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发生的感人故事？？？（演讲稿里用的素材）急！！！！！！！！！！
一二九运动中发生的感人故事？？？（演讲稿里用的素材）急！！！！！！！！！！
历史的列车，载着曾经的荣辱，带着深沉的思索，驶入一个新的世纪。二十世纪像一首歌，有高音也有低调；二十世纪像一条路，有平坦也有坎坷；二十世纪，沐浴着科学之光，又渴望清新的空气；二十世纪，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呼唤着和平的橄榄枝。二十世纪，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血泪，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抗争和奋斗，更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回眸二十世纪，我们看见了侵略者的铁蹄曾经践踏过我美丽的山河；鬼子的飞机曾在华夏上空狂暴肆虐；那一把把闪亮的刺刀曾向我父老兄弟刺去……我们脸上流着泪,心中淌着血，悲愤、耻辱。朋友们，当时间的车轮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挂历上赫然显示12月9好的时候，我相信，身为青年的我们，没一个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十二月九日。十二月九日，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日子，时间倒流，回溯到一九三五年，阳光依然懒懒散散，冬日依旧寒冷凄清，但空气却急速的流动，因为，在北平——历史的故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为反对投降和压迫掀起了学生总运动到处是挂满的标语，到处是飘舞的纸单，到处是舞动的小旗，到处是怒吼的口号到处是浴血沸腾的青年，这一天，白云为之翻涌，大海为之咆哮，黄河长江为之怒吼，中华大地为之震颤，因为一个蹂躏不屈的民族，在苏醒。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抗争。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这一天，六十九年前的这一天：我们更不会忘记，更不会忘记那些在敌人的恐怖下高呼着口号散发着传单而不惜抛头颅，撒热血的青年，可敬可爱的青年。是他们，在国家存亡的关头，振臂高呼，促使了反动派的妥协。是他们，在民族生死的毫发间，热血横洒，促使了民族的觉醒。他们，可敬可爱的青年，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展示了青年的热血豪情，以他们大无畏的勇气，诠释了青年的含义。我们不会忘记他们，那些可敬可爱的青年，他们是民族的拯救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驱。那么，朋友们，正值青春年华年少轻狂的我们，该用这样怎样的行动诠释青年的含义呢？处于二十一世纪和平下的中国中学生们又该如何去展现青春的风采呢？对此，我只想说两个字“努力”也许我们会不屑的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了，没必要为了去做什么大的贡献而整日的去努力，那样会活的很累。也许我们会哀怨的说，“人生苦短，一生能有几个青春，何必要使自己的大好的青春年变的那么单调呢？是啊！人生苦短，而生命只有一次，青春有何其短暂，我们何必要去实现目标而整日努力，整日辛苦呢？但是，朋友们，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这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在我们的虚度中而好无意义的流淌而去吗？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当我们年老时，翻忆起年轻时的影集只能看到那单调的，苦涩的毫无意义的青春吗？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虽然快乐但平庸地度过青春，然后平庸的度过余生吗？不会的，我相信，每一个有理智，有热血的青年中学生都会希望自己平平庸庸一辈子，我们都渴望理想的实现，渴望自己的青春大发光彩。那么，朋友们，努力吧，趁我们还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能力，年轻就是全部。朋友们，别再有那么多的犹豫，别再有那么多的彷徨，别放慢我们年轻的脚步，勇敢而执作的向前走，前方便是海阔天空。朋友们，努力吧，趁我们还年轻世界属于我们，未来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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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之崛而读书——一二·九运动演讲稿》等24篇爱国演讲稿范文精选合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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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演讲稿:唤醒爱国主义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一二九只是初中历史课本那半页黑色的字迹，但在沉甸甸的历史中，它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轨迹。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当时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做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尊敬的爱国主义行为。今天我参加这次演讲，并不是去为了获得什么奖项，如果我愿意，我完全可以从网上下载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配上动情的音乐在这里为大家声泪俱下的朗诵一下我是多么的爱国。我只想讲两个故事，第一个发生在清朝末期，一次俄国沙皇的寿宴，许多的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前来祝贺，宴会上主持人每念到一个国家的名字时，这个国家的国歌就会奏响，当念到中国时，人群中挤出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头，他就是大清的代表，但当时饱受欺侮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国歌，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嘈杂哄笑声，哪个坐在轮椅以上的老人霍然颤抖着站了起来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唱起一首他家乡安徽的卢腔，歌声结束，雷鸣般的掌声爆发出来。这个为当时羸弱的中国争得自尊的老人可能你不会想到，就是被我们的历史书骂成卖国贼的李鸿章。什么叫爱国，当国家的尊严受到践踏时挺身而出用嘶哑的喉咙发出自己国家的声音才是爱国。我还想讲一个故事，XX年，当奥运圣火在巴黎冰冷的风雪中传递时，一个弱小的身躯像寒冷冬天中的火光保护着圣火一路走来，但xx分子的邪恶气焰在一次次抢夺火炬的行为中越发嚣张，令我感动的是，当遭受到xx分子的屡屡侵袭时，这个弱小的身躯握紧拳头，大喊着加油，她就是金晶。什么叫爱国，当你的国家强大时，你也始终不忘自己对国家的信念。我们现在许多人对爱国只报三分钟热度，口口声声说抵制日货，可是自己可能用着三星索尼，开着本田丰田，而日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什么，是大兴安岭的木材，是内蒙古高原上的稀土，是华北平原上的煤和石油。试想，我们多少人还记得朝鲜战争的英雄杨根思，舍身救战马的欧阳海，抗洪卫士李向群，海天英雄王伟，这些金灿灿的名字都在我们的遗忘中被历史蒙上了一层灰尘。爱国要以实际行动去表达，要以满腔的热血去告慰70多年前在血雨腥风之中坚持自己的主义的人们。什么叫爱国，当你的国家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你可以挺身而出，为自己的祖国捍卫荣誉。最后我想用艾青的这首诗来诠释什么是爱国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二九运动演讲稿:唤醒爱国主义 相关文章:查看更多>>回忆一二九运动|【长夜书香】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生在线（）
回忆一二九运动
&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转眼已经过去46个春秋了。最近，大连《海燕》编辑部約我写篇记述当年斗争的文章，这引起了我对往事深切地回忆。1979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福时同志寄给我一本《读书》杂志，其中有篇 《西行漫记》及其他的文章，作者是斯诺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她写道：“……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指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和焦虑……东北大学生活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二月九日，宋黎在街上领着游行的队伍。他同王汝梅（即黄华）、俞大卫（应为俞启威，即黄敬）、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领袖之一。”她的这段话，对我个人有些过奖，我只是在党组织领导下，作了我应该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前后我们的心境和当时斗争的情景。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的前夕，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东北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又把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寇占领东北“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以直取平津。1935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的统治权。高喊“先安内,后攘外”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在“五?二九”河北事件后,把国民党军警宪一律按日寇要求撤出平津,由于6月与日寇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取缔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撤出了包括宪兵三团在内的国民党在河北的驻军,葬送了河北.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将察哈尔的大权拱手送给日寇。这样,使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充分控制华北。10月，日寇在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组织“县政府临时维持会”，接着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吞并华北。11月殷汝耕抢先成立了“冀北防共自治政府”，12月，蒋介石指示宋哲元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沦亡危在旦夕！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日寇汉奸们耀武扬威；广大爱国人民怒形于色，奋起反抗；奴颜媚骨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则下了臭名昭著的“郭睦邻帮”的命令，暴力镇压和血腥屠杀抗日的人民。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境地的北平，一片白色恐怖。荷枪实弹的日军在街上横行无忌，日本浪人胡作非为。铁路沿线经常发现中国工人的尸体，爱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断受迫害，人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同学们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东北青年，饱尝国破家亡的苦难，抗日救亡的呼声更加高昂。
