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协调发展初探
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例
作者：李 红，朱明敏，彭慧丽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发布时间：
摘要：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特殊的角色。 通过梳理文化、经济、公共、官方及民间等外交形式的理论关系，发现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虽有较大差异，但在活动主体和领域等方面存在着交叉关系，特别是随着公共外交的开展，对文化与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正在起着促进作用。 具体就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进程中的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发展案例而言，两种外交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已经形成，两者受公共、民间外交等推动交叉融合而成的文化经济外交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一、引言
　　作为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和提高国力的两种重要对外交往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在二战后快速发展，各种政府间文化及经济合作协定层出不穷。其中，如1955年《亚非会议公报》中所言：发展文化合作是促进各国之间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当今以政府文化交流合作为重点的文化外交不仅有效促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的了解与协作，同时也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着公共产品与动力，具有&文化&因素特征的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维及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经济外交的发展有目共睹，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相比之下，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则较为零星，对文化与经济两种外交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很有限。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中国对外合作的进程中，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两者呈现出怎样的关系？为便于分析，我们选取正在快速成长的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为案例，分析其中文化与经济两种外交发展的协调性及其动因、效应与趋势，以期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概念
　　（一）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
　　1．文化外交概念。&文化外交&一词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手段最早由英国议会创造并收录在1934年的《牛津词典》，而作为一个新的外交概念，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外交史学家特纳（L．Turner）提出，随后，美国外交史专家宁科维奇（F．Ninkovich）作了系统阐述。他们认为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就称之为&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我国专家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对外文化关系的综合，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1］，并认为它是具有明确外交目的、实施主体为官方或受其支持与鼓励、在特殊时间针对特殊对象、通过文化表现形式开展的公关活动［2］。从历史视角看，文化外交是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治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外交活动迈向成熟的标志［3］。在中国，1951年成立的&文化联络局&，标志着传统意义上较为宽泛的文化交流①部分功能被正式纳入政府层面，上升为文化外交，中国的文化外交亦由此萌生。
　　2．公共外交概念。&公共外交&一词由美国学者古利恩（E．Gullion）于1965年提出，指的是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所涵盖的内容包括政府在别国培育大众舆论，本国民间及利益团体与他国互动，外交事务的报道及其政府影响，外交官与外国记者的沟通，跨文化交流等。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4］。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两者很大程度上相互交叉、重叠。在某些国家，如英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被认为是相同的，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在中国，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是两种不同的外交形式，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来源于文化外交［5］。严格来讲，我们认为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既有交集又不完全等同。（1）从范围看，公共外交主体可以是一国或多国政府、民众以及非官方组织等，宣传平台包括各种网络媒体；而文化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并且多是通过官方宣传平台等渠道来发挥作用。（2）从特征看，文化外交是一种直接外交形式，具有官方性和稳定性；而公共外交侧重运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等柔性手段来实现或增进本国利益，它具有间接性、隐蔽性、柔和性、代价低、收益高等方面特质［6］。从上述界定范围来看，两者都是以传播本国文化为基础，在目标上也存在相同之处，但公共外交在范围和方式上更具多样性，对促进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
　　（二）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一词正式的提法最早见诸于日本政府1957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日本学界对经济外交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但对于经济外交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有的学者从强调经济外交的目的是经济利益这一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在对外政策中，为实现某国的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可能地动员本国的资源来推行的对外交涉的一种方式&［7］。山本满在1973年《日本的经济外交》中认为，经济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目的，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以经济为手段，谋求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外交的目标。
