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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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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载《当代》第六期）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琐碎的浮躁，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完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在8月份我们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听陈桂棣说过他有这么一部作品要发表。会上，他说了大概的内容抱不平，因为是关于农村的题材，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想到出来的竟是这样一部震憾之作。那天，妻子从半夜醒来看到我还在捧读这本书时，很是惊讶，写农民的书，有这么好看？　　是啊。木子美写自己性体验的日记，竟然引起了全国人的骚动，博客中国等网站一度因访问量突增而瘫痪。那些粗糙的、毫无责任的、甚至卑劣的文字引起这么多人的亢奋和激动，而我们这些由农民喂养着的城里人，谁为农民们如此激动过？又有谁真正把农民挂在过心上？　　看完《中国农民调查》，除了为农民心痛，就是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法回避的自责。作为记者，我们曾经接待过很多农民的来访。我们接下过他们的材料，我们表示过同情，可能还掏过腰包为他们垫上回程的路费。但我们并没有像陈桂棣夫妇一样产生过这样一种强烈责任感“不惜代价为农民兄弟报不平”。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奈的叹息和苍白的愤概中淡忘了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尽管他们无助而善良的脸庞时常还能在我们的眼前浮起，但我们总在犹豫和懦弱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陈桂棣夫妇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事实的尊重应当让我们这些记者汗颜。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地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她当时留下的她说是秘密请人写的投诉材料早在我几次办公桌的清理中不经意地丢了，我再也不能与她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她再来找我，可她还会来找我吗？我清楚地记得，她走的时候是与来的时候一样流着泪的，可我却让她的眼泪白流了。而更重要的是，那个恶霸村长如果知道她到过报社，还会不会再抽她的筋？我真的很担心，但我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我相信，在媒体工作，每个记者编辑都曾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农民。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至少我们也应该用手中的笔为他们呐喊几声。可我们没有，但陈桂棣夫妇做到了。他们没有压力？他们不知道艰难？　　因此，因为这本书，我们永远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沉默和失语开脱。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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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ch借用一段网友的评论：　　“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这本书我看起来很艰难，说艰难，是因为每看一部分我负面情绪就增加一部分，以至于我只能在充分消化这种负面情绪后才有勇气继续翻看。　　书中首先从三个个案入手，把农民负担重、基层干部执法粗暴、农民上访难的处境呈现出来了，后面用大量的篇幅跟踪农村的税费改革，并对一些不恰当的农村政策进行了质疑，最后更探讨了农村改革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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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央视《面对面》对作者陈桂棣、春桃的访谈录
　　记者：你们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陈：因为从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记者：你们手里也没有权力呀，也没有特殊的手段？　　陈：我们有反映农民呼声的权力，怎么没有权力呢？　　记者：农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确实是太穷了、太苦了。　　记者：中国农村有你们写的这些阴暗面，但是也有华西村啊？　　陈：我们中国有一百个华西村都不能够改变中国目前的农村状况。　　记者：你想通过这些事件告诉大家什么？　　陈：如果我们农民弟兄不能富裕，我们现在的任何统计数字都是没有意义的。　　