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八年不吃猪肉，每年花150万刀保养肌肉，男篮同胞却还在撸串吃炸鸡！
折戟NBA总决赛的詹姆斯
并没有因为痛失冠军而懊恼
反而转头回到了训练场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训练！
当大家都在嘲讽詹姆斯的失利时
他已经默默的回到了训练场
开始了自己的训练
詹姆斯已经年满33岁了
总决赛依旧交出了场均3双的成绩单
这是一份多么不容易的坚持！
一场比赛48分钟
一位33岁的老将打42.4分钟
坚持以外，他的身体素质有多变态？
一身钢筋铁骨
他就是一个攻城坦克！
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
他为了这一身铠甲
花费了多少心思……
一年150万刀的“身体保养费”
詹皇如今依然拥有变态的身体条件
这与他努力训练、科学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詹姆斯的亲密朋友马弗里克·卡特透露了一个秘密
詹姆斯光在身体肌肉保养上一年的花费就达到了150万美元。
许多NBA边缘球员一年的薪水都没这么高。
150万刀都花在了哪？
科学专业的训练+严谨的饮食
詹姆斯有两位训练师
詹皇无论到哪，都至少有一名训练师跟着。
每个比赛日的早上5点25
詹姆斯都会准时出现在训练馆
那个时候绝大部分队友
还在睡梦中……
而他的训练，也是非常严格
（视频戳下）↓
詹姆斯还有专门的厨师
为他专门烹制食物
他对自己的睡眠时间也有严格要求
力求做到让身体肌肉保养得最好。
詹姆斯都吃什么？
平日里，詹姆斯的食物主要是
鸡肉、鱼肉、意大利面、蔬菜和水果
每天需要进食6餐
这样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摄入碳水化合物
帮助他在长时间的比赛里维持状态。
拒绝吃猪肉八年
詹姆斯拒绝吃猪肉。
“你可以看到不同，不吃猪肉对我而言的变化在于我的身体恢复速度以及我所拥有的能量，这对于我在球场上的表现有很大的帮助，总体来说，我的感觉很好。”詹姆斯认为，不吃猪肉对于他的场上表现有很大的帮助。
无比强大的自制力
詹姆斯的自制能力很强
即使很饿的情况下也能抵制食物的诱惑。
上赛季常规赛的一场比赛
骑士在击败雄鹿之后詹姆斯受邀接受采访
等到采访结束，他的肚子有些饿了
他询问队友还有没有食物
当时骑士更衣室里还有剩下的披萨
詹姆斯过去看了看之后摇了摇头走开了。
他说：“这可不是詹姆斯该吃的食物。”
每年花150万刀保养身体
日复一日锻炼出坦克般的身材
注定詹姆斯十年如一日的稳定
十亿美元的身价，值在这里！
而反观男篮的同胞们
他们都在吃什么？
小朱赛前抽烟喝酒
一个人吃麦当劳
某对集体吃麦当劳
小琦早饭居然是鸡蛋灌饼
为什么涨不了肌肉？
都是因为瞎吃还不自律！
火箭训练师的爆料一针见血，
不少网友也调侃小琦说：
“再吃两年鸡蛋灌饼，
想进NBA连门都没有！”
差距究竟在哪里？
并非意识技术，而是身体对抗。
当年姚明刚进NBA的时候也是弱不禁风
但是经过几年专业的训练和严格的饮食
姚明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饮食和自律才是真正的差距！
普通健身爱好者增肌，
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自律、不控制饮食，
天天啤酒炸鸡能练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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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强如詹姆斯，你知道他每天要睡几小时吗？强如詹姆斯，你知道他每天要睡几小时吗？暴风体育百家号NBA总决赛如火如荼，因裁判在G3和G4的争议判罚，最让球迷热议的话题早已脱离比赛本身。不过再激进的勇士球迷也该承认，进入职业生涯晚年的詹姆斯，仍像20出头的小伙，每夜统治着攻防两端。即便骑士无缘卫冕，詹皇也很有希望成为历史第一位总决赛场均三双的球员。实际上不仅如此，要是算上睡眠时间，老詹都能拿“四双”。好事的美国媒体找出了詹姆斯的日均睡眠时间，老詹果不其然“拖”了全美人民的后腿，他每天要睡12个小时。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在2013年发表的数据：现代社会美国人平均每天睡眠6.8个小时，相比1940年少了将近一小时，并且40%的美国人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另外通过ESPN的研究表明，要睡半天的可不止老詹一人。罗杰·费德勒、博尔特、大威、莎拉波网和纳什等众多顶级职业球员，都要保持10+小时的睡眠时间。那么问题来了，好的睡眠能让你成为下一个詹皇吗？如果我们想提高竞技表现，获得足够多的睡眠时间能给予帮助吗？上个月NCAA的几位医学专家举办的睡眠与健康峰会中，曾得出多数球员得不到充足睡眠时间的结论。专家通过从2009年到2016年之间，球员们深夜的推特活跃度得出：晚睡可影响球员表现，随之促使球队遭遇失利。一个从晚11到次日早7点在推特活跃的球员，会在当晚比赛中场均少得1分，投篮命中率低1.7%，直接影响球队的竞技状态。当然，将缺乏睡眠的研究结果视作比赛不佳的主因显然偏于武断，毕竟推特不是判断球员早睡的唯一条件，更何况睡得晚和睡得不够也不能挂钩等号。尽管如此，美国各项机构近年的发现都表明良好睡眠对运动的受益性。睡眠或许无法直接改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但对自主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思考能力皆有直系关联，从此影响球员的场上发挥。充足睡眠能为身体和大脑，提供充电的机会。一个被长期剥夺有效睡眠时间的青少年，相比常人受伤概率更大，人们也都清楚通宵会对第二天的日常思考，带来多大干扰。可是如果在你睡眠的同时，你的竞争对手都在拼命训练和补强，大家都听过科比凌晨四点的故事，因此这难道不算一种懈怠吗？起码美国媒体有不同见解：牺牲睡眠的训练和生理付出可能会成为你的敌人，这就好比尝试跑长途但没有加满油的汽车。好的睡眠同样讲究天赋、能力和个人习惯。因此或许12小时的睡眠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看看勒布朗，你还敢说没什么卵用吗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暴风体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做最好的体育直播、资讯平台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译言百家 如何专心睡眠：当我们的思维停不下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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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百家 如何专心睡眠：当我们的思维停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时候，确实是活在对无法适时入睡的恐惧中。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夜间无法停止思考，首先应该弄懂我们身体中管理睡眠的机制。当然关掉思维阀门说来容易做来难，这里有一些有助于你静一静的小窍门
作者︱ &Andrea Ayres-Deets
译者 &︳沈持盈
我的睡眠时间表是这样的：
8:30: 准备上床睡觉
9:00: 上床
9:30: 希望自己入睡
9:55: 确定自己要入睡
10:00:我的天啊，你还没睡？你为什么不睡？你知道自己不睡觉时将发生些什么。好吧，只想着睡觉吧。我的意思是，等一下，别再想睡觉这件事啦！甚至连这个词也别去想。
10:05:一切都毁了，全毁了。
12:30:有人在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吗？我确定有人在这么做。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拽出来痛打一顿。
1:00: *无声的愤怒，直至睡意袭来*
我生活中的许多时光都充斥着我对于无法适时入睡的恐惧。我计算了我所需的睡眠时间并精确到了分钟。每晚我躺在床上等待着那些执着的想法从脑袋中涌出。我曾经认为困扰我夜间休息的那无尽的思维洪流仅仅是我所独有。但是我大错特错了。
如果你无法在晚上关掉你的思维阀门，你不是一个人。据估计，有3,000-4,000万美国人都患有睡眠障碍，另有2,000万人患有偶发性失眠。糟糕的是，疾病控制中心认为这是一种关乎公众健康的传染病。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夜间无法停止思考，首先我们应该弄懂我们身体中管理睡眠的机制。
直至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才相信，睡眠完全是一个被动过程。现在，科学家认为身体的觉醒和睡眠模式是一种双进程模型（two-process model）。分为S进程：在夜间提升我们的睡眠渴望，抑制我们的觉醒中枢。以及C进程：在白天让我们保持清醒。这种双进程模式也被昼夜节律[1]（circadian rhythm）所影响。
昼夜节律是身体的时钟，管理着我们的活动和行为。昼夜节律由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所控制，视交叉上核是大脑的一部分，被称为昼夜节律起搏器。早晨的光线让视交叉上核知道“嘿，该起床了，重新再开始这一过程吧”。随着日落，视交叉上核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让身体平静下来，准备睡觉。
日光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
昼夜节律如果被破坏，将会阻止我们在夜间入睡，让我们在白天感到极度疲惫。这种破坏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夜班）倒班工人患心脏疾病、消化紊乱以及情绪和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这些都与他们的睡眠问题相关。夜班期间，车间事故的数量和严重性也会有所上升。
好吧，虽然我们理解了睡眠的运行过程，但是当我们上床睡觉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呢？
睡眠有两种形式，分别是快速眼动（REM）睡眠和非快速眼动（NREM）睡眠。这两种睡眠对于处于恢复过程中的身体来说都十分必要。睡眠也有五个阶段，整个过程需要90-120分钟。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睡眠看起来是这样的：
处于睡眠周期中的大脑
我们无法关掉思维的阀门，是因为我们无法将第一阶段的α脑波转化成第二阶段的θ脑波。那些患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通常在入睡后就立刻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当我们开始入睡时，我们的大脑会非常放松，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们的大脑会重新排列并评估白天的事务，促进新的记忆形成，清空记忆碎片。
正如任何曾经尝试过的人都会告诉我的那样，关掉思维阀门说来容易做来难。你没有魔法开关，按下去就能入睡，但是有一些有助于你让脑袋静一静的小诀窍。
1.给自己降温
千万别真把脑袋塞到一大块冰里
每天晚上，我们身体的入睡都包含体温降低这一过程。如果你处在一个非常热的屋子中，这会扰乱你身体内部的睡眠过程。用稍微技术化一点的语言来说，当睡眠时，你大脑中额叶皮质的新陈代谢也需要放慢速度。失眠症患者的额叶皮质代谢水平更高，这也导致了他们没有入睡的能力。身体丧失了夜间调节体温的能力，因此寻找到一种正确的平衡（模式）十分重要。
2.购买红光灯
褪黑素是一种对于睡眠十分重要的激素。图片改编自《新科学家》
&你知道我们的电视、电脑和手机发出的光稍稍有些偏 蓝色吗？那种看似平静的蓝光其实会剥夺你的睡眠。短波蓝光会抑制睡眠所需激素——褪黑素的产生。置身在蓝光之中甚至能够让我们不再遵守昼夜节律。如果全部购买红光灯对你来说有点极端，那么就至少在你睡前两小时降低你所使用的灯光量吧。
3.用左侧鼻孔呼吸
虽然可能看上去很怪异，但是这样呼吸的确能够让你平静下来
在瑜伽中，这被称为“纳地净化调息”（nadi shodhana）或者“鼻孔交换呼吸法”。堵住你的右侧鼻孔，练习用左侧鼻孔呼吸十次。据说这种用左侧鼻孔进行的呼吸练习能够放松你的交感神经系统。仅仅集中精力呼吸就能够帮助你忘记其他的杂事。
4.早晨出门转转
当谈论到睡眠时，太阳是我们的好朋友。嗯，至少白天如此。
晒晒太阳——尤其是刚醒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昼夜节律自我重置。最好的晒太阳时机是上午6:00至8:30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的好处，你至少应该每天晒半小时太阳。日光抑制了褪黑素的合成，而褪黑素会让你感到疲倦。白天的疲倦会让你在夜晚丧失这种感受，而在夜晚，我们才最需要疲倦的感觉。
5.形象化你的睡眠
如果你觉得你能做到，那么你就有可能做到。
你是风中的一片叶，观察一下你是如何飞舞到睡眠大陆上的。
形象化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带有情绪内容的想法中转移出来。专家说，将睡眠同实在的事物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在每晚入睡过程中产生的焦虑。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者近来发现，一种简单的行为，即相信自己的睡眠时间比实际睡眠时间多,足够给予你的大脑一些积极的睡眠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常实用的睡眠小妙招，但是它们都是基于同一个原理变化而来。让思维和身体为睡眠做准备，就要减少我们思维中的情绪内容，尽可能多地消除外部刺激。你绝对有必要发掘各种各样的睡眠方法，进行各种各样的睡眠练习。这么做能帮助你理解那些妨碍你拥有一个平静思维的桎梏。