　　中国学界认为经济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元首、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和双边的活动［8］。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也在相应扩展。根据经济外交在中国发展的史实，经济外交被认为具有补充性、阶段性、妥协性［9］等特点。
　　（三）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
　　除了公共外交，与文化及经济外交相关联的还有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所谓民间外交，是指区别于官方外交的民间国际交往。在中文里，&民间&的含义是与&官方&并列而在&官方&之外，因此就本意而言，民间外交是一种非官方外交［10］，或者是官方之外的二轨外交。上文介绍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及经济外交，三者的行为主体均为一国政府，属官方外交范畴。虽然公共外交中也包括民间的对外交流活动，但是&公共外交&不简单等同于&政府外交&（officialdiplomacy，或官方外交）或者&民间外交&（civildiplomacy，或民际外交）［11］。长期以来，民间外交始终活跃于国际外交平台，时常呈现&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格局，为国家间交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概言之，相对于官方外交，民间外交更具广泛的参与性、高度的稳定性、较低的风险性以及途径的多样性、方法的灵活性等。鉴于这些特点，民间外交在外交领域中发挥着独特作用［12］：民间外交渠道能够避开政治敏感性，做一些官方不能做或不便做的事情，既实现了战略目标，又掩盖了政府作用，巧妙破解了官方难题；民间外交可以有效充当政府私人代表的角色，投石问路，柔性试探各自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接受程度，并迅速反馈，避免政府外交决策的失误；民间外交的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有利于各国扩大信任和加强合作；民间外交&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在塑造国家良好国际形象上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我们认为，无论是民间外交还是官方外交，都有其独到之处，应在充分发挥本身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展开多层次合作，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目的。
　　（四）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的交互关系
　　如上所述，各种外交形式都是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在整体目标、主体及客体等等方面都存在关联。文化、经济、公共、官方以及民间等外交形式之间存在动态交叉且相互推动关系，是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动态关联的&外在&动因。其中，公共、官方和民间等外交为文化与经济外交提供推动、桥梁及协调发展的作用，当公共外交扩大，或者当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交集深化，将推动文化与经济外交的关联与发展。
　　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两者都是随着世界格局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内涵和外延均不断加深和拓宽，渐渐成为独立的外交形式。就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不过，经济外交主要是通过与国外进行交往合作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文化外交早期侧重对外宣传本国文化、获得外国公众的认识和认可，现今则通过加强国家间文化交流合作来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可见，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同或者相悖，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交叉性。概言之，关于两者间关系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冲突论，即认为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由于
　　目的的不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依此观点，文化外交主要是由一国政府主导实行，为达到一定的政治或其他战略目的；从其目标来看，文化外交是非盈利性质的，它的收益是非货币化的，而且具有长期性，并停留在意识层面上，可能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经济外交大多是为了完成经济目标为主，实际操作性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具有一定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不是决定性的。
　　2．协调论，即认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之间的可以是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的关系。持此观点者认为，首先，21世纪大多数经济体中占主要优势的将是文化部门，&信息经济&将转向&创意经济&。在一个创新至关重要、&内容&提供者成为新媒体主要生产者、创造性具有多重用途的世界上，在先前时代被视为奢侈品的文化变得较为核心了［13］，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其目标之一，从而为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平台。其次，随着国家间文化贸易的兴起，文化外交为国家间经济贸易合作展开了新的路径，如中国前文化部长孙家正所言：&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4］。此外，国家目标的综合性决定了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之间可以协调合作，共同完成整体目标。鉴于经济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和耦合使得国际合作呈现文化经济紧密依存的趋势，当前正通过国际博览会、节庆经济、文化服务贸易、创意产业园区等兼具文化与经济功能、融合文化与经济成分的发展模式实现一体化，因此，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协调发展也是本文的理论观点。
　　3．融合论，即认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融合发展。依此观点，由于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主体范围随着实践的深入已经得到拓展，虽然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国家政府，但除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或者民间团体也可以作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实行者。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家、区域及企业层面上将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进行融合使用，可以促进经济在不同层面上的发展，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传播国家的文化以及声音，使得一国形象、文化在国际社会中顺利推广。
