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小说的生存意识(自己保存)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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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阎连科小说的生存意识(自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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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①　　阎连科以极端化叙事的小说不断震撼文坛，不少批评家将他的创作称为“奇书”文本②。他的小说语言绚丽奇诡，题材范围广，现实针对性强，不断为“中国故事”的宏大想象提供批判性文学参照。然而，阎连科的创作也存在诸多争议和问题，本文侧重从奇书模式与纯文学话语机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创作得失，及由此显现的文学史内在困境。　　一　　1979年，阎连科发表处女作《天麻的故事》。此后十几年，他创作了瑶沟系列、和平军人系列、东京九流系列等小说，但影响有限。上世纪90年代“耙耧系列”小说后，阎连科才逐渐形成奇书特色小说模式，并确立了文坛地位。阎连科出身寒微，早年经历坎坷，《情感狱》是作家早年经历的某种自传，表现了当代城乡格局下农村青年惨烈的生存挣扎。这些“失败农村青年”的故事，已显现出阎连科的一些基本母题。而不论《瑶沟人的梦》、《寻找土地》等瑶沟系列小说，还是《中士还乡》、《和平雪》等军人系列小说，阎连科有别于一般乡土作家之处在于，他对“苦难屈辱”有异乎寻常的感受力。这又驱使他拒绝赋予乡土以和谐的审美趣味，崇高的理想道德，而是将真实的苦难弥散于人物、情节和语言之中。此时阎连科的小说就是路遥的乡土青年成长主题更惨烈真实的版本。阎连科曾坦言：“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会影响你的一生，除非你以后经历重大的、灾难性的变故。我曾经讲过，我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即对城市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这三个崇拜一直影响我的写作和我对世界的看法。③”他的三个崇拜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既有激愤的反讽，也有生命的切肤体验，而对城乡对立的批判，对权力秩序的批判，联接着他对人类生存意志的充分张扬，隐藏着阎连科小说日后一以贯之的主题内涵。　　然而，阎连科并没有沿着此路前行，而是走向了一条更具风格的“奇书之路”。他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制约，以复杂奇诡的魔幻语言，令人惊悚胆寒的情节，眼花缭乱的结构创新，将“苦难”提纯到本质论高度，以此形成了鲜明生动，又充满生存哲学意味的人物形象谱系，如《年月日》的先爷，《耙耧天歌》的尤四婆，《日光流年》的司马蓝，并使苦难牺牲的底层人物和故事拥有了现代意义：“我更关注底层生活的底层人，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穷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清晰地构成了我的写作核心，甚至可能构成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④”阎连科暴露血淋淋的肉身屈辱和灵魂惨痛，揭示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底层际遇，而他诡谲绚丽的想象，又赋予了“天地不仁”的沉郁慷慨以光彩夺目的“奇书”式修辞力量。　　但同时，另一种“奇书”倾向也在不断滋长，那就是对现实的抽象与寓言化，及由此形成的对“恶”的绝对化倾向。“恶”成为极端贫困环境的象征，被解释为苦难的根源，被强化为生存意志，被归结于历史发展动因，也被认定是革命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联系性因素，而苦难主题的乡土伦理则被逐步消解，或成为“恶”的祭品。城市、权力、生命，这些曾深深影响阎连科的东西，似乎都找到了历史本质抽象的寄托。其实，这种对恶的敏感在他的小说中始终存在，《两程故里》天青和天民围绕村长竞选展开的残酷斗争，形成了对大儒故乡的讽刺。《最后一个女知青》、《情感狱》、《潘金莲逃离西门镇》等小说，则充满了恶与善的激烈搏战。