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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冠军送出金牌国乒为何还被骂
刘国梁在巴黎接受采访
世乒赛已经落幕，但争议继续。男双、混双均丢掉了金牌。外界纷纷猜测，这是为了“推广乒乓球”，让其他代表队也有一争冠军的做法。
国乒创20年最差战绩，知道缘由便没什么好指责的。但很多网友对“让球”这种做法不认同，既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队员。到底让不让？怎么让？国乒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乒羽中心主任刘晓农：最大的利益，不是拿金牌！
记：中国乒坛目前在提“三次创业”，这次丢掉男双和混双奖杯，与此有关吗？
刘：这与“第三次创业”没有关系。新的奥运周期，可以让更多的运动员来参与，来锻炼，我们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单打上，双打可以让一些年轻队员参加，很多队员这次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这才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记：可这客观上也提升了其他球队的参赛兴趣，而且不是咱们中国乒协提出，让混双进入奥运会，且一个协会只参加四个项目吗？
刘：国际乒联也认可我们的想法，目前正在和国际奥委会争取。咱们提出“5个奥运项目，一个协会只能报四个”，从现在看，我觉得效果很好，比如朝鲜拿到了，他们就把金牌作为（献给）伟大领袖金正恩的礼物。
记：那么可否这么理解，只要单打奖杯保住了，就算完成任务了？刘：本来就没有定什么任务，我们眼下最大的利益，不是拿金牌，而是让更多的队员参与进去。现在是新周期刚开始的第一个大赛，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让不出奥运战略
混双男双都是非奥项目
但明眼人都知道，目前国乒仍然处于历史最强大的阶段，之所以连丢两金，除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发挥上佳有一定关系，更大因素是国乒战略思想的转移。说到这样的有的放矢，刘国梁自有安排，那就是像男女单打这样的奥运项目一定会全力以赴，而混双如今已经沦落为世乒赛上的鸡肋，双打也仅仅是奥运团体赛里的一场，无法直接拿到金牌，重要性已经不如从前。也就是说，在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的举国体制前提下，就算刘国梁再怎么推广乒乓球运动，无论是“请进来、走出去”，还是更为直接地在欧洲设置训练营，都不会改变国乒在奥运会上拿到四枚金牌的目标。
让不出对手兴趣
乒乓球还是亚洲的运动
世界乒乓球版图最需要扩大疆土的地方是欧洲，作为上世纪的乒乓球重镇，随着瓦尔德内尔、盖亭等老将的退役，以及施拉格、波尔等人的年龄增大、状态下滑，欧洲人对乒乓球的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国乒自然也最想将金牌“让”入欧洲人手中。可哪知，混双冠军被朝鲜队获得，该国体育也玩的是举国体制，相当于另一种举国体制的成功代替了中国的举国体制；男双金牌则被中华台北队摘走，冠军还是咱中国人的。目的没有达到，欧洲人自然不买账。
让不出百花齐放
一家独大的症结是举国体制
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世乒赛上有选择性地让出金牌，是为了避免在大赛上大包大揽的尴尬，却回避了造成中国乒球一家独大的根源是我们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造成了中国乒球的长期垄断，造成了专业打业余，这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花着纳税人的钱，不计成本地投入，使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科研团队甚至最好的陪练队伍去制造一个个金牌机器。试想，在这样一个制造金牌机器的庞大系统面前，国外那些依靠业余时间自学成才的乒乓球选手更不会像刘国梁所言的，参加几次训练营就可以缩短差距那样简单。假如奥运会上混双和双打变成两个金牌项目，中国乒球还会在本届世乒赛上让出这两枚金牌吗？
刘国梁：我们更想突出单打
尽管球迷都表示，丢掉的两个双打金牌是国乒在让球，目的是保护对手的积极性，但刘国梁本人却并不承认，他曾在混双比赛结束之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确实没让主力队员去兼混双这个项目，那是因为5个项目的含金量不同，我们更想突出单
打。其实不光是我们，欧洲的很多名将也是以自己的单打比赛为侧重点的，比方说德国的波尔和奥恰洛夫。”
刘国梁否认故意输球，的确，中国队只是自断一臂：故意不安排训练，故意排出攻削组合的“瘸子双打”，王励勤习惯和左手配，这回就偏塞给他一个右手……从横滨到巴黎，整整三届世乒赛，中国队的单打主力都不参加混双，把机会让给二线队员、陪练。不想非主力队员更猛，球技也不差主力队员多少，求胜欲望还特别强，前两届又把金牌给拿回来了。今年就只能“老带新”，再加上“乱点鸳鸯谱”，终于让朝鲜、中华台北的对手体验到了当世界冠军的感觉。
让不出核心利益
输出核心技术不愿意
很多网友说“美国NBA多强，奥运会老拿冠军，也没见他们拿点金牌出来分分。”更尖锐者说：“中国人就是自卑，一家独大怎么了？称霸世界怎么了？怕人家不跟咱们玩，咱就不兴自己玩自己的？”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乒坛都在呼吁中国要负起一个乒乓大国的责任，更多地为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上的普及和发展、帮助其他协会提高乒乓球水平作贡献。
