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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足球20年沉浮录：分裂，恐惧，与希望
日06时19分来源：
本文是BBC著名记者James Gheerbran，针对近代法国足球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后，所撰写的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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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同时经历过历史辉煌和恐怖袭击的体育场内，虽然没能在家门口夺冠，但2016年欧洲杯再次让法国人团结在了一起。
日，星期五。当天晚间，在法兰西大球场的场外，有两个男人刚刚结束/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都不曾出生在法国，却又都是法国国家队的球迷，都将眼前这座球场视为“象征着法国现代化、多民族融合”的一块神圣之地。
曼努埃尔-柯拉科-迪亚兹，一名出生于葡萄牙的出租车司机。在当晚，他开车拉着一批乘客抵达了球场外围。那是一群法国球迷，他们都认识迪亚兹，因此就直接打电话约了车。与这群球迷的相识其实纯属偶然，有一次开车，司机大哥善良的性格、对于足球知识的了解都令他们深感震惊。于是，每当有机会前往法兰西大球场看球时，他们就都会叫上迪亚兹。
至于担任保安工作的萨利姆-图拉巴利，则是第一次有机会接近这座球场。上世纪90年代，当他还在毛里求斯的棕榈海滩享受温暖海风时，他从未幻想过自己未来还要在某个寒冷冬夜里，守候在一座球场外工作。他不愿介入法、德球迷之间的矛盾，不过当看到一群群脸上涂满了油彩的小孩从自己身旁经过时，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却又突然闯入了心中。突然他感觉到自己身着的厚厚棉服在抖动，他摘下手套，从口袋里摸出了自己的手机。15岁的女儿伊扎，给他发来了短信。
“爸爸，今晚要小心，我预感有可能会要发生坏事。”
法兰西大球场，承办1998年世界杯的主体育场，修建于1995年5月。它坐落于圣丹尼斯，巴黎周边一个最臭名昭著的郊区小镇，它几乎是无秩序、贫穷、失业和种族矛盾的代名词。
经过31个月的紧张施工，法兰西大球场终于顺利落成了
斯梅尔-齐达内，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刚刚抵达法国的时候，就曾在距离这座球场几英里之外的一片建筑工地上干过力气活。由于他根本掏不起房租，下班后就只能居住在工地里了。
当他躺在一片砖头、瓦砾中艰难入睡的时候，他很难相信：40年后，自己的儿子就将在这里，加冕成为法国的“国家英雄”。
对于许多法国人而言，上世纪90年代末曾是一段艰难时期。“最大的问题发生在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种族融合政策已经彻底失效了，”法国著名足球记者朱利安-劳伦说道。
“我的父辈们都有他们的工作，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在何方。当时的年轻人都会寻思‘我们未来能做什么？’你会按部就班地上学，但很快就会遭遇挫败——因为你会发现学校根本就不属于你这样的人；你想获得一次工作面试的机会，但因为来自于糟糕的街区，使得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你的未来看起来毫无希望，尤其当你还是一名移民时。”
“社会缺乏所谓的爱国思想。当你的父母来自于西班牙、塞内加尔、马里、意大利、东欧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时候，做一个法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1998年的法国国家队，许多球员就是外来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出现倒也真实地反映出了现实的社会状况。虽然他们代表了法国，但却没有得到太大的重视。他们当时的世界排名低至第18位，世界杯前进行的三场热身赛中，先是输给了俄罗斯，然后在对阵瑞典、摩洛哥的两场比赛中又被对手逼平。
外界一直都在强烈质疑球队56岁的主教练雅凯，曾有报道指出年轻时的雅凯曾试图逃避兵役、抵制参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然而参军时积累的经验，还是被雅凯带入到了执教之中，他开始将这支国家队变成了遭遇重兵围困的堡垒，令其在绝境下展开了战斗。
雅凯最大的敌人始终是对法国队持消极态度的让-玛丽-勒庞——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他曾轻蔑地声称这是一支“人造的球队”、“不是真正的法国队”。很显然，雅凯与勒庞之间的斗争，已经超越了体育的范畴。
世界杯首场比赛开踢之前，雅凯在克莱枫丹基地上把手下球员叫到了一起。“ 我要求你们一直像今天这样团结，”后来接受《442》杂志专访时，雅凯回忆道。“未来发生的一切将会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一支背景复杂的法国国家队，在外界一片质疑声中开启了自己的征程