2003年年底，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历经三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由于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诸多难题和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因此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2004年元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发行了近十万册，成为新年书市的一大热点，而各方评论也纷至沓来，再次将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推向了舆论中心。2月8号，《面对面》记者对陈桂棣和春桃进行了专访。　　记者：你觉得大家为什么爱看你们这本书，你们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陈：我认为很简单，因为从前没有人这样写过，没有这么坦率地、不顾风险地把自己看到的表述出来。正像为我们这本书写序的我们的何西来老师讲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发现这个事情不是太难的事情，能够秉笔直书，这个大概需要勇气。”　　记者：你们为什么能呢？　　陈：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我是九岁离开农村，她十一岁离开农村。因为有几件事情触动了我们，第一件事我跟我爱人，我带她第一次到我家乡去的时候，1994年，发现我家乡有一户人家五块钱过一个年，我感到非常震动。　　记者：怎么回事呢？　　吴：好像我从没有看过这么穷的地方，家里是一样东西都没有，那个房子好像还是泥坯房子。他说大清早的时候到雪地里扒了一车大白菜去卖，就卖了五块钱。卖了五块钱就买了一点肉，包了一顿饺子就过了一个年。就这么简单，就过了一个年。　　记者：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　　吴：因为是他家的一个亲戚，他不是九岁才离开农村嘛。我们两边的亲戚好多都在农村。　　记者：那你的感触是什么？　　吴：我的感触就是我们这些农民怎么现在还过这么差的日子，好像都不可思议。所以说心里还是有点沉重。　　陈：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比较大，最刺激我的就是我们淮北平原主要是种小麦，很多老乡告诉我们：“如果一亩地亩产不能达到九百斤的话，那这一年就是白干。”我就讲：“这怎么能是白干呢？你毕竟在干啊。”他就跟你算账了。化肥呀、种子呀、灌溉呀、用机器收割，这税、那税，最后一算，不仅没有自己的还歉收。特别有一个农民告诉我们：“咱们安徽省大包干的经验是走向全国，‘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咱们自己的’。大包干这三句话充满了自豪。”但是他讲这三句话现在有变化了，“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了”。很多人出去打工的钱，回来还要补交税费。这个事情对我震动很大。　　记者：这两个故事就足以让你们产生创作一部《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文学的冲动吗？　　陈：不，有些事要有机缘的。有一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日子――号，这一天我们事后才知道：李昌平，就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写信的日子，提出“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一天就是号，但是也正是这个日子，我们的中央做出决定，发向全国的通知部署安徽搞税费改革。　　记者：是一个巧合？　　陈：非常巧合，起码说明我们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是顺应民心的。一个更直接地使我们刻骨铭心的，我们的孩子晓放就是这一天出生的。　　记者：这跟你孩子出生有什么关系？　　陈：我们要为他做些什么，我们要产生另一个“孩子”。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就是我爱人生产的时候，隔壁的房间发生的故事触动了她。　　吴：因为我是比较大的时候，三十六岁的时候才怀孕的，所以就得了一种病叫“孕高症”。在我生孩子的前一两天，隔壁房间就死了一个产妇，那产妇据说是三天前就已经来了，她是患了那种病叫“前置胎盘”，应该是我的病比她更严重。她如果治疗、住院是完全能够治好的。当时医院提出要她交三千块钱，她是个农民，哪有三千块钱，她肯定是交不起的。加上在农村接生一个孩子才一百块钱到两百块钱，她肯定是抱着侥幸心理，她就不在这儿住院了，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了以后，不到第二天就开始生了。一直流血，流到后来都流昏迷了。那个接生婆才慌了手脚，一开始还以为很正常，然后才通知她丈夫赶快送到医院来。结果在半路上就断气了。　　记者：你怎么知道这个事？　　吴：因为我就住在她隔壁，隔壁的房间。那天晚上正好是元宵节，哭得惊天动地，那个男的用头撞墙、拍床，又哭又喊：“如果我早知道是三千块钱就搞掉两条命的话，我就是卖房子我也要让你住院。”现在就是三千块钱，两条命就没有了。　　记者：确实拿不出来三千块钱？　　吴：确实拿不出来。我估计他可能是卖房子卖掉也不值三千块钱，农村的房子哪值钱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老是做噩梦，保胎就再也保不住了，到了第二天医生就说：“你不得不提前做手术。”　　陈：孩子是提前破水。　　吴：这是直接对我的影响。　　陈：刺激非常大。　　吴：而且从那以后就天天做噩梦。我就觉得我们的农村姐妹真是太苦了。如果说我还是在农村，那可能她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了。　　