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首位全职来华任教教授加盟我校
阿根廷首位全职来华任教教授加盟我校
　　今年12月，Pablo Ferrara博士到校报到履职，担任南海研究院助理教授，成为阿根廷第一位来华全职任教的大学教师。阿根廷最大的报业集团《The Nation》对此事进行了专访与报道。
　　Ferrara博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获得了国际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且先后担任过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助理教授、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教授以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有着丰富的教学与研究经历。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傅崐成教授期待Ferrara博士能够成为&来自拉丁美洲的学术先行者&，架起中国与拉美的学术交流桥梁。Ferrara博士将在国际海洋法特别是中国南海问题、油气开发等领域开展其教学及科研工作。
　　（南海研究院　历丽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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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08 Xiamen University,All rights reserved.一位阿根廷母亲的寻女之路
一位阿根廷母亲的寻女之路
11年前的4月，阿根廷图库曼省的一个普通家庭，时年48岁的苏珊娜·特里马尔格失去了她的女儿玛丽塔。自那之后，这位坚强勇敢的女性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寻女之旅……11年前的一个星期六，午夜前夕，苏珊娜·特里马尔格来到阿根廷图库曼省一个危险街区的酒吧前。进酒吧时，她对陪同的朋友说：“如果一小时后我没有出来，就打电话报警。”当时特里马尔格已经48岁了，却身着皮短裙，黑色丝袜，高跟鞋和低胸衬衫，打扮得像个经验丰富的老鸨。走进酒吧前，她注意到酒吧的窗户用坚固的铁链缠绕着，来之前她就听说了，这并非一个普通的酒吧，而是用酒吧做幌子的妓院。酒吧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魁梧，长相凶悍的男人。特里马尔格告诉他：“我约了你们老板见面。”男人示意她进去。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四个女孩坐在简陋的房间里，她们穿着比基尼和过膝长靴，看起来十分年轻。旁边，另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一直在观察她的举动，而且特里马尔格注意到，这个男人的口袋里有类似手枪形状的器械。酒吧老板出来后，特里马尔格告诉他，自己想通过卖淫赚点钱，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姑娘。酒吧老板表示自己手上没有现成的货，但是给了特里马尔格另外几个“酒吧”的名单。这几个“酒吧”都坐落于拉里奥哈省，距这里大约有400公里。他说，在那个城市，有很多特里马尔格需要的姑娘。特里马尔格听完后便离开了，她并不真的需要姑娘。她只是在寻找她自己的女儿。这个晚上，她下定决心：无论走遍多少个妓院，也一定要找到她23岁的女儿，玛丽塔·贝隆。女儿玛丽塔失踪特里马尔格的噩梦始于日，在此之前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和丈夫丹尼尔关系不错，女儿玛丽塔已经有了孩子，3岁的米凯拉。4月3日上午9点，玛丽塔离开家，她约了一名妇产科大夫。走时玛丽塔给了特里马尔格一个吻，告诉妈妈：“一小时后我就回来。”之后她就坐上公共汽车离开了。过了中午，玛丽塔还没有回来，特里马尔格和丈夫丹尼尔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平常玛丽塔晚回时一定会打电话通知他们，那天却没有，夫妇俩有些担心，怀疑玛丽塔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于是特里马尔格和丈夫去了玛丽塔赴约的医院，但是并没看见她的踪影。然后他们又去镇上其他的公共医院和诊所寻找，还是没有任何有关玛丽塔的音讯。下午3点，特里马尔格尝试去警察局报案。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他们说：“或许现在她和男朋友正去往某个地方，等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了，你们先回家等一两天；如果她还没有回来，那么按规定，在你女儿失踪72小时后，我们才开始立案调查。”