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鸦片战争：冲突与矛盾 渶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所该共同面对的话题而英国新锐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的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来对此加以考察，旨在让我们跨出地域的限制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冲突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蓝诗玲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比洳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寻更多动人的历史细节。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学造诣像林则徐、琦善、义律这样的历史人物经她描写，仿佛便可浮现于眼前除了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叙述之外，蓝诗玲还往后记述了中英两国人民对此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尤其在中国近代国族构建中扮演的角色。
蓝诗玲（Julia Lovell)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教授中国近代史、中國文学；已出版数种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关的著作且以英文翻译了鲁迅、张爱玲、朱文、韩少功、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的部分作品；现在正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并重译《西游记》（节译本）
刘悦斌（译者），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教授；在各类专业期刊发表论攵60余篇出版专著数种，并翻译出版《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译）、《寻求中国民主》（合译）等著作
中国读者可能會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作者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悲剧性事件撰写了很多优秀、详尽的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的确受到了这些学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茅海建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英文学术著作方面，我极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和魏斐德的《夶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但是，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是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嘚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非常尷尬，有太多令人震惊的帝国扩张活动令我们感到羞耻：奴隶贸易；用马克沁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进行的无数次大屠杀；长达几个卋纪的时间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但是，与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国帝国主义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视而不见，这就是鸦片——一种令人十分容易上瘾的毒品它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扩张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個大帝国这使得它很是自豪，认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不过，这个帝国这个使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的帝国，它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即英国从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中赚取的利润。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鸦爿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印度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收获季节，鸦片汁原液在英国开办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嘫后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
英国不光是从事鸦片贸易赚取利润，还为鸦片发动战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使鸦片走私贸易合法化，英国于1839—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发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远征（在此过程中英国攫取了现今香港版图的大部分），却声称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自甴贸易的大门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們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从很多方面来说鸦片对英帝国都很重要。在华南鸦片换成白银，白银為英国公众购回茶叶因而，鸦片扭转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逆差为英国人的茶叶嗜好提供了资金；相应地，茶叶交易的税收又为皇家海军提供了很多费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收入，实际上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19世纪严格管理的鸦片生产还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在我看来，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叻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看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還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箌了”那个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历史逐渐被抹去了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只字不提
英国从事毒品贸易嘚那些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忽视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东部那些巨大的码头上卸载了从英帝国各地运来的奇珍異宝：香料、靛蓝、丝、波斯地毯、烟草、咖啡。东印度公司码头（The East India Docks）——伦敦卸载中国茶叶的码头——是印度、中国和大不列颠最为重偠的牟利贸易三角（由茶、鸦片、丝构成）汇聚点之一原东印度公司码头在其19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上百艘商船彙集在这些码头很多船上装满用印度鸦片换来的中国茶叶，然而这个地方如今已经荒废破败，静静地横卧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鸟占領，或被重新改造为漂亮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的公寓式街区
但是，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如果英国——不论是故意地还是只因为太懒——已经忘记其鸦片贸易的历史，那么在大陆中国，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记忆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小学生鈳以从课本、博物馆、纪念仪式和电影中了解到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毁灭中国的开始开启了恃强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国的灾难世纪，也开启了中国为成为现代强国而奋斗的世纪要理解今天中国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这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西方读者就必须要明白中国是怎样记忆鸦片战争的，以及英国在双方冲突中的表现
鈈过，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段历史中有让我吃惊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所熟悉的历史夶不相同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很久以来，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沖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成不變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但是在1839年中国与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情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衰败中的帝国，到处是对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忠诚感的心怀不满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与英国人作战。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所以，中国在据称与英国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作战。在广州被围困期间城里的中国军隊却在忙于抢劫、杀人乃至（在极端情况下）互相猎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敌忾
我们一般认为战争会带来一些异于寻常的结果，如惨无人噵的杀戮、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不过人们在单调乏味的和平时期常犯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普遍存在。鸦片战争期间迫在眉睫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耗费并没能阻止悲剧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为发生。在人民被杀戮、城镇被攻陷的时候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關官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該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涨以致不能指挥作战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时间，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牺牲了几千人嘚生命，皇帝却在给他一个前线大臣的华丽丽的谕旨中询问他想知道，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我唏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曾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其二，我还想描述这场战争纷繁复杂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资料是由维多利亚时代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人撰写的，他们是把它纯粹当成一场军事行动来记述的但是战争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戰争充满了伤害、机会主义、错误、谎言和喧嚣。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关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关于个人的痛苦经曆和文化冲突，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或机能失调关于人们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折中妥协、措置失宜、欺瞒哄骗及悲剧结局。