女知青娅梅与农村青年张天元的无望爱情，乡土少年连科绝望的成长之路，西门镇武老二对金莲的欺骗，都还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子，但《黄金洞》、《耙耧山脉》等小说，阎连科对恶的关注则超出这个范畴，“恶”逐渐成为本源力量。《黄金洞》二憨和老大、父亲，为金砂洞和女人桃，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耙耧山脉》村长意外死亡后，李贵借守灵在其尸体头上撒尿。最能表现“世界唯恶”极端概念的，则是新世纪以来阎连科的《坚硬入水》、《为人民服务》、《风雅颂》、《丁庄梦》、《受活》、《四书》、《炸裂志》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很多学者对阎连科的极端化叙事提出质疑，如姚晓雷对其理性精神匮乏的分析⑤，邵燕君对叙事不真实问题的反思⑥。而此时的阎连科，将耙耧山的苦难故事扩展到了他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描述，创造了一部部令人惊悚的“奇书”，也由此出现了诸多困境与误区。　　二　　奇书模式是中国古代小说巅峰期的代表形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认为，“奇书”有“奇快”、“骇怪”、“惊喜”之感，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李渔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也有学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存在奇书化叙事模式⑦，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能看到奇书模式的影响。奇书模式是中国小说在民族性和本土化上实现主体建构的积极尝试。奇书模式包含独特小说结构、叙事方式、审美倾向与价值判断。审美倾向偏向于“做奇”，即通过奇特的人物、故事，形成独特的审美风范，修辞与叙事策略形成反讽寓言化准则。价值判断则呈现为“天人合一”的感应说与宿命虚无感。而结构上奇书模式注重奇特的结构方式，如浦安迪发现四大奇书有别于西方因果关系的，章回体特色的“十进位的百回结构”⑧。　　由此出发，我们考察阎连科的奇书化小说，从结构而言，《受活》的“奇”在于，阎连科以“毛须、根、干、枝、叶、花儿、果实、种子”为纲，以“奇数”的章节为目，在每个章节中，除正文外，又夹杂絮言附录，类似词典学和注释，对方言土语和历史沿革、掌故传说加以阐释。又如《日光流年》的结构表现出“倒卷帘”的倒叙方式，又出现了批评家命名为“索源体”的写作方式⑨。又如《风雅颂》以风、雅、颂命名不同卷数，而具体章节则以“关雎”、“蒹葭”、“汉广”等篇目形成对《诗经》的呼应。而《炸裂志》模仿建国后地方志，虚构了炸裂村形成现代都市的过程。就人物和故事而言，《受活》的“绝术团”和政治狂人柳鹰雀，《日光流年》的引水抗疾的司马蓝和“肉王”蓝四十，《坚硬如水》的性爱狂人高爱军，《炸裂志》的军事狂人孔明耀和政治狂人孔明亮，《风雅颂》懦弱虚伪、又自大狭隘的知识狂人杨科，这些“奇人奇事”都构成了“作奇”的风格。而价值判断上，阎连科小说的宿命色彩也非常浓厚，如《日光流年》第一章就命名为“天意”，几代村人都无法抵抗“活不过四十”的诅咒，充满了宿命的悲壮感。《风雅颂》结尾，杨科副教授在风雪中消失在寻找诗经古城的路上，颇有《红楼梦》“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苍茫感。《炸裂志》孔家兄弟四人“摸物应命数”，孔明耀带领百姓消失在去美国的路上，哭坟时路边开满了鲜花和树木。小说结尾，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也弥漫着命定的虚无感。　　然而，阎连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意义的奇书，而是经由纯文学话语机制“改造”过的奇书。它的寓言特色明显有现代主义痕迹，比如，《坚硬如水》与《为人民服务》中性爱与革命话语的颠覆关系，《风雅颂》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使命问题，《四书》“育新区”的反乌托邦政治虚构，《炸裂志》的后革命乡土中国现代转型问题，《受活》则在方言土语、村落自足的乡土传统背后，闪现着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现代文学命题。同时，纯文学话语对阎连科式的奇书模式的改造，还表现在阎连科对“奇”的理解和发挥。