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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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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业与社会南方文物2014?1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刘一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鉴于此，区分殉葬与祭祀是很重要的。詹鄞鑫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曾将祭祀定义为“把人和人之间的索求报酬的关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①。商周时期系，推广到人和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具体表现是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⑧。韩巍提出殉葬和祭祀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殉葬的对象是被安葬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的墓主，殉葬所用牺牲是跟随墓主到死后世界去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的财产；祭祀的对象是各种神祗，用作祭祀的人畜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都是献给神灵享用的牺牲。他还认为在葬礼过程现状，其中主要涉及的是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中也会有一些祭祀活动，其使用的牺牲也可能被埋存，而非文献。入墓中。被广泛用于各种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的动物，学本文认为牲腿、少量禽类鱼类等应为死者随葬界一般称之为兽牲，也有学者称之为特殊埋藏②或的肉食之列，非祭祀之用。兽头则不能归入死者随仪式性埋藏的动物③。以往对于祭祀遗存有不同的葬的肉食之列，因为头部的肉量不多，而且文献中划分方法④，不过，大体来讲分为与墓葬有关的祭缺乏这样的记载，结合商周祭祀遗址中发现有牛祀遗存和其他祭祀遗存。但是目前对墓葬内祭祀遗头、羊头等兽头的现象，笔者认为墓葬中出现的兽存研究并不十分深入，且认定颇有分歧，有必要进头可能是祭祀行为所留下的，并不是随葬的肉食，行专门的梳理。因此本文将墓葬内的动物遗存单独非殉牲之列，可称为祭牲，但这一观点仍需系统收辟出，将具有祭祀之意的动物遗存分为两大类：一集资料检验。除兽头之外，整葬的动物是否也为祭为墓葬内的祭祀动物牺牲，一为墓葬外其他祭祀遗牲，并不能一概而论。迹出土的动物牺牲，下文将按此划分对以往研究进狗是商周时期常见于墓葬的牺牲之一，一般整行梳理。葬，殉狗⑨的目的和文化意义，学者们也多有探讨。一、墓葬内的祭祀动物牺牲主要有几种观点：一种是以郭宝钧、高广仁为代表，目前学界对墓葬内动物牺牲的划分与定名存认为墓葬的犬牲是作为墓主驱使的牺牲，或担任守在一定的分歧，关于此类遗存的称谓可见苞牲、祭卫⑩。一种是以俞伟超为代表，他在上世纪八十年牲、殉牲、奠牲四种。代提出，从商代起，棺椁底部的腰坑是用来模拟地其中哪些属于祭祀用牲，各学者意见不一。黄上建筑物的“奠基坑”。还有一种是以韩巍、王志展岳认为殷墓所有动物遗存都属于祭祀用牲，其中友为代表，认为殉狗有随葬和祭祀等多重意义。马和狗也是殉牲⑤。郜向平、李志鹏均认为牲腿和本文从最后一种，就将暂且认定殉狗为具有祭祀之牲头等哺乳动物的部分身体等属于祭牲，而多数全意，对其以往研究进行回顾。而其他动物牺牲因无牲属于殉牲，是陪伴死者供死后役用、宠玩的⑥。韩法确定是否为祭祀之用，暂不纳入梳理范围。巍仅将腰坑和填土中的殉狗归为祭牲，其他大部分1.商代动物都是殉牲⑦。商代墓葬殉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史语所?