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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主题怎么写
09-08-24 &匿名提问
一分策划要包括主题＼目的、时间、地点、举办人、还有活动流程以及资金预算活动流程要比较详细一点，包括这个活动分几个块如果你想要具体一点的话把信箱告诉我，我发给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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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暑假炎炎的夏日里，回到秋风瑟瑟的校园，校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装修后的二楼阶梯教室，新开的海尔洗衣机房，及将建成的皮革车间……和一张张新生的面孔，为了让同学们更加了解学校的变化，更加重视和关注我们的学校，我们将在这个月的主题定为“校园新貌”，并围绕这主题面向全校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一、摄影比赛活动时间：10月13日——10月23日活动内容：校园时刻充满着变化，也充满着许多我们未注意的细节，往往这些细节与变化都能很强烈的体现出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讲发动全校学生到学校的各个角落拍下我们心目中学校最美的一面。再开展一次面向全校的展览，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与了解学校。（注：心目中学校最美的一面不单单指学校的景物，可以是大家欢声笑语的场面，可以是同学为校园做贡献的瞬间等等，只要是属于你热爱这学校的原因，都可以拍摄下来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参与方式：每个班上交2张5存——10存关于心目中学校的照片展览地点：一楼大厅活动口号：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校园文明进步。主 办 方：对 &#160; &#160;象：面向全校 二、百米画栏活动时间：10月20日——10月30日活动内容：同学们心目中的校园、教师、老师还有同学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又记住了多少呢？你又看到了多少呢？相信大家可以用活泼的动漫画，迷人的水彩画，多彩的蜡笔画，生动的素描……通通体现出来。只要你喜欢，拿起你的手中的画笔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吧，等到完成的时候那将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我们将会将这份由全校学生一起完成的画作给予展出。参与方式：每个班派2组——4组（每组3人）代表报名参加，在活动当天与大家在百米长的画纸上作画。活动地点：篮球场活动口号：花儿用美丽装扮世界，我们用行动美化校园！主 办 方：对 &#160; &#160;象：面向全校三、校园新声——歌唱比赛活动时间：10月15日——31日活动内容：你喜欢这个学校吗？你热爱这个学校吗？你想对这个学校送上你最真挚的祝福吗？放开胆怯，拿起话筒，用你们那最美妙，最动听的歌声唱出你们对这学校所有的热情。释放出所有的激情。同时我们也将评选出新的校园十大歌手。参与方式：报名参赛活动地点：一楼或者二楼阶梯教室活动口号：关心学校,我们的职责;爱护学校,我们的义务;热爱学校,我们的心声。主 办 方：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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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让那些精通“预测”的现实主义大师们哑口无言，实际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不能为苏联的解体自圆其说。理论通过使现实简单化，使我们相信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理论还提供了政治的理性基础，所以一旦理论失去了这些功能，当理论不能说明重大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向我们展示“当前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思路和观念。冷战的结束实际上给众多新型理论——例如两枝世界理论，软权力思路研究，地缘经济理论，世界秩序新论，文明冲突论等——以崭露头角的机会。而其中，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引起人争鸣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而在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加挞伐的同时，许多的学者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或者诠释作者的思想，人云亦云，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因此，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文本进行解读，以期能够更好的了解亨廷顿的思想脉络，以及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真实意图等。
&#160; &#160; &#160; &#160;关键词：文本解读 文明 文化 宗教 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共存 &#160; &#160; &#160; &#160; &#160;(I) “文本解读”简介
&#160; &#160; &#160; &#160;“文本解读”——这种解读的方法更多的运用在文学或者某些哲学的对象领域中。例如，在哲学范畴内的文本研究方法，主要有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进入”，加达默尔的“解释学语境”、巴赫金的“复调逻辑”，阿尔都塞的“症侯阅读法”以及巴特—克里斯多娃的“后现代互文性文本理论”。【1】而所谓的“文本”，根据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理解，其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对于读者当然是确定的，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质，却并不是对于所有读者都是一样确定无疑的。而作为解释学所积极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极力强调的是解读文本，努力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当然，正如聂锦芳先生所言：“……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净尽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2】，但无论如何，也正如聂锦芳先生说的：“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得以真实的显现出来。”【3】作为一种解读的方法，文本解读也需要一定研究思路，而这种思路，按照聂锦芳所说的：“……要以文本本身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思想和问题放在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和当代社会的变迁中，理性而客观地为其现实价值定位”。【4】在这里，由于学生本人的知识乃至能力所限，也不可能全部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来进行。事实上，对于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来进行。“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等流程上是可以忽略的，亨廷顿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阿多诺，在文本解读的研究思路上，有一些流程我们可以放弃，因为他的思想毕竟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中去，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等哲学大家的思想深刻。然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流程”可以借鉴运用到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中来，从“产生的背景”，“思想内容”，“理论体系”乃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来进行解读，我们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亨廷顿的思想，也可以更好的将其纳入整个研究的框架中比较分析。最主要的是，这种分析接近于与作者直接对话，能够通过自己的解读获得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让自己在别人对亨廷顿思想的挞伐声中迷失了方向，不懂得鉴别对与错。
&#160; &#160; &#160; &#160;（II）“文本解读”的思路简介
&#160; &#160; &#160; &#160;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对亨廷顿的文本解读主要沿着其“思想产生的背景”，“思想内容”以及“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3个主要方面的脉络来进行。但在这里，有两点说明。
&#160; &#160; &#160; &#160;第一：尽管“版本渊流”这一个环节被我所省略，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有必要说下。在当前评价亨廷顿的众多文章中，我注意到其中的大部分学者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亨廷顿的一篇论文——《文明的冲突？》和其后的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上，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主要的学术成果沉淀了亨廷顿主要的思想——文明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下去为什么作者会重视文明（文化，宗教）这些“观念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物质性因素”？为什么作者会主张文明的“冲突”？为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东方压倒西方就是西方压倒东方的“零－和”结局？为什么他会在最后摆脱理论家的“本份”，给美国政府乃至西方文明国家出谋划策呢？，我们就很有必要附加的研究作者在此前或者此后的一些“文本”——《第三波——二十世纪末民主化》、《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在《文明的冲突？》发表前几天他在国际学术季刊《国际安全》发表的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国际领先为何重要？》，通过这些附属的文本与之前的两个文本共同进行研究，会让我们全面的认识亨廷顿的思想。