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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自己的隐私部位是否违背伦理道德&?(图）
大河网报道，9月17日，河南省南阳市市民任先生手持一张1900元的罚单，表示将执行行政复议。罚单是当地公安局的网警开出的，原因是“电脑上复制下载有一部淫秽视频”。
任先生告诉记者，电脑中的所谓淫秽视频是去年11月份从网上下载的，长约30分钟。当时自己还没有结婚，既没有传播也没有让别人观看，完全是为了好奇，事后忘了删除。
对于任先生的遭遇，法律专家表示，虽然警方发现了任先生电脑中的淫秽视频，但如果没有找到任先生将淫秽视频非法传播、聚众观看的证据，而对任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显然缺乏法律依据。
然而，精通法律条文的网警们却管不了这些，因为对于许多有创收任务的司法机关来说，完成罚款任务要比遵纪守法重要得多。尽管对任先生的处罚师出无名，但网警们还是依照“法律”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在古代，南阳警察的这种做法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在今天，警察们的枉法行为就叫做“我的地盘我做主”。试问，如果一个人独自欣赏淫秽视频为非法，那么，如果类推下去，一个男人或者是女人独自己欣赏自已的隐私部位也应当算是违法。再推而广之，夫妻二人在家中做爱，如果按照南阳警方的逻辑那就是更加淫秽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做爱受到警察的纠缠与盘问的故事不绝于耳。男女住旅馆只要有合法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了，可有的地方硬是规定住宿者必须出示结婚证明。对于楼堂馆所中的卖淫者和嫖娼者，有的警察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对光明正大住在一起的男女，警察们非要你说出住在一起的理由不可。
对于警察们的这种做法，有人说这是警察本人权力欲的自我表现，也有人说这是公权力持有者的权力越位。事实上，如果经过仔细推敲，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权力欲的表现也好，抑或是公权力的越位也罢，其背后的推手无不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做怪，无不是公权的极度扩张所造成。
就在任先生因观看淫秽视频被处罚的时候，同是河南省的漯河市也发生了一件与之性质雷同的事情。该市的裴城镇政府规定，当地农民收割自家地里的玉米必须要到镇政府办理“砍伐证”。
自家的责任田自己种，自家的庄稼自己收，为什么要到镇政府办理“砍伐证”？就是在古代的帝王治下，就是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年代，也不会有人干涉农民收割自己的庄稼，为什么在党和政府减免农民多种税赋的时候，一个镇政府为何拥有了如此巨大的权力？
同南阳处罚任先生的警察一样，漯河市裴城镇的官员们在越位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其背后的助推力也是为了经济收入。因为在该镇的境内有一个养殖厂，为了让农民们的玉米杆交到厂里，镇政府才想出了这样一个高招。
我们不知道这个厂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个厂子的背后必然有当地政府为其撑腰的身影。这一点与山西发生的无数起矿难一样，政府对煤矿的监管不力并不是政府没有监管的能力，而是当地政府已经与煤矿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为了个人私利，为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所谓政绩，一些地方部门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就可以越过法律的红线为所欲为。不说远的，就说襄汾矿难，就说三鹿毒奶，在这些惊天大案里，当地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已令民众失望。当独自一人观看淫秽视频也属犯法的时候，当农民收割自家的庄稼也要办理证件的时候，山西矿难屡禁不止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A片是男人“最佳运动励志歌剧”
&许多女人十分鄙夷男人观赏A片的强烈性趣，彷佛时时看A片的男人，其灵魂已被大量污秽的情色影像所玷污，这种精神不洁的男子是天堂的拒绝往来户，并且直觉地判定：男人看的A片越多，心理越是变态。
A片成了男人“最佳运动励志歌剧”？
在许多女人的认知中：A片只是不断重复无聊、恶心、赤裸裸、血淋淋的单调动作，只是一对或一堆寡廉鲜耻的男女，虚假地在镜头前搬演生物性的欲望流露，而唯一的配乐，就只有女演员的一路哀嚎与男演员下流的嘶吼声。女人无法理解何以男人会把毫无美感的A片当成“最佳运动励志歌剧”来观赏，并且乐此不疲？
　　女人们要知道：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幸运地找到性伴侣来满足情欲！但男人的欲望强烈又如波涛般阵阵不息，所以，召妓似乎成了孤独男人的宣泄性欲的管道。不过，若经常性地以大量的金钱购取性欲的满足，现实生活中没多少男人可以负担。此外，在爱滋病蔓延快速的世纪之交，会让男人嫖妓嫖的胆战心惊，这种心理上的恐惧会提早让男人的性功能迈入“半衰期”。
　　所以，最安全方式该找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充当性伴侣。但是男人总不能天天躲在被窝蒙着头，靠手动来解决性欲，那只会让你的臂力增强，手指麻痹，这样的宣泄不但太缓慢，也太过单调无趣。因此给予适当的刺激，是自我了断精虫蠢动之必须。如此，还有什么刺激比得上种影音皆备，动感十足的A片呢？
　　对有固定性伴侣的男人而言，因为有定期途径，性欲可以获得大部分的满足，所以看A片的需求与冲动会比独身的男人降低许多。不过，只要他们性功能尚属正常，对观赏A片的兴致，仍旧是丝毫不减。这也是女人们经常在心中埋怨的一点：老娘都下海陪你上床了，还看啥A片？
》》》》》夫妻在家看“黄碟”竟被查
&<font COLOR="#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举报说，一居民家正播放“黄碟”，几名民警前去调查时，不料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昨日上午，延安市公安宝塔分局万花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18日晚11时许，该派出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辖区内一居民家中正播放黄色录像。派出所