自己扮小绵羊，在奥运会以外给对手点甜头，这不是高水平地“让”，不是长远地让。长远地让，是开放训练，从技术上无私地帮助其他协会。到海外开办乒乓球学院的分院，或许是一个办法。为了乒乓球在全球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呼吁，国乒应该将最核心的利益拿出来，比如技术的分享、教练员的培训或输出。正如上海乒协副主席段翔所说：“我们不应该消极地让出冠军，而是要切实做到帮助外国选手发现自己的技术缺陷，切身感受差距。”
让不出个人的尊严
队员输球后一样失声痛哭
1995年天津世乒赛，中国对抗世界，孔令辉、刘国梁成为全民偶像。2001年大阪男团半决赛，中韩对抗，刘国正连扳7个赛点，媒体大呼“嫁人要嫁刘国正”。历史地位是几代球手挥洒青春汗水挣回来的。
本届世乒赛，饶静文、文佳、胡丽梅这样的队员，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她们的名字。这是他们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
你或许会说，国家队要是认真组队、要是积极备战，要是不“让球”，那她们连巴黎都来不了，一样拿不到冠军。但看着机会从眼前溜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没见饶静文赛后失声痛哭吗？她的上场并没有背负国家的厚望、舆论的重压，输了也没有人责怪，反而大家长舒一口气：“总算输出去了。”她发现，她是全场那个唯一为自己加油的人，这是什么感觉？
让球不能骗观众
中国乒乓球让球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的北京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奉贺龙元帅命令，李富荣决赛故意输给庄则栋，原因是后者是首都选手，此后李富荣又连续两届在决赛中让球，理由则是成就庄则栋三连冠壮举。1987年世乒赛，何智丽则不服让球指令战胜队友管建华，尽管她最终夺冠，却仍遭批评和孤立。这才有了之后她改名小山智丽，广岛亚运会代表日本力克邓亚萍从而夺金的故事。羽毛球当然更不用说了，去年伦敦奥运会女双依然历历在目。
然而国乒队这次在“中国让球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过去咱们是为了怎么赢而让球，现在相反，是为了把冠军输出去。让球之所以广受诟病，通常原因有三：一是欺骗观众；二是损害了对手利益；三是本方选手个人利益连带受损。而这三条，与本届世乒赛都挨不着。中国队虽然没派出最强阵容，但之前报名，就已经提前告知，好比观众想吃鱼翅，被告知没有，观众未免有点失望，但毕竟和你点了鱼翅结果端上来粉丝，性质完全不同。
奥巴马卡梅伦都爱
乒乓别妄自菲薄
奥巴马的白宫，就摆着一张乒乓球桌。
纽约曼哈顿的心脏地带、图书馆后的大型街心花园里也摆着一张球桌，还配了球和球拍。
英国也是一样，伦敦奥运会期间乒乓球馆里放着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少年们打乒乓球的照片，最便宜门票25镑，最贵125镑，6000多人的场子12天里几乎天天爆满。
乒乓球也不是没钱。当年马琳501万、郭焱1133万的转会费，放到中超都不少；。去年乒超大改革，主力队员固定年薪50万，每场比赛有1万元出场费，一晚两场全胜更有4.5万元奖励，常规赛16场、季后赛4场加起来，满打满算一个赛季能拿230万元。
CCTV5广告招标，乒超标价只低于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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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环球网专家：张继科独步天下欧洲落后整两代 让球也是自救_综合体育_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专家：张继科独步天下欧洲落后整两代 让球也是自救
　　当夺金不再是新闻，国乒开始新的尝试。喊了三届世乒赛的“养狼计划”在巴黎变成现实，中国队“礼让”2金，只携3枚金牌回国，释放出一个信号：曾经的乒坛霸主，已向推广乒乓球[微博]的“国际推手”成功转型。“养狼计划”是否真能拯救乒乓球？独孤求败的国乒，是否真能被狼所伤？多位乒坛元老、专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试图为我们拨开迷雾。
　　张继科独步天下欧洲落后整整二代
　　本届巴黎世乒赛，中国队在混双和男双丢失了2枚金牌，但就是这样的2枚金牌，也没有落入欧洲人的口袋。乒乓球，这个从英国起源、在欧洲比较普及的项目，早已变得没落。中国乒协科研委员会原副主任、上海乒协副主席段翔介绍，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失去了青少年的基础，这是欧洲乒球没落的最大内因。在欧洲，法国的乒乓球体制最健全。法国分3个乒乓球大区，有各年龄段的球队，大区直接向国家队输送人才。而除了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等几个乒乓环境相对完善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人才老化严重，“10年前那批打奥运会、世乒赛的人，现在还在打，没有新面孔。”
　　欧洲各个乒乓球俱乐部也有青年队，但这些孩子都是凭兴趣在打球，一旦到了转职业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会选择放弃乒乓球而去读书或者做别的职业，青黄不接是欧洲乒球最大的问题。
　　欧洲人才跟不上，中国队的技术优势就会越来越大。段翔对乒乓球的技术研究多年，他认为，从本届巴黎世乒赛来看，中国队的男女单打的决赛，代表了当今乒乓球的最高水准。
“这次世乒赛，中国队是带着两大任务去的，一是引领技术潮流，第二则是推广乒乓球，
　　帮助其他国家提高水平。”段翔分析说，“从技术层面来讲，中国队站在顶尖高度，这次的发挥非常完美，我们常讲的‘高、精、尖’三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