　　我在1928年因组织反日活动被辽宁省西丰县立中学开除，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入学后不久，爱国教师车向忱和爱国学生张希饶、张金辉、戴昊、王牺忱等组织了“国民查实促进会”，我也是组织者之一。我们积极进行反日宣传，并向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旅）官兵进行反日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东北大学的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在那里复了校。当时，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时发出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被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不久，我们一些同学先后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933年，东大同学郭明德、江涛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逮捕。郭明德同志在受刑时英勇牺牲，江涛同志在日寇的监狱里服了5个月苦刑。1934年，义勇军失败，张金辉和我撤回北平，在东北大学复了学；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前后，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镇压人民革命极为残酷，严禁一切抗日活动，连高崇民、阎宝航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牌子都被摘掉了，抗日运动全部转入地下。1934年夏秋间， 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分散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后来听说，当时河北省委指定北平共青团市委代行市委的领导工作，组成了临时北平市委。1935年秋，黄河决口，山东、河北遭受大水灾，无数灾民饥寒交迫，拖儿带女，沿路乞讨，流落北平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见死不救。这时我党为解救灾民的疾苦，团结和教育青年，在学生中发起了黄河水灾赈济运动。北平的大中学校组成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演戏、义卖等活动，为灾区募捐、募实物，然后由学生代表到灾区去慰问。参加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的有王振乾、杨旭、张金辉、郑洪轩、董学礼、戴昊和我等十几个同学。东大派往灾区的代表王振乾、杨旭同学，直到一二九运动开始，尚在灾区没有回来。通过这次水灾赈济活动，党组织广泛地团结了群众，为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我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即“八一宣言”）。党通过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把“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书报杂志部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自阿同学中广为传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而实际沦亡了！”“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在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思想，在青年学生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当日救国的出路。1935年10月，我中央红军经过二王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开赴抗日前线。11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危机。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为了更好的领导学生抗日救国，日，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北平市学联正式成立。郭明秋任学联执行主席。学联党的领导有黄敬、彭涛、姚依林等同志。
　　1935年12月，北平市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便率领爱国学生冲上了抗日的战场。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了会议，决定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同步步进逼的日寇和卑躬屈膝的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8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于12月9日上午10时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去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何应钦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学联还为各校请愿队伍准备了大量宣传品。东北大学参加市学联会议的两位代表郑洪轩、邹素寒回到学校后，于8日晚在俄三班宿舍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向我和关山复等十几个同学传达了请愿的决定。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分头发动群众。爱国的同学们都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忙碌起来，组成了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做旗帜，这天晚上许多同学通宵未眠，为游行做准备工作。12月9日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是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当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东北大学已经沸腾了!突然有同学报告：“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我们不顾军警的威胁和学校当局的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传达了市学联关于和平请愿的决定。同学们群情振奋，一致拥护。当场选举我做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我向同学们作了简短动员：东北沦亡，多少同胞无家可归，目前华北垂危，我们已无法安心读书，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日!……
　　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东北学生共同的强烈愿望。这些失掉了家乡、远离亲人、饱尝亡国奴之苦的东北青年们，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鲸吞了!我们立即带领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的同学们冲出了校门。
　　这时，燕京大学的交通员跑来报告：“进城的路上有密集的军警堵截，清华和燕京的汽车被扣了，现在同学们正徒步赶来，可能迟一点，请东大同学等一等。”紧接着又一位交通员骑车来报告：“西直门关了，同学们进不来了!”。原定清华、燕京由这一路进城，跟西直门里的东北大学汇合，现在相隔非遥，却无法聚合，我们只好孤军出动了。有些教职员工也参加了请愿，如学校图书馆的职员郝克勇和军训处教员李仕廉、戴吴等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我们4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潮水般地涌向街头。
　　 新街口一带，军警已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为了避开军警，我们的队伍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迎面传来欢呼声，有二三十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来参加游行了!法学院被军警包围，核门上了锁，他们是跳过围墙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西四牌楼前，二三百名武装军警横拦着，堵住了去路。同学们怒气冲天，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张牙舞爪的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大刀，向同学们袭击。这时，王敬桓同学被军警打倒在地，接着又有刘淑清、庙静淑、候淑彦等几名女同学被打伤。关山复同学发现军警去抓王敬柜时，立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包向军警脸上打去，他们迷了眼睛，这才撒开手。临危不惧的同学们怒吼着：“向前冲啊!”猛狮般地冲破了封锁线，雄赵赵地从府右街向新华门进发。