睡眠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仅发生于你躺在床上的时刻。我们的身体一天到晚都在为睡眠做准备。它实际上有助于我将睡眠想象成为一个不间断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件应该会发生的事情。这让我减轻了一些压力。我的身体其实就是这样构造的。相信并倾听我们身体的自然过程，的确有助于我找到一种更好的入睡方法。
[1]昼夜节律：生命活动以24小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动，又称近日节律。
审校 | @carnivalmmm
*非商业转载请清晰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商业使用请私信或邮件联系
21 Words |
我们的文化对美丽的相貌赞许不已。但我们的白日梦，如同我们的脸孔一样，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
作者 丨Jonny Thakkar（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讲师）
译者 &| 沈持盈
画板油画《愉悦相伴》（Merry Company），1562年，作者：让·马特西斯（Jan Matsys），现存于法国瑟堡市托马斯·亨利艺术博物馆。图自《布里奇曼艺术》/盖蒂社
压迫的性质和形式不一而足，但几乎所有的起因都是不公正：人们所接受的待遇与他们应得的待遇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说出一个人应得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常常认为，功过赏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所能控制的事物有关。例如，你的肤色并不由你做主，所以你因此而受到恶劣待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我们说的这种待遇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个排斥同性恋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关押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压迫性要低，尽管如此，它还是让人有压迫感的。性取向和种族是相当明显的压迫重灾区，阶级和性别亦如此。但是，如果压迫就是没有给人以应得的，那么将会有另一种压迫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丑陋之人所受到的压迫。
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长相特征，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肤色，但是人们一直都以貌取人。正如心理学家克米拉·沙哈尼·丹宁（Comila Shahani-Denning）于2003年在《霍夫斯特拉视野》（Hofstra Horizons）期刊上关于该问题总结并发表的研究报告所说：“（人们关于）长相的偏见出现在各个领域，比如老师看脸给分、选民看脸投票、陪审团在模棱两可的案件中看脸来做出裁决……长相也会影响面试者对于应聘者的评判。”蹒跚学步的幼童爱盯着漂亮的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喜欢凝视可爱的孩子，我们无情地给予长得养眼的人以优待。长得丑的就糟了。
古希腊人也爱以貌取人。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评论道：希腊人不仅深受美的影响，而且还普遍并且坦率地表达他们对于美的价值观。”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Iliad）中就有一幕，颇能蛊惑人心的平民忒尔西忒斯（Thersites）要挑战阿伽门农（Agamemnon）的权威，但很快就被奥德修斯（Odysseus）狠狠揍了一顿，奥德修斯对于这位自命不凡者的蔑视十分强硬：“所有那些来到伊利昂城（Ilion）脚下的人中，没有比你更坏的人了。”荷马对于忒尔西忒斯的描写，基本上都用“最丑的”（ugliest）来代替“最坏的”（worst）：
这个男人是来到伊利昂城的人中最丑的一个。他罗圈腿、跛足、驼背、含胸，尖尖的脑袋上顶着羊毛般稀疏的头发。
将“最丑”与“最坏”两个概念等同，并非是荷马个人独有的习惯。希腊语中，表示“美丽”的词汇是“kalos”，它也有“贵族”的意思；而表示“丑陋”的词汇是“aischros”，它也有“可耻”之意。我们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说法就是，在古希腊，“美丽与精神上的高贵相连，是一种最为牢固的信念。”
希腊人毫无保留地崇拜美丽，他们请求将长得好看的运动健儿看做半神（quasi-deities）[1]并为之立下雕塑；把青春帅气的男孩培养成名流雅士；甚至到了偶尔会仅仅因为一个敌方士兵长得俊美，就要放他一条生路的地步。一种文化若崇拜美丽，那么在这种文化中，丑陋也会受到压迫。布克哈特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斯巴达姑娘后来成为了狄马拉图斯（Demaratus）的妻子，因自己样貌丑陋，她每天都去特拉波涅（Therapne）的海伦神庙祷告；她站在美丽的海伦塑像前，恳求海伦让她变美点。”
虽然现在时兴的是外科手术而非求神拜佛了，我们的文化似乎仍然与希腊文化一样恐惧丑陋的事物。父母仍然希望他们的孩子不拥有丑陋的外貌，许多父母也愿意助孩子一臂之力：虽然让孩子去做隆鼻、丰胸、抽脂手术的不多，但对诸如牙套等一些形式的牙齿美容的投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东倒西歪的牙齿意味着丑陋的笑容，丑陋的笑容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多次付出代价。当然，人们会说带牙套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好看，但是对于那些忍受这一过程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原因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文化中，牙套是缠足的翻版。
希腊人应该不会对承认带牙套的真相而感到尴尬。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公开地说，除非你的孩子开心，否则你无法开心；而且人只有长得好看，才能真正感到快乐。他的意思并不是丑陋之人就永远“感受”不到开心；他说的并不是（或者至少起初不是）主观或者内在的感受，而是更加客观的感觉。我们不妨这样想：有一才会有二，循序才能渐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地成长。假如你能替他们做选择的话，那么哪种环境，哪些品质对于他们来说有选择价值呢？比如说，你是希望他们美如西施呢，还是希望他们貌若无盐呢？显然你希望他们能好看些。因此，如要挑选最值得过的生活，美丽必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丑陋则是“玷污了幸福的一个污点”。这种逻辑在当下仍然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去承认它。
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流行的肥胖病”呢？显然，超重会损害个人健康，也会影响公众福利，这个原因易于被大众口耳相传。但就我个人而言——希望我的观点不会过多暴露我的卑鄙——我发现，要相信减肥活动并不仅仅是由“嫌恶”所驱动这种观点是很难的。当你遇到肥胖体型的人时，我认为你会觉得——或者我认为我会觉得——有一点“惊骇”，甚至对他们有一点“恼火”。肥胖似乎是“错的”。实话实说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想法非常不道德，让我想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1889），尼采显然没有受到这种难题的困扰：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一切丑陋的事物都会让人们变得软弱而悲伤。丑陋让人们想起腐朽、危险以及无力：它确实会让人们失去力量。丑陋带来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当人们消沉沮丧时，他们会感到一些“丑陋”近在眼前。他的力量感、权力意志、勇气以及自豪——统统会因为丑陋之物（的影响）而减少，因为美丽之物（的影响）而增加……丑被看作衰退的表征……枯竭、沉重的迹象……瓦解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同样的反应，产生了“丑”这个价值判断。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们憎恶的是谁？而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倒退”。
尼采接下来可能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如此关注肥胖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是因为他们是丑陋的，并因此散发出“腐烂以及变质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这个种群的倒退。
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
对尼采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种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人类zi?ji。然而长得好看的人会让我们想要神化人类，以（给长得好看的人）树立雕塑和纪念碑的形式帮助人类“肯定自己”。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这么说有点过分吗？可能吧。但是想一想《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这部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情景，未来的人类被描绘成肥头大耳的懒汉，坐着轮椅，没有机械的辅助就没法站起来，他们的下颚骨退化消失。这样一个噩梦难道真的无法改变人们对肥胖的态度吗？
当然我们宁可噩梦不起作用。一方面，它似乎有一点纳粹主义的意思。但是它也很是肤浅与刻薄，我们是羞于变得肤浅刻薄的。仅仅根据一本书的封面就对它做出评价，这会显示出我们的肤浅。从“内心”上来讲，变得肤浅就是变得丑陋。
尼采认为，将外在美转化为内在美的革命性概念，是由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历史上长得不咋地的人、神职人员和哲学家所发起的。希腊人假设外在美是快乐所必须的因素，苏格拉底反对这种假设，而声称理性能够带来美德，而美德又能带来快乐。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长相十分丑陋，但是他设法让自己的内在变得美丽，以至于英俊的年轻男士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他的爱恋之中，让他们对自己精神上的丑陋感到悔恨，像狂吠不已的小狗一样乞求他的注意。尼采对这一切给出了一个挖苦的解释：“用辩证法的目光看去，乌合之众将反败为胜。”这种将美丽与高尚挂钩的文化，除了简单把美丽重新定义成知识分子才有的内在品质，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来对抗它吗？
苏格拉底式的举动将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牧师）置于一个优待地位上。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于当代人的品位仍然有些妄下评判的意思。我们想让这一革命更进一步。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是丑陋的。要么，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美丽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雪绒花——要么，无论如何外在美都是相对的，因此谁也不好评判。总之，我们很难让某人承认一个特定的人是丑陋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的相貌的确反映着他们此后的选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到50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他应拥有的一副脸孔”——这的确让我们很难把外在美从其他一切中抽离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相较于希腊文化，我们的文化对丑陋的压迫要少些吗？我们担心自己展现出肤浅与刻薄的形象，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肤浅不刻薄。为了掩盖这一点而假装丑陋并不存在，这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压迫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丑陋之人的处境颇似所谓“后种族”（post-racial）社会中黑人的处境：我们以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事态可能会对丑陋之人愈加不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未将丑陋当做过一种不公正并予以认真对待。事实上，不管丑人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也完全不会有人将其与种族主义引起的不公正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所能实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愿望的机会。假设你想变成一名宇航员、演员或者杂技演员，而这并不由你做主：它既取决于你的渴望，也要依靠你的天赋。