５８?对殷墟的发掘中就已发现，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在五十年代，郭宝钧发现殷墓底部中间常设有一坑，内埋一狗或一人，把它叫做“腰坑”，认为其或许与“黄泉”观念有关，而二层台和填土中的殉狗则是与其他殉人和殉兽一起或守门户，或养犬马，或备驾乘，是仿生人的需要来布置的。九十年代，日本学者井上聪提出殷墓设有腰坑并埋有狗，是殷人的独特习俗，“旨在藉狗之独特感官功能来宁风御蛊”。之后，国内出现多篇关于腰坑研究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大多从腰坑的形制、所埋物品、所代表的葬俗及其源流等角度进行区域性的探讨，并不注重对殉狗的研究。在本世纪，对殉狗的研究才逐渐地系统化。袁靖、李志鹏通过收集墓葬殉狗的材料，发现迄今最早的商代殉狗是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阶段铭功路西侧的墓葬，而且也是最早的腰坑殉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则是商代最早的二层台和填土殉狗材料。殉狗的习俗并非始于商代，杨梦菲等认为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南地区，而后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又逐渐向陕西、山西、河北、北京、湖北等地区延伸。殉狗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具有一定的等级意义。李志鹏根据二里岗文化时期殉狗墓葬的背景，发现早商时期殉狗多出现在青铜器墓中，之后逐渐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晚商时期这种习俗与等级的联系仍然存在。但是，狗的数量与等级无必然联系，或与身份相关，如武士就可能随葬更多的狗。殉狗一般出现在墓葬的腰坑中，也较多地葬于填土中，出现在二层台的情况较少。此外，刘丁辉注意到商代还存在头坑和脚坑殉狗的现象，但远没有腰坑殉狗普遍，且仅发现于陕西、河北和湖北地区，河南地区还未见到，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狗的头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郜向平、李志鹏等人均发现商代早中期，狗的头向与墓主头向一致，在商代晚期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成了与墓主头向相反，不过其中的缘由并不清楚。殉狗的方式有两种：死后埋入和活埋，有研究者称之为死殉和生殉，并且发现以死殉为主，有少量的生殉。对于商代殉狗习俗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商文化墓葬埋葬狗牲的习俗可能与海岱文化的影响加剧有关。但是也有学者表示怀疑，指出在二里头和商文化祭祀遗迹中一直存在以犬为牲的现象，不能排除这是商人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葬俗。此外，袁靖、李志鹏均对墓葬殉狗的年龄作过细致地鉴定和分析，对于殉狗研究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发展。李志鹏发现殷墟的狗牲年龄较小，认为这种现象或许是出于经济性角度的选择，而且就此推测可能存在专门的养狗业。2.周代周代殉狗不如商代盛行，且西周墓葬中殉人和腰坑殉狗葬俗主要流行于殷遗民和东方族系方国中，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很少采用，这一看法已是学界共识。周代墓葬殉狗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韩巍的研究算是一例。他通过梳理西周墓葬，发现墓葬殉狗的位置主要有腰坑、填土、二层台等，并且以腰坑殉狗最为多见。狗的年龄并无定数，曲村中多为幼狗，而琉璃河中则多是成年狗。生殉和死殉并存。殉狗的头向各地不同，丰镐等地区的大多数墓地并无明显规律，而琉璃河墓地大多数殉狗的头向是与墓主相反，与商代晚期商文化墓葬相同。他还发现姬姓高级贵族墓葬只有男性有殉狗，推测也许与男性贵族蓄养猎犬的嗜好有关。