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瑞典]人在瑞典看中国：瑞典人崇尚平凡，中国人等级森严 中国瑞典
作者：小章太炎日期：8:01:00我曾经在为一家瑞典公司工作，在它的领域内是全球第一。记得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关系一直是非常和睦的（例外是朝鲜战争期间）。国土面积约两个湖北省的样子，人口800多万，和武汉相当，其中一半住在大斯德哥尔摩地区（包括周边区域）。瑞典人崇尚平凡它确实是不强调个人英雄的国家。可以举他们足球为例。印象深刻的有1994年，瑞典队没有特别的大牌球星，团队却战绩辉煌，击败俄罗斯，喀麦隆，战平巴西，出现后点球击败同样出色的罗马尼亚，半决赛再遇巴西惜败。最后痛宰保加利亚获得第三名。英格兰足球大牌如云，已经十几年没有正式赢过瑞典队，即使他们的教练是瑞典人埃里克森。刚离开巴萨不久的拉尔森，当年已经是国家队员，那时他留着小辫子。达赫林和布罗林已经退役多年，守门员是拉维利，还有一个高个子前锋安德森，不过天晓得他们有多少安德森。瑞典产品的品质名扬世界，不逊于德国货。除了沃尔沃，爱立信这样的大家熟悉的品牌，白色家电之王伊莱克斯；刀具之王山特维克；空压机，钻机的王牌阿特拉斯，利乐是最近出名的包装纸大王。ABB这样的工业巨头在三峡签下的装备订单有13亿美元。某种程度上，瑞典出品等于品质保证，但是集中在工业产品领域，所以不为一般的消费者熟知。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印象深刻的除了古城美景，还有见到所有的服务人员那自信的不卑不亢的微笑。中央台的哥德堡号专题是我最喜欢的纪录片之一，看年轻人们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驾驶哥德堡号帆船驶向遥远的中国，非常神往。从重温当年哥德堡之旅来看，瑞典人其实是很浪漫的。瑞典人发乎内心赞美别人的话竟然是“他很平凡”。虽然欧洲各国都有说话是银、沉默是金的谚语，但实际上南欧人饶舌的多，越往北边话越少。与瑞典同行洽谈业务，他们多以数字、事实说话，言简意赅，从不夸夸其谈。常去瑞典的老同事对我说：“别以为你碰巧遇上了不善言辞的瑞典人，他们受旧式乡村道德观影响，几乎人人都一样。”瑞典网球明星博格是温网五连冠得主，在球场上他披着金色的鬈发，表情冷峻，双手握拍，大力击球，常被视若天神。可退役后却非常低调地生活，他很少再回温布尔登草地，他不想重温所向无敌、君临天下的感受。一度博格还想卖掉所有金牌，他只想做个普通人，除了回忆，别的什么都不要。瑞典政府被称为平民内阁，办公大楼不设警卫，许多大臣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首相在其居住的公寓水池边洗袜子，被记者抓拍后登在报上，后来“平凡”这种瑞典人崇尚的价值观一时成为世界多家媒体的头条。瑞典人崇尚平凡与瑞典社会没有明显的等级、财富差别有关系。哥德堡商会卡尔先生告诉我们，在瑞典只要说姓卡尔，大家都知道他是皇室后裔，过去平头百姓给他写信必须尊称您，这种“高人一等”的待遇使卡尔先生很不舒服，他们家族决定放弃皇家姓氏而改用平民化称呼。以前瑞典很多城市住宅区分成富人区和贫民区，今天这种差异已经消失。瑞典经济增长迅速，政府努力公平分配财富，社会福利可说是从摇篮到坟墓应有尽有、人人皆有。在这种氛围下，很少有人想出人头地，也不会有一夜致富的奢望。瑞典人崇尚平凡还和受路德教义影响有关。他们向往过一种比较从容的生活，最喜欢的度假方式是远足。瑞典全国遍设健行步道网，笔者曾坐车去看过其中一条，全长500公里，远离都市乡镇、不见人烟。步道每隔一段有一休息站，供游人吃饭、洗澡、睡一晚以继续明天的行程。粗略估算，每个步行者背负的东西不下20公斤，沿途还要跋山涉水，在我看来很辛苦，而瑞典人却乐此不疲。他们把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看成是心灵疗养，可使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多一份平和，少一些浮躁，让健康的身躯里有一颗健康的心。长久以来，瑞典人已经把甘愿平凡当作信念。有一次拜访VOLVO汽车公司，看完介绍录像通常有个交流时间，一来二去与接待我们的本格森先生搞熟了，知道他就要成为第二个孩子的父亲，他说等妻子生产后想请三个月“育子假”，这种事乍听实在令人惊讶。本格森先生说：“如果因为这次休假而失去晋升机会，我不会后悔。从事平凡的工作，心灵一样很伟大。”在他看来，财富、地位、信念三者，唯有信念才能使人充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了这些你可别以为当代瑞典都是平庸无为的人，二战后他们的发明仅日常所见就包括速冻蔬菜、汽车用安全带、真空吸尘器、电冰箱、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心电图记录仪、伽玛刀、心脏起搏器和超声波检查仪等，他们创立的世界著名品牌有沃尔沃、萨博汽车、爱立信通讯、伊莱克斯家电、哈苏照相机、宜家家具、H&M服装等，光装果汁纸盒这一项发明每年就能带来70亿欧元收入。瑞典王室也深受瑞典人的爱戴，因为他们虽然位居帝王之尊，却以平民作风著称，过着半君半民的生活。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每天早上自己驾车从郊外的住所开到皇宫上班，下班后又是自己驾车打道回府，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不搞特殊，同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家里，常亲自下厨烧菜。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注意，到了圣诞节前，国王亲自到商店里给孩子挑选礼物。平时着重培养孩子的良好的道德情操，不使他们产生帝王之胄的优越感。让孩子到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接受教育，让他们象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下学后到同学家玩，也让同学到自己家里作客。维多利亚公主在欧洲很出名，因为她长大一点，国王和王后就把她送到法国一个民风朴素的小城市，住在普通的学校里求学。她经常穿着一件毛衣和一条工装裤，看不出是一位公主。每年国王生日、国庆或其他庆典时，国王、王后、公主、王子都在参加庆典时与民同乐。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银色宝马轿车撞上了平民百姓的沃尔沃轿车车尾，尽管双方的车子都有损伤，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自己驾驶的银色宝马当天上午在距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林雪平市中心的转盘处与驶在前面的一辆蓝色沃尔沃车尾相撞在一起。事故发生时，沃尔沃在为一位骑自行车者让路时猛然刹车，跟在后面的宝马来不及刹车，结果两车撞在了一起。沃尔沃的主人发现撞了自己车的主人是本国国王时，感到很惊奇。在等候警察和搬运车来处理事故之际，双方态度平和，相互安慰并闲聊。警察表示不对这次撞车做进一步调查，因为这只是简单的事故，国王应该去找保险公司商讨有关赔偿问题。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自己的车被搬运走后，转乘瑞典安全局的专车继续旅行。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返回斯德哥尔摩，为晚上在该市政厅举行的“世界水周”活动中的斯德哥尔摩水奖获得者颁奖。说起来，瑞典王室与我国还有着一段渊源。1998年4月，一个不胫而走的消息传来，说有一位华裔血统的瑞典王子要带着他的妻子来中国寻根。时隔不久，这对瑞典王室夫妇，从遥远的波罗的海那边一个最美丽的城市，来到了太湖南岸一个并不起眼的水乡小镇—荻港。小镇虽不起眼，却曾在中国历史上出过几十名举人、进士，而且出过中国近代贸易的先驱者，同时也出过中国一流的金融家和许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里还出了一位瑞典王子。初春的水乡小镇，正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光，那日又正逢刮风下雨，当地淳朴忠厚的乡民们听说有一位外国王子要带着妻子来他们的小镇寻祖，在通往这位瑞典王子祖坟的烂泥小路上，铺盖了稻草以代锦绣的地毯，以让远方的客人体面地前往坟地祭祖。王子按当地习俗，先把一束鲜花放在其祖父的坟头，然后又把从斯德哥尔摩特地带来的其父亲坟上的土，连同其儿子的头发一同埋到祖坟里去。临离开时，王子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盒子，装了些坟土，把它带回了瑞典。那天，荻港一位沈姓老人，将珍藏多年的一部章氏家谱送给了他。当他在那发黄的家谱世系表上找到了其祖父章祖申以及他父亲章宗琦的名字时，非常激动，并连说要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也载入这部家谱中去。时隔五年后的一个仲夏的周末，作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王子家中做客访问时，一见面他就带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说：“我始终缅怀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至今还记得那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由众多的中国乡亲们陪我和我的妻子卡特林娜到我章氏祖坟上去祭祖的那一刻……这可是我终生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啊！”那天王子和夫人热诚地接待我们，我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听王子夫妇对寻根的深情回忆。他说：“我终于完成了这三代的乡愁，也还了我50多年那长长的夙愿……”的确，我记得五年前的那天，这位瑞典王子和夫人带着深深的眷恋与崇敬的心情，还走进了一座当年留下的祖屋，使他无限惊喜。演绎了一部瑞典王子来中国寻根的动人故事。瑞典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没有实权，国家的重大问题都由议会决定。瑞典政府首相、大臣在许多情况下如同寻常百姓。他们居住在普通居民区内，家里没有佣人，要自己上街买菜、做饭和料理家务。他们步行、乘公共车或自己驾车上下班，不带随身警卫人员。前首相帕尔梅就是在一家普通电影院看完电影后，步行回家时遇刺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对新首相卡尔松的保卫工作明显加强了，但这位新首相仍拒绝在下班后带随身保镖。在宪政民主制度建立后，瑞典既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人均产值和收入在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崩溃后，又成了唯一尚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是各国左派的美谈。文化教育更是昌明，主要由瑞典人评出的诺贝尔奖在数学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世界最高荣誉。