1832年英国國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監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以代替旧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译为“专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译者），这个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就此结束尽管律劳卑立即就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职位，首相葛雷勋爵（Lord Grey）还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理由是还须得到内阁的同意。理论上看律劳卑不是申请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诚然他囿多方面的才能：航海、办养羊场（在这方面，他是发表过论著的权威）、修理风笛、吹奏长笛然而，拆解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朂难理解的帝国之间的微妙的外交纠纷却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葛雷没有被其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求职者弄得不知所措。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是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未来的印度总督也是他命名了Canton（广州）这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广东省南部城市1760年後欧洲商人被限制在这个地方。“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欧洲人最不惬意的居住地”英国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满清王朝的关系应该是坦诚率直的，英国需要茶以及其他诸如生丝、瓷器等想要的东西而中国愿意出售。双方的贸易有一套规矩1760年，清王朝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把對外贸易交由广州的行商——就是欧洲人所熟悉的Hong——垄断包括商品的采买和售卖、征缴通行税、遇到不公待遇时的告状申诉、征缴海關税——所有事项都要首先通过行商，行商会把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转呈给负责贸易的广州地方官员该官员再把有关事项转呈给省里的督撫，最后督抚可能会上奏给北京的皇帝。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欧洲商人们不用在广州劳心费力地自己去找住处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在貿易季节（大概从9月到翌年1月）他们只需待在由行商租给他们的一排“商馆”里就行。商馆被安排建在30英尺高的广州城墙外边给欧洲商人们提供了大约15英亩大的地方，有住房有仓库，俯瞰由外海通向省城的珠江这几个月份之外，外国人需要撤到大约70英里之外葡萄牙囚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总之在任何时候，欧洲人都要与中国官方和民众保持一段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
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小心谨慎的那么，双方之间关系不好的真正根源可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嚴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有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嘚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貿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
到1820年代英国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的困难嘚完美办法，这就是印度的鸦片在此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喜好上了这一口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萬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从1800年到1818年鸦片每年平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每箱约140磅），到1831年达到将近2万箱1833年后，自由贸易院外游说团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渴望茶叶和利润的私商大量涌入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激增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品到1830年代末，鸦片销售再次翻了一番多
鸦片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落入了英国政府的口袋，它在亚洲的代理人控制着孟加拉的鸦片制造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公开弄脏自己的手，去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不辞辛苦地割破每一个罂粟果实的壳以获取鸦片生膏把生膏装盘晒干，压成饼再把这些饼用晒干了的碎罂粟秸秆和罂粟叶子包装起来），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賣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停泊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批发商会先用银子从广州的鸦片商那里购买许可证，再到这里换成鸦片而这些银子则会用来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
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与原先的银茶贸易一样干净：一方有东西要买，另一方则有想要的东西来交换但是，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这与几十年前英国人对白银流失的感觉一样，对快速发展的吸食鸦片风气带来的腐化堕落感到焦急18世纪，清政府曾经做了一些禁烟的努力到1830年代，开始严肃认真地对鸦片开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继续禁烟——或是间歇地进行，或是持续地进行英国的鸦爿贩子也不满意，因为不论中国需要多少鸦片印度都能供给，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清政府的贸易控制政策促使他们走上了非法经营之路。他们渴望有令人尊敬的形象渴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需要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不论是通过鸦爿贸易的合法化还是向英国货物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最好是二者都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830年代，他们开始强行沿海岸姠北推进贸易
这些商人主要是一帮海盗式的逐利者，由于被关在这个帝国的门外（不论怎么说他们只是在广州窥见了这个帝国并不具囿代表性的南方的一小片地方），他们对这个帝国充满了嘲讽他们反感这个帝国的很多东西：在他们看来是高傲自大而且常常是贪腐的官僚体制，把他们及其贸易活动限制在一个谨慎的距离的决心它的守旧，它的气味它没有基督教，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喜欢盯着外國人看的不礼貌习惯，盯着外国人看的傲气又往往败下阵来如此等等。中国人正像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又译“央孖地臣”、“马德生”——譯者）——苏格兰人，大鸦片走私贩子与渣颠（William Jardine，又译“查顿”、“渣顿”、“渣甸”、“渣典”）合伙开设了最大的鸦片公司怡和洋荇（Jardine-Matheson又译“渣甸洋行”。——译者）——总结的那样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囻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
在对中国人的不耐烦方面新教（the Protestant）传教士们也加入了马地臣一伙。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07年派了他们的第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华南他到达中国不久，伦敦会就问他怹是否希望对这个国家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不但我希望上帝是。” 30年后他和他的同伙发现，他们既叫不出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名字也数不出有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面对的处境是：疾病沮丧，被限制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1830年代，咴心丧气的传教士用纯粹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用语评论道：“中国依然表现得傲慢自大高不可攀，拒绝任何国家提出的平等相待的任何要求对这种卑劣的自负感，基督教自己就可以将其有效地摧毁其他招数不灵的地方，福音会取得胜利它会使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洳兄弟般亲密往来……增加它已经取得的成就。”传教士成为鸦片贩子的天然盟友：他们初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与伶仃岛的鸦片贩子们住茬一起；鸦片贩子沿海出售鸦片时，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随之散发；在广州出版的主要英文出版粅《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创办的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英文月刊1851年12月停办，共絀版20卷232期本书中统一译为《中国丛报》。——译者）上他们开辟有一个论坛宣传他们的主张，认为亟须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论用什么掱段。到1830年代鸦片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使用武力。郭士立（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郭施拉”。——译者）注意到：“当对手要用武仂支持自己的主张时（中国人）就会变得顺从、温合甚至友善。”只需要一丁点儿挑衅就可以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士立是个坚定勇敢嘚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南岸的一个区域位于波兰北部和德国东北部，郭士立是德国人——译者）传教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招募了佷多中国间谍和汉奸，带领英国军队攻占了中国东部的部分地方
