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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嵩山少林寺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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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1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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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七零后和八零后父母真是难，一方面要照顾家中的老小，拼命赚钱养家，另外一方面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左右，甚至长期在外面出差，甚至长期驻外，有些孩子出生以后一年中见到父母的时间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把。亲子教育，要家长亲自陪伴孩子和教育孩子，在这种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下，很多小孩子变得难管和叛逆不听话。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视频，小孩拿刀相向，威逼家中长辈给钱花。像发展到这种情况的孩子也不要说学业怎么样，关键的问题是马上要给孩子的这些问题纠正一下。那么对于广大家长来说，孩子难管教可以去吗?是不是能纠正好呢?
　　办分析:孩子之所以出现各种问题，其实最根本问题还是出现在父母身上，年轻的父母总是以工作赚钱养家为借口，长期在外或者是没有在家陪孩子养育孩子，仅剩的也就是每段时间往家中打一部分钱来。都说隔辈亲，孩子的爷奶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让孩子不饿着，其他教育和纠正方式一点办法也没有，长期对于孩子娇生惯养，使得孩子感觉这个世界都要围绕他一个人转，变得自私私立懒惰，不知道自己争取，凡事都是向父母和亲人索要。
　　小孩子一旦出现上述行为以后，家长要是在管教或者教育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变得不受控制。孩子只懂得一个字：&要&。什么都要给我，什么都要满足我。长期发展下去，等到有一天就会追悔莫及。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出现叛逆不听话或者是难管教，其中问题根源还在于孩子思想问题和成长环境多重影响，最为关键的就是打开孩子心结，让孩子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从而实现从心的转变，少林寺武术学校接收了大量由于教育或沟通不当的引起的&问题&少年，这方面教导经验比较丰富。通过武术教育，素质教育、赏识教育、和谐教育、生活体验、心灵沟通、智力激发等教育方式来矫正孩子心理，转变思想，规范行为习惯，培养行为兴趣，对于难以管教、不听话的学员，武校采用一对一的心理辅导，找出问题所在，帮助学生改正，让其有一个健康积极地生活态度。
　　同时嵩山少林寺文武学校学校采用文武结合，传授正宗少林功夫，让孩子们强身健体，同时文化课程与小学，初中，高中同步，专业聘请国家级拥有高级教师证。少林功夫本就是注重内外兼修的，这样才能培养出大慈大悲的武林豪杰，对学员的素质道德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目的是让学员能够修养自身的素质。
　　河南嵩山少林寺武校针对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难以管教的孩子，叛逆不听话，厌学的孩子或者是网瘾的孩子，从根源了解孩子叛逆、不听话的原因，从而通过心理疏导和禅武结合的教学新模式，帮助孩子改掉生活中的不良习惯，重塑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孩子的思想发生转变以后，不论任何时候孩子只要想学习都不晚，这些情况在少林武校有许多典型的案例，通过修文习武和疏导转变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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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招生,报名地址：河南省登封嵩山少林寺景区耀州气质之：慢慢苏醒的武侠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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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总有美好的一面（景致或文化）吸引游客流连忘返，使当地居民全身心投入对城市的建设与爱护中，这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气质。铜川耀州区就是这样一座才华横溢、气质出众的城市。绿色健康的气质代表者药王孙思邈
高家拳武术队成立授旗仪式现场一座城市总有美好的一面（景致或文化）吸引游客流连忘返，使当地居民全身心投入对城市的建设与爱护中，这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气质。铜川耀州区就是这样一座才华横溢、气质出众的城市。绿色健康的气质代表者药王孙思邈，用大医精诚和智圆行方体现；红色革命的气质在照金闪耀，用&两点一存&凸显价值；慈孝善良的黄土气质，由大香山上慈悲的观世音文化为耀州代言；厚重的墨色漫卷柳范书画香，让我们炯炯的双眸，认清人正写柳骨字；青瓷名都耀州窑，让China &瓷那儿&响亮欧亚大陆千古丝路。但耀州仍有自己的武侠情结和武侠气质在这个和平的年代，被人们发掘慢慢苏醒。高家拳后继有人行侠仗义、扶贫帮困、自强不息&&耀州显现出了自己的气质。耀州王家砭好人精神全国传扬：冬天的橘子翻了一地，在耀州却暖了人心，提振精气神。铜川好人事迹从耀州走向全国。耀州区从全国的贫困县区，变成了全域旅游的美丽区县，正在向富裕县区追赶，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用自己的气质与魅力实现超越。老城改造焕发新颜，四条街巷各具亮点，新城初建高大帅气。古城邻德巷的鹞子高三纪念馆，是耀州区委、区政府在&文化兴耀&战略实施过程中，为纪念清代武术家，高家拳创始人高占魁在耀州收徒传艺二而兴建。该馆以主题展览为主，耀州的武术爱好者和高家拳传承人，以武馆为平台，认祖归宗、以武会友，切磋交流，弘扬传统武术文化，为提升耀州人的身上的侠义气质起到深远影响。高占魁师傅坐像高占魁，号春明，清代武术大家，陕西高家拳创始人。4岁起从兄练武，天资聪慧。道光十年（1830）起，先后从三原清麓寺僧园净长老、及北寺马殿二僧习陕拳。后到少林寺入徒3年，学得意拳、六合拳、十字战拳与棍术等。成年后，遍游大江南北，寻访名师，先后结识清朝陕拳名师&黑虎邢三&、&饿虎苏三&、&通臂李四&。4人被誉为&关中四杰&，以高占魁为首。因其武功高超，擅技击，腿法精绝，轻功绝好，纵窜如&鹞&，故又称&飞腿鹞子&；又因其行三，尊称&鹞子高三&。耀州高家拳武术队全体成员据《少林宗法》载，高占魁以精于猴拳名扬关内外。《少林拳术秘诀》称其为陕西技击最著者。晚年在耀州一带广收门徒，将古老、分散、只能散式单练的&关中红拳&编串成套，引出&小红拳&、&大红拳&、&二路红拳&等，使之刚柔相济，内外合一。于&关中红拳&中融进了&江南身法&、&河南跑法&、&山东打法&、&陕西刁法&。同治初年，创立了&撑补为母、勾挂为能、化身为奇、刁打为法&的风格独特的&新意红拳&，即陕西高家拳，又称&鹞子拳&。高家拳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12月23日，由耀州区委宣传部、永安路街道办事处主办，邻德社区党总支、耀州区民间艺术家协会承办，耀州区人社局、教科体局、民政局、文化馆及耀州诚基公司协办的，&贯彻十九大精神传承中华武术&高家拳武术队成立授旗仪式，是耀州区筑牢机遇意识和发展意识，打造文化耀州，实现文化兴耀，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加速了耀州区武侠文化气质的苏醒。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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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的耀州抗日救亡运动