　　东北中山中学也遭到了军警的阻截。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机智地冲出了包围圈。他们不惧武力威胁，在途中奋力与军警抢夺水龙，终于战胜了色厉内荏的武装军警，同我们胜利会师在新华门前。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军警几乎包围了准备参加请愿的所有学校。东大和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流亡子弟，他们抗日复土还乡的斗争精神顽强，集体冲出了军警的封锁线。被军警包围的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经过艰苦斗争，克服重重困难，也三五成群地赶到集合地点。陆续汇集到新华门前的请愿队伍约2000多人。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华北最高当局——&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几天前，被日寇雇佣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华北民众自治会”500多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中曰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等反动口号向何应钦“请愿”，何应钦笑脸相迎，待若上宾。今天，面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却如临大放，新华门紧闭着，前廊排列着手持刀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上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这种鲜明的对比，更激起了同学们无比义愤，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何应钦的参谋长失魂落魄地出来说：何代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的要求可以转达。他要学生们 “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地“读书救国”。同学们要地下令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进城参加请愿，他却支支吾吾地予以拒绝。
　　请愿不成，为了表达人民的抗日愿望，我代表东北大学与其他学校代表紧急商量；当机立断，决定改为游行示威。由于东北大学参加的人数最多，整个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便由东北大学担任了。我招呼同学们把队伍整顿好，宣布：“游行示威开始!”顷刻，高昂的口号声、歌声直冲云宵。我们考虑到许多学校被围，学生队伍没有完全拉出来的情况，为了集结同学、壮大队伍，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决定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志诚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学校的同学加入游行行列。有的学校冲出来的人员少，没有校旗，临时到商店买布，做成旗帜，以便三五成群的同学集合在本校的旗帜下参加游行。每经过一个学校，都有同学加入，整’个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我们组织了宣传队伍，不断向沿街的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沿途两侧的工人、教师、家庭主妇和商人不断鼓掌喝彩，表示支持，很多人争抢着阅读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奉命前来阻挠学生游行的警察和保安队员中，有一些人也被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学生给他们塞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常常窘迫地苦笑着。有些进步的中外记者，如刘尊棋、斯诺、尼姆?威尔斯等，自始至终跟随着我们的游行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我们这支队伍，像决了口的黄河大水，浪涛滚滚，奔腾倾泻，几次突破军警的封锁线锐气不减。朔风吹不冷我们的热情，刺刀吓不退我们的勇气，同学们冒着严寒，饿着肚子，在冰天雪地里斗志昂扬地从清晨游行到下午。
　　当我们的队伍来到辅仁大学时，由于事先派出交通员与该校同学联系，刘达等许多同学踊跃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接着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那天，虽然北大有的同学参加了游行，但事先全校没有总动员。我们的宣传员到校内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随后到达的大队人马则在校门外遥相呼应。这震撼，人心的呼声，像山头的野草被火种点燃，顷刻间燃遍了全校。各教室、试验室、图书馆的门都打开了，同学们奔走相告，纷纷集合在校门前，以战斗的姿态加入到游行行列。附近的中法大学和两吉女中也起来参加了。我们这支已壮大到六七千人的铁流，又浩浩荡荡地前进了。我们计划转进到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这时前面的纠察队传来了消息：东交民巷一带有大批日本兵出动，沿街架起了机枪。反动政府此刻已吓得懵头转向，以为我们要去东交民巷领事馆区冲击日本大使馆，气急败坏地调来大批军警部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横列在街口做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站满了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凶器的军警，虎视耽耽地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
　　 同学们怒不可遏，面对在日寇面前其软如绵，在人民面前如狼似虎的武装军警，高呼口号，挺胸前进。我们派代表前去交涉，而恣行无忌的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对着人群扫射起来，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同学们的脸上、身上。我和纠察队的同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身上全被浇湿了。记得那天我穿了二件棉袍，一会儿的工夫就变成了“冰袍”。水龙不断地喷射着；刺骨的寒风也助纣为虐，但同学们谁也不示弱，大家紧挽手臂顽强地抵抗着。这时军警从队伍两侧包抄过来，赤手空拳的同学们蜂拥而上，纠察队的韩永赞、肖润和等数十名同学，英勇地夺过水龙头朝军警们反击，大家迎着棍击、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刹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和市民们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经过一阵巷战，学生的队伍从中间被打散了，有不少人当场被逮捕了，许多同学受了伤，被送往医院的就有30多名。我们东北大学的林锋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停云背上挨了一刺刀。在激战过的街道上，结了一层冰，晶莹的冰上留着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 队伍被冲散后，我立即通知：“同学们到北大三院集合去!”据王林同志回忆，黄敬和他在队伍中也高喊：“同学们快到北大三院集合”。当我们赶到北大三院时，各校代表已经聚齐，大家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由我站在台阶上向怒发冲冠的同学们宣布：从108起全城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由于我的音量小，便请站在我身旁的r位同学领着大家高呼事先拟定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回到学校后，我们代表指挥部去各宿舍慰问受伤同学。在这次游行示威中，同学们表现得很勇敢、很顽强，虽然受伤的较多，但没有气馁、斗争意志反而更旺盛了。
　　一二九游行后，宋哲元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军警到各大学进行搜查。12月11曰，东北大学遭到了武装军警的搜捕，王新三、戴洪图、冯静安等6名同学被当场捕去。后经过同学们的坚决斗争。才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把他们放了出未。
　　事后听说，一二九那天，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被阻于西直门外，东冲西突，因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了，又有军警严守而终于不能入城，他们就愤愤地在城外游行示威。挥泪向城—亡的军警和路上的行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也整整奋战了一天：
　　这就是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失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反动政策、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切结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保卫中华，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二九运动冲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恐怖镇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力量。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国抗日的新起点，北平学生的抗日洪流推动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把全国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二九运动也为其后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人才。
