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1；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最可行的救援是
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日。但是，从29日开始暴雪突至，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点30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点刚到，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
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
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
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中日登山队大本营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
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人特别信奉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很大的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十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是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是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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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是为了征服这个高度, 1991 年 1 月 3 日中日登山队在攀登卡瓦格博峰...1996 年 11 月, 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攀登梅里雪山, 最后还是以神秘的原因失败。... 　卡瓦格博至今还是一座人类未及山顶的处女峰。只要人们达不到顶峰, 它就永远是一...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 勇士无一...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只有 6 740 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只有 6 740 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只有 6 740 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只有 6740 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 ...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人...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只有 6 740 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人... 　笑农大本营:是攀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的驻地,海拔3900m。是1991年由中日联合登山队的队员修建。也是到达冰湖的必经之地。 地址:雨崩村西北方向(近上雨崩) 到达交通... 　5 年后,果然在某条冰川的末端找到了失事者的遗骸。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遭遇雪崩,17 人全部遇难。 几年过后,一位牧民在距卡瓦格博顶峰十几公里的...& 转梅里雪山（卡瓦格博）两场山难的反思文章
800) this.width=800'/>第39期圈子驴影会准备放一部《卡瓦格博》纪录片，是我倡议放的。倡议时只是觉得它作为纪实片反映世界登山史第二大山难（第一大是1990年列宁峰，死43人），事件中有咱中国人，是云南电视台拍的而且获得过国际环保纪录片大奖的，应该了解一下。自己提前快速拖播时竟被事件本身震撼到了，不由得关注了更深更多的背景资料。以下有两则有关梅里雪山两场山难的反思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深度，转出来共飨：　梅里山难的反思文/于良璞，《山野》提供 800) this.width=800'/>日，中日双方共17名登山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日下午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中日梅里山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报告，“在梅里雪山三号营地待机的十七名中日队员与大本营失去联络。”4日早8时大本营和三号营地正常联络，三号营地无回音。