宋剑波& 吕德明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抗日战争时期耀州时称耀县，地处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区，县境西部和北部地区分别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耀县和东行政区（1940年10月设立，1943年2月改设同宜耀县）、同宜耀县（1943年2月设立，1943年10月并入淳耀县），其余地区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在耀县境内的地方组织即中共淳耀县县委、东行政区工委、同宜耀县县委和中共耀县县（工）委，分布在两个不同区域，一是陕甘宁边区，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耀州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全民抗战，抗日救亡运动在耀州大地蓬勃兴起。
一、陕甘宁边区所属淳耀县、同宜耀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24日,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在寺坡村召开五百人庆祝“双十二”事变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把边区变成抗战运动的模范；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各群众组织要把抗战动员作为工作中心。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指出：“全边区人民应该武装起来，开展广泛的民族游击战争；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种后勤工作；一切群众团体要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抗战工作之顺利进行。淳耀县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抗日救亡动员工作。
1939年3月，淳耀县在完成乡级议员和政府选举的基础上，召开首届参议会，选举淳耀县首届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驻议员，议长陈学鼎、副议长史有存，正式成立参议会。同时选举了政府县长郭存信。在民主选举中，充分发挥了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办事处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边区参议会及抗日民族政府成员的组成必须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分别通过召开首届二次和二届二次参议会进行补选，使各党派、各阶层、政府与人民之间，在抗日救国、建设边区的共同目标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增强抗日救国力量。1942年9月，中共淳耀县委、东行政区分别成立了淳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东行政区抗敌后援会等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妇女为前线抗日将士做军鞋、洗衣服、护理伤员，支援前线。1943年八一前夕，淳耀县开展拥军周活动，桃渠河两岸呈现出妇女为战士洗补军衣，战士帮群众开荒生产的民拥军、军爱民的欣欣向荣景象。
同宜耀县委注重做好统战工作，对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地方绅士等在广交朋友的基础上讲究社会公德，尊重礼遇，解释误会，消除隔阂，使他们转变态度。通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照顾其经济利益，使这些人后来成为抗日民主政府可靠的同盟者。
边区党和政府在加强政治和民主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生产，活跃边区经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同宜耀县辖区大部分在耀县西北部的贫瘠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派军队进行袭扰，并进行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巩固边区，淳耀县和东行政区中共组织按照关中分区党委部署，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在加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同时，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贯彻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领导全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县、区党政部门、工会、青年、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了暂时困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
大生产运动中，淳耀县军民开荒种地1654亩，同时开展造林、养殖等生产，受到关中分区表彰。1943年，同宜耀县县、区干部在县委书记杨安仁的带领下，深入农村，掀起大生产运动高潮，组织互助组，动员劳力500余人、民兵300余人，开荒1400多亩，修埝地270余亩。同时组织纺线车1000多架，发动妇女1000余人，纺线18700余斤。利用衣食村产煤的优势，在矿工联合会组织下，组织工人开展采煤运煤劳动竞赛，为抗日战争做贡献。淳耀县还组织驮骡130多匹、担架64副，各区均组织了民兵运输队。仅1940年，淳耀县征缴公粮达2367石，向农民发放农贷37万元（边币），为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1943年至1945年，淳耀县合作社主任田荣贵、柳林区白原村农业模范石明德、淳耀县纺织合作社主任贾恒春分别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田荣贵荣获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英雄、石明德荣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农业劳动英雄、贾恒春荣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农业劳动英雄及支前英雄等光荣称号，《解放日报》、《群众日报》曾多次作了报导和经验介绍。日，毛泽东同田荣贵座谈了生产经验与合作社问题。