例如，在面对“政治冲突的本原”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更多的倾向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或者文明作为一个观念性的要素，其属于意识的范畴，也将其生硬的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中去。于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如此批评亨廷顿：“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是势力－利益行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势力－利益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精神性的文化宗教传统没有多大的规约力，“利益重于文化”【5】；另外一个学者则说得更具体：人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无关的冲突只是个别现象，“未来的冲突的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环境……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看法有合理的一面，但应该说“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公理，充其量只是一个冲突的原因而已，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起源于经济矛盾。中国学者的这种观点更多的是越俎代庖，用自己的观点、思想代替别人的思想、观点，既不懂得“移情”，也不懂得先认真的剖析再做定论。事实上亨廷顿是研究第三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泰斗级人物，其也研究过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他承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有助于政治稳定和减少暴力冲突；另外一个方面，他论证了动乱未必起因于贫穷。他还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种族矛盾比贫穷更容易导致暴乱”。【7】其次，在研究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时，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关系固然十分密切，同时也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其在《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本中所做的序言也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在实践上，儒教或儒教影响下的社会一直是不欢迎民主的。”“在实践上，除去一个例外（土耳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任何一关时间内维系过完全的政治民主制度。”【8】以此分析，“亨廷顿从未承认过经济矛盾导致政治冲突的简单因果关系，他的文明冲突论是有其相应理论基础的，其首要前提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结果”【9】。“在现代世界上，宗教是激励和动员人们的一个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10】因此，将这些附属的文本参与到原先的原本中去，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会认为是文明、文化等“观念性因素”的冲突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利益”的冲突会是未来冲突的主流，也可以批判的看待某些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批评观点。
&#160; &#160; &#160; &#160;第二：在“思想内容”这一个环节上，我将重点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关键词汇和疑难语句的解读；一个是探索“思考逻辑”。在关键词句的问题上，我认为很有必要对亨廷顿所阐述的文明、文化、认同、宗教、种族等概念进行解读。一方面，这些概念是多么的复杂，对于文明乃至文化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定义，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其“最复杂的整体”这一文化概念几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内耗，因而也就是失去了解释力【11】。亨廷顿对文化乃至文明的定义也注定是不完备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原因。然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概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抛弃对这些概念的解读。于是，正如约瑟夫.拉彼德在《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理论回归》中说到的：“…….可是，我们的任务既不是要冒险进入概念的沼泽，继续使考虑的两个术语（注：文化和认同）陷入困境；也不是要通过明确限定‘操作定义’，完全回避这个沼泽。因为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潜在有益的定义，而是太多了。换句话说，挑战并不是要积极推动一些共识的，但武断的简化，而是要深思熟虑的提出同公开的理论使命相匹配的优势定义。”【12】而做到这一点，“就是要重新思考彻底地把文化从具体地单一概念改造为一个更多细微差别的，微调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它拒绝‘一致的文化整体’的迷信和莱布尼兹‘单子’（monad）的比喻”，“因为这些迷信和比喻趋向根据界限，同质和自然的永恒性详细阐述文化。”【13】因此，尽管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亨廷顿关于“文明”，“文化”等关键词汇的定义，但是只要作者能够按照其理论匹配一个“合理的定义”，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转换它的定义并取得成效，那我想这就是作者的成功。当前，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定义大加挞伐的学者大有人在，其认为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和划分不够精确。【14】詹姆斯.科斯说，亨廷顿举出的八大文明中，只有四种文明是同宗教认同的，而经济最发达的两种文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都是世俗的。【15】徐国琦在《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中则说：“单从地理上谈论文明，是不科学的，理应包括文明的现代含义，即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作为文明定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文明的现代意义上来看，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严重冲突。”【16】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将自己所认为的文明定义强加到亨廷顿的定义上，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做法，也正如王缉思所说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定义没有绝对的错与对之分。重要的是，同一作者对概念的使用不要前后矛盾，对他的批评应该先从他设定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批评者设定的定义出发”。【17】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理解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文化”，这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先入为主”——这是文本解读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另外，对于亨廷顿所界定的概念或者说定义是否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160; &#160; &#160; &#160;再次，在对亨廷顿的“思考逻辑”的探讨上，我将重点选择几个部分。第一：对亨廷顿在回答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出的因果逻辑分析；第二：针对亨廷顿所划分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内在逻辑分析；第三：针对亨廷顿所提及的“文明冲突的宏观与微观层次的逻辑分析”第四：针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多元文明的共存”之间的逻辑进行分析；
&#160; &#160; &#160; &#160;最后，正如聂锦芳先生所说：“文本研究的落脚点是对其思想的评价。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仅仅囿于文本领域内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内，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18】因此，在我们对亨廷顿的相应的文本进行解读并洞察其思想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将作者的思想放入到相同流派不同学者的思想框架中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聂锦芳先生所说的那样面面俱到，我们只是选择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或者说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为作者的思想定位。为此，我将作者的思想置入“文明或者文化”的研究框架内。在这个框架内，从事此种研究的有汤因比，斯本格勒，英国学派的怀特等大家，将其思想与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对比，在这个框架内为作者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定位，有利于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160; &#160; &#160; &#160;（III）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写作背景”的简单探讨