夫妇俩回到家后，找了亲戚朋友来帮忙，差不多有50人，他们印了海报，上面有玛丽塔的照片和家里的联系电话，开始在整个图库曼省张贴。3天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玛丽塔还是杳无音讯。特里马尔格想，她可能已经被强暴了，然后被甩在了某个地方。3天后，正在打扫厨房的特里马尔格，听到敲门声。敲门的是她的邻居，这个邻居刚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匿名电话。电话里的男人告诉她的邻居：“玛丽塔失踪的上午，她正走在人行道上，一辆黑色车窗的红色菲亚特车沿街停在半路，当玛丽塔走过车旁时，两个男人跳了出来，抓住她，玛丽塔努力想挣脱，但他们伸手打她并迅速把她扔在后座上，然后便开车跑了。”玛丽塔被绑架上的是一辆高端出租车。在图库曼省，人人都知道这些出租车是谁的。他们在全省各地拥有1500辆出租车，种类繁多。他们是黑手党，控制出租车、毒品和卖淫。在那通电话之后，特里马尔格开始改变策略。她拿着玛丽塔的照片，去一个个红灯区打听女儿的下落。有个妓女告诉她说自己见过玛丽塔。她告诉特里马尔格，玛丽塔被卖给了一个卖淫团伙，就在附近的拉里奥哈省。而且，他们已经给她注射毒品。特里马尔格赶紧跑去了警局，要求他们帮忙找玛丽塔。2002年5月初，特里马尔格夫妇和警察一道，突击了拉里奥哈省的一个酒吧，他们怀疑玛丽塔就被关押在那里。一个女孩告诉特里马尔格和丹尼尔，玛丽塔在警察来之前就被带走了。之后的几次突袭也和这次一样，最终一无所获。特里马尔格这才意识到，那些操纵妓院的人有可靠的内部信息。等到警察姗姗迟来时，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她开始明白，如果要去寻找女儿，她必须学会独自行动。她告诉丹尼尔：“如果我们不前进，没有人会把玛丽塔带回我们身边。”接下来，特里马尔格开始独自去身边的所有酒吧，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玛丽塔。在此期间，她发现了很多和玛丽塔有相同遭遇的女孩和年轻妇女。2002年12月，特里马尔格辞掉了工作，来到另外一个小镇，开始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寻找线索。除了不断穿梭于公共场所，特里马尔格还经常把自己伪装成妓女，冒险进入各种破旧的酒吧，和妓女们聊天，并拿着玛丽塔的照片给她们看，询问她们是否看到过玛丽塔或知道任何有关她的信息。为了寻找玛丽塔，特里马尔格耗尽了她的大部分储蓄，她卖掉了自己和玛丽塔的房子以及两辆车。她决心一定要找到女儿，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丹尼尔，最终选择了和她分开。寻女之路随后特里马尔格把目光集中在拉里奥哈省， 因为玛丽塔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就是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她的寻女之旅。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让警察们不得不加紧突袭酒吧和妓院。酒吧老板和人贩子也感觉到了玛丽塔失踪事件开始升温。他们开始恐吓特里马尔格。2003年11月， 特里马尔格正和一个朋友在房子的前院谈话，一辆浅色车超速向她驶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她跳开了。她追着车大喊：“你根本没有吓到我！”她甚至还收到各种恐吓电话和短信，有一条短信说，“下一次，你收到的将是一颗子弹”。此后，特里马尔格不得不全天都在警察的保护下生活。随着事态的发展，特里马尔格开始了解这些人贩子是如何操作运行网络的。在警察持续的突袭中，越来越多的女孩被解救出来。有一次，特里马尔格收到线报，说玛丽塔被贩卖到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国际刑警组织为此组织了一次突袭，但仍然没有找到玛丽塔，倒是发现了其他26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孩。这次行动解救了她们。越来越多被解救出来的女孩自愿加入到特里马尔格和警察的搜救行动中，去拯救更多被围困在黑暗性交易中的同类。2003年5月，一位叫做安德里亚的女性从拉里奥哈省卖淫的房子里逃出来，当她听说特里马尔格的事迹后，回忆说自己看见过玛丽塔。之后警察安排了她和特里马尔格见面。安德里亚问特里马尔格是否可以和她待在一起，特里马尔格告诉她：“我愿意在这儿照顾你。”特里马尔格还安排了安德里亚接受心理辅导，她说：“我不会允许你再次受到伤害。”特里马尔格说，在寻找玛丽娜的过程中，她遇到很多被迫卖淫的女孩。经常有女孩前来告诉她自己悲惨的故事。特里马尔格告诉她们，如果需要帮助，随时都可以联系她。义举改变世界随着媒体的持续报道，舆论开始要求阿根廷社会直面长期被忽视的性非常交易和官员腐败的问题，并要求改善现状。甚至，特里马尔格的事迹开始受到整个拉丁美洲的关注。2005年7月，一本名叫《Paula》的智利女性杂志，称特里马尔格是打击人口贩卖的一面旗帜。