　　段翔剖析，乒乓球技术的三大要素是“速度、力量和旋转”，在三大要素高集合的平台上，展开空间和节奏变化。“国外大部分球员的技术还停留在第5代，而我们已经发展到了第7代。中国的王励勤、马琳[微博]以及德国的波尔[微博]，是第6代技术的代表，王皓算是6代半，张继科则是第7代。”段翔说，“第5代技术只能把三大要素当中的二大要素集成，张继科的第7代技术，却已经是三要素高度集成，无论是速度、力量、旋转，还是正反手，都处在高阶层，出来的球也就不在一个基础之上。”
　　两代技术的巨大鸿沟，也是中国乒乓球推行“养狼计划”原因之一。“欧洲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的网球打那么好，羽毛球[微博]也不差，乒乓球为什么就不行？”段翔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理解这种差距。我们提出养狼，就是让他们切身感受这种差距。”
　　绝对优势威胁生存环境让球也是“自救”
　　除了丢失的2枚金牌，巴黎世乒赛的另一个细节，同样让国乒球员有些尴尬。11比0横扫对手的局面，竟然让上海选手许昕[微博]追悔莫及，小花胡丽梅甚至为此遭到女队主教练孔令辉[微博]的斥责。这也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争论，一家独大的中国乒乓，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迫切希望改变强弱悬殊的窘境。
　　但故意“放水”的善意举动，却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最普遍的观点是，“美国NBA[微博]多强，奥运会老拿冠军，也没见他们拿点金牌出来分分。”更有尖锐者说：“一家独大怎么了？
　　称霸世界怎么了？怕人家不跟咱们玩，咱就不能自己玩自己的？”
　　段翔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表示，国乒丢金不能说是故意或者礼让，“我们毕竟有一个奥运战略，双打项目不是奥运项目，我们这样做也是进行一种尝试，在不进行专门准备、不派最强选手的情况下，看看对手的竞争力到底如何。对于乒乓球的推广来讲，这样的方式很有好处，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对手还是很有冲击力。这就给了他们想象的空间，如果你们再涨一点，我们差一点，竞争肯定会非常激烈。”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焕禹则认为，中国选手在乒乓球拥有绝对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就像柄“双刃剑”也威胁着这些项目的生存环境，“中国乒乓的推广计划，是一个良性循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救。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交流中，相互学习，
　　发现不足，有利于不断提高竞技水平；另一方面，越发严重的‘唯金牌论’，长期垄断的事实，使得中国尽管拥有众多世界冠军，一些年轻人却不再关注乒乓球运动。”今年巴黎世乒赛收视率最高的是男单决赛，但1.2%的收视率无法与前两年相比。
　　肖焕禹表示，打造职业化的乒超也是中国乒协接下来重要的一步，只有高水平、高度职业化和商业化的世界乒坛第一联赛才能吸引更多外国选手投身这个项目。
　　“养狼”计划进展缓慢海外乒坛市场在萎缩2009年蔡振华当选中国乒协主席后，正式抛出了“养狼计划”。
　　中国乒乓名宿、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原主席姚振绪表示，“养狼”不能算是新鲜产物，在他的记忆中，“养狼”确实有过难忘的岁月，“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乒乓球才是真正地走出去。那时派出70多人教练队伍，分赴亚非拉国家执教，我去的是巴基斯坦。也就从那一年开始，亚非拉国家的乒乓球成绩不断提高，甚至可以在国际赛场上与日本队抗衡。”为最大力度帮助亚非拉兄弟，中国在那时甚至派出专机接送他们来华参赛。
　　令人遗憾的是，援外教练近几年纷纷回国，因为海外的乒乓球市场已在萎缩。“现在乒乓球市场，全世界超过75%集中在中国和德国。”姚振绪最近仍在国外考察，他表示，沙拉拉希望中国队能全面开放，让国外运动员和教练员深入一线队伍。否则，中国总是一家独大，比赛没有悬念，会有越来越多的球迷流失。
　　在最为关键的“核心利益”方面，国外选手也没有真正触及，对方衣食住行自掏腰包，花了钞票，观摩的只是中国二线队水平，而代表中国乒乓球最高水平的乒超联赛，依然由中国选手把守，外援的数量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流失。
　　自2009年“养狼计划”正式推行后，中国乒乓球已经放开了一些口子，每年会有几个月，位于南通通州的国家训练基地，国家二队全面开放，欢迎全世界任何一支乒乓球队前来合练。上海乒乓氛围最浓厚的曹燕华[微博]乒乓球学校也开始培养“小狼”选手，寒暑假时常有国外选手以训练营的形式前来。位于上海体育学院的中国乒乓球学院和曹燕华乒乓球学校，目前都列出了对外籍选手的招生计划。
　　中国乒乓球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体育总局运动技战术诊断与分析重点实验室主任张辉亲历了本次巴黎世乒赛，他在回沪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巴黎世乒赛上，国乒总教练刘国梁与不少协会的教练、官员进行了交流。他很清楚如今一家独大的乒坛格局很难一夜改变，丢掉2个冠军不是推广乒乓球的有效途径。“什么是让出核心利益，就是让我们一队的队员和外国选手一起训练。”张辉表示，“中国乒乓球队以前训练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是神秘之师。以前我们不开放，现在开放的是核心利益。”
　　张辉介绍，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施之皓、院长助理张怡宁[微博]已到法国、德国、英国的三所大学选址，在国外建立训练营的计划正面全面展开，“我们一个更快的计划是，为国外培养高水平的教练员，再有几个月吧，我们乒乓学院或许就将全面实行。”