阎连科转型后的作品，没有将地域文化传奇改造为反抗现代性的标志，也没有沉溺于民族种性的野性精神与西方想象的契合，更没有以日常生活传奇对抗所谓“大历史”的侵蚀，在他的文学疆土中，以“苦难”为出发点，以“生存意志”为现代自我形象主体，却逐步剥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框架，在“世界唯恶”的本质论上构建了他穷山恶水的文学风景与残酷凛冽的寓言世界。而对“恶”的迷恋，对“颠覆性”的沉溺，对“内在主观真实”和“形式创新”的偏执，无不闪烁着新世纪“纯文学话语机制”的内在困境。要理解阎连科的奇书模式，就要从阎连科与现实主义的纠葛，以及纯文学话语机制的叙事改造策略，这“一内一外”两个方面来阐释。　　三　　“现实主义”是理解阎连科奇书世界的关键词之一，因为“奇”就是针对传统写实而言的逆向技法和思维方式。阎连科说：“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也许，现实主义是文学真正的墓地”⑩、“现实主义，与社会无关，与生活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关系，它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主观真实论”在文艺理论史上并不新鲜，但阎连科这位以现实主义风格著称的作家，为何有如此强的反现实主义情绪？ 　　阎连科小说根本品质在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让他触及了很多人不敢触碰的底层苦难和“题材禁区”。然而，阎连科又对传统现实主义有很多不满，一是传统现实主义无法表现主观真实，二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让他无法认同，三是现实本身已变得肮脏混乱：“面对现实, 我是多么想在现实面前吐上一口恶痰，在现实的胸口上踹上几脚。可是现在，现实更为肮脏和混乱，哪怕现实把它的裤裆裸在广众面前, 自己却也似乎懒得去多看一眼, 多说上一句了。”?　　阎连科还创造了“神实主义”概念：“它不在乎情节、逻辑，它只在乎是不是达到了那种真实层面。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仰仗于灵神、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思考。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的渠道。神实主义决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神”的桥梁，“实”的彼岸。”?　　该概念重心在“神”，即一系列非理性的艺术思维与手法，对现实形成反省和想象超越。阎连科又将现实主义分类：“社会控构真实——控构现实主义；世相经验真实——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经验真实——生命现实主义；灵魂深度真实——灵魂现实主义”。他将因果关系分为零因果，半因果和全因果，最后引入“内因果”概念。他的小说理论体系，“内因果—灵魂深度真实—灵魂现实主义”显然处于文学最高等级的创作形态。如果说，他对零因果、半因果等问题的分析有独特创见，但他对精神、灵魂、内在性等概念的痴迷，则显现了阎连科小说的本质论倾向。而对内在性的强调，其实也是“向内转”纯文学话语思维惯性的结果。他相信内在胜过外在，却忽略内因果和灵魂真实，都是社会环境和作家个性相互作用的产物。　　然而，阎连科的创作实践却与他的“神实主义”有不小差异。阎连科笔下，内在化的主观认知，是没有限度和敬畏的。“神和实”的关系其实是“仇恨”关系。阎连科对现实的仇恨，对权力秩序的痛恨，最终走向了极端化奇书叙事。人性的恶性竞争和倾轧，对权力的崇拜，让阎连科在拒绝虚假现实主义的同时，走入了另一个“奇书的误区”。宿命的神秘与悲观，对寓言模式的过度渲染，进而变成了对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否定。阎连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执着地看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某种“潜在联系性”，并用一种悲观的眼光，将这种联系性的破坏力，以偏执的语言予以提醒与表达。无论革命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阎连科总能在不同语境中找到“恶”的影子，揭示出权力、金钱、欲望是如何冷漠与无情，又是如何对生命个体进行摧残的。阎连科又将对现实满腔的仇恨，化作了一些恶魔性（陈思和语）的意象和情节、人物，如小说《天宫图》，村民路六命被罚款，妻子小竹以陪村长睡觉为代价，六命才被保释出来。小说渲染了人性在权力面前极度的卑微和羞耻感的沦丧。当村长奸淫小竹，路六命诚惶诚恐地为村长守夜，甚至在村长来之前，给妻子洗净身体。