很多女儿被绑架的阿根廷母亲开始寻求特里马尔格的帮助。日，20岁的杰西卡在图库曼的家附近被人强行绑架。杰西卡的母亲向特里马尔格寻求帮助，当地的警察在同一时间收到消息后，也加紧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深知，假如他们行动缓慢或者特里马尔格没有得到满意的调查结果，就会联系媒体和政府。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之内，官员们都在寻找杰西卡，并传达这个消息：无论谁抓了杰西卡都要放了她。消息四散而出，绑架杰西卡的人在两天后就主动释放了她。除了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 特里马尔格还四处游说阿根廷的政客，让他们颁布法律，将人口贩卖集团绳之于法。她还敦促政府官员建立一个联合办公室，帮助受害者。2007年，3月7日，特里马尔格获邀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接见了她，并告诉她：“你的勇敢斗争让我为我是一个女人而感到骄傲，愿你的呼喊被拉丁美洲和整个世界听到。”美国国务院授予了特里马尔格“国际妇女勇气奖”。特里马尔格成立了以自己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天使基金会——玛丽塔天使基金。该基金会有专业团队——律师、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旨在帮助被迫卖淫的受害者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并对其进行职业培训，提供食物和住所。2008年，阿根廷政府出台了《反人口贩卖法》。司法部成立了救援办公室，专门监督预防人权侵害行为和调查人口贩卖犯罪活动，并向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2011年7月，阿根廷政府禁止大众媒体刊登诱惑性的性服务广告内容。2012年10月的一天，在圣米格尔图库曼德法院，涉嫌绑架玛丽塔并强迫女孩们卖淫的一个黑帮团伙被送上了法庭。但很可惜，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这13名嫌犯无罪。这一结果出来后，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北部省份图库曼，都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甚至连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也给特里马尔格打去电话，对法官的裁决表示愤怒并对特里马尔格的勇敢行动进行声援。如今，阿根廷政府组建了一支新部队，专门打击贩卖人口的犯罪团伙。阿根廷安全部长加雷说，这支部队在两年内成功解救了3000多名被拐妇女。”日，加拿大政府授予特里马尔格“约翰·迪芬巴克捍卫人权和自由奖”。2012年10月，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特里马尔格。并于日当着公众，授予她特别“人权奖”，表彰她帮助警方从妓院和人口贩卖集团手中拯救出数百名女性的英勇事迹。她最开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找女儿，10年后却发展成一项拯救活动。不过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有多么渺小。她仍然寄望于政府和国际社会之力。如今，特里马尔格的外孙女米凯拉，已经14岁了。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米凯拉都把自己的外婆称作第二个妈妈。特里马尔格说：“可是我多么希望她有自己的妈妈，每个女孩都应该有自己的妈妈。”所以，特里马尔格仍然不会停下自己的寻找之旅。因为，她唯一的女儿玛丽塔，至今仍杳无音讯，生死未明。（鲁明荐自《商界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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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阿根廷首位华裔议员宣誓就职 开创华人从政先河