瑞典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它的党纲就是照搬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强调要通过民主选举和平上台执政，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中国人到瑞典工作、经商或旅游时，瑞典人常常自豪地告诉中国人：我们瑞典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去过瑞典的中国人在谈论瑞典的时候，不分官民都深深地感叹：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过如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让人民生活富足，免于恐惧，无后顾之忧，就是最好的主义。像瑞典这样好的政府彻底免除人民民生的后顾之忧，人民当然能得来幸福、平和、睿智的人生。等级森严的中国一位海外华侨到中国大学任教，在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地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譬如，街上的汽车从来不让行人，到处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让我们听听这位海外华侨的评价：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致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即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哎，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奴颜婢膝，妄自菲薄，是多么的危险。瑞典人的“中庸之道”如果你问瑞典人，瑞典这个民族有什么特性？他们十有八九会告诉你一个瑞典语的单词“lagom”。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与这个单词完全相对应的词语，瑞典语、英语字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不多不少，恰恰正好”。这个词的来源现已无法考证，但据说也与海盗有关。最为多见的一种说法是，维京时期(公元800年到1050年)，海盗们在漫长的航海和征战途中，常常要坐下来痛饮一番，当第一个海盗拿起盛蜂蜜酒的牛角时，他不得不考虑后面等着喝酒的兄弟们。因而他不能大口大口地饮酒，必须把握住适当的量，以便让每一位海盗兄弟都能得到大体相同的酒量。据说，这样一种分配方式贯穿在海盗们的生活与征战中，尤其是对抢掠来的财物，他们也采取了平均分配的方式。由此看来，“lagom”更像是一种分配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确立靠的不是法规，而是约定俗成。据瑞典学者从语源学角度的分析，这个词也有可能是从法律(lag)一词引申而来的，加上了后缀“om”，就有了“依法办事”的意思。有瑞典历史学家称，早期瑞典人的法律意识就是这样萌生的，它维系的是公平的分配，以此来保障内部机制的稳定。对于海盗们来说，这样一种“依法”的公平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依法”，大家搞窝里斗，争抢战利品，也就不可能有精诚团结，不可能有奋勇冲杀，征战的成功也就是一句空话。瑞典海盗的这种分配理念后来一直贯穿在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也常常被学者们用来解释，为什么瑞典这个民族一贯信奉折中、理解、和谐以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对于这个“恰恰正好”的概念，瑞典人有很多解释。有的认为，应当从“恰恰正好”的反义词去理解这个词，而它的反义词就是“越多越好”，“如果一个正好，我们又为什么要两个呢？”；还有的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个度，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也有人从个人财富的积累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太穷不好，过富也不好”。很多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中国人大都会以为，它的意思与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相差无几，有人还写了文章来论述两者之间的相同，甚至在瑞典人编写的一些中文介绍材料里，这个词也被译为“中庸之道”。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两者的意思虽有相似之处，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中庸指的是“不偏不倚”。“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所谓“中庸”，就是要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看上去，这的确与瑞典人追求的“恰恰正好”的理念非常相似，比如，瑞典人也讲究不偏不倚和过犹不及。但对中国人而言，中庸更多的是指一种处世哲学，而不是一种由分配模式演变而成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称某人善于中庸之术，那很可能是指此人深藏不露，遇事不表态，或者是不干错事，但也绝不会多做事。打个比方，开会的时候，瑞典人更看重的是要给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每个人也都应当讲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谁都不发言，或是发言都说一样的话。因此，瑞典人讲“lagom”，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平庸的；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民主与公平的理念。瑞典有句成语：恰恰正好就是最好。这也就是“lagom”与中庸的最大不同了。更多的时候，“lagom”是对完善的一种追求。在生活中，瑞典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某件事之完美的赞誉。比如，有瑞典人来你家中做客，你问他这菜做得如何，他很可能会回答说：“lagom！”在这里，意思就是恰到好处，而不是“一般般”。这种理念延伸到企业的精神，就是对研发、工艺和生产的精益求精，就是对创造一流产品的追求。这种理念延伸到社会分配领域，也就产生出了一种对公平与效益之完美平衡的追求。在介绍瑞典政治的小册子中，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考虑到我们对强行出头和正面冲突天生的反感，人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欧洲分裂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时，瑞典却能独善其身了。”由一种原始的分配模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再逐步扩展到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道路选择，这就是“lagom”这个词的历史意义。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不难理解，被称为“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典范的瑞典模式为什么会在这个北欧国家取得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执政六十余年提倡平等、福利、合作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社会主义旨在福利”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瑞典社民党的总部就位于斯德哥尔摩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指导。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瑞典，可以把这个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共识，做到这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动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据《南方周末》史哲/文）丁刚：从一件小事看瑞典怎样反腐败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北欧国家在防腐、反腐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靠的不是重罚，而是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北欧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议会监督、政党监督、专门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织起了一道严密的法网，做到了有罪必罚，打消了贪官的侥幸心理。这样的评价应当说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所谓的有罪必罚并不仅仅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不管案子有多大，该怎么查就得怎么查，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它也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低，不管案子有多小，该怎么罚也得怎么罚。最近读《瑞典南方日报》，就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事情发生在瑞典南方的一个名叫隆德的小城。那是一个平静的大学城，恰好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情况还算了解。隆德曾数次在瑞典最适宜居住的城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当然，即使如此，也免不了有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数周前，有位年轻人找到警察局报案，说是有人偷走了他心爱的长号。值班的警察做了记录，随口就对他说，“如果你想让我们尽快找回你的长号，那就请你在我们破案后买些馅饼送来。”警察说的馅饼，其实是一种瑞典风味的三明治。