又如《四书》以血养田，《耙耧天歌》的尤四婆杀身救子，《年月日》的先爷以肉身饲养蜀黎，《日光流年》中卖腿皮和卖淫抗衡疾病，《受活》的残疾人“绝术团”，阎连科给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否定肉身”式的仇恨书写，不仅是个人的伦理道德和尊严，且是更直接的肉、皮、骨、血、脑、生殖器，甚至是自身的残缺。这些所谓的“实”，都是“神”的思维下所创造的“现实”，并成为阎连科早年创伤心理的幻觉代偿。《受活》之后，“神”与“实”的对立，更凸显到了几乎崩裂的地步。对“穷苦人的崇拜”没有造成阎连科小说的民间伦理回归，或现代理性反思，反而出现了对穷苦和疾病的审美化。　　与乡土苦难相对，都市、革命、知识、性爱、历史等概念也都被阎连科赋予了“恶望”的符号意义。他的早期作品如《寻找土地》，瑶沟与刘街的对立已出现农村和商业社会对立的雏形。佚祥与秀子冥婚的盛大场景，是对道德沦丧的刘街人的悲壮示威。然而，阎连科并不是乡土乌托邦诗人，他对乡土权力秩序的愤怒，一直潜藏着他对“恶”的体认。《受活》中，他用“黑灾”、“白灾”、“铁灾”等一系列民间话语，消解革命史对农民生活造成的原罪；《丁庄梦》的“热病”成为对“一切唯经济利益”的现代发展模式的反思；《为人民服务》、《坚硬如水》以性欲消解革命崇高感，却导致性爱和革命都成了“恶”的本源；《风雅颂》则消解了知识者的光环，将研究诗经的杨科副教授，变成了一个逃避妻子与副校长偷情，在天堂街和妓女纵情声色的可怜虫。小说《炸裂志》，炸裂市则成为更高意义的“历史之恶”，既有乡土之恶，也有现代文明之恶，“炸裂”被抽象为“恶之花”。所有人伦、爱情、理想，都被解释为疯狂的权力征服欲和无穷的斗争癖。朱颖和孔明亮的关系，也被定位于情欲与政治的互相征服。孔明亮通过政治征服朱颖，而朱颖通过女性肉身控制孔明亮，间接享受权力快感：“这辈子我都要把你们孔家捏在我手里”。她让妓女勾引公爹，破坏明光的婚姻，甚至组织妓女大军，控制从领导到专家的各级精英，帮助炸裂市升级为超级市。　　与“世界唯恶”的理念相对，则是一系列极限化写作实践。世界被简化为政治、性与金钱绝对控制的领地。阎连科的小说存在超越具体情境的“恶人”（狂人）形象，他（她）不受道德与情感制约，只受政治、金钱和性欲支配，冷酷无情或欲火焚身，雄心勃勃或利益熏心，如《受活》的柳鹰雀，《丁庄梦》的丁辉，《为人民服务》的吴大旺，《坚硬如水》的高爱军，《炸裂志》的孔明亮等。马尔库塞指出：“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而阎连科的“单向度虚构”，破坏了人物形象复杂性，导致人与世界的关系被简化为主观概念，也导致了历史情境为个人存在提供的“复杂可能”难以进入作家视野。如果说，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喜剧“将貌似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而阎连科将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都“炸裂”开来，无价值的东西遭到嘲讽，有价值的东西亦遭到无情冷遇，从而在修辞上达到强烈美学效果，牺牲的却是文字细部的审美功能，及小说整体的思想深度。如《坚硬如水》，高爱军和夏红梅的情欲和政治话语纠缠结合，这是一种“虐恋”心理机制，即政治压抑人性，却反而为人性原欲提供不自觉的反抗理由。但阎连科却一方面将“虐恋”变成“奇观”，缺乏朴实可信、又直截了当的诚实态度；另一方面又将“政治虐恋”变成对意识形态“再认同”的仪式。阎连科反对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恰是意识形态化的。或者说，阎连科对意识形态缺乏深度反思。高爱军和夏红梅被权力玩弄、诱惑和毁灭，然而，小说自始至终没出现任何人性希望。在关书记以革命的名义，把无意窥破隐秘的高和夏推上刑场，作者依然让他们在刑场上展开情欲表演，高爱军鬼魂视角依然缺乏自我反省，操持一套文革式话语。正如某位论者所批评的：“这种人为制造人道主义与革命叙事不可通约的结果，不但无法找到除了革命外还有什么更加稳妥地改善社会黑暗和人性凶残的办法，而且，既然他们承认人性是如此不可救药，那么，告别革命认同现存秩序，就成了人们唯一的归宿？?”　　这种极限化叙事实践，还存在模式化的“叙事反转”，即任何救赎与希望，都会在悲壮的顶点戛然而止，并在瞬间跌落低谷，变成惨烈的失败或无聊的悲哀。例如，《丁庄梦》结尾，丁辉被父亲丁水阳杀死，而丁辉之死，并没有改变丁庄的任何现实；《黑猪毛、白猪毛》根宝费尽心机得到替镇长的儿子顶罪的机会，却发觉镇长儿子根本用不上顶罪；《情感狱》的连科，则多次被上学、当秘书、参军、招工、给村长当女婿等机会所戏弄；《风雅颂》杨科回到学校，却被再次送往精神病院。