记者：那孩子出世，怎么会想到送这么一件礼物给他？　　吴：我就觉得我真是该拿起笔来的时候了。我真是为了那些农民，我不得不。因为我没有其它的本事，只有能够写东西，我要把农民这种生存状况写出来，要全社会来关心他们、关注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应该为他们做一件善事。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后，2000年国庆节，陈桂棣和春桃暂时告别了城里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刚刚断奶的孩子，自费开始了写作前的调查采访工作。在走遍了安徽五十多个县市，并就“三农问题”请教了一系列专家后，陈桂棣和春桃开始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初稿的写作。在引言中，陈桂棣和春桃用了八个“想像不到”概括了他们在调查过程中目睹的种种现象。　　记者：那在你们下去以前，你们所设想的、所想像的农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我们想像的农村状况也不是太好的，因为毕竟从亲戚那里也听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像我们看到的这么严重。就是农村穷，穷到什么样子；苦，苦到什么样子以前真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直到真正下去调查以后，才感觉到确实是太穷了、太苦了。　　记者：那就顺着这八个“想不到”，你能讲一讲你们的见闻吗？第一是贫穷――“想像不到的贫穷”？　　吴：对。比如我们到有些地方，那些农民他自己是种菜的，那个葱、大白菜都那么便宜，但我看他们吃饭就不要菜，就不吃菜。然后我就问他们：“菜这么便宜，大白菜才一毛钱一斤，你怎么不炒点吃呢？”他就说：“吃掉一斤不就少了一斤吗？”那些农村的农民很普遍的就是穿的都是很破旧的。　　记者：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了解到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吴：所以我们才感到触目惊心的。　　陈：比如说村村通公路，是不是村村通公路呢？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地方都是通公路的。但是你要下去你才知道那个叫公路吗？我们遇到过大量这样的路，下雨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走，晴天的时候坐个车子颠得可以把你五脏六腑给颠出来。有一次我到了家乡的一个乡镇去采访，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会计就讲：“你们还不走吗？”我就很纳闷，我就是在你这儿吃一顿饭，那不至于穷得连饭都管不起。我就问他：“有事吗？”他讲：“没事。那你今晚在这儿住吧。我们欢迎你住下来。你要想走赶快趁早走。”“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下雨时间不长，刚刚下过，如果你要走迟的话你就很难走出去了。”我就不信，于是我们就走出来了。当时离这个镇政府大概有五、六里路的样子，当时突然恐怖起来了。为什么？这时候光线非常暗了，那个地不像个地，就是我们走的时候连蹦带跳沿着那个脚印走，你要不按那个脚印走那个鞋就没法走，那是个大冷的天，这是一个；如果你摸错方向可以讲一夜走下去，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那全是泥，摔到沟里都不知道。　　记者：是不是你们去的地方，都是最穷的地方？　　吴：有些地方我们去的其实是合肥的郊区，不应该算很穷的地方。但都出现这种事。　　记者：但是我们原来接受的概念是农民有饭吃了，能吃饱饭了。最早万元户的概念也是从农村来的？　　吴：我觉得可能是这么多年可能是各种税费收得比较多。农民种地实际上真是不赚钱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农民不种地了，抛荒了。他们觉得种地是一种负担。但是农民要出去打工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有好多人在外面是找不到工作，还是靠这个土地养活自己。比如我们采访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外面打工，那个小伙子才17岁，他在一个城市打工给人家做豆腐，一个月二百六十块钱。一开始他原指望靠打工来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到他家里一看一样东西都没有，连电视机都没买来。我说：“怎么搞的？你儿子打工白打工了？怎么家里还是这个样子，穷得这个样子？”他说：“才二百六十块钱一个月，仅够他的生活费。”我们去了好多人家，农民家里真是连坐的凳子都没有，我们坐在床上，他们就蹲在地上跟我们讲话。　　记者：老陈的感触呢？　　陈：我们对于贫穷的理解和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感到很惊诧。为什么呢？咱们毕竟解放五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城市变化非常大，我认为这个贫穷是城乡反差所映衬出来的。　　记者：你觉得是农民本身创造出来的财富比过去少了，还就是因为税费增加了？　　陈：不，财富是在不断地增加，但是他们得不到，都被各种税费给缴掉了。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复杂，这个贫穷的原因，当我们了解一些数字的时候应该讲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呢？我们整个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接近六倍，而农民交的费、交的税是我们城市的近四倍。