从9时开始大本营不断呼叫三号营地，11时从德钦方向向三号营地呼叫均没有回音，大本营估计报话机坏了的可能几乎没有，因十七名队员人手一台报话机不可能全坏。他们认为三号发生了意外情况，最大可能是突发冰雪崩，请北京中国登山协会给予支援。 　　 　　5日凌晨零时22分京都大学山岳会在岩坪五郎家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1月3 日得到消息，为准备1月4日、5日突击登顶，日本全体队员（注：十一名队员）及6名中国队员在C3待机。当天晚10时半BC与C3最后一次通话联络，之后BC和C3之间的联络中断，BC和德钦之间可以联络，但与C3营地每人有一部报话机。BC已向北京求援。” 　　1月5日上午中国登山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做出了三条决定，一、请求空军的直升飞机辟航线，无地面导航和补给，直升飞机不能飞，救援队只能从地面进入山区。6日，中国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行6人，从北京乘机到昆明，当天下午1 时从昆明乘车出发去梅里雪山，9日晚到达梅里雪山大本营、12 日西藏登山队救援队从拉萨出发、16日到达大本营。 　　 　　1991年1月初的梅里雪山一反常态，每天阴云笼罩，大雪纷飞， 救援队冒着冰雪崩的危险在深达1-3米的深雪中艰难地登达5300米的2号营地。为了救援十七名中日伙伴，他们置自身的安危而不顾，尽管如此最终他们也未能到达出事的三号营地。空军派出的高空侦察机几次飞临梅里雪山，拍摄了三号地位置的照片。从照片上显示一片新雪堆积的痕迹，根据照片上冰层的面积来计算分析，有近30万吨的冰雪从山体上崩落覆盖了3号营地。 　　 　　1月23日，距大本与三号营地中断联络后20天，梅里雪山仍然飘着鹅毛大雪， 中日双方只好痛苦地向新闻界宣布终止救援和取证工作，并对1月3日十七名中日队员失踪的事故做了初步判断，“1月3日和1月4日间3 号营地上方发生特大规模的冰雪崩，将三号地全部掩埋，十七名中日队员遇难。” 　　 　　日，中、日联合调查小组在明永冰川米，清理和搜索1991 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部分遇难队员遗骸、遗物中发现，1、 所能找到的十具遗骸都是在睡袋内；2、高山靴的内靴和外套都是分开的；3、找到的几部报话机都处于关闭状态。这证实了1991年救援队、搜索队的判断是正确的。 　　 　　1991年中日联合登队十七名队员遇难的原因是确定了，但梅里雪山山难的悲剧毕竟太沉重了，他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么大的雪崩可能避免吗？ 　　 　　登山者都知道，如果在雪崩已发生时再想办法避免已为时过晚，况且当时正值深夜，C3营地的十七名队员均在帐篷中休息，已来不及采取措施。但突发性的大雪崩有其成因，事先还是要以预测和采取措施的。 　　 　　梅里雪山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相交的顶端，是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通道，降水极为丰富，梅里雪山常年云遮雾罩、阴雨绵绵，形成了在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特点是补给大流动速度快冰川的舌部下伸到海拔1500米的原始森林中。由于降水量大，加之梅里雪山山体陡峭，冰崩、雪崩频繁，一年四季不断。 　　 　　1991年5 月中日搜索队统计一天内发生大小冰雪崩达80余次，而1990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所选择的三号营地正是在受到雪崩威胁的地带。 　　
800) this.width=800'/>（雪崩事件几天后飞机航拍的照片）　　为什么要将营地选在这里？中日双方当时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执。日方为了向上攀登时节省体力，极力主张营地设在越靠近山脊越好；而中方则认为越靠近山脊危险性越大，主张营地远离有雪崩危险的山脊，双方几次互不相让的争执，结果决定双方各让一步取中间，中方把营地又向上推进了几百米，日方下移了几百米。如果当时中方坚持营地不动，那1月3日的大灾难就有可能避免，但因此次联合登山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日方提供的。况且，在北京出发时，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向中方队员也有交待，攀登计划及方案主要听日方的，所以中方队员并无多少发言权，意见相佐时也总是日方说了算。其实对三号营地存在的潜在危险中日双方都是有共识的，在1990年2月中日联合侦察选定这条攀登路线时， 就曾意识到在三条破碎的支山脊下建三号营地的危险。在侦察报告中就指出“设三号营地时要注意上方危险。”中方队员金俊喜就曾主张不能设正式营地只能设过渡营地，只放物资不住人。但中日双方队员并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见解。不但设三号营地，而且做为全部登山物资、装备和人员集中的前进营地。 　　 　　12月20日在三号营地刚建不久，一场雪流几乎波及三号营地，在登山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12月20日“梅里雪山第2第3支脊发生了雪崩，雪崩的尘雾覆盖了三号营地、雪崩的积物距三号营地约有200米。在这之间有一道大冰裂缝相隔， 估计再大一点规模的雪崩也不会影响到三号营地的安全。” 　　 　　