瑞典人很喜欢吃这种点心，常常会在碰上什么喜庆的事时，买些这样的馅饼来与同事们分享。《瑞典南方日报》的记者说，隆德警察局就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逢破了一起案子，负责破案的警官就会买些馅饼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并一起庆贺破案成功。馅饼当然不值几个钱，而被偷走的那把长号却要值6000多美元，找长号的年轻人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立即跑到那位警官指定的一家面包店，预订了一份够八个警官吃的馅饼。当办案的警官们得知有馅饼在等着他们，他们立刻就加快了办案的速度，并很快就有了结果。警察局派出的警官到现场看了脚印，回来一查就知道是谁干的，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了嫌疑犯，追回了那把长号。不过，警察们并没有去取已经订好的馅饼。原因是破案的那一天早上，他们为一位警察的调离举行了欢送会，吃了足够多的馅饼。“人的胃口是有限的，谁还能吃下那么多的馅饼呢？”一位办案的警察事后说。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人知道此事后，向法院起诉了那位索要馅饼的警官，说这违犯了警察的规定。在法庭讯问的过程中，丢长号的年轻人说，那位警官当时的确告诉他应当在哪家店买馅饼，加什么样的调料，而且要够十个人吃。不过，他买了一份够八个人吃的，因为他觉得，调查这么个小案子用不了那么多的警察。此人还说，那位警官要他买馅饼时，并没有用“命令他的口吻”，只是说这话时的语气是“相当肯定的”。他还强调，“谁不想让自己的案子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呢”。那个被起诉的警察也告诉法官，他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事情虽小，但法官却不会轻易放过。结果，这位干了38年的老警官被判超越了警察局的“厨房限定”，扣罚了八天的工资。所谓的“厨房限定”，其实就是不允许接受请客送礼。从瑞典警察的收入来看，这笔钱大约为七八百美元，能买一大堆馅饼。从这个新闻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的全方位的监督体制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关键就在于它具有防微杜渐的功能。可能在不少人看来，瑞典法庭对待这样的违规的确有点儿小题大做。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的对小违规的严格执法，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大违规。瑞典对行贿和受贿不是不用重典，而是很少有需要用重典的案子。对于那些极少发生的大案，按照法规，同样会有重罚，但是，那样的大案之所以不多，正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像索要馅饼一类的小案。此外，重罚与轻罚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问报案人要了块馅饼而被罚了八天的工资，又未尝不是一种重罚。瑞典，道德先行下的高福利社会不久前，我看到美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福利模式的一份调查报告，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就是现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采用的模式，政府只管最基本的福利，其余主要靠社会团体和个人来承担；第二种是北欧模式，以瑞典、挪威等国为主，特点是由政府负主要责任，社会团体只起辅助作用；第三种是欧洲大陆的德、法、奥等国的模式，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共同负责；第四种是部分南欧国家的模式，政府的责任较小，主要靠家庭来承担。报告认为，导致这四种模式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英国国教；在北欧，大约85%的人口信奉路德教/新教；在意大利和法国，分别有90%和70%的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在希腊，90%的国民属于东正教。这个调查同时证实了许多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即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英国学者巴克尔在《福利国家的缔造者》一书中介绍了15位重要的社会改革家，大多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宗教在瑞典模式的建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督教829年传入瑞典，12世纪初，瑞典的教区才发展起来。基督教的传入带来了慈善事业，许多教区都建立了孤儿院、疯人院。教会在成为济贫中心的同时，也扮演着道德裁判的角色。比如，它可以惩罚拒绝“付钱给穷人”的富人，将他们逐出教会。当然，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很容易产生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880年代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肇始期，政府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颇为有趣的是，我们在早期活跃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宗教的影子。研究表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前言中提到的丹麦文本，很可能是瑞典语的版本。翻译此书的人名叫佩尔·高特雷克。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意作了一些改动，比如把“暴力革命”译为“激进的重组”。而最为离谱的是，他把“宣言”结尾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据瑞典学者分析，高特雷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助于宗教色彩来扩大宣传的效果。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能够更有力地说服民众，瑞典人当时受宗教影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典社民党日后将放弃暴力革命。德国学者考夫曼的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瑞典译者的做法与瑞典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考夫曼说：“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之中产生。”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四个因素：传统、社会结构的形式、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政治理念和宗教，其中宗教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道德观上。如果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讨论的话题，就可以看出：讲文明与不讲文明，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能否建立一种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平等不断提高的社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观所决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但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瑞典无穷人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ＧＤＰ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１９３２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ＧＤＰ是１２３４．９瑞典克朗（１瑞典克朗约合１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７位。１９６０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３０年后，瑞典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８６１５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１０００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１９８０年，瑞典人用了大约２０年的时间，使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５７１６１瑞典克朗，比１９６０年增加了约６．６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６０００多克朗，当时约合１０００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１０％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１０００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１８００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１８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３％至１０％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２８％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７８００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把危机变成转机１９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１８３０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１８７０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８００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１８８１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５０克朗，资本家也拿了５０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５０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１８８９年，瑞典社会民主党（ＳＡＰ）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１９２１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１９３２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传统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动力瑞典福利国家的大厦当然不是在平地上构建的。