巴黎，一座带有玩世不恭心态的现代化都市，这里也是批评国家队的“大本营”。因此法国队决定将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安排在马赛进行。面对着一群更痴心的球迷，雅凯的球队3-0轻松击败了南非。
接连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和丹麦之后，法国顺利地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在16强淘汰赛中，他们依靠中后卫布兰科的头球，才以1-0送走了巴拉圭。
1/4决赛面对意大利——(当时)三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在双方激战120分钟不分胜负的情况下，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法国以4-3惊险过关。
“那场比赛成为了转折点，”劳伦说道。“突然间，所有人都开始愿意相信了。不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队，他们也开始相信自己的国家了。整个国家都变得异常团结，如同富人vs穷人、中产阶级vs工人阶级之间的争斗从未发生过一样。哪怕在一座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每当法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也都会自发地走上街头进行庆祝。”
“公众的想法是：这支球队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他们(球员们)出生于不同的国家，就像是你我一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雅凯麾下的这支经典法国国家队，也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整个观念
虽然整个法国队在世界杯期间一直都被隔离在克莱枫丹基地之内，但球员们却也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着某种伟大的成就。
“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当时只有20岁的法国边锋亨利回忆道。“这是因为法国民众开始真正相信这支球队了。无论你是谁，你有什么样的背景，在那支球队中都会拥有属于你的一席之地。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随着法国队在半决赛2-1击退了克罗地亚，挡在东道主面前的敌人就剩下了最后一个：巴西。比赛之前，法国仍然不被外界看好，毕竟巴西的身份是卫冕冠军，当时排名世界第一。
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比赛的一代法国人而言，1998年的世界杯决赛直至今日也依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这是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两次的历史性时刻，他们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共同经过了一个梦幻般美妙的“车站”。
“我相信每一个法国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决赛当日他们是在哪里度过的，”法国《队报》记者文森特-杜吕克说道。
“你能感受到某种特别的预感，你会焦急地等待着比赛正式开球，你能记得那天跟谁吃的午餐，下午都做了什么，你的家人当时在哪里看球……这些记忆都会伴随着你一辈子。”
从克莱枫丹基地驶向法兰西大球场的路上，法国队教练特意嘱咐司机要慢点开车，好让球员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沿途人群的热情。
“准备踏入球场前，我记得自己曾瞄了巴西球员一眼。当时我完全相信‘他们是不可能击败我们的，他们只有11个人，而我们有好几百万人，”时任法国队的主力右后卫图拉姆回忆道。
在这个7月份略微潮湿的夜晚，法国人的“冠军梦”被高质量地达成了。齐达内——那个13岁进入足球学校，无比痛恨用头来顶球的男孩，在法国3-0完胜巴西的比赛中却用头顶进了两粒极为关键的进球。而斯梅尔-齐达内却因为忙于在家中照看他出生不久的孙子，而错过了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儿子成为世界杯冠军的历史性时刻。
图拉姆还记得：“当裁判吹响了终场哨音之后，我马上跑向了自己儿时的伙伴，他们都在看台上见证了这场大胜。我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意思是‘这太疯狂了’。我们彼此都笑了，虽然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我们却依然可以通过眼睛进行交流。我们都懂彼此要说什么。”
胜利日的当晚，超过100万人涌入了香榭丽舍大道，为这支由“black, blanc et Beur(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组成的法国队欢呼。齐达内，阿尔及利亚移民之子，他的头像被投射到了凯旋门上，背景则是法国国旗的三原色——蓝、白、红。人群众有人高呼：“让齐达内当总统。”