综上，可以看出，商代殉狗之风盛行，周代渐微，占统治地位的周人很少殉狗。不过，殉狗制度仍有延续，如殉狗多见于腰坑、与等级相关，而且在殷遗民中这种延续体现得更为明显。二、墓葬外祭祀遗迹中的动物牺牲认定祭祀遗迹是较为复杂的，谢肃曾提出要特别注意区别祭祀坑与普通埋葬坑，后世礼书中就记载了与祭祀无关的埋牲，因此要结合周边的遗迹现象来判断是否属于祭祀遗迹；他还指出在祭祀有关的遗迹中，仅有一部分是与甲骨文中的埋祭有关，而另一部分则是祭祀完毕后处理祭品的埋葬坑，李志鹏虽同意此观点，但认为区分此二者比较难，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祭祀遗迹内也需要区分哪些动物遗存是祭祀用牲，哪些是填土中生活垃圾，他就此引入了“界面”的概念，认为动物牺牲应该是与其所在祭祀遗迹中的某一层或几层界面直接有关。因认定复杂，所以本文不对哪些遗迹或界面属于祭祀遗存进行评述，而仅就以往认定的祭祀遗迹研究中的祭祀用牲进行回顾。一般而言，墓葬外的祭祀遗迹划分方法多样，?５９?生业与社会生业与社会或以所处功能区划分，或以性质划分，但是在对这些不同祭祀遗迹的研究中，就用牲而言，基本未作规律性总结，因此本文也不再细分。以往对祭祀用牲有过许多的探讨，如石璋如对动物和人牺牲祭祀对象作过分析，张秉权对祭祀卜辞中的动物牺牲作过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利用文献和甲骨卜辞的记载，相比之下，真正利用动物遗存进行研究的不算太多，而且多为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一）用牲种类商周时期的祭祀遗址的动物牺牲一般都鉴定了种属，多为常见种属，如猪、马、牛、羊等，但是各个时期侧重使用的牺牲种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商代袁靖在本世纪初对分数于商代早、中、晚期的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殷墟祭祀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发现偃师商城以猪为主、小双桥以牛为主，而殷墟则发现大量的马。这次的研究可算是动物考古学真正参与祭祀研究的开始。冈村秀典也认识到了这一转变，提出了在二里岗时期祭祀用牲从猪优位转变为牛优位。之后，袁靖、付罗文又再一次细致考察了这些遗址，并增加了郑州商城的资料，发现郑州商城中狗最多，猪和牛也较多，殷墟以马和牛为主。李志鹏也通过对殷墟的分析，发现在晚商时期牛占有绝对优势，其次为马牲，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从猪优位的祭祀用牲到牛优位的多元用牲”的观点。而且其对孝民屯、同乐花园北的动物骨骼鉴定显示，牛多为黄牛。这种差异或者转变的原因，学者们各有侧重。袁靖指出这些差异可能有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场合及仪式不同；二是时期不同。冈村秀典认为这种转变与提高商王室的权威有关，因为牛和马经济效益并不十分高且平民难以饲养，而且这一变化与国家畜产的发展密不可分。李志鹏则认为牛牲的优势地位出现是多重动力推动的结果，如牛自身较高的营养价值、养牛技术的掌握、晚商社会对方国控制力的加强、贡纳制度的强化等。虽然考古发掘显示了猪牲的衰退，但这与甲骨文中仍然存在较多用猪祭祀的情况是不相符的，冈村秀典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刘一曼对甲骨卜辞的研究也显示了高级别贵族仍在使用大量猪牲。罗运兵认为不应排除商王的祭祀使用了猪牲，但未留下骨骼的可能。因此这种不符之处还需要对考古?６０?背景更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商代使用的祭祀动物种类虽以家养动物为主，但并不止于猪、牛、马等，而是丰富多样的。谢肃结合商代考古发现和甲骨卜辞记载，发现二者皆有的祭牲种类有牛、猪、羊、犬、马、鱼、鹿、、虎、象、狐、兕、，仅考古发现的有鸡、鹰、鹤、猴、河狸、蚌蛤，仅有文献记载的有龟、麋、。他还提出不同的动物祭祀的对象应该是不同的，比如牛就较少发现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而麋鹿则会在祭祀祖先中使用。