抗战期间，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同宜耀县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积极动员号召青年参军，为国效力；组织以基干民兵为主的自卫军，配合主力部队，抗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进犯，保卫了边区；组织驮骡队为前线运送物资，动员妇女为前线将士募送鞋袜、手套等，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包围、进攻和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耀县国统区地下中共党组织动员带领广大群众与边区遥相呼应，紧密配合，掀起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遍及各地。9月26日，耀县各学校举行国难大会，控诉日军侵占东北暴行。12月，成立耀县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但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命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进攻。日，国民军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团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坚决反对内战，囚禁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宣传，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号召并组织西安学生联合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东北民族救亡会等社会群团组织，组成工作团队，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群众团体积极响应，纷纷深入城乡进行宣传，鼓舞了耀州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12月17日，在西安的耀县籍学生结伴回县，打起“耀县救国会”的旗帜，在街上刷写“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张杨两将军八大抗日主张”等标语口号，通过演讲会、座谈会、演唱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八大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并同国民党耀县政府县长李书亭见面，要求立即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八大主张”，扩大抗日影响。
12月24日，在县城西大操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耀县抗日宣传大会。城内商民扶老携幼，进城置办年货的各乡农民涌入会场，达5000余人。会上，国民党耀县县长、民运指导员（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及学生代表分别讲话、演讲。会场群众热血沸腾，口号声此起彼伏。爱国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台下数千民众的热烈掌声。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大会后，救国会的青年学生分别深入农村，先后到下高埝、平堵村、袁家、文家、惠家原、孙家原、孝义坊、泥阳堡、寺沟、阿姑社等地继续开展抗日宣传，一直坚持到旧历年关。就在同一天，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也在苏区寺坡村召开五百人庆祝“双十二”事变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耀工委）借药王山“二月二”古庙会，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发动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了15个宣传工作队，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和友军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的配合下，在药王山和耀县城内采用演话剧，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演讲等方式向游山逛会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间长达10天，受教育者达五、六万人次，在耀县乃至渭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领导的安吴青训班也在耀县演出抗日剧目，给学生教唱抗日歌曲。一时，《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批救亡歌曲传遍城乡各地，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热情。同时，抵制和查禁日货的活动，也在城乡蓬勃展开。
日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耀县在西安的学生曹振文、任步文、宋东杰、成岫昀、李凤楼等，在红埠街耀县会馆开会，成立“耀县旅省同学会寒假宣传队”。回县后，立即联合在三原读书的耀县籍学生，组成“耀县抗日救亡宣传队”，在西街小学集中住宿。宣传队先在县城连演3日抗日剧目，接着下乡宣传演出。其节目有《鸡大王》、《尽忠报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小学也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同时，县上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为前线将士捐献活动，街道和学校都设有募捐箱。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返耀爱国学生的宣传和影响下，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参军参战，为国效力。广大民众慷慨解囊，捐献钱物，支援抗战。并成立了“耀县抗敌救国会”，在扩大抗日宣传的同时，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在全县范围造成了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浩大声势。
1937年5月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党代会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抗战而斗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要将过去偏重于“开展游击”、“创造苏区”的主导思想转变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广泛开展救亡运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组织抗日救国组织。
中共耀县县委（1937年&8月耀工委撤销，重建中共耀县县委）按照省党代会精神，采取不同的方式，推动国民党耀县党部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由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进步分子和军队中的中下层进步军官，逐步扩大到教育界的进步名流、地方绅士。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方法，将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部并掌握其基层政权，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替民众说话、办事，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将广大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提高了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加强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和力量，使耀县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耀县县委的领导下，耀县中共各级党组织秘密采取各种办法，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筹集、输送枪支弹药、棉花布匹等军用物资；搜集、传送军事情报；接送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安全出入边区，有力地支持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段龙章洪洞抗日