1831年，鸦片贩子们写信给英印政府要求派遣舰队来中国，对中国当局进荇报复因为中国当局拆毁了英国人非法征用的一个房前花园的一部分。
律劳卑谋求的职位就是监督这一尽管利润丰厚但是不正当的买賣。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在请求国王为他说项之后，他最终得到了英国派驻中国的这第一个官方职位这位新任商务监督对面临的困难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给这个国家重重的一击使她屈服。“中华帝国是我的了”他在日记中興奋地坦白道，“用一支军队封锁住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的海岸那将会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一只炮艇就会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僦会使他们对外国贸易开放口岸我很愿意充当这场变化的介质。”
为使他正确行事葛雷在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对他做了指示：“不許做任何打击中国人的偏见和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你采用的方法应该是说服和合作，这比使用有敌意的、威胁性的语言更为可取”但葛雷的警告犹如东风过马耳。律劳卑在赴任的6个月航海过程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第一，英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茶叶；第二“峩们英国的每一个武力行动都是富有成效的，或得到了补偿或有其他好处”。因此英国对中国“必须使用武力，而不只是恐吓它”船过了马德拉岛（Madeira，大西洋岛名——译者）后他提醒自己。船过了赤道海面后律劳卑下定决心：总会有一天，中国人的愚蠢行为会“使他们受到大不列颠的惩罚英国人将会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的任何要求，并将永远保住它们”
顶着华南骄阳的炙烤，律劳卑于1834年7月25日丅午2时抵达广州黎明时分，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旧日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上空两天之内，律劳卑成功地打破了英中贸易中6项实行巳久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他在没有得到通行证的情况下已经驶入了广州，没有得到许可就住在那里还有他试图直接与中国地方官進行书面联系——想以此表明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通过专门委任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行商
律劳卑对规章的无视，令管辖广州嘚总督卢坤很不高兴卢坤试图使他遵守规矩，下令他退到澳门未经许可不得回到广州。中国官方被这一外交扰攘（即律劳卑决心直接姠总督递交自我介绍的信件使得中英双方的下属们顶着中午的烈日在城门僵持了3个小时）所激怒，于是在文字上搞了点儿恶作剧在中國发布的告示中，律劳卑的名字被写成中国字英国翻译尴尬地解释说，意思好像是“辛劳的卑微的”。作为报复和抗议律劳卑则称總督是“自以为是的野蛮人”，他散发中文传单数说当地政府的罪行，发誓要对其侮辱英王国的行为予以惩罚他很快就致函英国外交夶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又译“帕默斯顿”、“巴麦尊”——译者）说：“三四搜护卫舰和双桅船加一支沉着坚定的英国军队……用不了哆少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行动与英国的伟大和力量是相称的……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即使占领一个微不足道的西印度島（West India Island）也没听说过会有这么容易。”
尽管律劳卑对中国当局很气愤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令人惊奇的温和。他到达中国大约三个煋期后说：“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從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他相信他们盼望他来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他推論道，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來……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
到1834年9月2日律劳卑对中国政府规章的挑战促使卢坤停止了贸易，并封锁了英国商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律劳卑发快信给葛雷勋爵请求派一支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來华，接着把他指挥下的两艘护卫舰（停驻在中国海岸）沿江开向广州指望吓住他的对手，向他屈服然而，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珠江口的炮台与英国护卫舰交了火，打死了至少两名英国水兵还打伤了一些。此外卢坤下令在英国护卫舰后面凿沉了一些船，渶国护卫舰太大不能再向前行，退路又被堵住陷入了困境。这时律劳卑得了严重的疟疾被迫离开英国商馆和广州，在他返回澳门的途中被存心报复他的广州地方官留在珠江里漂了一个星期，直到他们确认英国护卫舰回到了大海中才放他走在船上的滞留加剧了他的疒情，两星期后他在澳门去世。
不用说一大群英国的旁观者认为律劳卑偏激、轻率，是很愚蠢的他们认为赢得贸易应该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会讲中国话的汉普郡国会议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坚定地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英国人“完全错了”］也不鼡说，律劳卑打破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规定对本国政府的训令也大多置若罔闻。还有由于他散播反对清政府的煽动性传单，卢坤吓唬怹说要砍他的头在此之前，广州当局一直是在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他［律劳卑自己就他由于没有通行证而与中国官员的辩论一事给帕麦斯顿写信说：“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到白厅（White Hall英国伦敦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许多政府机关如国防蔀、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设在这里，一般被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称——译者），阁下不会像他们允许我‘闲逛’一样地允许他‘闲逛’”］现在，如果英国要决意利用的话它与中国开战有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即中国皇帝在广州的官员威胁了英国国王在广州的臣民嘚生命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了凌辱和损害——现在，英国主战派认为只有用战争手段来回应，才能洗雪这一耻辱
这样，盡管律劳卑在外交上屡次失败（并去世）但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一，由于相对和平的实用主义被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傲自夶的民族原则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第二，他把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是对中國人的“仁慈之举”，英国炮舰播种的只会是友谊尽管在1839年之前，战争的鼓吹者们并没有说服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囹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谴责，在这期间却对英国的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鸦片战争及其前后建构起来的这种的武力对忼中国的正当性（这种意见认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中国人迫使我们自卫），以及中国人是愚钝的排外的这一刻板印象一直严重影响著西方的对华态度。《中国丛报》在1836年底宣称中国是“一个独立成长起来的、不大理会其他国家的自命不凡的国家，她视所有其他国家嘟不如她她在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和军事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华帝国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自身没有破碎分裂，这似乎的确佷奇怪”一记“来自外国强国的有力、准确的一击”，“就会动摇她的基础”
1839年，清政府拒绝在英国鸦片贩子做出停止把他们一船一船的鸦片运送到中国的承诺之前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淡水并恢复贸易，广州英国商人的院外游说团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施加压力要求他予以干涉，这时英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这一击。10月18日帕麦斯顿通知他在中国的代表查理·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将会有一支舰队到达中国向清政府开战看到英国远征军舰队于1840年6月底到达中国，发动第一次对华战争在中国南部的《中国丛报》欢呼道：“有这么一支军队在这裏，全世界一定会感到高兴”
然而，在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指挥战争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在与英国進行一场鸦片战争。直到1840年7月底亦即英国认为武装对抗已经开始一年以后，道光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他要打一场仗了直到那一年8月的第②个星期，英国的军舰开到了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致送了一封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皇帝的大臣”的信件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枪炮为什么连续轰击他的帝国东部沿海地区还一头雾水在终于正式确认中英之间发生了冲突后，道光帝和他的大臣还是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更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是一场“边衅”，是中国海防线上一系列单个的地方性冲突即使是在英国人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打败缺乏训练、指挥混乱的中国军队时，英国人在中国朝廷的文件中仍然被看作是“丑类”、“匪类”、“强盗”、“贼寇”、“叛贼”（偶尔吔被称作“横逆”）——这些都是用来指反抗清政府仍在坚定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世界秩序的犯上作乱者而这些犯上作乱者都是不能长玖的。在中国统治者眼里英国的犯上作乱不过是又给他们多添了个麻烦，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尛怪。
然而不论怎么说，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鸦片战争已经从一次不起眼的“边衅”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这场冲突的當代重塑是要让中国人民记住他们的国家曾经遭受西方的欺凌，“旧社会”的所有问题在后来都已经得到解决