　　 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场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北京的示威，被全世界报纸用大标题登出，而中国的许多报纸，也无视新闻检查官的禁令，刊出了报道示威的消息。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在几天时间里，青年切体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外I等所有大城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最后甚至包括了南京在内。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
　　毛主席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 ‘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　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2页)“曰，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7—938页)刘少奇同志说：“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
　　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六”
　　一二九学生运动，唤醒了中国的广大群众，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抗日的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一二九的策源地北平，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举行了全市总罢课，各校领导抗日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东大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委员有王振乾、胡开明、肖润和、关山复、佟云、陈键行、景全丰、刘约翰、王新三、安殿奎、韩永赞、李正风、王禹明、董学礼、高扬、程光烈、唐南屏等30多人，还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左派党恩来等3名同学参加。我和郑洪轩、邹素寒3人被选为常委(我们3人都是地下党员)同时还组成了有三四十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 总长是肖润和。学校总课后，纠察队昼夜值班，负责维持学校秩序。
　　东大有不少教授、讲师、工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同情，支持和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爱国教授曹靖华、刘复、吴成仕、金锡如等，还有特邀教授杨秀峰，都热情地向学生们传播先进思想，积极地支持学生们的斗争，尽力保护革命青年，他们的言行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1935年12月 l1日又传出消息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撤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滚出了北平；蒋介石按照日寇的旨意，派宋哲元、王克敏、王揖唐等准备于12月16曰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意味着华北也“特殊化”了，群众义愤填膺北平学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游行示威的行动反对汉奸政府的成立。
　　12月16日，是宋哲元等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这天爆发了北平爱国学生第二次大示威。学联吸取了一二九游行的经验教训，有计划地组织了这一行动，将城内城外学生分成四路进行游行示威。我被推举为这次全市学生示威游行的，总指挥之一。这次游行示威，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人数最多，为了防备北平当局再次关闭城门，部分同学于15日晚便徒步进城，住在东北大学第一宿舍。第二天，清华和燕京等梭的队伍开始被阻于西直门，后又被拒于阜成门，到西便门时，同学们极为愤怒，齐心协力，硬是冲断了西便门的铁杠，队伍像汹涌的波涛向城内涌来。其他学校也都被军警阻截，有的夺过水龙冲垮了军警的封锁，有的用石头跟军警厮拼。我们东北大学的队伍，几次被军警冲散又集结，同学们百折不回，经过顽强的斗争，及时赶到了集合地点。各路队伍突破军警的层层封锁线，齐集天桥，召开了学生和市民大会，本来让我讲话，我因声音小乃推黄敬讲。黄敬站在一个破电车上演讲，由我和另一个同学架着他。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8和爱国自由等决议。
　　原计划队伍在天桥集合后，经前门、天安门、东长安街、东单，游行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去示威，然后由北城转到西城再解散。我们游行队伍刚到前门就遭到了军警呜枪阻拦，被迫绕道和平门，遇阻又直奔宣武门。清华、燕京同学根据冲西便门的经验又数次冲宣武门，由于城门内事先已堆满沙袋，冲击没有成功。这时从队伍里跑出一位名叫陆璀的女同学，她脱下大衣爬进城门下的空隙，想钻进去为大队打开城门，刚探进半截身子就被守门的军警捉住了。如虎似狼的军警，抓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同学们怒不可遏，吼声震天，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陆璀同学。反动当局极力敷衍推托，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将她释放。
　　这天宣武门城墙上有不少进步的外国记者，他们用英语为我们传递消息，我们得知被阻于城内的同学们也正在游行示威。我们城外这些同学，在宣武门外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拂晓到黄昏，奔走一天，滴水未进，仍然坚持斗争。市民们纷纷赶来慰问，送茶送饼，有一家豆腐房把豆浆送来给同学们喝，支持我们的斗争。天渐渐黑下来了，清华、燕京等校同学返校。他们离开宣武门不久，路灯突然熄灭，我们剩下的队伍准备到彰义门东北大学工学院去吃饭、就宿，刚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突然遭到埋伏在宣武门外的武装军警的猛烈袭击。他们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大打出手，皮鞭、大刀、棍棒雨点似的落下来。同学们拼命反抗，与军警扭成一切，旗帜被撕碎了，衣服被扯破了，几十名同学被逮走，上百名同学被打伤，送医院的重伤同学有二十多人。其中女二中毛真和聂元素同学伤势最重，被砍得皮开肉绽、鲜血涌流，由王林同学急送协和医院抢治。同学们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真是光彩照人。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满腔义愤。在场的市民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人力车工人自动把受伤同学送往医院，宣武门外一家诊所的医生、护士，主动为受伤的同学包扎伤口。协和医院闻讯后，急派4辆救护车前往，但被军警截阻，未能出城。
　　这次示威，震撼全城，家喻户晓，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为了把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峰，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群众共同抗日，学联搜集了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受伤同学的500多件血衣，于12月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了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会场上写有“血淋淋铁的事实”7个大字，令人触目惊心。群众目睹这血泪斑斑的现实，人人怒火满胸膛，对凶狠残暴的反动当局恨入骨髓，对无辜受伤同学寄予崇高的敬意和慰问。到会的两千多名各校代表纷纷要求发文告，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组织北平各界同胞慰问受伤学生 c那些天，慰问信、慰问电联翩而至，赴“协和”、“北大”等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的人络绎不绝。
　　颇有燎原之势的学生运动，使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为了把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们野蛮地逮捕各校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学运领导人。“一二?一六”后的一天，天刚放亮，军警就包围了东北大学，端着枪逞着门房工友，领他们按照黑名单到各宿舍去抓人。那个时期，我因身体不好，更主要的是为了便于秘密工作，住在医务所的病号间，房里共有两个人。为了防备敌人的抄捕，从一二九那天起，我便搬回学生宿合，跟几个同学住在集体宿舍的大房间里，所以军警按照住址第一个去抓我时，扑了个空。听到了风声的同学们急匆匆跑来报信，当时我已知道情况异常，正走在去厕所的路上。同学们发现了我，焦急地说：“宋黎还在，赶快把他救出去!”大家族拥着我绕到后院墙，刚刚把我调到墙上，不料一片铁丝网被拽掉，我跌了下来。军警闻声赶来询问，学生们跑在他们的前面东张西望地说：“没什么哪!”熙熙攘攘地把我夹在中间，转移到另一间有后窗的宿舍里。
　　 军警强令同学把各宿舍门敞开，他们守在门外。为了掩护我，一些同学蜂拥到门口应付军警，屋里的同学赶忙为我改装。身材高大的杨铁民同学脱下蓝布棉袍跟我的米色衣服对换，然后推开后窗催我快跑。同学们搬来了凳子，又七手八脚地把我搁到后窗台上。窗台离地面较高，窗外还有条很深的沟，我跳下去重重地摔了一跤，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向东北大学刘复教授家中奔去。
　　 刘教授是湖南人，教现代史的。他思想进步，曾参加过蔡鍔起义。九一八前，他主张在东北搞飞潜(飞机、潜艇)政策，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同情和支持学生抗日活动，我们平时常到他家去。）刘教授见我从军警魔掌中逃脱出来，颇为欣慰，把我藏在他家中，直到晚上同学来告知军警已经撤走，我才离开那里。回校后听说，那天被捕的同学有董学礼等20人左右。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把被捕的同学全部营救了出来。曾跟我同住在病号间的张国维同学，被军警误认为是我，当天给错抓了起来。他跟蛮横无理的军警争辩着，门房工友和许多同学纷纷作证：“他不是宋黎!”这才放了他。张国维同学亲身感受了反动当局对抗日学生的残酷镇压，切肤之痛使他更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抗8斗争中来了。