&#160; &#160; &#160; &#160;任何一种思想的源泉都是来源于作者生活的背景或者说环境。所谓的“乌托邦”或者“理想国”等类似的思想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判或者超越。正如汤因比如此评价包括柏拉图《理想国》在内的“乌托邦”思想：“至于乌托邦的那些理想国，它们是静态的假定。因为这些著作都是行动的纲领，却伪装成想象中的逼真的社会学；他们想刺激起来的行动几乎永远都是某一个正在衰落中的社会在某一个阶段上的‘挽救狂澜的行为’，如果不来这样一种认为的制止下降的运动，这个社会结局一定会衰亡。绝大部分的乌托邦的最大希望只是想挽救下跌的运动，因为除非一个社会里的成员已经失去了再进步的希望，否则就不大会想到写一本论乌托邦的书。”【19】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来源于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天马行空，同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思想也是如此，并没有例外。于是，我们也要研究一下亨廷顿思想产生的背景。这个背景，在我看来，主要分为两个，一个是国内背景，一个是国际背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略知亨廷顿为什么要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个论题。
&#160; &#160; &#160; &#160;从国际背景来说，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未来到底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乃至自由主义大师们都不能很好的回答，更主要的是，作为“理论”，沃尔兹宣称其要能够“预测”到未来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动，至少是重大事件的发生，但是，对于苏联的解体，对于那些迷信所谓的“物质性”因素（权力，军事等）的现实主义大师们来说，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一个传统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的面前，正如霍勒斯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你可以把自然连同长柄叉一块儿丢掉，可是她还将回来。”【20】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而这个最有意义的事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就是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他们通过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因此，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
&#160; &#160; &#160; &#160;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越来越让位于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勒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波黑、高加索、中亚或者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各派阵营清晰可见。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在9－11中，好战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份子炸毁了美国的双子星塔，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是一个典型的文明冲突的力证。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在现实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解释失灵之后所造成的思想真空中获得了生存的空间，于是，其也被酝酿成“文明的冲突”。如果说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事实，那么，我们或许就不会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加挞伐或者指责。正是因为我们承认了这些事实，承认了文明在新的世纪里在国际政治所扮演的重要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思想”才会落地生根，霎时枝繁叶茂！
&#160; &#160; &#160; &#160;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20世纪的下半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的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70年代中期，如凯伯尔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义相适应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达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了上帝。它的主题不再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其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义现代化，而是‘使现代性伊斯兰化’”【21】
&#160; &#160; &#160; &#160;在宗教的复兴过程中，最典型的就是“原教旨主义”东山再起。“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22】虽然原教旨主义的运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全球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它并不是这次宗教复兴的唯一内容，而只是更大的宗教复兴的一部分而已。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造成的空缺。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而与此同时，中亚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尽管这场复兴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得到了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励，但它基本上一场基础及其广泛的，主流的文化运动。”【23】
&#160; &#160; &#160; &#160;这场涉及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也为冷战后的人们寻求新的认同提供了一个基础，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后的人们不会重新认同意识形态，也不是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说的——非西方国家注定要认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那样。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思想中，他将“文明”限定在更小的一个范围——“宗教”——或许我们可以明白其中的来由。
&#160; &#160; &#160; &#160;从国内背景来说，美国国内出现的多元主义思潮，在亨廷顿看来，正在侵蚀美国的立国之本——由西方文明所界定的民族认同以及美国信条原则所界定的政治原则。而在亨廷顿看来，第一个原则比第二个重要得多，正如他说到：“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24】事实上，亨廷顿在其有关文明的冲突的反批评文章中，也承认他的忧患意识来源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忧虑，他说：“……文明范式可能对美国也是有意义的。像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横跨文明断层线的国家趋向于分崩离析。美国的统一自始自终建立在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的孪生根基之上。这两者一直是一代代的移民融入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信念的精髓是个人的平等权利。历史上的移民和被放逐的人群在美国社会里为争取平等待遇而进行的斗争中，都奉行这一新的原则并从而使之保持活力。最显著而成功的努力是50年代和60年代由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但是，自此之后的要求却从个人平等权利转到了黑人和其他群体的特殊权利（矫正行动和类似措施），这种诉求同作为美国政治统一之基础的根本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拒绝一个个人平等的‘不论肤色’的社会，而是促成一个由政府赋予某些群体以特权的有‘肤色意识’的社会。与此进行的一场运动，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推行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开始坚实要从非欧洲人全体的观点出发，重写美国的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走到极端的是，这一运动要把少数民族集团里名不见经传的领导人的重要性提高到同开国元勋平起平坐的地位。特殊群体的要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要求都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导致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美利坚分裂国’。”
&#160; &#160; &#160; &#160;“美国正在民族上和种族上越来越多样化。根据人口统计局的估算，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有23％的拉美后裔，16％的黑人，10％的亚裔美国人。过去美国成功的从几十个国家吸收了千百万移民，因为他们使用了占优势的欧洲文化并热情的接受了自由、平等、个性主义、民主的美国信念。当美国人口的50％变成拉美裔或者非白人时候，这一模式还会继续占上风吗？新移民能够同化到迄今为止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中趋么？如果他们不能，如果美国变成真正的多元文化，内部的文明冲突蔓延，它还能继续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存在下去吗？美国的政治自性扎根于它的建国文献所阐明的原则之中。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这是否也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如果美国人不再坚持奉行他们的自由民主的，根植于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美国就会不复存在，就会步另外那个以意识形态为规范的超级大国之后尘，进入历史的垃圾堆。”【25】
