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小组（15人，1920年8月，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陈独秀、李汉俊、李 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
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李 中、李启汉、杨明斋、
林伯渠、袁振英、李 季。
（董亦湘，1921.05 由沈雁冰介绍入党。 ，陈云、张闻天的入党介绍人）
二、北京小组（15人，李大钊1920年3月秘密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又与张申府等人于1920年10月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
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黄日葵、李梅羹、李 骏、
张太雷、朱务善、缪伯英（女，-1929.10.上海，伤寒病） （吴雨铭）
三、武汉小组（8人，1920年10月由来自上海小组的刘伯垂召集 ）：
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郑凯卿、黄负生、赵子健、张国恩；
四、湖南小组（5人，1920年秋冬之际由新民学会演变发展而成）：
毛泽东、何叔衡、彭 璜、贺民范、萧 铮，（姜济寰，，南昌起义）。
蔡和森、毛泽东1918年4月创建的新民学会却是中共早期党员的摇篮，建党时，新民学会的很多积极分子已经赴法勤工俭学或前往北京、上海。长沙小组在建党后，又迅速发展了夏曦、郭亮、易礼容、李六如等人。
五、广东小组（5人，1920年底，陈独秀抵广州。1921年春，陈独秀和沈玄庐在广州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此后还发展了冯菊坡、阮啸仙、谭天度（广东高明人，最后逝世的中共早期党员）、张善铭等。
六、山东小组（3人， 1921年春）：
邓恩铭、王烬美、王翔千
七、日本小组（2人， 1920年秋， 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周佛海（两人是原上海小组成员）；
八、法国小组（5人）（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当时没算）：
张申府（已经算入北京小组）、陈公培、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女）
前三人其实早在国内就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更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刘清扬和周恩来两人，肯定不在当时董必武所说的53人之列，理由是中央在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意味着迟至1976年也没将法国小组算作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但后来大家已经公认这5人是建党前入党的。同理，在苏联由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五月即入党的瞿秋白，也够得上中共第一批党员的资格。
中共第一批党员，是指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时的党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中共第一批党员为53人。笔者有幸与他们中的4位：李达、董必武、罗章龙、刘仁静有过近距离接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我觉得把我与他们接触的细节记录下来，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于1952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53年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调到武汉大学任校长。1953年春夏之交，学校举行全体党员大会，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传达中央的上述决定。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李达。
李达非常谦恭，他向全校党员表态，要与大家一起把武汉大学办好，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从此，武汉大学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在武汉大学期间，曾连续三年担任武大学生会秘书长兼文体部部长，主持学生会的日常工作。李达很支持学生会工作。为活跃学校文化生活，我于1954年春到解放军中南军区文工团联系，希望他们到武大演出。文工团领导认为这是加强军民团结的一件好事，决定到武大演出两场。李达很关心此事，不仅出席观看，而且要我陪同他到文工团的驻地法学院楼上亲自慰问演出人员。李达还特别指示后勤部门要搞好文工团的伙食。在李达的支持与关怀下，文工团在武大的演出很成功，还与武大师生举行了联欢会。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当时，许多学生向学生会反映，希望利用暑假到庐山一游，但当时学生的经济都很困难，最多只能支付往返汉庐之间的路费，无力承担住宿费，如不能解决住宿问题，赴庐山就不能成行。我想到国家为李达在庐山分有一栋别墅，供他避暑之用，但因李达工作很忙，经常不能去庐山休养，就向李达请示，本暑期他是否去庐山，他说今年不去庐山，可以把别墅给去庐山旅游的学生提供住宿之用。虽然因种种原因游庐山最后未能成行，但李达对学生工作的支持与关怀可见一斑。
对师生员工的培养与教育，李达也非常重视。1954年，李达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于大会后返校，专门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会议精神，并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内涵作了透彻通俗的解释。我作为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对此感受非常深刻。李达还讲到了周总理在大会期间向与会代表介绍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日内瓦会议期间放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各国外交官员被影片深深打动，许多人还流了泪。报告会的当晚，在露天电影场也放映了这部电影，附近上万名学生来观看此片。李达的这次报告会引起的轰动效应，一时传为佳话。
此外，他还特别关心职工的学习。当时武大成立了职工夜校，因为武大党委要执行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就从全校各系的学生党员中抽调20多人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就于1955年9月提前毕业进入“肃反办公室”当秘书，成为武大的职工，也参加了夜校的学习。李达亲自在夜校授课，主讲哲学，当他讲到新陈代谢时说：一个人的细胞也要新陈代谢，如果只生细胞，不死细胞，一个人岂不成为巨人而一个大房间也装不下了吗？引起大家一阵欢笑。李达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使大家学到了许多哲学知识。