阎连科将无边的黑暗绽放于狂想的文字泥沼，没有任何叙事距离，也没有强大的心灵支撑，在不断的情节刺激、人物刺激和狂想景观之下，叙事变成了“描写挟持叙事”的疯狂模式，以极长篇幅描写并放大“极小”的狂想事件，以极快节奏再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加以压缩和密集排列，造成极大的叙事压迫感，从而带来一系列阅读生理反应，如紧张、刺激、混乱、狂暴、眩晕，而这些文字会使读者放弃思考，或者说缺乏思考必要的延宕和空白，从而在黑暗的展示中丧失抵抗勇气，滋生对现实的恐惧。　　通过以上分析，“世界唯恶”的理念，极端化的修辞，都使得“内真实”被阎连科放大到了忽视客观存在的地位，进而形成过于主观，却又是本质化的思维方式。阎连科不仅放大了奇书的“奇”，呈现出结构之奇、人物之奇、情节之奇，且以性描写与政治话语结合，满足了奇书对现实和历史反讽的需要。如果说，阎连科早期小说，乡土伦理还是其道德合法性的来源，那么，转型之后生存意志则被极端化为决定性、甚至唯一的力量。他的作品，如果失去极端化生存环境和政治高压，就没了基本叙事压力，变成无限放大的“恶望”——权力、金钱和性欲?。这种单向度判断，除纯文学化的叙事策略之外，更淤积着阎连科对现实的失望、无奈和浓浓的虚无。于是，“内真实”变成了对现实简单的主观夸张与变形。阎连科说：“内真实和内因果是依据不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发生或可能的发生，但却在精神与灵魂上必然存在的内真实——心灵中的精神、灵魂上的百分百地存在——来发生、推动、延展故事与人物的变化和完成。?”一部优秀作品，它所召唤的读者体验，和他所表达的作者体验都十分复杂，有个人性的，也有集体性的，但绝不可能是纯粹个体化的“内真实”。这是“个人主义”的神话，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神话。阎连科拒绝集体经验介入，但在“个人内在真实”推导下，我们却得出了逻辑混乱、破坏审美感的“宏大的虚假”。奇书式写作，也让他将世界简化为一系列“作奇”的反讽式隐喻意象，如《四书》的育新区，《受活》的受活村，《丁庄梦》的丁庄，《炸裂志》的炸裂村，《风雅颂》的天堂街与诗经古城等，而推动这些隐喻性虚构时空的叙事机制，则被简化为政治、金钱和性欲。这种“恶的抽象”表面是历史化的，否定性的，实际却缺乏历史叙事更深层的理性反思。否定的激情走向激情的否定，恶的批判也会走向“单向度”的恶的肯定。　　四　　是什么样的文学史逻辑促使阎连科走向了孤绝叛逆的“神实之路”？首先，阎连科看到了自新时期发轫，经由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发展成熟的“纯文学写作”的弊病。经由“向内转”、“主体性”、“个人化”、“语言自觉”等一系列自足性话语建设，中国的纯文学写作似乎已完成了叙事、价值观、语言观等诸多内在规定性。而纯文学写作的一大弊病在于，通过“内在性关照”呈现文学话语区隔，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守的幻觉，丧失掉的是文学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和思想的能力。虽然，阎连科声称反对现实主义，但无论《丁庄梦》的乡村艾滋病问题，《受活》的乡土现代转型问题，《风雅颂》的知识分子精神沦丧问题，《炸裂志》对中国式现代发展模式的反思，都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向，特别在个人化写作、欲望叙事等诸多纯文学话语逐渐远离现实的情况下，阎连科强劲的现实批判性是其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吊诡的是，阎连科的奇书模式，又是纯文学机制内部片面发育的结果。阎连科需要极端化的故事、人物、事件和叙事姿态，以表现所谓纯文学的“内在性”。而这种内在性，又被想象为文学创新性加以暗示和强化，在纯文学场域被定义为“抵抗的寓言”。为内满足纯文学“形式突破”和“对抗性思维”的要求，“奇书化”也成了阎连科等很多作家的策略。这些纯文学的“奇书”，有技术化和精英化的审美趣味，擅长制造“虚假对抗”的幻觉，既不能在现实层面大胆干预，又不能在审美上实现与意识形态真正的距离感。“奇书”成了纯文学表达自身反抗性的迫切手段，而由此形成的去历史化思潮，沉溺于日常琐事的哲学，或拆解宏大叙事的盲目破坏性，似乎就成了必然选择。纯文学话语建构自有其美学与思想价值，如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纯文学转向，是消费社会兴起，五四新文学体系为维护自身话语建构，逃离社会功利性羁绊，“在边缘处回到自身”的结果?。但问题是，高度抽象、对抗性的奇书式“纯文学写作”，依然拥有巨大的舆论认可度，而缺乏必要反省。它的潜在危险在于，在简化和抽象过程中，脱离丰富复杂、又飞速变化的现实，变成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客体。