中日双方没有把这次雪崩作为一种预测，反而起了一种麻痹的作用，认为三号营地是绝对安全的营地。中日双方12月28日第一次突击已登达5470米。距顶峰只有270 米高差时，天气突变，狂风夹上冰渣般的粒雪劈头盖脸横扫突击队，中日队员被迫下撤返回三号营地。 　　 　　6470米的高度极大地鼓舞了中日双方，认为胜利已在握，双方确定了1月4日、5 日突击顶峰的计划。为了迎接胜利，原来在大本营留守的日方联络官佐佐木哲男、医生清水久信，也按捺不住到达三号营地观战。成功的梦幻将所有的力量都吸引到了三号营地，一号、二号营地成了空营，从登山战术安排就违反了原则。 　　 　　从1月1日开始雪山太子显露了他本性的另一面，三号地开始降雪，午后又从雪转为暴风雪。雪山太子发怒了，肆虐的暴风雪从1日刮到了3日仍无止的迹象。3日， 三号营地又与大本营紧急磋商：将原计划的4月5日突击改为8日以后， 但都没有做出撤离三号营地的决定，按登山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新雪下后三天不能上山行军，因这时极容易发生雪崩，3日那天暴风雪仍然不停，予计4日仍是暴风雪，即使5 日风雪停了8日也是无法突击顶峰的，况且3日三号地积雪已达1.2米， 为防止帐篷被雪压垮，每隔2小时就要出帐篷清雪。 　　 　　大本营也曾提醒三号营地的队员，可考虑撤回大本营休息几天再上山行军，但急切等待登顶的中日双方队员都不愿撤回大本营，怕消耗太多的体力，认为“现在要是下了山、无论谁都不愿再上来。” 　　 　　中日双方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连续几天的暴风雪；三号营地上方三条支脊已积聚了成千上万吨的冰雪，尤如在登山者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时最缺少的是一位登山经验丰富有决断力的指挥者，按登山常识，中日联合队员应有一名权威的总指挥在大本营指挥队伍。而当时的登山大本营只有中方的联络官和生病的队员金俊喜，送信的云南队员张俊和几名后勤人员、协作队员。中日双方的队长均在风雪包围中的三号地，他们又是当事者迷，只想保存体力突击顶峰，没有顾及潜在的危险。大本营虽然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但又没有指挥权。 　　 　　中日双方在组建联合队时就理下了灾难的种子，由于1989 年第一次联合攀登的失利，指挥经验丰富的中国登山总教练王振华被解除了队长职务。中国登山协会领导迎合了日本方面的意见，由一气象专家井上治郎和中国登山协会教练宋志义两个没有大型指挥经验的人担任了中日双方队长，在大本营破联合登山活动先例设立了联络官。联络官顾名思义只起协调作用。梅里雪山山难向活着的登山者提出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的话，联合登山的组织形式就是事故的根本。 　　 　　中国的登山运动从80年代初步入市场经济后，国家财政停止了一切拨款（包括事业经费）， 中国登山运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众所周知一次登山活动要耗费几百万的资金，60、70年代中国的登山是靠国家登山协会自己筹集资金，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筹集登山资金何其容易，面对资金缺乏的窘迫，中国登山协会只能找出一个应急的政策，靠外国的资金，用联合登山，外方出资我们出人出力出山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个原则从确定的那一天就使中国的登山者处于一尴尬的境地。出资的外方总难免摆出一副大爷的嘴脸，总是要处在指挥一切的高位上。中方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人家的脸色忍气吞声的做出让步，山难可能不会发生，最起码也不会全军覆没了。 　　
800) this.width=800'/>90年登山队出发前和妻子的合影，左起：宋志义（遇难），孙维琦（遇难），陈尚仁（在BC幸存），金俊喜（在BC幸存）；中方一共遇难6人：宋志义、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林文生、斯那次里（藏）　　登山探险，面对的是严酷而凶险的自然环境，人最需要的是自信和冷静，单纯和宽松，自然地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人和大自然有时是无法对抗的尤其是登山，从心理和体力上的勉强及对抗，对于登山者都是致命的。 　　 　　梅里雪山尴尬的联合登山、导致了有十七名队员遇难的中国登山史以来的最大山难。
herbchan 于
13:25:1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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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company on the road is the shortest cut.
行路有良伴就是捷径
《高家虎失踪的沉痛反思》转自8264黑风老妖（孔云峰）
800) this.width=800'/>痴迷梅里雪山，探险爱好者高家虎2003年曾把搜集的1991年中日遇难队员遗物及部分遗骨交还家属，并为他们创作了一首歌词《牵挂》：天很冷 看着家门不能进 爸妈你们熟悉的背影 孩儿永远记在心 雪在漂 爱人窗前弄发梢 宝贝孩子长的比我高 可惜大家再也看不到 命运啊 一个个漂泊的灵魂 多想早日回到故乡的怀抱 采一朵梅里的杜鹃花 就用神山的净土种下 即使远在天涯 也常常把我牵挂