&#160; &#160; &#160; &#16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意识到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及其文化问题是如何严重的影响亨廷顿的思想。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这无可厚非，正是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使他对扩大化了的认同——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影响充满了敏感性。但是，在这里，我想说一点，在将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转移到国际上的文明冲突问题的过程中，这种转移是不是有缺陷的呢？在美国，对于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少数民族——例如黑人，华人，柬埔寨人，印度人，犹太人与各自伟大的文明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不是从他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随机抽出来的。“在美国的一百万华人代表不了比他们多一千倍的全中国人。在美国的印度人也代表不了全体印度人。美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都是如此。访问爱尔兰的人会惊讶的发现那里的情况跟美国波士顿的爱尔兰裔居民大不相同。而原因呢？是因为当年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只是来自爱尔兰的某些地区和阶级，还是因为美国的文明或文化对世世代代的爱尔兰裔人口产生了影响？”【26】今天的美国少数民族更多的是来自移民的结果。“而移民的确是来自原先各个社会的特定的地区，阶级和亚群体，那些地区和亚群体往往有着向外移民的传统……他们在侨居的外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而这些人的原籍很可能只是同一个或者几个很小的地区”。内森.格莱则继续说到：“那么，试问这些人如何能体现或代表他们原籍的‘文化’呢？……如果我们说的是大概念的文化，例如儒学文化，佛教文化或道教文化，那么那些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连中国的‘贯话’（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贫苦农民，能让我们看到这些文化的什么东西呢？那些来自意大利南方、没有受过教育的意大利穷人，又能让我们对意大利文化了解多少？能说它体现的是天主教欧洲、地中海沿岸、农民生活的文化或者文明吗？从文化解释的角度看，这些范畴都太大，太广阔了。”【27】同样，亨廷顿在将国内体现出的文化问题或者种族问题映射到国际上的文明问题时候，从国内不同种族的冲突问题转移到国际上文明的冲突时，这个过程很可能存在了缺陷。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过去历史上的移民们都能够遵守美国的信条，深受美国的影响而成为美国的一份子，而今天这些移民、新群体为什么就不能遵守美国信条了呢，而美国人就担心了呢？不可否认，这些群体本身会受到所在国的文化或者说文明等的影响，但他们并不一定可以代表他们那个群体更大范围的文化或者说文明，也不一定说他们的文化就不能就同化甚至被改变。然而，在我们声称文化可以改变的今天，我们却陷入了文化不可改变的沼泽中，因为我们一直都用过去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今天发生的一些行为乃至现象。
&#160; &#160; &#160; &#160;（IV）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思想内容”的解读
&#160; &#160; &#160; &#160;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思想内容的解读，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关键词汇”以及“疑难语句”的解读（说明：由于时间与篇幅关系，在此学生省略对疑难语句的解读，在此请老师原谅和理解）。第二是对亨廷顿的“思考逻辑”的探讨，主要有四个：第一：亨廷顿在回答“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因果逻辑分析；第二：针对亨廷顿所划分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内在逻辑分析；第三：针对亨廷顿所提及的“文明冲突的宏观与微观层次的逻辑分析”第四：针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多元文明的共存”之间的逻辑进行分析（说明：由于时间与篇幅关系，在此学生省略了对第二，第三，第四点的解读，着重讲最重要的第一点，希望老师原谅！）
&#160; &#160; &#160; &#160;第一：亨廷顿声称要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提供一幅既简单也不过于简单的“地图”，而其意图也是要创建一个新的范式——文明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一个范式或者说理论都是对现象的简化加工，任何一个范式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某一种范式，确实能够“看到”其他范式看不到的“现象”，但同时它却不可能“看到”由其他的角度才“看得到”的现象。于是，文明冲突的理论并不一定需要代替其他范式，范式就是一个工具箱，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能被使用，关键的不是范式本身，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挑选“工具”的能力。而作为一个范式，作为一套建筑在一个“认知意向”之上的“分析架构”，按照孙隆基的说法：“都有其作为分析对象的‘硬核’现象。这个分析架构的‘先定假设’，正是为了捕捉作为它分析对象的‘硬核’现象才成立的。因此，这套分析架构遂配备有独具一格的概念范畴，使它能够对‘硬核’现象照顾得特别周到。然而，当这些概念范畴越出了这个‘硬核’的现象时，这个分析架构就不可避免地达到了它的分析能力的‘边缘’”【28】。因此，要对亨廷顿的思想进行相应的文本解读，相应的概念就必不可少。具体到这个问题，其所涉及到的关键词汇（概念）主要是“文明”，“文化”，“认同”，“种族和民族”，而其中尤以“文明”和“文化”为最，以下将重点探讨这两个词汇。
&#160; &#160; &#160; &#160;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对“文明”与“文化”的内涵及其两者关系做出了简单的概括。首先，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亨廷顿继续说：“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它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29】所以，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或者说文化首先就剔除了“文化或者文明中所包含的‘物质性’要素”，也就是说，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或者文化首先就是“观念性”的，而不是无所不包，广义上的“文化”或者“文明”。另外，正如海沃德.阿尔克在《外交》季刊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正是因为亨廷顿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也正如亨廷顿所提到的，对于“普世文明”一词的使用将那些历史上曾经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做“文化”或者“次文明”，这将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30】其次，亨廷顿继续说到：“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他继续提到：“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形态和肤色。”【31】同样，他又说到：“在战争的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视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32】“…….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的增强。”【33】至此，亨廷顿又将文明的界限或者说内涵缩小了，其所指的文明其实就规约为“宗教”，而“宗教”在文明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超过了所谓的种族和民族冲突。所以，亨廷顿说到：“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然而，他又曾经说到：“文明是终级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34】可以说，亨廷顿在此对文明的定义及其内涵的阐述已经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征兆。当然，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35】——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民族或者种族之间的斗争恰恰好是由于文化认同或者更广层面上的文明认同所导致的，那么，种族斗争就与文明的斗争重合，区域政治的斗争其实也是全球文明的斗争，如果不重合的话，那么，种族的斗争还是种族的斗争，文明的斗争也仅仅是忽略种族的斗争。从历史上看，种族之间的冲突往往与文明的冲突相重合。“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的约32次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3/4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36】冷战的结束，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无论是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等宗族冲突之间，还是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人之间，车臣人还有印古什人之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其实背后是深刻的清晰可见的文明冲突。从某种程度来说，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种族政治与文明政治之间的重合大于它们的不相重合之处。而这种种族政治与文明政治，按照亨廷顿的观点，那就是“从宏观层面上面看，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37】