　　王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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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蔡振华因何接班总局 刘国梁走上晋升路
&&来源： 新民周刊&
蔡振华开启新时代
核心提示：论业绩论名声，现有总局领导中比蔡振华突出的没有几个。成为总局副局长后，蔡振华不但继续兼顾乒乓球和羽毛球，还分管足球。如果他成为体育总局新任局长，既能继续稳定中国军团的优势项目，也符合“振兴三大球”的重要思路。中国体育的重要转型，也的确需要一位新的领航人。
而刘国梁出任国乒总教练，实际上特发出一个信号，刘国梁已经成为体育总局官员培养梯队中的一员，按照总局“教而优则仕”的惯例，刘国梁今后很可能走上仕途。
两会期间，国家各大部委人事布局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一批年富力强的政坛新星即将崭露头角。体育领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蔡振华将在今年两会后接替刘鹏，担任总局局长。尽管这一消息尚需等待最后宣布，但种种迹象表明，体育界的新时代即将开启？【相关新闻：网传蔡振华将接替刘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不玩虚招 铁腕治军
2013年，新的奥运周期正式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各部门和各管理中心的领导都在面临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与此同时，体育总局领导高层也同样面临更替节点。在两会召开前，香港媒体发出消息：现任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即将离任，而他的接替者并不是外界传闻的“空降兵”，而是昔日的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现任总局副局长蔡振华。
有业内人士分析，自15年前国家体委更名为“体育总局”以来，共上任了三位局长：即伍绍祖、袁伟民和刘鹏。从这三人的更迭来看，如果刘鹏离任，他的接任人极有可能是来自体育界。“如果不考虑‘空降’的层面，无论从业务、年龄还是未来发展的角度，蔡振华的确是接任总局局长的合适人选。”在谈及蔡振华接替刘鹏的可能性时，那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目前总局现有的5位副局长，蔡振华年纪最轻，52岁，正好比刘鹏小10岁。2005年从乒羽中心主任调任总局局长助理，两年后被提拔为副局长，到目前为止不到6年。比起其他几位副局长，蔡振华有显赫的运动员经历，他四次获世乒赛男团冠军，还分别获得一次男双和一次混双冠军。24年前，在中国男乒最困难的时候，在意大利执教3年的蔡振华临危受命回国，为中国乒乓球重新奠定了“无敌”地位。论业绩论名声，现有总局领导中比蔡振华突出的没有几个。成为总局副局长后，蔡振华不但继续兼顾乒乓球和羽毛球，还分管足球。如果他成为体育总局新任局长，既能继续稳定中国军团的优势项目，也符合“振兴三大球”的重要思路。中国体育的重要转型，也的确需要一位新的领航人。
尽管在总局领导排名中蔡振华排名靠后，但是这种按照任职时间先后的排名方法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而在5位副局长中，蔡振华是唯一一位中央候补委员。
为天下者，不慢其民。在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阐述的用人标准中，群众的诉求与评价被摆在了重要位置。这就要求干部“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有政界专业人士解读，两会后即将成型的中国政坛新谱系，将会呈现“五六七级阵”年轻化的主格局。具体而言，以“50后”为主的执政团队已走在台前，“60后”开始进入厅局级干部主力团队，“70后”则成处级干部的主力。
在业务能力方面，科班出身的蔡振华更是无人能及。早在三年前，蔡振华以副局长的身份突然分管中国足球时，外界已定认为那是总局把他当成“一把手”重点培养的一个信号。
当时，体育总局之所以选择蔡振华，主要是因为蔡振华年富力强，为人处世也较为低调。而且蔡振华长期从事优势项目的管理，带领乒乓球队取得过巨大成功，有着一套成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总局也希望能把其中的经验移植到足球项目上来。另外，蔡振华本身也对足球非常地狂热。“蔡导从意大利回来后，我们就发现，他太喜爱足球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喜欢踢足球。”上海交大体育系教授孙麒麟告诉记者，“日常的身体训练课，其他项目也就算了，只要是足球，蔡导一定会参加，并且冲劲特别足。”由于中国足球情况复杂程度要远超出其他项目，需要一个既年轻精力充沛，又要懂得竞技体育规律，无论是管理能力还是业务能力都过硬的领导。
中国足协的前任主席袁伟民后来当上了体育总局局长，从某种意义上分析，当时让蔡振华分管足球，确实为他以后的晋升埋下了伏笔。其实，在总局的几个领导中，蔡振华最不愿意去足协，他深知其中的水有多深，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搞上去，但总局非要委任他当足协主席，显然是另有深意。
如果不与足球发生关联，蔡振华会继续低调地在他的仕途上平步青云，偶尔在媒体上露露脸，对乒球热点发表一些权威言论。随着他走近了足球这个百废待兴的项目，人们就免不了想重新审视蔡振华的为人，从中窥测蔡振华这样一个成功人士能为中国体育尤其是中国足球带来怎样的惊喜。