段龙章（），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城内南街人，生于1921年2月，出身破产地主家庭（解放后定为贫农），14岁(1935年)高小毕业后，在西安合众书报社当学徒。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10月考入山西运城“民大二分校”，1938年3月被派到牺盟会乡宁中心区流动工作队任宣传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至山西新军第213旅57团2营任政治工作员兼党的分支书记。同年12月，在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十二月事变后，段龙章任襄陵县河东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后调任临汾县游击大队任教导员。从1940年起，段龙章先后担任洪洞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大队长，在洪洞地区开展敌后作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伪军闻风丧胆，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和支持。
抗战时期，洪洞是一个敌我斗争极为复杂的地区。十二月事变后，以西地区完全处于控制之下，同蒲铁路和通向东山的大路均为和伪军设点占据，古县南垣的一部分地区，有时姓蒋，有时姓阎，有时蒋阎日伪混杂。在这种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段龙章首先关心的是群众、县委和抗日政府的安危。遇到日本鬼子“扫荡”、“清剿”和蒋阎反动派进攻，他总是把县委和政府机关安排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把自己和部队放到便于战斗的位置。他经常率领部队寻找战机，积极出击。1943年，日本鬼子在“以战养战”的口号下，在南秦村一带强夺民田种稻。段龙章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反稻田”斗争。他多次同县委书记黎巍、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共同研究反稻田斗争行动计划。鬼子白天抓人种稻田，晚上游击队就掩护群众和民兵破坏稻田，并袭击了鬼子的“稻田事务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抢种稻田计划。1943年至1945年，为配合我太岳区军民粉碎日寇的“大扫荡”，他曾多次率领部队大规模袭击同蒲铁路。在破坏铁路的作战行动中，为保护参战民兵、民工的安全，他都事先亲自侦察，严密布置。民工和民兵兴奋地说：“只要段大队长在，我们不仅敢扒铁路、割电线，就是端鬼子的炮楼我们也敢上。”
段龙章作战机智勇敢、多谋善断、胆大心细、身先士卒。盘据在洪洞县的汉奸警备队，天天出镇扰害百姓，群众莫不切齿痛恨。段龙章亲自侦察，率领游击大队二连悄悄摸进镇内，只几分钟的战斗，毙俘敌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末隔几天，从民兵中获悉，扫荡我根据地之日寇，要经苏堡、蜀村向洪洞城内撤退。段龙章亲率二连和五十七团一个连配合，星夜赶往蜀村，埋伏于村西公路两侧。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他率领战士们猛向敌人冲去，速战速决，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排。1944年5月，段龙章率5个干部组成一个精干小分队，一枪未发，巧取下王村伪军炮楼，俘敌一个班，缴枪8支。1945年夏，他与县委书记黎巍率领独立团一个连和侦察排，在民兵配合下，只用20分钟，一举歼灭驻南秦村于家院之敌，俘敌小队长以下30余人，缴枪30余支。
作为一名优秀的部队指挥员，段龙章政治坚定，思想敏锐，勤奋好学，多谋善战；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忱，对敌人深恶痛绝，对工作严肃认真，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特别善于联系群众。在洪洞的8年中，他同洪洞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对广大民兵更是关心备至。每逢配合打仗，他总是千方百计照应民兵，打了胜仗，总要抽一部分武器弹药装备民兵。因此，他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得到群众的爱护支持。只要敌人一有动静，就有人立即通风报信，不论大小战斗，都有当地群众和民兵带路、配合行动，深受群众爱戴。
1945年5月，洪洞游击大队整编为太岳军区第三分区独立团（亦称洪洞独立团），段龙章任团长。抗战胜利后，段龙章率（1946年1月独立团整编为太岳军区警卫四团，段龙章仍任团长）先后参加了和解放浮山城、解放洪洞城等战斗。1947年8月，部队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八纵二十四旅七十团（1948年5月后改称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八纵二十四旅七十团），1949年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八0师五三八团，段龙章一直担任团长。这期间，段龙章率领部队，再克翼城、两打运城、解放临汾、转战晋中、解放太原、激战关中、横越、进军四川，参加的每次战役和战斗，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9年7月，段龙章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八0师副师长。
1951年3月，段龙章奉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六十军一八0师副师长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一八0师受命殿后掩护兵团主力和八千伤员转移，被数倍之敌包围，虽最终率部分指战员突围归建，但一八0师遭受重大损失。段龙章为此被处分降职，先后担任第六十军炮团团长和军作战处长。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八一师炮兵副师长。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学习两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校军衔。1959年调任第十二军炮兵主任，晋升上校军衔。1964年任上海警备区炮兵室主任。1971年9月因冠心病突发心肌梗死，病逝于上海，时年50岁。
李祥中与后死碑
1938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团（不久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前身为陕西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坚守晋南中条山地区，与日军鏖战两年半（至1940年10月），历经张营之战、永济战役、三?二九战役、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等十余次大小战役战斗，以伤亡两万多人的代价，使得日寇未能越过其防线一步，守护了豫陕和大西北的安全，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
1939年初，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三0旅一0五九团三营奉命驻扎在平陆县西郑村，扼守中条山南之磨凹、朱家窑等地。1月23日，芮城县日伪军2000余人经风圪塔分三路进犯。当时三营官兵下完操，正在吃饭，一听日军进犯，放下碗筷提着枪就上了阵地。经过一天的激战，三营击退了来犯日军。战斗中，三营28位将士壮烈牺牲，其中24人为陕西籍。后来这些阵亡的将士都被抬到了西郑村附近临时安葬，每个阵亡的烈士头顶都放着一块青砖，上面刻着他们的姓名、级别。一个月后，该营又委托当地的石匠打造了一块石碑，命名“后死碑”，其意就是立碑的将士们也抱着为国捐躯的必死信念，后死者为先死者立碑，是谓后死碑。
