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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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一定义言简意赅。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定&&&&义分配投入组合使用的方式包&&&&括
一般是指通过变化包括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既包括的内容，还包括、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又要求从通常的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驱动型和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增加与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
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的；政府驱动型的；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在认识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够理解：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或者说增加。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但这里考察地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这一定义出自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此外，这也不是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大大高于增长指数。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还似乎没有结束。
进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年均只增长了0.7%。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而笔者以前的计算正是建立在旧的数据基础上的。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追求无通胀增长，正是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和目标。
无独有偶，通过对同处于亚洲亚文化经济增长类型的国别（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日本是在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或经济危机所终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韩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拖入低谷。
日韩两个东北亚经济增长典型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但是好景总是不长。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无通胀增长黄金时段或许也面临着终结的局面。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日韩式的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问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应，这种增长（发展）方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到达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如果是，那么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差距过大与能耗过高
目前对中国传统批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它产生了过大，第二，它导致对地球稀缺资源的消耗过大。为着证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许多文献举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种或系数（如等）的上升，以及中国产出及消耗占世界主要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等数据。笔者原则上也认可所列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以及相应的说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当下增长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两个问题对于各有不同的意义。以下分别展开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首先，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众所周知，1978年实行的是下的收入分配制度。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在实践上中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违背的后果。1978年以后的改革正是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纠正的结果自然是刺激了的扩大。由此，增长原点上的差距小本来就不合理，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合理性”。而在30年当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某种意义上是对意义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回归。因此，仅仅以某个系数或的历史比较，是无法说清楚中国在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与否的。借用一种市场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也存在着一个“”。高于或低于这个自然率应当属于不合理。
其次，新的会带来收入差距过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是传统的、旧的方式的说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新旧增长方式并存，不过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现代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比如IT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属于的主要产业，这些行业都是属于社会中高薪收入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中国呈加速增长态势，由此造成的传统行业与新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即使在90年代之后的美国，或新的增长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或旧的增长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一方面它导致个人收入不均趋势缓和，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的趋势继续扩大。看来，新的对于化解并不一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自以来，政策导向上推行了一条有意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线。这条路线目的是想解决增长起点上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并不想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过份的程度。但是实际进程的掌控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制订者的个人良好意愿。实践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政策不断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新政策出台。一多一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能完全由或传统的增长方式来承担责任。
关于能耗过大问题
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30年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急速降低。进一步说，到年出现无通胀增长状态时候，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量已经下降到产出一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消耗1.35吨标准煤。这与20年前要消耗10.623吨标准煤相比，进步是十分显著的。不要忘记，这个显著的进步是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下取得的。
