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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www.wenku1.com
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日期：
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摘要】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普遍确立之时，古老的中国正陷于封建主义的黑暗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状况下，中国开始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因立场、阶级、背景、时代、地域等时空差异，各方对其在现代化中作用和影响上评价不一，但各有千秋。假以深刻谈之，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社会生活领域分析即可见一斑。中国人试图抓住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以成强国之梦，虽未成功，但第一次叩敲现代化大门，还是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不可忽视作用和影响。【关键词】洋务运动 中国现代化 中国社会 多面向性 领域 影响自1500年左右，人类现代化在西欧启动以来，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强制运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的冲击，能成功避免现代化的道路。 17世纪英国革命首先开启了人类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接下来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使得曾经处于人类文明边缘的地缘小国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迈向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现代化国家，它开创了一系列的世界第一，如第一次创立君主立宪制，第一次开启工业化运动，在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开端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无论是欧美其它国家还是亚非拉国家，都是在英国现代化的辐射中走向现代化的，而不管这种过程是自动还是被迫的。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正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遍确立时期。当资本主义大潮向全球涌动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仍然在农业文明所编织的罗网中，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也不愿意了解外部未知的世界，中国依旧的男耕女织，为生产模式，在封建主义的黑暗中缓缓前行，东西方之间的历史进程迅速拉开了差距。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到咸丰十年（1860）短短的二十年间，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威力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都以清的惨败而告以结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统治者颜面尽失，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对清统治秩序的强制破坏，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旧的封建统治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对西方列强的优越性隐然有所察觉，认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一些救国之道，最高统治者被迫暂时摈弃民族之分畛，启用有识之士，巩固君主地位和封建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洋务运动是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个事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常因立场、阶级、背景、时代、地域等时空差距而显示其多面向性，接下来我们将展以9大方面来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1、从当时统治阶级自身角度上说：在领导力量上，中央以恭亲王和文祥为代表，地方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实力派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恭亲王确实在许多方针上保持了一致，恭亲王主持于内,曾国藩宣力于外，共同构筑了中国的近代工业蓝图，两人并称为“洋务领袖”，这些洋务派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比较清醒的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中西方的巨大差距，而“中国文武制度，事事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论断也成为洋务派的共识。A.汉族地主看：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1860）就提出“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把办洋务看作是解救清危机的第一要务，李鸿章深感“师夷之长，尤为今日所当知也”，必须“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左宗棠在同治二年（1863）上奏认为“自以中国仿制轮船，或拟以失体，则尤不然”，“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建议学习西方来“制船”。他们所主张的洋务运动，望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封建统治，救亡御悔，他们积极投入“洋务”，讲究“洋器”大力军械，并逐渐主张以通商为契机加强对外贸易，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这些从某个层面上说，应该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回应吧。但在另一面，以“求强”“求富”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其功效竟也如李鸿章所说的“茫如捕风”。李鸿章时常感慨种种计划不得放手而为之，心境益懈怠悲凉。洋务事业上受布于腐败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相识满天下，知音能有几人？悠悠之口，众论一辞。他的感慨，或多或少让我们感到洋务运动对现代化作用和影响的局限吧。但问题在于，历史评价不能被“枝枝节节”的历史活动所迷惘，而必须充分关注到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其价值意义只有在现代化运动的观念框架内方能获得最佳的理解。B.清代满清贵族看：在1860年到1894年，满洲贵族中先后出现过两个洋务派集团，前一个演了一场悲剧，后一个则演了一场丑剧。在这里着重说对当时社会更有影响的第一个集团。第一个集团以奕?为首。这是满洲贵族中因为签订《北京条约》，皆有对夷人屈辱之玷，厉害荣辱相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他们既是清统治者中第一个表述愿意接受侵略者在中国制造半殖民地制度的集团，也是侵略者乐于扶持和改造的第一个对象，因而也就又成为清统治者中第一个主张并实际推行向侵略者“借法”来维持半殖民地制度下的封建统治现状的洋务集团。在1861年政变前，他们是这种“借法”活动的接受者，政变后他们掌握了政权，则进而成了主持和推行这种活动的总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有一个人在这场洋务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这人就是当时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她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七年，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并尽可能坚持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序的新事物而且原先对“夷人”并无好感。但同时她也善于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她也在镇压各次人民斗争和起义过程中，看到了洋枪、洋炮、洋船的用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慈禧太后虽也和顽固派唱同一调子，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她还能同意兴办新式军火工业，搞一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一般工业。