这两个数字叠印在一块儿，还要怎么表示我们农民的贫穷呢？　　记者：“想像不到的苦难呢”？　　吴：我们到农村普遍地看到农民都是跟我们才讲几句话就是眼泪汪汪的，那些农民都是三十几岁的汉子非常非常的无奈、麻木，把我们都看做救星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帮不上他们什么忙。　　解说：在深入农村的调查过程中，让陈桂棣和春桃感触最多的是一种“无奈”，每当农民的负担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向有关部门表达心中的不满时，又常常被看做是一种无理的抗争。　　记者：书中间也写到了“抗争”。可能现在我们看到“抗争”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上访，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呢？　　吴：他就以为是当地的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如果找到上面的领导的话恐怕能解决。他不就上访吗？我们的农民实际上现在还是比较朴实的。　　记者：除了上访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　　陈：当然了农民上访当中也有一些过激的东西，比如用很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开着车，几百个人跑到县委、县政府，把矛盾给搞激化了。当然激化矛盾的不光是农民。所以我们很痛心地写到这些故事。　　记者：你们中间还讲到“想像不到的沉默”，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沉默”？　　陈：就是麻木。我讲一个故事。临泉县田桥乡有一个农民，村干部找到他家里要来罚款，怎么罚款呢？那就要利用计划生育当摇钱树了。“你有结婚证吗？”五十多岁怎么能没有结婚证？他说：“你把结婚证拿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发生过两次大水，八十年代一次、1991年一次，大水把什么都冲走了。“我现在怎么能拿出结婚证？”那没有就要罚钱。“你有两个孩子，超生。”他讲：“我那个孩子是1979年生的。”“1979年生的也是超生。”不允许他讲话，一讲话就把这个罚款价格提高。从五百涨到一千、从一千涨到两千、两千涨到五千，最后罚到了一万八。　　吴：农民还是比较胆小的、比较老实的，他只有保持沉默。　　记者：你们还谈到“想像不到的感动”，什么让你们感动呢？　　陈：感动，应该讲这里面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听到一个镇能够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一个镇政府就敢贴布告，镇党委书记就敢宣布：“我们这个地方搞税费改革了。”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这就是小岗村的精神，如果没有小岗村的那十八个人带头的话，我们中国的改革也许会晚很多时间。还有“无奈的感动”。我们的小岗村村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税费改革给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上面的投入没有跟上来，他两年的花销就报了十几块钱。我们感到很纳闷：“那你这个村长怎么当的？你这个村里还能运转吗？”他跟我们讲得非常自豪：“靠老婆，靠孩子！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村’啊！我们要维护这个村里的声誉。”我们受到了一次非常复杂的感动。类似这样的感动非常多。　　记者：但是另外的说法，说你们这本书在为某些人树碑立传？　　陈：我认为有些人就是需要树碑立传，就是要树成一个旗帜一样的，教我们认识我们应该向哪儿走。也许他们本身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敢于站出来替农民办实事，也正是这些感动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不断地增强了写好这个作品的信心。　　解说：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完成了《中国农民调查》初稿的写作。书中用四起触目惊心的“涉农大案”作为探讨“三农问题”的切入点。这四起案件分别是：“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小张庄村“恶霸”张桂全“残杀村民查账代表案”、发生在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和临泉县王营村村民反映村干部乱收费等问题反遭打击报复的“白庙事件”。　　记者：这些案子触动了你们？　　陈：对。于是我跟我爱人就做了一个分析。如果我们要反映农民的生存状况，我们的手段是很多的，但是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解剖涉农大案，这是一个最直接而且可以把各种社会问题密集反映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记者：你们下去以后看到的这几个故事跟你们原来所听到的，所想像的是不是一样呢？　　陈：全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想像到的。比如我们书里写到的固镇县的一个案子，农民仅仅是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要求查账，他们对村里面这样的财政表示了怀疑，而且得到了乡里面的支持，大家选出来的村民代表。但是就是这些查账代表在查账的过程当中，被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他们喊副村长(张桂全和几个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杀死四个、杀伤一个。