蔡振华做球员的时候就已经是“领导”了，当时他是国乒男队队长。不过这个队长之职来之不易，因为教练组里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太调皮了，业余时间比较散漫，朋友也多，有时候熄了灯之后还跟施之皓、徐向东、曹燕华偷偷聚在一起聊天。但时任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力排众议，他认为：蔡振华虽然“散漫”，但有冲劲，交给他的事情一定能做好；朋友多，说明他有凝聚力，而且朋友多的人一定不会自私。
在中国乒坛，蔡振华素以铁腕著称。蔡振华的腕究竟有多铁？一件小事足以表现。蔡振华刚就任国乒男队教练就遇到了刺头：来自天津的国乒男一号马文革集体早餐时姗姗来迟。蔡振华当众批评了他，马文革于是就以胃痛为理由要求不训练，蔡振华当场就说：“那你就回天津老家好好休息吧！ ”当时距当年的男乒世界杯只有一个月，刚上任的蔡振华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然，结局还是马文革最终向新教练认错。世界杯之后，以马文革、王涛、丁松为主力的中国男乒在天津大打翻身仗，蔡振华的铁腕及威信从此巩固。
创业难，守业更难。在运动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蔡振华，比常人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滋味。天津大捷，蔡振华没有多少歇息时间，转眼到来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等着他去挑战。男乒是在扬州度过奥运备战最后一段时光的，当时《新民周刊》记者与红双喜老总楼世和同车前往扬州，了解到蔡帅“病榻”指挥训练的故事：常年劳累使蔡振华的腰伤复发，动完手术后他根本顾不上休息，立马奔赴扬州，与正在那里封闭集训的将士们会合。当时的蔡振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甚至连穿鞋穿袜都很困难，医生建议他少站立。为了不影响督战，蔡振华想出一个妙招：将一张床放在体育馆二层过道上，每天蔡振华就趴在床上指挥队员训练。前后一个多月，每天训练时间蔡振华都是这样趴在床上督战。这在中国体坛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场景。
蔡振华的做法有些玩命，甚至有瘫痪的危险。主帅“工作狂”的作风大大激发了运动员的积极性，无论是老将王涛、吕林，还是新秀刘国梁、孔令辉，无一不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男女乒囊括四枚金牌。4年后的悉尼奥运会，蔡振华现场指挥孔令辉大战老瓦，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目光，赛后大家都说，孔令辉多少有些超水平发挥，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教练员在背后付出的心血。
蔡振华带兵以严、狠著称，当年杨影在地方队冒犯教练，被他痛下杀手，禁赛数月。9年前雅典奥运会前夕发生的“棒打鸳鸯”事件，更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时《新民周刊》记者专程飞赴北京，在《新民晚报》上对这一事件作了连续追踪报道，特别是记者对女队员白杨妈妈的专访，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后有人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声音，甚至拿羽球总教练李永波对队员恋爱的宽松态度作对比，认为时代不同了，蔡振华似乎管得也太严了。孰是孰非的争论，自然没有标准答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蔡振华用他的狠劲，带出了一支威震世界乒坛的铁甲舰队。
“蔡振华以前打球的时候性子很急，但现在变得很稳，当官了以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上海的国际乒乓球裁判吕藻夫、前市乒羽中心主任段翔都这样评价他。当官后的蔡振华，可以用谨慎来形容。所谓“谨慎”，指他做事脑子非常清楚、条理很分明，在没有考虑清楚、摸准脉络之前，轻易不会出手。而这样的做事方式，也正是他率领乒乓球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又恰恰是中国足球这些年来所缺乏的。
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很清楚，这些年来，中国足坛出台政策、规定无数，但绝大多数都属于“拍脑门”，领导脑子一热，政策、决定马上就出台了。在政策出台之前，缺乏必要的论证与基础。如今，总局力挺蔡振华分管足球，无疑是希望他的谨慎和智慧能让中国足球少一些“拍脑门”，多一些实际规划。如今，三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在青少年培养方面的确有了明显进步，国内十个城市相继成立了足球特区，职业化联赛也重现火爆场面。
［编辑： 于雪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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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志，关于乒乓球的段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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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 && 上海体育志 && 第二编竞技体育 && 第三章球类运动（二） &&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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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乒乓球