其实，早在社民党1932年执政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很容易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1847年瑞典通过《济贫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伤赔偿法》；1910年，瑞典又通过了《病假保险法》；1913年，瑞典通过全民享受的养老金法案，被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石，其时瑞典的人均GDP为656瑞典克朗(此数据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较计算，约相当于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在全欧排名为第九。不可否认，这些法规的通过为后来社民党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保障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仍然是被动的、辅助的，更多的是统治阶层试图缓解劳工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手段。欧洲学者在分析瑞典、德国等国早期的保障政策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俾斯麦将‘社会国家’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非主体。”比如，瑞典虽然早就有了养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却享受不到养老金，只能靠救济过日子。而按照当时的《济贫法》，领取救济者必须放弃选举权，这项规定也是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改变的。因此，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与后来社民党建立的福利体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党的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平台，它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贫济穷式的做法虽然根本改变了，其道德理念却对社民党后来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也明确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规则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条件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我们在看到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在加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当时瑞典社会的政治基础，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其透明的政治运行规则。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1809年，瑞典通过了“最早的一部欧洲实行的成文宪法”。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正是由于有了特定的道德观念与政治传统，瑞典社民党才能推动进一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对分配体制的改革。分配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平等被称为瑞典模式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梅德尔曾经说过，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自1930年代开始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在当时的欧洲，瑞典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并不是最落后的，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有了一些积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与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极不相符，也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还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重新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笔者虽然在瑞典生活工作了六年，但对于这一整套“全民”体制的真正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一知半解。不得已只好问朋友，朋友笑笑说：“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朋友的话让我心中豁然一亮，原来，社民党所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数字瑞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发展指标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2006年国际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贿者名单中排名第二。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年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瑞典继芬兰、美国之后排名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瑞典模式五辨1.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体系……全民的意思就是要加大投入，让最需要照顾的人得到照顾。不准确。全民享有的核心是平等。比如，中国每千人平均有1.5名医生，拥有3.1张病床。瑞典差不多每千人有3.1个医生，拥有3张病床。与瑞典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资源有一定差距。但更大的差距还是公平方面的差距。瑞典的医疗投入和分布几乎没有什么城乡差别，而在中国，拥有35％人口的城市占有85％的医疗资源。上海徐汇区每千人拥有医生5.22人，就远远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数。所以，全民医疗保险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2.工会力量强大会更多地出现劳资矛盾，甚至会更多地引发罢工。不准确。不久前，瑞典工会领导人就讲过这样的话：罢工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到了要维护宪法的时候才能使用。在他们看来，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谈判获取，而罢工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工会必须要有紧密的团结，能对国家政治有足够影响力，而劳、资与政府三方亦应有明确的定位，特别是政府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更是不能混淆。实际上，当福利社会开始形成时，工会就已经从一个利益的争取者，逐渐地演变为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中，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工会成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企业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纪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现在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会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阻碍经济增长，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让雇员们学会接受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提高生产力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3.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症。不准确。实际上，在195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了相当高的增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早在19世纪瑞典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就引发了资方的强烈批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又再次出现了“福利养懒汉”的抱怨，并直接引起了反对党人士提出的在医疗等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要求。