也许因为她的暂时支持洋务派的政策让洋务对现代化作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2.从资产阶级维新派角度上说：A．从早期维新派看：学术界一般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从现代化理论看，中国是半边缘化或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是后发晚生型。 19世纪后期兴起的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为新兴的社会群体，大多较早接触西学，熟悉西方政情，受西方影响较深；或留心经世之学，直接参与洋务新政，洞悉旧体制的弊端，从而萌发出了近代早期的民族主义重商思想和民主观念，反映了新的社会群体要求抵御列强侵略 ，发展民族经济，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这类维新士人曾长期求学，生活于上海，香港，澳门等“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与传教士接触密切，或出身于洋行买办，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早期维新思潮虽然与洋务思潮有着许多共同的认识，但也有高出洋务思潮发展水平的地方。其思想特色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护尚富民，支持商办企业。二是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早期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自然地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因此，总的来说，早期维新派在某些方面汲取洋务派中的进步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的思想观点甚至比洋务派的更加先进并且有利于现代化的影响。B.康梁维新派看：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宣传他们的变法观点就洋务运动展开了大张旗鼓地批评。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与之相比，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这一批评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本质，即“中体西用”思想。梁启超又对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说：“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个人认为维新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洋务运动并未对中国近代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产生了种种弊端。但这只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难免有夸大其词，不符事实之说。3．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角度上说：以孙中山为例。洋务运动时期维新改良思想已是当时最前沿的思想了。虽然孙中山后来成为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但在洋务运动时期比较偏向于改良派的温和思想，他回国后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激起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开始产生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上李鸿章书》)，洋洋洒洒8000余字，详细谈了自己关于洋务新政的看法。文章中孙中山认为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意在期望拓展洋务之领域，不断推动洋务运动的进程。对于洋务运动的效法西法，孙中山很是追捧和赞扬，“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无论在什么时候、怎样的改革都会有阻挠者得存在，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也表现出了洋务派勇于冲破“成例”，迈向新生的精神。是孙中山非常推崇的。“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此句则体现了他对顽固派的谴责。不过孙中山对洋务运动也不是一味的赞扬，他结合自己留洋时的所学所看，提出来自己的不同看法，如在农事方面，提倡与鼓励种植鸦片，认为这样既可以抵制鸦片，又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同时也指责洋务运动虽取得成就，但也只是皮毛而已“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总之，在此上书中孙中山多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由上而下的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改良措施，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局限，是孙中山早期思想矛盾的产物，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但是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并举，最后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洋务运动的殷切期望。这都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解除封建主义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4．从外国人角度上说：我们不可否认洋务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洋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税收大权，有的担任军事顾问，有的作为传教士来中国创办学校，街道上，建筑上，思想上，西方人已在各个方面影响社会生活。洋人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即思想上的蔑视，战略战术上的重视。思想上的蔑视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所造之器的蔑视。左宗棠在建造轮船招商局时曾说：“中国所造之器可与英美相媲美。”然而《北华捷报》说“能供沿海之省巡辑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至是废物。”战略战术上的重视：即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著名的代表人士有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中以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最为著名。他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现今，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而作为西方人的著名代表威妥玛，在他的《新议论略》中提出“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总之，洋务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兴起的，洋人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来看待这件事情，但也不可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填上的一笔。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以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5.从2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角度上说：在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十几年时间里，陆续出现了一批运用唯物史观来论述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的著作。关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够从当时整个社会机体内部的联系中去考察和分析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都认为洋务运动是抵御外侮，挽回权利为目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周谷城，任时先等人，都认为洋务运动是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比如李达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况》和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中就肯定了洋务运动在中国产业革命开始进程中的首创意义。