除了对都邑性遗址用牲外，一般遗址中的用牲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袁靖根据对安徽滁州何郢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认为在乡村一级主要还是用狗和猪进行祭祀，延续新石器以来的传统。这是因为，虽然该遗址各期都出有数量不少的牛骨，但是在其特殊埋葬的动物坑中却没有发现牛。综上可知，商代祭祀中，都城遗址用牲从猪优位转变为牛优位的多元兽牲制度，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而在乡村一级的遗址中则可能仍以猪、狗为主要的祭牲。２．周代无论是在西周还是东周，在都城级别的祭祀遗址中，对考古出土的动物骨骼的粗略统计表明了羊、牛、马为主要的祭祀用牲种类，其中羊最多，而猪基本不见。黄蕴平、贾尧对单个遗址详细的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均验证了这一观点，贾尧还发现侯马祈遗址祭祀遗存中的牛牲均为黄牛，与殷墟的发现类似，羊牲则多为绵羊，这一鉴定结果或许可以推广到其他祭祀遗址中。对于都城级祭祀遗迹中猪牲的缺失，赵昊认为是猪牲所能参与的祭祀等级相对较低以及对它的处理方式造成的，这和袁靖在何郢遗址的发现相吻合，猪或在乡村一级遗址仍然被使用。同时，周代用牲种类也没有商代宽泛丰富，野生动物较少出现。不同的祭祀使用不同的牺牲，在个别遗址中有所反映。罗运兵等人对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动物的研究认为，郑国不同的功能区用牲种类存在不同，如建筑基址的祭祀以猪为主，而社祭祭祀以殉马为主要特征。其他遗址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还有赖于以后研究的深入。虽然不清楚什么祭祀使用什么牺牲，但是，有研究者指出了不同的动物祭祀可能有着不用的目的，献祭牛羊主要是出于飨食的目的，祭马可能还有使役的用意。研究者认为不同的牺牲种类应该存在等级的区分，马牲等级较高。有人甚至认为在某些遗址中发现马牲，反映了存在祭祀礼制的僭越现象，对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文献并没有明确指出马牲只局限于周王室或某一等级，加之礼制在东周或许并未完全形成，文献的记载或存在理想化的成分，所以这一观点是需要重新考量的。周代祭祀用牲所侧重的种类较之商代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诸多研究指出羊成为了最为普遍的祭祀动物，有研究者认为羊比牛、马多，可能反映了它们所代表的贵重程度的不同。但是对于从晚商的牛优位转变为周代羊牲占据优势的原因，未见相关论述，所以目前并不清楚。本文推测，或许和遗址的级别有一定关系，晚商牛优位的认识是基于商代王都出土的材料，而周代王都级别的祭祀遗存并没有发现。（二）用牲方式除了动物牺牲种类，用牲方式也是对祭祀动物研究的重要方面，或有助于解决商周礼制问题。用牲方式研究应该包括牺牲组合、数量、部位、年龄、性别、埋葬方式等。甲骨文和传世文献均有相关记载，且许多学者有梳理。但就考古出土的动物遗存来说，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商代的研究。1.商代在用牲组合方面，谢肃曾对商代祭祀遗存中不同种类的牺牲进行了统计，发现猪、牛、羊多和其他动物合埋，犬和马则多为单独埋葬。袁靖等也对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殷墟祭祀遗址中的动物牺牲组合作过总结，有单独的各种动物、狗和猪或马或羊、猪和牛、猪和牛和羊等几种情况。在用牲年龄方面，偃师商城比较特殊，发生过转变。一期多用幼猪，二、三期多用成年猪。罗运兵认为这一现象与树立王室权威有关，刻意使用耗费更大的成年猪。其他用牲方式，李志鹏对殷墟的研究较为详细。殷墟既有用整牲的，也有肢解牲体的。他还注意到了肢解牲体的一些特别现象，有的似是将一头整牲割解成不同部位使用，有的则是完整的牛牲牲体的后半部以及前半部分开使用；除了牛，马和猪也有这种现象。在用牲数量上，存在一坑单埋一牲或多牲合埋的现象。在用牲年龄上，除了猪多为未成年个体，其他动物牺牲多是已成年的。对商代用牲方式的综合研究不多见。