对这样的论调，社民党的反驳相当有力。瑞典社民党前领袖卡尔松曾十分清晰地阐述他的看法。他说，瑞典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在依赖福利，但这部分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无法养活家人。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卡尔松接着说，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也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不言而喻，卡尔松这番话的意思是，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通过再分配来确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正，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当年瑞典社民党建设“人民之家”的初衷。社民党中类似的观点还认为，蛋糕越大分配才能越多，但有的时候，经济越是不好，蛋糕越是难以做大，分配反而越是重要，也就越是需要切蛋糕的人更多地关注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4.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探索才能找到方向。不准确。改革的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瑞典模式成功的条件，而忽视了一个可能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这个工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分配领域的改革，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福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的走向。在这个大目标下，瑞典社民党不断地通过探索，构建起独特的福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瑞典人没有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大目标做文章，发现与目标不符，就赶快改过来。比如，有些学者也曾建议瑞典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社民党人却非常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模式与瑞典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对美国有效的方式，对瑞典未必有效。5.全球化给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带来严峻挑战，瑞典未来只有减少福利才能提高竞争力。不准确。福利体现的是保障体制，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瑞典继续保持高福利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挑战。但也应当看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瑞典模式所体现的理念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欧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竞争对手以低水平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进行竞争。他们要保卫的不只是工资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体制，这或迟或早会波及到中国。当我们在用廉价商品向欧洲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时，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在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却缺少可持续性；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瑞典首相与工人的收入差别有多大？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内的这些人的总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总工会专家最近对198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职位和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收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瑞典社会差距激剧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了几十年。瑞典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瑞典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的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的权力集团，他们分别是：（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等共22人。（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行业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五）地方代表是全国10个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企事业管理局的12名局长或总经理（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他们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十一）人民运动　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全国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工资以外的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同时也常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它收入，特别是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时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也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双方税前总收入。对于某些没有固定职务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难以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自195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和收入。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特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被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三、瑞典差距到底有多大？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收入在55年间增加了3.8个工人工资，而与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没有一个属于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国企总经理们次之。资方组织代表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经济学家收入也不错，而大学精英和民选官员们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别之大不仅远远超过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差别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巨大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其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其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卡车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的收入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财团――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第二大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期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政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三人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公司1950年是100%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同年国家银行总裁总收入为208万克朗。十大经济学家平均收入237.9万克朗，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三大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学者工会首席经济学家（601万）和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43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26个劳动市场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211.6万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而1993年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与工人工资差距是6倍，这与当时的工会主席兼任议会议员有关。