&#160; &#160; &#160; &#160;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是从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或者人们的主观自我认同来界定，也就意味着其排除了文明的“物质性”的层面。事实上，“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一面。”【38】亨廷顿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里，对于全球政治冲突背后的“文化”与“文明认同”的气息有敏锐的感觉，然而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学者，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受到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很深，面对着亨廷顿所提及的“文明的冲突”，更多的是批评与否定。在这个否定与批评的过程中，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不全面，或者说以偏概全。那种潜意识里的“唯物观”时刻作用在学者们的思维中。例如，有的学者说到：“冲突的历史比人来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仅就人类的历史来看，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多数是赤裸裸的以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妇女、奴隶等为目的。即使是宣称有着崇高目的的宗教战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上述争夺…….有时人们就是仅仅为着一些与经济因素完全无关地事情争吵，甚至流血，但这类冲突始终不是主流，而是个别现象。”，“未来地冲突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经济环境（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分享财富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既然冲突的根本原因离不开经济因素，那么，直接根据经济的因素划分集团的可能性就不应被忽视”“……正因为此，亨廷顿教授才会感到这种联系对于西方的挑战是突出的。中国显然是一个目前亲穷、但发展潜力与发展欲求都极大的国家；伊斯兰教国家贫富不一，从总体上说，它们是拥有大量资源却无力主宰自己命运，不能真正地把握地控制自己资源地国家。它们和中国都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是通过经济发展，伊斯兰教国家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之达到能够真正掌握其土地上的资源）。只有从这些角度考虑，亨廷顿教授的划分才是对的。” “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39】 “亨廷顿没有把国家和文明关系摆对：文明价值只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40】 “主权国家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跨国家的结合以基于利益的选择而不是以文明为基础”。【41】中国学者类似的评述，按照王缉思的观点：“……指出许多国家政府和政治家都把精神信仰举为旗帜，而实际上却以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利益为决定政治行为的最终动力，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许多政治现象中，价值观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却难以简单的指出谁服从谁。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难解难分的连环套”【42】而既然是难解难分的连环套，那也就不能随意的批评人家的文明冲突观点是错误的，更不能随意否定“文明”或者“文化”等“观念性”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容易习惯于从实际利益角度分析国际关系，而不大容易相信推崇某种精神信仰本身也能成为对外交往的动力。然而，不止是亨廷顿，其他一些西方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也重视宗教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吉尔平说：“宗教影响自古以来一直是国家和其他集体的首要目标之一。这种情况来源于一个事实，即这些行为体是特有不同的以至相互冲突的宗教观念的整个文明。”【43】我们承认文明之间有差异，但我们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并不深刻。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什么西方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而不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正因为此，我们也经常用自己的那一套文明观或者价值观套在其他价值观上，自然会出现误解。许多人看不到，儒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于中国，基督教之于美国，伊斯兰教之于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印度教之于印度之间的影响是多么的不同，而我们往往喜欢越俎代庖，张冠李戴。
&#160; &#160; &#160; &#160;其次，尽管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已经剔除了“物质性”因素，但这并不是说，亨廷顿忽视了支撑文明的“物质基础”。而这个物质基础，在亨廷顿看来，其重点就是人口、资源、经济水平等要素。在《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在涉及西方文明的衰落与非西方文明的崛起是更多的依据两者的人口对比，经济实力对比等。其在第五章的标题——《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就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亨廷顿说到：“……亚洲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中国和其它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经济增长增强了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44】另外，在谈及“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时，亨廷顿针对“为什么20世纪末断层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时候重点提及到了“人口”的因素，正是人口对比的变化，使得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而冲突与随之加剧。【45】
&#160; &#160; &#160; &#160;因此，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一方面剔除了“物质性”因素，而另外一方面又都离不开“物质性”因素的支撑。于是，在这里，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就有可能被误解。而在我看来，亨廷顿眼中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有形的“实体”。这个实体只不过是国家形态的变异。文明的界限取代了国家的界限，而界限分明的文明之间注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所做的很可能犯了格尔茨所讨论的一种文化研究的谬误：“把文化想象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即将文化实体化。”【46】亨廷顿尽管承认：“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他又说到：“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47】文明或者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实体”来认识（客体）；但是，文明或者文化又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被认识的“客体”，其也可以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的“桥梁”——也就是说，“文明”或者“文化”中的价值观、思想形态、宗教思想等完全可以影响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与判断。亨廷顿将“文明”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实体”，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换句话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一个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际政治分析模式。很显然，亨廷顿不能解释为什么“人”要认同最广范围的“文明”，而不认同较低程度的“文化”或者“民族种族”？也忽略了作为一个主客体之间互动的桥梁，“文明”或者“文化”是如何影响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之一的“人”的？这个过程在亨廷顿那里完全被忽略了。同样，其也不能对诸如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的影响与儒教对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响之间的差异程度作出区分。实际上，这个区分是非常必要的，而在亨廷顿看来，只要是“人”，就千篇一律的会认同最广范围的“文明”，而不同“文明”也会整齐划一的影响不同的“人”。同时，也正如王缉思所提及的“亨廷顿理论的误区，主要不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文明、文化及意识形态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而是在于他认定今日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大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自己并不能解释这一点，实际上由于其注重了所谓的有意义的“实体”，于是他也不可能解释这一点。这正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一个缺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亨廷顿所涉及到的关于文明或者集体认同之类的观点，其实可以归入到目前学术界对于“集体认同”分析中一个主流观点中去。这个观点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观点却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长期以来，我们的直觉的想法——完全成形的、稳定的行为体创造并再造了可预见为稳定不变的世界——也许在严重地误导我们。而那种信奉文化和认同是突然出现的和建构的，是竞争的和多形态的，是互动的和像程序的，可能给我们带来开创性的理论进步。【48】
&#160; &#160; &#160; &#160;亨廷顿对于“文明与认同”之类的结论给我们带来相应的启发，那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没有相应地摆脱对这些概念绝对地、本质主义的和整体的理解。而一旦转向文化和认同，这就会涉及某些风险。正如约瑟夫.拉彼德说到的：“亨廷顿有影响的‘文明冲突论’的论文正好描述了这种失效的运动组合，这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些针对他的批评家注意到，亨廷顿大致脱离了政治现实主义中声名狼藉的国家中心主义，不料竟会在他后来转向预先给定的文化行为体的、具体世界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脱离的理论，即预先给定的文化行为体具有天生的冲突利益（或者说文明）。亨廷顿的失败完全不是什么特别，他的失败只不过明确了这一点：“具体化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容易克服，因为它遍及我们科学世界观的，修辞上和概念上的基层结构。”【49】