　　三、中国-东盟文化外交及经济外交发展概况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组织正式建立官方联系，20余年来双方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从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1997年12月）的全面对话伙伴友好合作关系，第二阶段（1997年12月至2003年10月）的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发展到第三阶段（2003年10月至今）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5］。其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16］113-127。在多边舞台上相互支持与配合一直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以及在相关国际公约与世界舞台等层面的文化及经济交往。
　　（一）中国-东盟经济外交发展
　　1993年9月，中国和东盟举行首次经贸合作磋商，双方决定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等组织以进一步加快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10＋1&和&10＋3&合作机制应运而生。每年均召开的首脑会议、专业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充分发挥经济外交的力量和作用，积极响应东盟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要求，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双方在金融、投资、贸易、承包劳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2000年11月，中方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经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深入研究，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此建议在得到中国-东盟高官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第5次&10＋1&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并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进程，双方的合作范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等等。2004年1月中国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国家能够享受货物关税优惠，这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期成果。通过陆续签订自贸区《货物贸易协定》（2004年11月）、《服务贸易协定》（2007年1月）、《投资协议》（2009年8月）等，加快、加大自贸区建设步伐和开放程度，全面推动双方贸易、投资等实务合作。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印尼、马、新、菲、泰、文等6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17］。1991年双方贸易额仅为79．6亿美元，到2011年达到3628．5亿美元，规模扩大了45倍，年均增长率20％以上。得益于双方经济外交的顺利开展，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方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投资领域，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双向投资不断扩大。2009年4月，中国政府宣布设立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主要用于推进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信息通讯等领域重大项目，可以股权、准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参与投资与合作。至2011年，中国与东盟累计相互投资额800亿美元。
　　在货币金融领域，双方的合作稳步推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积极参与对危机的救援，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东亚国家成功战胜危机做出重要贡献，赢得各国赞誉。中、日、韩与东盟&10＋3&共同推动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正制度化发展。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的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即《清迈协议》，成为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区域货币进一步合作具有深远影响。
　　（二）中国-东盟文化外交发展
　　日菲律宾与中国签署文化协定，成为东盟中最早与中国签订文化协定的国家。199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不断加大文化外交力度，例如，日第3次&10＋3&领导人会晤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提出在文化和信息领域加强地区合作，将文化列为东亚合作的8个重点领域之一。2005年举行的第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将文化、旅游等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重点合作领域。2004年和2010年制定的《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两个五年计划，都将文化合作作为双方交往的重要内容。20余年来，双方签订了大量的文化合作协定（包括议定书、联合声明、纪要、备忘录和年度交流执行计划等），其中日在曼谷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官方文件，标志着中国-东盟文化外交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中国-东盟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的协调性
　　1．内容及方式的协调。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作为两种不同的外交方式，在中国与东盟双方关系的不同时期交互出现。在全面对话的阶段，双方主要以高层领导互访为主，达到政治互信作用。借重中国-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经济层面的合作全面展开，并着手构建自由贸易区，这个时期经济外交在中国与东盟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双方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登上中国-东盟外交的舞台，意味着双方关系领域由经济向文化拓展，由官方向民间等层面深入。在这个时期，中国和东盟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增加了各国之间的了解，也对经济合作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合作由官方层面向更为广泛的民间层面发展。同时，经济合作的深化也对文化间的交流合作起到巩固作用。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产业合作日益活跃，透过文化带有的经济性与经济蕴涵的文化性相互耦合（表2中间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应。特别地，教育培训项目和文化服务贸易协议等通过官方签订的文化或经济合作文件，地方政府协助文化企业和民间友好团体落实相关项目内容，推动人文交流、企业合作等文化交往及经济发展，是文化外交及经济外交通过民间、官方两个层面协调并融合发展的产物。