我们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讲是非常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深入调查以后才了解到更没想到的事情还发生了，这位副村长他还不是一般意义的副村长，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贪污，被判刑、缓期执行的期间，正在服刑期间的一个人怎么能当上村里的领导班子成员，这个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像到的。我们往后调查就更没想到，家里人被杀了，他的亲人不敢表示自己的悲哀，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能乱讲”。　　记者：那连他们自己都不敢讲，你们是怎么发现这起恶性的案件跟农民的负担是有直接的联系？　　陈：我们看到大量的证据。他们村里面就是一笔账有两个记账的方法――一个就是专门给上面看，一个是专门让农民必须交税的。　　记者：你们怎么拿到这些材料？　　陈：我们远在2001年前就拿到了这个材料。我们又走访了有关的政法部门，他们认为这个案子太冤了，你们可以去搞个清楚。于是我们就下了决心去调查了。　　记者：你们的手里也没有权力，也没有特殊的手段啊？　　陈：我们有调查的权力，我们有反映农民呼声的权力，怎么没有权力呢？我觉得中国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力，我们的作家就是要替人民代言。当然非常困难。他们打电话是跑到其他地方去打，他们带了很多东西，我们拿到的是原件都按着那个带血的手印。实际上案情是非常简单的，就像哥白尼讲的一句话：“只要我们睁开两只眼睛面对现实”。这个案子是很简单的一个案子。　　记者：你们不担心吗？　　吴：我们也担心啊。因为毕竟现在还有凶手在逃，还有一个杀人犯在逃，没有抓回来。但是我跟老陈我们两人是不怕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会发生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些事。　　最终，在固镇县这起“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中，原小张庄村副主任张桂全和他的儿子张加志被判处死刑，其他两名罪犯分别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丁作明被杀案”是另一起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涉农大案。号，由于清查村集体账目触及到了少数村干部的利益，遭人诬告的利辛县路营村村民代表丁作明被打死在派出所里。案件破获后，参与和指使殴打丁作明的几名联防队员和派出所副所长被绳之以法。　　记者：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呢？　　陈：我们也感到很奇怪.这个事件中的副所长仅仅讲了三个字，却付出了十二年刑期的代价。他只讲了哪三个字呢？乡政府叫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把这个人交给他了，他就利用自己手里的权，也没有调查清楚就要罚他（丁作明）的款。这是个有文化的农民，他当然不会相信。而且他是一个爱学习法律的一个农村青年，所以他对派出所这种处理非常义愤。于是就触怒了这位副所长，就把他交给了联防队员，讲了三个字：“加加温”。“加加温”三个字，就把我们这位非常好的一个农村青年断送了。　　记者：什么样的原因，最后造成这么一个荒唐的事情出来？　　陈：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各方面的论证，当我们知道这一例是中国农民反映农民负担第一个被打死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感到震动。　　解说：另外两起涉农案件同样让人感到震惊和心痛。其中，“白庙事件”发生在1995年，临泉县白庙乡王营村的村干部巧立名目随意收费，并且态度蛮横，激怒了村民，他们多次向县、乡两级政府反应却没有结果，村民代表王俊彬等人反而被开除党籍，甚至被警方通缉，致使他们有家不能回。　　记者：你选择这个故事它的典型意义又在哪儿呢？　　陈：这里面涉及了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我们的执法人员在面对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秉公办事，应该是按照法律的原则去办事。　　记者：那中国农村有你们写的这些阴暗面，但是也有华西村啊？　　陈：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我们需要回答的就是：如果我们中国有一百个华西村，都不能够改变中国目前的农村状况。因为我们是九亿农民。　　1995年，陈桂棣曾经因为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奠定了陈桂棣和春桃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风格。而《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则再次引发了当今文坛有关“文学和社会”、“作家和大众”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记者：你觉得这部作品是报告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文学的成分多一些？　　陈：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没想到什么成分，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作家看到的、听到的。