800) this.width=800'/>同样是这个高家虎，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痴迷登顶卡瓦格博，妄图成为登顶第一人，却在<span style="color: #11年1月初独自攀登梅里雪山时失踪。■高家虎小简历　　1998年：辞去铁路“铁饭碗”，单人从洛吉徒步到泸沽湖。　　1999年：单人徒步穿越独龙江、察隅、雅鲁藏布大峡谷、青藏高原、阿尔金山、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秦岭，到达广西北海。　　2000年10月：单人从独龙江翻越高黎贡山、梅里雪山，到达德钦。　　年间：从不同角度6次尝试攀登梅里雪山。　　 2003年12月：在梅里雪山发现1991年中日登山队梅里雪山遇难遗物。
2005年出版《我定成为峰》一书，誓言成为站在梅里顶峰的第一人。==============-以下是转的正文内容================今年是兔年，日，是云南**登山队成立15周年的队庆日，那天我正回顾着**登山队这15年的登山历程，思考着未来15年的发展方向和建树范围，一个个致电通知曾经的**老队员，参加1月15日**15周年的“成立祭”，却偶然从王辉那里得知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云南独行侠高家虎在梅里雪山下落不明”。接到消息后，我立马联通了在梅里雪山雨崩徒步者之家客栈的电话，请求他们帮助寻找高家虎在雨崩和明永的线索，还致电德钦飞来寺“守望6740”客栈的老板娘杨晓和曾在雨崩村支教达10月余的戴凌云老师，请她们联络在梅里雪山当地的朋友，留意寻访高家虎的下落，尽一切可能查找高家虎在梅里东坡入山的蛛丝蚂迹。而在梅里西坡察瓦龙乡范围，我也委托了在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开客栈的玛璜夫妇，请他们帮忙查问在那个范围高家虎的下落。我甚至还致电王天汉（照培法师），请他参谋推断高家虎可能入山的线路。其实，就在今年元旦，黄老邪的一支10人小队，曾自驾从昆明经怒江峡谷贡山，开进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雇请当地马帮和向导，徒步走进过与世隔绝位于梅里雪山西坡的甲辛村，但却丝毫未闻高家虎的任何消息，证明了高家虎不是从西坡入梅里雪山的。1月20日，我随《都市时报》的记者驾车前往元谋县城，拜访了高家虎父母。那天晚上，我投宿在高家，躺在高家虎卧室他曾睡过的床上，夜不能寐，思如潮涌……认识高家虎已有11年了，尽管我长他8岁，但我们似乎都是同一类人，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燃烧着永不磨灭的梦想之火，个人英雄主义，孤傲执拗，唯我独尊，敢于丢弃铁饭碗，不甘平庸，壮志雄心，坚韧不拔……殊不知，我们其实都走向了一条悲剧英雄的宿命之路，犹如无数陨落在山中的前辈登山家，成为“登山先烈”似乎就是我们必然的宿命。那些至今尚存的世界顶尖登山家，侥幸“活着”——成为他们彻悟生命真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圣山梅里成为万民信仰朝拜的神灵，壮丽的雪峰成了人们精神深层最强大的支撑，价值背景以一种绝对意义的姿态傲然苍穹，那么，站立在卡瓦格博峰巅“山高人为峰”的“壮举”，就成了大胆狂徒热血沸腾的宏伟蓝图和僭越之梦，雄伟无瑕神秘无比的山峰把异想天开胆大妄为之辈引向了疯狂的极致。伟大圣洁的卡瓦格博雪峰，既然能让一支实力强劲、装备精良的中日联合专业登山队全军覆没，17条生命倾刻间灰飞烟灭，难道就不能轻拈指间惩诫一个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吗？近10年间，高家虎把登顶卡瓦格博锁定成为他生命的唯一意义，我为他敢想敢干的精神而钦叹的同时，也无法苟同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糟践广大信教藏民神山信仰、染足神山仙体圣颅“我定成为峰”的选择。 800) this.width=800'/>即便他真的登顶了又能怎样？在历史老人的眼中，他永远也成不了能与张骞、班超、班固、法显、玄奘等志士比肩的中华英杰，既无前人为中华开疆拓土之功劳，又无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之建树，当万民在圣山脚下匍伏，五体投地的无数躯体中，有一个人傲然立起，挺镐向高耸入云的雪山爬去，孤绝的背影渐行渐远凝成一个沉重的问号？他问顶6740的机率几近于中500万头彩的巨大惊喜，恍若一个铁树开花、缘木求鱼的童话，而葬身于恐怖的雪山之中却是毫无悬念的悲剧结局，其失败不过是探险界又一不自量力的反面教材和个案。成功的论据渺不可寻，失败的根据却比比皆是。如果他早生于200多年前的欧洲法国沙木尼小镇，也许他会被历史选中，成为首登勃朗峰的水晶匠巴尔玛，与索修尔一道成为人类现代登山运动之父，百年后被塑成铜像立于沙木尼小镇，手指着勃朗峰方向，定格为永远的英雄。然而，生于何时，死于何时，这都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在这个星球、在这个时代，在自然界山峰探索领域，世界选择了意大利的梅斯纳尔，中国官方选择了“双子星座”王勇峰和李致新，中国民间登山选择了绅士阶层的王石，云南选择了以策划和行动力见长的金飞豹。命运选我们一定自有命运的安排，执着于主宰命运的我们自然不甘于这样的格局，自以为是地苦苦强化着自我的选择。