他认为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逐渐脱去了封建的外衣，而向近代化社会方向运动了。他说“由于洋务派办军事工业，就逐渐输入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批新式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到了八十年代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等企业中都有商人的股本在内，而且不断出现纯粹由商人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民族的产业资本在这个时期，确定强大起来了。”同时，他们也肯定了它对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起的变革，以及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李鼎声说这是中国科学文化的启蒙运动。吕振羽1940年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1938年何干之的《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史》一书从另一个角度即中国思想变革的角度来评论洋务运动。他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是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到对外独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他指出洋务派所了解的变，是很浅薄，很皮相的变，连做梦也不曾想到政治的改革。他说他们的观点，从今日的知识水准来看，不免也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但是作为近代思想的运动，不能过小评价他的价值。他们大都把洋务运动的同中国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阶级史学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政治，外交活动，特别是对于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以确定革命方略。6．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角度看：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的分歧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史学家之间，而且常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这主要是方法和认识上的问题。其中争论中最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姜铎，由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轮的“保守派”。姜铎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占主要，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姜铎指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微弱的，效果也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中国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姜铎的观点与40年代范文澜与50年代牟安世全面否定说展开了60年代的争论。而新争论的阵容是徐泰来与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斌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政变 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他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目前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很明确，讨论还再继续。但是在认证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个讨论继续下去，对于推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很有意义。7.从自身分析角度看：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或肯定，到如今的相对正确的认识，的确是一个值得揣摩的过程。个人认为洋务运动从当时来看可能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首先，从当时来看，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由于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且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最主要是由于其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就注定洋务运动会失败。军事工业目的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因此运动不能为国求强。民用工业主要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困难，且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合办，因此不能为社会求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结束。因而很多情况下也许它并没有我们所想的对现代化产生如此丰厚的影响，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其次，从长远来看，各方面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1）它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一些抵制作用。（2）洋务派办民用工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3）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4）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5）购买或生产的一批武器装备了清军，在一定程度上争强了国防力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影响作用的逐慢显现，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有价值的一面。当然，洋务运动对社会发展进步各方面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影响，但无论哪个领域都不是绝对的，积极亦消极都会蕴于其中，假以更为深刻地探讨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仅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社会生活方面试以分谈。政治领域：提到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影响，首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执行者，即洋务派。他们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制度便可长治久安，他们这种“中体西用”主张，本意是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然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洋务派的这种局限性。所谓的“中体西用”并没有使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方面协调发展，只是注重西方器物而不重制度，是在技术上的洋务。但随着“西学”影响日广，西方的近代政治意识必然会伴之而来，这些先进的思想制度则必然与落后的封建制度相矛盾，这无疑在客观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是我国迈出了由“封建化”向“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激发了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政治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还要注意到当时改良主义对于洋务运动的态度是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一些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部分洋务派官僚已经开始了对西方议会政治的注意，这可从当时的这些人的言论中看出。