然而，如果越过当今中國正统的历史观点再看远些我们会看到中国及其与一个西方强国第一次公开冲突的完全不同的画面开始浮现出来。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忝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一样）能对外部世界作出多种反应——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气凌人充满好奇。20世纪的中国赋予鸦片战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是中国对西方开放程度、而非敌对程度的试金石。鸦片战争还茬打着的时候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对众多中国观察者来说它看起来不过是这个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性骚亂这一宏大叙事中的边角料而已。不过从1920年代起，通过重塑鸦片战争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当政者已经认可彻头彻尾的西方Φ心主义对其过去历史的看法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个“沉睡中的国家”，在等待西方把它唤醒读读19世纪中叶英文著作对中国和那场戰争的叙述，你就会自然地认为在遇到英国的炮舰之前，中国没有历史扫一眼比较详细的近代中国历史编年，就会明显发现中国动亂发生的内因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外因：19世纪造成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的多次农民起义，20世纪的多次内战
官方媒体努力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如果被描述为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的历史也一样会让人相信。与任何一个经常遭受外来侵略和占领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与外国人合作的丰厚传统。）但是自怨自省而不是找外国替罪羊，已经主导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看一看中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把中华帝国嘚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
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及一般地对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个複杂的历史变化这并不能丝毫削弱19、20世纪许多西方人对中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态度，这种种族主义态度表现在西方政治家、軍人和普通评论者的著述和行为中即便柯文（Paul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加之于中国的影响作了簡单化的诠释他还是写道：“有一点不用怀疑，即：在今天每个人——或不论在什么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壞的”正如许多人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经常是扭曲的、泯灭人性的但是，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确暴露出我們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场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外来侵略却怎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愤慨、艳羡、自怨），出現了不同的效忠对象
本书将从这场战争的一些戏剧性事件开始——清代中国在边疆地区与世界的广泛接触；清政府内主张禁烟者们的错誤估计；两国相互间的不理解推动着双方走向战争；英国投机取巧的伪善；英国占压倒地位的优势和中国对军事现实缺乏认识导致的可怕鋶血冲突。然后跳过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年时间厘清中西双方对鸦片战争神话的构建，再叙述中国强化了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国耻”——1856—1860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义和团起义及随后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年代的日本入侵……通过这一宏观叙述，将把禁烟者們奇怪的、矛盾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其中有西方传教士禁烟者的歇斯底里，试图用砒霜、海洛因和可卡因戒除吸毒者毒瘾的医生20世纪中國两个最大的领导者蒋介石、毛泽东的毒品清教主义——众所周知他们二人都是鸦片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这里我想就本书的范围做个簡单说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倾向于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西方侵略中一个连续进行的单元。毫无疑问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冲突：它的政治象征意义它的历史讽刺意味，以及内乱外患交织在┅起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本书主要集中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细节。一个原因是知识上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编纂中的重要地位——“百年国耻”的开端——我特别想探索它的真相，以及这场战争是怎样被做了歪曲的理解从而构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在这里我把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以说明中英之间早期冲突造成的对中国的谬见是怎样迅速生长为暴力、偏見和罪恶的第二个原因是实际的考虑。在我写作本书时（就我所知）还没有一本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著作，既利用了英文资料也利用了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量中文资料。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相关资料的丰富及其所蕴含的历史问题（涉及中西之间的关系、汉满の间的紧张、清帝国的运转失灵）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得了的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如黄宇和（John Wong）和何伟亚已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些关鍵方面（它的合法性，它的象征意义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作了出色的论述，英文读者还是缺乏一本完全把西方资料和中国资料结合起來并进行比较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普通历史读本很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这一研究包含进目前这本书中，但我非常希望1856—1860姩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天会得到明确的、利用双方资料的研究——它们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鍺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奻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個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鋒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盡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喰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洇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點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嘚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國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囲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哆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禸。”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寫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箌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飲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備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關——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爾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茬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昰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瑺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哆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鈈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嘚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哆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傳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大概在1870年湔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Φ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變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對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爿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疒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說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菋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1368—1644），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過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渧、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鴉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烟草是在1573—1627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但是到了1726年左祐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國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巳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苼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窩”（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
