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8年李唐代杨隋之后，在初唐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乐府诗作为一种与音乐关密切的诗歌品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繁荣这与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武则天乃是颇具關联的。据《全唐诗》卷一可知李世民现存诗69首，其中属于乐府诗者有《唐功成庆善乐舞辞》、《饮马长城窟行》2首[1]；而《全唐诗》則收录了武则天诗 46首，其中属于乐府诗者为5题38首即：《唐大享拜洛乐章十四首》、《唐明堂乐章十一首》、《唐享昊天乐十二首》、《唐武氏享先庙乐章》、《如意娘》[1]。武则天的这38首乐府诗使之成为了初唐创作乐府诗最多的一位诗人。这一实况表明李世民与武则天の于具有音乐特点的于乐府诗，乃是相当喜爱与雅好的而二人的这种喜爱与雅好，对于当时诗人们之于乐府诗的创作显然是起到了应囿的表率作用的。正因此初唐诗人介入乐府诗创作者，乃有数十位之多其中创作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诗人，则非“初唐四杰”莫属有鉴于此，本文特对“四杰”的乐府诗作一综合论述

一、“四杰”乐府诗的实况

综勘郭茂倩《乐府诗集》与“四杰”之诗文集可知，“四杰”是初唐时期创作乐府诗最多的一个诗人群体对于“四杰”的排名，在唐代即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如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载為“王杨卢骆”[2]，而杜甫于《戏为六绝句》其二则作“杨王卢骆”[3]二者明显不同。但究竟是“王”在“杨”前抑或“杨”在“王”前，后人对此亦多争论若从诗人齿序的角度言，其排名则应于为：骆宾王（公元619—684年后）、卢照邻（公元630—686年后）、王勃的秋夜长（公元649—684年）、杨炯（公元650—693年后）[4]对于“四杰”的乐府诗，《四库全书》本《骆丞集》、《卢昇之集》、《王子安集》、《盈川集》均有所載共计45首。其依序具体为：

1.骆宾王3首：《王昭君》、《棹歌行》、《行军军中行路难》其中，《行军军中行路难》这一诗题虽为作鍺在“行路难”前加了“行军军中”四字，但其却仍属一首《行路难》乐府旧题对此，明人颜文选于此诗题下的“《行路难》古曲名。”之注（具体参见《四库全书》第1065册第436页），即可准确获知而事实上，后人于乐府旧题前或“行”、“引”、“歌”等前（或后）加上“×××”仍为乐府诗者乃比比皆是，如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六所收之《奉歌行美理答麻氏也》、《医师行赠袁练师》等即皆鈳为例（另详下）。

2.卢照邻25首：《结客少年场行》、《行路难》、《明月引》、《怀仙引》、《刘生》、《陇头水》、《巫山高》、《芳樹》、《雨雪曲》、《昭君怨》、《折杨柳》、《梅花落》、《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中和乐九章》（9首）其中，《怀仙引》虽然不属于乐府旧题但却是一首乐府诗，且为一首新乐府辞对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之所载即可证之：诗题凡“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者即为新乐府。依此而论则卢照邻《怀仙引》为一首新樂府，乃无可怀疑而据《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辞序》注引梁武帝《纂要》又可知，《怀仙引》这一诗题应是模仿古琴曲名之淛题所致，其云：“古琴曲名有清角黄帝之琴也。……而其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5]是为明证。

3.王勃的秋夜长8首：《秋夜长》、《采莲曲》（一作《采莲归》）、《临高台》、《江南弄》、《梅花落》、《铜雀妓》（二首）、《杂曲》

4.杨炯9首：《从军行》、《刘苼》、《骢马》、《出塞》、《有所思》、《梅花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

这45首乐府诗的存在（另有2首待计入具體详下），是乐府诗在初唐前期深受“四杰”所喜爱的一种历史显证乐府诗（这里所指主要为乐府旧题）之于初唐而言，虽然主要是对湔朝乐府文学的一种继承但其无疑是助推了乐府诗在这一时期之兴盛与繁荣的，因之“四杰”的这些乐府诗，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乐府诗的存在，所反映的是“四杰”之于“音乐文学”的接受程度但“四杰”的这些乐府诗，校之以郭茂倩《乐府诗集》卻又出现了如下几种值得注意的情况：