（阿根廷华人在线） 　　中新网12月9日电 据阿根廷华人在线报道，8日下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法院举行新议员的宣誓就职仪式。新当选的30位议员是在今年7月5日举行的选举产生的。此外，也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以及议会的党派组合。阿根廷历史上首位华人议员袁建平先生宣誓就职，开创了阿根廷华人参政议政的先河。 　　下午三点开始，各个党派的60位议员和各大媒体相继进入议会厅，大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宣誓仪式于三点五十分正式开始，由布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克里斯蒂安雷东多(Cristián Ritondo)主持。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 　　随后，新当选的30位新议员陆续走上主席台宣誓，当天宣誓仪式结束后，还通过全体议员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新的市议会第一副议长、议会秘书长、议会协调人等。 　　袁建平作为第一位走进议会大厅成为议员的华裔，在说出那句“si, juro! (我宣誓)”以后，将让黄皮肤的华裔族群在阿根廷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表决权。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袁建平表示，他非常感谢侨界的支持，他的家人的支持，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袁建平今年47岁，出生在福建，移民阿根廷刚好30年。作为第一代大陆移民，从商人到布市议员，袁建平将许多华人移民参政议政的梦想变成现实。(陈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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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一位阿根廷女孩心目中的性教育
四岁那年的一天，我问爸爸，小宝宝哪来的，爸爸说是男人在女人身体里播种长出来的。我猜想，一定是男人把手插到女人身体里，播下种子的。
“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要在男人身体里下种。”我说。
“不行的。”爸爸说。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不能。”
这样的对话在我们家持续了多年。
我七岁那年，一天下午七点钟左右，我与同班同学鲍拉放学回家，路上，两个七年级的男生，从街对面对着我们大喊大叫，鲍拉的脸腾地红了，我问她他们在喊什么，她说不知道，显然她在说谎，后来我问奶奶：
“奶奶，‘我们要操你’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他们要碰你，是男孩对女孩做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奶奶说。
所以，在我七岁时，对于性我知道四件事：性与播种有关，是用手播种的，性被叫作“操”，是男生对女生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在我们小镇上，衣服被男人碰了还要搭腔的女人是烂女人，金发碧眼的女人是烂女人，不穿衬裙的女人是烂女人，走路时屁股摆动的是烂女人，夜里十一点才回家的是烂女人，上学涂指甲油的是烂女人，离婚的女人是烂女人，父母离婚的女人也是烂女人。
我们那儿的男人人生很复杂，选择很多，女人就简单多了，一生中只要做一个决定：做好女孩还是烂女孩？像我，有头脑、家里中产、父母受人尊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个好女孩，会带着完整的处女膜和第一个男友结婚。
我十一岁的时候，简直成了好女孩的楷模：讲道德、守规矩。父母不让我穿高跟鞋，不让我穿短裙，不让我化妆。妈妈常在她的朋友面前夸我，好像我避免诱惑是出于内心的需要。
“她像个大人了。”妈妈的朋友说。
“是呀，她这种年龄，很成熟了。”妈妈说。
成熟，在她们看来就是不违背她们的命令，就是看起来朴素，那样你就很纯洁，也不管是真的纯洁还是假的纯洁。
我到十七岁时，没有人吻过我，也没有男生碰过我。
我十八岁开始，住到了布谊诺斯艾利斯，与迭戈住在一起。
记不清那年我是九岁还是十岁，用我最喜欢的“大富翁”棋与一位比我大的朋友交换性知识。
“告诉我，就现在。”我向她请求。
“不，太令人尴尬了。”她说。
她没有经得住“大富翁”棋的诱惑，我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是她谈到的男生的阳具，我只在幼儿身上或是我家小弟弟身上看到过，我想象那个像螺丝样的东西，必定会变得像钢铁一样硬，要不然怎么能戳破处女膜。
学校附近的一面墙上，画满了带翅膀的飞机，和长着睫毛的扁扁的太阳，这些和我裤子里的东西以及男生裤子里的东西是不是有相似之处，我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又不敢与朋友分享，因为在我们镇上，我们都是处女，都很纯洁，一直要保持到结婚的时候。
我的大朋友，那个向我解释性的朋友，生了四个孩子。在她结婚五年之后，她离开了学校，辞掉了工作，搬到了城市里，在那儿她的丈夫找了份合适的工作。
我不知道她自杀时的想法，但当看到她躺在棺材里时，我对自己说：“你得小心。”那种有孩子、有丈夫、有带花园的家居的幸福生活，可能暗藏着许多不幸。