　　为了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动军警头目和学校当局相勾结，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对学生进行胁迫。“一二．一六”之后，学校勒令学运领导人退学就是一例。东北大学校刊第八卷第十期上刊登着一则“牌示”：“查俄三学生邹素寒、日三学生马绍周、政经二学生宋黎等三名，本期逾限多日，尚未到校注册，应令休学，另行公布。仰各知照。此示。”威胁吓不倒我们，我摆脱了军警的搜捕之后，与郑洪轩等同学在校内外加紧活动，经过同学们的共同努力，增强了“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和纠察队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学校的行政权力，保证了学生抗日活动的顺利开展。
　　东北大学南校(工学院)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也是统战性质的。主要成员有李正风、赵金堂(国民党左派)等人。为了密切南北两校抗日救亡活动的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统一全核抗日行动，进一步壮大东大抗日力量，两校代表曾开过会，南校代表是李正风、赵金堂，北梭代表是杨蕴青和我。
　　 正当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东大当局提出把学校迁往西安。绝大多数同学反对迁校，学生之间还为此发生过武斗。我们认为这是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委托关山复同学起草并印刷了《反对西迁宣言》，这个《宣言》得到了舆论的好评。1936年1月我们到西安后，由于形势变化，要把学生运动和武装运动结合起来，争取东北军从“剿共”转为抗日，我们由反对迁校变为积极主张迂校。东大有些同学不甚理解，觉得反对迁核是你们，主张迁校又是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特派程光烈，伶剑琴等同学为代表到西安了解情况。我们向他们说清了道理，并请西北有影响的杜斌承、东北军军长王以暂等上层人士和他们座谈，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回去说明了‘情况，大家弄清真象后，就先把东北大学工学院迁到了西安。&&& “一二?一六”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里身居要职的东北名流刘哲和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解跑到东大来，名为“看望家乡子弟”，实际上是想按宋哲元的命令安抚学生不要“闹事”。同学们大为愤慨，那天一太早就把校门关严， 拒绝他们进校，有的同学还编了一副对联贴在学校大门上，刘、万来到东大校门前，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就见紧闭的校门上贴了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速返俗士驾”，下联是“淌尔闭门羹”，横批为“刘哲尔良心何在?”万福麟是个大文盲，他以为学生们写的是欢迎标语、让刘哲念给他听；刘哲看后，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接着学生递给他们一份((抗议书))。这份《抗议书》严正申明：作为东北人和东北的军事将领、你们本应该热爱祖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千万东北同胞，而你们却认贼作父，为虎作保!昨天做为东北同胞，你们未了，我们热烈欢迎；今日你们已堕落成汉奸走狗、人民的罪人，爱国的东北青年不但拒不接见，还要推翻你们!这种义正辞严的鲜明立场，迫使他俩灰溜溜地逃跑了。
　　软硬兼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见武力镇压拖不垮学运，施展了更为恶毒的新诡计——分裂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唆使名为北师大教授、实为汪精卫门客的陶希圣以及北师大教务长杨立奎、志学校长吴葆三等人，同领导抗日运动的北平市唱对台戏。他们赤膊上阵，大肆叫器污蔑：领二九运动的学联是“被卢布收买的，是赤化的”。在他们挑拨、愚弄下，于1936年秋冬，成立了伪学联，欺骗学生只管埋头读书，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剿共内战、投降媚外的轨道上来。这种反动行径遭到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纷纷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了戳穿伪学联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切结一致、共同抗日，市学联周报和各校报刊等舆论工具都行动起来了，唇枪舌剑，舆论沸腾，伪学联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东大的学运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领导下的抗日学生手中，学校三四辆汽车也被学生们控制着；，每当兄弟学校抗日同学告急，东大同学便立即驱车赶赴现场支援。严酷的斗争使抗日的同学们更加紧密地切结在一起，狠狠地打击了伪学联的反动气焰。
　　到农村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台的道路
　　“一二?一六”之后，学生抗日运动如何深入发展，是学运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及时指出了：爱国的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武装抗日力量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1935年底，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女一中召开党的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学生运动怎样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 c到会的有黄华、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同志和我‘，上级党组织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充分肯定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起到的先锋作用；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提前一个月放寒假，组织学生到南京去“聆训”的阴谋。并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和工人、农民，特别是和抗日的武装力量相结合，才能壮大全国各阶层的抗日力量，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会议决定：利用罢课及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商下扩大宣传切”，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并准备到大名一带搞武装抗日游击队。12月底，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代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师大、个大、女一中、汇文、镜湖、艺文等校的代表，郭明秋任执行主席。记得那天黄敬、姚依林、黄华、张兆麟和我都出席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南下宣传”决议。在这之前，学生们已到民众中去了。斯诺写的《我在旧中国十三年》曾这样记载着：“在把城市示威扩展到农村地区去的事情上，东北大学的学生证明是最积极的。每逢假日，许多学生都深入农村叙述日本人侵占他们家乡的事实，并鼓励人们备战。”
　　1936年1月，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的总指挥董毓华（中国大学学生）、江明（北平师大的学生）和我。宣传团建立了党团（即党组)，党团书记是彭涛。我们三个总指挥都是党团成员。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切”下分4个切，一、二团是城里北京大学、东北大学 、师范大学、中国 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第一团团长是韩天石，第二团团长姓徐，名字我记不清了，大家都叫他小徐。一、二团1月3日出发，沿着铁道东前进；第三团是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团长是黄华，他们1月4日出发，沿着铁道西南下。第四团是天津学生，人数较少，从天津直奔固安县城。一团人员整齐，党影响下的群众多；二团人员复杂，各派力量都有。为了便于宣传团到大名一带搞武装抗日游击战，指挥部决定董流毓华和我都到比较难于指挥的二团去加强领导。
　　1月3日出发那天，我们约定在阜成门外的农学院集合。为了躲开军警的视线，我们采用游击战术，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来到农学院。这天，农学院门前军警林立，但学院后面是旷野地带，无人把守。我们从学院后院的铁丝网钻进去，在校内编了队就走。先遣队打头阵，大队分批走，‘总指挥部是最后离开的。
　　出发前总指挥部买了张地图，是王华隆编的(该人是个地理教师，教学生画地图、然后他拿去卖钱)。按这张地图的比例尺计算，我们第一个集合地点是大井村，离水定门约七八十里，已经冲出了军警的封锁线，，我们找了位向导，朝大井村走士、大家沿着迂回曲折的小路，躲开军警的追击，绕过据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夜，天明一看，北平城墙的轮廓还依稀可辨，看来这里离城也只有七八里路远。同学们大哗、议论纷纷：“指挥部怎么搞的?把同学们带到哪里未了?”原来是地图上标的地点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向大家说明了地图失误的情况，改变了路线，队伍南移，过了黄村铁道后吃的早饭、又继续前进了。路上提起地图的事，我们指挥部的几个人深感没有军事斗争经验，自我嘲笑地说：“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
　　1月8曰，按原定计划，北平的3个团和天津的第四团在固安县城汇合。我们走到固安城北的水定河滩，天就黑下来了。那天，寒风夹着砂粒迎面扑打过来，在沙滩上行走十分吃力，大家累得气喘吁吁。这时，固安师范的进步校长王雨珊领着学生前来迎接宣传切，这个消息使大家十分振奋，立刻驱走了一身的疲劳。固安县姓边的县长却很反动。他听说宣传切要来，下令紧闭城门，还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如临大敌。同学们见此情景十分气愤，有的同学编了支歌谣：“一路风霜到固安、城门关了整3天……”有的同学痛骂县长不是中国人。当时党组织分析了这一形势。指出：对反动的县长和守门的士兵要区别对待。对前者要狠狠揭露打击，对后者要耐心教育争取。我们组织了一批得力的宣传骨干，对站岗的士兵展开了政治攻势。东北同学以家乡亲友，同胞骨肉受到的痛苦迫害，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暴罪行，城墙上的士兵和城墙下的农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时的场面真是悲壮感人!