怎么能够准确地把感动我们的事情去感动读者，让我们感到深思的东西，希望读者能够延续深思下去。我们迫切希望改变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大家的行动，我们共同地为农民多办一点事情。　　记者：但是你们毕竟是作家，人们会很习惯用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你们？　　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看法。作家应该写纯文学，但是在写我们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对纯文学发生了怀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包括各种撞击、新旧撞击，很多事情在发生大的演变，我们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改革。面对这样一种社会问题，我们的作家如果仅仅强调“纯文学”，我觉得是作茧自缚。我跟我爱人下了一个决心，我们的作品应该走出文学圈，我们应该让最广大的读者能够读到我们这个作品，让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心中震撼的都传给读者。　　记者：在创作思路上，春桃有什么不一样吗？　　吴：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共同完成了几个报告文学，基本上形成了这个风格，就是我们的报告文学其实就是考虑文学比较少一点，就像这个稿子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文学色彩是比较淡的，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恐怕才能够走出文学的圈子走向社会。近十年来我们写的报告文学、合作的报告文学全部是写的热点、焦点问题，所以我们选择的写作手法都是白描，没有那些什么好像是写那个什么诗情画意，那些文学色彩确实是比较淡的。但是我们觉得那个白描的手法恐怕也是一种最高的文学境界。　　解说：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两位作者没有回避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坚持在作品中、特别是一些涉农大案中使用了真实姓名，这让陈桂棣和春桃在作品发表后，失去了一些朋友，甚至还有人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记者：有几起官司，现在？　　陈：就只一起，到目前就只一起。　　记者：告你们什么？　　陈：告我们损害他的名誉，损害他的人格。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说他的名字？　　陈：因为我们本来觉得每一个同志他都给党，给人民做过很多的好事，本来我们都不希望点出他们的名字。如果点名了以后，从各方面来讲，会给他带来很多损失，或者伤害。但是我们为了把农村的生存状况，真实地告诉给大家，出于无奈，思想斗争也很厉害，最后不能不这样做。　　记者：不写真名的话，这个麻烦不就没有了？　　吴：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我觉得不可能写化名，报告文学一定是要么就不写名字，要么就是真名，而且就是我们在农村跑了一年多以后，看到农民的那个生存状况这么差，确实是良心也受到刺激。我们觉得不应该怕，为那些农民讲点真话能怕吗？不应该怕。　　由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涉及了三农研究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出版后，也引来了许多质疑和争论。　　记者：你们是安徽的作家，你们调查的是安徽的情况，但是书是要面向全国发行的，而且我看你们的书也试图涵盖全国的情况。那安徽具有这种典型意义吗？　　吴：因为安徽是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里面，安徽应该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它是农业大省排在前面的。因为农业三大改革，土改、大包干、税费改革，三大改革两个改革都发源于安徽，足以说明安徽的代表性。　　记者：这本书的初衷让人感觉到你们想给“三农问题”寻找一个药方。　　陈：我们不是给药方，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是算命先生。中国的改革现在依然要探索，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这些农业专家，这些站在第一线上的农业实践者，他们摸索出的经验，他们研究出来的科学成果，我们进行有选择地、坦率地告诉我们所有读者，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　　记者：你想通过这些事件告诉大家什么？　　陈：告诉大家：九亿农民的事是大家的事。如果我们农民弟兄不能富裕，我们现在的任何统计数字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富裕必须考虑到九亿农民，我们现在的国力是过去远远不能比的。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均数字，一搞“人均”就全没戏了。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国家尽快富强。怎么富强？难道我们把九亿农民给丢掉来富强吗？　　记者：这么大的一个抱负一本书能达到吗？　　陈：我达不到，但是我的声音可以喊出去。我尽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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