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清史稿》中文祥说的一段话：“（西方国家）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其卿士也；付下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平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中国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这些言论说明当时开明的知识分子及官僚已经开始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也认识到光学器物不引进制度是无法长久发展的。但由于受自身阶级局限行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学习西方制度开设议院的目的是在于上下沟通，以消除君臣、君民之间的隔阂，并为破坏封建的统治秩序，与“君权至上”不相违背。虽然其并未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但也对中国近代化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如日后的维新思想便是以这些朦胧的关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的基础而来，此后学习西方制度这一思想渐为人们所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预备了多方面条件。经济领域：洋务运动,从经济上讲,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求富”和“求强”的运动。它以创办机器大工业工厂为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洋务派官僚虽然掌握洋务运动的大权，但他们只是洋务运动的言者而非行者。真正洋务实践运动还需要洋务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是洋务运动这个原子的电子。①洋务企业家把西方的生产技术引进了古老落后的中国，大机器代替手工磨等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他们引进的大机器生产在手工业尚处汪洋大海的中国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千里蚁穴，毁于蚁穴，他们引进的大机器就是蚁穴，只要假以时日，最终必定能毁于手工劳作这一千里之堤。其先驱前路之劳，拓荒开疆之切是永不可灭的，当时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成本，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物资条件和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很长时期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现代经济管理经验而言：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 ，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是我认为以夷为师，必定要经历一个模仿揣摩的过程。100多年来，中国摸索着进入了中国式的工业革命的道路，今天，随着WTO的加入，在将成为世界的制造加工厂 ， 但我们缺乏管理人才，于是在外企中成长的一批职业经理人脱颖而出，在民企、在国企、中他们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把民族企业的管理国际化——一一场管理上的洋务运动。它反映了一个新的变革趋势，国内有一批企业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企业这样干下去不行，无法与外企比拼，热切愿望请职业经理人，而所谓职业经理人是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 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当然，这些聘用的人中依旧不乏洋人，如何“洋为今用”，借助洋人技术和管理以整合资源来实现自身国家化，而非停滞不前，受制于人。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考衡，要的并不是东施效颦，认识不到“差异化”对于战略决策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意义，一味模仿其他企业成功的经验，跟在：别人后面拷贝模板，是一定要失败的。虽然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在现代化经济作用中意义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决定了它的某些特征不符合现代化的潮流。①表现在它的封闭性。虽然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 ,但是由于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剧 ,中国仍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 的落后的农业国家 。从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企业我们可以看 到 ,1873 年以前兴办的企业主要是军事工业而没有兴办其他 任何企业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武器外 ,不仅不生产民用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设备 ,还担心军事工业的 技术外传而为民间所学用 , 主张严加禁止 , 不许技术外传 。 19 世纪 70 年代后 ,开始兴办了一些民用性企业 。洋务派的看法仍然是从维持和发展军事工业出发 ,把民用工业看成是 首先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企业 。如他们强调办轮船招商局时 “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 ,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兴建开平矿 ; 务局是为了保证 “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即为洋务 , 派所办军事工业和轮船招商局服务 ; 创办电报局更是明显地 为着军事目的 “欲通军信 ,则可有电报之法”兴办汉阳铁厂 , ; 也是 “为制造轨械兵船之根本 ,关系军实需要” 。并不是说创 办非军事工业不能和不应该为军事工业和军事目的服务 ,办 民用工业为国防服务是必要和应该的 ,问题在于洋务派办了 二三十年的工厂 ,还主要立足于军事工业和军事的需要兴办 民用企业 ,而很少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来规范近代工业的发 展 ,这就有形无形地为兴办民用企业划定了一个范围 , 直接 影响人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创办民用性企业的地位和 意义 。而且还规定这些企业 “只许华商附股搭办 , 不许另行 设局” 。这就足以说明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方针 , 并不是为带动整个民族工业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 ,使中国经济迅速 近代化 ,而是为维护旧的封建统治而兴办一些近代民用企 业 ,这是不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②另一表现是非市场性。这一时期官办企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 ,军用企业的产 品不计算价格 ,不参加市场交换 ,在生产过程中起支配作用 的是军用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不是它的交换价值 。军用企业 在经营中不计算盈亏 ,因之无利润可言 ,从而也不存在利润 转化为企业内部积累的事实 。资本主 义的目的 ,是为了价值增值 ,不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 , 使用价值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以这个原理来看清政 府的官办的军事工业 ,显然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这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趋向是不符的。文教领域：一个美国现代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训练有素的官员阶级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美】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出版第三页。）其思想反映了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认识到科技和教育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并阐发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一股科教救国的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以“求强”和“求富”为口号，兴办洋务企业的封建官僚集团史称洋务派。