　　县城进不去，我们分散住在城外 。9曰上午，4个团在一起召开了大会。各切分别报告了情况，在党组织领导下，讨论了行动纲领。同学们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上，产生了分歧，经过全切大辩论，党组织提出的现阶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同学们所接受。宣传团还组织了有关抗日救国理论、政策的学习；地下党曾把有关开展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发给部分同学传阅。这期间，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深入到农民家里宣传、访问。宣传队演出了话剧《打回老家去》。大家高唱：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切庄课堂，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高梁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齐心奋斗，全力抵抗。中国不会亡。”
　　老乡们听了深受感动，拉我们到家去坐，为我们烧开水，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我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城内师范的师生们发动了募捐，把募来的钱、粮、菜和借来的被褥，用绳子从城墙上系下来支援我们的正义斗争。群众的热情支持是对同学们的最大鼓励，大家的斗争情绪一直很高涨，继续分路前进，互相声援，切结奋战。
　　 南下途中，大家冒着刺骨的严寒，每日步行数十里，啃着冻硬了的干粮、咸菜，晚上就和衣睡在冷炕上，但士气高昂，每到一地，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演出文艺节目，发表演讲，热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每当队伍走后，指挥部都到群众中征求意见。有一次，老百姓反映：“宣传团什么都好，就是男女不分，住在一个屋里不好。”后来指挥部决定男女分住，有的同学说，指挥部的人有封建思想。我代表指挥部向同学们解释：我们搞的是抗日民主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但也要考虑风俗习惯和农民的接受能力，应该注意政治影响。经过解释，有意见的同学思想也通了。
　　 同学们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步行了几个县，在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家耳闻目睹了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产生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我们南下一路所经过的地方，离平津、保定较近，这一带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不少农民参力口过“义和团”起义和“高蠡暴动”。同学们宣传抗日，引起了广大农民强烈的反响，有的农民激动地讲述他们当年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情景。我们宣传了农民，农民又教育了我们。北大的肖敬颂同学曾在会上朗诵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动人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家很受鼓舞。同学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组织也注意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抗日活动吓得反动当局胆战心惊，他们不仅下令各县对南下学生随时镇压，而且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对我们前堵后截。二团到辛立庄镇时，被便衣特务、保安队包围了，他们企图把学生打散，阻止学生南下。指挥部紧急研究对策，决定化整为零深夜突围，派董毓华和我等三人连夜赶回北平，向学联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另外派人到一切送信，要他们带队回来援救。我们三人深夜踏着积雪，沿着崎岖的小路艰难地行走着，仰望星空，寻找北斗，辨明方向后奔回北平。我们返回北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大曾派人前来告急，说因学校主力南下，国民党反动派乘虚而入，破坏捣乱，学校内部发生变化，要求我们急速返校。我们回到北平后得知，学联这时已决定宣传切全部撤回，并在我们回来之前已派人去送信了。
　　一、二团经过艰苦奋斗到达保定后，大家深感要继续战斗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组织，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切在高碑店与军警激烈搏斗后，被押回北平。回北平后，也成立了“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切”。学联根据学生们要求，在一、二、三切全部回到北平后，于日在师大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两个组织统一，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简称“民先队”)。它很快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青年的组织，直至发展到法国、德国、英国和南洋群岛等地的中国青年中，实际上成了党领导全国爱国青年抗日的纽带。
　　肩负重任，赴西安争取抗日力量
　　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身兼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重视。1935年12月末，他从西安给东大学校当局来电，电文说：“北平学潮未息，请邀主动分子来陕一谈。”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的王卓然将此电报交给“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要我们选派学生代表去西安。“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认为身任西北“剿匪”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称“学运”而称“学潮”。不称“领导”直呼“主动分子”显系敌视学运，因此拒绝派学生代表。王卓然背着“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学生代表切去西安。“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得知后立即电告张学良：“他们是伪代表，不能代表东大学生”。张学良接电后，第二次给王卓然来电：“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 “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张学良仍然敌视学运，拒绝派学生代表。王卓然又偷偷地派第二批学生代表去西安。我们知道后，再次电告张学良，加以否任，不派代表去西安。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张学良，遂派他的军法处长、原东大法律教授赵翰九，代表张学良携款千元来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当我们弄清他的来意后，“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学生欢迎大会。赵翰九代表张学良对东大同学表示慰问，我代表“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作了关于东大学生抗日活动的报告。大会将近结束时，由于个别同学借口欢迎大会开晚乐几天，搞乱了会场，赵翰九便携千元慰问金返回西安。后来听说，张学良将军曾责问赵为什么把钱带回来？他认为应把钱留给学生。