“只有离开体育场、漫步在巴黎的街头，你才会意识到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天，”杜吕克回忆道。“那是一场属于三色旗的国家派对。自从巴黎在1944年获得解放之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多人一起涌向街头的场景。”
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胜利，而是多元文化思想的一次胜利！
“98年世界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节点，它促使了法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图拉姆表示。“图拉姆，齐达内还有德塞利，很多法国国脚都有属于自己的(涉及种族的不愉快)故事。然而经历了这次胜利之后，整个法国都将这些故事封存起来了。对于法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在第二年欧洲议会的大选中，1997年还拥有15%得票率的国民阵线，遭遇了惨败——其得票率直接下滑到了5.7%。
“勒庞把这支球队视为是‘法国多元文化’的象征符号，并激烈地攻击它。后来，这支球队赢了，它所象征的理念也赢了，”洛朗-杜布瓦，著有《足球帝国》一书的作者说道。
“世界杯的胜利，代表着一种‘新法国世界观’的胜利：我们都团结在这种世界观下，大家彼此相处得很好，每个人也都成为了法国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很怀念当时那个充满了希望的美丽年代。”
“当时的人们都相信这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迎来一个让法国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却并没有出现……”
当法国国歌《马赛曲》在球场上空响起的时候，看台上突然响起了阵阵嘘声。一开始还是零星的几声，但它似乎唤醒了什么，随后整座球场开始被嘘声所覆盖，消极的情绪仿佛自带重力直接滚落进了球场内。当摄像机对准法国队长德塞利时，后者恰好显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而光头门将巴特兹，也已经被惊呆了。法国国歌艰难地来到了第二句——“光荣之日已来到！”，而歌中唱到的光荣之日显然不是今天。
2001年与阿尔及利亚进行的这场热身赛，也被视为法国足球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上文的一幕发生在日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法国坐镇主场对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经过了血腥的7年战争后，才于1962年获得独立。这是该国独立后第一次在球场上遭遇昔日的“宗主国”。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十几天前，在美国刚刚发生了令人震惊的“911事件”。毫无疑问，恐怖袭击事件又给这场需要高戒备的比赛增加了另一些负面的元素。
“911之后，我曾担心过媒体和政治家会借此来抨击穆斯林，”亲身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图拉姆说道。“联系到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历史，再看看法国社会的现状——当地人普遍对阿尔及利亚人持有消极的看法，这种歧视源于无知。你就会知道，这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东道主把比赛安排到了法兰西大球场，本希望通过1998年世界杯所营造出来的良性基础，将这场比赛营造成一个和解的平台。赛前法国球员与阿尔及利亚球员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拍摄了一组特别的“全家福”。在正常状况下，它肯定能出现在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版。
事实证明，这些善意的安排全都是白费了。比赛刚一开球，现场的气氛就变得极为异样。从看台上持续传出“奥萨马(本拉登)！奥萨马！”的欢呼声。齐达内的家人也成为了极端球迷的攻击对象，每当法国球星触球时，看台上都会想起刺耳的嘘声，一群人始终在高喊：“齐达内，哈基(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作战的法国穆斯林)！齐达内，哈基！”当时在坊间曾存在一个不实的传闻，声称齐达内的父亲曾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叛徒”。
阿尔及利亚球迷在这场比赛中纷纷冲入球场，最终破坏了这场“友谊赛”
“到了2001年，许多生活在市郊的移民后裔开始觉得他们已经被法国社会所抛弃了；而在北非地区，足球运动又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安德鲁-赫西，伦敦大学的法国文化史专家说道。