李达有胃病，常常带病给师生作报告，显示出勇于担当的良好师德。
总之，我对李达怀有深深的敬意，因而文革中，所在单位组织人声讨李达时，我拒绝参加。我的武大留校同班同学参加了反李达的那一派，并标榜自己这一派是正确的，我义正词严地说：你那一派把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斗死了，还说自己是正确的，岂有此理！
我先后两次接触过董必武。
一次是聆听董必武的报告。1956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南政法学院工作，
1957年元旦前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到武汉视察工作，并应邀在炮校（今中国船舶总公司701所）礼堂作报告。武汉政法界千余人到会，我们政法学院的法学方面教师都参加了，我坐在靠前排的位置，对董必武所作的报告听得很清楚。董老主要是讲中共八大有关政法工作的精神，就是走法制国家的道路，今天我们所常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都包含在内。当天下着鹅毛大雪，礼堂内又没有供暖设备，董老在寒气逼人的讲堂上站着作报告两个多小时，与会者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会场千余人鸦雀无声，认真聆听董老的报告。至今回想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感人肺腑。
另一次则是与他共同欢迎非洲外宾。1960年我在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分管外事。那年五、六月份，非洲的一位国家元首塞古杜尔到武汉访问，我带领几十位同学到武昌南湖机场欢迎这位元首。因为我是大学生欢迎贵宾的领队，可以进入贵宾室，我看到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也在贵宾室，他很随意地在那里来回走动，我就走向前问候他。他很平易近人，就与我搭起话来，我说：“几年前听您的报告很受鼓舞，但我校中南政法学院却与武大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成为一个系，原来每年招生四五百人，现在只招四五十人，很可惜。”他很从容地说：“事情总有变化，慢慢来吧，会好起来的！”
此时，专机已到达，董必武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专机。虽然与董老的对话只有几分钟，但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罗章龙于1953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我于1956年到校工作，虽然同事多年，但并没有来往。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分裂党是其中的一次，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时的党史教研室负责人为马定中、丁焕春，他们俩与罗章龙约定每周三、六上午9至11时谈党史问题，我作为记录者参加谈话，前后共进行十次左右的谈话，可惜记录已遗失，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1917年冬寒假期间，毛泽东与罗章龙到衡山旅游。罗章龙爬到半山腰，不想再上山，就住在一个小旅馆内等候毛泽东，毛泽东冒雪登顶返回与罗章龙会合后返长沙，对此罗章龙很是感叹！他说：“我革命半途而废，毛主席坚持到胜利，衡山之行就是一个预兆，自己只在党内工作十年就离开了党，半截子革命，无限遗憾！”
二是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罗章龙认为北京应选李大钊参加一大，但李大钊忙于在暑假创办工人夜校及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到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而张国焘很想出风头，就推举他作为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罗章龙很感慨地说：如果李大钊能出席中共一大，中共的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三是党组织的一些账目资料遗失很可惜。罗章龙于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的会计，此前也在北方党组织经手一些账目，这些党内经费的账册由他保管，本来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但由于战乱，装这些账册的几口箱子却无法找到了。他向我们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便去寻找这几口箱子，但在文革的那些混乱日子里，没有人理会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为这些宝贵党史资料未能妥善保存而深感惋惜。
四是党中央对罗章龙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粉碎“四人帮”后，把罗章龙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到北京“革命博物馆”担任馆员，并在前门新建的公寓里分给他两套房子。一套他居住，另一套供他的儿子从新疆调到北京照顾他的生活用。1980年暑假，我与刘继增、袁继成到他的新居去拜访。此时，他已近90岁的高龄，却鹤发童颜，热情接待了我们三人，畅谈中共是实事求是的政党，使他晚年有了这样幸福的生活。
从1971年到1980年间，在我与罗章龙的多次接触中，他没有表现出对党的不满，而是很谦虚地说自己与党内其他第一批党员相比，没有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感遗憾。
1980年暑假，我与刘继增、袁继成合作撰写《武汉国民政府史》，于是到北京收集史料，访问有关历史人物。8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人到刘仁静的家中去拜访。
刘仁静当时住的是一个单间，厨房在外边，用公共厕所，非常简陋。我们向他说明是来自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仁静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说：你们来自我的老家湖北，老乡见老乡，真是太好了！我们三人挤坐在他的床边，他当时正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我们问：刘老看什么内容，这样专注？他说：湖北发生洪灾，我很关心抗洪的工作。我们为刘老关心家乡父老的冷暖而感动，便告诉他：荆江大堤很牢固，请刘老放心。
寒暄过后，我们问刘仁静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侃侃而谈，说起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他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但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把他送到那里，推测可能是有关领导鉴于李达在文革开始时被斗死的教训，为保护党的一大代表，就把他送去劳改，可又没有理由，因而把他送到少管所保护起来。刘仁静说：我在少管所给犯错误的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孩子们也很喜欢我。这样，刘仁静平安地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而且身体也好起来了。说到这些，他说要感谢党对他的关照。离开少管所后，北京市的住房虽然很紧张，仍分配给他现在这样的住房，已经很满足了！