虽然偃师商城等都城中都均有祭祀动物遗存，由于正式的发掘报告和动物鉴定报告多未发表等原因，鲜有学者进行整合。因此本文将以往发现简要地列于此，也可看作是资料的积累。偃师商城中，有单独埋猪作为牺牲和多种动物牺牲共存两类，又以前一类为主，猪有全牲埋入、斩首后埋入、肢解后埋入、只埋牲头、肢体被剖为两半这五种情况。猪、狗均是多单独完整埋入，而牛和羊全部被肢解，与被肢解的猪埋在一起。郑州商城的祭祀坑主要发现于建筑基址和铸铜作坊内，也有单独牺牲和多种动物牺牲共存两类，坑内牺牲数量不定。埋葬方式有活埋和死埋。在洹北商城，见于基址中的祭祀动物遗存，主要为零碎的骨骼，或为肢解后埋入。如１号基址的主殿台阶附近有为零碎的羊骨，应是肉食祭祀的遗存，夯土台基中有狗坑；西配殿的台阶附近也有零碎的猪骨和羊骨。郑州小双桥以牛头和牛角祭祀最甚，埋葬方式或是仅保留牛头顶骨及两个完整的牛角，或是数具牛头或带一部分头骨的牛角没有规则地摆放在一起。殷墟的发现显示存在一种牺牲单独埋葬和多种牺牲合葬两种情况。在殷墟西北冈，上百个马坑成排分布，每坑埋马数量从１匹到３７匹不等；在小屯村东北地存在羊、牛单独埋葬以及犬羊合葬的现象；在白家坟北、苗圃北地发现牛角和牛头。此外，在其它地方还发现幼象和猪埋在一起的坑。2.周代在用牲组合和数量方面，马建梅通过对中原周代祭祀遗存综合分析，发现祭祀多一坑一牲，且认为坑向、牺牲种类相同的几座坑为一组，一组可能为一次祭祀的结果，一次祭祀活动中，存在使用同一种牲类和不同牲类两种情况。赵昊进而提出了东周时期一次祭祀使用不同牲类的情况相对较少，且多为牛和羊的组合。他还发现这一时期祭牲搭配的一个特别现象，即在使用牛和马全牲祭祀时，同时使用两只似乎是一个数量上限；而且马基本不和其他牺牲同组出现，这和商代是一致的，或许表明了马与其他牺牲的祭祀目的不同，而且商周都是如此。牺牲的埋葬方式分为全牲祭祀和部分祭祀，以全牲为贵，部分祭祀又可分为斩首后埋入、肢解后?６１?生业与社会生业与社会埋入；活埋和死埋均存在。这些都在马建梅和赵昊的综合研究中一致提出。在一次祭祀中，以上用牲方式可以单独或混合使用。对于牲类的坑向、头向，各研究有差异。赵昊发现在东周时期的中原祭祀遗址中牺牲头向一般向北。马建梅则认为这种向北是有特定的方向和涵义，应是朝向主祭场所。但是贾尧通过观察侯马祈遗址祭祀遗存中的每类牺牲，发现放置方式是将其直接从坑口抛入，头向和姿势比较随意，无定式。在用牲年龄和性别方面，仅有部分遗址做了动物骨骼的鉴定，考古证据并不太多。黄蕴平对天马曲村战国祭祀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显示马、牛、羊均为幼牲，贾尧对侯马祈遗址中动物牺牲鉴定分析也发现牺牲多为未成年，且能鉴定性别的基本为雄性。赵昊对侯马机运站等数个东周祭祀遗址的分析也证实幼年牺牲的主体地位。这与文献记载的尚幼、尚牡相吻合。但是，袁靖对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马坑中马的年龄鉴定却显示马多为成年、甚至超过１０岁。这种差异或许与祭祀对象、目的不同有关，赵昊认为这些马应为献给神灵的服车之马。他还根据马的臼齿均未有驾车含衔造成的磨痕，结合文献，认为作为这些马是长期专门饲养的，不作他用。曹建敦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认为周人献祭用牲还有“贵牲肥”“、贵纯”“、尚赤”等崇尚，存假牲和饰牲的祭祀礼俗。各祭祀遗址的用牲种类和规模存在不同，有研究认为是周代祭祀等级性的体现，也是祭祀主体的等级和身份的反映，但是究竟是哪种不同，以及二者是如何对应的，研究文章并没有明确表达。值得一提的是，赵昊在对天马曲村祭祀遗址的分析中，结合动物牺牲的年龄及出生季节，对祭祀遗址进行了分组，从而推测纵列间差异代表不同季节的祭祀，而横排代表了不同的年份。这种利用动物骨骼鉴定的年龄，推测祭祀时间、祭祀方式，在国内比较少见，算是动物考古研究和祭祀研究结合的佳例。（三）小结通过对商周时期墓葬外的祭祀遗存研究中动物牺牲的回顾和梳理，可将目前研究总结为以下几点：１．在动物牺牲种类方面，在商代都城的祭祀?６２?遗址中，众多研究均表明存在从猪优位向牛优位转变的趋势，而且马、羊在祭祀中的使用也是愈加的频繁，另有各种野生动物参与祭祀；而在周代诸侯国的都城遗址中，通过对出土牺牲的统计，羊成为了最为普遍的祭祀牺牲，牛、马稍次之，猪变得十分少见，其他野生动物也基本不见。２．在动物牺牲组合和数量方面，商代有单埋一种牺牲和多种牺牲合葬两种情况，且后者略占优势，用牲数量也多样；周代则多是一坑一牲，为单独埋葬，一次祭祀中种类和数量并不固定，不过，东周时期一次祭祀中在同时使用牛或马全牲祭祀时，数量不会超过两头。