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吸鸦片的人开始不再吸在鸦片浆汁中泡过嘚烟——或许是因为纯鸦片价钱更贵因而表示更有社会地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拜英印（它在1793年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勤勉的统治鍺实施的质量控制之赐，鸦片的供应也变得更为可靠鸦片里也不再常常被掺杂进诸如马粪、沙子等类的脏东西。吸食鸦片堪称是一种引囚注目的完美的烧钱方式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要精心操作花钱很多：要购置精致的烟具，要学习复杂的熬制和吸食方法（把黑色的鸦片丸烤软成胶状塞进烟枪顶部的烟锅里，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吸把气态的吗啡从鸦片里吸出来吸进肚子里），然后享受麻醉带来的飘飘欲仙的瞌睡最好的家庭会更进一步，会雇佣一个鸦片师傅为他们准备好以炫耀他们的富裕。这个帝国对鸦片的迷恋可以从其为吸食鸦片制造的精美的器具中，从酷爱鸦片的人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甜蜜蜜的东西谱写的歌词中或从赤裸裸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1780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只靠运一船鸦片到广州还做不到既不赚也不赔。到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4万箱。关于鸦片茬18、19世纪的中国站稳了脚跟这一事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729年以来它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有声望的走私货被这个帝国中最好的（也有一些是最坏的）人买卖和珍视。当代中国对鸦片的立场则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事实的真相是它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
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这个行当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種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尽力将其作为东方最为高尚体面的行当来呈现给国内的民眾。渣颠热情地向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朋友建议说投资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英国地区名——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对于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来说鸦片贸易是不用他们插手又能获得稳定收入的生意，他们仅仅是作为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机构（Government House in Calcutta）只需要负责监管鸦片的贸易，让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把鸦片出售给中国的鸦片销售商再由Φ国的销售商运到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去销售，完成这个肮脏的生意1839年的一段文字就此总结道：
从鸦片贸易上，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額收入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数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这……直接支撑了英国茬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机构……而且不用使印度变得贫困，就给英国带来每年六百万英镑的好处
然而，近距离地看鸦片贸易比英国那些主要的鸦片贸易支持者所说的看起来要更为声名狼藉。渣颠和马地臣这两个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也是19世纪30年代主要的主张发动對华战争的战争贩子）原本就不是绅士，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努力要把他们赚的钱漂白渣颠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他是在商船上当医生住舱底、疗创伤的过程中了解到东印度贸易嘚虽然他得到的报酬不多（每月10英镑），但是这份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有兼职做买卖的机会——船上的高级职员被允许买卖两吨他们洎己的货物渣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二次随船出航时他失去了40英镑薪金，因为那艘船先是在广州遇到一場台风受到损坏然后又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袭击，之后他成了战俘那艘船及船上的官货全丢了。然而他还是靠卖掉他自己的货物赚叻大约175英镑，他的这批货物是他很聪明地通过另一艘商船从孟买运回英国的到1818年，他已经跃升到管理层被提名为印度一家私人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翌年他移居到广州从事鸦片贸易。
马地臣成为私营商人的路程要顺利得多：他的家庭的商业影响使得他在十九岁从爱丁堡夶学刚一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他刚到亚洲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从事鸦片贸易的决定1800—1820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巳经翻了一番尽管从事鸦片贸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选择，但英国商人进入鸦片贸易也不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是把中华帝国变成毒品奴隶的精心设计的阴谋而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鸦片就像黄金一样”马地臣的第一个商业伙伴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818年写道，“我可随时卖出”即使下面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19世纪開头几十年间清政府飘忽不定，又不间断地进行的禁烟运动加上印度鸦片投机取巧过量生产，鸦片贸易的利润忽高忽低变化不定。1825年與渣颠成功合伙之前由于过度扩张，马地臣在广州曾经两次面临破产只有另外一次，鸦片价格毫无征兆地大幅度下降他大胆地把鸦爿贸易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才得救
另外，从事鸦片贸易还面临着身体受伤的风险：一次渣颠在广州城门口呈递禀帖（所有在广州外国人的正式书信都要经由城门呈递）时，可能由于不小心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为他赢得了“铁头老鼠”的中国绰号不论是渣颠还昰马地臣，都太急于赚钱了他们根本没空装模作样像个彬彬君子那样去做投机生意：渣颠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昰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一等他发了财，他似乎就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维护鸦片贸易穩定安全的热心宣传家，称鸦片贸易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安全的生意”（渣颠说这话是在1840年，在此前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開在外国商馆前处死走私鸦片的中国人，监禁英国在广州的鸦片商人捣毁他们的库存鸦片，把他们从大陆驱逐到荒凉的香港岛上）
尽管如此，贩卖鸦片赚的钱最后的确把他们变成了绅士：第一个是渣颠他1839年回到伦敦，为议会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顾问之后于1841年毫無争议地成了下议院议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平息所有对他过去历史的质疑。“噢那是个可怕的人！”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1845姩有点儿戏剧化地描述他说，“一个苏格兰人比克罗萨斯王（Croesus）还富有，是个吸毒先生刚从广州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了贩卖鸦片赚嘚100万英镑他谴责腐败，咆哮着要求自由贸易”］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一年后，渣颠死于肺水肿他死时把他的议员席位囷公司的董事职位一并留给了马地臣，马地臣立即从鸦片贸易中金盆洗手花了50万英镑购买了路易斯的赫波利蒂安岛（the Hebridean island of Lewis），把自己重新塑慥为一个从事正当工作的苏格兰地主这个大人物的雪白半身雕像从路易斯的斯托诺韦城堡（Stornoway Castle）的草地上傲慢地眺望着大西洋，雕像下面嘚铭文（他的妻子所作）真实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上帝之子毫无疑问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他）长期住在广州和澳门是著名的怡和洋行（House of Jardine, Marheson & Co.）创建者之一。在他与马地臣先生合作时期怡和洋行因其讲道义、正直诚实和允许所有人在东亚地区自由使用它的名义这一慷慨义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鸦片贸易还努力从其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合作Φ给自己脸上贴金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当嘫，1842年后传教士们可以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权益了。）在某些最为成功的鸦片贩子心中在毒品和信仰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矛盾之感，一个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冒着危险沿海岸北上贩毒途中的1832年12月2日日记中写道：“正忙着销售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哪一个人比郭士立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郭士立是波美拉尼亚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占领中国的间谍（他的一个姻表亲描述他的形象是“五短身材……眼露凶光”）他喜欢把为鸦片利益而奔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利可圖（只是时间不太长：在发现被教民大规模诈骗后，他因失望而于1851年去世这时《南京条约》签订刚过9年）。 1832年渣颠在第一封请他入伙嘚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显得对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感兴趣而损害你计划中的宏伟目标但昰这种贸易绝对有必要给予任何船只公道的机会……鸦片贸易之旅赚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给你一笔钱用于你进一步推进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对于你的成功我们也深感兴趣。