接着，刘仁静又谈了关于一大代表选举的情况。他说，他是北京地区的代表之一，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年纪最小的，当年是19岁，血气方刚，在大会上发言就比较激进。谈到一大上的其他内容，所述与现在的党史记载基本相同。此次拜访近两个小时，我们恋恋不舍地向刘老告别，他也欢迎我们再来。可惜的是，几年后，我们看到一条不幸的消息，刘仁静在晨练时，穿过一条马路到公园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不治身亡。党中央没有忘记刘仁静的贡献，把他安葬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位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据称这13人代表了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 另外也有53人、57人和60人之说。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日本、长沙、济南、广州和欧洲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一般而言建党前参加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应当被认定为中国建党时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13位一大代表毫无疑问是的，那么其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到底有谁呢？
查阅了网上资料后，很奇怪的是各种观点莫衷一是，特别是党史中一般定论的53位也没取得一致意见，另外还有57位和60位的观点，至于党员名录更是有多种版本。因此我也尝试着作出自己的管窥之见。我认为一大代表了当时全国的50多位党员之说比较有理。
先来看一下五十三位党员之说，此说来源于董必武和李汉俊于1927年致共产国际的信，信中称共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计53位党员。由于两人均是一大代表，而且此信写于一大会议不久后的当年11月，当然可信程度较高。但由于董必武和李汉俊当年并没把这53人罗列出来，现在不管怎么研究，已经搞不清楚董李两位所指的53人名单了，而且明显没有将旅欧小组列入其中，现有资料也表明他俩有可能遗漏了个别党员，因此“代表了50多位党员”的模糊之说，反而是种科学的态度。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党员名录：
（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林伯渠、袁振英、李启汉、李中、李季等15人。现有资料表明董亦湘是和沈泽民于1921年四、五月间一起入党的。
其实戴季陶也参与了上海小组的创建工作，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中共党员。另外有金家凤、李震瀛也是小组成员的说法，但还难有可信资料印证。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又与张申府等人于1920年10月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李骏、朱务善等12人。有资料佐证吴雨铭应该也是小组成员。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创时，有陈德荣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他们旋即退出了组织，宋价参加小组的时间也很短，不应视作第一批共产党员。另有一些资料或者回忆录中，也有李梅羹、黄日葵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说法，但还没有完全确证。网上也有陈为人、史文彬、邓培也是小组成员的观点，但他们应该是建党以后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党员。
（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由来自上海小组的刘伯垂召集，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括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6人。
有一种说法是武汉小组成员还包括黄负生、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等4人，但董必武曾经回忆武汉小组初期只有5人（由于包惠僧后来前往广州，所以他将包惠僧算作广州的），我认为此四人应该是和恽代英、林育南一样，还有李求实，都是在建党后不久才加入的。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这两人其实在国内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因此董必武说的六个小组，其实没有包括旅日小组，所以他俩也可以算成上海小组的成员。
（五）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于1920年秋冬之际由新民学会演变发展而成，毛泽东回忆初创时成员是6人，可以确信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3人，还有三位很可能是萧铮、贺民范、姜济寰。
长沙小组虽然初创时期人员不多，可是由蔡和森、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却是中共早期党员的摇篮，建党时，新民学会的很多积极分子已经赴法勤工俭学或前往北京、上海。长沙小组在建党后，又迅速发展了夏曦、郭亮、易礼容、李六如等人。
（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秘密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不过对于王翔千的入党时间，也有1922年入党之说。
另外有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也是山东小组的说法，但他们更可能是建党后才参加党组织的。
（七）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陈独秀和沈玄庐在广州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现在可以确信杨匏安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建党前就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广义的文章。刘尔崧是否是小组成员，还在还没有定论。
广州小组此后还发展了冯菊坡、阮啸仙、谭天度（最后逝世的中共早期党员）、张善铭等中共早期党员。