我们捏住命运咽喉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可命运捏住我们咽喉却是随时随地，贯穿了人整个一生。有谁不是绵绵无尽历史长链中小小的一环呢？作为愿意在户外领域或登山界为这个国家、为乡土尽其所能的我们，现在，已然到了必须冷静面对现实，为自身量力定位，做点力所能及而又有实际意义事的时候了。想当年，建国初，解放大军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某部战士误射了一只空中飞过的山鹰，激起了当地藏民的义愤，因为山鹰在藏民心中那可是一只神鹰啊！为平息不堪设想的民变，部队被迫枪毙了该战士（替身），暗地里送走了已解除军籍这位战士的“真身” 悄然返乡。当时为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民族团结的政策至关重要，尊重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已然明确于《宪法》和党纪、军纪，懂得以大局为重，遵纪克己，方是立身之本。尽管时过境迁，登山运动的政治色彩逐渐趋于淡化，自由主义的登山时代已经来到，但神山信仰仍然植根于在藏民心中，天经地义。千禧年之际，梅里雪山禁止人类攀登的共识已被相关机构和群体激扬文字浩浩檄诏般地告示天下，甚至国务院亦明文批示，要为梅里雪山“守身如玉”而立法，在横断山脉的“绒赞”之地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实为非常英明正确有远见之举。人类确实应该保留几个干净的处女地，给子孙万代保留、传承对大自然敬畏的宗教习俗和神话的天地，以警诫我们的狂妄和自大，培养我们对自然的珍爱之情和环保意识。在这样一个以“大环保思想”为主旋律的时代，选择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成为保护地球、保护家园的义工、志愿者，确要比做一名偷登圣山的“英雄”要更合时宜些，如久负盛名的奚志农，得道多助。要怪就怪自己没有生在地理大发现的宏伟时代，凿空西域、拓荒极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翻越葱岭、舍身求法、航海远洋、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创造历史、颠覆乾坤，凭一双铁腿丈量山河的“霞客”时代早已尘埃落定，在户外历练人生，做自己的英雄，在平凡的生活中甘之若饴，这才是绚丽之极归与平淡户外老驴最好的归宿。合时宜、识时务才是成为成功者、俊杰的基础和前提，而穷兵黩武似的偷登圣山行为，却可鄙地更象是一个鬼鬼祟祟隐身匿影的窃贼，虽英雄虎胆、壮志凌云，却遭人唾骂、诟病、毒咒甚至绝命的报复。据说，在西藏阿里的神山岗仁波齐，谁如果偷登圣峰，将会被藏民用石头砸死。然而，当我们自我麻痹在个人英雄的幻梦中，陶醉于“梅里第一人”、“卡瓦格博首登者”的虚妄中，是很难清醒认知并克制住急剧膨胀如烈火燎原的自我征服欲望的。以其说，神山雪峰的魅力如一妖媚绝色的女子令你无法抗拒而渐吸干你的精血，不如说是自己的心魔做祟误导自己走向一条不归的绝路，她让你倾家荡产乃至曝尸荒野、长眠冰雪。当我听说，近十年来，高家虎为登梅里几近耗近父母膏血，不禁为他倍感难过！那个登山强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举一国之力尚不能完登梅里壮志未酬，空留千古遗恨的悲壮，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的草根之家，赌一家之资逞个人之能焉有成功之理？人这一生，选择何其重要！尽管我们远离了黄、赌、毒，自认为选择了一条健康的于世于己都是积极向上、刚健英武的爱好和事业，但是，当这个魅惑无穷的爱好和“事业”已令你耗尽家财入不敷出，变成自己乃至家人、朋友的负担，我们的“坚持”究竟还有多大意义？我们一舍再舍，舍弃了饭碗、舍弃了家庭、舍弃了正常的生活，甚至舍弃了温情，只为一个梦想，到头来这个梦想仍然遥遥无期，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最后，我们还得为这个梦想舍去生命，让年迈的双亲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残酷的梦想真的值得我们为此献身吗？这一段时间，我梦见高家虎三次，第一次，是他从卡瓦格博雪峰从容地走下，冷笑地向我走来；第二次，梦见他匿于昆明的街市，时隐时现；第三次，梦见有人仓皇慌张地向我告知他腐烂的尸身所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所以如此，反证了我对他的牵挂，正如他自己创作的那首歌《牵挂》。“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毕竟是我等的“前车之鉴”啊！佛家认为这源于“心有挂碍”。因为，穷究“高家虎现象”，实是穷究我的内心，是反观自省。高的“心结”不也正是我的“心结”吗？在**15周年这个重大转折点，面对朋友与山共舞的绝唱，凄凉的挽歌在云岭间回响，我反思良久，高家虎失踪事件似恰逢其时地应运而生，如一个生动鲜活的《易经》卦象，明白而又不无玄机地启悟着我们，什么该坚持？什么又该放弃？正视现实，正视自己，高家虎或许正用自己的牺牲，谜一般地敲击着我等苦苦执着追求自我实现的同道中人：放下妄念，量力而行，知足惜福，对死的无畏尚不是大勇，领悟到活着的意义而敢于担戴地活下去，方为勇之勇者。我们连一个普通社会人都还没做好，更没有轻易牺牲小我生命的权力和资格。这个春节很快就要过去了，高家虎仍然没有音信，大年三十我打了电话去高家，依然如故，意外的喜讯依然没有出现，我想，高家虎大概没能闯过本命年的兙力和厄运吧，他在他认定的宿命之路上走得太远也走得太累了！