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能耗进步，并不能说它没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多文献中加以说明，比如环境污染加剧，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10个里面就有4-5个是中国城市，等等。而且，从横向上比较，中国与存在着显著差距。比如，以数据相比，2003年中国重点企业生产一吨钢的标准煤消耗为726千克，这分别差不多是日本在1980年、美国、英国、法国在1985年的水平。中国比发达国家落后了20年左右。从纵向上比较，尽管30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在持续降低的，但是降低的速度却在逐步递减。到无通胀增长时期，能耗下降的速度年平均只有4.31%，与过去时期下降速度年平均8-18%相比，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能耗下降速度的正U曲线。以上情况表明，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降低能耗的能力正在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有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来阻止能耗下降正U曲线的延续。早在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1997年出现的似乎也验证了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一看法。在总结这场危机时，他进一步强调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流汗方式（）获得的，而非通过灵感方式（技术进步）获得的。这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却不高。应当承认，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也是目前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因此，克鲁格曼们的这种预言是否也会在中国身上应验？换言之，这种还能够维持多久？
观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实效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迟早是要结束的。这个结束的日子在于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出现一个交点：原本两条曲线相离相平行变动，但是终究两条曲线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胀高增长或无通胀增长时代的结束，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还处于相离状态，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个百分点。所以，在可以预计的若干年中，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增长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减，如果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早晚会出现日韩所遇到的增长黄金时代的终结。为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和延长这个黄金时段。
如何保持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段并使得其尽可能的延长？回答这个大问题应当说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纳的篇幅。这里只想指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潜力尚未完全耗尽之前，应当积极培育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通过用新的增长方式置换旧的增长方式，来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作为一种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结果，应当是在增长诸种要素中，技术进步超过劳动贡献率与资本贡献率之和。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与恒心，也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任重道远。可以预言的是，在通往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50%的道路过程中，能够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状态，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说来都将是最大的福音。
第二，在实现过程中，技术、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等组合创新应当是首位的，重中之重。技术是直接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在驱动力的创新。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含混的解说，比如认为制度高于、重于技术，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技术的持续创新，而把主要热情集中在制度创新上。其实按照的认识，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原动力的，而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产生于生产力的需要并积极维护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制度当然不可能高于或重于技术，但是制度可以积极推动或消极对抗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首先需要明确追求技术创新。
第三，建立起能够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我国技术创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与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利用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发明奖励、国家专利申请等法律制度都已经建立，但是对实际使用及对侵犯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行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动上的有效约束。许多地方还存有漏洞。比如，对于知识创造和技术发明源头的学术论文侵权、剽窃等行为，只有学术道德的约束而无法律上的明确惩罚。有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偷钱，大家都恨他，小偷抬不起头，社会就会平安稳定。可是如果这个小偷偷窃的是别人的学术成果，如果大家还都恨不起来，那么学术就没有希望了。这就如同有人为了发财去抢银行，如果学术界都去抢银行，社会就会乱了，学术界也会失去公信力。”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我国的转变，对学术领域的制度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来源：《》2008年6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而且包括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实现这一理念，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尽快建立起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干部定量考核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三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协调发展指标；四是从侧重于考核短期利益指标，转向注重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方式与市场本质
刘周《市场本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市场本质”的概念，认为是顺应市场规律的决定，是势在必行的重大决策，是引领世界潮流的重大决策。以下是该文主要观点：
市场本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市场的本质是大众购买力与大众需求的结合。没有购买力的大众需求是形不成市场的。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建成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体系。——所谓环境友好型，不仅包涵自然环境，更应该包涵社会环境。只有支撑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得到保障，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基础得到保障，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才有保障；只有大众购买力得到保障，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基础才会得到保障。
（三）一切形式的经济实体都是以大众购买力作为其终极消费市场的。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不会直接依赖大众购买力的经济门类，譬如原材料生产行业等，也都是以大众购买力作为终极市场的。如果大众购买力疲软，则原材料生产企业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使用这些企业的产品的行业是依赖于大众购买力的。这些行业在受到大众疲软影响的时候，所需的原材料自然会减少。因此，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实体是不受大众购买力的影响的。