上海是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河南路昭通路合记文具店，从日本进口了乒乓球器材在店内销售，店主王某组织示范表演以吸引顾客。以后，乒乓球逐渐在上海得到推广。
民国5年（1916年），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设置了乒乓室供人活动。民国7年3月，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成立。不久，该会组建了中国台球研究会。以后，乒乓球队日益增多。民国12年，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日本青年会日校和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日校举办了乒乓球联赛，这是上海有记载的最早的乒乓球赛。民国13年，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因参赛队多，分11个组预赛，最后由台球研究会队夺得冠军，华一队获亚军。
民国14年3月7日，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比赛──秋山杯赛，参赛者为中日两队，因由日商三菱洋行提供奖杯，故以洋行董事长秋山的名字命名，规定连胜三届可永久保持银杯。至民国16年夏，中华队连胜三届，秋山杯由中华队永久保存。
民国16年4月，日本桌球同盟邀请中华乒乓球队访日，以上海选手组成的中华队取得4胜2负战绩。8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乒乓球被列为表演项目，由上海选手组成的中华队败于日本。民国19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举行，中华乒乓球队仍全由上海选手组成。比赛5局，中华队仅胜1局，最后由日本夺冠。
由于乒乓球运动设备简单，容易推行，乒乓球被厂商看成是最便宜的活动广告。为此，厂商争先成立球队或组织各种杯赛。在二三十年代，工商界办的杯赛多达数十种。
民国15年～民国19年，由上海通商银行发起通商杯赛，规模很大，曾举行七届，俭德队成绩最好，永久保持了通商杯。30年代，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主办联合杯团体赛，规模也很大。抗战开始以后，“孤岛”地区乒乓球杯赛盛况不减。民国29年至30年间，见报载的即有国际杯、宗敬杯、银钱杯、精武杯、大学杯、中学杯、女青杯、相伯杯、华联杯、大陆杯、花旗杯、久丰杯、钱兑杯、钱业杯、丝友杯、木业杯、绸布杯等33种。参赛队最多达60个以上。除杯赛外，还有埠际比赛，参赛者近的有苏州、无锡、南京、杭州，远的有北京、天津、广州、香港、澳门等。
30年代，上海乒乓球界为了促使乒乓球运动列入全运会，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民国22年，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在南京举行，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派出邮电队和岭南队赴南京表演。民国24年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时，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乒乓球协进会，还发起举行第一届全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有八个队参加，结果上海、澳门、江苏并列冠军。优胜队都在全运会上作了表演。民国26年，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和中华全国乒乓球协进会联合建议把乒乓球列入全运会。获得七届全运会筹备组的通过。至民国37年，在上海举行七届全运会时，乒乓球终于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上海男女队双获亚军，男、女冠军分别由台湾队和香港队获得。
20年代，上海著名的球队有华一、俭德、圣约翰、精武、台球研究会队等。著名的乒乓球选手有李传书、张永礽、王伯洪、林泽民、王孟年等，王孟年以后开创了国产乒乓球器材的生产。30年代著名球队有邮务、岭南、精武、光华、青云等。著名运动员有卢仲球、邓国富、沈士英、黄祥发、邹国范等。40年代著名球队有友邦、青云、圣约翰、邮电、精武等。著名运动员有陆汉俊、欧阳维、李宗沛、容德能、傅其芳、薛绪初等。女选手有林慕容、林金兰、孙梅英等。
解放后，上海群众性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1954年统计，全市有乒乓球队4733个，乒乓球台7222张，当年比赛1441次，有4万余人参加。至1955年，乒乓球队增为7264队，乒乓球台8701张，当年比赛1745次，有57766人参加。乒乓球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精武体育会，此外有十多家私营乒乓球房，活动都较兴旺。
解放初，群众团体组织的乒乓球队如邮电、晓光、耀辉、广东、海马、新体育等都较著名。1953年按行业成立的上海市机关队、工人队、学联队、市民队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1956年，市体育宫将三楼辟为乒乓球房，该房地处市中心，同时有十多张乒乓台供活动，成了当时上海的乒乓球训练中心。这里曾培养出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李赫男、屠汉刚、余长春等著名选手。
50年代，上海乒乓球水平列全国的前茅。1952年，新中国举行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以大行政区为参加单位，华东区的代表以上海选手为主，上海选手杨开运、欧阳维、王传耀、陆汉俊、李宗沛获得男子单打第三至七名；女选手孙梅英、柳碧、蔡秀娱获女子单打第一、三、五名。
