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有嘻哈？北京有丹镇 | 正午故事

2017年，《中国有嘻哈》在短短几个月内让Hiphop成为潮流，点燃了整个市场。“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膨胀得太快了，说白了就是泡沫，跟楼盘一样，虚假繁荣。但你又必须承认，我们都从中获益了。大家都知道以前北京Hiphop的氛围有多好，现在好起来了吗？”

School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这是一个很小的场子，木头墙上贴着杂乱的海报和贴纸，舞台后墙悬着一幅涂鸦挂布，乱喷着几个英文名字：N-Bomb、Saber、C-Jam、Sistakilla.L、ODD COUPLE……上方是四个笔触又硬又拙的大字：丹镇北京。挂布跟前的舞台是一方狭小的平台，仅一级台阶高，挤挤挨挨站着七八个MC，晃动着，麦克风头朝下贴着嘴，用力地唱。穿黑T恤和白T恤的年轻人们塞满小小的场地，人贴着人，每件衣服都是湿透的。人堆里举着许多拍照、录像的手机，满场起伏的头顶冒着热气。

还在持续升温。节奏加重，警报响起，台上裹头巾和利落平头的两个高大小伙子高高举起手臂，“all da hardcore stand up, real underground rise up!”他们打着节奏一下一下有力地倾身，台下举起一片挥动的手臂。

接着是全场齐声跟着MC奋力高喊：“丹镇北京！丹镇北京！丹镇北京……”一遍又一遍。

也是在这天晚上，综艺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播出总决赛。屏幕里宽阔的舞台上，变换的灯光营造出炫目的氛围，决赛选手在聚光灯下表演，身边是伴舞和明星制作人，观众在距离很远的区域跟着节奏摇晃。从6月24日第一期播出截止到9月上旬，这档节目累积播放量超过27亿。

过去，Hiphop是属于一小群人的小众文化，说唱歌手在酒吧和Livehouse演出，最大的舞台不过是音乐节。《中国有嘻哈》却在短短几个月内，让它成为了潮流。“Freestyle”成了滥网络的流行语，连脏辫店的生意都变好了。参加《中国有嘻哈》的说唱歌手粉丝数暴增，收入显著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签了公司，一大批Hiphop广告歌迅速地出现了。

无论是演唱会还是Livehouse，Hiphop演出越来越多。从八月开始，北京的糖果星光现场每周末有一场Hiphop演出，其他大大小小的演出现场也增加了Hiphop场次。半年里我在北京看的演出中，人最多，现场最炸的，都是Hiphop。当然也包括丹镇北京，他们是北京Hiphop圈演出最多的厂牌。

丹镇成员海啸23岁，十项全能，既是MC，也是DJ，能做Beat，也能拍视频。丹镇一周年专场的幕后工作，主要由他和厂牌经纪人二子负责。

两天的专场演得痛快，但海啸很难说满意。他对这次专场的预期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出，而是一个有完整设计的秀——主题定为“返校”，因为丹镇北京正式成立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School。他们还拍了一个模仿《热血高校》的宣传片。两天的演出分别命名为“Class begins”和“Class is over”。第一天演出开始时响上课铃，DJ Quaver像老师一样夹着黑胶碟穿过人群走上台，放一段音乐。MC在第一首Cypher中登场，他们分别隐藏在场地的不同角落，轮到谁唱，追光就打过去。他们还设计了丹镇的黑白两色T恤，让观众领到后穿上，在场地里，黑色站一边，白色站一边，代表两个对立的班级。第二首特别躁的歌表演时，大家就Pogo起来，冲破分割，融在一起。那意味着，在丹镇返校日，无论黑衣班级还是白衣班级，当这首歌响起，我们就混在一起。

还有许多具体的细节设计。总之，为了这次专场，整整一个月，二子每天七八点下班后都要到海啸家继续上班，两人落实核对演出大小事宜，每天都讨论到两三点。

遗憾的是，场地受限，资金受限，大家的时间精力也很不够，绝大多数设计没能落实，最终呈现的还是一场常规的演出。场内POGO也没能实现，挤在台前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的女孩。