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
如果一个人天赋不够，那么他的机会也会变少，而好看的相貌被当做一种天赋。研究显示，从人们求学伊始——它对于人的职业前景十分重要——不用多聪明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也对人们的关系交际网十分重要。漂亮的人自然拥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可能出现难以抉择的情况，拥有美貌也可能意味着一种诅咒：例如，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但是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会发现，在人生变幻叵测的机遇中，不贪恋更多的机会是很难的——总的来说，丑陋的人拥有的机会更少。
但是，这种压迫仅仅是坏运气吗？毕竟，似乎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规定丑陋的人要“坐在汽车后排”[2]。速度更快的跑步者常常能赢得百米赛跑，而杂技演员多是拥有良好平衡能力的人，你可能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惋惜和怨愤，但这几乎不具有压迫性；在某些场景中，奖励这些具有天赋的人的“做法”就是给他们以应得的待遇。的确，生来美貌与是否能设计出好看的网页不太相干，在类似的案例中，当招聘时，把外貌作为衡量因素应当是违法的。当然，这类法律很难得以实施——并不仅仅因为用人决定通常是不透明的。现实情况是，在许多工作中，漂亮的长相都的确能够加分。这类工作不仅仅包括诸如演戏、走秀或者餐厅服务等抛头露面的工作，也包括销售、管理甚至教育等——只要客户、管理人员以及学生仍然以貌取人，丑人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
这说明，对于丑陋之人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法律，在清醒理智的意识的决定中也不常有所体现，它是在世俗交往中，而非法律和意识决定层面起作用。但是丑陋之人应该得到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多的尊重：让他们的话语得以被倾听，动作得以被注意，眼神得以有交流。他们却没有得到这些尊重，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
而且，正如你可能已经听过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几乎没有人会故意地压迫丑陋之人。然而从道德层面来说很不幸的是，希腊人的态度已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有时，我们的确会发现一个人的外在之美——例如他笑容所洋溢的魅力——但在这笑容之下，他的内心是空虚堕落的。但是我们最初的想法几乎都是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朋友。我们想要与他为伴，听他说话，多看他一会儿。当然，对于一些漂亮的人，尤其是美女来说，这种吸引力是把双刃剑，吸引一些人注意力的同时，也会失去另外一些机会。这也是一种坏运气。
问题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性情也得到了演化。幻想我们能够完全克服这种自然的遗传，认为我们能过上各自应得的生活，或者甚至，认为我们能成为我们配得上的那种人，这就是一个幻想——而希腊人能无忧无虑不受其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命运使然。然而我们的白日梦，如同我们的脸孔一样，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只能尽力去用好它。
[1]半神：是一种超出凡人想象、拥有居高临下指挥能力的实体，准神并非真正的神灵，而是由人们的信仰以及信念产生而来，准神具有少量的神格。比方说如果有够多的人崇拜某一肖像或图腾，它就会具备一定的神力，宛如具有真实的生命一般。
[2]坐在汽车后排：一种表歧视的说法，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曾规定，车上如果没有白人，黑人可以坐前排，但如果有白人，黑人只能坐到最后一排，前排的都不能坐。
审校 | @红鼻子cj @独眼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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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ords |
与父母同住，单身，没有明朗的职业方向——是长不大，还是人生的新阶段？成为一个成年人是一场搏斗，“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充满压力”。在“初显期”成人的道路上，也许最不需要的就是比他们年长的人对他们的反感。
作者 | Jeffrey Jensen Arnett
译者 | HPIMF
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坦白地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长大。1980年，我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那时我23岁，拿着一份刚印出来的心理学学士学位证，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什么。我在大学里学了吉他，又不想做一份卑微又不挣钱的苦差，所以现在我写出了一大堆歌曲，足以让我在酒吧和餐馆靠演唱挣钱。我挣的钱能养活自己，但完全是因为我搬回去跟父母同住，不用付房租也省去了日常开销。
几年之后，我进了研究生院攻读心理学，但即使是4年之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在感情方面，我也发展得不顺。在那之前我有过很多女朋友，但都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最终，我还是找到了爱情和事业的方向，但这又花了好多年：我在35岁找到了第一份长期工作（当教授），36岁结婚，42岁有了孩子（双胞胎）。
我刚开始研究年轻人怎样步入成年的时候，灵感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那时我30几岁，思考着关于我和我的同龄人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步入成年这个问题。但我一直着重研究18-29岁的年轻人，因为我发现跟他们谈话收获颇丰。
在此之前，我用了好几年时间研究青少年，以高中生为主，重点研究他们的媒体使用情况和冒险行为，如酒驾。我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发现在我试图采访他们的时候，这些青少年总是闭口不提。他们提防着我——一个可能入侵他们内心的成年人——但似乎他们也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由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不能退后一步来深刻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在19-29岁研究组中，这些“初显期成人”却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不局限于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采访那些和我经历完全不同的初显期成人——那些进过监狱，儿童时期受过虐待或是被单身吸毒母亲抚养长大的人。普遍来看，我发现他们对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现在正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有见地。这种见地通过他们的幽默和日常交流的口才表现出来，也正是这种见地让我以此为职业，致力于理解他们并向别人解释他们。
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写了两本关于这个生命阶段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帮助初现期成人和他们的父母理解在今天的美国，这个比以前更长的成长之路。此外，我还指导了两个全国性的调查，即2012年和2013年关于初显期成人的克拉克（Clark Poll）调查。这两个调查让我们对该年龄组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有了了解。
然而，后来我才发现，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对初现期成人热心而仁慈。他们的态度恰恰相反。
经过长达十年的对美国各地18-29岁年轻人的采访，我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初现期成人是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的一个人生新阶段的理论，同时还总结了我在研究中的发现，涉及的话题从与父母的关系到爱与性、教育、工作和宗教信仰。在出版之前，时代周刊告诉我的出版商——哈佛大学出版社，他们想做一期关于这本书的封面报道。我自然是很激动。但是当时代周刊的这篇报道出来之后，报道本身却极其负面，令人吃惊。封面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穿着礼服衬衫和裤子，坐在一个沙盒里。展示给读者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靠父母养活，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伴侣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是长不大”。文章基本上是在表达对他们缺点的悲叹，引读者嘲笑他们比父辈和祖父辈花更长时间才步入婚姻殿堂，为人父母，做全职工作。
十年之后，我对人们看待初显期成人的这种观点不再感到惊奇，但仍然觉得困惑和沮丧。我在过去的十年中花在玩打地鼠上的时间令我后悔，那种状态就是我的美国同胞常用来描述初显期成人的贬损的描述：他们懒惰、自私而且永远不想长大。噢，他们还空前地糟糕，绝对比现在批评他们的人年轻时要糟。这种固有印象到底蕴含真理还是根本不公平？
人们对初现期成人最常用的侮辱是懒惰。依照这种观点，年轻人都是懒虫，对于工作，能逃避就逃避，只要能不工作，宁愿依靠父母。他们逃避实际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权益意识的过于膨胀。他们指望工作是有趣的，如果没意思，就不做。
初现期成人对工作期望高是事实，并且，确实，还有一种认为理应享受工作的情愫。我为写2004年出版的书采访了伊恩，他那时22岁，尽管他知道“如果我当记者，一年能挣2万美元，我爸（一个富裕的内科医生）挣得比那多得多。” 还是选择了新闻工作。比钱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他喜欢的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我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初现期成人进入工作岗位，寻找的是我所称的基于身份的工作，意思就是一份能让他们感到满足，能把他们的才能和兴趣都发挥出来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盼望着去做的工作。
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在餐馆桌边为你服务，是谁在零售店收银，是谁给超市的货架上货？
你可能觉得对工作怀着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你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是他们的父辈——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发明了工作应该有趣这种想法。之前没有人这样想过。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反对这种传统观念：工作是枯燥但又无法避免的人之处境。他们宣告，他们不想简单地把生命耗于埋头苦干——并且他们的孩子成长在这个新世界中，认为工作应该是有意义、能实现自我的。现在，这些孩子是初显期成人，他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和雇主却抱怨他们自以为是。
噢，是的，今天的初现期成人怀着过高并且常常不切实际的工作期望，但是要说懒惰？这就错得可笑了。在寻找那难以捉摸的理想的工作时，他们并不是仅仅无所事事地玩玩电子游戏，整天只顾更新脸书主页。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一边寻找更好的机会的同时，将二十几岁的青春花在了一个接一个不光鲜且收入微薄的工作上。普通美国人在18到29岁之间做过十份不同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受人尊敬，薪水又不高的工作。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在餐馆桌边为你服务，是谁在零售店收银，是谁给超市的货架上货？大部分是初显期成人。他们大多一边上学一边工作，一边想往高处走一边还要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用固有的偏见抹黑这些努力工作的初显期成人是不公平的，这种看法只适用于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