1955年，国家体委组织全国大中城市乒乓球联赛。上海市从业余队中选拔出八男四女组成市集训队，由陆汉俊任教练。在联赛中男选手杨瑞华、刘造时、杨汉宏分获第五、十八、十九名；女选手张逸倩、陆萍、朱培民、徐介德分获第三、七、八、十名。以上选手均获得195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但在1956年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中，上海选手未能进前六名。
1958年，市体委组成市乒乓球专业队。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上海派出男选手徐寅生、李富荣、杨瑞华、张燮林、薛伟初，女选手池惠芳、张秀英、朱培民参赛。男子获团体赛冠军，女子获团体第四。
1959年10月，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成立，内设有乒乓球队。以后曾培养了不少优秀选手，如于贻泽、姚振绪、何智丽、倪夏莲等，均出于该校。
1959年11月，团中央通知，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组织乒乓球竞赛活动。当月，上海市各报社和电台联合举办了百万人乒乓球竞赛。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得到迅速开展，从街道到里弄，到处可看到拍乒乓球的学生。由于普及面很广，在群众中涌现了不少很有前途的苗子。
五六十年代，上海优秀乒乓球选手调入国家队集训的有杨开运、陆汉俊、李宗沛、欧阳维、王传耀、孙梅英、章宝娣、徐寅生、杨瑞华、张燮林、张逸倩、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戴龙珠、池惠芳、张秀英、余长春、薛伟初、于贻泽、余永年、王传琪、谷天华、刘恒恕、徐若玮、沈爱如、刘国璋、林秀英、黄锡萍、杨永盛、曹自强、华正德、屠汉刚、姚振绪、徐剑琴、陈应美、周一玲等。杨开运、王传耀、孙梅英在1953年代表中国出席了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们是我国最早参加世界乒乓球大赛的运动员。
年，上海部分选手的水平进入世界前列。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王传耀、孙梅英均进入前三名，徐寅生、李富荣为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当时，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公布的世界优秀选手前八名，上海男子占四名：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杨瑞华。女选手一名：孙梅英排第六。至1965年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徐寅生、李富荣已第三次蝉联男子团体赛的世界冠军，张燮林也第二次蝉联团体赛冠军。获当届女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四名队员有三名是上海选手：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同年1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公布世界优秀选手名单，男子共19人，中国9人，上海占4人：李富荣名列第二、张燮林第三、徐寅生第五、余长春第十八。优秀女选手共18人，中国6人，上海占3人：孙梅英位列第五、林慧卿第七、李赫男第十一。
50年代调入国家队的上海选手，除解放初调去北京的王传耀、孙梅英等人以外，其他选手在60年代的全国比赛中，仍代表上海市参赛。年的全国最高级乒乓球赛，男女团体冠军多数由上海队所保持。每年全国比赛安排种子选手，上海选手几乎占一半。如1963年，上海共9名男选手，6名被排为种子选手。1964年单打种子选手男女各十名，男子上海占5名，女子上海占4名。
调入国家队的上海选手，有近半数以后成为国家队教练，他们有孙梅英、王传耀、杨开运、陆汉俊、顾尔承、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梁友能、薛伟初、郑敏之、李赫男、林慧卿、华正德、陆元盛等。另有张秀英、余长春、王传琪、李连生等曾担任国家少年集训队的教练。
60年代，群众性乒乓球运动非常活跃，区县级运动队保持在40个以上，基层运动队数以千计，每年层层举办乒乓球比赛，据1964年统计，区县组织乒乓球赛达662次，有5．3万人参赛。每年各级体委批准的等级运动员数以千计，如1962年批准一至三级乒乓球运动员1747名，1963年批准2206名，1964年批准1167名。这一段时期是上海乒乓球运动的鼎盛时期。由于上海乒乓球成绩突出，向国家输送的人才众多，因此，上海被誉为“乒乓球运动的摇篮”。
“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乒乓球训练基本停顿。1971年8月，日本少年乒乓球队访华，在上海比赛4场，以36：0击败上海少年队，这是上海体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惨败。在基层，港务和邮电等职工还在照常训练，在埠际的职工比赛中还能保持优势。
60年代，上海各级体校训练的优秀苗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压制，但少数有志者仍在曲折的道路上得到成长，如李振恃，由于所谓家庭问题等因素，但他没有改变对乒乓球的热爱，后参加空军队，1973年后选入国家队。张德英，原是上海青少年体育学校乒乓球队队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去黑龙江农场劳动，后参加了黑龙江省队，1975年入选国家队，他们以后都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1973年，上海市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吸收了部分新手。实力已远不如“文化大革命”之前。