３．在动物牺牲的埋葬方式方面，商代和周代都存在活埋和死埋两种。根据出土的情况，研究者认为周代使用整牲时，以活埋为主，商代由于缺乏观察，并不清楚，但一般而言，整牲活埋比较常见；牲类的坑向、头向，研究者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向北朝向祭祀场、或认为无定式。４．在动物牺牲使用部位方面，商代有使用整牲和部分牲体两种，周代也是如此，但以全牲为贵。就使用部分牲体而言，商代用头、角祭祀的情况似乎更多一些。５．在动物牺牲的年龄和性别方面，考古材料显示商代使用成年的情况不在少数，性别情况则缺乏记录；在周代，对出土动物的鉴定表明有崇尚幼牲和牡牲之倾向，但也不是所有遗址都如此，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就是例外。而且根据对牺牲年龄及牙齿的观察研究，商代和周代均存在牺牲专门饲养的可能性。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知商周时期用于祭祀的动物牺牲在种类上和方式上，延续和转变并存。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祭祀用牲有不断规范化的倾向，如一坑一牲、多用幼牲和牡牲在商代并未有明显的表现，而在周代多个祭祀遗址显现出了这样的规律。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这反映了祭祀活动的演变是一个由社会习俗逐渐向礼制规范演变的过程，逐渐地形成一套礼制制度。三、结语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商周时期祭祀动物遗存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用牲种类和方式方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祭祀的认识，特别是中国动物考古兴起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文学作品欣赏、各类资格考试、生活休闲娱乐、高等教育、外语学习资料、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23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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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许鞍华电影作品研究》，感激不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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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发起人之一，她的电影历程见证了香港电影从新浪潮崛起——香港电影的高峰——香港电影衰落的整个过程。许鞍华电影产量之多，从影时间之长，题材之广泛，类型风格之多样等特点，在香港电影人中并不多见。然而，内地电影研究界对于许鞍华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把徐许鞍华电影置于她所处的时代文化处境中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考察。通过对许鞍华从影二十多年来的电影作品的宏观梳理和细致的文本分析，探讨许鞍华电影在香港商业电影机制中呈现出来的一以贯之的人文追求。可以说，许鞍华的电影创作始终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充足的张力，从而赋予商业类型电影以厚重的人文力量和一定程度上的“作者电影”风格。许鞍华的影片无论题材类型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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