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包括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和刘清扬、周恩来5人。前三人其实早在国内就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更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刘清扬和周恩来两人，肯定不在当时董必武所说的53人之列，理由是中央在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意味着迟至1976年也没将法国小组算作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但后来大家已经公认这5人是建党前入党的。同理，在苏联由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五月即入党的瞿秋白，也够得上中共第一批党员的资格。
十分遗憾的是蔡和森，他最早在讨论中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也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由于赴法勤工俭学，迟至1921年底回国后才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因赴法勤工俭学或者到苏联学习，虽然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实际上却在1921年秋冬才真正入党的知名中共早期党员还有李立三、李维汉、刘伯坚、向警予、彭述之、罗亦农等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共第一批共产党员的命运。
一、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27年4月28日死于张作霖的绞刑架下，年仅39岁。一同赴死的还有范鸿劼（1889—1927）等人。
何叔衡（1876—1935年），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时年51岁），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２月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瞿秋白（1899—1935）在此次战斗中被捕，同年6月牺牲。
邓恩铭，最年轻的一大代表（写错），于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陈潭秋（1896—1943），中共一大代表，在已经死于盛世才屠刀之下的两年后，因不知其死讯，还于是年的七大上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张太雷（1898—1927），介绍共产国际帮助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翻译，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邓中夏（1894年10月—1933年9月）曾投身于五四运动，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第6届中央委员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在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即牺牲的有李汉俊（1892年—1927年）、刘尔崧（1899—1927年4月）、李启汉（1898—1927年4月），此后又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有杨匏安（1896—1931年）、何孟雄（1898—1931），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不幸被害的有杨明斋（1882—1938）、俞秀松（1882—1938）、董亦湘（1896—1939），建国前病逝的有一大代表王尽美（1898—1925），还有彭璜（1896—1921）、高君宇（1896—1925）、沈泽民（1900—1933）、李梅羹（1901—1934）、刘伯垂（1887—1936）、张国恩（1880—1940），以及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1899—1929，何孟雄的妻子）。更多的是1921年就加入中共的早期党员成为了烈士，蔡和森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作为党的元老并在建国后成为中央领导的：
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四位正国职国家领导人。尽管他们看上去十分荣耀，但他们吃的苦不比任何人少，造福我们后代并使中国人辛慰的，首先也让我们想起他们。
三、叛党或者脱党后参加国民党的人士
张国焘（1897—1997）作为共产党建党时期的风云人物，又长期身为中共领导人，却在1938年投靠国民党，被开除党籍。
沈玄庐（1883—1928）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五四运动时，参与主编《星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参与创建上海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组织了衙前农民暴动。1925年退党后就转而反对共产党。
邵力子（1881—1967年）1926年脱党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解放后留在北平，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吴雨铭（1898—1959年）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脱党后叛变。1950年1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最为可耻的是先背叛共产党继而背叛国民党，最终沦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两位大汉奸，他们就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892—1946）、周佛海（1897—1948）。
因为受到批判先后脱党或者被开除党籍的有陈独秀（1879—1942）、谭植棠（1893—1952）、谭平山（1886—1956）、李季（1894—1967）、朱务善（1897—1978）、包惠僧（1894—1979）、罗章龙（1896—1995）。他们都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士，除谭平山之外，皆经历了曲折的人生经历。
脱党后有许多一大党员在其他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望道（1891—1977），《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脱党后成为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
李达（1890—1966年），一大代表，脱党后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著名的中共哲学家，于文革初被迫害致死。
沈雁冰（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桐乡人。1928年失去与党的关系，反而成就了现代史上与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曹愚一样的文学成就。解放后成为首任文化部部长，连任全国政协第4、5届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注：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党龄从1921年算起）