2005年其下属的冶金工会主席137万，建筑工会主席81万，市政工会主席和商业工会主席各收入93万。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个资方组织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15倍，如果把他们三人不计算在内，这个差距会降到4.1。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16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4倍。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收入354万克朗，《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TV4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年收入103万克朗。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3倍。其中合作社全国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年收入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和红十字会主席105万。12个地方当局主办的公益事业局局长（或总经理）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局长收入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卫生局长101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和社会局局长62万。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100.8万，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宫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陆军司令77.8万，瑞典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驻英大使60万。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没有工资，也不交税。2002年其收入为195万克朗，而之后接连下降，2005年收入仅53万克朗，但国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著名学者平均收入95万，是工人工资之3.6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瑞典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由政府决定，要受整个公共部门工资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其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之一。民选官员的收入要考虑选民影响，因而增长相对较慢，与工人收入差距较小。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8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4个工人工资，1950年这个差距是4.9。除了国王之外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议会议长2005年收入143万克朗（5.5）。国家第三号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差距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3]，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总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二。政府大臣们的工资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报酬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得到议会授权，专门负责部长以上高官的工资和报酬，其三个成员由议会宪法委员会任命。八十年代有过类似的组织，里面还有工会代表。但八十年代末它被撤销了，以至大臣们工资一度出现停滞。加入欧盟后首相对外职能增加，工作负担加重，因此其工资增长较快并与大臣们拉开了距离。但首相工资对其它政府官员又是一个信号。他们出于对这个职务的尊重，在工资数额上与首相保持一定距离。首相和大臣们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1000多名国家官员和整个公共部门的工资发展。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长和其行政执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万，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政委员会主席（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这三市的行政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附表1：年瑞典经济界、政界、国企、地方、大学等各界198名精英收入与工人相比之倍数经济26.114.29.113.116.526.346.440.7政界4.95.32.72.42.83.33.73.6国企8.87.25.45.88.313.911.516.7地方4.73.62.82.52.83.23.73.4大学5.74.83.63.14.665.53.6全体11.17.24.95.97.210.411.714.9总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别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再次拉大。近些年来企业界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精英们收入飞速增长，与工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50多年前。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其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为此，社民党2001年党纲指出，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在重新拉大。目前这种情况如同工业化初期情况相似，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在开始阶段往往首先为掌握着资本流向的人所猎取。但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瑞典国家电视台疑惑部分瑞典人双重标准看奥运日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环球时报驻瑞典特派记者雷达报道前两天，瑞典国家电视台就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播出了一个由他们自己制作的节目，没想到瑞典全国记者协会却写信责问：“为什么在节目中没有批评中国？”瑞典国家电视台不解地反问，上届雅典奥运会时他们也制作了同样的节目，大体同样的基调，上次是叫好声一片，为什么这次却要遭受责问呢？在这些瑞典人看来，雅典奥运会时东道主的所有举动都是合理的，一些错误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可如果这些在北京重演，那么东道主便是“专制”，其错误也“不可原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环球时报》记者专门搜集了2004年夏天《瑞典日报》报道雅典奥运会的一系列文章，原本是想通过了解当时媒体的反应更好地报道北京奥运会，但两者比较，记者却有了发现：一部分瑞典人看奥运有着双重标准。本周一，《瑞典日报》派往中国报道奥运会的记者撰写了一篇文章，说他第一天到北京时还有志愿者服务，第二天就找不到人，现场也变得混乱起来了，所以中国对奥运会“还没有准备好”。而在2004年该报则报道说，某场比赛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临时更换地点，东道主却没有向记者发出通知，《瑞典日报》并未因此指责东道主，反而很理解地说，承办奥运会这种大型活动，“类似的小错误在所难免”。本周二，新疆喀什发生暴力袭击活动的第二天，《瑞典日报》刊登其驻华记者的报道，文章充满对“东突”恐怖组织的同情，似乎整件事情是政府的错，而与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无关。可该报在报道雅典奥运会的安保工作时，对恐怖分子大加谴责，对希腊政府的工作大加赞扬，还号召“所有人向恐怖主义宣战”，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对恐怖主义使用原子弹都不过分”。前后对比，可谓世态炎凉。双重标准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2004年时，《瑞典日报》把雅典奥运会的倒计时放在了体育版面；今年则多数位于国际政治版上。2004年时，《瑞典日报》对奥运会东道主的报道重点包括希腊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描绘希腊是“梦幻般的国度”；今年则集中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计划生育等方面，甚至指责说中国是那个“入侵了西藏的国家”……类似报道对瑞典民众的影响是恶劣的。《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瑞典朋友在买了奥运会门票后，开始是担心中国不给签证，随后又担心不能入境。现在他人已在北京，可在与记者通电话时还在担心地问“是否会因为讲错话被中国的警察抓起来？”“是否会遭到恐怖袭击？”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疑问与担忧，是因为他认为一些瑞典记者笔下的中国“是非常可怕的”。