Hiphop》里有这么一句词：“从烟酒暴力到研究贸易。”这是他一年来的感触。他说：“我们最开始是无忧无虑的，只是想写一首歌，演一个出，演完喝酒去。现在可能这些东西都变了。我们讨论的都是，这首歌该怎么发，怎么设计舞台，怎么考虑观众的感受。之前可能台下就是一百来人，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现状已经不是这样了，你没办法不去考虑这些。这个市场把你推得更专业了。如果你不把自己并到产业化那条线上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阶段站到一个高的地方。”

海啸学的是传媒专业，“从市场的角度看，我觉得《中国有嘻哈》做得太牛逼了，点燃了整个市场”。接着他又切换回音乐人的身份：“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膨胀得太快了，说白了就是泡沫，跟楼盘一样，虚假繁荣。但你又必须承认，我们都从中获益了。我有更多活儿了，挣到更多钱了。”

现在，丹镇北京成立一年了。有些评论会把丹镇和隐藏、阴三儿、龙胆紫列在一起，作为北京Hiphop从过去到现在的代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海啸说，“大家都知道以前北京Hiphop的氛围有多好，现在好起来了吗？还很远吧。更何况，现在‘好’的评判标准已经变了。”

从2004年开始，Section6已经办了好多年。

这是北京老牌的地下Hiphop Party，由最早一批做说唱的前辈王波牵头，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在愚公移山live House举办。Section6几乎算得上是个公益项目，门票30元，很便宜。主办的人义务办，演出的人免费演。

王波对地下Hiphop有很诚挚的愿想。他认为，Hiphop应该是包容的，即使是尖锐的、偏激的、脏的、黑的，它都拥抱你。它也应该是真实的，能把你从人为构建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里，拽回内心。

Section6现场总是挤着帽衫、棒球帽和篮球鞋，都是躁动的小伙子。很少的几个姑娘全是特飒爽的，胳膊带画儿的姐姐。DJ一放音乐，大家就晃起来。台上的MC轮番Freestyle炸，底下蹦成一片。画面有点像帮派大会，王波野得像个强盗头子，在台上跨步横行，一挥胳膊一抬腿都气势汹汹的，嘴贴着麦克风，狠词喷薄而出。

Section6吸引那些“坏”孩子和怪孩子。

黄硕和梁维嘉都是被学校劝退的“坏”孩子。他俩上同一所高中，学校开大会把两个学生拎出来通报批评，高二黄硕，高一梁维嘉。

黄硕12岁就开始听Hiphop，他戴一顶棒球帽，穿巨肥大的校服，走路晃晃荡荡。16岁上高一时，黄硕纠集校内校外一帮哥们儿，把抢球场还打人的高二大哥堵了，一下赢得尊重，成了学校里的“扛”。他打篮球很厉害，抓筐跟玩儿似的。好多小学妹守在场边看，问他，“能要手机号吗哥哥”。

退学之后，黄硕没事干，就在家试着写歌，玩说唱。他下了个叫Cool Edit的录音软件，用破麦克风录歌，发到网上。全都是又冲又硬的风格，歌词里有很多脏口。后来，他在网上结识了几个同样玩说唱的年轻朋友，花在说唱上的时间就更多了。

黄硕仗义，人缘很好，身边跟着一帮兄弟。过个生日得分三拨，一伙人成群结队上台球厅，直接包五个案子。他第一次演出，光他朋友就去了七十几个。

梁维嘉初三就知道黄硕。他去上厕所，撞见黄硕和几个哥们儿在里面抽烟，一圈人传一根，一人嘬几口。后来发现两人住一个院，就熟起来。

梁维嘉是从黄硕给他的50Cent的《The Massacre》开始听Hiphop的，他很喜欢这种音乐的激烈、直接。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写着写着突然想试试写歌词。他从黄硕那儿了解了一首歌基本的结构框架，写了一首《The Beginning》，意思是，这是他做说唱的开始。第一次演出他紧张得腿软，想回家，鼓足了勇气才站上舞台。梁维嘉以前有点结巴，在人前说话挺怵的，声调都不敢抬。他不是个自信的人，是在写了很多歌，有了足够的舞台经验后，才愈发笃定，自己真能走这条路的。