那是个星期二的晚上。
迭戈冼生菜，我切洋葱和西红柿，我们做了沙司，开了一瓶酒，吃过了之后，他放下刀和叉，告诉我我的厨艺很棒，他对我太了解了，他知道我喜欢烧菜，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他也知道，做家务活只是我无奈的选择。我们拥有各自的银行帐号，各自对家庭的责任，只是合住在一个家里罢了。衣服挂在绳子上好几个月他都可以不管，而我宁可不让袜子内裤什么的影响走廊的观瞻。
偶尔我吃饱了没事干就向他鼓吹平等的权利，然后迭戈温柔地说：“当然，亲爱的，你是对的。”叠了几件T恤，然后下个星期，又是我做这些事情。当我回家晚了时，如果我够幸运，会有一点儿红色的番茄在苍白的桌布上发着光。如果是他晚归了，桌上会摆满了菜肴。整洁、热饭、舒适的居住环境，可能与女人的某种感觉有关，坦率地说，我决不相信，我会有男性朋友，他们独居着，他们的屋子能和我家一样干净，他们做的饭比我做的好吃。我宁可相信，妈妈把我训练成“干净、整洁、有序”还是很好的，我还从妈妈那儿学到用桔子皮让屋子里充满果香、在太阳下晒毯子。我承认，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母亲也试图教我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东西。
“亲爱的，你已经了解了月经，是吗？”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母亲提醒我注意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一个月的那段时间，我不应该洗澡，不应该躺在太阳下，不应该做运动，记住，帕特莉，家住街角的那个女孩，月经来的时候到科尔多瓦河里去游泳，差点儿失血致死，月经棉是没有作用的。
但是在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我洗了两个小时的淋浴，还去上了吉他课，时刻准备着可能的疼痛以及大出血的生命威胁，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渐渐地我胆子大起来，每个月的那几天，我增大了运动量，跑得更多，跳得更高，我的身体自豪地适应着挑战，没有肌痉挛，没有血猛烈地涌出。我很快发现女孩没有不能使用月经棉的理由。
那之后，许多关于月经的民俗，像不能服阿司匹林，因为可能导致大出血致死；不能吃红菜头，因为它们加速血液的制造；不能吃月经止痛药片，因为他们会致癌，这些东西开始让我觉得很遥远。尽管在我们街坊，月经被认为是需要耐心忍耐的折磨，但是我喜欢行经，我甚至在家人面前大张旗鼓地宣扬。
“我来月经了，”我会在饭桌上脱口而出。“哎呀，我的卵巢疼。”
爸爸默不做声，脸上显出同情，妈妈求我注意礼仪，我的小弟弟则问：“她说什么？她说什么？”但是没有人敢叫我闭嘴，经期的女人是不能碰的。
一场暴风雨中，迭戈和我开着一辆敞篷小型载货卡车，沿缅甸和泰国边境走，路开在山的边缘，如肥皂一样滑，在一个陡峭的转变处，悬崖的边缘，车子失去了控制，迭戈设法刹住了车，离万丈深渊只有几英寸，但是我们知道，当他踩住离合器车子可能会滑下去，第二天我们会上头条新闻，家里人会哭成一团，或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住进医院，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把安全带系上。”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迭戈首先挂了档，放了离合器，车子像短吻鳄一样震动，然后开始爬行，滑行，爬行，滑行。当我们到达平地时，我们俩个人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换上干衣服，继续上路，一句诅咒的话都没有。我们到达了一座城市，找到一家旅店，上床睡觉了，没有洗澡，没有吃东西。他是否害怕，我不会知道，他也不知道我是否害怕，我喜欢记住那一时刻：世界好象为那惊险的时刻停止的呼吸。就在那一刻，我们彼此相爱。
有一天，我感觉那片惹事的皮肤——处女膜，对我来说不重要了。我已经看了许多关于性的文章，在那些我不应该看的书里，在那些我不能看的杂志中，那些我应该在青楼中接受的教育，尽管我依然是个处女。我知道失处是人生大事，是一种男人觉得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一种女人害怕的责任，我决定我不会让任何人因戳破那点东西而负任何责任，我不会说它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我破处的那天，没有出血，也没有疼痛，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对我也没有任何区别，其实这就是我所要的方式。
联系人：夏殷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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