纪念碑呈四棱柱体，高一米，顶端四面刻有“为国捐躯”四个大字。纪念碑的正面刻有：“陆军第一百七十七师五百三十旅第一千零五十九团第三营阵亡将士纪念碑，营长张玉亭暨全营官兵敬立”等字样。纪念碑的背面刻有悼文，28位烈士的姓名、军衔和籍贯也被刻在了石碑上，其中一行为“一等兵 李祥中&26&陕西耀县北雷家岩”。
后死碑立起4个多月后,日军向据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发动空前扫荡，即六·六战役。第四集团军在此一役中伤亡8000多人,“后死碑”将士所属三营官兵也大都阵亡，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
近70年过去了，一等兵李祥中与其他27位抗日将士就静静地长眠于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的田野之中。除了当地村民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前后祭奠这些烈士，他们仿佛已被世人所遗忘。
2005年，墓碑被寻访中条山抗日战场旧址的平陆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富平宁“发现”。2008年，当地政府为石碑辟了一小块空地，加盖亭子，将其保护起来。随后，在西北大学教师、第十七路军军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恒的奔波与帮助下，日，平陆县政协向陕西省政协正式发出请求协助寻找24位陕籍烈士公函，希望协助他们寻找“后死碑”上的陕西籍烈士家人，以告慰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英魂，抚慰烈士家人之心。陕西省政协对此非常重视，迅速致函24位烈士所属的市、县（区）政协，要求协助寻找。从5月5日开始，张恒和富平宁踏上了亲自寻访烈士后人的行程。他们的烈士寻亲之行，所到之处都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宣传报道，中条山抗战、后死碑、二十八烈士亦为人们所知晓。
寻亲之旅其中一站就是一等兵李祥中的家乡—耀州区。区政协高度重视，时任区政协主席周新民，副主席、区委史志办副主任雷天启亲自带队，按照当年碑石上记载的线索，与关庄镇党委取得联系，查询烈士后人。经多方走访了解，最终认定了现家住耀州区关庄镇马吉村村民李政文、其胞弟杨义民（住关庄镇潦池村雷家岩组）为烈士李祥中的后人。据李政文讲，父亲离家时（1938年）自己才2、3岁，弟弟才几个月，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母亲也不愿提起父亲，很少告诉他和弟弟有关父亲的事情。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知道父亲原名叫李占元，因家境贫寒，“卖壮丁”离家当兵。
父亲走后，家境越发苦难，年轻的母亲只身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几个月后，与父亲一同“卖壮丁”的一个人跑回来，说李占元到部队后改名李祥中。之前，自己与李祥中一起逃跑，因李祥中个子高先帮他翻越围墙，没等李祥中翻过来，后面枪就响了。据此，村里人推测李祥中那次已经死了。得知丈夫“死讯”，妻子伤心欲绝，但考虑到两个孩子，她才改嫁并让小儿子跟随继父姓杨。实际上，李祥中此时已是第十七路军的一名战士，赶赴中条山抗日。日，在西郑村战斗中英勇牺牲，成为“后死碑”28烈士之一。
日，山西省平陆县在洪池乡西郑村“后死碑”前，隆重举行了“中条山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第四集团军平陆西郑战场阵亡将士祭奠仪式”，并邀请14位已找到的烈士家属参加。耀州区政协干部陪同李祥中的孙子杨印启、李君一起前往平陆县参加了祭奠仪式。平陆县民政局为每位到场的烈士家属颁发了“证书”：“原国民党陆军第四集团军之96军177师×等兵×××（以石碑之名）系陕西省××县××村人，于日在中条山西郑村抗日战斗中阵亡，时年××岁，现有1939年元月所立石碑为证”，证明他们的家人是在70年前中条山抗战中阵亡。
这之后，李祥中的孙子杨印启便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开始着手搜集爷爷的相关资料和身份证明，并向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为爷爷申报烈士身份。在张恒老师等热心人士的大力帮助下，经各级民政部门逐级上报审核，历时一年多，2011年12月，省民政厅下发了《关于同意追认李祥中同志为烈士的批复》，同意追认李祥中同志为烈士，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交到了杨印启手中。那一刻，杨印启激动地哭了。
抗日常胜将军任云章
任云章（），又名雯，字湘天，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城内北街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农历九月初九。他出身农家，从父母身上秉承了中国农民淳朴、勤俭和吃苦耐劳的传统，养成了坚持正义、坚毅勇敢的气质，并受耀州籍陕西早期著名同盟会员宋向辰（两家是姻亲，常有来往)革命思想熏陶，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和抱负。1915年，任云章考入三原渭北中学，1916年由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遴选资送，考入四川讲武堂。
1918年，毕业后的任云章从川北辗转回陕，加入陕西靖国军，参加了护法战争。在“二虎守长安”之役中，任云章任杨虎城卫队营副营长，带兵驻守鼓楼，后接防东门，坚守孤城8个月之久。1927年5月，任云章随杨虎成将军挥师河南参加北伐，任游击第一支队副司令、补充第三旅副旅长。杨虎城部改编为十七路军后，历任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特务一营营长、补充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四十九旅九十七团团长等职，先后驻防汉中及同官、甘泉一线。“西安事变”爆发后，任云章率部驻防西安东关、韩森寨、灞桥一带，奉命率九十七团护卫前来西安调停的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安全，并兼任警备二旅副旅长，协助孔从洲维持西安城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队进行改编，任云章任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五三0旅旅长，其后赴庐山军官训练团参加整训。
任云章自入伍从军以来，一直在杨虎城部，积极追随杨虎城历经各次战争，在战火中锻炼成一个干练的指挥官，其所率部队多次被官长评为“模范团”，杨曾亲临部队检查阅兵，赞扬其“带兵有方”。据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拟的一份黑名单《张杨逆军团长以上主官姓名简历及个性能力调查表》，任云章也名列其中，个性能力栏注明“指挥能力强”,这从反面证明了任云章的所作所为及思想倾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五三0旅驻防陕东河防地区，配合地方民主抗日力量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抢修工事，保卫黄河，掀起了军民共同抗日的热潮。
日，任云章奉命率部由陕西合阳县夏阳渡先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对日作战。随即指挥530旅和师直属团向据守永济县张营镇之日军发起猛攻，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激战三昼夜，歼灭日军三百多人，一举收复张营。这也是陕军东渡山西中条山抗日的第一战。5月13日，任云章又率部于马铺头截击日军，歼敌100余人。随后会合其他过河部队在师参谋长许权中指挥下，先后收复晋西南13个县。在以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说：“侦悉张营之战，支那军一七七师系杨虎城部队……骁勇善战，不可轻敌”。6月，三十八军改编为三十一军团。11月，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负责中条山西线防御，任云章任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副师长兼五三0旅旅长。