施存统（1898—1970年），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
其他脱党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还有一大代表刘仁静（1902—1987），建党创始人之一张申府（1893—1986）与他的妻子刘清扬（1894—1977）夫妇，第一批工人党员李中（？—1951年）、郑凯卿（1888—1966），还有袁振英（1894—1979）、王翔千（1888—1956）等。
无论如何，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危机一刻，奔着拯救古老中国的理想，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出路，最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除了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投机分子以外，皆可值得我辈钦佩！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1920年3月 由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月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础，积极从事建党工作。8月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建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0月
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吉右加力）、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及旅日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由张国焘主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并热情致词。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7月30日晚，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和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被迫休会。8月初，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纲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纲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等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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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成果在嘉兴发布。经过3年多的实地调研、考订核实，以及大量深入、细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嘉兴社科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了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8名党员的观点，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空白。来自北京、浙江、上海、湖北、湖南等地的近20名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内一大13位代表雕像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名代表，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此，中国的革命历程和民族复兴之路翻开了新的篇章。
走进庄严肃穆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在入口显眼处，陈列着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照片。很多游客在驻足良久之后，会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
2009年，新建的南湖革命纪念馆进入布展阶段，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专家在实地察看之后，也曾提出这个看似简单一时却无从着手的问题：“中共召开一大前，到底有哪些成员，这些搞清楚了没有？”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存在着多个说法。经过90余年的风云变幻，很多历史开始变得模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嘉兴的社科理论工作者们，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中共创建过程中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实地调研和详细的史料考证，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的六个小组，以及旅日、旅法小组的全部成员，明确回答了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数量，尽可能详尽地列出了每人的生平。
今天，《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成果在嘉兴发布，该研究成果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党史专家、《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对此高度评价，称“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等专家也认为：“在没有新的历史文献发现之前，这一课题研究得出的成果是可信的，最新的，也是权威的。”
首张详细的“58人名单”
众所周知，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8月初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闭幕。由于时过境迁，加上没有保存下来详细的档案文献，有些事件目前尚待进一步考证，比如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的日期就有多种说法。而中共宣告成立之时，究竟有多少成员，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以前主要有“53人说”、“57人说”、“59人说”等等。