在Section6，黄硕唱《独立日》，一首往死里躁的街头造反的歌。“所有我的哥们儿，今天跟我一起躁！让你知道我的说唱，就是一杆炮！”王波在一旁特别激动地指着他，“这小子牛逼！”

有Battle比赛的Hiphop活动，参赛选手是免门票的。张千总是一个人来比赛，一个人看演出。他的成绩很好，在圈里有了名气。张千是表演专业的大学生，瘦长瘦长的，身形单薄，脸也单薄，看上去形单影只。他总是自己呆着，写词，说。2008年他大二，第一次参加Battle，一开口就蹦出股谁都看不上的张狂劲儿，把大伙都惊了。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自己练了四年Freestyle。张千给自己起名Big Mirro，很长一段时间里，Hiphop是他唯一的知心朋友。

另一个学表演的小伙子是刘锐。刘锐是那种挺随和能互相岔的朋友。但对认定的事非常较真。比如，表演课上的一句台词：“你和我的妻子在干嘛？你们在做爱。”他说“做爱”不对，应该用“性交”，因为剧情里的两个人刚认识，没爱成那样。就这两个词，他和表演老师较了一个学期的劲。以至于期末的汇报考试，老师没让他演。刘锐努着劲考上中戏，结果挺失望的。入学时，学校给新生每人发了一提箱六十本国内外经典剧目台词，有人没几天就给卖了。女同学成天化妆、拍照，发个状态都是“今天本小姐又花了三千”这种。男同学就泡夜店和KTV，天天傻喝。刘锐想，这一天天的都干嘛呢。

有一回，Section6人到得特别齐，所有人都喝了太多酒，台上的哥哥们玩疯了，传递麦克风一个接一个Freestyle。王波拿到麦，跨在舞台沿，说得非常强烈。刘锐在最前排，和着他的节奏使劲跳。台上台下照着脸，一个抻脖子，一个玩命蹦。突然，王波伸手指向刘锐：“你，上台说一个！”刘锐把书包一扔，蹦上台，握起麦说了一段。哥哥们拎着酒瓶，走过来跟他击掌，勾着他的脖子乐。那是他第一次登台，亢奋得心砰砰跳。

Hiphop是生活里快乐的那部分。去看场演出就像透了一大口气，回到学校又低落起来。刘锐在这种状态下写了第一首歌。后来有一回在现场，他去跟张千搭话：“千儿，我也是学表演的，咱俩同行，应该组一组合，名儿我都想好啦，戏疯子，Krayzie Actor！”

艾迪是中俄混血儿，他有一双深邃干净的眼睛。艾迪所在的组合叫地铁，Metro Clan，缩写是MC。在Section6现场，艾迪是把人群搅热的人。音乐燥起来，他就带头蹦进人群，左冲右撞地打个转，一帮孩子满场乱蹦乱跳。

艾迪和地铁的另一个成员小心合租的屋子是个据点，几乎全北京跟Hiphop有关的人都去过他家。那是在芍药居的十五平方米开间，屋里摆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两个沙发，几乎没有站的地儿。一张很小的书桌上摆着电脑，和豪掷七千五百块买的声卡、麦克风和音箱。墙上的吸音棉是有一天艾迪喝多了，在垃圾桶边捡回的一堆沙发棉。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在这儿过夜。一屋子人好像不用睡觉，喝大了听歌，聊Hiphop，有时聊得很深，有时就是放着伴奏，写词录歌。

2012年8月25日，Section 6八周年，糖果三层人挤人，所有人都在。王波唱：“Who killed Hiphop”。一千人举起了手。

这年年底，艾迪和在演出现场认识的青海姑娘美朵在一起了。美朵从小跟着哥哥听Hiphop，2010年如愿考到全国Hiphop最好的城市——北京。美朵是个温和亲切的姑娘，笑容甜美。但说唱的时候，她的嗓音透着狠劲，很有力量，和艾迪阴暗凶狠的嗓音合拍。她和艾迪一起录歌。两人用Odd Couple的名字合作出了一首歌，成了情侣组合。

Odd Couple出了两首歌，没赶得上在Section6演出。从2013年开始，Section6已经不再固定办了，隔几个月才突然来那么一场。2014年8月，艾迪离开北京回到俄罗斯服兵役。等到2015年底他回到北京，一切都变了。