基于身份的工作只有在美国社会中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和富人才配拥有？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这种期望横跨社会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79%的19-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种看法：“对我来说，享受我的工作比挣很多钱更重要。” 并且在（通过母亲受教育程度表现出来的）不同社会阶级背景之间没有差异。虽然期望相同，但现实却差距很大。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美国青年同那些社会等级背景较高的青年相比，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并且，在当今的信息经济社会，没有大学教育，什么工作都难找。在当今美国，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比受过4年大学教育的人失业率高一倍。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社会等级背景较低的初显期成人同比他们有优势的同龄人相比，更可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以获得我需要的教育。” 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他们的社会，目光短浅，投资教育和培训不足，因此浪费了年轻人的潜能和期望。
另一个普遍的对初现期成人的诋毁是自私。一些美国研究者——圣地来哥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演说家珍·温格——发表的论断最恶名昭著，她声称，今天的年轻人与30或40年前的年轻人相比，更“自恋”。得出这样的论断，主要因为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自尊程度更高了。现在的学生更可能同意这样的话，比如：”我是个重要的人。“
怀着这样的成见，这其中的一点点正确性也被极大地过分渲染了。要说今天的初现期成人成长的过程中自尊程度比前辈更高，很可能是对的。他们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在他们还在摇篮里时就告诉他们：“你很特别！”“你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理想要远大！”诸如此类。在电影里，在电视里，在歌曲中，流行文化强化了这些信息。年轻人还真正相信这些。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近乎所有（89%）18-29岁的年轻人都同意这样的表述：“我有信心，我将得到我生命中想要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很自私，并且这是关键点。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是自恋的一代。这仅仅表明，他们十分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己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好生活。我们难道更希望他们在成年生活的挑战中退缩吗？作为一个热切的心理学爱好者，我就见识到了他们在进入残酷的成人世界时的高自尊和自信。大部分人在20几岁的时候因为爱情、工作，因为任何被残酷现实撞碎的梦想泡沫而不止一次地备受打击。高自尊驱使得他们再一次爬起来，继续前进。例如，25岁的尼可出身寒门，她是4个孩子中的长女，母亲智力不健全，又没有父亲。她的人生目标一次次因家庭责任而耽误或脱离正轨。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继续大学学业并且决心实现获得博士学位的最终目标。正是因为有这样自信她才能度过充满不利条件的混乱的童年。“就好像，你越是打击我，我就越强大。”我在为写2004年的书对她做采访时她这样告诉我。
“自私”这一诋毁也忽视了今天的年轻人胸怀理想，慷慨热心的事实。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86%的18-29岁的年轻人赞同这样的说法：“对于我来说，拥有一份能在世界上做点好事的职业很重要。”并且，这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愿望：实际上，同他们同龄时期的父母相比，他们更可能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服务他人。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调查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他们永远都不想长大”的断言，确实，在完成教育、步入婚姻殿堂和为人父母方面，他们担当起成年生活的全部责任比前辈要晚。许多初现期成人对成年期感到矛盾，并不急于到达。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35%的18-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我能如愿以偿，我愿意永远都不成年。”虽然不占多数，但数量很大，而且很可能这35%就是这种成见的根据。
他们想在自己还拥有自由的时候好好利用。这并不可鄙，而是聪明。
所有我们这些已经步入成年期一段时间的人都深知，成年期充满繁重的责任：每天要上班，做饭，保持家里相对干净整洁，还要支付账单。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看起并不是乐趣满满。杰拉德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兼歌手，那时他27岁，他告诉我：“我觉得我徘徊在成年期的边缘，你懂的。我觉得，在某些方面， 我喜欢成年生活，在其他方面就不喜欢。我认为当一个成年人就是非常无聊的，我就是觉得我还没无聊到那个地步。”
尽管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但大多数初现期成人到30岁时已经有了配偶，至少育有一子，并且有一份稳定的长期工作。其余中的大多数也将在30出头的时候实现这些人生转折。他们并不是真的永远长不大。他们大多只是不想在20几岁的时候就被成年期的责任所束缚。他们更愿意趁着20几岁时，人生尚灵活自由，去追求他们少年时期和中老年时期不能随求的探索——到国内或国外的另一处去生活一段时间，努力想进入一个令人向往但希望渺茫的行业比如乐坛或演艺圈，或是仅仅找一份低薪低压的工作干一段时间，和朋友玩个开心。他们喜欢在自己还拥有自由的时候好好利用它，这并不可鄙，而是聪明，我们没有给他们的智慧以足够的称赞。到了30岁，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做好充分准备，愿意用无拘无束的自由换取和他人持久结合带来的好处。
尽管有这么多关于成长的一代的好消息，但还是有一个对初现期成人的一个负面刻板印象普遍存在。这种成见认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比上一辈或两辈的年轻人差劲多了。许多正在老去的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拿现在的初显期成人同六七十年代时年轻的自己相比，形成反差。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年轻人冷漠、不负责任并且道德败坏。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70%被调查者认为“老一辈的人”比“年轻人”拥有“更好的价值观”。甚至大多数18-29岁的年轻人也同意这一观点。
奇怪的是，尽管大量的事实与此相反，这种刻板印象却一直存在。在各项指标中，年轻人已经变得比以前优秀而不是比过去的几十年糟糕。青年男子的暴力犯罪率不到70、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一半。汽车事故一直是十几二十岁的美国青少年死亡的主因，但在过去的20年中，比例下降了几乎一半。从90年代早期起，18-19岁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约25%，在非裔美国人中，比例更是下降了近一半。
关于这一代人，不仅是坏事的比例下降了，好事的比例也上升了。90%美国大学新生报告在去年做过志愿工作，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对成千上万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年度全国调查，这个水平是历史最高值。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志愿项目如和平工作团、美国志愿队和美国教援等收到的申请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值。
美国年轻人也比老一辈更宽容，更能接受包括种族和性取向在内的多样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美国年轻人（18-29岁）比其他任何年长的年龄组更可能说他们”接受家庭成员与其他种族/民族的人结婚“。在白种人中，80% 18-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种说法，与此相比，在50-64岁的人群中，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占52%，而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占比仅为36%。同样的研究也显示，国际友谊在年轻人中最普遍。
美国年轻人对性取向多样性的接受程度比老一辈高很多。多项皮尤调查显示，在1928年以前出生的人群中，同意”同性性关系总是错的“这一说法的人占78%，但在1981年后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43%。此项研究和其他研究还发现，年轻的美国人比年长的美国人更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年轻人的这种开放和接受的态度超越美国国界。调查员约翰·佐格比把18-29岁的年轻人称为“第一代国际人”因为他的数据显示，这些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并且比老一辈更热衷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佐格比得出结论，当代年轻人比美国历史上之前的任何一代人更具有全球性。例如，56% 18-29岁的人拥有居住在美国国外的朋友或家人，这一比例比任何年长的人群都高；此外，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在过去五年中出国旅行过。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在一生中将拥有比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更和谐的国际关系。
那些蔑视初显期成人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在试图将他们唤醒，让他们更有责任感，但这种方式真正有多大希望呢？嘲笑能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敌意能促动他们成为有贡献的社会成员？
不可能。一扇敞开的门比当头的一巴掌好得多。帮助年轻人成功转型为成年人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因为当他们成功转型了，每个人都会受益。初显期成人想为他们的社会做贡献，而不是消极等待供养。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辛苦打拼，为在世界上立足，而且他们渴望找到一份能为世界做点好事的工作。但是在教育和就业体制改革，为年轻人创造最大程度发挥他们能力和精力的可能性方面，他们的社会却做得不够好。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以及其他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丑闻。这代表着对人类潜能的巨大浪费。
到21世纪末，我们将把高等教育看作不可或缺的。我们越早开始，初显期成人潜能的浪费就越少。
一个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在21世纪让高等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就像中等教育在20世纪成为普遍福利，初等教育在19世纪成为普遍福利一样。我之所以说“高等教育”而不是“大学”是因为它可能形式多样，从综合性大学教育到职业培训项目。不管怎样，在21世纪的经济生活中，年轻人要为走上工作岗位做准备，中等教育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继续经历巨大转变，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包括商业服务、金融、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型经济要求使用信息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仅仅靠中等教育是不足以提供的。高等教育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高等教育，许多年轻人在进入劳务市场时就几乎没有机会成功，凄凉的结果可想而知：失业，依靠政府，绝望，滥用药物。我们能做得更好，并且一定要做得更好。