他是该停下来好好休息了，也许，这一休息即成了永远，从此我们阴阳两隔，但愿他在神山的怀抱中能找到属于他的那份安详和静谧……死，并不一定是死者的不幸；生，并不一定是生者的幸运。有些人虽死犹生，有些人生不如死。我们无法知道高家虎在濒临死亡之前的千思万绪，但《荒野生存》中的克里斯托弗，《127小时》中的亚伦，已确切地阐释了这样一个答案：人的求生意志异乎寻常地超越于死亡的本能。两位主人公皆有现实生活的真人原型，前者不幸死在了阿拉斯加寒冷的废车厢中，后者壮士断腕从峡谷逃生。其实我一直期待着奇迹发生，哪怕他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只要人还活着，我们都还可以重头做起，重新来过。我期待着他“死而复生”，亲口告诉我说：“老孔，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热爱这个世界，多么热爱人生啊！”
黑风老妖——孔云峰
herbchan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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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痴迷登顶卡瓦格博，妄图成为登顶第一人
这句话说的真不好！
登山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推崇健康的洁净的登山活动；只是对于必须登上一切地球之巅有什么意义和必要，不禁要提出异议。 我们为什么不能留下几座从未践踏出人类脚印和留下人类垃圾的处女峰，维护住大山的尊严、隐私和神秘，同时也给宗教和子孙后代留下一块圣洁的净土呢？须知放纵自己的征服欲，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不如克制自己的征服欲，以证明自己有所不能，更为明智。因为它有助于摆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致忘乎所以，乐极生悲。
----------网友东方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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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埋葬了的无数秘密　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生死录（转自8264，原作者未知）
每个人都有两个要亲历而又无法向人描述的过程：出生与死亡。　　人生如同朝晖与残阳间的一瞬，两头是无尽的黑暗。生与死，便成为期望不朽的人类耗竭心智的千古之谜。　　1990年末，井上治郎教授临行前将一封信交给他老友的女儿，并嘱：“元旦后启封。”或因新年假日欢娱之故，她忘了。直到5日猛然记起开封：一份遗嘱赫然在目。此际，中国登山协会的一份电传也跨海而至──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中日友好梅里登山队井上治郎等十七人，于日深夜起失踪。　　据说，多次登山的井上治郎唯独这次留下了遗嘱。　　十七人在“神山”梅里失踪前，竟埋下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伏笔，梅里山难愈发扑朔迷离。5月份，第二次对梅里失踪者的搜索也以一无所获而告结束，十七条生命的秘密依然埋在海拨5100米的冰谷里。　　6月初，从云南撤回的北京搜索人员旋即参加了在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的登山纪念碑揭幕奠礼。纪念碑座落在怀柔水库的一个幽静的“半岛”上。 800) this.width=800'/>　　“山魂”，纪念碑上由赵朴初题写的两个涂金大字在烈日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碑体由形同两柄长剑似的抽象的山峰组成，两座“山”则用写实放大数倍的银白色冰镐和安全锁扭结在一起。纪念碑的构图似乎表示，在相同装束的登山者眼中，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变幻不定的意味。　　参加仪式的有二三百之众，其中还有一支烘托气氛的小学生乐队。在远郊县举行这样的活动，规模也谓相当可观了。众人中还夹杂着几个打扮入时的女郎。　　“这些妙龄女郎干什么来了呢？”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在那自言自语。那神情好象在猜测她们是否真的是来感受“山魂”的魅力。她们是否知道，当奠礼结束，这个半岛上的又回到往日的宁静，只有登山者或他们的妻子在如血残阳下往来于“山魂”碑前，该是何种心境？这还是个谜，也许连登山者本人也不能全部破译。　　“让我说什么？人都死了。”　　悲剧之初，遇难者的中方队长宋志毅的老队友三缄其口，不愿对人多谈自己的感受：“常在河边走啊……”　　不止是他们，最初当伤亲之痛的泪水把“梅里家族”淹没时，有的记者也不愿意去采访山难的新闻。因为觉得这时采访死者家属是残忍的行为。生活常常印证着：死亡，有时对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　　“追悼会那天，看到那一排遗像中还有如此年轻的日本大学生，我哭成了泪人。”一位性格一向奔放潇洒的女记者在那一刻完全沉溺在古老的伤逝情感中了。　　“我不是怜悯死者，而是生者。我也不是对他们的死法有何异议，只是觉得他们中有的人还太年轻。”　　