此后，任云章率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永济战役、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等。血战永济时，打击日军牛岛师团溃散部队，打死日军中队长小笠原并歼灭其全中队，缴获枪支60余支；六·六战役中及时收容溃散部队，指挥常振亚、张绍飞两营壮士，夜袭日军炮兵阵地，刺死敌数十名尉官；四·一七战役中，率部坚守古王阵地，由于没有防空炮火，在日军飞机来袭时，命令士兵用机枪对空射击，击落日军飞机一架，此后敌机再也不敢低空飞行。在八路军百团大战期间，任云章率部破坏同蒲铁路南段交通，有效地策应八路军打击日寇。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换防至河南洛阳、郑州之间，负责战区河防守卫。同月，日军发动广武战役，任云章率部于11月7日攻克霸王城，亲自带工兵运送炸药炸毁郑州铁桥，并率部收复水峪口、桃花峪阵地，配合第三集团军收复郑州。12月25日，任云章在视察阵地时遭遇日军袭扰射击，头部中弹伤势颇重，经抢救脱离危险，修养数月后又重返前线，期间还多次代理师长职务指挥作战。
任云章带兵打仗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身为旅长仍亲自在前线发令指挥炮击。一次敌弹片从胸前擦身而过，前襟被击穿两个大孔，胸腹被擦破流血仍不下火线，大家风趣地说他“福大，命大，阎王害怕。”李兴中军长一度严令“任云章不得离开指挥岗位”。在近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任云章英勇作战、屡立战功，被当时《秦风日报》誉为常胜将军。著名的“后死碑”就出自该部队。
抗战后期，蒋介石利用抗战排除异己，解除非嫡系将领兵权。因任云章为杨虎城将军旧部，所以长期不发委任状。一旦战事吃紧，手无实权，指挥不灵，上峰责以作战不力，加之时常有特务监视伺机谋害，导致思想一度相当苦闷、绝望。某次战役失利追责，任云章愤然自戗，幸被部下及时阻挡而未遂。但头部再次受伤，生命垂危，经军医全力抢救方才脱险。1943年10月，任云章以第四集团军眷属主任的身份回陕西疗养。12月许权中被暗杀后，又为第四集团军农垦主任，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7月，任云章以第四集团军军部参议授陆军少将衔。由于赵寿山、孔从洲将军战场起义，任云章也以通共嫌疑遭关押甄别。1947年，任云章以养伤为名辞职回乡，后与赵寿山、王劲哉取得联系，按照指示将三原、耀县、蒲城一带敌军布防情况送交我党，并联系昔日故旧知己同志者，拟参加正义战争，终因特务搜捕阻挠，未得成行。
解放初，在赵寿山、孙蔚如等老长官的关照下，安排任云章为陕西省文史馆馆员，以后历次运动，皆遭非难。“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家，并连遭游街、批斗、监禁等一系列迫害，精神肉体均遭极大损害。1979年平反。1981年12月，任云章应邀进京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举行的“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大会。12月25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4届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增补任云章为陕西省政协委员。日（农历二月二）病逝于耀县，与夫人李桐合葬于耀县塔坡公墓，享年83岁。
任云章将军一生追求光明，向往革命，坚持正义。早在1924年陕北安边（定边）结识了西北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及杜斌丞先生，并接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在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在部队工作的关系，先后结识了中共陕西省负责同志南汉宸、李启明、吕剑人等。此后任部中一直有共产党员。1932年在汉中驻军时，遵照杨虎成将军与红军签订的“巴山协议”互不攻击。1936年驻防陕北时，遵从“三位一体”协议，为陕北红军输送革命干部、枪支以及紧缺的医药。49旅还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誉为“红军的好朋友”。
任云章将军一生爱好广泛，勤于学习。8岁拜耀州红拳名家张四福习练高家拳，为陕西著名武术家、一代红拳宗师“鹞子高三”—高占魁的再传弟子，被杨虎成将军称为“17路军中的武术家”。退役后潜心学习医术，53岁时通过考试取得正式医生资格。他虽系行伍出身，但一生喜好书法绘画，擅画松竹花卉飞禽等，构图雅致，笔墨老练，形神生动，妙趣天成，尤其绘彩墨芦雁为其绝技，在耀州名望颇高，书法亦有佳作传世，被省文史馆收藏。
尽忠报国邱铁生
邱铁生（），又名射斗，字丙寅。陕西省耀县孝义坊北堡（今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孝北村）人。父亲邱敬五，清末秀才。邱铁生10岁时进入本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就读于耀县县立高等小学。1918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除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西安，邱铁生积极投身这一爱国运动，和进步学生一起冲破阻挠，走上街头演讲，宣传革命道理，逐步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22年，邱铁生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带回家一幅《岳母刺字》画，贴于卧室墙壁，每日凝目注视，常曰：岳飞真中华民族英雄也!
1923年后，邱铁生在富平县高小任教数年。1925年春，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回师关中。7月，杨虎城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招收进步青年，抽调部队中的青年从事训练，并吸收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任教官渭北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这使饱受刘镇华祸陕之苦的渭北民众看到了希望。1926年4月，刘镇华部围困西安。11月下旬，西安解围后，杨虎城率军东征。历经几年教书生涯的邱铁生目睹了刘镇华部在陕西横征暴敛、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实，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欲去法国勤工俭学未果后，他毅然辞去富平县高小教师之职，投笔从戎，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部队。经过培训学习，在部队从事译电工作。他以岳飞为榜样，立志做国家之栋梁，因工作勤奋努力，表现突出，升任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他每日处理繁忙公务后，必精读爱国书籍和军事理论书籍，全身心投入到报效国家的事业之中，极少回家。1931年父亲病故，其弟去西安告知后，邱铁生才匆忙回家掩埋了老父，饭也没来得及吃就返回了部队。就是在家也极少问家事，与亲友交谈总是不离一句“今后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是一支爱国武装，邱铁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逐渐成为部队的中坚骨干。1935年，邱铁生奉命到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军事理论水平和实际指挥作战能力。毕业时，他专程去杭州，来到向往已久的岳飞墓瞻仰这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并特意着戎装在“精忠报国”碑前拍照，以明其志。