这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当然——这就像19世纪为开展初等教育的投资，20世纪为了让中等教育成为普遍福利一样。现在谁也没有后悔进行了这项投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像，没有这项投资，社会会是怎样。在21世纪末，我们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态度去看待高等教育。我们越早开始，初显期成人的潜能浪费的就越少。
让高等教育成为普遍福利，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些时间，但同时，还有一些东西，父母，雇主和其他成年人可以并应该提供给初显期成人：耐心和支持。成为一个成年人是一场搏斗。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72%的18-29岁人群认为：“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充满压力。”当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比他们年长的人对他们的反感。只要孩子奋力追求远大目标，父母如果有能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支持处于初显期的成年孩子。如果成年人能认识到对于大多数初显期成人来说生活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阶段，不稳定与不确定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当他们看见年轻人在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步伐不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快，他们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对今天初显期成人种种偏见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但可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许多他们的长辈还在用旧的标准来丈量他们的进步。社会、经济、技术在过去半个世纪变化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什么是“正常”的，这一标准在年轻人中也变化得如此之快，社会上的其他人还没跟上。如果在23或25岁还没有结婚并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许多旁观者还是觉得这些年轻人缺点什么，虽然根据今天的标准，这个年龄过早了。在现在，这个介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阶段已经很有代表性，在这个时期，变化和不稳定才是王道，这样的认识将可能有助于消减人们的负面刻板印象，并学会欣赏他们充沛的精力，无限的创造力和对生活饱满的热情。
本文依据的材料出自作者的两本书，分别是《成人初显期》（和伊丽莎白·菲谢尔合著）和《我成年的孩子什么时候长大》。
21 Words |
努力工作，更要灵活工作。
作者丨CamMi Pham
译者丨SherryMoon
当我17岁时，常常一天工作学习20小时左右。我利用课间完成作业，晚上则去管理一个公益组织。那时付出的努力给了我无数参加全国性活动的机会，可以与最好的组织合作，收获成功的事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我意识到，加倍努力并不总是通向成功的正确途径。有时候少做一点，会有更好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企业一直工作不休息，就算如此，也无法保证它从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时间是一种有限资源。一位企业家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任何人所能工作的最大时长）。竞争对手总能在同样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资金，组建更大的团队。那么，为什么有些小型创业公司却完成了许多大企业未能做到的事呢？Facebook花费10亿美元收购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 而这家公司只有13名员工！Snapchat，一个拥有30名员工的年轻创业公司，拒绝了科技巨头Facebook和Google的收购。当然，他们的成功一部分是依靠运气——其余则源自效率。
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勤奋与否，而在灵活与否。
忙碌和高效有着天壤之别。忙碌并不代表高效率。高效更多在于你如何管理自己的精力，而非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它是一生的功课。我们要学会如何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效益。我很庆幸自己能在Filemobile这样优秀的团队工作。在这里，大家会向我示范高效做事的方法，也会帮助我整理事情的优先顺序。我学会将我的工作时间由每周80小时缩减为40小时，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换言之，少即是多。
我通过停止做这7件事，来提高我的效率。
1. 不再加班。
你是否曾想过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从哪来的呢？在1926年，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结果很有趣：当你把你的每日工作时长由10小时减少为8小时，把每周工作时间由6天缩短至5天时，你的生产力会有所提高。
来源：利用已发布的图表（《事实还是谎言？》）来计算由于加班而损失的生产力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工作时间越长，工作效率和效益就越低。1980年，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布一篇名为《制定好的加班时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Scheduled Overtime Effect on Construction Projects）的报告。
如果队伍成员持续2个多月，每周工作60小时或更长时间，那么生产力会不断下降，从而无法按时完工，其需要的时间会超过由相同规模但一周工作40小时的队伍所需的时间。
在AlterNet网站的一篇文章里，编辑萨拉·罗宾逊（Sara Robinson）引用了美国军队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每晚失去一小时的睡眠时间会导致认知水平下降的程度，相当于0.10的血液酒精浓度（blood alcohol level）所引起的认知水平下降程度”。你或许会因醉酒上班而被解雇，但提拔一个熬夜加班的人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先不说你昨晚通宵后要怎么继续你的一天，你已经不大可能仍对这个世界感到特别的愉快和欢乐。由过度疲惫所导致的低落情绪会让你比平时更消极。比消极情绪更糟糕的是，这种心态常常伴随着积极思考和行动的意愿的降低、控制冲动能力的下降、自信度降低、同情心的减少、以及情商的降低。（来源：《睡眠的神秘世界：休息中的大脑的惊人科学事实》）
想保持高水平的战斗力，别当加班狂魔了，去睡个好觉吧。下次你也别纠结为什么工作效率不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就是那70%的睡眠不足人群中的一员。
你知道吗？
列奥纳多·达·芬奇白天打盹儿很多次，晚上睡得较少。
法国国王拿破仑爱打盹儿，天天都眯一会儿，还不害臊。
尽管托马斯·爱迪生为自己的小睡习惯感到尴尬，他还是每日例行他的惯例。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妻子过去常常在演讲前小睡一会，养精蓄锐。
“唱歌牛仔”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在表演前总会在他的化妆间睡一小会儿。
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床上吃午饭，然后小睡一会儿——每天都是！
石油实业家、慈善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每天下午在办公室小憩。
温斯顿·丘吉尔的午后小憩是雷打不动的。他认为小憩能让他每天完成两倍的事情。
总统林顿·约翰逊每天下午三点半会小睡来将他的一天分为2段。
尽管备受指责，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是以小睡闻名哒。
——来源：《你应该每天小憩的5个原因》——迈克尔·海特（Michael Hyatt）
自从我开始每天至少睡7到8小时，我就在我的私人笔记里留意到一个变化：我变得更有有效率了，比起之前一天工作16小时的成果，我现在能完成更多的工作。谁又能料到睡眠对市场营销者来说是如此之好的工具呢？
2. 不要太常说“Yes”
根据帕累托原理（Pareto Principle），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20％的成果会消耗80%的付出。与其更努力工作，我们不如就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产生80%成果的那部分努力上，放弃剩余的部分好了。这样我们将会有更多时间去关注更重要的事。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很少产生成果或者几乎没有成果的任务说“yes”了。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ful people and very successful people is that very successful people say “no” to almost everything.”?—?Warren Buffet.
“成功的人与非常成功的人的区别在于，非常成功的人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沃伦·巴菲特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你应该对什么说“是”，又应该对什么说“不”呢？如果你无法推测某件事是否值得你去花时间，那么考虑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离测试（split test）。追踪你做的每一件事，尽可能优化它。
大多数人常说“是”，因为这比说“不”要简单得多。没有人想当坏人呐！
2012年《消费者调查》（Consumer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里，研究人员将120名学生分为2组。一组被训练去用“I can’t”，而另一组则使用“I don’t”。结果很有意思：那些告诉自己“I can’t eat X”的学生，有61%的时间会选择吃巧克力棒。而说“I don’t eat X ”的学生仅36%的时间会吃巧克力糖。措辞上的小小的改变，显著地提高了人们选择健康食物的几率（下次记得少应承，多说“我不想”）
另一个避免做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的窍门是：20秒规则：在开始这些事情前，拖延20秒。
为建立良好习惯，要减少启动拖延；同时为坏习惯设立启动障碍。我们越能降低甚至消除的激活能，就越能提高我们落实积极改变的能力。来源：《幸福的好处：助职场成功、提高工作表现的7个积极心理学原则》
3. 别事必躬亲，找人帮帮忙
在我事业的某个阶段，我管理着一家大型社团，力不从心。我试图让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疲惫不堪，可最后社区自行运营得也很好。令人惊讶的是，成员们工作比我以往做的更加出色。我领会到集体的力量，也理解了品牌需要用户去生成内容。
消费者比市场营销人员更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如何得到。不知大家是否了解到，据Octoly统计，在YouTube上，用户制作的视频比品牌制作的视频点击量高10倍。当搜索一个特定品牌的信息时，超过一半（51%）的美国人更信任用户生成的内容，而非品牌网站（16%）、或者报道品牌的媒体（14%）。对市场营销人来说，敞开心扉向社区寻求帮助十分重要。
来源：《在YouTube上免费媒体排名》——Octoly
做一个优秀的内容营销人员不在于能否制造最好的产品，而在于能否组建一个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团队。
意识到我们可以寻求帮助，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独自做完所有事情。最好的办法是让更能胜任此事的人去分担你的一部分任务。这会使你拥有更多时间关注最重要的任务。与其浪费时间靠自己琢磨，不如找个专家帮帮你。
很多时候，就算你的朋友帮不了你，但有他们在身边你会更有效率。
仅仅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就可以让你提高生产力。“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的治疗里有一个概念叫‘替补’（body double），”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大学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哲学博士大卫·诺埃尔（David Nowell）说，“当有其他人在旁边时，即使并没有得到他人指导或是协助，难于自控的人们仍可以完成更多东西。”如果你要完成一个无聊或是有难度的任务，比如清理衣橱或者整理纳税时需要的收据，那就找一个朋友来做你的“替补”吧！（来源：《朋友的影响：朋友造就我们的惊人方式》）