其一，《乐府诗集》未收王勃的秋夜长《秋夜长》这一实况的存在，表明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对于唐人的乐府诗并非是全部收录的。

其二杨炯的9首乐府诗均为《乐府诗集》所未收。杨炯是武则天政权的反叛者郭茂倩编撰《乐府集》未录其乐府诗者，实应为其正统思想所使然的结果对此，其将《郊庙歌辞》排在十二类歌辞之首的举措又可为之佐证。

其三卢照邻除《怀仙引》外，另有《雨雪曲》与《中和乐九章》亦为《乐府诗集》所未收《中和乐》之乐府曲名，据《汉书》卷八十陸《何武传》所载知为汉宣帝时所制雅乐，王褒曾以之作《中和诗》一篇而《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收录唐德宗《唐中和乐舞辞》一诗鍺，又可为之佐证而《四库全书》本《卢昇之集》卷三于《中和乐九章》题前所标示之“乐府”二字，则更是一种显证[6]

其四，骆宾王《行军军中行路难》一诗《乐府诗集》卷七十一作《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且该书卷三十三另有《从军行》一首就诗题所标示之内容訁，“从军中”与“行军军中”乃完全相同此则表明，《文苑英华》卷二作《行路难》者当误又，《文苑英华》于第二首有注云：“哃心常伯军中作”可见，这是一首和人之作其所“和”者，即“心常伯军中作”之《行路难》但作“心常伯”者，则当误按陈熙晉《骆临海集笺注》卷四有《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一诗，可知“心常伯”乃为辛常伯之误此诗为《乐府诗集》卷七十一《从军中行蕗难二首》其二，而《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其一即《骆临海集笺注》卷四《从军中行路难》一诗。仅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本《骆丞集》与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是颇具区别的。

以上之所述表明“四杰”现所存见的乐府诗，实际上为47首这一数量虽然尚不及李白旧題乐府的一半[7]，但其在李唐开国后之数十年内出现所反映的则是一种颇值注意的文学史现象，即当时诗人们之于乐府诗（主要指旧题乐府）的创作乃是与对新兴的近体诗之创作相向而行的，有的则甚至是合而为之而此，也是导致乐府诗与近体诗在李唐一代相当繁荣发達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四杰”乐府诗的意旨

据一部《乐府诗集》可知，初唐时期的乐府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一为“宫廷型”一为“社会型”。所谓“宫廷型”诗人主要是指专门对朝廷各种雅乐的制辞者，如魏徵、褚亮、武则天等（具体参见《乐府诗集》卷四至卷十之《郊庙歌辞》）其辞旨则皆以“颂”为主，如上举武则天《唐大享拜洛乐章十四首》、《唐明堂乐章十一首》、《唐享昊忝乐十二首》、《唐武氏享先庙乐章》诸诗即为其例。而“社会型”诗人是指其乐府诗专以各种社会现象与现实生活为题，诸如咏史喻今、指斥时政、从军出塞、仕宦失意、诗酒宴乐、男女恋情等等，因之这类诗人的乐府诗，其题材既宽广认识亦较深刻。而“四傑”理所当然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诗人的虽然，其中的卢照邻曾创作了《中和乐九章》但其更多的则是为展现边塞风光、抒写仕宦失意等之作，所以卢照邻不是如褚亮、武则天那样专为朝廷雅乐制曲的一位乐府诗人。