南方热闹起来，冒出好几茬他之前从没听过的说唱歌手，穿窄窄的裤子。突然一垂头，两胳膊向斜上方挥，打出一个dab手势。北京安安静静的，除了阴三儿的15首歌下架，没别的消息。好像整个圈子都没了。

Section 6停了，梁维嘉想，估计是大哥们扛不住了，大家都过得挺难的。每年过年，王波会招呼大伙开会，商量这一年的演出计划。原先是一大帮二三十个，老资格的哥哥们都到，后来，饭桌上只剩下他和黄硕这几个了。开的都是空头会，说完事喝酒，散了伙各自生活。

没人指望用音乐挣钱。他们都不小了，得找自己的出路。张千签约开心麻花，全国各地跑话剧巡演。刘锐忙着毕业考试，接着去拍电影，一进组，人就消失了。

梁维嘉很苦闷。他保持着一两个月一首的出歌频率，每周跟乐队排练。但写了一大堆歌，自己都快饿死了。除了说唱他什么也不会。毕业那年，学校安排他在酒店实习，他干了三天就跟经理闹掰了。之后就混，穷到活不下去了，就找个导购、促销之类的兼职救一救。有时候去看他爸爸，到点了还磨蹭着不走。他爸就明白了，“又没钱了吧”，甩过去一千。他拿着钱走出去，心里的滋味没法形容，太苦涩了。

2015年，他跟家里借了几千块钱，和黄硕合伙开了一家爬宠店。刘锐他们有时去店里玩，几个人就商量，太久没演出了，要不把北京同一拨这小十来人攒一块，自己办一场吧。

刘锐在英国一个厂牌的合集里听到一首《London Dungeon》，很好听。他查“Dungeon”，是地牢、地下城的意思，就跟大伙说，“这词好，特稀，咱们就叫Dungeon Beijing”。

2016年1月17号，Section 6出来的哥们儿终于又在愚公移山演了一场“Dungeon Beijing”。演完每个人分到了几百块钱，大家都很满意，觉得应该把它做下去，做成一个厂牌。

演出的感觉真是太爽了，从腹腔到喉咙都是通的。演完一身汗，特痛快，想赶紧来瓶啤酒。

2017年Section6河南巡演洛阳站王波、丹镇北京和观众合影，那天是黄硕生日。

黄硕有一套录音设备，特别简陋，电脑边上一块声卡，书桌旁立一根杆架，架一个六百块钱的麦克风，吊着一副大耳机，都使了好些年。录音混音技术是他自己一点点琢磨的，野路子。黄硕是爽快人。朋友找他录歌，他就说：“来吧，瓷！”刘锐、张千、梁维嘉都来他家录歌，录出不少比录音棚录的听着舒服的东西。他能用低端的设备做出中端的质量。他有点儿得意地笑：“真正的Underground就是用穷东西干牛逼的事儿。”

他的音乐风格是硬核。硬核的表达比其他风格更加激烈，它一定是反流行的，更重内容和态度，弱化音乐性，强调力量感和煽动性。“硬核是这样的”，黄硕击出一个拳头。

第一次击出拳头是读小学时。黄硕小时候挺乖的。但老实孩子招人欺负。他挺蔫儿的，自己憋着委屈。直到有一天又挨打，他终于给逼急了，怒气冲头还了手，一出手居然把坏孩子打哭了。以后就搂不住了，老打架。

四年级，黄硕搬到西城跟父母一起住。爸妈总吵架。他挺烦的，羡慕那种一团和气的家庭。妈妈脾气特别冲，黄硕一不老实就打他，拿巴掌扇，用擀面杖打。母子俩没话，一说就吵。爸爸不打他，溺爱，七八百的篮球鞋也给买。黄硕闹事了，他带人家小孩去医院拍片子。完事还把儿子叫到自己开的餐馆，做盆水煮鱼给他，苦口婆心叮嘱：“以后可千万别再惹事儿了啊。”