&#160; &#160; &#160; &#160;然而，文化或者文明本身就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国际政治分析中的现实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大都避开“文化”和“文明”不谈，这有它的道理。亨廷顿突出了“文明”和“文化”因素在新的世纪里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本来就是一个突破，要建构一个完整的文化或者文明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单靠亨廷顿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任何时候，批评总是容易的，但是要提出一个新的范式则是困难的，这也是亨廷顿在经受了众多的批评之后，大问那些批评者——如果文明的范式是错误的，那么哪一个才是理解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最好范式呢？在我看来，“学术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往往不在于特定问题的解决，而在于特定问题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更多的问题的出现。”【50】或许这就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富有价值的原因。 &#160; &#160; &#160; &#160; &#160;第二：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思考逻辑”进行探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提到：“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这个问题是亨廷顿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这个理论大厦的根基也就相对稳定。因此，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出发，我们很有必要分析一下作者的思维逻辑。亨廷顿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如下：
&#160; &#160; &#160; &#160;“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外与另外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亨廷顿继续解释：“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较低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柏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此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第一原则（正如在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和种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的程度上根据文化界限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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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1616太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160;天命1627太宗 爱新觉罗皇太极 &#160; &#160;天聪 &#160;崇德1644世祖 爱新觉罗福临 &#160; &#160; &#160;顺治 &#160; &#160; &#160; 入关后第一位皇帝1662圣祖 爱新觉罗玄烨 &#160; &#160; &#160;康熙1723世宗 爱新觉罗胤禛 &#160; &#160; &#160;雍正1736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 &#160; &#160; &#160;乾隆1796任宗 爱新觉罗颙琰 &#160; &#160; &#160;嘉庆1821宣宗 爱新觉罗旻宁 &#160; &#160; &#160;道光1851文宗 爱新觉罗奕伫 &#160; &#160; &#160;咸丰1862穆宗 爱新觉罗载淳 &#160; &#160; &#160;同治1875德宗 爱新觉罗载湉 &#160; &#160; &#160;光绪1909 &#160; &#160; 爱新觉罗溥仪 &#160; &#160; &#160;宣统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日），其父惠征。慈禧年二十二时，生下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日显。 咸丰帝死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肃顺，终于实现了“垂帘听政”。在这以后的近50年里，她独断朝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利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为了一己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她死后3年的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入关前两位，入关后十位，共十二位皇帝。 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清朝的历代皇帝 一、1、顺治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二、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三、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四、、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五、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六、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看这个道光长的。。。。。。。 七、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八、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九、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十、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br/&&br/&&font color=#0556A3&参考文献：&/font&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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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160; * 天津大学EMBA2009年北京班招生简章 &#160; *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在职研修生班简章在国际体系中，不仅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极不平衡，而且国际行为体参与世界政治的程度也很不对称。就国家、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以及由不同国家的个人或民间团体组成的非政府间组织这三类行为体而言，由于当今的世界本质上依然是由主权国家所安排的世界，这就决定了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的程度最深也最为广泛，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次之，而非政府组织又次之。但是，在逐渐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虽不是人们首要的关注对象，但由于其活动具有跨国界、非政治和非营利性质，且一般也不受自我利益的驱动，而着眼点又是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和特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其作用和影响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日益突出。但总体上，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学者们更乐于关注和着重分析国家相互关系，因为这已经被理论化了，而且，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世界政治体系要素之外，使世界政治分析模式简单化，易于操纵。本文旨在概要论述非政府组织独特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方式，其在联合国体系里享有的法律地位，并着重论述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政治活动所造成的根本国际政治效应及其面临的根本挑战。一、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模式及其基本运作方式作为国际行为体之一，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渊源甚为久远。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是最重要的跨国行为体。，p.279.）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通讯和交通革命、全球相互依存度的增大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大量跨国问题并因此呼唤国际努力，非政府组织才得以大量涌现。在20世纪50 年代，非政府组织差不多有1000个，1976年已经达到2500个，1986年则达到4649个，年的《国际组织年鉴》指出，“常见的”国际组织有5102个，其中4830个是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仅272个，此外还有3606个具有国际倾向的国内非政府组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到80年代，非政府组织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p.5）而1990年以来，非政府组织的增长尤为迅猛。众所周知，国家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其运作主要根据国家间达成的一致或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通过常设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在不侵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来完成其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那么，非政府组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在进行国际性的组织工作时，非政府组织有四种基本的组织模式。