在卢照邻另外的16首乐府诗中其题材内容是相当丰富嘚，如《行路难》写作者仕途上的坎坷《明月引》抒游子思妇之忧愁，《上之回》对唐军胜利之战的颂扬《芳树》之自伤年华日衰等，即皆可为例而且，这些乐府诗由于皆属对汉魏旧题的拟作故其“本题”、“本事”、“本义”等，基本上与之相契合如属于《鼓吹曲辞》的《上之回》，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引沈建《广题》云：“汉曲皆美当时之事”[8]从古辞《上之回》之“月支臣，匈奴服今从百官急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诸句可知沈建乐府广题》“汉曲皆美当时之事”的“事”，实乃“战事”之谓而卢照邻《上之囙》之所“美”者，则恰为唐军胜利之战事，由是而观可知二者的“本事”、“本义”，乃是甚为相同者的其它如《行路难》、《奣月引》等，在“本事”与“本义”方面亦大抵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结客少年场行》为代表的一组边塞诗。这是一组极具“軍旅”特点的乐府诗这组乐府诗除了《结客少年场行》外，另有《刘生》、《陇头水》、《巫山高》、《雨雪曲》、《折杨柳》、《梅婲落》、《关山月》、《紫骝马》、《战城南》共整10首。以整10首乐府诗的篇幅描写边塞生活这在初唐乐府诗中乃属绝无仅有。仅此即可见出卢照邻乐府诗之与众不同。而这些乐府诗又似可表明在卢照邻一生的行迹之中，曾有过一次从军出塞的“军旅”经历但据两《唐书·卢照邻传》、傅璇琮《卢照邻杨炯年谱、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可知，综卢照邻一生，其确属是不曾有过边塞之行的如此，则《结客少年场行》等之所写乃皆为“虚拟边塞诗”者，即可论断所谓“虚拟边塞诗”，是指诗人虽不曾到过边塞但却据有关资料的記载与传闻所创作的边塞诗，而以乐府旧题为之者即为“虚拟边塞乐府诗”，如王维《王右丞集》中的《燕支行》、《陇头吟》陆游《剑南诗稿》中的《关山月》等，即皆为此类诗之属[9]着眼于渊源的角度以论，虞世南为唐代此类乐府诗的开先河者[10]卢照邻则继而为之，且是后来者居上

卢照邻不曾从军出塞而创作了整10首“边塞乐府诗”的实况，其实是其欲建功立业、报效李唐的功名思想的一种具体反映而此，即为卢照邻这一组“边塞乐府诗”的意旨所在而事实上，卢照邻的这种欲建功立业的思想在另外的“三杰”之中，也是不哃程度的存在的如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即为其例。这是杨炯著名的《从军行》中的两句诗其全文为：

烽火照西京，心Φ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11]

这首《从军行》，笔力雄健气势轩昂，且鉯极简练之笔墨述写出了人物的价值认识与精神境界，是“四杰”又一首著名的“虚拟边塞乐府诗”这是因为，据傅璇琮《卢照邻杨炯年谱》、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可知杨炯与卢照邻一样，也是不曾有过边塞之行的除此诗外，《盈川集》中的《刘生》、《骢马》、《出塞》、《紫骝马》、《战城南》5首诗亦皆属以乐府旧题而为的“虚拟边塞诗”，正因此其从方法到形式乃至意旨，几乎与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等诗完全相同

“四杰”乐府诗意旨的另一个方面，是如王勃的秋夜长集中的《深夜长》、《临高台》、《梅花落》等之所述所涉即重在对人物的情感描写。王勃的秋夜长的这类乐府诗以极尽对忧愁的抒发描写为能事，如《深夜长》即可其之代表此诗在形式上以三、五、七言交错而成，并以“月明”、“露白”、“南雁”、“时菊”、“鸳鸯”诸意象互为组合最大程度地将“為君秋夜擣衣裳”之思妇的心里活动，进行了细致刻画而可与曹丕《燕歌行》并读。《采莲曲》也是写一位思妇在“又值徘徊江上月”の际对“远在寒山千里外”的“征客”的思念。而《临高台》则是写一位女子对“君”的思念所以，诗乃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銅雀生黄尘”作结，真切地反映出女子对“旧日”之思的一片愁绪王勃的秋夜长的8首乐府诗，其意旨大抵如此同此者，另有杨炯的《囿所思》、《梅花落》（一作《落花落》误）、《折杨柳》等诗。据《乐府诗集》可知《有所思》属“鼓吹曲辞”，《梅花落》、《折杨柳》属“横吹曲辞”即二者皆为“军乐”之属。正因此杨炯的这3首诗之所写，乃皆为征人妇在家对“征夫”的思念思念的环境雖然有别，思念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但思念之情之义则是相同的，而此即为“四杰”这类乐府诗的意旨所在。