回部队后，他升任孙蔚如部第17师中校参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随部队积极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1937年，邱铁生升任陕西警备第三旅副旅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2月，邱铁生随部队进驻韩城禹门口，担任河防。在李兴中师长的指挥下，不断派遣小部队渡河，侦察敌情，袭击敌人，破坏铁路交通，打击日寇渡河企图。7月12日，时任三十一军团第九十六军独立第四十七旅副旅长的邱铁生随部队东渡黄河，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过河后，开赴同蒲路以西地区。独立四十七旅旅部驻玉泉寺，所辖七四一团（团长李家骥）驻玉泉寺，七三九团（团长张英三）驻长岭峪。根据军部命令，独立四十七旅北出猗氏、临晋，阻击日军，迟滞其前进，与敌激战十数日，击退敌军，坚守中条山西部地区，既阻止运城日军南下，守护黄河防线，又保护了陇海铁路安全。8月中旬，集结在运城、解县附近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守军阵地分路进攻，在各部官兵的英勇阻击下，敌军迂回陌南镇，向芮城方向前进。邱铁生率部对南进之敌进行侧击、尾击，将迂回之敌击败，取得了中条山西部防御战的胜利。当时西安的一些报纸报道称：“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英勇壮士在北岸艰苦支撑所赐。”
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以5000余人的联合部队，分两路向中条山地区进攻，经过昼夜激战，我方终将日军击退，取得了中条山地区反扫荡的胜利。11月4日，不甘失败的日军集结4000多人的联合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中条山地区全面进攻。我军正面抗击，袭其侧背，开展敌后游击战，经过近10天的反复拼杀，迫敌后撤，我守军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此时，三十一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并配属川军第四十七军。李兴中任九十六军军长，辖一七七师和独立第四十七旅。
日，敌二十师团之七十八联队及八十联队之一部，在空军的配合和炮火掩护下，分六路向独立第四十七旅阵地发起进攻。我军在玉泉寺、五老峰一线与敌展开殊死搏斗，邱铁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敌浴血奋战四昼夜。敌机轮番轰炸，并释放毒气，部队伤亡惨重。我军浴血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七四一团损失殆尽，团长李家骥阵亡。终以粮弹告竭，援军受阻，与日军短兵相接，拼死肉搏。在率部突围时，邱铁生不幸壮烈殉国，实现了他“循分报国”的夙愿，时年42岁。
耀州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耀州，虽然不是沦陷区，但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耀州人民和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一道慷慨解囊，支援抗战，血洒疆场，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壮美的抗日乐章。
此前，按照上级安排，我们组织力量开展了“抗日战争时期耀州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从各级档案馆多方查阅有关抗日战争时期耀州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原始档案资料，从现存的各种史志资料中查找相关记述，从而较为全面、真实地记录下了抗日战争时期，耀州人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为抗战胜利所做的贡献。
一、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据《耀县志》记载：在国统区，1937年5月，县上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为前线将士捐献活动，街道和学校都设立有募捐箱。除钱物外，募捐的铜铁堆积如山，城隍庙前奸臣秦桧夫妇的铁铸跪像也作了捐献。妇女会四处发动妇女，为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捐献鞋袜。县府公务员捐献寒衣800件。药王山的万居士，发动善男信女捐献鞋袜衣物近1000件。1937年冬，耀县籍学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同学们自己主动从家里拿来衣服、毛巾、肥皂、胭脂粉等贡献给宣传队用，任步文同学捐献了廿元钱。同年，为支援抗战在耀县筹集军粮，仅县上在稠桑的小王村保中就筹得麦子四十包，每包180斤，共计7200斤，用15匹骡子运送到前线。1939年3月，耀县抗敌后援会和商会在县城城隍庙搭起帐蓬，设立商人献金台，捐献的现金制做了2000件灰布军用棉背心，送往抗日前线。据区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耀县县政府训令》（共4份）记载：①1937年10月，县上认购救国公债数目为壹万元；②1938年10月，劝募棉背心三千件，棉衣二百二十件；③1941年10月，为了支援抗战，全国推行募献飞机运动，耀县完成捐献53万元的募捐任务；④1944年9月，为响应全国妇女界慰劳甸衡抗战将士，捐献毛巾手帕慰劳陆空军将士，耀县捐献1000条毛巾手帕。省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陕西驿运管理处耀宜线耀县驿站关于军运情形报告”显示：1943年5月，耀县运送军麦3800吨，至同宜、宜君、洛川、宜川、甘草镇等处，动用车辆3800辆，运价3230万元（旧币）；“耀县慰劳中原将士二万元”记1944年5月，耀县电汇省抗战将士慰劳委员会贰万元慰劳金。
在陕甘宁边区的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同宜耀县，各级党政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淳耀县委领导军民开荒种地1654亩，同时开展造林、养殖等生产，受到关中分区表彰。1943年，同宜耀县组织互助组，发动劳力500余人，民兵300余人，开荒1400多亩，修埝地270余亩。同时组织纺线车1000多架；发动妇女1000多人，纺线18700余斤。利用衣食村产煤优势，在矿工联合会组织下，动员工人大搞采煤运煤劳动竞赛，投入生产自救，为抗日战争做贡献。1942年冬至1943年，东行政区作战委员会组织民兵307人，担架队530人，担架119副；同时抽调驮骡130匹，担架64副组成支前运输队，为前线运送物资，并动员妇女为前线将士募送鞋袜、手套等。除此之外，还积极征缴公粮支援前线。仅1940年，淳耀县征缴公粮2367石，向农民发放农贷37万元（边币）。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分配淳耀县建设公债(边币)87000元,群众认购116000元。这些都为坚持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同宜耀县的广大青壮年积极踊跃参加八路军，为国效力。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加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和以基干民兵为主的自卫军等民兵组织，严守边区，面对国民党对边区的军事封锁和频频制造的军事摩擦，开展反摩擦斗争，坚决抗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进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向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发起进攻并一度占领。淳耀县军民奋起反击，配合支援主力部队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赶出边区，取得了爷台山保卫战的胜利。与此同时，耀州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设立交通点，开辟交通线，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筹集、运输军事物资，搜集、传送军事情报，接送各类人员安全出入边区。野狐坡中共地下党员郭兴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往返于耀县县城和照金、柳林等地，为边区运送枪支弹药等物资。抗战时期，仅牺牲的耀县籍革命烈士就达63人。