“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阿尔及利亚内战，足球场成为了少数允许年轻人发表反政府言论的地点。而一些移民也把家乡的习惯带到了巴黎。这是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进行的错误比赛。”
当法国取得了4-1的领先优势后，几名阿尔及利亚的球迷开始冲入场内干扰比赛。负责安保的警察并没有试图镇压他们的行为——在杜吕克看来警方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受到这几名球迷的带动，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时，又有数百名阿尔及利亚一起冲入了场内，迫使比赛不得不提前终止。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杜布瓦回忆道。
1998年通过那支伟大国家队的不懈努力，使得法兰西大球场成为了一块“圣地”。而在2001年，它却遭到了无情的玷污。出于安全考虑，几乎所有法国队球员都撤出了球场，唯有图拉姆例外。只见他怒目圆睁，愤怒地盯着那些“入侵者”。
“我被气坏了——那些孩子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图拉姆解释道。“这会加深社会中的不信任感，形成一个死循环。你不能一边批评这个国家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一边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曾试图揪住一个孩子——所有人都以为我要揍他，但事实上我只准备跟他讲讲道理。我冲他说‘停下来！你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呢。你们不知道这种极端行为，最终会害掉你自己。’”
经历了2001年的球场闹剧之后，法国队就开始从冠军的王座下迅速跌落
图拉姆是正确的，但已经太迟了。几天后，勒庞就直接站在了法兰西大球场前宣布自己要参选法国总统，他之所以选择这块刚刚发生了一场闹剧的球场，就是为了向选民证明政府针对北非移民所采取的融合政策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在2002年的法国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17%的选票，历史性地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而仅仅在三年前，从这座体育场散发出来的荣光，曾差点剿灭了这个极右翼政党。
“1998年夺冠后的喜庆泡泡，被戳破了，”杜吕克说道。“法国针对黑人、白人和阿拉伯人的看法依旧没有改变的话，这也说明了我们仍身处在一个分裂的法国，它并不团结。1998年世界杯夺冠后带来的身份认同感，并没有让我们在社会中融为一体。”
法国的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阿尔及利亚足协的强烈关注。于是他们开始极力游说FIFA，呼吁FIFA应该修改球员国籍注册规则——此前的规则规定，代表国家青年队出战国际比赛后的球员将不得更改国籍；这次他们建议，球员在正式参加成年国家队比赛之前，允许重新选择一次国籍。FIFA在2003年果真修改了注册规则，这也使得大量出生于法国、代表法国青少队参加过正式比赛、受训于法国俱乐部青训营的球员，都转投到了北非国家的麾下。
“从2000年开始，国家队开始成为了种族分歧、社会矛盾的战场，”赫西说道。“团队精神的解体，就是法国社会分裂的写照。”
在法国队内部开始出现问题之后，球队的成绩也开始一泻千里——2002年世界杯他们止步于小组赛阶段；2004年欧洲杯，法国则倒在了1/4决赛的舞台上。各种关于更衣室不和的消息，也开始逐渐出现在了报端。然而比球员内讧丑闻更伤人的，则是一个事实：法国的球员大部分都出生于banlieues，也就是郊区！
“生活在巴黎市中心，与生活在巴黎郊区是截然不同的，它们简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赫西坦言。“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社会排斥的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业、贫穷和医疗设施的分配不均。”
到了2005年，社会问题甚至让整个法国感到更为痛苦、更为绝望。一个个郊区，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火药桶”。
那年10月，两个非洲裔少年，齐亚德-贝纳与巴努-特劳雷，踢完球后原准备一起回家。结果他们迎面遇到了警察。为躲避警察的追捕，两人居然跑到了克利希丛林郊区的变电站里，结果双双触电身亡。
悼念两名少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了法国社会的一场“内战”
法国社会的种族对立紧张情绪原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这起事故的发生则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成千上万个阿拉伯移民后裔开始冲上街头与警方对峙，他们甚至纵火烧毁了大楼、商店，点燃了9000多辆无辜的汽车。