　　几天后，张学良第三次来电称：“请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这时“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认为，形式有变化，张学良似诚意相邀，准备正式派学生代表赴西安。我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组织上考虑学运工作的需要，认为我不宜离开北平。“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我在会上提名几位同学做代表，但均未通过，一致推选我和韩永赞、马绍周（马于1938年判变）3人作为正式学生代表去西安见张学良；我又向党组织汇报，组织上提出拖一段时间再说。当时有些同学很不满，要撤掉我除夕学联的代表资格。党组织分析西安情况不明，去了恐不利，但不去又脱离群众。权衡利弊后，决定我作为北平市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去西安见机行事。
　　我去西安后，“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增补王振乾、胡焜等人为常委；继续领导东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关山复、徐树贵等同志先后担任东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着东大学生运动。
　　1936年1月底，我与韩永赞、马绍周肩负着同学们的希望，作为正式学生代表启程去西安。东大的各班级派了几十名学生代表，不顾北风呼啸、风沙蔽天，聚集在北平火车站，热烈欢迎我们3人。同学们把我们看做是斗争胜利的象征，用欢声笑语把我们送上了西行的列车，向我们连连道别、频频挥手。刚走进车厢，无意中我看到两个熟悉人，他们说也去西安。这两个人是李承香、礼文彬，都是“些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的工作人员，是赵翰九的部下，不久前他俩随赵来东大慰问学生，赵已返西安，为什么他俩未走、他们此时出现，令人感到蹊跷。李承香和我曾在东大预科同学两年，九一八后我念了18天本科便去东北搞了四年义勇军工作，当我回东大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我们三人商量，以同学身份找他们谈谈，先摸摸底再作决定。
　　那天列车里的人格外多，把一节节车箱挤得像一盒盒沙丁鱼罐头一样满满登登，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我们一直站到石家庄才找到座位，活动活动僵直的腰腿，凑到一起考虑到西安后见张学良校长都讲些什么。根据“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原则意见，我们三人研究后，准备谈三个方面的问题：① 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尤其是有关东大的情况。② 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培养抗日、打回老家去的人才。并要求撤换王卓然。③ 东北军应该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开始分头准备时，我同韩、马打了招呼就去看李承香、礼文彬。李承香彬彬有礼地说：“到东大后，我们几次去拜访你，但都没见到……”“我不晓得你们来嘛!……”我这样一说，“误会”迅即消除，大家互相畅谈起来。李承香说：“我们这次来是为了请你们去西安，主要是请你去。”为什么主要是请我去?我带着这个疑问，回到原来的座席，考虑着可能出现的不测情况和对策。
　　列车很快就到郑州车站，往西安去的在这里更换陇海路列车。我想如要脱身，这是离走的有利时机。但是，我们三名学生代表只有我是共产党员，假如有危险，我不能只身离去抛下他俩不顾；况且，西安未到，对张学良的意图尚未搞清，以后怎么见推举我们作代表的东大同学?!于是当机立断，下定决心到西安看看情况再说。
　　到了西安，李承香、礼文彬把我们送到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招待高级文武官员的西北饭店。他们说：“前两批学生代表也是我们接来的，都住这里。第一批已经回去了，第二批还在这住着。目前，张副司令去南京开会没有回来，你们先在这里好好休息、等候，由‘总部’负责招待。”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在列车上整理出的初稿进一步条理化，形成一个正式的意见书，并将带来的宣传品和照片一并附在意见书里。
　　我们三人被安排在中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万缕阳光透过落地窗酒满房间。国民党特务像毒蛇一样从窗口探头探脑地监视我们的行动；有时我们佯装不知，有时则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他们迫于无奈，拿出特务的身份证。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学生代表!你们想问什么，看什么，找‘总部’。”国民党特务狼狈不堪，尴尬地溜走了(后来才知道，蒋介石为了进攻陕北，遏制张学良、扬虎城人口强了在西安的特务活动，特务机构多达百余个)‘，我们三人研究，不能在特务们的监视和包围中坐等张校长回来，应该采取一切大法，突破各种包围和封锁，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历、以便扩大影响，争取群众。
　　当时、支持学生抗日运动的高崇民、车向忱等人都在西安，我们前去请教。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有关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我们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见秘书长吴家象他用铅笔写个纸条：“在张副司令未发落前不予接见”我们当即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发落”的字样立即引起了我们加倍的警惕。我们仔细地分析了眼前的处境，觉得如履薄冰，因此议决“约法三章”：(一)主张抗日的观点坚决不动摇；(二)要有坚科原则、坚持斗争、决不妥协的精神；(三)生活上要朴素，按学士伙食标准就餐、以此表示我们是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真正代表，与前两批“学生代表”是不同的，有了“约法三章”，我们更加齐心协力；努力打开斗争局面。我们找到“西安东北大学校友会”主持人洪舫(“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少将主任)要求中交友会”召开大会，欢迎我们东大学生代表，支持抗日运动；他按“总部”秘书长的态度行事；略有中同的是、只接贝，不开会欢迎、我们批评洪舫：你们连抗日学生代表都不敢欢迎，还唱什么抗8日高调?!尽管如此，洪妨仍拒绝说：“同少数人谈话可以，开大会欢迎可不行。”
　　此路不通，另选一条，到学校去!根据“总部”和“校友会”对我们这种不欢迎的态度，我们估计，学校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作了准备，即使开不成欢迎大会，也要把我们准备讲的内容油印成宣传品分发出去，以扩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竞存小学校长车向’比，真是雪中迭炭，主动借给我们一台油印机，赶制宣传品：随后，我们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安师范学校。可是，却遇到假惺惺的田校长，他一面问好让茶，一面却以“剿匪戡乱时期不宜开会’’为由，拒绝召开欢迎大会。我只好在力、公室向几位教员讲了我们的来历和学运情况，同时，韩、马二人把宣传品分发给了学生。紧接着我们又到了西安二中，向罗校长说明了来意，他慷慨表示，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欢迎大会。当校园内正呜钟集合，两千多名师生陆续进入礼堂时，办公室墙上挂着的电话也响了起来，只听罗校长说：“代表已经来了，我们正在集合，准备开欢迎大会。”不知对方在电话中讲了些什么，只见罗校长的眉头紧皱，脸上浮现一层阴云。他刚放下话筒，我便说：“罗校长准备开会欢迎学生代表，我们表示十分感谢!如果上边不同意、请罗校长不要为难。”他目视前方，思考片刻，将右手一挥，铿锵有力地说：“没什么，学生都进礼堂了，开欢迎大会，欢迎你们!”在会上，我激昂陈词，讲了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形势；讲述东北人民和西北人民，东北军和西北军切结抗日的道理；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切结抗日的卑鄙伎俩。与会师生用热烈的拿声表示支持。欢迎会是开成了，但第二天，罗校长却因此被撤职了。当时我们还不分道这是师范学校校长田杰生从中捣鬼，教育厅横行霸道。因此我们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并借此机会宣传抗口。