第一，有些非政府组织在某个国家设有一个总部，尽管其工作是国际性的，是在其他国家展开的。例如国际救援委员会：又如1983年成立的阿拉伯人权组织，虽然每年都出台一份阿拉伯世界人权状况告，但该机构的运作却远在日内瓦，而不是在某个阿拉伯国家。第二，有些非政府组织拥有诸多自治性的国别分部，每个分部有其独立的专业组织，每一个专业组织都向该国总部汇工作。这意味着在同一国家内有几个机构彼此独立地开展工作。第三种模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了许多募捐办公室，把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一个非凡的遍布世界的专业组织，如国际红十字联合会 ——其雇员和治理人员都是当地人——来分配这些资金。第四，某些非政府组织只经由当地的不属于本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没有这些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它们就不能独立地开展实际工作。如基督教儿童基金和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pp.290—29）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工作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往往反映了该非政府组织特有的文化、历史和所关注的特定领域。由于多数非政府组织是通过民众或企业的捐献来筹措资金的，所以它必须围绕自己的捐献来筹措资金的，所以它必须围绕自己的捐献群体制定专门的规划，以便在国内的资金筹措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否则便无法生存。非政府组织理事会需要核准年度预算、工资、考察或解雇主要行政官员，以及掌管集体决策。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急剧增加，筹措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吸引私人捐献者支持它们的计划，非政府组织还必须借助新闻事件和媒体的道。事件越是富有戏剧性，新闻道的力度越大，筹措资金就越轻易。需要强调的是，非政府组织主要向自己的理事会负责，其对捐献者和受益者的责任却很含糊。在参与国际政治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明显地具有不同于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间国际组织的特征。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两类活动来实现自己的职能。第一类活动即对政府间的活动施加影响，又称为形成“压力集团和舆论”的活动，具体方法是通过合乎国际法准则的手段对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制造舆论、施加压力，以期政策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第二类是独立的活动，是非政府组织作为自主活动者、进行自我创造的活动。二、联合国体系中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说，非政府组织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到宗教，从人权到战争，从经济到环境，等等。由于非政府组织认为现行的立法和建制有着严重缺陷，所以要团结起来保护和捍卫某些一贯蒙受损害的利益；它们企图通过集体行动，掀起社会的根本变革和扭转政治的大方向。。转引自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织概论》，第52页。）尽管非政府组织具有获得成功的潜能，但它仍需要在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治中加强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关系，避免过多的竞争，从而明智地利用捐赠的有限资源。而合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联合国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因为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像联合国那样在成员、组织和功能上具有如此广泛的代表性。联合国的创建者们也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增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认为国际联盟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制度上的手段来解决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得不依靠内部的各个委员会。因此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时，联合国的创建者们决定成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其目的就是谋求国际合作，以解决诸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国际问题，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人类的基本自由，其中非凡强调了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宪章第71条明文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在理事会职责范围内之事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页。）所以，尽管联合国是国家间的政府组织，但它很早就认可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1条的规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1968年通过了 1296号决议，正式赋予非政府组织以咨询地位，但条件是非政府组织应致力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关注的问题；必须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国际性，能够代表世界不同地区国家中的特定和重要的民间社会构成部分；民主参与，民主决策。这种咨询地位使非政府组织得以出席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提交书面告，在经社理事会召开会议之前发表声明。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专门设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负责审批和接纳非政府组织，认可它们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询地位和观察员身份。第1296号决议正式把非政府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一般咨询地位，有88个非政府组织，它们实际上参与经社理事会所有领域的活动；第二类包括602个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某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拥有专门咨询地位；第三类指那些性质和爱好不确定、偶然关注联合国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有666个。在少数情况下，第一类非政府组织还可向经社理事会提交议案，将之列入大会议程之中，其建议可直达联合国秘书长。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1996/31号决议对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关系再次作了规定，扩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承认范围，即由原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展为承认各国和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并为其参加联合国组织的正式国际会议及会议预备阶段制定了规则。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之外，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等共约20个专门机构也同样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咨询地位。1990年10月，联合国大会答应国际红十字会取得大会观察员地位，这是第一个获得大会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p.100.亦有学者认为，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组织，但不是非政府组织，当然它也不属于联合国体系。见AndrewS.Natsios，op.cit.，p.29）自1968年联合国确立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法律框架以来，与联合国建立各种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日渐增多，至1997年已发展到1356个。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与总部设在纽约、维也纳、内罗毕、日内瓦的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且与各专门机构建立联系，非凡是确立了与联合国联系的会议机制和机构机制。所谓会议机制是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召开国际会议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同样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邀请国际组织、政府代表和个人与会；所谓机构机制指联合国体系内各政府间国际组织努力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和合作的机制；当前，在联合国体系中拥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的非政府组织多数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西方国家较早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技术的扩展以及多元化政体的扩展，其非政府组织的历史久远，组织完备，规模大，资金雄厚。