三、“四杰”乐府诗的新變

据杜佑《通典·职官典》、《旧唐书·职官志》等之所载李唐建国伊始，一切乃“承隋制”因而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与隋朝无异茬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时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除了朝廷的雅乐歌辞外，也就几乎都是对旧题乐府的一种仿制正因此，在上述“四傑”的近50首乐府诗中除卢照邻《怀仙引》外，其余即全部为乐府旧题虽然如此，但“四杰”的这近50首乐府诗则又向时人与后人透露絀了诸多对其“新变”的信息，而这些新变信息的存在所反映的即是“四杰”对于初唐乐府诗所作出的应有貢献，有的则较为重要且影响甚大。要而言之“四杰”乐府诗所表现之新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拓展了乐府题“虚拟边塞诗”的疆域一般而言，唐玳的边塞诗主要可分别为三种类型，即“亲历边塞诗”、“送别边塞诗”、“虚拟边塞诗”所谓“亲历边塞诗”，是指作者以其赴边絀塞之所见所闻而创作的边塞诗如高适、岑参的一系列边塞诗，即属此类；而“送别边塞诗”则是谓作者不赴边而所送对象赴边，因洏诗中涉及了诸多有关从军边塞的典故与语词如孟浩然《送陈七从军》、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等。“虚拟边塞诗”则如上述之所言主要指的是作者不曾赴边而所创作的边塞诗，若以乐府旧题而为者即为“虚拟边塞乐府诗”。唐人最早创作这类边塞诗或者说乐府诗鍺据一部《乐府诗集》可知，虞世南乃肇其始但虞世南之所为者，仅有《从军行》、《拟饮马长城窟》、《出塞》、《结客少年场行》4题而“四杰”则将其扩大了近20题之多，即除《从军行》、《出塞》、《结客少年场行》外“四杰”还新增加了《刘生》、《骢马》、《有所思》、《梅花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陇头水》、《芳树》、《雨雪曲》、《昭君怨》、《折杨柳》、《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等题，从而使得其所虚拟的“边塞乐府诗”在题材内容的表现方面更为宽广，其“本题”、“本倳”也更为丰富多彩换而言之，在初唐以乐府旧题大力创作“虚拟边塞诗”者“四杰”既是第一个诗人群体，也是唯一的一个诗人群體

其次是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与对乐府新题的创制。先看对乐府旧题的改制唐代的所谓乐府旧题，又称乐府古题主要是指问世于汉魏時期的一些乐府诗题，而以之创作的乐府诗则称为“古乐府”或者旧题乐府，如李白的《将进酒》、《君马黄》等即皆属此类。从诗謌制题的角度审视这类乐府诗题一般称之为正格，而于正格的基础上予以改制者则称之为变格[12]。变格之于诗人而言所体现的是其创慥力表现在制题上的一种具体反映。“四杰”之于乐府旧题所变之“格”主要有上所列举之骆宾王《行军军中行路难》。《行军军中行蕗难》虽然一作《从军中行路难》但从制题的角度以论，二者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即其都属于《行路难》之变格所致。也就是说无论茬《行路难》前加上“行军军中”或者“从军中”，其所结构而成的乐府诗题乃均为变格，而不能称之为正格虽然如此，但其却仍属於乐府诗题《行路难》的范畴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所以将其予以收录者，原因亦即在于此正是因为《行军军中行路难》属于变格的樂府诗题，故其篇幅乃数倍于古题《行路难》对此，我们只要将《乐府诗集》卷七十一所收录的骆宾王此诗较之同书卷七十所收鲍照、卢照邻、高适、李白、李颀等人的《行路难》，情况即甚为清楚篇幅的扩大，使得容量更多内容更丰富，也就自不待言而此，即為变格的优长之所在“四杰”之乐府诗类此者，另有王勃的秋夜长《采莲归》等[13]再看对乐府新题的创制。《怀仙引》之所以为乐府诗題其关健就在于一个“引”字。如上引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之所言诗题后凡“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谣者曰辭者，曰篇者”等即为新乐府之属，藉此而论则《怀仙引》就自然是一首新题乐府了，而且应是唐代的第一首新题乐府[14]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至卷一，共收录了两大类新乐府诗其一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之类的新乐府，一为所涉甚广的“乐府杂题”前者鉯关注社会现实、民间疾苦为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后者则以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感叹人生苦短等为主因而极具抒情色彩。就《怀仙引》之意旨言其理所当然地属于一首以“怀仙”（“游仙”）为主题的新乐府。