和义社是和平里一带的青少年帮派，黄硕的表姐在里面。小混混拉黄硕入会，他放学不回家，跟着他们上西单“切”钱。四五个人一伙，大孩子说话，他只管在后边杵着，唬人。哥哥们说，你别老穿那么大衣服，换一身西服去——小混混都那么捯饬，小西装或者阿迪三道杠，夹个小手包，看着显老。手包里揣的是一柄管刀，细管子，拔开是刀，管刀一拔，扔了刀，抡管打。毕竟都是小孩儿，也怕出事。

跟他们呆了一阵，黄硕就不大去了，欺负人的事他不太喜欢。他其实就想有一大圈朋友，互相关照，一块儿玩，高高兴兴的。学校朋友多，但他只念到高二。学校关心升学率，刺头一个个被劝退，学费也没还。黄硕妈妈到学校，看见他在德育处站着，手续还没办呢，已经不让他上课了。妈妈很生气，劈头盖脸冲老师说：“你们家也有孩子，你想想你们家孩子……”把德育处主任说哭了。

黄硕说，妈妈是他见过的最硬核的人。

退学在家那段时间，黄硕开始写歌，歌词无非是些“老师傻逼，哥们儿牛逼”之类的东西。Hiphop教给年轻人一种不服、反抗权威的态度。十几岁的孩子有什么可反抗的呢？只能是学校和老师了。

在家呆了半年，黄硕进了一所成人大专，那几年过得特美。学校在清河附近，特别荒，周围都是坟堆。学校乱，学生也很野。有土流氓来闹事，握着消防斧追着干。篮球场有块场子别人不敢去，是给黄硕这帮哥们儿留的。他们每天中午打篮球，下午上课好一会儿了，才拎着吃的进教室，坐下先吃，吃完睡觉。有时候刚过一节课，哥几个觉得没劲，就爬山去了。

毕业的时候，一帮浑蛋哥们儿都找到工作上班去了。黄硕没实习，也不求职，正儿八经上班他干不了。他挺想认真做音乐的。不过，音乐不挣钱，他还得想辙活下去。那阵子，他和两个朋友试着卖衣服，一批货分下来每人一千来块钱。后来又零零散散倒过模型、管制刀具，还在唱片店干过一个月。他挣的钱也就够零花，有时候特别拮据。跟朋友吃饭又让人请了，又跟家里要烟钱了，这种时候就挺想叹气的。

黄硕爸爸以前在区政府开车，后来自己开餐馆。有一段时间他去餐馆帮忙，看到那些政府的人，来了就包个麻将桌，大吃大喝。饭桌上吹牛逼，搞关系、贪钱、包二奶的事都拿来炫耀。后来餐馆不景气了，开始赔钱。爸爸心里堵，每天不喝酒睡不着觉，睡着了，在梦里骂人。接着，上头一个政策下来，拆违建，饭馆那栋建筑就被盯上了。管事的找上来，只能又交几万块钱保下来。餐馆生意愈发惨淡，实在赔不起，只能收了，亏了八十万。

黄硕眼看着爸爸颓下去，每天酗酒。除了多去看看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爸爸自己住在后海，一喝，车轱辘话来回念叨，他就听着，陪他喝。

黄硕长大了，不那么混不吝了。他想的事越来越多，话也变少了。他深夜里坐在房间里写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熏眼睛的浓烟里，他写下这样的词：“戴着大檐帽子，合法的暴力执行。权力的基础来自更多的士兵。垄断着你的经济，垄断着武器。垄断一切文化传播，垄断你的土地……习惯了麻木，习惯了沉默，为了剥削者的承诺，努力的工作。”写完他再看，觉得这要发出去别人可能觉得他挺神经病的。再一想，可不就是狂人嘛，就叫《狂人日记》，致敬鲁迅先生。

小时候读语文课本里的鲁迅，黄硕读不明白。长大再看，懂里边的意思了，他愈发觉得鲁迅好。

2011年到2012年，黄硕出了三张Mixtape，一直用“自由言论”命名。他的歌风格很统一，反抗态度一以贯之。但并不是毫无变化。只为躁和煽动而出现的脏口、口号少了，更扎实的内容和思考多了。之前的张牙舞爪，渐渐握成了更硬的拳头。

2016年9月9日，在五道营胡同的School Livehouse，丹镇北京办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演出。厂牌正式成立了。

