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738年-902年)，古代国名，是八世纪崛起于云南一带的古代王国。接下来白兔看剧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于南诏大理国政权区域而言，自元代以后故国不再，是此地区人们最为深刻的感受。曾经辉煌数百年的南诏大理国记忆仍存在于大理这片土地上，知识精英必然断不了对故土的追忆。

　　大理地区对于曾经在此区域存在过的南诏大理国政权的记忆有意识地去记载、表述，从一系列传说故事中可见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内容。同时，也藉此手段进行了对自身历史的建构。

　　一般都是“梵僧点化细奴逻”的传说记载，但在大理的巍山则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即“细奴逻受太上老君点化”。此传说在巍山的讲述，既是道教与佛教两种信仰的争权，亦是巍山与大理两地的历史记忆表达。

　　南诏王族先后在巍山建了巡山殿、云隐寺等一批道教殿宇，内供奉道教诸神，使得道教得到广泛传播，既是宗教方面的需要亦为其统治服务。巍山东山玄珠山上蒙氏宗祠，便是其中的代表。到劝丰佑即位时，宣布废除道教，崇奉密宗，道教势力逐渐衰微。

　　明代时，中原王朝在云南屯田设卫，大批汉族官兵因此来到巍山，因其多信仰道教的缘故，使得道教在巍山又一次得到传播和发展。明清时期，随着“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这一传说故事的广为流传，巍宝山更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亦更加吸引外来者一探究竟。

　　细奴逻建国究竟是受谁点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版本的传说代表着南诏发迹地巍山和南诏政权地大理之间的文化资源争夺。巍山有意识地去强调南诏王曾在此区域受到当地人们最信奉的道教神祇太上老君的点化而建立政权，旨在向外界传达一种自身社会文化独特性的信号，这对于巍山的社会文化发展是有极大影响的。

　　“接三公主”习俗，在有关南诏始祖细奴逻的遗迹或传说中，三公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巍宝山巡山殿中三公主的塑像，巄圩图城西云隐寺寺庙群中专门的殿宇皆表达了人们对她的热爱之情，可谓“懿德常昭蒙舍诏，慈恩广被苍洱间”。

　　传说，三公主是一千多年前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的第三个女儿，名叫金姑。南诏初期，蒙舍川在白子国的统领之下。后来，张乐进求让位给蒙氏家族细奴逻时，为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把自己的三公主嫁给细奴逻为妻。

　　金姑生得聪明美丽，嫁与细奴逻后，从大理喜洲来到巍山，与细奴逻住在南诏都城巄圩图城。她亲手教这里的妇女纺纱织线，至今在巄圩图城遗址的南边不远处，还有一片“牵线坪”，相传就是金姑教织线的地方。她频频传递着两地的友好情谊，受到人民的爱戴。

　　三公主逝世后，为纪念三公主，后人在巄圩图山建三公主殿，为她建庙塑像。而远在大理一带的白族妇女，按照金姑生前一年一度回乡省亲的习惯，每年的春节后，都要来到巍山，来接金姑回家乡过年，以示对她的怀念。

　　于是，接三公主便成为一个习俗，巍山和大理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都围绕这位三公主进行，代代相传。如果接三公主这天下雨，则被认为大理坝子这一年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南诏图传》描述张乐进求让位是神鸟栖息与细奴逻之肩膀数十日，及细奴逻拔剑入巨石三寸的神异现象，而“接三公主”则把让权描述走向更世俗化，姻亲关系的纽带更加体现出权力的和平转让。大理城是南诏大理国最为人铭记的政权所在地区，而巍山则是南诏始祖发迹之地，区域内之传说代表着当地的历史记忆，而后人的讲述便是他们对自身非凡历史的建构。

　　二、与中原王朝的交流

　　历史现象深刻反映历史，历史建构存在于一些历史现象的表达之中。从唐人的视角观看南诏特定历史或者南诏与唐之互动交往，便可以发现中原唐王朝对其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独立政权的态度。

　　同时，从南诏大理国政权在与唐王朝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中，亦可见南诏大理国政权区域自身的历史建构。新旧唐书皆记载，南诏王逻盛在其妻子怀有身孕之时前往唐廷，于途中听闻儿子降生，便慨叹一句“死唐地足矣。”