虽然法国队在2006年世界杯中出人意料地杀入了决赛，但在21世纪的前10年内，“发挥失常”和“内讧”却依然是形容“高卢雄鸡”最常用的两个形容词。球队内部产生的矛盾，就如同是社会上的另一个郊区问题。成长于贫民区的新一代法国球员，要比以往更具反抗精神。这种矛盾也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达到了顶峰，那届法国国家队不仅在小组赛中排名垫底，而且还曝出了球员集体反抗主教练的多梅内克的大闹剧。当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与体育部长巴舍洛特，公开用“社会垃圾”、“人渣”这类不雅词汇大骂这批球员时，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在2005年也曾使用过类似的词汇，谴责过法国郊区的暴徒。
社会的分裂，也直接影响到了法国队更衣室。
更大内部丑闻在2011年得到了曝光。法国媒体居然挖出了偷录于法国足协内部的电话录音，足协官员曾严格要求法国的足球青训中心“要将黑人和北非裔年轻球员的比率，严格控制在30%以下”。该新闻见报之后，也给时任法国队主教练布兰科带来了极大的尴尬，毕竟他曾与(黑人球员)图拉姆、(北非裔球员)齐达内一起并称为法国队勇夺1998世界杯的绝对功臣。
法国足球的梦想，似乎已经被现实的铁锤敲得粉碎。然而更大的噩梦却还没有光顾呢……
迈克尔-迪亚兹——出租车司机曼努埃尔-迪亚兹的儿子，在日，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有前往法兰西大球场的计划。已经退休两年的迪亚兹原本可以安心地待在家里享受老年生活，但这个闲不住的老头还是干起来出租车司机的行当。
他说：“他就是喜欢干活，这是属于他的一种独特个性。当有人寻求帮助的时候，他永远都乐于伸出双手。他在退休后还是选择了继续工作，因为他很享受工作带给他的社会关系。他非常喜欢开出租车，因为他愿意与乘客交谈，分享彼此的喜悦。”
前往法兰西大球场，对于终生痴迷于足球的迪亚兹来说，就如同一次“朝圣之旅”。在他年仅18岁的时候，他就逃离了由独裁者掌权的家乡——葡萄牙。
“应该是1966年的某一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足球运动带来的激情，“迈克尔仔细地回忆道。“他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之后，才来到一家咖啡店找到了看球的位置，蹲在一个小角落里他从黑白电视机的银幕上观看到了世界杯比赛，葡萄牙对阵英格兰。”
“从此之后，他就彻底被这项运动征服了。如果我们一起外出吃饭，如果同时也赶上里斯本竞技有比赛，他就会边听广播边吃。倘若比赛进行得特别紧张，他就连饭都吃不下了。”
来到了“第二个家乡”之后，他也很快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法兰西。
“他虽然出生于葡萄牙，但法国国家队对于他来说，却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迈克尔解释道。“法国队就是他的主队，他对于法国队的爱远远高于葡萄牙队。我还记得1998年球队夺冠时，他那时有多么激动。”
法兰西大球场，就是迪亚兹先生心目中的“圣地”
当迪亚兹来到球场周围时，保安萨利姆-图拉巴利正站在L门的验票口前。后者刚刚看完女儿发给自己的短信。萨利姆有点小紧张，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了信息，他表示自己“会特别小心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
几分钟后，萨利姆发现一个年轻人试图尾随着一名球迷，挤过安检口的验票闸门。他拦住了那个年轻人，向其索要球票。这个年轻人则狡辩道，自己球票被先进入球场内的一个朋友带走了。
这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娃娃脸，发型很凌乱，嘴唇与下巴上的胡子茬清晰可见。他的实际年龄是20岁，但看起来仿佛只有15-16岁。他是一名电气工学徒，一个球迷，名字叫做比拉尔-哈迪菲。
“很抱歉，这样可行不通，”萨利姆一边说，一边把他撵到了一旁。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并没有马上离开。他在萨利姆负责看守的安检口转悠了大约10几分钟，发觉萨利姆是一个“冷面无私”的保安之后，于是转向了其他入口。通过对讲机，萨利姆提醒了其他同事也必须警惕那个家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他进入球场。
球场外，迪亚兹送走了乘客。他现在要履行一个小小的“赛前仪式”。他坐在车中，享受了一顿场边快餐。当地时间21:00，用餐完毕，他跟妻子通了电话，报了一声平安。然后他端着一杯刚买的咖啡，尽情享受着德法之战的赛前气氛。迪亚兹没有球票，他准备一边在场外喝着咖啡、一边坐在车内收听实况广播，此时他迎面遇到了比拉尔-哈迪菲。
坐在媒体区的杜吕克，听到了从场外响起的第一次爆炸声。“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类似于一种声响很大的噪音。我们几个记者都觉得有些异样，但谁都没有离开现场，谁也没有被吓到。”
几分钟后，场外传出了第二次爆炸声。这次是哈迪菲在H门的入口处拉响了身上捆绑的炸弹。
实施了恐怖袭击的“人弹”哈迪菲
“这个声音让你忽然觉得脊背发凉，”杜吕克回忆道，此时他的孩子们都坐在了看台上。