（四）建成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体系的核心，就是保障大众购买力的提高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同步。也就是说必须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同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维持经济领域的“生态平衡”。
（五）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于经济领域。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体系就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六）不仅中国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全世界都需要发展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全球（即全球疲软），任何损害大众购买力的行为，都必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所以，只有发展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才能避免全世界的由经济发展问题所引发的一切灾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研行
求解钢铁业困局
首播频道：
产 地：中国大陆
年 份：2010
出 品：央视节目
语 种：中文
栏目简介：
CCTV-新闻特别节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研行--求解钢铁业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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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少实质性进步
　　经济下滑，政策会否变脸？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其中GDP同比是上涨8.1%，这个数字低于各机构、各学者的普遍预测，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8.9%低了0.8个百分点，同时更是连续五个季度增幅下降。那么，降下来的GDP的数字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如何做到数字降，而心不慌？未来的政策走向是否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邀评论员国务院参事姚景源、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共同评论。
　　一季度经济增速低于预期，心理预期如何调整？产业市场如何调试？
　　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连续五个季度增速回落。
　　盛来运(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8.1%这个速度并不低，今年(经济增长)计划发展目标是7.5%，这个速度已经高于我们发展的目标，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比较高的速度。
　　有机构预计，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是2%，日本1.7%，欧元区下降0.3%，新兴国家经济增速较高的印度是6.4%。
　　姚景源：第一季度开局良好 就业状况良好
　　(《今日观察》评论员)
　　按照经济学原理，观察和把握宏观经济需要看四大指标：第一是经济增长率，第二是物价上涨率，第三是失业和就业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现在如果用这四大指标来考核中国一季度的国民经济：第一，经济增长率8.1%，这个数字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金砖四国，都是相当可以的数字。第二，物价上涨率，我们一季度CPI是3.8%，总理提出今年控制目标是4%，现在是3.8%。&所以在控制物价上涨方面，第一季度开局良好。第三，失业和就业。现在我们不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用工难、民工荒，中西部地区现在招工也很难。而且全国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在上涨，一季度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2173元，同比上涨16.6%，所以这样一个成就也说明我们现在就业状况还是良好的。第四，国际收支。我们过去长时间都是双顺差，就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双顺差。大量的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第二，中央银行被迫的要发基础货币对冲，大量基础货币的发放，直接导致推高通货膨胀和物价。我们现在看一季度的整个国际收支的状况，还是趋于平衡。所以如果把四大指标综合起来看，应当讲，第一季度开局还是良好的。
　　马光远：8.1%来之不易
　　(《今日观察》评论员)
　　除了这四大指标以外，我们还要看8.1%这么一个速度，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取得的。2012年第一季度，从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各种复杂因素来看，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遇到的很少见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从外需来看，在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下，欧美本身的消费需求是非常低的，给我们的外需造成了很大的困境。从内部来讲，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我们所确立的对于宏观经济整体调控的各种手段、措施不断在发酵和起作用，再加上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去年整个物价的走势又比较凶险，在种种情况下，一季度能够达到8.1%，肯定是来之不易的。如果说给一季度的中国经济8.1%打一个分数的话，我肯定分数是在80分以上的。
　　姚景源：中国经济在下行 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中国经济连续五个季度在下行，不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在下行，在经济增长当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工业的增长速度也在逐季回落，去年第一季度是14.4%，而今年一季度只有11.6%。同时，具体的产品产量也出现了下行。宏观经济看产品产量，最重要的要看发电量，因为我们生产多少产品，就需要耗费多少电，而发电量就是等于用电量。去年12月份，全国平均每天日发电量是130亿千瓦时，今年一二两个月，降到120亿千瓦时。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日发电量就是降了10亿千瓦时，它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
　　我们再看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产品，比如钢铁，去年出钢产量在高峰的时候，每天日产是200万吨，但是到了今年一二月份只有188万吨。水泥下降的幅度更大，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水泥的日产量一天565万吨，今年一二两个月360万吨，这些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在下行，而目前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判定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十分重要。
　　马光远：我们要化解在调结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8.1%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我们整个经济从一个大的趋势来看，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这个下行的周期一方面是外在客观的一些因素，一方面是我们调结构的结果，这是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我们在主动调整，主动把速度在放慢，但是放慢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年，我们调结构过程中的一些困难。比如目前沿海一带的中小企业是相当困难的。再比如说，我们在整个调结构的过程中，一些大的一些企业，这一次我们一季度统计数字里，工业的利润同比是下降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但是在出口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投资由于受到宏观调控本身降速也很厉害。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9%，那么20.9%是2004年以来同期增长最慢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外需受到影响么内需拉动又是一个长期周期的情况下，几架马车同时出现了降速的局面，那么在整个宏观经济本身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再有发电量、钢铁产量也好等等出现了问题。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整个调结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那么在这些困难本身怎么样去对待，怎么样去化解，恐怕是下一阶段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工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结构性调整决不放松，为何政府有信心用质量换数量？适度预调和微调政策还有哪些？