这些显然都是业界学者查阅了众多资料之后才得出的结论。这其中，是否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嘉兴学院教授陈水林说，课题组的成员们在多次商议之后认为，根据一些新近发现的资料，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于是课题组在研究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省市党史、社科部门牵线搭桥，前往早期组织成员主要活动地和原籍进行调研，在当地党史研究部门和学者的帮助下，搜集新资料和新证据，最终认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并且尽可能详细列出了这些成员在1921年时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后来的去向。
其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14人，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北京16人，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张太雷、朱务善、江浩、宋介、吴雨铭、陈德荣；武汉8人，包括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键、赵子俊；长沙6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贺民范、彭璜、易礼容；广州4人，包括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李季；济南3人，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旅法5人，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旅日2人，包括施存统、周佛海。
这58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有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有17人，其他大学毕业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其中浙江籍的有8人，嘉兴籍的有2人。
他们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们投身革命，不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小我而奋斗，他们超越了以往仁人志士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途上，这58个成员历经“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党，后来又有5人恢复党籍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有8人被开除党籍，叛党的有4人。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嘉兴市社科联副主席黄允钰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说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
辗转万里寻“一手资料”
嘉兴市社科联副主席黄允钰一开始从市委领导那里领受这个研究课题任务的时候，也是心中没底：“全国这么多专家也没有搞清楚，嘉兴凭自身的力量能完成研究任务吗？”经过与陈水林等党史研究者多次研商后，形成了一个共识：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社科理论工作者，应该以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个课题。
2010年11月，由嘉兴市委宣传部牵头，正式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课题研究，具体工作由嘉兴市社科联和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负责，陈水林教授主持。还有16位课题组成员，分为8个组，辗转上万里，尽一切可能寻找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并分别负责调研、撰写8个中共早期组织及其成员。
一项规模庞大的课题分工有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在实际的研究撰写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有一次，陈水林等人抓住到北京参加答辩会之机，登门拜访了有关专家，除了邀请他们为研究成果进行审读，还就研究过程与专家们进行了讨论。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是党的创建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进行中共早期组织及成员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只有回忆录，没有原始的材料，回忆是否准确？二是即使有记录，也不一定准确，人员进进出出，当时也不可能有准确的记录，即使有，也是孤证。三是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分不清楚，特别是1920年底到1921年夏这半年，以青年团出面的更多。
的确，后来遇到的种种困难，都在谢荫明的预料之中。2012年12月，课题组成员赵金飞教授等赶赴兖州，希望能找到与宋介有关的资料。但由于宋介后来沦为汉奸，并且早年已离开兖州，因此当地没有宋介的相关资料，甚至不知道宋介是当地人。课题组成员一无所获。
第二天，他们又坐大巴车赶到诸城，这里是王翔千的故乡。根据多人回忆，他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按照之前的设想，想去王翔千故居参观，看能否取得一些资料。不料王翔千故居已经坍塌，最终没有成行，但还是得到了一些有关王翔千的资料。
在罗章龙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中提到，关于山东共产党小组的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这些人可以基本肯定下来。段子涵回忆，小组成立时候，王尽美和王翔千两人来找他，说起济南共产党组织起来了，成员有5人；后来碰到邓恩铭，邓恩铭说5人中就他、王尽美和王翔千三位同志。山东建党初期党员丁君羊于1965年10月26日写给潍坊市委的材料中说：“在山东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当时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等人，他们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早期党员侯志在《大革命时期情况回忆》中说：“据我所知，山东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在1920年以前建立的，开始时有王尽美、王翔千、邓恩铭，可能还有王天生，后来叛变了。”
但令人疑惑的是，王翔千在自述中说，他是于1922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么，王翔千就不应该是小组的成员。在调研考证中，课题组成员发现在刘明义《山东共产主义者的早期组织——山东共产党小组》一文中，关于“山东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问题，做出了解释：在1922年山东正式建立党组织时候，（除王尽美外）其他人都是重新入党的，所以才出现了王翔千在回忆中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问题。