“此时，我身边的一名记者同行机敏地望向了总统包厢内的奥朗德。他看到了奥朗德迅速起身离开球场的全过程。从那时开始，我们才意识到‘出事了’。”
球场内的大部分观众，此时依然没察觉出形势的异样。第二次爆炸声传出的同时，现场恰好也响起了球迷们的喝彩声，因此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有人点燃了爆竹。法国左后卫埃弗拉，当时正在带球，经验丰富的他也愣了一下，但还是将皮球顺利地传给了对手，场内的比赛依然保持着正常的节奏。
逐渐地有人感觉现场的手机/互联网信号消失了。几分钟后，现场广播开始告知大家：“在体育场附近的一件啤酒馆内发生了爆炸。”但随后，法国队就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进球者是吉尼亚克，丝毫不知情的他依然选择了非常狂野的庆祝动作。
比赛刚结束没几分钟，第三个“人弹”就在体育场附近的街区点燃了导火索。此时，现场广播开始通知大家“球场外发生了事故”，人群才真正恐慌起来了。毕竟恐怖袭击对于他们并不遥远——2015年1月《查理周刊》的办公楼和一家犹太超市就曾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血腥袭击。
观众被告知，体育场的东门已经被关闭了，他们可以顺着北门、南门和西门离开。然而球票却并没有标明哪里才是东南西北门——上面只有字母。于是很大一群人开始涌向了同一个出口，一个已经被关闭的出口。
“大家都吓坏了，在出口处相互拥挤，”杜吕克回忆道。“人不仅越聚越多，而且还有人高喊‘他们(恐怖分子)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得知巴黎遇袭的消息后，球迷们涌入了内场来寻求保护
当一部分球迷摸不清离开球场的门路时，一些球迷则担心身处漆黑的街头、阴森的地铁站内会更危险。他们发自本能地来到了他们感觉最安全的地方：足球场内。1998年这块绿色的草坪，曾给整个法国带来一次辉煌的庆典，而这次它则变成了恐怖袭击事件的避难所。
在城市的另一端，迈克尔-迪亚兹正在与女友共进晚餐。新闻开始循环播放“巴黎正在遭受袭击”的新闻。
“我还记得，自己曾对我的女友说过：‘你看见了吗？听说有人在法兰西大球场被杀了。’我继续吃着自己的晚餐，因为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我父亲也会在那里。但此后我确实开始逐渐感到不安了，但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理解到它传递的信号。有人说‘当你的亲人遭遇伤害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我会一直记住这种感觉的。”
“我回到了家，打开新闻频道，随后的一小时都在关注着此事。后来我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你爸就在那儿，就在法兰西大球场内。我联系不上他了。”
在法兰西球场内的更衣室中，两名法国球员此时也是心急如焚。赛后，法国足协主席勒格拉埃与德国国家队领队比埃尔霍夫依次进入了两队的更衣室，通报了恐怖袭击的消息。法国前锋格里兹曼，还记得自己的妹妹莫德当晚就在“死亡金属之鹰”音乐会的现场，极有可能在巴塔克兰剧院成为人质；中场球员拉萨纳-迪亚拉，也在为无法联系到堂姐阿斯塔-迪亚基特而无比担心。
当晚23:45，聚集在场内的最后一批球迷被护送出了法兰西大球场。面对着“巴黎最黑暗一天”的深夜，他们一路前行，一路高唱起了《马赛曲》。
迈克尔一直都在尝试拨通父亲的手机，每一次听到语言邮箱的自动录音提示时，他都会变得比上一次更紧张一倍。他也给当地警察局、医院打去了电话，但却依然没有收到有关父亲的任何消息。“在绝望的状态下，度过了几个小时。”
德国全队决定当晚不再返回自己曾经下榻过的酒店，因为在当天早些时候，曾有人扬言要用炸弹袭击那里。
为彰显团结，法国球员坚持与对手一起待在更衣室内，直至第二天凌晨3:00。尽管地面已经铺上了垫子，但没有人还有睡意。
最终，格里兹曼等来了妹妹已经逃出巴塔克兰剧院的消息；迪亚拉却收到了堂姐在柬埔寨餐厅附近遭遇枪击身亡的噩耗。事发当时，她正在餐厅附近的商店内购物。
“她就像是我的大姐，”迪亚拉在一则声明中写道。
恐袭受害者之一——曼努埃尔-迪亚兹。
第二天上午10：00，葡萄牙政府代表联系到了迪亚兹一家，将最不受欢迎一则消息转达给了他们：曼努埃尔死于自杀式爆炸袭击。昨晚在巴黎各地总共有130人死于恐怖袭击，但曼努埃尔-迪亚兹却是法兰西体育场周边唯一遇难者。
“足球能让你疯狂、感动和哭泣，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你的脑中，”迈克尔-迪亚兹在悼词中如此写道。“你在一座球场旁离开了我们，那是你的法国队主场。我相信这就是属于你的宿命。”
巴黎成为一座受伤的城市。在共和国广场上，人们自发地在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卡片、蜡烛、泰迪熊和鲜花。昔日里每晚都会热闹异常的酒吧、露天咖啡馆，现在已经彻底安静下来了。
“在巴黎遭受了袭击的头几周里，我始终感觉自己正身处一座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之中，”赫西说道。“经常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开着军用吉普车到处疾驰。”