确实，怜悯会抵消死者的价值，可是在死者为之神往的而又确是严酷的自然面前，人们又从何判断他怎样才算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由于死亡，生命的意识觉醒了。而当生命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结束时，生命意识的强烈冲动便引发浓厚的哲学思考，这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虽然结论可能各不相同。　　“一个人如果能猜到自己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去死，该多好！”那位女记者说。　　井上治郎好象猜到了，宋志毅好象也猜到了。还有那位第一次参加登山的藏族小伙子斯那次里好象也有预感。但这是真的么？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是不能回避生死问题的。”1988年我在珠穆朗玛，宋志毅曾眉飞色舞向我描述了他几次从死神手中挣脱的经历。我曾为之震惊，不知这究竟是种什么心态。我曾与之相约，以后有机会再就这个问题好好聊聊。总以为还有时间，可突然间他们十七个人消失了。他们给生者留下了难以清理的沉重遗产，其中便包括“生与死”。　　登山活动之初，围绕三号营地营址的选择，曾发生过分歧。在建营的安全糸数与登山节省体力形成矛盾的态势下，宋志毅坚持应该远离山脚扎营，避开正面登山路线上的悬冰川。他察觉到头上悬冰川中隐藏着的巨大危险。在争议中，一向快人快语的宋志毅曾恼火地说：“要死也不是我一个。”　　营址的选择，终于在争议中后撤百余米。但宋志毅的话还是不幸言中了。十七条生命被冻结在梅里奶诺戈努冰川中。不能与宋志毅再聊“生与死”了。不过宋志毅自己的登山生涯却表明，他虽然不想死，但在生死边缘的山途中，他一直是正视着而不是背对着死神。　　两次梅里搜索，搜索队员在艰难地搜索队友的踪迹时，也艰难地捕捉着也属于自己命运主题的残简。这些形同谶语的信息大大强化了命运的诡谲色彩。　　“你问我还干不干这一行？不干这又干什么？”一位登山者说。　　现代登山运动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但历史的长度似乎总在丰富问题复杂性和内涵，而不肯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象世世代代的人总要自问爱情是什么一样，每一代登山者也都必须思考“我为什么要登山”？　　当人们亲身目睹死亡引起的悲恸，便觉得“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这句名言应该反过来说才是。悲剧性的失败造成的心理地震和影响比成功的狂欢显然更经久。　　“看到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我觉得我必须重新考虑在对亲人的责任与登山的志趣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一切伤痛都会随着岁月之河的抚慰而平和下来，当梅里雪崩的冲击波渐渐远去，走着与悲剧中人物共同道路的、可能有着相同命运归宿的人们，其内心的风暴仍在持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这条路。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毕竟有了感情。我不愿因此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毕竟是有自尊的人。”　　生活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然后才有什么样的生活，而是我们有了怎样的生活，才有了怎样的哲学，而随着生活中每次重大事故和际遇，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免重新组装。　　20世纪末，人类渐渐明智起来。人们开始谨慎地使用征服的字眼，不再浅薄地夸耀对自然的胜利。
1991年1月，在第一次梅里救援搜索中，中国登山队员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在险恶异常的梅里雪山中握有临机决定前进还是后撤的权力。梅里雪山的特殊情境使一切都产生了放大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天径地义的东西今天才被人发现。　　当搜索人员本身的安危又成为各路负责人无法承担的责任时，一个简单事实便显而易见了：一个登山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登山，无论进退、生死，承担风险和会出代价，当这一切都取决于登山者自身的技术、经验、体能，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情感与观念，而不是由远在千百里之外的人遥控时，才有可能涉及这个登山者是否成熟的问题。　　1984年，集仁青平措、宋志毅、次仁多吉、加布这些优秀的藏汉登山队员的队伍，在攀登险峻的世界最高处女峰──南迦巴瓦峰时失败。在较大规模的登山活动中，做出下撤的命令和决定前进同样困难。此次登山的指挥者中国登山队总教练王振华让实际登山者仁青平措等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后，据此下达了登山失败下撤的命令。　　中国登山界经历的失败也许太少了。因而南迦巴瓦的失败，竟被有些官僚斥为给登山界丢了脸。当镜头切换到梅里雪山，按照这种逻辑又该何以名之？　　