它的对抗性只能以寓言方式存在，不能以更自由、广阔，更具中国主体化特征的方式，进入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的世界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能在拆解宏大话语过程中，保持对差异的尊重，树立对偶然性和历史可能性的体贴，更不能提供新的价值底线和历史建构。中国大规模现代化进程，是全世界最瞩目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也是人类历史全新的文化体验，一味追求“作奇”的极端寓言化奇书，显然已失去了纯文学话语在建构初期的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也有待于反思和重新历史化。　　这种纯文学化的“奇书”弊端更集中体现在《炸裂志》。这部小说因“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的‘志’，显影出高度压缩和反复回放时才能显现的日常‘现实’”，而获得2013年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提名?。然而，该小说也集大成地反映了纯文学话语体系面对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尴尬境地。“个人化、民间、日常现实”这些词汇都是纯文学话语惯用的评价。然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家主观的盲目膨胀，民间和日常现实的概念化失真。该小说真正的时间起点是“改革元年”，而孔东德让四个孩子在月夜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拾运道”，则成为炸裂村发家的起点。改革历史被解释为“坑蒙拐骗”：炸裂村靠扒铁路发财，又靠孔明亮的政治钻营和朱颖的皮肉生意不断兴旺。孔明亮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柳鹰雀”。朱颖和孔明亮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为金钱、权力与性欲的搏战。朱颖通过女性肉身，在孔明亮力不能及的地方，实现女性的隐形权力控制。她不是资本女强人，而是一个“躲在珠帘后”的，中国传统权力女性形象的现代代言人，缺乏基本女性自我意识。她用小翠破坏孔明光的婚姻，又用粉香勾引明耀。所有人都为权力、金钱和性欲而疯狂，当孔明亮接到镇长任命文件，冬青、泡桐、黑铁树都开了花，程菁甘愿当孔明亮的情妇，就连孔东德的小保姆也试图争取妇女干部的职位。小翠为嫁入孔家，不惜让明光吃自己的裸体宴，孔东德最终死于妓女阿霞身上。明耀是另一种政治狂人符号。他制造战争幻觉，时刻处在斗争的亢奋，而老四孔明辉则作为可怜软弱的“零余者”，表现道德和人性的失败感。可以说，《炸裂志》延续了奇书模式，也显示了阎连科精神的困境。他试图通过极端否定的方式，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行“总体性把握”。然而，这种重新历史化，竟以极恶的概念化姿态出现，不能不说非常荒诞。阎连科看到历史无处不在的恶，又将“恶”放大为历史唯一动力，却不能写出恶的必然性，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对它的反抗。他的精神思考和价值体系仍是单线条、非纵深和缺少精微层次的，因此才会呈现出与强大的否定性不相称的精神简陋，而这种“一味作奇”的概念化奇书与虚假的否定性对抗，都反映了纯文学话语机制在新世纪不可回避的严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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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过去和现实的意义桥梁已然坍塌，在“青冷幽暗”的奇书坟场，乐观的进步被颠覆，时间停滞并缠绕于死亡的快感，历史和现在都变成了“极恶的亡灵”。阎连科的奇书式书写，已无法为中国经验提供新的想象图景，也无法说明当下复杂的文化现实。《炸裂志》结尾，全市的钟表都停了，也是一个隐喻：“既讽喻了疯狂发展的现代化思维，同时也形成了对寓言本身的消解。”不仅小说时间停止了，中国现代化的时间，在阎连科笔下也呈现出静态停滞状态。显然，这种解释无法概括中国现代转型的经验复杂性。《炸裂志》的奇书写作是一种拒绝差异、拒绝发展的静态概念狂想，既非“建构”，也非“解构”，而是极端的“否定性消解”。