笛(tin whistle)来吹。往里面吹气,我便立刻体验到了纯粹的声音,好像是从我的胸骨下面某个地方发出来的一样。我从上至下吹遍了每个音阶,清楚地听到了每个音符。我又把身边的其他管乐器都拿来吹奏:一个爪哇长笛,一排秘鲁管(Peruvian pipes)。这些乐器都给出了同样的效果,具有独特的音色。我在一个音乐商店里尝试演奏了管弦乐长笛。这些乐器的音质在我的嘴里、喉咙里共振回荡。对于那些更加昂贵的长笛,我还能感到更精细的音质,感到那种如蜂蜜一般的甜蜜。最重要的是,我能听见音高。
我决定给我的竖琴调音,因为我觉得,通过手指与竖琴的直接接触,以及弹奏姿态使得共鸣音箱(resonating sound box)紧挨着身体,我就极有可能感受到音符的真实音高。因此,我花费了很多个小时从上至下地弹奏各个音阶,练习琶音(译者注:arpeggios,指快速连续弹出和弦的音符),即兴奏出曲调,不断重复连锁乐式(interlocking patterns)。我的想法是,一边演奏,一边尽可能地多听,把精神完全集中于体验音高上。我隔一段时间就试验一次,弹奏的同时在脑子里唱着曲调,试图体验各个音符的独特音色。然后我分别弹出一些独立的音符,试着发出那个音符的音高,同时使用电子调音器将我所演唱的内容与这些音符进行比较。一开始,我的音高会低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我试了一次又一次,一点一点达到正确的音高。在某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我的声音与琴弦奏出的音符合而为一,这时我体验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和谐之感(sensation of unison)。但我必须继续努力练习才行。
接着,我再次尝试弹奏钢琴。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发现我弹出的音乐听起来不再毫无特色和变化了。即使在耳蜗刚打开后那些演奏得特别差劲的乐曲,比如肖邦的夜曲,现在也变得有形、变得和谐。我不停地演奏,带入的感情也越来越丰富,这时我意识到,音感那“自上而下”(top down)的模式,现在正和身体对声音的种种“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感觉途径合作:我的大脑想要理解输入进来的声音信号,并与外界环境进行合作,创造出它自己对声音的感知。
大脑对模糊难辨的声音所做出的补偿大小,我是通过聆听鸟鸣才发现的。我第一次带着“高频率偏好”去聆听一只乌鸫(blackbird)时,其歌声的明晰和美丽,其嗓音的洪亮都让我惊艳。在健康的耳朵里,多达数千个排成阵列的听毛细胞基于“齐发”式(volleying)机制而工作,一圈一圈地传递高频率声音那极为迅疾的能量脉冲(energy impulses)。植入耳蜗里的电极做不到这一点。但通过观看乌鸫鸣叫的声谱图(spectrograms),我能看见,鸣叫声中的一大部分都处于我所能分辨的频率范围之内,虽然有些粗糙;我能分辨的这一部分已足以让我接收并解译她的这些鸣曲了,而对于其中的很多“曲目”我都不记得之前有听过。
聆听鸟鸣,仅仅这一活动就能证明,植入耳蜗改善了之前助听器带给我的体验。我开始理解,诸如维瓦尔第[4](Vivaldi)、舒伯特及梅西安[5](Messiaen)等作曲家是从何处获得灵感了。
我满心喜悦地聆听浴室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后来我又发现了声音艺术家,友子·索瓦热,她就是运用这类声音来进行表演的
其他一些春之声也同样使我着迷陶醉,比如大绵羊、小羊羔的咩叫,鹅、鸭和母鸡发出的各种连锁“交替”(hocket)乐式的叫声。事实上,我确信在这些韵律的组合中,我听见了斯特拉文斯基[6](Stravinsky)创作的《春之祭》(Rite of Spring)。然后还有那溪流的潺潺声,以及那微风吹过树叶时窸窸簌簌(psithurism)的声音。
随着音乐聆听能力的进步,我开始享受,甚至更加喜欢倾听环境之声了。我满心喜悦地聆听浴室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后来我又在网上发现了声音艺术家,友子·索瓦热(Tomoko Sauvage,个人网页 ),她就是运用这类声音来进行表演的。我还发现,几位声音艺术家联合发布了一则广告,说要在英格兰北部的港口城镇巴罗(Barrow)进行“声音散步”。我们携带上野外录音设备,一起散步穿过镇子,前往码头。我们两两一对,戴上眼罩并描述自己听到的声音。在码头边,我们利用水听器(hydrophone)来聆听水下的声音。这天快结束时,团队给我播放了克莉丝汀·孙·金(Christine Sun Kim),一位让人惊艳的耳聋声音艺术家的视频。我被深深迷住了,今年9月,我会使用那天录制的一些声音片段来参与到一场表演之中。
音乐与声音对于我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但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想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在我的音乐之旅中,对声音的全新感知力已经开启了。但这也同时让我回到了寂静之中。
JOHN CAGE, circa 1945
不存在绝对的寂静。在约翰·凯奇(John Cage)的著书《寂静》(Silence)中,他这样描述道:在一间消声室(anechoic chamber)里——可能是地球上最安静的空间——他如何听见了两种音色,一种是“高音调的吱吱声”,一种是“低沉的轰鸣声”,前者由他的神经元放电产生,后者由他身体的血液流动造成。在完全耳聋之后,我也体验到了身体内部的音场。我能感到声音就像吹拂过我皮肤的微风,或者像是我的汽车变速杆的震动。
既然我的听觉神经和听觉皮层已经重新工作了,我便能够享受寂静,但我享受的不是声音的缺失,而是那种溢满声音的环境。在“内心”感受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舞台,而我心中的艺术家就在那里搜寻“真实的东西”;正如奥登(Auden)[7]的诗作《赞美石灰岩》(In Praise of Limestone)中那块柔软、屈从的石灰岩:在物质那固有的不确定和接受性中,有一份因给予关注和爱而得以存在的意义,不论这意义有多么破碎不堪。