记者的一位中国朋友问，看了瑞典媒体如此多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负面报道，是否会感到沮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记者知道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并且坚信中国人会用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好好地纠正少数人对中国的偏见。中国和瑞典语言文字差异初探中国和瑞典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思维模式。而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形式和载体，所以中文和瑞典文不但在语音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句型、语法等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瑞典语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瑞典语是用语音规范文字，中文是用文字规范语言。中国和瑞典的古代文字就反映了这样的规律，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但不一定能知道它的准确读音；而瑞典文字所记录的就是读音，而这个读音就表示一个明确的意思。享受高福利的瑞典人担心什么瑞典的高福利的确让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瑞典人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新生婴儿的父亲有权9个月不上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领全薪在家看孩子。孩子16周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周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深造可获得学习津贴；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100％；医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开支，大部分由国家负担。失业对瑞典年轻人来说也不是啥可怕的事情。我到瑞典游玩时，和一位瑞典小伙子聊了一路，他没有工作，靠每个月1．3万克朗的救济金为生。尽管不愁吃喝，可也不能天天无所事事啊，于是乎，他跑到一所大学念书去了——既然大学免费，何乐而不为？瑞典克朗和人民币比价大约可以按照一比一计算，也就是说，失业者的工资超过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相比而言，瑞典的物价不高，1．3万克朗可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可以做到营养充足。笔者在瑞典游玩时，对这个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社会文明的国家印象颇深，一位长期在瑞典居住的朋友笑着说，看，和谐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来后，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瑞典人到底有什么担心的事情。我问这几位来北京游玩的瑞典商人，我们中国人担心的是医疗、住房和教育，你们瑞典人福利健全，到底担心什么？40多岁的凯尼斯笑着说，我们当然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担心找不到住所，但是，你知道，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衣食无忧之后，人有更高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首先是生理的需求，也就是俗称的吃喝拉撒睡以及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对瑞典人来说尊重和自我实现最为重要。凯尼斯告诉我，如果你到瑞典做个调查，问大家担心什么，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担心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这些全球性的课题，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瑞典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捐赠大户。听到这些，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瑞典的官方语言瑞典的官方语言是瑞典语(Swedish),北欧的几个国家除芬兰外同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瑞典，挪威和丹麦在历史上一直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模式，文化传统相近，语言也是如此。冰岛虽然孤身海外，但和这几个国家历史渊源很深，语言相距也不远。芬兰语属于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支，与欧洲其他几大语系几乎没什么关联，但和匈牙利语关系密切。但由于芬兰较长期受瑞典统治，再加上那里有很大的瑞典人群，瑞典语也是芬兰的官方语言。这样一来，北欧几国的人民大多不需用翻译而能基本交流。常常有些学术会议宣布使用“斯堪地那维亚语“，亦即大家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除芬兰语外)。当然在瑞典，英语是可以畅通无阻的。瑞典概况从北京出发，向西飞行约10个小时，沿着蓝色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即可到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不过20人，公元1000年建国至今，瑞典始终没有放弃农业生产的根本，当然，现在主要是以高技术工业和创新产业为世界所仰慕，以种植大麦为主的土地也都是全机械化的高效率农业生产模式。也许是以农耕为文化基础的国度。1905年芬兰被分割出瑞典版图之后，瑞典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奉行爱好和平的中立的国策，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国民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至今一直保持世界前列。巨大的财富使得瑞典王国有推行全民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使得其高税收、高福利的“均贫富”政策被周边国家所仿效。丹麦、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基本上都沿用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即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瑞典也是一个制度先进的王国，不过其国王只有象征意义，全民赋予议会的权利才具有真正的权威。瑞典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党派在议会里都有至少4％的投票权，而对一些特别事务的表决，任何党派都有至少12%的投票权。瑞典的所有国民都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年收入在33万瑞典克朗以下的要征收30％以上的所得税，年收入超过35万瑞典克朗的要加收20％的国税，年收入超过50万瑞典克朗的要再加收5％的所得税。因此一个税前年收入50万和30万瑞典克朗的瑞典人，在完税后，实际收入已经相差不大了。但是大家得到的福利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起，直到16岁，从生活到上学的费用全部都由政府的福利支付，一个孩子每年平均可在政府领取约一万多万瑞典克朗的生活费，母亲一共可以得到约7万瑞典克朗的带孩子的补贴，孩子上学后，家长除了给孩子买一个书包外，一切学习用品均由学校免费提供。因此，在瑞典完全没有养孩子难的这个问题。瑞典长期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母亲居住的地方”。在瑞典只有政府“官办”的医院和医药供应，是免费向国民提供服务的。任何病症，只要超过2000元瑞典克朗的药费，超出部分就全部由政府支付。因此，瑞典人享受的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国民福利。在瑞典还有很多阿拉伯难民和非洲难民，他们本人和后代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保障和教育。瑞典政府是最愿意接受难民的欧洲国家。瑞典国家的历史与中国相比，当然不长。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古迹视如珍宝，倍加爱护。所有的文化古迹，老房子都得到政府或个人的保护。我的一位瑞典朋友，延雪平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尼古拉斯先生，私人购买了一栋400年前的城堡，装修后作为酒店经营。税务局在核实此楼古老后，便免收他财产税。可见其制度不仅致力于保护古迹，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瑞典只有省、市两级行政区，省长和市长均由民选产生，自治权力很大。当地的公共设施和财产均由当地政府自行管理。瑞典的交通状况极好，政府力争达到交通事故零伤亡的目标，交通次序井然，人行道，自行车道，汽车道路严格分开，车让行人先行似乎是一条法律，你在瑞典任何一条斑马线过马路，汽车永远是早早的停在那里让你先行。这一点，在巴黎，柏林根本无法做到，在西班牙和罗马更是人车混行。瑞典的公共交通以准时出名，你在瑞典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除了出租车以外），如果不认识瑞典文，只要认识阿拉伯数字，只要你按车票上标明的出发和到达时间，就不会上错或下错车。瑞典的火车也很发达，一列车不过3－5节，时速基本都在120－180公里。公共汽车和火车都设有妇幼和残障人士的专用车厢和设施。瑞典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的社会，不过老人可以得到很好的福利照顾，如果老人不愿进入福利院，政府将每天派保姆前往老人家中帮助做饭、去超市购物，打扫卫生等。瑞典朋友看中国40多年前，有位瑞典青年学者写了本书，名叫《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书中说，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东方，就是因为总是高高在上，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最近，我在杂志上读到一位瑞典学者依据此书的观点，来解读包括瑞典人在内的西方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心、忧虑，甚至恐惧，大体上都与这种高居讲坛之上的心理有关。