4. 别再做完美主义者
“我们发现完美主义使专家在研究中效率低下。越力求完美，他就越低效，”达尔豪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西门·雪莉（Simon Sherry）在进行了一项关于完美主义和生产力的研究后，这样告知《大学事务》（University Affairs）杂志。博士雪莉发现完美主义程度和效率之间呈稳定的负相关。
与完美主义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如下：
l 他们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l 他们拖延并等待最佳时机。但在商业中，当这个时刻到来时，就已经太晚了。
l 因为他们太专注于细节，就错过了对全局的构想。
市场营销员常常等待完美时机。这样做，他们终将错失时机。
完美时机就是现在。
5. 别再做重复的工作，让它自动化。
根据Tethys Solutions的一份调查研究，一个5人的团队，经过2个月生产力的提高之后，5个成员将他们在重复的工作上花费的3%、20%、25%、30%和70% 的时间分别减少到3%、10%、15%、15%和10%。
来源：《使用自动化软件提高商业生产力和竞争力》——Tethys Solutions
一周前，我用15分钟写了一个基本的Python程序。想法是在Ruby bot获取的Twitter应用界面的数据中生成出内容，然后用Hootsuite来成批整合。这曾需要我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我仅需要不到5分钟。如今，每当我需要做一些反复（多于5次）的工作时，我会问自己能否找到一个程序帮我完成它。
你无须成为一个程序员来自动化你的重复任务。有技能或者资源固然是好事，但不是必须的。如果你自己做不了，那就花钱买吧。
人们常常忘记时间就是金钱。人们自己动手做事，因为这样方便又无需调研。在Instagram上很轻易就能处理掉30张用户自定义图像。但若你要管理5个不同平台上的3000张照片和视频，你就需要一个好的数字资源管理软件了。在Filemobile上，我们帮主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生成更多的用户生成内容。就像管理富媒体一样，你可以上网买一个软件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如果你仍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你可以聘请一个专家来帮你。记住，花钱是为了赚钱，时间是你最有价值的商品。
给市场营销者的贴士：查找GitHub或Google app scripte library 。往往很多时候，你会找到几乎无需任何编程知识的免费即用型开源代码。
6. 别再瞎猜了，开始用数据支撑你的决策吧
如果你可以优化搜索引擎网站，你就可以优化你的生活，发现并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网上存在许多研究结果，可以提供各个领域的答案。例如，你知道大多数人最容易在下午4点精力分散吗？这个随机统计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罗伯特·马丘克（Robert Matchock）的最近一项调查研究。就算找不到你需要的数据，做一次分离测试也不会占你太多时间。
比如，上周我们做了一些测试去寻找优化Twitter in-stream preview的最佳方法。
不停问自己要如何衡量和优化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7. 停下工作，留时间放空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对某事过于专注时，本质上是将自己禁锢在了一个盒子里。偶尔放下你的工作，拥有一点独处的时间其实很重要。《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的《独处的力量》（The power of lonely）一文说，独处时间对大脑和精神都有益。
一个持续的哈佛课题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相信他们在独自经历某件事，他们会形成更持久更准确的记忆。另一项研究表明，一定量的独处可以使一个人更能理解他人。尽管没有人会反驳生命早年过多的独处是不健康的，但一定量的独处确实能够帮助青少年调节情绪并在学校中获得好成绩。（来源：《独处的力量》）
抽时间自我反省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常常会在不专注事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会一夜之间就拥有高效率，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但如果你只是坐等它发生，你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身体，并想办法优化我们的能量。
本文最初发表于 Filemobile 博客。
审校丨@某赖 &@芙蕾达喵 &@sibyl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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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Words |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分离的那一天。我本以为你是带我去看可怕的兽医的，虽然我三年没见他了，但他仍在我心里阴魂不散——但是，不，那天的旅程更加糟糕。那天，你把我带去了动物收容所……我只是报个平安而已。
作者丨Adrienne Gonzalez
译者丨sibyl玥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分离的那一天。或许是因为我一向讨厌坐车，而那天你还把我留在了动物收容所。我本以为你是带我去看可怕的兽医的——虽然我三年没见他了，但他仍在我心里阴魂不散——但是，不，那天的旅程更加糟糕。那天，你把我带去了动物收容所。
你甚至无法凝视我的双眼，也没有回复我在后座发出的呼唤。当你带我去看兽医，我在后座的宠物笼里呼喊时，你总会说：“嘘~亲爱的。”但那天，你什么也没说。我们在沉默中穿过城镇，你甚至都没有把收音机打开。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你连话都不想跟我说。我一直都是个乖女孩。我上厕所都是在自己的砂盆里，我试着不爬我不应该爬的桌子，不把桌上的东西打翻在地，我甚至还克制自己不去刮伤你的沙发。但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猫抓板，我就不必去刮你的沙发了，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你把我的笼子拿到车外。在你推开收容所的大门前我就意识到，这地方不妙。非常、非常不妙。当你带着我朝收容所刚走几步时，我发达的嗅觉就向我通风报信了。但我知道你应该也闻到了，因为我发誓有那么一瞬间你停下了脚步，差点就掉头了。我想你可能拐错弯来错地方了，因为我是你的忠实伙伴，你肯定不会把我留在这种地方。你会转身，把我放回车内，开车载我回家，然后晚点我们会就你本来要带我去宠物店挑玩具，结果却开车去了收容所这件事好好笑笑。
我的人类，我知道对你来说这听这起来很诡异，但是在我们进入那间收容所之前，我就能感受到每一只死在那里的动物的痛苦和孤独。那里的猫宝宝和狗宝宝从未体验过主人的爱，而且——更糟的是——它们也从未体验过那些被主人抛弃了的猫咪和狗狗的渴望。那些动物本来明白家庭的喜悦，明白与挚爱的人类共享生命的喜悦，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它们被送到了这间可怖的、可怖的建筑里。我愿意相信，你也感受到了那种痛苦，相信正是那种痛苦让你在开门之前停下了脚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你还是打开了门。
“这不可能。”当你和另一个人类讨论“文件”（管它是什么），而我被放在大厅，安静地坐在自己的笼子里时，我对自己这样说道。我想你跟他们说你要搬家了。或者你对我过敏（即使我们都共枕五年了你还从没因此打过喷嚏）。又或者你交了新男友但他不喜欢我。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当时正忙着闭眼，让自己从这个噩梦中醒来。
在大厅里，我旁边的那只猫正疯狂地挠着他笼子的门闩试着逃走，而我心想，也许，只是也许，如果我向你展示我是多么的乖巧，你就会改变主意带我回家。所以我一声没吭。我把我的前爪盘在身子底下，试着把自己藏起来，心想如果他们看不见我，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个疯子。当你跟他们说“我要你们收下我的猫”时，他们就会笑话你，因为显然你提来的笼子里面并没有猫。
在这个寒冷坚硬的笼子里，我换了个蹲坐的姿势——都要离别了你甚至没有为我铺一层毛巾。我记得，从我还是一只小猫开始，这个笼子就是我的休息之处。当你出门工作我便在家等你，那等待就像永恒一样漫长，我就会在笼子里打个小盹。
然后他们带走了我。你甚至没有跟我道别。我看向你的脸，希望能找到一丝证据证明你不得不这样做，证明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你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把我留在这个一进门就有一股死亡的味道扑面而来的地方你也很伤心。然而你背过身去，然后你离我而去
这才是最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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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给你讲讲这个收容所吧，人类。这儿有好人，这儿也有坏人。这里的噪音很大。啊，噪音啊。当你熬夜看电视或者在厨房里叮叮当当，而我正很努力地想要打个盹时，我总会不爽。但是收容所的噪音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再一次，我紧闭双眼，想要从这一噩梦中醒来，希望一睁眼我就身处你的沙发上，而你正爱抚着我的脑袋说：“嘘~好了好了，你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但是，你再也没出现，我也无法从这一噩梦中醒来。
所有的动物都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那些狗狗从不停歇，它们日以继夜地咆哮着、尖叫着、呐喊着。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试着带它们出去散步，和它们玩耍，它们便安静点儿了。但是这里的狗狗太多，人类太少，最后那些狗狗非常恼火，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发出各种噪音。
猫咪，也是这样。它们叫喊着。它们咆哮着。我从没听过其它的猫发出这样的声音，而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很有音乐天赋的。它们发出的声音非比寻常。我们都很害怕，一些猫咪只是一个劲儿地叫喊着、叫喊着，希望有人会把我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带我们回家。
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仍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金属笼子里，心想如果我能做个乖女孩，或许你会回来把我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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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有人类偷偷地给我们带好吃的，他们就是那些自愿在空闲时陪伴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数量太过庞大，即使是最好的志愿者也无法陪伴我们所有，但是他们确实努力这么做。他们真的很温柔，即使是面对那些在收容所里受惊过度的猫咪也是如此。我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受惊过度的。
这里还有一些好心的医生，一些工作人员也很和善。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感觉有许多带着手套的人类朝我们这里戳戳那里戳戳，然后在写字板上写下我们的信息。
每到深夜，当收容所里只有清洁人员、可能还有一个无事的兽医在徘徊走动时，我会和我周围笼子里的猫咪们聊天。它们会告诉我它们的人类，它们的家，它们从哪来以及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也告诉了它们我的故事，我说，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类要把我留在这里，但我希望我知道我错在哪里，因为我从没想要惹我的人类生气。
有些猫咪以前也在这里呆过。有些在来这之前一生都在街上流浪。有些根本不喜欢人类，那些通常都是先走的猫咪。它们去了收容所后部的那个“房间”。一旦你走入了那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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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收容所，人类会先把狗狗带进那个房间。他们会把一堆关在笼子里的狗狗堆到一个手推车里，然后就来我们猫咪的房间一只一只地挑。他们会试着安慰你，不让你害怕，那温柔的话语会让你觉得你是要出去游山玩水，但是我们都清楚。一旦你走入了那里，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的邻居是一只年老的猫咪，他跟我讲述了那间房间里的事情。