[1] 音所学(tonotopy):在生理学中,指不同频率的声音在大脑中而得到不同处理的一种空间排列。频率相似的音调会在大脑解剖学上的临近区域获得再现。
[2] 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可汗(Nusrat Fateh Ali Khan,—日):巴基斯坦音乐家,主要演唱伊斯兰教苏非派(Sufis)的祷告音乐——卡瓦里(Qawwali)。可汗的家族拥有600年之久的卡瓦里演唱传统,他将卡瓦里音乐介绍给了世界听众。
[3] 科涅韦茨四重奏(Konevets Quartet):199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公立音乐学院(the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ire),由4名音乐人成立的一个演唱团体。4名成员皆来自科涅韦茨圣主诞修道院(the Konevets Monastery of the Holy Nativity)的合唱团,该乐团主要演唱俄罗斯教堂音乐、俄罗斯民歌、军事歌曲等。
[4] 维瓦尔第(Antonio Lucio Vivaldi,日–日):意大利巴洛克音乐(Baroque)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大师,教师,传教士。他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巴洛克音乐作曲家之一,其生前的影响力远播至整个欧洲。
[5] 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日–日):法国作曲家,风琴演奏家,鸟类学者,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创作的音乐节奏复杂,协和而旋律优美,常常运用有限转移调式(modes of limited transposition)。
[6] 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日–日):俄罗斯裔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他在1913年创作的芭蕾舞剧——《春之祭》(Rite of Spring)真正确立了其作为音乐改革家的长久名声。
[7] 奥登(Wystan Hugh Auden,日–日):英国裔诗人,后加入美国国籍,他被很多评论家认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作在体裁和写作技术上都颇有造诣,并多描述道德及政治问题,音调、形式和内容也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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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8:29:00
这篇文章真好啊!
发表于: 15:36:38
翻译的很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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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赞过此文了。国产人工耳蜗杭州造 为耳朵里的“电话线”装上“麦克风”
国产人工耳蜗杭州造 为耳朵里的“电话线”装上“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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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立青 画人工耳蜗示意图“听见了!爸爸,我听见你说话了……”来自福建的年轻人小廖在浙医二院手术成功,久违的声音让身后的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廖也成为在我省首个接受国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志愿者。这套国产人工耳蜗的提供者,就是落户于下沙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国产人工耳蜗将进入产业化阶段。昨天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传来消息,该国产人工耳蜗在全国进行的60例临床试验已全部获得成功,下周将正式向国家药监局报批,顺利的话有望在明年初正式上市。比较 此“人工耳蜗”非彼“助听器”“人的耳蜗就像电话的麦克风,而后面的听神经就相当于电话线。如果‘电话线’没坏,而麦克风损坏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做一个人造‘麦克风’,重新实现通话的功能。这个‘麦克风’就是人工耳蜗。”此前在杭举办的一次全国人工听觉植入研讨会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临床部主任迟放鲁教授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向记者解释了人工耳蜗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耳是人体的听觉器官。人之所以能听到声音,是由于声波经过外耳收集、中耳传播到达内耳,由内耳的耳蜗转变成电信号,电信号再通过听神经传到大脑。这样,我们就听到了外界的声音。如果耳蜗因先天或后天原因而功能下降,就会引起感音性耳聋,严重者深度耳聋甚至全聋。虽然使用助听器放大声信号可帮助部分尚有残余听力的患者恢复听觉,然而,对于很多重度耳聋患者或全聋病人,助听器也无济于事。植入人工耳蜗是目前帮助重度听力损失的聋哑人恢复听觉的唯一有效手段。与一般助听器配了就可直接戴上使用不同,人工耳蜗要复杂得多,必须要通过手术完成,将其埋置在皮肤下,电极放在耳蜗附近。人工电子耳蜗分为内外两部分,包括戴在外面的麦克风、传输器和言语处理器,植入在耳蜗附近的电极等。