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多样性主要反映了人类利益的多样性和社会性，非政府组织被纳入联合国体系之下极大地丰富了联合国的特色，非凡是突现了其国际合作的宗旨；在联合国体系之下，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政治参与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二者已经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政治效应在联合国体系下，非政府组织得以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台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参与国际政治，其国际政治效应除了前述的其独特的活动方式所必然导致的大众舆论压力外，根本国际政治效应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政府组织正日益强劲地冲击着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模式，使世界政治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当今世界差不多由近20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这就决定了国际体系主要受到主权国家间、非凡是大国之间在国家安全价值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决策过程的支配。主权国家作为最根本的行为体实际上表明了世界政治本质上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这种国家中心模式本能地倾向于视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见星野昭吉编著：《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非凡见第9章。）的活动为国际政治进程之外的活动，赋予它的地位也仅仅是影响政治进程的一个环境因素，而不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尽管主权国家决策在国际社会价值分配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和作用，但由于世界国际化和全球化交错发展催生了价值的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跨越国家边界寻求价值，并构成各种跨国家关系。通过参与国际系统的价值分配过程，非政府组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和能力，并扩大了在全球空间内的规模和密度。这意味着国家间的国家中心网络已经从整体上失去了自我支撑的能力，已经受到非政府组织这类跨国家中心网络的影响。非凡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像污染、人口、能源、贫困和人权等跨国问题日益突出，非凡是在国家行为体虽对这类问题一直予以关注但却缺乏解决手段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得以在要求全球治理的呼声中彰显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相对影响力。所以，尽管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很脆弱，但随着其国际参与能力的日渐加强，其规模和密度的日益增大，非政府组织正日益强劲地冲击着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模式，使世界政治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在联合国体系中，尽管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扩展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相对地下降了，但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非凡是联合国的主要行为体，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主权国家可以利用联合国来实现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行为体地位虽已获得国际认可，但这并不表明其可与主权国家相等同，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它只是在不受地缘限制的全球政治事务上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其次，非政府组织日益侵蚀着国家主权，并弱化着国民对主权国家的忠诚。根据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主权确保了国界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国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国界外部的人们可以听任、不关心、淡化、不理解或者是热心于这里的所作所为。或许，国界两边的人们接受了主权的互惠逻辑；假如你们不但心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也不会担心你们的行为。”，pp.19—20.）1991年 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第46/182号决议非凡强调，人道主义救援必须根据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得到完全的尊重。甚至在人道主义干涉盛行的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强调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只能视为不干涉原则的一个例外。假如不加以严格限制，就很有可能破坏不干涉原则的普遍性和权威性，进而破坏维系现有国际社会的国际法秩序。多数非政府组织宣称，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可以不受联合国宪章的制约，有权进行干预。此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政治进程这本身就表明了非政府组织已具备了将某一问题国际化的潜能。通过扩展“国际关切”概念来侵蚀传统国际法中的“国内管辖”概念，从而把某些领域的问题移出国内管辖的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关切和干涉的对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国家主权。，p.22）当然，非政府组织的“干涉”行为完全不同于政府间组织的干涉行为，前者的“干涉”通常是消极被动和低水平的，仅限于收集信息、调查控诉、督促该国遵守国际承诺等。主权的价值还在于它维系着国民对国家的忠诚。“1648年这一年，可以说是人们最高的忠诚对象向国家转移迈出重要一步的一年。” （注：DavidW.Ziegler，War，Peace 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3edition，p.100.）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所确立的主权原则至今还适用。闻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也指出：“根植于17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已成为现代人占支配地位的信仰。” 尽管忠诚通常是情感和传统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产物，所以忠诚的转移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在某些功能领域的诉求，人们对主权国家的忠诚便可能转向国际组织。，p.500.）这一点显然也同样适用于非政府组织。为使其行为合法化，非政府组织非凡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念，吸引或培植一大批精英分子投身于这类活动之中；或者是通过重复西方的信仰、生活方式或社会实践，在非西方世界培植新的立场。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反映了国际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主权国家独有的价值观念，所以非政府组织正弱化着国民对主权国家的忠诚，因而遭到主权国家的严厉控制。目前，只有比利时承认非政府组织在其境内享有特权，许多国家对设在其境内的非政府组织较本国的社团的控制更严。再次，非政府组织促使传统的单纯由政府—国际体制实行的治理向由政府—国家体制与非政府的社会体制相结合的治理体制的转变，从而扩大了外交政策的参照面。长期以来，外交似乎是主权国家独有的事务和特权。在国际政治学界，现实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评判外交政策行为的标准在于外交政策是否有助于增强该国的权势、安全、国家利益和国际威望，连同某种程度上的国际干预能力。理想主义者虽然强调国际共同利益、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但依然强调主权国家地位以及均势、大国控制和战争等国际权势机制；虽然突出由隶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构成的跨国联系，但不否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信道德原则的至高价值，但往往也兼顾权势利益的需要。但是，“全球化时期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各种关系的处理已趋于在一个包容政府、企业、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等角色的复杂体系中来进行，仅仅把视角投向国家的职能和政府间的关系已很难能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和趋势。”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突现了个体外交能力，拓宽了外交空间。所以，外交政策的评价不应仅仅根据其对各个主权国家的成效，而且要根据它对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后果来衡量。四、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根本挑战如前所述，联合国很早就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非政府组织通过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动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吸引人们对联合国议题的关注；就特定问题以及联合国的目的与活动进行信息传播和公众舆论动员；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比联合国机构更有效率、更加有力地完成了联合国的某些传统任务，如提供人道救援，满足社会和发展的需要，救灾等。，p.2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发起召开了一系列全球性会议，议题涉及粮食供给、人口、沙漠化、水资源、军控、妇女和环境等问题。召开这类全球性会议的意义在于教育和鼓励各国人民、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非凡是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为此，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建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争取它们的支持与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凡是冷战结束以来，非政府组织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