阎连科的奇书策略以“去历史化”为手段，以“重新历史化”为目的，却变成了“非历史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杨庆祥在对阎连科的《四书》的批评中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宏大叙事的颠覆性逻辑，是其文学史困境的主要外部因素：“完全抽空了历史的写实性的一面，用创造文体的方式把历史转化为纯粹的形式，《四书》的故事梗概不足以让读者了解历史真相，反而是在用隐喻手段有意误导读者偏离历史事实——作家试图暗示，面对一个日常生活逻辑完全崩溃（或说是非颠倒）的年代，作家的任务并非照实摹写那里发生过的所有生活细节，而应该用另一种新的内在的逻辑对其加以颠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新的内在逻辑本身就有问题的话，如何颠覆？又如何在颠覆之后重建？?”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除了纯文学话语机制，依然存在主旋律式书写。而杨庆祥无疑暗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阎连科式的《四书》，如同王安忆的《天香》、贾平凹的《古炉》，其实都是纯文学话语机制，在“虚假对抗”的幻觉上，以片面“个人化写作”立场所树立起来的一个个概念、逻辑、观念演进的产物，也是纯文学话语面对新世纪丰富的中国文化现实“失语”的产物。由此，阎连科式的奇书写作，又成了一种“安全性写作”，或者说“伪干预性写作”，从而一方面契合纯文学的人性话语生产；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纯文学话语加以消解，在符号层面而不是现实层面，形成激进否定性美学风格。这种奇书化模式，是以现实和历史“被简化”和“被消失”为代价的——一旦拥有了内在“灵魂真实”，就可以超越“低等真实”的匮乏。如就《四书》而言，我们看到了阎连科对共和国“大跃进史”的奇书化寓言。然而，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阎连科依然在去革命化的冲动与重建宏大历史的焦虑之间摇摆。尽管小说不断出现“血田”、“育新区”这样具中国历史隐喻特色的能指，但“受难的知识分子”、“孩子被钉在十字架”等情节，则再次将“西方化的救赎”，虚构为历史本质化抽象的最后底线，既破坏了奥威尔等“反乌托邦”小说家最宝贵的理性怀疑精神，又将“中国寓言”沦为了西方熟悉的“他者化版本”，再次以“革命之恶”反证了阎连科一贯的“世界唯恶”的片面抽象化主题。　　阎连科的奇书写作，其问题还在于，历史不再是“因果目的”的过程，甚至不再有因果和目的，因此也不会有进步，却成为主观概念无限扩张的领域。郜元宝说：“他(阎连科)其实一直努力走一条拒绝的路，只肯直接呈现孤立的‘思想’尚未射入的土地，而不承认外来的‘思想’有资格解释这亘古不变的土地……他的坚守由于缺乏新思想和新话语，而不得不退缩到表达纯粹的身体，成为一种无历史和历史的抽象、绝缘而不断重复的独舞。21”阎连科将历史变成非历史化的“梦魇”。纯文学话语机制的逻辑，使得他无法找到一种更具本土性，也更具现代性的历史价值模式，只能以否定性的“奇书”来复制革命本身的逻辑：革命不断否定激进的美学姿态，能满足作家的“个人化幻觉”，而只有革命叙事的历史逻辑，才能将个人化幻觉壮大为一个更大的幻觉——“历史主体”。于是，历史以幽灵的方式再次返场，去革命历史化的梦魇，成了革命逻辑的“仿真”。真正有效的历史叙事，应正视历史解释与价值判断的纠缠。因为历史总是双重的、相互的功能，它“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能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22。”如果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单向度的“恶望”，那么，这种缺乏反思的“恶”，也会变成对恶的承认，而试图将历史的推动归结为某种单一品质的做法，无疑有道德决定论的弊端。　　于是，阎连科奇书模式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与缺陷，对革命历史的消解与缺席在场的指认，对极端化修辞美学的确立与困境，“去历史化”的冲动及其失败，似乎都成为“中国叙事”具有隐喻寓言气质的叙事症候。在人类整体走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情况下，多元化和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都形成了对现代性本身的挑战。“内在真实”的说法，如同“纯文学”概念，本身也都是被建构出来的“风景”。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面临的不同情况在于，现代文学是以对古典文学的遮蔽、压制和断裂，在启蒙与救亡的内在紧张中，建构了民族国家文学的“风景”。