曾经，当他和我一样年轻时，他也在收容所里。人类把他带进了那间房间。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恍若隔世。那时，他们把他放进推车上的笼子里，推着他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然后你便会闻到那个味道。死亡的味道。那间房间就是死亡。就连那些推你进去的人类都不喜欢它。成千上万的动物的灵魂漂荡在那里，尖叫着，日日夜夜，只是尖叫着。但是没有人抓得到它们，因为它们已经死了。它们无法安息，只能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徘徊，寻找着它们的人类。
那只老猫咪说，人类把他带进那个房间，在他的“文件”（我仍然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他被按下，另一个人类朝他挥舞着一只大针。就在这时，另一些人类走了进来，把他带了出去。
他说，一个动物救助者听说他要被送去那件房间，便想把他救下。收容所的人类把他装进一个盒子里，将他送去了一个美妙的地方。在那里，他享受着人类家庭的关爱，直到几年之后他又被送回了这里。像我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但他清楚的是，如果他再进那间“房间”，没有人会去拯救他。
“无论做什么，千万别进那间房间。”他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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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千辛万苦地想给自己再找一个人类。其他的猫咪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否则我会被送去那间骇人的房间。
每当有陌生人靠近我的笼子，我都会呜呜地打呼噜，甜美地微笑，用我的下巴蹭他们的手，希望他们能带我回家。
我特别喜欢那些志愿者。他们会向其他人类大大地夸奖我，说我多么可爱，多么伶俐，多么温柔。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人会把我带回家，但是我也明白，他们家中已经有太多的猫咪了。
日复一日，我一直努力讨好人类，但是没人带我回家。日复一日，我身边的朋友们不是回家了就是——更糟——去了那间房间，再也没有回来。
有新的猫咪被送来时，我们这些前辈就会告诉他们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的故事，希望不论我们多么害怕，如果我们能惺惺相惜并且有所憧憬，我们或许都不会有事。
然后，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生病了,非常难受；我的眼睛像火烧一样灼痛，我的鼻子被堵得根被吸不来气，一打喷嚏就有绿色有毒的鼻涕溅上我笼子的四壁。
很久之前，我的那位老猫咪朋友就开始打喷嚏。他被送去了那间房间，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我会是下一只。
你知道吗，我的人类？我仍然对你心存希望，希望你会回来接我。或许，当你听说我病了，你会很伤心，然后就改变主意接我回家。
但是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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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从收容所的兽医看我的表情我就明白了，轮到我进那间房间了。他眯着眼睛，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一大串东西，而且几乎不碰我。
那时我感觉糟透了，糟得都令我释怀了。好吧，来吧，把我送去吧，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地过一辈子，不如死个痛快。
那晚，其他的猫咪——甚至那些我唤为朋友的猫咪——几乎都没和我说话。就好像如果它们跟我说话，它们也可能进那间房间一样。
那晚，收容所安静得出奇。我几乎听不见聒噪的狗狗和伤心的猫咪的声音。
我的眼皮特别沉重，于是我睡了过去，等待收容所的人类来将我带进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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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就在我认为一切即将结束，认为至少我再也不用在一个小笼子里委屈地过活，通过讨好别人来给自己找一个家时，一个人类把我带走了。
那不是你，我的人类。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类，但我知道接下来收容所的人类把我装进了盒子，送去了她的家。
她打开了盒子，俯视着我——天啊，我的眼睛被“某种分泌物”粘得睁不开，鼻子下还挂了一串鼻涕，我看起来一定丑爆了——然后她用最最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没事了，亲爱的，你现在安全了。”
她抚摸着我的脑袋，仿佛我是她见过最美最可爱的事物一样，即使我还滴着绿色的鼻涕，感觉自己已经丑得无药可救了。我的感觉糟糕到我都无法抬头看她。我也不需要看她，因为我能感受到她，她将她温柔的手伸了过来，将我带出了这个地狱，虽然我仍没有从这个地狱的噩梦中醒来。
尽管我不知道她是谁，尽管我曾经的人类背叛了我，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一只又一只的猫咪被带进了那间房间，但是我有感觉，当这个人类对我说我安全了时，我能信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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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从感冒中好起来，不过我的新人类特别擅长给我喂药（噗，那太恶心了），而且因为我的鼻塞太严重不愿吃猫粮，她还给我吃了炸鸡。
我现在住在一家救助之家，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猫咪，它们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收容所故事。当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我还有点不愿意和它们做朋友，但是它们真的很热情地欢迎我，告诉我如何耍些小诡计让我们的人类给我们零食吃（有时她真的很傻很天真，哈！）。
这个人类并不会永远照顾我——她被称为“收养者”，负责给像我一样的动物们提供一个好的住处，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寻找永久的家——这样也好。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类，但是说真的，有这么多的猫咪跑来跑去，有时我们的房子会变得有点让人抓狂。找到一个只属于我的家会更不错，最好不要有这么多猫咪。别误会，我喜欢猫咪，但是这实在疯狂了点，就像总会有猫咪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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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我们之间的问题仍没解决，我的人类。我仍然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决定把我送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但是我并不生气。
这里好极了。我们有许多好玩的玩具、猫爬架、猫抓板，这里的食物也相当不错，不会像你以前借口没时间去宠物店时给我吃的那些食物那样让我的胃翻江倒海。
当我想玩时，我可以和这里的兄弟姐妹们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更喜欢爬上人类挂在窗户上的吊床，趴在那里看外面的小鸟。
我承认，有时当我看向窗外时，我会想你在做什么，我的人类。
不论你在做什么，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不要担心我。我希望你不要再养猫咪，除非你确定这一次你愿意永远照顾它，因为我不希望几年之后你再把另一只猫送去收容所，就像当你决定我与你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你对我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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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信纪念我的那些被送进了那间房间，并再也没有回来的收容所的朋友们。
救助我的人类代表我，以及我们家其他那些明明什么错也没有却和我一样被送去了收容所的猫咪们，写了这封信。
13 Words |
人群并非真的容易疯狂——他们是由高度合作的个体组成，受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驱使。群体展现的不全是破坏性，群体之中的我们也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作者丨Michael&Bond（撰写有关心理学和行为学文章的记者）
译者丨tranquil772（万古杂志中文项目译者）
日，星期二，一群人走过纽约世贸中心附近的一片废墟。图片来自Gulnara Samoilova|美联社|宾州分社
没什么能比一场暴乱更能引发我们业余心理学爱好者的热情。想一想2011年8月，伦敦市郊托特纳姆区（Tottenham）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Mark&Duggan）遭到警察枪杀之后发生的事情。数千人占领了伦敦及其他英国城镇的街道，爆发了英国这一代人最为恶劣的民众暴乱。在暴力及破坏行为持续了大约6天后，警察终于恢复了社会秩序，然而从首相大卫·卡梅伦，到各党派报纸的专栏作家，所有人都在谴责这一丧失理智的疯狂暴乱，他们不敢相信仅仅一个枪杀案（虽然很恐怖）竟能引发身边这样一场大型冲突。当时解释这场暴乱的理论是，暴民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智已输给了群体心理。
2011年8月，伦敦市郊托特纳姆区（Tottenham）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遭到警察枪杀之后，数千人占领了伦敦及其他英国城镇的街道，爆发了英国这一代人最为恶劣的民众暴乱
自从法国大革命和攻占巴士底狱发生以来，这一观点一直都是对群体行为（crowd&behaviour）[1]的压倒性看法。19世纪的法国犯罪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Tarde）把最有教养的人群都比做“一只巨型蠕虫，其感知能力四处扩散，并根据大脑的指令做出错乱的行为”。塔德的同代人，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曾试图将群体行为解释为大脑的麻痹；个人受到群体的催眠，会变成无意识冲动（unconscious&impulses）的奴隶。“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一台自动机器，不再以自身意志来引导自己，”勒庞在1895年这样写道。“独处时，他可能是有教养的个体；在群体中，他就变成了野蛮人……他是众多沙粒中的一粒沙，被风恣意吹拂扬起。”
Gabriel Tarde
这仍然是当前对暴徒行为的普遍看法，但它被证明是错的。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群体中的个体并没有放弃理智和自我意识，而是根据事件发生时他身边的人来定义自己；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如何行事。
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of&St&Andrews）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Reicher）说，此群体行为模型符合过去30年里有数据记录的每一次公众骚乱。此模型也与对城市动荡进行的那次彻底调查相一致：该调查即年间，科纳委员会（the&Kerner&Commission）对洛杉矶、芝加哥、纽瓦克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的城市种族暴动所做的报告。也许这些暴动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7月的底特律市，起因是警方突袭了一家无营业执照的酒吧，然后数百名老顾客以及当地居民就联合聚集于街道，以示抗议。人群与执法机关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4天多，最终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伤，2,000多座建筑物被毁。