在进行洋务活动的过程中，他们深感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于是就开启西文教育，创立西艺教育，提倡留学教育，大大提高了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他们的教育主张的推行，也成为中国教育观念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教育和技术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在促进中国教育由传统的封建制教育向近代化西式教育的转变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等措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同时也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打下了基础。李鸿章是西艺教育主张的极力鼓吹者。他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辱之资，自强之本”【中国史学汇编：《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十四页】要自己制造船炮机器，就必须建立西艺的学堂，培养自己的人才。由此我也想到我们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①西文教育是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这种教育主张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原因是因为外交上的需要。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这就必不可少的同外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那么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所以说西方语言为现代化学习外国语言奠定了基础。其表现为洋务派不仅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各种性质的学堂，聘请了外国人直接传授知识，而且十分注意翻译工作。他们组织翻译以“西文，西政，西艺”为主，另外还翻译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总局，都先后翻译了一批西书。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报刊也有了显著的发展。②改革教育制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以“尊孔读经”为宗旨，以灌输“三纲五常”为原则，以科举制度为网络人才的办法。它以“四书五经”为选题范围，以八股为体裁，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紧紧地束缚在就得封建框框之内，使它们的不到充分发展和创造，造成教育的落后和陈腐。为了造就新时代所需的新式人才，必须推广“中西之学，宏开登第之途”，改革教育，引进西学，以西学之精否为取士的标准之一。在60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宣传科举改革的浪潮。与此同时，一批洋务派官僚纷纷上疏清廷，企图依靠皇权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1887年，江南监察御史陈莹上奏，建议将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细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举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和“中学”同考。随后，又下诏废止了八股，新的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历史的需要，历史的必然。③提倡留学教育，为了自强御侮，不同的是他将学生派往海外，以便更深入地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认识到，要进一步掌握西方的科技知识，仅依靠甚少的西艺学堂是不够的，必须派一部分学生到西方诸国探测其技艺之奥妙，深究其理，洞彻本源，已收远大之效。在1872年，派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改革中的一大创举，它是中国教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其代表人物有詹天佑，严复，华衡芳，许寿，许建寅等。而他们在之后现代化建设中都起了积极作用。④创办新式学堂 洋务派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以创办新式学堂为突破口的。日，中国的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是一所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馆内先后设置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东文馆等。1866年，同文馆有加设了科学馆，以便学生兼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文馆的设立，终于迈出了中国教育培养近代人才的第一步。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给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教会学校是中国传统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被并称为新式学堂，但教会办学规模大于洋务教育，除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洋务学堂并无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其中的“西文”和“西艺”部分，都是当时中国人急需了解的西学成份。教会学校的广泛设立无疑加速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相近代教育转变的起步阶段，需要大批懂“西学”的新式教师，但当时非常缺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至少在知识结构上符合新式教育的需要，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乃至维新时期，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教师的重要来源。教会学校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策略调整，抓住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的这一转机，从70年代到世纪末的近30年时间里，实现了教会学校数量的扩张，完成了由早期的零星自发状态向专业化和制度化转变。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从19世纪60至90年代的逐步发展，其人才培养目标，军事技术人才扩展到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的技术人才，教育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在这一觉与主张的推动下，中国创设了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学堂，适应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其成绩是不可磨灭的。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西艺教育主张并不因此消失，不但如此。所办技术学堂还越来越多，逐渐与维新派的有关主张合为一体，对现代化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外交领域：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 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一次伟大的回应。它的重要意义，不是用几个新式的工厂和企业就能说得清楚的。洋务派的改革举动十分丰富，尤其是在对外主张方面做出了许多创举。①．总理衙门。1861年1月正式成立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专门办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机关。总理衙门下设的京师同文馆也培养了许多外交和翻译人才，洋务派还在地方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发展。总理衙门是我国第一次出现了专事外交的机构 ，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变革迈出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外交机构开始迈进近代化。②．派遣使节，开展近代化外交活动。自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经常参与外交事务，他逐步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进入国际外交的必要性。他奏请清政府将具有一定外交才能的三四品京堂大员，分别派驻日本、美洲、欧洲各国。1873年各国派遣公使同清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5年12月，清政府正式任命陈兰彬、容闳为外交使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 1876年11月派候补侍郎郭嵩焘，刑部员外郎刘锡鸿出使英国。