　　此为中原统治者或者历史书写者对于羁縻统治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表现出自身强烈的优越感，和南诏对盛大唐王朝的倾慕。“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蒙归义即南诏王皮逻阁，在他的当权时代通过自身的雄心付诸实践和积极请求借助唐王朝的军事力量等，成功实现了吞并当时西南地区存在的其余的少数民族部落的愿望，为南诏的政权稳固和日后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唐廷看来，自身协助南诏灭其余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吞并其统辖范围，且使得群蛮归顺南诏之后，一方面南诏作为唐在吐蕃之间的天然屏障，很好地起到了唐廷在西南边疆的防御作用;另一方面，则在唐朝方面看来，正是由于南诏助唐数次打败意欲侵袭唐朝统治的吐蕃的事实，使得皮逻阁或者南诏统治者逐渐骄傲自大。

　　阁逻凤重用战争中俘虏回南诏的唐边疆官吏西泸县令郑回为南诏清平官(类中原王朝之宰相一职)，且请其担任王室子孙的家庭教师，对其恭敬不已。

　　最终郑回在辅佐异牟寻时期，对于南诏重新归唐双方维护友好关系立下功劳。南诏与唐重归于和的关系，南诏王异牟寻“发三路使者”求和以及“苍山会盟”制盟书四封分别藏于三个不同的尊贵之地，“阁劝赋诗以饯之。”

　　可见此时南诏文化中已明显地体现着唐文化的因素。唐朝诗文繁荣，送别之时赠诗是十分流行且能深刻表达感情的。这是高规格的送别，其中亦暗含着中原文化对南诏的影响，南诏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积极学习唐王朝的。几乎与唐朝历史相始终的南诏，是云南历史上出现的与中原王朝既关系密切同时自身又具备一定独立性的地方政权。

　　这一时期，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传世碑刻来看，均不难发现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等其他诸多方面是极力效仿唐朝的。毫无疑问，南诏政权的重要贡献即在于它维护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统一，在其大量汲取中华文化，并且积极倡导、借鉴和效仿唐朝文化的过程中也主动认同于中华文化和中原王朝的统治。

　　《南诏德化碑》尤是研究南诏诸方面重要内容的极其重要的传世碑刻，其碑文内容不仅佐证了新旧《唐书》等此类正史史料记载内容，将其结合唐人樊绰《云南志》这一珍贵史料来读，则更加能够将当时南诏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和战关系生动地显现出来。

　　西南边疆历史上拥有独立民族政权的两个主要时期南诏和大理国，其在自身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亦与中原唐宋王朝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交往互动。南诏与唐王朝在历史过程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和战关系，两者在不同时期多种原因影响下，之间的交往互动亦不尽相同。

　　唐对南诏基本采取怀柔政策，而南诏亦积极仿唐建制发展自身。南诏之后的大理国作为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的交往中体现出的注重发展与宋之睦邻友好关系，并且通过与宋王朝的积极交流来促进自身经济文化发展。

　　但同时，由于宋廷治边策略的保守态度，大理国几乎始终被两宋视为外藩，二者间的政治关系较南诏与唐则表现得较为冷淡。这一时期的传说故事不论从史籍记载还是流传民间，亦或传世碑刻体现出来的是除南诏大理国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社会自身的性质之外，均不乏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积极效仿中原王朝，汲取和主动认同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

　　南诏大理国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活跃于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长河的同时亦与中原唐宋王朝进行着频繁的交往互动。《南诏德化碑》记载了大量南诏和大唐的交流，主要立碑目的是为了表明南诏叛唐是出于不得已。

　　碑文叙事截止赞普钟十四年(765年)止，其中详细生动地记载了南诏与中原王朝唐朝及其与吐蕃三方势力关系的变化过程，为研究唐时南诏的重要碑刻资料。碑文内容记述了南诏的发展、扩张及唐开元、天宝年间南诏与唐及吐蕃和周围各族的关系。

　　作者生平难考，而所述南诏初年史事，却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碑文亦体现了南诏对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认同。

　　越嶲都督张虔陀，曾经当过云南别驾的官职，南诏王因为他过去熟悉南诏的风土人情，上表推荐他出任姚州都督。谁知他反而用谎话煽惑南诏王室，引发祸乱。

　　吐蕃是唐朝的世仇，他却与吐蕃暗中勾结，想联合起来消灭南诏，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第一个行为;诚节是南诏王的异母兄弟，因为他不忠不孝，被贬谪到长沙，张虔陀却奏请让他回来，想叫他找机会谋害南诏王，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第二个行为。

　　字里行间透射出对中华伦理文化思想的认同，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和反观唐朝与南诏的关系，表明了不得已而背叛唐朝的深层思想原因。南诏极力仿唐的表现，亦不难于碑文中发现。