4名民警前去调查，民警们来到该居民家后窗户外，从窗户看进去发现，房间内的电视机中正在播放淫秽录像。于是，几名民警找借口进入该居民家中，并径直来到放录像的房间。
　　民警进门后发现，房间内有张某夫妻二人，此时电视机已关闭。几名民警表明身份，并要求两人拿出“黄碟”，但该夫妻拒绝警方的要求，拿起床上的碟片砸向民警。民警尚继兵正欲弯腰取出碟机中的碟片，张某突然操起身旁一根木棍朝尚继兵头部抡去，尚继兵用手去挡，木棍砸了下来，尚的左手立刻肿起来。张某的妻子李某也上前撕扯，一民警的衣服被撕烂，一民警的手被抓破。
　　看到场面难以控制，民警将张某摁倒在床上，然后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将其带回派出所。警方将从现场搜到的3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作为证据带回派出所。
　　在万花山派出所禁闭室里，记者见到了张某，对于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他有自己的解释：当晚11点多，他的房间内突然闯进4名男子，虽然来人穿着警服，但却没有佩戴警号和警帽，所以他并不知道来人是民警。看到他们要从碟机中拿光碟，自己一时性急，便操起棍子抡了过去。在争执过程中，他似乎被人从后面打了几下，被带回派出所后，他感到肚子非常难受并发生了呕吐。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几位律师，得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是，目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夫妻在家中看此类碟片并没有导致传播淫秽物品和借此营利的结果，不能算违法行为。而另一种观点则为，淫秽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特别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淫秽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二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作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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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员召妓与平民嫖娼，是两码事丨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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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员召妓与平民嫖娼，是两码事作者：吴钩来源：微信公众号 史太Long孔子2566年岁次乙未二月十四戊申耶稣日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官员召妓，严打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感谢薛希涛的仗义，祖无择总算逃过了一劫。平民嫖娼，随便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永。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当时东京的名妓，对柳永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不过，柳永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公务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作者简介 吴钩吴钩，广东潮汕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本期主编：李泗榕丨编辑：宗道丨审校：瑞秋点击左下角，查看儒家网更多最新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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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官员召妓，严打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感谢薛希涛的仗义，祖无择总算逃过了一劫。
平民嫖娼，随便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永。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当时东京的名妓，对柳永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不过，柳永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公务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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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妓丑闻曝光美100名特工将受道德培训
长江商报消息 据中新社电 自从美国特工在美洲峰会召妓丑闻曝光后，美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挽救其受损的声誉，近日，美国特勤局计划对大约100名特工进行道德培训。
据报道，特勤局原计划仅对20名特工进行道德培训，召妓丑闻使得特勤局决定扩大培训的人数，预计将有100名特工将前往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两天的道德培训。
此前，美国特勤局还为此发布了新的特工行为守则，包括禁止过度饮酒，禁止带外国人回酒店房间等。
据悉，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美洲峰会前夕，负责美国总统安保准备工作的先遣特工和军职人员涉嫌将21名妓女带回酒店过夜。据调查，有12名特工和12名军职人员被卷入其中，目前有9名特工已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