进度 “杭州造”人工耳蜗完成临床试验昨天,记者联系上杭州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副总李楚告诉记者,全国各地的临床试验一个月之前已经全部完成,患者年龄涵盖6岁—65岁,全部获得成功。下周将正式上报国家药监局审批,顺利的话有望在3个月后正式批准上市。近一年来,诺尔康的国产人工耳蜗分别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同仁医院、浙医二院等大医 院进行了60例临床试验。与进口人工耳蜗相比,国产的这款体积要小,价格也便宜不少。进口耳蜗价格昂贵,最低的在15万元左右,最高的要28万元。“而国产耳蜗价格肯定在10万以内,总体费用起码比进口产品低一半。”企业负责人透露。目标 年产2万台规模加快“平民化”实验表明,在4岁之前为重度聋儿植入人工耳蜗,并辅助适当的语言训练,可以使孩子的听力能达到常人的80%,正常地与人对话交流。中国残联已经启动了3年内为国内1500名贫困家庭聋儿免费安装人工耳蜗的计划,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拨款。但这“1500”的计划对我国人数庞大的聋儿人群来说根本难以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国内企业加大对人工耳蜗的研发力度,推出适合国内消费的产品,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国内医疗界人士指出,人工耳蜗的价格必须大幅度降低,才能提高这一产品的可普及性。作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推进的高层次产学研合作项目,诺尔康联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等,共同承担国内唯一的针对人工耳蜗国产化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根据诺尔康的发展目标,最终将达到年产人工耳蜗2万台的规模。该产业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话,将是众多聋哑患者的福音。新闻延伸300多万重度耳聋患者期盼福音据统计,我国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2780万人,其中300多万人是严重的听力损失,而每年新生的严重听力损失的聋儿约有3万人。从1994年起,我国累计开展的手术达1万余例。目前,全国已经有上百位医生拥有人工耳蜗植入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人工耳蜗的主要来源都依赖进口,昂贵的价格让许多患者被“拒之门外”。目前,世界上人工耳蜗形成生产能力的只有少数几家国外企业。市场主要被最早研制生产人工耳蜗的澳大利亚Cochlear、美国Advanced Bionics和奥地利MED-EL这三家公司的产品所占有。日本厂商近年来也在积极研制开发新型电子耳蜗产品。即便在国外,人工耳蜗的价格也相当“咬手”。在美国,植入一套人工耳蜗的总费用平均在1.5万—4万美元。在我国,安装一套进口人工耳蜗,更非普通工薪阶层人士所能承受。对此,迟放鲁教授认为,“在政策引导和企业推动下,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国产人工耳蜗的产业化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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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叶旭萍&&&&&&&&&&&&&&&&&&&  导报讯“我想安装人工耳蜗,不知道可以报销多少费用?”近日,网友“刀锋123”通过导报QQ咨询。  “刀锋123”今年40多岁,有听力障碍,参加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因为听力缺陷,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最近准备前往浙医一院安装人工耳蜗,想了解一下,具体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可以报销多少费用?  昨天,兰溪市社保局医保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参保人员需要前往省内医保定点机构治疗的,请先到兰溪市人民医院或中医院开具转院证明,再凭该证明到窗口进行登记。登记之后再去治疗。  工作人员还表示,人工耳蜗的报销是有条件的。浙人社发〔号文件规定,人工耳蜗限定支付范围为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术限双侧重度、极重度感音性耳聋患者,其中语前聋患者限不满7周岁以下儿童。轻微听力及其他患者不列入报销范围。  另外,人工耳蜗的材料和型号也有具体规定。人工(电子)耳蜗材料限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工(((电子)))耳蜗(植入体型号CS-10A,言语处理器及附件型号NSP-60C)。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费用支付限三级甲等医院。  支付待遇及最高限额为: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术按“甲类”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人工(电子)耳蜗材料支付总额限定为48500元(含个人支付部分),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最高限额单项累计不超过3万元。
浙新办[2006]49号 版权所有 兰溪市新闻办 兰江导报主办 新闻网站加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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