　　当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谓至关重要，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8%，尽管三月份，消费小幅反弹，但一些专家指出，一季度消费增速仍显现了轻微疲软，我们也对一些行业做了梳理。
　　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累计产销分别为478.43万辆和479.27万辆，分别同比下降1.83%和3.40%。汽车业分析师许英博认为，全年增速将达到5%，但是如前两年火箭般的增长态势已难再现。
　　家电，近期记者来到一些家电卖场采访，由于是午休时间，前来购买彩电、冰箱等大件产品的消费者确实不多，但购买数码产品和小家电的消费者却不少，销售人员说，与年初的门庭冷落相比，最近卖场的人气已经开始回暖。
　　闵欢(家电卖场经理)：一二月份市场比较淡，然后进入到三四月份环比增长了30%，然后马上进入五一(促销)，我们的销售任务也会随之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动。
　　许多消费者表示补贴政策取消后自己享受的实惠确实少了一些，但家电产品的零售价格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自己仍然会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做出理性选择。
　　记者：当时有补贴的时候没考虑买一个？
　　消费者：当时没买，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买)，(根据)个人需要，价格是第二位的。
　　需求第一，价格第二，两年多来，国内家电市场经历了先火爆再回落的发展轨迹，今后家电企业，要在创新和服务上下工夫才能进一步开拓市场。
　　房地产市场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3.6%和14.6%，房地产投资和市场明显刹车。近期楼市出现三个热点，一是个别房企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二是部分房地产市场价跌量增，三是部分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下调。
　　姚景源：我们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缺少实质性进步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下行不是坏事。从2005年开始，每一年我们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都是8%，当初我们在定8%的时候，总理就讲过，为什么定8%？因为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信号，让大家把我们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它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不是速度问题。
　　我们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定8%，结果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一年增长速度低于9%，2007年还是14%。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还是偏快，甚至偏热。这种偏快、偏热就导致我们一再的贻误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为什么我们结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缺少实质性进步？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这又导致需求旺盛，直接又推高物价，这又是这几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所以今年总理提出来，把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放在7.5%，7.5%就是要给全社会一个更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我们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到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放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上来。显然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我们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讲，大家一定要看到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它不是坏事。
　　马光远：面对8.1%&我们不要慌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一次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当天国务院就召开了常务会议来分析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这是很少见的。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强调了两点非常引人注目。第一，特别强调宏观政策本身还有极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一种信息。第二，特别强调房地产调控不动摇，而且决不允许房地产调控出现反复。据我所知，这在房地产调控的历史上，这种严厉的表态也是没有过的，这是一种信息。
　　其实8.1%的这个速度，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我们现在对整个经济工作来讲，我们不是单纯的追求高速，我们要有更重要的工作和追求。目前如果在经济继续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投资的工具，这个投资包括重点建设项目，还包括民间投资(我们民间投资在这么很多年里，力度一直没有打出来)。再比如说，要在养老、医疗、教育等等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加大改革的力度。我们现在要扩大内需的话，我们要强调内需在整个经济拉动上的一个主要力量的话，如果不改善、不增加这些公共产品的供应，不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那么老百姓还是不敢花钱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加大以后，内需自然会上去，所以面对这个数字，我们不要慌。
　　汤敏：进一步放松对小微企业的贷款 进一步加大减税的力度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如果要调整，那么一个就货币政策来说，在对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地放松，对县一级的贷款额度应该往上调一些，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减税的力度可能还要进一步地加大，这样配合这些微调，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现在并没有大碍。
　　刘元春：未来经济还是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未来，经济还是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第一大不确定性，是房地产调整途径的不确定性；第二大不确定，整个欧洲经济反弹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会不会使整个市场的情绪出现一个全面的转向。因此我们对于这两大不确定性，可以进行一些局部的预调和微调，一个是货币政策可以在节奏上相对进行调整，采取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种节奏，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进行适度的下调；第二个就是财政和信贷，对于大型项目重点项目的投资取向，应当给予一定的保证，但是这些保证不意味着新的刺激政策的实施。
　　马光远：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减负 为广大的民众减负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对中国经济来讲，迫切的恐怕是为企业的发展、为行业的发展主动的进行减负。比如减税的问题，这一次在九项工作里列在第一位；再比如说给广大的中小企业整体的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问题，包括为我们扩大内需，怎么样来为广大的民众进行减负，这是我们未来比任何刺激政策都好的政策。因为这样的话，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有我们的经济的增长质量都会向着一个长期的、比较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姚景源：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 加大实体经济的发展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现在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比如说我们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我们现在应当更多的去扶持实体经济，就是加大实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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