在国统区，一批批耀州籍的热血青年先后参军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据《耀县志》记载，仅在1944年10月，国统区县府奉令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分配本县125名,报名120名,点交入营98名）。其中许多人参加了驻陕的国民党原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8年抗战中，他们先后在华北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坚守山西中条山地区两年多，打退了日军11次进攻和扫荡，威震晋西南，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守卫黄河河防，参加广武战役、河南战役，血战虎牢关，开展豫北游击战，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拒敌于中原，终使日寇未能踏进陕西一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指挥打响陕军东渡山西中条山抗日第一战，令日军闻风丧胆，被当时陕西《秦风日报》誉为“常胜将军”的耀州藉抗日将军——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副师长兼五三0旅旅长任云章少将；立志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楷模，投笔从戎，尽忠报国，与日寇浴血奋战四昼夜，壮烈殉国的耀县籍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独立第四十七旅副旅长邱铁生；战死中条山70年才为亲人和后世人所知的“后死碑”烈士——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三0旅一0五九团三营&一等兵李祥中，以及获得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发的“荣哀状”的抗日阵亡将士崔保成、宋万才，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耀县志》载录的抗战时期耀州藉国民党阵亡将士计有上校副旅长邱铁生、少校团副崔承杰、少校参谋谭建疆、上尉营副白珪成、中尉连长雷致中等65人，他们的英名将彪炳史册。
三、安置优待外来难民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华发起全面侵略，华北、中原、长江下游大片领土相继沦陷。日，国民党制造了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造成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逃往陕甘宁边区。仅淳耀县、同宜耀县辖区难民就达10000余人，这些难民无家可归，生计无着。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凡沦陷区或非沦陷区之难民或贫民，如愿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得自行移入。”1942年2月，又发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1942年春，淳耀县政府和同宜耀县政府在照金之北，南迄老窑上，北至北川，安置了沦陷区和国统区逃难群众1774户、6500多人。照金、田峪、芋园、柳林、庙湾等地群众自发地给逃难群众送碗、送锅、送粮、送衣、送柴火，帮助他们安家。区、乡政府动员群众为其调整土地，解决种子和住房、生产、生活等困难。同时，组织他们开荒种地，实行生产自救，生活得以改善。
1942年，淳耀县又在照金师家道集中安置了一批难民并于建立了乡政府（群众称“难民乡”）。林忠保任乡长、余茂才任文书。难民乡初设时驻地金刚庙。6月左右，乡政府在照金北部的师家道盖草房三间，作为乡政府所在地。全乡共120户、300多难民。按照“政治上给以影响，生活上给以帮助”的安置原则，区、乡干部深入到各家各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乡政府组织难民中的妇女办起了纺织厂，用手摇纺车纺线，用木制机子织布；兴办学校，使难民孩子有学习知识的地方，教师由乡支部书记李平兼任，乡长和区干部经常给学生上课。这些难民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谢边区各级地方政府，使他们在边区看到了希望。
抗战期间，难民乡组织妇女做军鞋，民兵抬担架，运送弹药等，在边区建设和抗日救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秦腔剧《血泪仇》就是当年边区安置优待难民的真实写照。
日本投向耀县的两颗炸弹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长达十四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多地，从东北到上海，而京津，继华北，再南京······大半个中国，到处都留下残不忍睹的场面，单就南京大屠杀，至今都让人颤栗。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赴汤蹈火，英勇献身，抗击着侵略者，并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先烈们的英名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光照千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近日在整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已故原耀县中学李存明老师记述抗战时期日军曾在耀县扔下的两颗炸弹的史料。抗日战争时期，耀县因地处西北，从而幸免未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但仍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从而在耀州人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历史记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两颗炸弹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据李存明老师记述：日，适逢药王山“二月二”庙会，人们争相拜谒药王孙思邈，人来人往，甚是热闹。突然，县政府钟楼上的大钟响了，这是日寇飞机空袭的警报。但是象平常一样，人们似乎麻痹了，不太注意它。停了没多久，大钟又急迫地、不间断地响起了，这是紧急警报！这时，人们才有些紧张、躁动了，到处躲避。李存明当时在耀县县立初级中学（现耀州中学前身）就读，听到警报，就伏在城墙下。一会儿，听见轰轰隆隆的飞机吼声，由远及近，声音越来越大，眨眼间，飞机已飞到头顶上空，低低地盘旋着，仿佛要触着屋顶，飞机上血红的膏药旗也闪入了眼帘。他紧张得连气都闭住了，心里只是诅咒。过了一会儿，李存明和同学刘建林不约而同地一跃身，飞快地躲入西院的男生宿舍，刚到那里，就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后来才听说有两颗炸弹落在县城，一颗丢在北门外西北角的麦田里，弹片飞过城墙，落在了他们学校里，当拾起时，还是热的；另一颗落在县城东门外的铁牛滩爆炸，幸而两颗炸弹均未伤及百姓。
日本鬼子的两颗罪恶炸弹掷在耀州城，虽然没有伤及一个无辜者，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耀州人民不会忘记。70年过去了，耀州人民将永远牢记国耻！
[网络编辑：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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