　　从中国-东盟文化、经济外交的推动力看，因素颇多，但公共外交、民间交流的协调与推动作用不可小视。例如，随着公共外交从官方及民间两层面进行多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双方对话与合作机制逐渐完善。随着公共外交从官方及民间两层面进行多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双方对话与合作机制逐渐完善。例如中国-东盟高官磋商（SOC）、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CAJCC）、中国-东盟发展合作工作组等机制或组织协助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相关部长及高官会议和论坛的召开，使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双方高层、官方代表团保持频繁交往，仅2010年，双方副总理级以上高层互访就达70余起，至2011年已举行14次领导人会议及3次特别领导人会议［17］。
　　同年，在完成第一份《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基础上制订的第二份行动计划（），除强调各国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还继续倡导双方省级及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和省、市长间对话、研讨会交流管理对外文化与经济合作等经验，推动多渠道的民间交流，包括双方青年、企业家、妇女、老年人、民间友好机构等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至2011年底，中国与东盟双方地方已结成友好城市（含省市州）107对。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2006年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文艺晚会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间、公共外交的作用。他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亚细安（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中方就透过各种展览及表演，让亚细安国家的政府代表团感受了中国的软力量&&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说一句话，中国却向亚细安成员国传达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它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你们是否要跟随而来？&［18］
　　民间、公共外交的力量凸显，使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和经济外交在官方、民间及公共外交的推动下协调发展。
　　2．机制方面的协调。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说明这两种外交方式存在一定互补性即合作基础。中国-东盟文化与经济外交的机制呈现如下的协调：
　　一是横向协调，即在同一个时期内，为达到统一的目标，中国-东盟的经济和文化外交通过并行、互补的方式推进，如通过文化贸易、创意产业合作等为经贸合作开拓新路径，促进文化与经济外交的发展。其中，2004年以来连年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及商务与投资峰会，既是文化外交的平台、机制，也是经济外交的平台、机制，两种外交相得益彰。双方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则可视为文化、经济外交横向协调的另一机制。
　　二是纵向协调，即在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同阶段，优先使用经济外交或文化外交。比如，中国与东盟2002年先启动全面经济合作框架，2005年再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等等，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穿插进行，使两者相互配合。
　　三是多元协调或协同，即充分利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亲民&特点，推进文化、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以来，双方民间、公共外交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人员往来不仅代表着文化交流的拓展与加深，还进一步产生经济效应，因而可视为文化、经济外交协调发展的一个指针。统计资料显示，自2005年东盟10国通过旅游或相关合作机制全部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目的地以来，中国-东盟双方往来人员大幅增加，仅2008年，中国-东盟双方人员往来就达近800万人次。公共、民间外交的大发展，使双方文化及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得以加深。
　　四、结论与启示
　　（一）突破主体限制，实现联动发展
　　无论是经济外交还是文化外交，其主体都是一国政府，这一点将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多元化，国家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富弹性。因此，可根据外交对象的身份特征与需要，多元化拓展文化和经济外交的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乃至政府授权的企业及民间团体。将国家部分外交权向地方下放，增加地方代表国家开展文化与经济外交的深广度，不仅可促进地方对外经贸合作、提高区域或城市综合竞争力以及分担中央政府事务和经济压力，也可为国家层面的文化与经济外交提供更多更宽更灵活的渠道与空间，因而地方政府外交应成为国家文化、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支撑。
　　（二）双轨协调发展，迈向一体化融合
　　可以继续汲取&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协调发展的经验：赴境外举办中国文化年、文化周等大规模的对外文化官方活动及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逐渐改变过去单一的以政府交流主导&文化走出去&模式，强调非经济性的文化交流和经济性的文化贸易并重，从出版、影视、演艺等方面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对以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积极探索，使演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影响不断扩大。此外，还须透过公共、民间外交以多种形式或方式、渠道支撑并推动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互补发展，在全球及区域合作网络体系中有机结合，逐步融合。国家在利用这两种外交手段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在资源上给予重点支持，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三）深化文化经济外交的理论研究
　　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具有交叉、重叠性是不争的事实，故此，应树立&文化经济外交&的理论，重点对文化、经济两种外交重叠交叉部分的内容、功能、动因、效应、规律及实践模式等进行理论研究。同时，培养综合型人才来担任今后的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工作，亦成为理论与学科建设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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