这些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利益方面，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自1877年起，清政府也相继在英、法等世界各地设立了几十处领事馆。公使馆和领事馆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步完备起来，黑暗过后的曙光，促进了中国走进国际社会，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③．国际意识的产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清政府也开始接受国际法。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直译为《国际法基本原理》或《国际法要旨》一书的刊印出版，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国际法的传入，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这也引起了其外交观念的转变，“万邦宗主”、“万国来朝”的虚幻理念渐渐淡化，中国外交由传统逐步步入了近代化历程。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a、国家主权平等思想的产生国家主权平等是近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然而，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中国为“天朝上国”，其他皆为“夷狄之邦”。当面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明显优于自己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时，这种虚骄自大的观念受到了冲击。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晚清一些精英分子开始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转而接受了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1864年4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在中国领海的商船之争时，奕诉曾初步提出过国家主权问题。1875年3月，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时又提到，马嘉理未经中国地方官同意，擅自带领武装探路队深入中国内地。郑观应也说：“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以性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也。”（注：郑观应：《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里，他已明确表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最早和最强烈引起中国人注意的国家主权是协定关税、利益均沾和治外法权等问题。b、均势原则的接受和运用一个弱国，处在列强环肆的世局当中，必然要学会使用一定的外交技巧，以保证本国的基本生存。在这种情形之下，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互相牵制，从而保证自身独立和生存，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方法。纵观清朝政府的外事活动，无不体现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以夷制夷”。而我认为，这就是洋务派主动应用国际政治中的均势理论的例证。李鸿章有意识地利用均势原则“以夷制夷”，就有几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马嘉理案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总之，以上都是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几件大事，虽然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最终未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甚至还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但晚清外交官员通过对国际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的运用，加之个人的民族义愤与外交才能，不仅维护和挽回了一些国家利权，而且也推动清政府接纳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外交体制、外交理念，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清朝官员不熟悉西例的状况，从而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军事领域：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鼓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洋务派，在大量购置新式武器的同时，还大张旗鼓的制造新式枪炮和兵船，创办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建立了一批军火工厂。如曾国藩所开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作为洋务派官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虽然还不是最典型的新式军用工业，但与传统的官办军用工业已有所不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俱用该局自己培养的华人驾驶，不但制造出了轮船和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制造出了钢夹船，船政局在海防建设中的作用与贡献是十分明显的。再来就是张之洞所创办的汉阳枪炮厂，所造的枪炮为全国最新最精的产品，质量也在他局之上。该厂规模宏大，机器先进，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雇佣工人为一千二百人，是洋务运动后期所创办最大、最有效的军工企业。但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创办军事工业最有效的是李鸿章所设的诸局。其设局所仿造的新式武器，可以说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进入到萌发和尝试阶段，为此后完全机器生产的大型现代军事工业的创建打下基础。其意义有三：第一，它证明了中国可以自行制造新武器，打破了守旧心理和思想上障碍，进一步坚定了自造和推广新式武器的信心和决心；第二，其产生了进一步改造新式武器的思想，如李鸿章自己所说的“其长炸炮及洋火药非得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文忠公全书》）；第三，其开启了新式军事工业的先河，如江南制造总局、早期建立的三个洋炮局等，这些局虽以手工生产为主，设备也相对落后，生产的技术和能力相对低下，产品质量较外国也相对较差，但他们进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尝试，也为后期现代化建设所继承和发展。在洋务运动后期，又进行编练海军和筹建海防的建设。清政府在购买船炮以建立近代化海军的初次尝试失败后，一直仰慕西洋坚船利炮的洋务派便立即开始了自设船厂造船和筹建海军的活动。光绪十年，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具规模，虽然由于没有形成统一整体和对海军训练的松弛，也不更新船舰和海军装备，使得三洋海军在中法、甲午等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已然名存实亡，但海军的建立却是洋务派在军事近代化上的又一次尝试。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也不断被注入了近代化的内容。通过器物、教育与制度层面的互动,洋务运动在物质与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正如夏东元先生指出:“洋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也就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的相应的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近代化就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的发达国家的过程,洋务运动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对于中国自身来讲,它是清军使用原始的冷兵器的比例减少与近代先进火器使用比例逐步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从中外武器对比来看,它又是装备近代洋枪洋炮与铁甲战舰的清军,与列强的武器差距逐步缩小赶超西方的过程。