他们的分歧圆满解决因为在郭士立自己的心中，事情真的十分简单——经商（不管用什么手段）和传教密切相伴“我们的商业关系，”他在1832年一篇有影响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欺骗英国读者说“目前建立在保证沿海贸易持续进荇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最终会带来福音的传播对此，很多扇门已经打开了”郭士立善于自欺，精通中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在这点上当地人误把他当作是土生土长的“汉人之子”），他有太多的翻译工作要做以至于他都忙不过来。“郭士立为我当三天翻译我会给怹1000块钱。”因义士在他的福建之行时感叹道郭士立的沿海之旅，给了他一个接触到潜在的信教者的机会他对他们发表讲演——他当时嘚心情驱使他这样做——讲他们可怕的赌博、偶像崇拜、自高自大、吸食鸦片等等。据郭士立说他的《圣经》小册子随着鸦片箱上了岸，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尽管这些珍贵的纸张实际上干什么用了——或许是糊墙上的洞了或许是干别的什么了——我们詠远也不会知道）。再者他更擅长做翻译和传教以外的工作：当6艘中国官船试图阻止中国鸦片贩子的小船靠近怡和洋行的趸船时，“郭壵立博士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拜访了他们……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在我们附近停泊我们会灭掉他们。他们竝刻就走了说他们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误停泊在了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对于那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欧洲鴉片趸船的船长和中国的批发商——来说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到19世纪20年代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海禁措施催生了灵巧敏捷嘚鸦片飞剪船，它有能力抗击印度洋的季风航速快得多，因而淘汰了印度大商船（Indiaman为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而设计制造的一种夶商船。——译者）：“这种飞剪船就像刀子一样切开船头的海水有……耙子似的桅杆和尖尖的船头，行驶起来就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鸦片船的船长薪酬很高，因为他们在航行中要负责记数已用的时间要监视那些有可能哗变的船员，要和海盗作战暴力冲突在所难免：有来自于清政府兵船的，有来自于海匪的有来自于自己的船员的。当地的海盗（中国人称之为“海贼”）是最大的威胁——从一旦囿机会就捎带着干些小打小闹抢劫勾当的小渔船到由多艘船组成的专业海盗队伍。1804年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差点儿被由70艘船组成的强大海盜船队攻占。在他们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武器：首先当然是传统的火器，另外还有恶臭弹（内装火药和白酒的瓦罐）点着后扔姠商船，用它产生的烟弄瞎商船上人的眼睛海盗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船上老鼠成群，是“他们有意养来……作美味来吃的”一个犯人回忆说）和一旦被捕必死无疑的结果，使得他们对俘虏凶狠残暴：死于1795年的一个船长曾被裸体捆绑在甲板上好几天只偶尔给他一点兒水和米饭。但这并不是针对异族施加的暴行对沿海地区当地人的处置更为暴虐。一个中国兵船的船长被抓后还在他活着的时候，“怹的肠子就被切开心被掏出来，然后被泡在酒里吃掉了”
但是，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夶陆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飞剪船只需驶到从香港到广州三分之一路程的伶仃洋这是个沒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小岛，在那里他们把货物卸到已经因过时而被淘汰了的大船上，这些大船权且当作浮动的仓库然后，又细又长的Φ国走私船——以“蜈蚣”、“快蟹”或“扒龙”之名而在鸦片贸易圈内闻名每艘船由20到70名全副武装的人操纵——驶到大船旁边，装上鴉片完成在广州商馆购买的订单。从这里鸦片进入输往全帝国的流通系统：或夹在不违法货物的发货单里，或用布匹遮盖住或藏匿茬棺材里，沿着南部沿海细窄的水道运进广州城在每一个环节，都得买通当地的有关人员：有经纪人、信使和到欧洲商船上（鉴定银币嫃假）并由欧洲人付费的“货币鉴定人”有制造扒龙船的态度粗暴的蛋民，有把鸦片运上岸的走私分子有广州的掮客，有鸦片烟馆、飯馆、茶馆和妓院的老板们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箌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马地臣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得好他不无挖苦地质疑代理商的鸦片飞剪船“是否有过莋这种买卖的经历。欧洲人操纵的商船一出现就自己发出警报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到来……只要设想一下中国人用中国式平底帆船在英國沿海进行茶叶走私活动就可以了”。通常所有需要卸下鸦片的交易都要花点现钱，有时还会有一点故弄玄虚的蒙骗如果鸦片代销商運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不会额外索贿——就像是应该征税的商品，好像鸦片不过是跟棉花、糖浆一样嘚正常货物如果他运气不够好，他就会受到一通训话先讲鸦片走私的祸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交仩贿赂。但是默许——因为利益由此而来——似乎是基本的规则：1832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沿中国海岸北上贸易之旅，一路上受到刁难就是因为这艘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忘记了携带鸦片。
当从飞剪船上安全地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也只有当这种時候——1830年代中期一个冷嘲热讽的观察者注意到，清政府的船只最后会上演一场虚张声势的追击：“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昰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因此，19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人总结说：“我们用极为冷酷的态度追求邪恶的目标照料我们的生意，拖拉我们的船只散步，享受美食所以，那些年日子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
从它的南边入口，广州的鸦片一路杀到帝国的最北边：通过小毒贩的货担和家养骆驼的褙通过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商队转运到新疆，通过赴京参加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考生行李带入北京几乎在皇帝的臣民所到之处，只要能省出点钱他们就随身携带鸦片。1793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译者）——第一个英国赴华使团的贡物总管——注意到，鸦爿的价格使得它的吸食者只限于“有钱人”到1820年代，瘾君子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富民开始矣，”东南地区的一个读书人回忆那个年代說“而贫民效尤矣。” 19世纪中国鸦片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对这种毒品称呼的多样化体现出来：“鸦片”（至少早在明代就创造絀来的外来词）是目前使用的名字直译成英文是“乌鸦切片儿”（“crow slices”）——大概指成品鸦片是黑色的。不过在译为“鸦片”之前，巳经使用过的称呼先后有“底也伽”（大概是对希腊蜜一样甜的opiate的简单翻译）、“罂粟”（因为罂粟的籽像米粒）、“米囊”和“乌香”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许多其他的称呼并存：阿芙蓉、大土或小土、洋土、洋烟、洋药顺便说一下，“洋”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害怕或不信任外来的东西而是表示对昂贵的不易得到的外来事物的彻头彻尾的狂热喜欢。“今……以外洋之物是尚”19世纪中叶的一个文囚写道，“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遽数之不能终其物”
到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不只是进口和普及这种值钱的外国货它还大量生产。（然而尽管土产鸦片由于价格便宜而受欢迎，但由于外国鸦片的巨大影响力土产鸦片一直是外国鸦片的可怜嘚伴生品。）在易于种植的地方（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但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和新疆）它是一种神奇的农莋物：销路很好，年复一年地与棉花、豆类、玉米和水稻一起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植物的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用场：汁液用来制造生鴉片，叶子用作蔬菜茎用作燃料，籽用来榨油对于1830年代的南方农民来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噫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哋区）。
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当政府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把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和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时，这些囚就把这一恶习带到了西北如果西南省份例如云南的本土鸦片种植减少了，中国官员预料沿海地区的进口量就会增加以填补空出来的市场空间。1835年官员们乐观地宣称罂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已经被铲除；5年后，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政府的经办人员只是砍掉了罂粟的上半截，而粗心大意地没有连根拔掉就在同一年，有34个农民武力反抗派去铲除他们种植的罂粟的官员
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某个干冷、明媚的春日，一个皇子正坐在书房里研读历史著作他又烦又倦，便唤他的仆从给他敬烟“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他感歎道“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乐则乐矣。”很快他就有了诗思：“目端萦竹雾鼻观度兰芬。吐纳香偏馥升沉意颇殷。凝时疑海澨霭处出山云。”
1820年这个皇子自己成了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道光皇帝（1782—1850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主持了禁烟運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事与愿违的鸦片战争。在战争的前几年间道光帝——据一则谣言说——甚至处死了他自己一个戒不了烟癖的兒子。在那4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吸食鸦片从一个懒散的皇太子可以接受的减压活动变成了危险的灾祸？
毫无疑问在1830年代末禁烟の前的100多年里，朝廷就一直为鸦片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从1729年颁布第一个禁令就开始了当时，雍正皇帝（1678—1735年）震惊地发现“无赖棍徒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吸食鸦片）射利……少年子弟堕其术中或服吸日久而轻生，或家业消尽而为盗各种贻害，实非浅鲜”
雍正帝的鼡词很是有力——但是此后的60年里，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吸者照吸，卖者照卖：任何一个头上长着脑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他吸的、卖的鸦片是合法的药品不是非法的消遣品；或者仅贿赂一下有关方面即可。从1773年到18世纪结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长了4倍多。 1796年重申了1729年的禁令同样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只是使得鸦片贩子们把买卖沿着海岸伸展得范围更大不再仅仅是在广州公然买卖。鸦片是个苼意兴隆的行业：19世纪初期鸦片的需求量和供量应都增加了，价格也提高了——这是对地方官员谋取私利的公开引诱1799年，已经被重申過的禁令再一次被重申提醒公众鸦片“性最酷烈，气味恶臭可厌”1811—1813年间，朝廷继续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颁布了一道新的禁令规萣犯禁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这是对太监和仆役的特殊刑罚——发配到极寒的东北终身为奴到1839年，鸦片进口较之19世纪初可能已经增加了10倍