　　 在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切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固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二百块钱。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看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道：“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里的一个礼堂。
　　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进入会场，礼堂内庄严肃穆。那天是星期六，适逢 “纪念周”(国民党纪念孙中山的日子)，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稍顷，杨主任登台当众宣布：今天开会，是欢迎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抗日学生的代表，他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现在欢迎他们给我们讲话。这时，我们暗昏晾异，心里想：杨主任原说要我们跟他的参谋长谈谈，怎么现在却让我们向他的众将领讲呢?我们三人面面相顾，觉得事已至此，无法推辞，有此良机亨传抗日也实为难得!推让一番后，我鼓足勇气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在场的军官全神贯注，屏息静听。接着我还讲了西北军与东北军、西北人民与东北人民的团结问题。因我们曾听到有些人议论：“东北军扔掉东北跑到西北来，是为了抢西北军的地盘……”这显然是造谣中伤，有害于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的切结抗日。因此我大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造成东北四省沦陷于曰寇，国破家亡，弄得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落异乡。我们再不枪口对外切结起来一致抗日，任日寇蚕食、蒋介石揖让，全国、尤其陕西(当时日寇正在进攻绥远、察哈尔)将步东北人民的后尘，落得同样做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全国应该一条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首先西北和东北两兄弟携起手来，西北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使祖国破碎的太好河山得到完整统一……我越讲越激动，引起了西北军将领们强烈的共鸣，他们用雷鸣般鼓掌表达心声!杨虎城将军激动不已，他两眼耀耀闪光，向众将官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们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说到这里，他振臂领头高呼口号：“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鼎沸!从此，学生抗日运动和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良好开端。
　　后来我们才知道，杨虎城将军出身贫苦农家，早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政治敏锐，长期以来，与我党关系密切。大革命时期，有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共产党员来到西北军部队。我们到西安约两周，张校长回来了，当天就让副官告诉我们，等候接见。是日上午，他用专车把我们三人接到他的公馆。公馆院里环境幽静雅致，ABC三幢楼并列。副官把我们请进张住的 C楼客厅。我们刚落座，一位身着质地优良的将军服，披着黄呢斗篷，足蹬棕红色皮靴的人，昂首轩然地走了进来。这位英姿勃勃、潇洒不羁的三十四五岁的将军，就是赫赫有名的张学良。他见到我们含笑环顾，第一句话就问：“谁叫宋黎?”我回答后，张校长欣慰地说：“你们来得好，来后做了不少好事。”看来他对我们到西安后的抗日活动情况了如指掌。打个照面后，他说要上楼更衣，让我们稍候。张换便服后，满面春风，轻松自如地跟我们纵情而谈。我们三人原准备按学运、东北军、东大改造三个问题分工去谈，而张不拘形式，不时地提问、插话，话题纵横交错，但我们的交谈始终没有离开宗旨。我们着重讲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也
侃侃而谈。从当天的中午十二点一直谈到晚上近十点，这天午饭和晚饭都在他的公馆里，由他一人作陪(据说，张接见前两批学生代表是在总部办公室，而且有随员参加)。晚上，用专车把我们送回西北饭店。第二天，又把我们接到公馆，谈了一个上午。临别时，他说上楼去休息休息，再仔细看看我们写的材料和意见书。第三天他又把我们接到公馆，谈了一上午又一个晚上。五次长谈，我们感到张校长态度诚恳，在切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办好东大的问题上，彼此谈得融洽。在谈话中，张曾率直地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装作不懂。他把探寻的目光对准我：“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回答说：“不是。”&&& “你们开过会吗?”他似无意地问我们。
　　 “开呀!”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你们开大会还是小会，有多少人参加?”
　　 “大会一万多人，小会四五十人，最少也是二三十人。”听我说完，张略加思索后说：“共产党尽开两三个人的小会。”接着他又问：“你们看没看过((辩证唯物论)这本书?
　　”其实我们早巳看过了，却答：“没有。”他认真地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我正在读，你们也有必要看看。”
　　经过三个半天和两个晚上的谈话，张学良将军最后表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为了聚集力量，准备打回老家去，应把东大办成抗8的大学，这样对局势有利。你们要求撤换王卓然，但此人办学有功，他能向南京政府要出钱来，没有他，办学经费就困难了，你们对他要谅解。前两批学生代表，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学生，不要难为他们了(那个阶段，我们有些“左倾”关门，不注意争取、切结跟我们观点对立的学生，与伪“学生代表”势不两立)。我准备让第二批学生代表回去，你们暂时留下，拿我的名片去拜访杨主任和邵主席。我们说：杨主任那里已经去过了。张又说；我没在家，他照顾了我的学生，你们再去代我向他致谢。张还给了我们五百块钱，慰问东大参加一二九抗日运动的同学。
　　 我们持张学良将军的名片向杨虎城将军面致谢意，受到了诚挚热情的招待。当我们去拜访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时，这位矮小枯瘦的省主席，穿着长袍正端坐在放有文房四宝的案前磨墨挥毫。在这里，我们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了《东征宣言》，开赴抗日前线。邵把油印的“宣言”和电报拿给我们看。我们说：“正当国家危难之际，学生已掀起抗日救国运动，希望政府和国民党积极抗日救国，以挽救民族危亡……”邵力子一听，怒容满面，训斥我们说：“学生就是读书!国家耗费巨资兴办学校，意在培养栋梁，不好好读书，怎能为党国效忠!你们的张校长勤奋好学，博学多才，作为他的学生，你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我们反驳说：“国难当头，抗日人人有责。”他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几年来，张学良将军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率领东北军“剿共”其结果不仅损兵折将，而且受到国内外的谴责，受到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极端埋怨，激起了东北流亡集切内部的变化。严峻的客观现实促使他认识到：共军是剿不了的，“剿共”必两败俱伤，“剿共”是自掘坟墓，抗日才有前途。看来，张学良将军同情学运，邀请东大学生代表去西安商谈，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期间，我们一直在东北军和学生中作抗日宣传工作。
　　本文--写于1981年作者:
　　宋 黎&&& （1911——2002）吉林梨树人。1935年在东北大学读书期间任“一二九”运动游行总指挥。历任中共东北局城工部秘书长，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辽宁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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