二子是张千的高中学长，听朋克，在一家做独立音乐演出和票务的公司上班。1月的演出之后，张千找到他，说了丹镇演出和厂牌的计划，想请他帮忙。

二子听了他们的歌，觉得北京说唱还有希望。他还发现，这哥几个除了写歌和演出，简直什么都不懂。出了新歌往微博上甩个链接，就跟发“今天吃了顿好的”一样随意。他对他们说，你们就踏踏实实写歌吧，其他交给我。

独立音乐市场早就过了野着玩的时代，运营和宣推非常重要。二子想，丹镇得在北京把品牌立起来，成为北京说唱的代表。Hiphop演出少，丹镇就自己办。参加拼盘演出也很好，争取其他歌迷。公众号和歌迷群都得做起来。发新歌的时候，最起码要有个单曲封面，能拍MV更好——现在的人更习惯看视频。二子还会提醒他们，发作品得在星期几哪个时间点传播量更高。非常重要的发布，就买热门，做投放。

有时候去外地演出，这哥几个不会主动跟人聊天建立联系，得二子来。作为整个团队情商最高的人，他还得像个幼儿园阿姨看孩子那样，谁有脾气了，得胡撸胡撸瓢儿。

从2016年9月到2017年6月，丹镇主办和成员参与的演出一共有四十多场。海啸为丹镇拍摄了9月9日的演出，之后加入团队，帮二子分担宣传和外联的工作。海啸的日程表排得很满，没法歇着。

2017年4月，丹镇北京的每个MC都收到了《中国有嘻哈》节目组的邀请。他们有点犹豫，没人知道嘻哈选秀到底什么样。但圈里很多朋友都参加。怎么说也是个说唱比赛，没准是个机会呢？大家一合计，一块儿去看看吧。

到了大门口，画面出乎意料。门口一大帮稀奇古怪的人，有男孩带着巨大耳环，抹口红和指甲油，还有身后跟着一群粉丝的Idol。这不是他们认知里的Hiphop。“我们来这儿干嘛？”，美朵说，“我们走吧。”大家把她劝住了，来都来了，看看吧。

进了海选场地，各地选手们三五成群打招呼，热络寒暄。他们几个在墙角靠着，谁也不搭理。就像刚转学来的新同学，格格不入。

戴墨镜的热狗和张震岳走到梁维嘉跟前。梁维嘉很困，前一天和朋友玩到早上，这时还迷迷瞪瞪的。他清唱了一段《流氓》。张震岳说：“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他就被淘汰了，早早回家。张千、艾迪、美朵和厂牌里的另一个MC都拿到了链子。之后就在现场干等着，熬到深夜，没下文了。158个拿到链子的MC里，只有70人被挑出来晋级了。

黄硕呢？黄硕没去。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丹镇北京一周年演出那几天，正赶上张千录制一档网络综艺。他累疯了，连续两三天没睡。他接的广告歌也是丹镇最多的。没办法，他要挣钱。去年过完28岁生日，他觉得不能再玩下去了，得考虑生活和家人了。今后爸妈需要他养，结婚要有房，想到这些，压力就来了。现在，张千对自己的定位是艺人，靠自己的手艺挣钱。他可以说唱，可以演戏，上综艺也可以。

张千出了一些偏流行的歌。这让他在说唱圈有点格格不入。但他想，都说要挣钱，怎么挣呢？你得有音乐节能过审的歌，得有商演合适的歌吧。他把地下和商业分开。商业用的歌，他会把副歌写得朗朗上口，编曲更流行。至于地下，他也有不能过审不能上架的歌。几年前他击败红花会贝贝的那场Battle，因为红花会爆红又被人翻了出来。被贝贝的粉丝骂烦了，他就写了一首《傻波一》回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是“傻逼”。“即使是我最流行的那首《那小子真帅》，也有一句‘可惜我的经纪公司怕我发展得太快，所以好多适合我的机会都当我不存在’。我一个签约演员写这么一句，还不够地下吗？”

梁维嘉正在巡演途中。今年四月，他签约了十三月唱片，和公司商量好了，不用退出原厂牌。十三月主要做的是民谣领域，做Hiphop并不专业，他的工作基本自己做主，因此也没有太大限制。公司给发工资，他需要找好的伴奏，公司也能给他实现。过去他不挑伴奏，看重表达的内容。强烈的情绪表达是硬核说唱最早吸引他的地方，这个不能丢。但现在他对音乐的要求更高了。