科纳的报告作出结论，认为这场暴乱——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黑人社区所遭受的广泛性剥夺。报告指出，黑人的失业几率是白人的2倍，生活贫困率几乎是白人的4倍。报告还指出，典型的暴徒比其社区中的普通人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更能融入社会，也较不可能拥有犯罪前科记录。“这些暴徒要寻求的似乎是对社会秩序更全面的参与，以及享受大部分美国人都享有的物质利益，”报告总结道。“他们不是在排斥美国式体系，而是急于想要在此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Kerner Report of 1968
这一结论与赖歇尔的理论十分吻合，后者认为，群体中的人不是受无理智或疯狂的驱使，而是通过与周围人进行合作来行事的。他们并未丧失理智，反而是以完全的理性意图（full rational intent）在行动。在伦敦，暴徒们所在的社区此前曾经年累月遭到警察的不公对待，特别是年轻黑人男性经常在大街上被警察无正当理由就拦截并进行搜查，正因如此，有很多（并非全部）暴徒会对他们的社区受到这般对待而普遍感到委屈，并受到刺激而发动暴乱。当暴乱发生时，很多个体都感到，作为一个不满群体中的成员，他们有正当理由参与到暴乱之中。
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模型同样也解释了为何处于紧急情况中的群体会“不愿”恐慌，这让群体陷入更高的危险之中。日，在那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大厦后，大楼里的人多数都在磨蹭，而不是冲向最近的出口。即使那些设法逃脱的人也在逃往楼梯之前平均等待了有6分钟。有些人晃晃悠悠了达半小时之久，他们等着获得更多信息，搜集要带走的东西，去了下洗手间，写完了电邮，或者还在打电话。
研究人员说，与此事件类似，乘客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是因为他们都未能设法离开现场。拿日发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的飞机着火事故来说，当时有55名乘客丧命，皆因他们在失火期间还停留在自己的座位里。在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of&Oslo）研究灾难心理学（disaster&psychology）的约翰·利奇（John&Leach）说，要怪就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情绪（a&shared&state&of&bewilderment）吧。人们一般认为人群在紧急事件中一直会恐慌，而与此相反，大型群体相比于小群体（在事故中）拖延乱转的时间更长，因为大群体想出一个逃脱方案的时间会更长。
对于群体动力学[2]（crowd&dynamics）的最新理解已经帮助欧洲的权威人士重新制定了群体管理规则。出现紧急事件时，新规则鼓励个人避免受自满情绪的迷惑，并鼓励个人思考逃脱方案。同样地，很多警力要接受训练，采取更加敏感、更具交流性的方法来进入大型群体中。如果群体行为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社会规范，而非少数犯罪分子的行为，那么派防暴警察队进入暴动团体中就只会让事情变遭，因为这种做法把每个人都当作了袭击者。假定的袭击者也许会以其之道还治其人，暴力于是就会蔓延开来。
这些变化多是由利兹大学的一名研究者——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Stott）所推动的。斯托特完成大多数研究工作的途径是驻扎于人群中——尤其是驻扎于英格兰足球客场比赛的球迷群体中——并记录下球迷的所作所为。他曾在口袋里装上口授留声机，亲身经历了欧洲那几次由英格兰球迷参与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包括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及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决赛。他一点也不怀疑，多数足球暴力事件从泛群体身份（broad&group&identities）的角度来考虑才能得到最佳理解，而不应从追随少数足球流氓的愚蠢跟风者的角度来考虑。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杯的比赛中，绝大多数英格兰球迷一开始表现平静，但当他们感到当地警察特别“关注”英格兰队的球迷时，他们的情绪便一同出现了变化。同样，苏格兰足球迷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极少会卷入麻烦，因为“非暴力”（non-violence）已经成为他们身份里的一部分了。苏格兰球迷通过避免冲突，而与英格兰球迷划清了界线，甚至还对自己群体中显出攻击性的球迷施以惩治。
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
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第一次在葡萄牙举行，开赛之前，斯托特及其合作者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给了葡萄牙公安警署（Portuguese&Public&Security&Police&—PSP）。他们建议PSP放弃使用以前在多数比赛中使用的“防暴警察队”策略（riot-squad&tactics），而改用一种低调、坚定而友好的方式。葡萄牙人欣然接受。他们开发了一个培训项目，以确保所有PSP警官都能理解这个理论，并知道如何将理论转化成非对抗的治安维护。结果，在2004欧锦赛中，英格兰队的比赛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混乱。
在漆黑的隧道里，几百人被困，他们根本没法知道自己能否获救，这种情况下被困者很少会恐慌
今天，群体行为的社会身份模型（social&identity&model）已是欧足协联盟（Union&of&European&Football&Associations—UEFA）在欧洲举办全部比赛中进行治安维护的框架，但在俄罗斯和东欧，这一模型仍然只是得到零星的应用。斯托特现在正努力把此模型推广到足球以外的领域。2009年，英国独立的警务督查机构，英国女王督察局（Her&Majesty’s&Inspectorate&of&Constabulary&—HMIC）请他写一份将群体心理学应用于公众治安维护的报告。HMIC采用了他的很多建议，获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创立联络组（liaison&units），即把穿着显眼制服的警察派入抗议群体中，与抗议者建立联系——而不是像某些激进分子猜测的那样，去暗中监视抗议者。尽管在2011年一系列暴乱爆发之后，伦敦警方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但是在2012伦敦奥运会举办期间，伦敦警方还是成功地使用了50来次联络组。
多年的实地调研让斯托特、赖歇尔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愚蠢的非理性行为在人群中极少出现；不仅如此，人们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心中的准则便是合作和利他。日早晨，上班高峰期间，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伦敦的交通系统中引爆了4枚炸弹，致使52人丧生，770多人受伤，就在这场大屠杀大混乱中，出现了了许许多多非凡的互助佳话。在那满是烟灰的漆黑的地铁隧道里，几百人被困，他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能否获救，这种情况下被困者很少会恐慌，并且如一位获救者后来所说，他们都意识到“我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we’re&all&in&the&same&boat&together）”。
在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Sussex），由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德鲁里（John&Drury）率领的一群研究者为了描述群体在受到胁迫时通常是如何表现的，而造出了一个新词——“集体顺应力（或复原力）”（collective&resilience），这是处于危险情境中的一种互助、团结的态度。很多记录归档的事件都展现了这一态度。2008年，德鲁里的团队采访了过去40年里发生的11次悲剧事件中的幸存者，包括1989年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3]（Hillsborough&football&stadium&disaster）——96位利物浦队球迷因在人群汹涌的围栏中被踩踏而丧命；还有1983年爱尔兰共和军（IRA）发动的那次爆炸事件，致使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外的6人丧命。在每个个案中，德鲁里的受访者大多回忆说，自己在灾难发生时感到一种强烈的“团结”之感，并想要帮助陌生人。德鲁里说，若是没有这样的合作，伤亡率将会高很多，他还将事件中的群体称为“第四个应急服务”[4]（the&fourth&emergency&service）——而警方可不怎么赞成这一观点。在德鲁里看来，把群体性灾难事件归咎于集体行为是错误的。更多情况下，真正问题出在差劲的组织工作上——把太多人置于同一个地点，或者场馆设计有缺陷。
德鲁里解释道，一场危机，甚至像是列车在隧道中发生故障的小型事件，都在之前还是由陌生人组成的集群中造出一个“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crowd）。你突然间和大家处在共同命运之中，你的利益范围（sphere&of&interest）也从个人扩展到了群体。
“我认为（惨案中的）每个人都会同意，他当时已经不再把那个人只看作足球迷了，”一位希尔斯堡惨案的幸存者如此说。“我不认为有谁在当时会把人区别成利物浦球迷或是诺丁汉森林球迷……那时候人不再是某个球队的球迷，而只是人。”
这种交融及隔阂被打破的感觉，是最受广泛报道的群体经验之一。心理群体经常会成为一些让人满足、令人振奋的地方。在2011年埃及革命爆发后我采访了一些人，我经常听革命参与者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Square）参加抗议的那些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场革命会是我这一辈子参与过的最伟大的大事，”科学记者穆罕默德·雅西亚（Mohammed&Yahia）对我说。“那是一片天堂之地，”青年组织者之一，曾调度过早期示威活动的巴塞姆·法特希（Basem&Fathy）也说道。“那时没人会想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穷人还是富人。”
2012 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 Winners – Protestors cry, chant and scream in Cairo’s Tahrir Square
驻开罗记者厄休拉·林德赛（Ursula&Lindsey）回忆埃及革命时这样说：“一旦你看到人群，你便感到那人潮和你是一条战线上的。你感觉自己正气凛然。革命让人们感觉极好。参与者都因此兴奋陶醉，看到自己是如此大的一个集体中的一分子。这是一次无休止的、大开胸怀的、积极肯定的经历。你感到内心的恐惧消散了，感受到这种欢欣，因为那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那18天显露出了人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处于群体之中的我们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一观点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盛行的普遍认识正好对立。但此观点有科学的支持：从足球迷群体的凝聚力，到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的无私利他，再到革命参与者的团结一致，表现群体理智和亲密的证据已经展露无遗，势不可挡。
[1]&群体行为：指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由两个或更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人群集合体。群体介于组织和个人之间。在由人构成的群体中，成员之间互不相识，由于同一个目标而聚在一起。人群行为的大多形式都未经组织安排，成员不遵从传统、规则和管理。有时人群行为会变得粗鲁、冲动甚至暴力。
[2]&群体动力学：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它人的影响，研究群体此种影响作用的理论，即群体动力学。群体动力学亦称&“团体动力学”，指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它以群体的性质、群体发展的规律、群体和个人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
[3]&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Hillsborough&football&stadium&disaster）：发生于日，地点在英格兰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球场。利物浦队和诺丁汉森林队在英格兰足总杯（FA）的半决赛会面，开赛前，利物浦队球迷要通过一个破旧的旋转门入场，并在莱平巷站台（Leppings&Lane&stand）观战。由于警方错误地让过多球迷入场，导致人群过度拥挤，造成96人死亡，766人受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球场惨案。
[4]&第四个应急服务：应急服务（emergency&services）也称“营救服务”（rescue&services），指通过应对不同紧急情况而确保公众安全及健康的组织。应急服务主要分为三种：1.&治安维护——保障社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