“现在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人们虽然都过着自己的日子，但谁都不知道那些恐怖的事情会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整个社会积聚了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麻烦，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它们了。”
在巴黎总共就有170万穆斯林，28万犹太人——这种密度超越了欧洲各国的任何城市。然而巴黎又是一座无法确保这两大群体能够和谐生活的城市，他们无力阻止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来自郊区的年轻人)纷纷走向犯罪的道路、遭受到极端宗教主义的诱惑。
笔者步行来到犹如迷宫一般的阿尔弗维利，位于巴黎东南郊的一座不起眼的城区，此处一切建筑物的色调仿佛都为灰色，让人颇感压抑。去年11月，正是在此处的一家汽车旅馆内，6名年轻人策划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而现在，也是这里，在一座根本无法与法兰西大球场相提并论的足球场内，一家足球俱乐部则正在试图通过足球——这项美丽运动来给法兰西重新带来安宁。
一家不起眼的法国第五级别俱乐部，却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
巴黎UJA马卡比俱乐部，是UJA阿尔弗维利的俱乐部(主要负责培养亚美尼亚裔的年轻球员)与巴黎马卡比俱乐部(由巴黎业余球员组成的俱乐部)合并之后的产物。他们参加比赛时，会身着印有“大卫星”的球衣。而现在，即便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信奉基督教和宣扬无神论的球员们，也都会和犹太球员一样身着同样的队服。
“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俱乐部向每个人开放，”巴黎UJA马卡比俱乐部的主席，帕斯卡尔-拉卢告诉记者，而他本人就是一名犹太商人。“俱乐部的理念很简单。我们一点也不关心球员们的宗教和种族。我们只要求他们通过体育展现出博爱的精神。”
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周二夜晚，我在俱乐部一线队的训练场外观摩了他们的训练。目前俱乐部正征战于法国第五级别联赛。即便是一场训练比赛，球员们也都表现得毫不留情，经常呈现出一些倒地飞铲的激烈画面。而与此同时，我们又能透过这些激烈的对抗，感受到友爱与尊重。球员们在开始训练前，都会礼貌地彼此握手致敬，并恭恭敬敬地说一句“晚上好，教练！”。
“我们是一家人，”球队的中场球员凯文-宗宗说道，他是一名祖籍为加勒比海地区却信奉伊斯兰教的法国人。“在我们看来，无论你信奉任何宗教，这都没有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其他人的生活圈内，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大家彼此尊重。这是一个积极的(社会)信号。”
他的队友，司职中后卫的莫里斯-昂格拉，则是一名祖籍喀麦隆的基督徒。他也说道：“我们都可以开心地和平共处。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会讨论彼此的信仰，但都是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我们大家都挺合得来，一起嘻嘻哈哈地开玩笑。我们也会小小地捉弄一下彼此，这就是这家俱乐部所经历的日常。”
“我们很团结，是兄弟连。当我们踏入球场后，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相互需要，这也是足球比赛中最重要的一点。”
球队的门将叫做朱利安-诺埃尔，一名天主教徒，每场比赛前他都要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却也经常跟穆斯林队友一起享用清真食品。
这家俱乐部不仅倡导宽容与团结，更会引领年轻人找准自己的前进方向。面对一些有轻微犯罪前科的球员，这俱乐部也不会对他们关上大门。
“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工作，”帕斯卡尔表示。“从很小的年纪开始，我们就会陆续对他们进行教育：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守时、教练说话时要保持安静、所有人都要一起热身训练……”
“我们注意到：只要你能够给予这群小伙子们工作的机会，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缺席训练和比赛，也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因为他通过体育都学会了如何遵守纪律。”
俱乐部主席帕斯卡尔曾是巴塔克兰剧院的老板
这家不起眼的俱乐部，也差点被卷入去年11月13日的暴恐袭击。帕斯卡尔不仅是巴黎UJA马卡比俱乐部的主席，同时也曾是巴塔克兰剧院的老板，这家剧院曾被他经营了35年，直至事发前2个月才被出手转卖给了其他人。结果在那场恐怖袭击中，总共有89人命丧于此，其中大部分死者都是帕斯卡尔的熟人；他麾下的球员们，其实也有在剧场周围的咖啡馆内一起聚餐的习惯，只不过11月13日他们被安排前往瓜达卢普参加一场法国杯的比赛，才令整个球队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从远处看到了那场袭击。我很愤怒、也很害怕。然而我的感受，始终也没有亲历者的1/10多。“