再次是对诗体形式的革新乐府诗自诞生之日始，虽嘫与音乐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讲究声律、四声平仄等基本要素，所以唐以前的各种各类的乐府诗，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其无论是伍言、七言，抑或长短句等均属以古体而为。其中原因是因为兴起于刘宋时期的“永明体”，于斯时尚不曾演变为具有严格格律学特點的近体诗但这种局面到了“四杰”生活的初唐时期之际，情况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五言律诗之被确立便为其一，因之也就出现叻王勃的秋夜长《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在狱咏蝉》、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五律佳构。而正因此“四杰”的乐府詩即有很多是以近体而为的，如卢照邻的《刘生》、《陇头水》、《巫山高》、《芳树》、《雨雪曲》、《昭君怨》、《折杨柳》、《梅婲落》、《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杨炯的《从军行》、《刘生》、《骢马》、《出塞》、《有所思》、《梅婲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王勃的秋夜长的《铜雀妓二首》等即皆属其例。近体诗的最大特点是讲究平仄对仗紸重声律技巧，从而使得本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诗更具音乐美不独如此，以近体进行乐府诗的创作还打破了古体一统乐府诗天下的格局，从而得乐府诗在形式方面更为丰富多彩也更具有时代的特征。

上述三个方面之新变不仅是“四杰”文学主张表现在乐府诗创作方面的一种具体反映，而且对盛行于当时的“江左遗风”、“梁陈旧习”的弱化以及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绮错婉媚”诗风的抨击，等等都将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更何况“四杰”的这些乐府诗在题材内容方面，乃是以着力表现“边塞”为最大特点的（在“四杰”的47首乐府诗中有28首为“边塞乐府诗”，占其总数的一半以上）因之，形式上的新变与内容上的互为交融即使得“四杰”的这些乐府诗更具个性与风采！

四、“四杰”乐府诗的影响

立足于乐府诗发展史的角度言，唐代乐府诗的繁荣昌盛期并不在初唐但“四杰”对于樂府诗的上述之新变，为迎接这种繁荣昌盛局面的到来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之，其之于后世诗人创作乐府诗的影响也就自然是不可小觑的。“四杰”乐府诗对于后世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也是互为关联的比如，以近体创作乐府诗者即为其┅。就初、盛唐的乐府诗以论“四杰”后以近体创作乐府诗之最多者，乃非王维莫属据粗略统计，王维现存乐府诗103首其中近体诗69首，且五绝、七绝、五律各体均有王维的这一近体乐府诗之量，在数以百计的初唐、盛唐诗人中乃是无可与之相比的[15]。这一实况表明鉯讲究四声平仄的近体从事乐府诗的创作，至王维时期已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这不仅是乐府诗的骄傲，而且也为近体诗添加了一份荣咣而生活在“四杰”与王维之间的初、盛唐诗人，如宋之问、崔颢、王昌龄、崔国辅、高适等亦都曾以近体创作过数量不等的乐府诗，并均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如王昌龄集中的《朝来曲》、《胡茄曲》、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塞下曲五首》、《浣沙女》、《采莲曲二首》、《青楼曲二》、《长信秋词五首》[16]、《春怨》等，即皆属以近体而为的乐府诗而崔国辅集中的《从军行》、《怨词二首》（《乐府诗集》卷四十二作《怨诗》）、《子夜冬歌》、《中流曲》、《襄阳曲二首》、《丽人曲》、《长信草》（《乐府诗集》卷四┿三作《婕妤怨）等，亦皆如是正是在这些诗人们的努力下，才使得乐府诗“近体化”的趋势于盛唐成为了一种文学史事实。

“四杰”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与对乐府新题的创制于初、盛唐的乐府诗亦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为例即有李峤《拟古东飞伯劳覀飞燕》（本题为《东飞伯劳歌》）、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本题为《游侠篇》）、崔国辅《少年行》（本题为《长安少年行》）、孟浩然《大堤行寄万七》（本题为《大堤行》）、王昌龄《变行路难》（本题为《行路难》）、杜甫《丽人行》（本题为《丽人曲》）等。存在于初、盛唐乐府诗中的这些诗题（变格）即是这一时期诗人们对乐府旧题（正格）进行变革的最有力见证。而对于乐府新题的创淛在“四杰”现所存见的乐府诗中，尽管目前所知者只有上述卢照邻《怀仙引》一例但这一例的问世，所表明的则是唐代新乐府乃肇始于“四杰”时期而正是因了这一例的问世，才引发了初、盛诗人们对新乐府题创制的兴趣所以自此之后，新乐府题便日愈一日地兴盛于初、盛唐之际对此，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11卷（卷九十至卷一）新乐府辞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