课题组成员史晴虽然负责的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但她参加了北京、广东、湖南和湖北的调研工作。陈德荣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但关于他的资料极少，只有在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中，有一段三四百字的简介。而有关他的生卒年月更是没有丝毫记载。因此史晴在走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时，专门咨询了有无陈德荣的资料，却被告知没有。在陈德荣的老家，广东文昌县，更是无人知道有此人。因而有关陈德荣的章节，也是整本书资料最为薄弱的部分。
湖南津市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朱务善的家乡。津市党史办的三位工作人员告诉史晴，他们的老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编写津市市志时，对朱务善进行过调研，去中组部找过材料，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朱务善是中共早期成员，但原始资料因搬家遗失了。
湖南邵东县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贺民范的家乡。邵东县委党史研究室正在编《贺民范传》。得知课题组此行的目的，慷慨地提供了所需的部分章节的复印资料。
一次次的失望，又一次次燃起希望。在起起伏伏中，那些湮没于时间背后的面貌逐渐变得清晰，他们的血肉逐渐变得丰满，他们的生平逐渐有了故事。
陈水林说，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加上多地党史专家的协助，最终有了如今的成果，而且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比如宋介，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的照片。后来稿子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谢荫明主任终于找到了他的照片并无偿地提供给我们。里面还有几个人，像陈德荣等，资料很少，照片也不能确定，我们就不用了。”
寻根探源传承“红船精神”
从2010年11月正式开始进行此项课题研究，到2013年12月形成成果并出版，前后共历时3年。黄允钰说，这项研究得到了上级党史、社科部门和国内党史研究专家的支持指导。
国内多位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对这一成果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说：“中共一大召开前，究竟有多少名共产党员？这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该书敢于对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判断，其精神实属可嘉。”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把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八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项需要极大勇气和具有挑战意义的工程。”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认为：“这个研究课题的完成，在党史史料方面、党史研究方面、党史宣传教育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黄允钰则更多地从嘉兴出发，来看待这一研究成果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直接的作用，是为下一步丰富和完善南湖革命纪念馆展陈提供了最新的资料。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提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那么我们探究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历史，就是在探索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我们对那些早期党员、事件的深入挖掘，可以加深对‘红船精神’的理解和感悟，为‘红船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为‘红船精神’走出嘉兴，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尽一分绵薄之力。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陈水林说，从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而真正开始复兴，正是从共产党成立开始的。“历代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而不断追求，这个过程正是‘红船精神’的体现，我们探寻这个源头，就是为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尽力。”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专门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作序，特地指出“这部书的编撰者们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嘉兴”。他赞扬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他们为新社会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永远铭记在共和国史册上的中华民族英雄，同北京天安门广场矗立着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同时，他放眼当下，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想起这些已然逝去的先人”，因为，“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接力棒，已经从前人落到了我们手上”。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总序》中所写的那样：“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上海14人： 陈独秀 李汉俊 李 达 陈望道 沈玄庐 邵力子 袁振英 林伯渠 沈雁冰 沈泽民 杨明斋 俞秀松 李启汉 李 中
北京16人： 李大钊 张国焘 邓中夏 罗章龙 刘仁静 高君宇 何孟雄 缪伯英 范鸿劼 李梅羹 张太雷 朱务善 江 浩 宋 介 吴雨铭 陈德荣
武汉8人： 董必武 陈潭秋 刘伯垂 包惠僧 郑凯卿 张国恩 赵子键 赵子俊
长沙6人： 毛泽东 何叔衡 陈子博 贺民范 彭 璜 易礼容
广州4人： 谭平山 谭植棠 陈公博 李 季
济南3人： 王尽美 邓恩铭 王翔千
旅法5人： 张申府 刘清扬 周恩来 赵世炎 陈公培
旅日2人： 施存统 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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