2017年4月，梁维嘉出了新专辑，认识他的人多了不少。7月他在乐空间演完出正要走，身后追上来一帮人，全是女孩，堵着他要合影。他吓了一跳。梁维嘉不明白，他一个玩硬核说唱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女粉。他长得清秀，一头小脏辫，常有人在他微博上喊他“老公”或“男神”。他说：“这不Hiphop，瓷。”有一次，他跟拍视频的哥们儿说，咱们拍个纪录片，我他妈吃，吃到一百六十斤，你拍我演出，看看还有没有女孩找我合影。

现在，艾迪和美朵住在俄罗斯大使馆旁的公寓，半地下。公寓挺宽敞，有一间工作室，艾迪置了一套颇为专业的设备。除了说唱，他也给人做混录制作。他家依然是个据点。2017年9月末，距离一周年专场有些日子了，各自歇了一阵，又该来艾迪家碰一碰了。晚上吃完饭，他们买了点酒和吃的，瘫在沙发上扯闲篇，打游戏，很悠闲。

我和刘锐去厨房，打开抽油烟机抽烟。刘锐是丹镇出歌最少的，从2011年到现在，只有五首。我问他为什么写这么慢，没有个出歌出专辑的计划吗？“我急也没用啊，写不出来。你得有一个事儿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才愿意去记录”，他随手抓了个灶台上的打火机，“你让我写个打火机，我写不出来。除非它烧着我了，或者半夜停电了，我点着打火机找着钥匙了，这才会变成歌词。”

他掐灭烟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我没把自己当一个说唱歌手。我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特别喜欢，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非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东西，非逼着自己去写歌出专辑，从我心里我就觉得丧失了一些乐趣。我从小就特别不喜欢命题作文。”

刘锐留板寸，穿着宽松的运动外套，像个高中男生。他倚着墙，摊开手算：“这么长时间以来能让我主动动笔写东西的点，难过，愤怒，悲伤，痛苦。就这么几个。但比如我写雾霾，不是告诉你，你们吸毒气你们傻逼，我是告诉你，我们都吸毒气，都傻逼，我也是其中一个。不是说我天天吃喝不愁就可以这么过一辈子了，好多人还是比较热血，想让这个社会更好。

二子和海啸推门进来，聊起了王波。8月王波喊上丹镇这些人办了一场久违的Section6，二子说，演完分钱，王波是主办，又是大哥，就给他多算一份。他就不肯，非要平分，折中都不行，跟那儿生气，闹别扭。“波哥是别人的事儿巨明白，自己的事儿就巨晕。所以他是艺术家。

“不懂得变通的都是艺术家，懂得变通的就是生意人了”，刘锐说。

我问他们：“那你们这群人呢？”

海啸说：“我们可能是想做生意的艺术家。”

二子就笑：“咱们可能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非往这儿说，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一点商业不能沾。那太极端了，为什么不呢？我是一厨子能拿手艺挣钱，音乐人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们这里面如果非说谁是艺术家，我觉得黄硕是”，海啸说，“这些所谓市场化之类的他都不在乎。他不想去考虑别的东西，只想做音乐。包括我们演出去想怎么包装什么的，他完全不在乎，他就是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团队商量事会有他不认同的吗？

“我们拍宣传片要统一穿《热血高校》里那种校服。他就说，这裤子太瘦了，不穿。又开车跟他去优衣库买了一肥的。就这种事。但他不会强硬，他是很重情义的，不想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伤害到某个人的感情。”

此时，黄硕在客厅专心致志地打《拳皇》。

梁维嘉（台上）和刘锐（台下）

黄硕的房间里都是他喜欢的玩意儿。

床边的墙上挂一副黑色挂毯，拿着镰刀的死神，那是讲摩托党故事的美剧《混乱之子》里的帮派图样。再上面，横幅的黑色挂布也是摩托党，日本漫画《热血高校》里“武装战线”的标志。