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社会生活领域：洋务运动对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①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般士人迷恋于科举之途，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洋务运动重要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中国科技发展史重要的一环，对中国由古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的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地位上升。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③办刊译著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洋务派在大力办学兴教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我国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大的当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局两个出版社，至今仍为我国著名的出版机构。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④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增长。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说：此举是为了“是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可见，洋务运动活动中包含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的接轨。⑤从意识形态上看，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方的风气日开，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绝对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先进思想，这就很自然的对于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准则起分解作用。除此之外，从衣食住行到礼仪婚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并推演到现代化领域，而这些是与我们关系最紧密的也是感觉最明显的。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传统穿着的长袍马褂，在洋务运动中出国留洋回来的有些新式人才把西方的一些穿衣风格带回来——西装。也广州和香港也有人模仿洋人打扮，更有商人穿着洋装。食：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在北京天津等地开设了不少西餐饭店、西餐馆。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富豪、商贾）前往就餐。住：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但在西方文化传入后中国的建筑同样趋向西化，中西结合、不土不洋。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小洋楼、花园洋房等渐渐取代了四合院。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行：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木船以及骑马、骑驴等。其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在19世纪80年代修建的从唐山——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变化表明了未来传统的代步工具逐渐被新式交通工具所取代，动力由人力、畜力向机械演进，呈现交通近代化的趋势。社交习惯：传统的社交礼俗中，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但自洋务运动后西方观念的影响，渐渐改为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这都是反映了社会在进步的趋势。风俗习惯：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洋务运动时期派出的留美学童则揭开“剪辫易服”序幕。改变了中国人落后的形象此后在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解放了妇女，冲击了封建旧伦理纲常。在洋务运动后，男女大多不再是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比较倡导婚姻自主（戊戌变法后），婚礼过程删繁就简。上诉这些方面都经历了盲目排外到向西方学习、由过去的封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趋近的过程。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大大丰富了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并描绘出了社会生活开始走向近现代化的广阔画面。 三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虽然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因其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不良影响。现代化作为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观念意识的转变。其中洋务官员的思想现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使古老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同时它又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发生影响，推进社会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自强求富为目的的现代化运动，根本的目的也在于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然而，洋务运动又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维护封建主义为己任，只是由封建统治家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而不从社会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动力。中国人想要努力抓住历史的机遇，追赶世界潮流，在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一度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尽管过程尽是艰难曲折，但是凭借中华民族的魄力和勇气还是在现代化的快车上占到了一席之地，现代化还是取得了相当成果。遗憾的是中国最终未能把握住这一历史潮流，强国之梦想也伴随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灰飞烟灭。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是多么的幸运，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愉悦。但总不能忘却，洋务运动揭开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是中国现代化历史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环，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现代 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相关参考书目：《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梁勤《简明中国近代史》 陈振江《清史》下 李治廷 （上海人民出版社）《清史稿》 赵尔巽 等 中华书局《清朝史话》 夏家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清季的洋务新政》 第一卷 樊百川《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 宫明《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 中华书局《清末洋务运动研究》 夏东寅《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洋务运动史》 夏东元 华东师范出版社《中国全史·清代卷》《中国近代史史稿》 张寄谦《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虞和平、谢放、 张海鹏 《中国通史》 白寿彝《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程美东《梁启超传》 徐刚《从传统走向现代——构建我们的现代化文明观》 张光兴 张劲松 本文由(www.wenku1.com)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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