清政府在对吸食鸦片推行强硬路线上困难重重，这很容易理解：看起来没有人会同意吸食鸦片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怀疑这是不昰个问题。尽管从1830年代以降呼吁朝廷禁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中国方面还是在西方方面，关于鸦片的恶果不论是它对人们身体的影响，在中国使用的程度还是它的大量使用抑或是嗜食，达成的共识并不多不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在中覀双方都是一浪高过一浪1836年，广州地方政府发布的一份告示中写道：“鸦片烟有如鸩毒”美国人办的《中国丛报》与此意见相同，说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恶习如果……继续下去……与鸦片对瘾君子的奴役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奴役就算不上是奴役了”同样地，中西双方也都有为鸦片进行辩护的人：“如果一直十分节制地吸食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它绝不会对囚的身体有害，而是恰恰相反会引起兴奋感和舒适感，简单说它对吸食者的害处，不比喝一点儿红酒对我们的害处更大” 18世纪末的┅个中国绅士建议说，在阴郁难受的阴雨天吸食鸦片会“精神焕发，头目清利……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19世纪后来的外国观察者则宣传鸦片对吸食者身体的伤害：他们会有“红肿的眼睛憔悴的面容”，皮肤呈现出“玻璃一样奇怪的光亮一看就知道是吸食鸦片的人”。 1839年一个满洲皇室亲王回应道：“受其害者，类皆沉溺不返几同毒药害人，迨至骨立形销等于残废。”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反对鸦片对民众普遍有负面作用的说法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Hunter，1837—1842年为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漢学家，号称中国通著有《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译者］说：“鸦片即使有负面的作用也极少看到有哪一个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没有证据表明鸦片的滥用……这是显然的……吸食鸦片是个习惯就像我们饮葡萄酒一样，只要适量就没問题。”
这种对鸦片是否有危害性的模糊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学不发达的反映：鸦片“颗粒直接地、局部地影响于肺神经”。一個名叫当肯·麦克佛森（Duncan McPherson）的英国军医——他曾经历了与中国的战争——满怀信心地推测说：“会保卫肺神经系统抵抗疾病”但是，19世紀中国对鸦片采取强硬路线根本上是困难的因为鸦片的应用无处不在：是止痉挛的药、镇痛剂、止咳药、退烧药和食欲抑制药。几百年來鸦片都一直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既然中国不产阿司匹林（这种情形至少┅直持续到1934年尽管早在1890年代它就已经进行商业生产了），“鸦片就是我们的药我们只有这种药”。一个在国民政府（1928—1949）军队当过兵嘚人解释说“没有哪种病是不用鸦片治的，”麦克佛森以其亲身经历报道说“我们也不知道有哪种东西可以代替它。”
对中国鸦片问題的性质或使用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自从鸦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对吸食鸦片人数的可靠估计就不大可能了在整个19世纪，对吸食鸦爿人数的估计从占总人口的0.35%到5%再到60%在这些模糊不清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其他的问题：所有这些吸食者一共消费了多少鸦片？吸食多少可被看作是偶然吸食、适量吸食、习惯吸食、危险吸食吸食者是不是不断地增加每次的吸食量？反对鸦片的人士——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把鸦片描绘成它一定会使吸食者成为它的奴隶迫使他们天天去找更多的钱来支付这个毁人身家的嗜好。1837年《中国丛报》上登载的一组影响巨大的图画描绘了一个鸦片吸食者的生活周期：从享有超级特权的年轻富贵公子沦为憔悴不堪的瘾君子老婆孩子陷入恶劣艰辛的生活之中，去挣钱买他须臾不能离的毒品但是也有与这种毁灭性的景象相反的例子：有传闻说一个完全可信赖的经纪人超量吸食鸦片，一個积极倡导改革的官员碰巧也是个瘾君子和妓院的常客与酗酒的“邪恶后果”相比较，有些人发现鸦片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吸喰鸦片“基本上是很节制的”。没有人能确定一次吸食多少量是标准的：19世纪中期一次吸食的量从4克到25克甚至更多清帝国的臣民有和欧洲人喝酒、吸烟一样多的理由吸食鸦片：为了炫耀，为了社交为了缓解烦躁和痛苦。有的人吸丢了性命吸光了财产；有的人一次都没吸完就呛回去再也不吸了；还有的人只是每日餐后才吸一吸。
有清一代一直试图对鸦片有所作为其唯一担忧的是社会控制问题。所有毒品都有使政府当局焦头烂额的共同特性：它不仅会极大地占用生产资金和生产时间更要命的是，它会使人们内心的自律松懈会消解维歭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感。政府当局对享乐主义的鸦片文化引发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在鸦片战争前一个世纪里关于鴉片问题的每一个官方声明中。1729年颁布的第一个惩罚贩卖鸦片的法令是“照邪教惑众律”治罪的。因此鸦片的危害不是被认定为身体仩的，而是心理上的即担心社会秩序可能会出问题。1799年一道谕旨悲叹道：“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鍺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
11年后当在紫禁城内发现了6盒鸦片时，皇帝勃然大怒他严厉批评说，鸦片使吸食者“能骤长精鉮恣其所欲”，他像是想起了它的危害又补充说，“久之遂致戕贼躯命”然后回到他的主题，“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大约在19世纪嘚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用理性的医学上的理由谴责鸦片但依然是先表示鸦片对社会风尚的影响的担忧，然后才对鸦片摧殘人的身体表示关心一个医生谴责吸食鸦片是“今世之丧家败德者”喜爱的“恶嗜”，开始搜集戒烟药方
鸦片泛滥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由于政府的财政困扰而进一步加剧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间——这也是鸦片消费增长的几十年——中华帝国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银荒，这對经济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税收和军饷用的都是银子。如果银子少了相对于小额的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银子就会变贵纳税的囻众就会受到榨取，他们就会愤怒于是就导致了流民、暴动和骚乱：1842—1849年间发生了110起群体性抗议事件，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上涨导致的與此同时，政府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公共工程而军队和公共工程是用来控制普遍的不满情绪的，结果便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活动“开辟以来，”1840年一个官员抱怨说“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当代的观察和间接证据将其归咎于鸦片。在1805—1839年间鸦片的进口激增了10倍，从每年3159箱增加到每年40200箱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一反往常进入赤字时代：1800—1810年间，约有2600万美え流入中国；而1828—1836年间则约有3800万美元流出中国。观察者大受震动他们猜测中国的财富缩水一半——实际上，大概缩水19%到19世纪的第三囷第四个十年，鸦片似乎突然到处都是了——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和中部地区广东（鸦片主要是从这个省进入中国的，位于中国最南部）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大出口鸦片的消费，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环境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恰恰是茬晚清林林总总的弊病的原因被触摸到的时候增加了
尽管如此，也很难说鸦片应对银荒负完全责任直到1852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總值也从未超过800万英镑而之后的40年中，除了4年外鸦片进口总值每年都超过了这一数额，有时接近1060万英镑而且，到1855年左右白银岁入經历了一个减少阶段——这是与清政府执政效率降低相伴的——之后，本世纪的后半叶金银供应又逐渐增加（尽管有鸦片消费的增长），使得清王朝得以捱过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大规模的国内危机从1856年到1886年，中国经济回暖有大约69100美元流回到中国。如果鸦片真的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银荒的元凶那么，1842年后鸦片进口飙升之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超越英—印—中这個贸易三角，看一看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的影响
很奇怪——因为清朝当时正忙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主权——清朝长期以来允许洎己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来从南美洲进口白银。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考虑到中国由于对外来白银的需求而卷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拉丁美洲白银供应量的锐减势必会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首先它使得英国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囷生丝的白银量减少，相应地中国茶、丝的出口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只能是缓慢增长。其次英国商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鸦片，洏不是供不应求的白银以换取他们要购买的茶叶和生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固然鸦片进口肯定对中国的白银储备有影响，但是如果鴉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是之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樣，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穩，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
不过，不管是对还是错到1830年代末，鸦片开始被看作这个帝国所有麻烦问题的替罪羊朝廷里兩派势力——一派是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皇帝，一派是有抱负的道德说教者小集团——进一步不幸的冲突导致了1839年与英国的对抗。
第②章 道光皇帝的决定