毫无疑问，“不惜代价拿下某某峰”的历史已经也应该过去了。高山探险是勇敢者的事业，其间也必有会出生命代价的风险，然而真正的勇士不应为表现勇敢的性格而行动，而只是在自主的行动中附带表现勇敢的性格。还有个明显的事实是，勇敢也不应是探险的目的。　　“如果一个人因为爱而死于登山，那么死得也不冤枉了。否则的话……”　　“就我个人看，在中国登山界，出于爱而登山的人并不多。”　　当这些评论来自登山界自身，它便有了双重意义。它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评判。如果登山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奴隶状态，不就应该果断地结束这种状态吗？　　如果只是因为偶然走上了这条路，只是荣誉和自尊不容激流勇退，那么探险本身的意义不是被淹没有无休止地与恐惧的搏斗之中了吗？　　如果登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别的目的的一种途径……　　登山，在中国太容易使人联想起这个字眼──“征服”。多少年来，这个被滥用无度的字眼，包藏着浓厚的功利实质。它几乎把探险文化的丰富内涵排斥殆尽。　　高山探险不是战争。当人们用如同战争的方式对待一座座雪山并仅仅期待征服的快意时，雄奇神秘的大自然便成了为“伟大”而设的“玩偶”。登山者也把人对大自然应有的崇敬、对其奥秘的神往之情降低到粗野地大大自然身上掠夺功名的水平了。　　梅里山难引发的心理地震和思考是必然的。当“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时，登山者自然要审视和确定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糸和价值所在，他们自然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我为什么要登山？”　　斯那次里，这个就生长在梅里雪山脚下的小伙子遇难时只有28岁，他生前似乎连一张清晰的照片也没有，追悼会上的遗像模糊不堪，但依稀可辩出一派年轻和纯真。　　他第一次登山就走了。这是他第一次越过永久雪线以上的真正的登山。他从来没有听过那些泡在沙发里奢谈“以山为归宿”者的“布道”。但当他第一次到达海拨5300米的二号营地时，他惊呼了：“啊，这么美啊。我都不想回去了。”　　他果然留在了梅里那亘古玉洁的冰川之中。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如果他有机会多登几座山，眼界再开阔些，看看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他该多么幸福！遗憾的是，他迷恋上的第一座山便把他留住了。可有幸的是他留下了爱的证据，至少在那一刻他是爱的。他是带着这种爱而死的。　　德莱塞说：“人生意义的大小，不在于外界的变迁，而在于内心的体验。一个容易受感动的人乡下人的生活，要比一个冥顽不灵的皇帝更丰富、更神奇。”　　“我认为对雪山的热情并不是笼统的。”一个有相当经历的登山者，理应在更深的层次进行思考。当有人称：“中国登山界之所以能取得以往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登山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时，一位登山者愤怒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也有自己钟情的雪山。固然我们并不具备想登哪座山就能登哪座的条件，但我们至少可以拒绝为某些人登山。”　　登山界不再是由一些人“出思想”，一些人来玩命了。　　在十七个人中，应该提提大学毕业的孙维琪。毕业后，他自己选择了登山。第一次登山就是珠穆朗玛，初次面对雄浑的珠峰，他曾深深感慨过人的渺小。但就在这次，他就达到了8300米的高度，他说他也为山的这种雄浑所激励。我还记得当时他从8300米高度下来时的表情，从而知道他在这条路上肯定了自己，而不是相反。　　山魂之碑立起来了。它立在幽明永隔的世界之间。碑文上无疑还会增添上新的名字。不过，是否所有遇难者都担得起“山魂”二字的份量？也许这个问题更应该问活着的人，对于我们切实而重要的是，当我们自己站在这里，话到苍桑之际，我们是否能肯定自己的生存状态。　　梅里山难发生前，日本著名登山家山田升在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遇难。这是个热爱登山以至破产不为家的人。为了登山，他离了婚。那以后他便戏称：“雪山是他唯一的情人。”结果他真的死在“情人”的怀抱，对他来说，这真是个不坏的结局。　　像山田升这样在情感与行动一致的登山家的确不多。只要不死就去登山，莎仕比亚说：“真正的勇士只死一次”！　　冰雪埋葬了许多秘密。当瞬间的悲痛打击过去之后，冻结的思维逐渐苏醒，遥远的记忆从冰谷中蒸腾而起，每个活着的人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一定会发现热爱是否曾经真正属于自己。
herbchan 于
11:52:0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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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梅里雪山（卡瓦格博）两场山难的反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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