床头的架子上有好几列书，他喜欢看书，看得杂。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他看了不下三十遍，封面都翻掉了。喜欢《三国演义》里的谁？“喜欢马超。马超浑啊，披白袍子骑大马，倍儿精神。还喜欢魏延和张辽——总之都是武将。”

架子上有拳刺，纯钢的，掂着挺沉。“绝对好使”，他套上手挥了三下，“‘梆梆梆’三拳丫就懵了。”

还有些模型，全是美漫超级英雄。搁在窗台上的彩铅画稿，画的也是这些。他有一首还没发的新歌，就是受了DC的《守望者》的启发。《守望者》讲的是，在一个没有超级英雄的时代，有恶棍蒙面抢劫，一个蒙面英雄组织就站出来打击恶棍。后来尼克松出台新政策，蒙面必须用真实身份，要求他们公开，要强行解散这个组织。一部分人被国家征用，另一部分就隐退了。只有一个叫罗夏的，坚持延续蒙面的方式打击罪恶。警察通缉他，罪犯也恨他。“罗夏，太酷了，永不妥协。”

书桌旁的架子上有几个水缸，养龟。他用长镊子夹小鱼搁进水里，两只龟争抢起来。他就骂：“没出息！要不说你们是龟呢，不懂得谦让。吃！”养爬行动物就跟布一个景似的，把环境布置合理，龟在里面呆着不大动弹。他能坐着看四个小时。

电脑里有他自己做的Beat。“给你听一这个”，他笑起来，“我采样梁维嘉的笑声做的。”接着就响起一连串高低起伏的“哈哈哈哈哈”……“巨洗脑！”他也哈哈笑得特开心。

我于是问他：“感觉你过得挺高兴啊，哪来那么多重的词？”

黄硕说：“其实我觉得越高兴的人，想法肯定是越简单，干净。但是社会是不干净的。上了社会接触好多颠覆三观的东西。从小我们接受教育都是教你要学好，各种品德。可是后来你发现，没人这么做。好多都是让你觉得特傻逼的事儿。”黄硕很小的时候，跟姥姥姥爷住在紫竹桥。家教是中正严格的，要正直，善良，讲美德，别在外面惹事。他拿同学一个小本子，姥姥都让他还回去。

“其实一多半时候都是不高兴的”，他捏了根烟叼在嘴角，点上，“这就不是个让人高兴的地方。乌泱乌泱都是人，上地铁都跑、挤。我刚开始坐地铁都是直接骂，骂完之后全车人就愣，停了一秒，接着往里挤。一想他们也是赶上班儿也是被逼的，都挺惨的。还有因为抢座儿打架的，都跟火药桶似的，一点就炸。我老感觉现在人，戾气都特重。一想普通工薪阶层挣一辈子钱他妈买套房都不够。操，都是压力太大了。”

“那你是不是写不了开心的歌啊？”

“也能写，不爱写……操，我开心的时候我就胡逼了，谁写歌儿啊。”他又笑起来。

书桌旁的架子上还有两张奖牌，分别是豆瓣“阿比鹿音乐奖”的年度音乐人和年度单曲。2013年《狂人日记》获得了年度单曲。黄硕说：“《狂人日记》应该是我的歌里听的人最多的吧，但我觉得也没多少人真明白说的是什么。”他说，后来微博上有个听他歌的人，家里被强拆了，发微博圈了好多大V、公知，没人理他。他也圈了黄硕。黄硕转发了。结果好多人骂那个网友，说一些“拆了也是活该”之类的话。那个人特委屈，把微博删了。“这个社会都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了。”

我问他，平时在家听什么歌？

“听金属，新金属，工业。我妈也能听，跟她一块儿收拾屋子，放战车的歌，她就巨有干劲。”

黄硕妈妈从门口路过，跟我打了个招呼。黄硕说：“你看她现在笑呵呵的，以前拿擀面杖打我可狠了。”

她妈妈折回来，“说我坏话呢？”

“我听见了，说我拿擀面杖揍你。”

她妈妈就对我说，“哎哟小时候可淘气了，初中就不好管了。小时候是特别好一孩子。现在也好。”

“现在不好。”他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特别好！我以你为荣以你为骄傲。”

黄硕把脸埋进手里，“别说啦！”

黄硕在自己房间里。摄影：黄昕宇

黄硕的画。摄影：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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