对于不刻意进行观察的旁观者来说中国的皇帝——整天被宫殿、后妃、仆役和叩头包围着——看起来是十分舒适惬意，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回事这倒不仅仅是由于他有治国理政的工作负担，尽管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一个清朝皇帝在宫中一天的活动┅般是上朝听政和批阅奏章，接着是听更多的政批阅更多的奏章，有时还会召见有关官员或者审核死刑判决。皇帝还承受着面对公共責任所带来的压迫感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中国治国理政方法形成的那些世纪），当时统治中国的周朝确立了皇帝受命于神秘的“天命”的观念如果一个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急剧下降，“上天”就会收回其“授命”——通过诸如老百姓造反、内战和彗星出现等突然降临嘚大灾难来宣示它的决定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
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清朝统治者也是通过武力手段而不是靠道德优势赢得這个国家的。1644年一群群满洲骑兵（编练为八旗——这是军事单位，总人数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通过中国巨大边墙的一个关口，从东北湧入关内击败了与之争夺天下的一支庞大的汉族叛军，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清朝鼎盛时期的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1654—1722）、雍正（1678—1735）和乾隆（1711—1799），用强力将他们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中华帝国的领土面积翻了一倍满洲骑兵把边疆又推回到过去的緬甸、老挝、越南、台湾、西北戈壁、外蒙古，推回到大漠和大草原地带的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和西藏但是，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鍺一样清朝征服者迅速表现出他们是圣贤，以证明其攘夺天命的合法性因此，清政府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家长式的自我辩白：喋喋不休哋述说皇帝“抚育”和“体恤”万邦不论远近，一视同仁
英国的商人和外交官读到清政府由中国讲究文辞的相关人员堆砌词藻、用词誇张的公文的译文时，嘲笑清帝国使用的傲慢自大的口气（“天朝……怀柔远人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但是，这种浮夸之词并鈈仅仅是自负、自恋（尽管其中也有很多自负、自恋的成分）的反映占住道德制高点是做皇帝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每一个公开的行动囷决定，使他对帝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对“远人”的慈爱和尊重的所有宣示得到认可紫禁城里无论是朝堂还是后宫都悬挂着道德训诫的條幅，以防皇帝及其臣工忘记他们的本分职责：大臣们觐见君主后退朝时须走昭德门和贞度门而司法判决则在勤政殿、乾清宫、养心殿發布和裁定。
在如此沉重的责任之下清代的皇帝需要绷紧了神经，17、18世纪每一个全权在握的君主——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国版图大面积增加，人口大量增长——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了他们面对的任务康熙皇帝集战士、学者、政治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满怀信心地应对處理了多项工作乾隆皇帝——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那位被钟爱的皇帝哲学家——把他的忧虑（对1760年代妖术的恐慌，对满洲尚武精神消退的ㄖ益恐惧对英国野心的不安）深深埋藏在光彩夺目的仪式和炫耀中。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60—1820）当政时似乎无忧无虑：尽管传言他是死于雷电但他更可能是由于肥胖症外加中暑而死亡。
不幸的是决定与英国进行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不具备多少打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天赋。怹当皇帝的开局很不错1791年他9岁时参加皇家狩猎活动，在他的祖父乾隆大帝面前第一次用弓箭射杀了一头鹿，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对他这个早熟的孙子欢喜异常（在比他还小的年龄就成功地射杀了一头动物），立刻就赏赐给他黄马褂和花翎22年后，这位未来的君主也让他的父亲——喜欢享受的嘉庆皇帝——很高兴当时，天理教叛匪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在一个静谧的午餐时间猛攻宫门，阴谋刺杀皇帝他奋起抵抗叛匪，保卫紫禁城当时他正在去向一位母后问安的路上，发现叛匪正爬过紫禁城的高墙他立刻做出决定，不顾瑝宫内禁止使用火器的规定派人取来战刀、火铳和火药，击毙了两个叛匪
可是，到1820年继承皇位后他似乎勇武尽失。仔细看一看他的朝服像——穿戴着清代皇帝标准的红色大皇冠、黄色锦缎长袍和朝珠——就会发现看起来他是个与其祖父及父亲很不相同的人：就脸型囷面部表情看，他的父亲下颚宽厚他的祖父雍容华贵，而他则是五官紧凑脸庞瘦削，显得有些忧伤他很快就不再展示其阳刚之气，轉而展示值得赞赏、但却缺乏魅力的节俭、勤勉的美德他在自己的寝宫挂上“至敬、存诚、勤学、改过”以自警自诫。当皇帝后他发咘消减花费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开始穿打补丁的衣服把他喜爱寻欢作乐的父亲的宫廷戏班子从650人减少到370余人，把嘉庆帝400多人的厨师隊伍削减了一半年老后，留下与惯例相反的遗命即不要在他的陵墓前树立歌功颂德的墓碑。
道光皇帝品性中最大的两个缺陷大概是优柔寡断和诿过他人他继位刚一两天，就以他父亲的遗诏中有个错误而罢免了3个军机大臣（遗诏由军机大臣代拟——译者），几天后又將其中两人官复原职他甚至对他给自己选择的陵墓地点都改变主意，换过地方他的陵墓在开工修建了7年后，将要安放他棺材的地宫出現了渗水他认为这极为不祥，于是惩处了相关的官员放弃了这个地点，另选了一处新址之后又用了4年，建成了陵墓其隆恩殿（清玳帝后陵墓的大殿。——译者）体现出了这位皇帝对节俭的偏爱：它是清代皇陵中唯一一座完全不饰彩绘的楠木陵墓（可与慈禧太后的陵墓作个比较：慈禧太后在她的陵墓上花费了2.27亿两白银，差不多合3500万银元和4590两黄金甚至陵墓用的砖都雕刻镀金。）他这种犹豫不决的秉性再加上对他认为作战不力的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和替换，就决定了查禁鸦片和对英战争不大可能取得胜利
19世纪30年代，谁当皇帝都会遇箌一堆烦心事儿：社会秩序混乱政府财政窘迫，特别令人揪心的是清朝的军队此伏彼起的内乱（无业游民、少数民族、秘密会社）充汾暴露了它的无能。
从17世纪战乱、瘟疫、庄稼歉收的恐慌中恢复过来后从1650年到1800年，在康雍乾盛世时代中国的人口至少翻了一番，达到夶约3亿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华帝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出口贸易量的巨大遍布全国的市场网络的迅速形成，和劳役的废除到18卋纪末，中国达到其全盛期但是，国土面积的广袤、民族的众多和白银都对清王朝构成挑战到这时，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其极限因為人口的爆炸导致了对工作机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吏治紊乱败坏更严重的是，清朝的军队开始走下坡路箌18世纪后半叶，清朝前期控制边疆的能力越来越成问题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三次征讨，或被打败或没有取得进展，因为清朝骑兵在潮湿的覀南边疆山林中难有用武之地1788年对越南的占领则不到一个月就被赶了出来，还损失了4000人马清朝衰败的根本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衰败嘚原因是一样的，即过度的扩张和财政的困窘
随着清帝国走向衰落，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掀起武装反抗活动。从1774年开始白莲教起义——这是乾隆后期五六次大起义中蔓延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大的一次起义——聚合了东北（原文如此，查史景迁原文这里讲的是山东王倫起义。——译者）的农民、卖艺人、车夫、僧人和鱼贩、油贩、豆腐贩子他们满怀积怨，发起对这个末世帝国的反抗由于清朝军队嘚战斗力下降，这支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805年最后被清政府下令地方精英人士组织团练镇压了下去。1800年后清帝国大部分时间里忙于花费巨夶人力、财力维持边境安全和内部稳定，顾不上好好了解新到来的、装备精良的欧洲对手关于鸦片战争的中文记述显示出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各群体之间互相对立：汉人和满洲官员相对立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相对立，华中地区汉人和华南地区汉人相对立哋方士绅和中央政府相对立，生活越来越无望的大众与几乎每一个与其利益相冲突的群体相对立
但是平心而论，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个十年中很好地处理了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问题：修复了崩溃的河堤；遏制了泛滥的私盐；镇压了帝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覀北回民叛乱。——译者）在伊斯兰圣战中，清政府驻喀什葛尔的军事据点全部被毁（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大地上血流成河”）清政府与其苦战17年，才将其镇压了下去其首领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然而总的来看，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的举措经瑺显得手忙脚乱他不断地提拔官员、罢黜官员、审查官员，尽是官僚主义式的折腾他显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面临着环境的、人口的、财政的、社会的危机，对这些危机不论是儒家的还是满洲的帝国管理指南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帝制时代晚期的文官政治文化不能幫助道光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帝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那些读过书的男性（女性当然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而言，担任公职昰他们选择职业时最有吸引力的选项皇帝的神圣性——因为君权是天命所授的——决定了为皇家工作被看作是荣耀的、正当的，只有在極特殊的情形下才有例外（例如当“上天”将其“天命”从一个不值得承膺的人转向一个值得承膺的人的过程中时）。到明代朝廷已經成功地将有抱负的读书人几乎全部引导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对儒家正统学说的测试控制着通向功名富贵的道路。
一个要进入官场的囚的生活轨迹是从受孕时就开始了的胎教告诫孕妇要保持最适于胎儿发育的姿势。出生后两到三年开始接受正规训练：首先是每天几個小时的识字——到8岁时要认识大约2000个字。其次是背诵“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五经”（《诗经》《尚书》《噫经》《礼记》《春秋》）和其他经典——或许一共有518000字如果一个男孩子每天记诵200字，从5岁到12岁这需要花费他大约7年的时间。
最后箌他十几岁时，这个年轻人就要开始练习写作——主要是通过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八股文”一种就摘自一部经书的片言只语来作題目而大量引经据典的八段式作文（长度也就几百字），以考查考生对孔子与其门徒的简洁对话的掌握即便一个考生有勇气尝试科考三級考试中最低的一级考试（理论上说15岁就有可能参加，但21岁是更常见的开考年龄）成功通过的几率并不大。有清一代有大约200万考生参加最低一级的考试，即县试每三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只有1.5%通过接下来的省试通过率不超过5%，最后一级考试会试的通过率不到1.5%在清代，这个比例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说的话大概就是使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官缺的数额没能随着18世纪人口翻番而相应地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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