　　南诏的制度，受唐影响极大。尤其在碑阴题名处，如“清平官”、“大军将”等，均与《蛮书》卷九所记之南诏官制相一致。题名中的“大总管”、“法曹长”等官制在《蛮书》之中虽没有记载，但见于《新唐书·职官志》，可见南诏多采用唐廷官制。

　　唐之宰相不同于秦汉，秦汉时期宰相之职由一人负责，总揽政治大权，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唐则采取三权分立制，即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

　　南诏宰相之职务，亦由坦绰、有夑和久赞分担。唐代有左右仆射之职。南诏有酋望、正酋望、员外酋望、大军将，员外等低于清平官的官制。南诏官制“爽”，与唐代最高的行政机关“省”一致。

　　南诏的九爽，其职务等同于唐之六部。此外，南诏有姓，是向汉人学习的结果，按照南诏原来的习惯，父子相传，用连名制。

　　南诏之所以能统一洱海地区，与唐朝从多方面给予的帮助和影响密不可分。皮逻阁在唐朝的扶持下最初统一洱海区域各部时，即被唐朝授予“云南王”的封号。此事实本身就反映了洱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内地汉族地区难以分割。

南诏大理国是如何立国并发展的？留下了哪些史料？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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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说到普洱茶的晒青加工方式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南诏大理境内，并且延续到明清。实际上，云南大规模引入现代炒青绿茶的加工方式是在民国时期，当时宜良县试制了一些炒青绿茶，这个后来发展成为现在的宝洪茶——一种类似龙井口感很甜的绿茶，不过并不是大叶种，而是小叶种。当年也实验了大叶种，不过大叶种的优势不仅没有体现，反而成了劣势，所以没有继续。

　　之前有茶友跟我讨论过晒青、烘青、炒青、滇青、滇绿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一些台湾和大陆茶人的梳理，对这些方式做出了区分，这对普洱茶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按照理论来走的，也不能用后来的划分套之前的历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先不讨论，接着说前面的话题。

　　明清时期关于普洱茶的记载就比较多了，普洱茶也第一次成为贡茶“瑞贡天朝”。这和满清贵族的生活习惯和品味有关，更主要的而是，普洱茶超出同侪的口感和功效收到了认可。普洱茶也成为了清代数量最大的贡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身份的象征，能喝普洱茶的，一般都是皇室或接受皇帝赏赐的大臣。这方面可说的故事就多了，微信篇幅有限，我们还是回到题目：“你所不知道的普洱茶”，来借两个小问题开阔一下大家的思路。

　　普洱茶产地范围很广，为什么是叫“普洱”茶，而不是其他产地名称？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六大茶山北上要在普洱集散，有的说是行政设置的原因，也有的说和磨黑的盐矿有关，因为在过去交易盐的地方往往是商贸的中心，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看一看今日普洱茶的产区，如果选定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来代表这种茶的产地，你可能还是会选普洱，因为它位于大的普洱茶产区交通的中心。

　　这个观点并非臆想，我们来看一条史料。《滇云历年志》（清倪蜕）记载“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也就是说，当时整个普洱茶的产区，以思茅为中心，从附近几十里到千里之外都有分布，这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文中接着介绍了远近不同的茶农虽然辛苦方式不同，但都无法避免被盘剥的结果。过去由于有些人对普洱茶产地概念比较模糊，而仅仅听说过六大茶山，甚至认为普洱本地不产茶，只是六大茶山北上的集散地，这都是误解。今天我们在思茅、宁洱附近看到的大量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是普洱产茶最直接的证明。

　　茗寿堂一直在推广大普洱茶区的概念，希望通过提升大家的品鉴能力，来重新梳理普洱茶的茶山地理。茶终究要入口来评判，重质不重名才是走出炒作乱局的根本途径。这既是符合历史，也是符合现实的。六大茶山、班章冰岛不是不好，但是很多同样优秀的茶品还不为人知。而成名的茶山往往要面对很多问题，这个另文再说。我们先来看看另一条史料。

　　民国十三年（1924）《昆明市志》记载了当时昆明茶叶市场的价格情况。

　　（转引自《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民国九年到民国十一年，上等品中，景谷茶一直都是比普洱茶贵的，这和我们认为景谷茶以边销为主的印象大相径庭。文中提到普洱茶主要包括倚邦、易武、攸洛（攸乐）等品种，这些都是六大茶山的代表，其中的精品在和景谷茶的PK中落于下风。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理论的探讨，而是市场给出的价格。当然，仅凭部分史料，我们并不能得出景谷茶优于六大茶山的结论。但至少我们可以开阔一下思路，在对普洱茶产地下结论的时候，也尽量客观、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