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那些断裂、遗忘和压制，其实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而它所要面临的对象，不仅是渐行渐远的古典传统，且是现代文学本身的传统，也包括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等。而“去历史化”的思维，在上世纪90年代被“有选择地”强化了。然而，阎连科奇书模式的困境又在提醒我们，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对这类思维的反思，已到了非常必要且急迫的地步。　　六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它们使行动所固有的东西，即那些不自觉的喃喃独语，那种以不需矫饰，不假思索的言行呈现自己的乐趣，都一一得以证实。它们也许太现代，太以自我中心了，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留给我们的那份没有遗嘱的遗产。23”某种角度上讲，不仅革命，而且启蒙、纯文学，在新世纪似乎都已成为“没有遗嘱的遗产”，它们成为遗产，但它们独特的现代内涵，使得没有遗嘱来让后来人“认领”它们，有的只是肆意的改写、颠覆的狂欢与无言的冷漠。新世纪中国文学要正确处理历史、现实与艺术使命的关系，就必须有“更超越”的方式来对待这些遗产，既不能非此即彼，盲目拆解破坏，也不能盲目认同。上世纪初，克罗齐呼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提醒我们尊重历史具体性和复杂性，警惕历史的普遍抽象与虚无主义之间隐秘的联系。历史不是“牧歌”，也不是恐怖“悲剧”，而是所有时代，一切民族登台表演的，集有罪与无罪，善与恶于一身的戏剧。将历史抽象为某种本质化概念（如阎连科的“革命之恶”）的“普遍史观念”，起源于对“不可能的东西”的要求。而悲观主义也就由对这种“事物起源的普遍抽象”的绝望而来。历史由此而消失，成为“经久不变的生命”难以表达的冲动24。阎连科将历史抽象并简化为“恶”的奇书，一方面以对宏大叙事的悲观否定来实现假想对抗性；另一方面又试图以扭曲的“恶”赋予历史“总体性理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芜杂含混的“奇书”的终结。　　新世纪的中国，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洗礼，期间巨大的社会转型所孕育的复杂性，所展现出的“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应在西方的想象之外，而又根植于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与人性尊严，有普世性的对人类未来存在的探索意义。中国作家应该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能以更豁达悲悯的眼光、心胸，以更丰厚深沉的人文情怀，以更别树一帜的民族化语言，来表达我们真实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真实，对我们曾经的历史做出更公正客观，也更具同情心的书写。阎连科奇书模式的困境，值得我们深思。　　①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如果是转载的话，请作说明。　　得空细读。
　　《文学评论》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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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飞廉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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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懂，文学评论是一类期刊，或者说是权威期刊，就职称而言，评正教授很管用，就奖励而言，一般的学校皆会有两万左右，就申报项目或中心而言，这也是硬条件。　　不过，即使大牛的学院派评论，也几乎没有读者，我如果不做阎连科的话，我是不会看的，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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