这起事件会让许多人产生悲伤、亦或仇恨的心理。但帕斯卡尔却只想投入到足球的世界里，他相信这项运动将拥有比以往更强大的号召力。
“创建这家俱乐部的初衷，并不是刻意将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帕斯卡尔表示。“这个环境都是自然形成的。”
“经历了这次袭击后，如果我没有这家足球俱乐部，我或许就会变得更为消沉，甚至会考虑移民。但通过经营这家俱乐部，却可以让我找到现实的价值。在许多人的生活中，你依然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必须要继续坚持下去。”
帕斯卡尔开车将我送回到了地铁站，我们路过了巴塔克兰，看到了警方设置的隔离带和一面满是弹孔的墙壁。
在巴黎UJA马卡比俱乐部，不同族裔的球员们相互尊重，彼此帮助
“当然，看到那座我奉献了35年青春的音乐厅，你也会骂道‘真见鬼’。但这座音乐厅终究是没有生命的；足球俱乐部则不然，我们在上周六踢了一场必须要取胜的比赛。在我们0-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还在第50分钟被罚下了一人。我冲着小伙子们喊道：‘加油，我们还得赢球呢！’最终我们3-2获胜了。这才是真正的戏剧性。”
“他们打进第三球后，所有球员都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看到此情此景，你会由衷地为他们感到开心。”
未来与希望
迈克尔-迪亚兹看了法国对阵罗马尼亚的欧洲杯揭幕战，坐在自己家中的客厅内。组委会曾邀请他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前往现场，但被他拒绝了。
“我也是球迷，享受激烈的比赛。这届欧洲杯，我应该会在家中观看不少比赛。但我不准备重返法兰西大球场了。坐在距离我父亲丧命不到几米的位置上看球，我怎能感觉好受？”
2-1击败罗马尼亚的揭幕战就是在法国警方、军队的严密布控下完成的，因为历史上还从有过一届欧洲杯/世界杯的东道主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安全压力。极端恐怖组织ISIS扬言要在欧洲杯期间针对法国发动“圣战”，让这届欧洲杯变成坟墓；事实上，欧洲杯进行期间，在巴黎就再次发生了一起暴力伤亡事件，一名法国警察与其妻子均被恐怖分子杀死……
这起事件再次给东道主所有举办城市拉响了警钟，安保人员已经无数次的彩排——假设球场内遭遇爆炸物、生化武器攻击后，他们应该如何行动。
“我们知道危险始终是存在的，”杜吕克说道。但作为《队报》的记者，他还是追踪了东道主的参加的所有7场比赛，从揭幕战2-1击败罗马尼亚，到决赛0-1负于葡萄牙。“但恐怖分子之所以要向我们宣战，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足球具备团结所有人的力量。恐怖分子只想分裂法国的社会，而足球却能让其保持统一。”
“重新回到遭受过恐怖袭击的球场，这确实有点让人烦恼。你很难不去回想去年11月发生的事情，每次当我把车开到停车场时，都会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我这次没给孩子们搞到法兰西大球场的门票，但我许诺会带他们前往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即便只是更换了一个看球的地点，这都能让我稍微感到好受一些。”
法国队如愿杀入了欧洲杯的决赛，却遗憾地0-1输给了葡萄牙
今年夏天带领法国队冲击德劳内杯的主教练，就是1998年冠军队的队长德尚。尽管公布球队23人大名单时，因为并未将两名北非裔的球员——本泽马与本-阿尔法列入其中，而让德尚本人都被骂成是“种族歧视分子”。但事实上，包括所有法国国脚在内大部分人，都不认可外界的无理批评。
在法国参加决赛的首发阵容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塞内加尔裔(埃弗拉、萨尼亚)、喀麦隆裔(乌姆蒂蒂)、安哥拉裔(马图伊迪)、几内亚裔(博格巴)、马里裔(西索科)的球员，与帕耶(来自留尼汪岛)、格里兹曼(来自阿尔萨斯，从小就奔赴西班牙发展)一起用心地高唱着《马赛曲》。
曼努埃尔-迪亚兹一直都钟爱法国队。而最受他喜爱的那支球队，还是1998年那支经典的世界杯冠军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铸就了辉煌，更因为穿着在他们身上的那件蓝色球衣也象征着：宽容、开放、友爱和平等。
倘若去年11月的那场恐怖袭击事件没有发生，迪亚兹也肯定会爱上现在这支恢复了团队精神、天赋惊人、甚至与1998冠军队极为相似的球队。在欧洲杯进行的一个月里，他们不断传出胜利捷报让法国民众暂时忘记了恐怖袭击的痛苦、让更多的移民后裔重新认可了自己“法国人”的身份、让法国人紧密地团结在国家队和《马赛曲》之下、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本届欧洲杯充分调动起了法国人的爱国热情，这要比简单的胜负更有意义
即便最终遗憾地未能触碰到奖杯，但法国队在冲冠的过程中还是让一个国家恢复了团结，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