70年代吸收的新队员有陆元盛、黄锡萍、王家麟、倪夏莲、卜启娟等以后成为国家队成员。陆元盛于1975年第三十三届乒乓球锦标赛中成为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倪夏莲、卜启娟、曹燕华、何智丽一直是上海市队的主力，也是国家队的主力。曹燕华在80年代，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取得过50余枚金牌，其中世界冠军7次。何智丽取得过世界冠军2次。
70年代，上海队在全国比赛中，曾获3次女子团体第一。男子因尖子不多，实力陡降，仅获1次团体第三、1次第四、1次第五。
80年代中期，倪夏莲、卜启娟、曹燕华等相继退役。1986年，女子退出团体的前四名。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女子团体仅获第六。男子未进入决赛。1988年，男子团体已在16名之后，女子团体退为第七。直到90年代初，运动水平才开始回升。
80年代进入国家队的选手有唐薇依、冯喆、高冬萍、何玉林、丁松等。
曾在市队担任主教练者，50年代有刘国璋、陆汉俊、杨开运等，至80年代有杨瑞华、花凌霄、陈宝庆、余长春、薛伟初、于贻泽、蒋时祥、陆元盛等。
在市队担任过领队者有祝益寿、戚吉庆、矫孟山、元兴田、李宗玉、段翔、黄锡萍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群众性乒乓球运动的热情已不如60年代。1975年以后，全市乒乓球房一直保持在170所左右，其中80％在学校，各级业余体校训练乒乓球的运动员停留在300人左右。在80年代，市体委对拥有传统项目的基层学校进行重点布局，以乒乓球作为重点传统项目的学校，每年均保持在50～70所之间。
乒乓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它的前身是室内网球赛。１９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在室内地板上打网球，１９世纪末开始从地板上转到桌子上，成为桌上网球，初期用的是实心网球，后改为空心的赛璐珞球，球拍从类似网球拍的小球拍改为木拍，木拍击球时发出“乒”声，球落在桌上又发出“乓”声，故称为乒乓球。
上海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１９０４年四马路（今福州路）河南路合汇文具店老板王道平到日本采购文具时，看到日本人打乒乓球，觉得这项运动设备简单，易于推广，适合在男女老少中开展，便从日本购回一些乒乓球和器材在店内销售。乒乓球运动就在店堂广告中传开。
１９１６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首先开设乒乓球房，有球台９张，供资本家和有钱的大学生等少数人玩，一般市民不得入内。不久这项简便有趣的活动就在一些中小学生中盛行。
１９１８年３月在上海俭德会内成立了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由胡铁吾任首任会长。不久该会组建中国台球研究会，吸收会员，开展乒乓球技术的研究，促进乒乓球活动的规范化。
１９２３年春天，圣约翰大学、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日校和日本青年会日校举办了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的乒乓球联赛，这也是中国有组织的乒乓球赛的开始。
１９２４年，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正式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球赛在广东浸信会举行，参赛球队分１１个组进行预赛，最后台球研究会夺得冠军，华一队获亚军。
１９２５年３月７日，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比赛———“秋山杯”赛，参赛者为中日两队。比赛由日本三菱洋行捐资兴办，以洋行经理秋山名字命名，向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捐赠大银杯一只，日方还捐银盾一面，作为奖品。这是上海最早的杯赛，也是我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国际乒乓球赛，还是中日乒乓选手第一次对抗。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桌球同盟（相当于乒乓球联合会）致函邀请中华乒乓球队到大阪访问，并派人专程来上海商定赛程，这是上海乒坛史上第一次出国比赛。在大阪比赛６场，以４胜２负获得访日比赛的胜利。这也是旧中国中国队唯一一次战胜日本队。
１９２７年８月在上海举行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乒乓球被列为表演项目。
１９３５年上海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乒乓球协进会，同时发起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乒乓竞赛大会，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中央大会堂举行。
１９４８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乒乓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上海男女队双双获亚军，获得冠军的分别是台湾队和香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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