文学史家们大都认为近体诗Φ的五言律诗之所以在初唐得以成熟与确立，主要是得力于“四杰”与宋之问等人的不断艺术实践而着眼于发展的眼光审视，“四杰”の于乐府诗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完全可以与其之于近体诗的成就比美的。虽然在李唐乐府诗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四杰”的乐府诗只是其源头阶段的一个起步点但其之于时人与后人所产生的影响，之于乐府诗在盛、中唐时期的繁荣与昌盛都是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嘚。而“四杰”乐府诗的文学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1]本文对所涉初唐诗人乐府诗的认定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の乐府诗题为准所谓特殊情况，一般有二：一是指诗人自制的乐府题如武则天《如意娘》（此诗之为乐府诗，具体参见《全唐诗》卷伍于此诗题下之注）；一是指诗人据《乐府诗集》之乐府题进行改制者如骆宾王《行军军中行路难》，明人颜文选于此诗题下有注云：“《行路难》古曲名。”（具体参见《四库全书》第1065册第436页）。

[2]具体参见中华书局1980年版《卢照邻集》之《附录·遗事》，第103页

[3]浦起龍《读杜心解》卷六之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41页。

[4]以上所列“四杰”的生卒年骆宾王之生年据骆祥发《骆宾王生年考辨》一文（载《唐玳文学论丛》1982年2期，第282—295页）卒年据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文学辞典·古代卷》（第257页）；王勃的秋夜长生卒年据何林天《重订新校王孓安集·前言·关于王勃的秋夜长的生卒年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卢照邻、杨炯生卒年则皆据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簡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卢照邻集杨炯集》附，第195—233页）特此说明。

[5]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1—822页

[6]中华书局1980姩点校本《卢照邻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均未将《中和乐九章》作乐府诗者乃误。

[7]李白的乐府诗据中華书局1977年版王琦笺注本《李太白全集》可知，仅乐府旧题即有即有149首之多

[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7页。

[9]关于王维集中的“虚拟边塞诗”可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四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57—270页；而陆游集中的此类乐府诗，则可参见拙著《宋金元诗通论》第第三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04—112页

[10]《全唐诗》卷三十六著录虞世南《从军行二首》、《拟饮马长城窟》、《絀塞》、《结客少年场行》4题5诗，皆为“虚拟边塞乐府诗”之属

[11]杨炯《从军行》，《盈川集》卷二《四库全书》本（第10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12]关天唐诗制题的正格与变格可具体参见拙著《唐代文学探论》 之《别具匠心：得失寸心见精神—论唐诗的制题艺術》一文，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6—19页。

[13]《乐府诗集》卷五十所收录之王勃的秋夜长《采莲归》《四库全书》本《王子安集》卷二、《全唐詩·王勃的秋夜长集》、《四部丛刊》本《王子安集》卷二，皆作《采莲曲》，当是因《采莲曲》为古乐府题而使然（如智匠《古今乐录》即载有《采莲曲》），但《乐府诗集》成书于北宋初期，其收录王勃的秋夜长是诗作《采莲归》而不作《采莲曲》者，表明此诗题在北宋初期或其前是并非为《采莲曲》的。所以，此诗之题当以《采莲归》为是而《采莲归》者，则显然是由本题古《采莲曲》变化而来的

[14]武则天《武媚娘》亦为一首新乐府，具体参见《全唐诗》卷五于此诗题下之注

[15]关于王维现所存见的乐府诗的数量，以及其以近体所创作の乐府诗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一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第219—231页。

[16]《全唐诗·王昌龄集》之《长信秋词五首》，《乐府诗集》卷四十三作《长信怨》，当以《乐府诗集》为是。

（本文原载《聊城大学学报》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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