在不久前的瑞典之行中，我和一位瑞典朋友谈起这个观点。他没有正面表示自己的看法，却讲了去年他在中国旅游时看到的一幕。那是在北方一座城市郊区的十字路口，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在红灯亮后，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而另一条道上已停下来的两辆小车，也跟着加大油门闯了过去。朋友和我谈完这件事，用一种近乎于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了一句：“这需要一个过程。”朋友的讲述让我想到了瑞典人对法律的敬畏。当瑞典人看到某些中国人如此轻慢地对待法规之时，他们心中难免就会对中国有更多的担忧。而这样的所见所闻会不会也在无形中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优越感呢？我们常说，现代化需要两个层面的基础建设，一是硬件，比如高速公路、高楼大厦等；二是软件，比如遵纪守法的习惯和道德观念等。前者可能比较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后者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现在我们体验到的一些中西间的文化隔膜，有不少就是因为后者的差距而造成的。在几乎所有介绍瑞典的书籍中，都会提到瑞典人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记得新华社记者曾写过一篇报道，称瑞典政府一年发布近500条新的法令法规，绝大多数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2006年，瑞典的酒吧和餐馆开始实行全面禁烟制。寒风中颤抖着过烟瘾的人们虽然抱怨连连，但半年后的调查表明，违反此项新法令的比例连1%都不到。瑞典人之所以会如此遵纪守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数百年来长期生活在法律社会之中。现代瑞典法律的肇始大体上可以追溯到13世纪初。尽管与那时相比，现代法律的条文有了很大的“进化”，但那部古典法规所追求的公正合法的基本思想却没有变化。据《瑞典史》记述，当时，各地农民们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一些争执，制定了一些规则。而在各省法典中最早的一部就是《韦斯特耶特兰法》，它带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大体上体现了宗教的理想，即建立一个公正和平、和睦相处的社会。按照这部法典，杀人、绑架要受到惩罚，偷窃、骂人要被罚款。最早的公民理念也在法规中显现而出，比如，法规称瑞典人可以承认一个国王，但也可以把他废黜。即瑞典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君主国家，谁来统治，要由国民的意志来决定。据说，最早的“法官”对所有这些法规倒背如流，如果有人干了违法的事，他就负责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宣读法律，执行法规。瑞典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但也深深地懂得自由首先意味着公正，意味着遵纪守法。可以说，数百年来，法制观念已经成为这个北欧民族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至今，人们仍然常常吟诵15世纪中大主教托马斯·希蒙森的著名诗句：“自由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最值得追求的事情，而只有秉持公正的人才能享受自由，如果你尊重自己，就应爱自由胜于爱黄金，因为自由可以带来荣耀。”瑞典人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几百年积累而成的，也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用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如今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落，到中国来串串门不是件很难的事。瑞典人，或者别的西方国家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样，隔着大墙揣摩背后的中国人，更不会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但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未必会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使隔膜减少，正像那个瑞典人看到的中国街头的一幕，有的时候，它反而会产生出更多的隔膜与误解，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内省，而不只是一味地责怪别人。（丁刚资深报人）瑞典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瑞典能从一个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大众成人教育”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中瑞两国国情不同，但对瑞典的成人教育形式进行探究，分析，对促进我们成人教育的发展能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一、瑞典及其教育概况瑞典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900万人口，21岁以下的人口占25%，65岁以上的人口约占17%。瑞典的各级教育全部免费，全国1500家图书馆均提供免费借阅。瑞典十分重视教育，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使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生存下去。瑞典是世界上比较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目前教育普及水平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瑞典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不是强制的，但升学率已达98%，瑞典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向所有义务教育毕业后，愿意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高中教育机会，并保证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要求得到满足，以使学生掌握未来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为45%左右。此外，成人教育也很发达。作为福利国家，瑞典的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均为免费教育，成人教育的费用由政府或者雇主分担，对个人来说基本是免费的。90年代以来，瑞典教育改革的重点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更加灵活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二、瑞典的大众成人教育瑞典的大众成人教育在开展社区学习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面主要介绍瑞典大众成人教育的有效方式——学习圈。瑞典学习圈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它形成了非正式学习的主干部分，它由政府支持但是由非政府组织运作。（一）学习圈产生的理念瑞典学习圈正式产生是在1902年，它的理念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学习圈中的参加者在学习聚会期间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阅读文献，自己做些准备，积极地与其他参与者一起交流他们的知识。学习圈的目的并不是聚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培养和创造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二）学习圈的特征在瑞典，学习圈是一种最常见的成人教育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参加学习是自愿的，没人被迫去参加这项活动；学习圈通常由5—12人组成的小组学习，这种规模能够让每个个体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多数学习圈一周聚一次，每次两到三小时，并持续两到三个月；参加者是平等的，因为要坐成一个圈，每个参加者都可以看见其他的参加者；参加者一起决定学习的目标、内容、所读的书籍以及如何在团队中合作，整个团队对学习的成果负责，不允许学习圈之外的人来凌驾于参加者之上等。学习圈的哲学认为，所有的居民都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他们有权参加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但同时也对社会负有共同的责任，学习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激励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并成为终身学习关键过程的一部分。学习圈发展了一些对话的文化传统，即容忍不同的观点，尊重基于事实的辨论，尊重所做的决定。（三）学习圈的组织结构1、非政府组织在瑞典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许多人都存在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或兴趣时，就会形成一个组织，选出一个董事会，书写一个政策论述，为成员创办一个小的期刊，形成一个学习圈。学习圈应以联合、有序的学习活动为特点，应该由大量的活动组成，每个学习圈都应该由一个学习协会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所批准的领导来组织。2、参与者每年瑞典组织的学习圈超过30万个，参加者超过250万。许多人每年不止参加一个学习圈，因此真正的个体参加者估计每年在150万到200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