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1351555611萧军的三位妻子是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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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鲁迅是我父辈 毛泽东只能算大哥
[导读]“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萧军说。在一次酒酣耳热之时,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随着延安整风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
资料图:萧军与萧红原载《东方早报》  1938年3月,萧军从山西临汾取道延安,准备上五台山去打游击。他临时借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丁玲当时也暂住在这里。毛泽东得知后,迅速派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建议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回答:“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和培元走后,丁玲劝说道:“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萧军并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共进午餐,萧军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可以交往。羁旅期间,萧军拜读了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论鲁迅》,接着又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操场会餐,没有板凳,毛泽东和大家围着桌子站在一起,大碗装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畅饮,萧军为之感动。五台山没有成行,但萧军并没有因为与毛泽东结识而留在延安。  萧军离开延安后辗转两年,于1940年6月再次来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协驻会作家。1941年7月,成立近两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原先挂靠在边区“文协”,属于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受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解放日报》,延安,日)一个月后,“文抗”从杨家岭后沟集体搬迁到蓝家坪,萧军在郁闷压抑、犹豫徘徊中随迁新址。  对作家之间和“文协”组织内部诸多问题的意见,萧军计划逐级反映上去,一定要有个说法。早在日,他就准备要去先见毛泽东,再见洛甫。未料当天就遇到洛甫冒雨亲自来杨家岭后沟,在丁玲窑洞里聊天并共进午餐。当时,在名义上洛甫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直接分管文化艺术工作。洛甫耐心倾听萧军对延安文艺界的意见,不责备任何人,劝慰他用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工作。日,萧军主动找到洛甫,把“文协”里的大事小事都诉说了。洛甫的表态仍然是原则性的,“他说这里是需要论争的,文艺运动需要开展,一些不良倾向应该指出”。萧军当时也觉得满意,事后又觉得不满意,因为实质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拔刀相向事件发生后,既然艾思奇的承诺不能兑现,洛甫和蔼可亲又近乎打哈哈,萧军经过慎重考虑,主动要求面见毛泽东,直接反映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日,萧军日记详细列举了要主动约见毛泽东的事由:  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事情总应该明了了本质,再作决定,省得发生误解。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  萧军要反映的其实就是如何处理组织决定与个人意见之间的关系,个人意志在集体原则面前有没有位置,什么位置?萧军以为借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至于要到中共领导面前解剖自己,那是自我坦白,堵住小人们的嘴,维护自己的清白。  7月14日,萧军再次致信毛泽东,重申希望约见的理由,“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意,敬祝近好”,并附上上次信函的送达收条。7月16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来到萧军住处,告知毛泽东因患肩周炎,提笔写信不便,没能及时回复,待病情好转即安排见面。天气转晴,萧军心情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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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未成年“勤务员”遭打骂关禁闭
[导读]“文抗”总务部指导员程追负责管理生活工作,部下大都是年龄在十几岁的勤务员,俗称“小鬼”。这些“小鬼”有被关禁闭,甚至“是用绳子吊在洞里的梁上”达半天一夜的惩罚措施,
五是以边区“文协”集体名义写信要求罢免萧军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资格。这封集体来信全文如下:吴老、罗烽同志并转诸位委员同志:文抗的萧军,把文抗的程追毒打了,并声言以后,非打死程追不可。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激愤,当即派人前往调查,证明完全是事实。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边区文协全体大会,一致认为:萧军身为边区文委委员,竟敢蔑视参议会通过,边区政府已经实行着的施政纲领,触犯保障人权的规定,毒打抗日文化工作人员程追。似此行为,实不配身居文委委员领导抗日民主大众的文化工作。因此,我们特向你们请愿:立刻撤销萧军的文委委员职务,以伸文化界的正气。恳望我们这请愿,得到你们的完全采纳。此致敬礼边区文协暨所属各团体同上十一月十二日上述信函时间是日,即打架斗殴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边区“文协”是包括文艺界、音乐界、美术界等众多文化团体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个规模比“文抗”扩大了很多倍,是打架斗殴事件引起这些文化界人士群情激奋,还是“文抗”领导发动组织其他文化团体以助声威?萧军日记中记录了自从打架事件发生后,连续不断地有人来规劝、建议、通报信息、商量对策,说明不可能是其他文化团体自发参加联名罢免请愿举动。为了表示对“文抗”领导人采取这种打击报复、落井下石的做法的抗议,日清晨,萧军把程追的控告信和自己的应诉函抄件,送到“文抗”秘书处,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事件真相。秘书处不肯收下。萧军干脆把它悬挂在“文抗”作家俱乐部门前,公之于众。散步回来后,这些文件抄写稿都不见了,萧军扬言要抄录一份张贴到延安党政机关和文化界最集中的文化沟口。秘书处反而紧张了,赶紧出来劝阻,说要慎重,再研究研究。当晚,金肇野、于黑丁从边区文委传来中宣部部长凯丰的话,“这如给文抗同志看,或悬挂,或公布,就是‘反党’的文件之一”。这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中特有的斗争火药味跃然纸上,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春季文化沟口可以随便张贴壁报的热闹景象。萧军也知趣地让步了,“就不公布罢”!决定再忍退一步。在公费医疗条件下,双方伤情都由医疗机构免费医治,不存在经济赔偿责任。原告方迟迟不愿接受调解,是要被告方公开道歉,挽回一点脸面。而被告方愿意接受调解,但不接受任何道歉要求,为了坚持义理。最后,延安地方法院只能作出缺席的判决。判决结果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所谓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两年执行,就是暂时不执行关押,生活工作照常如旧,但要你保证两年时间内不再打架斗殴,以此达到收拾萧军桀骜不驯脾性的目的。萧军与“文抗”组织之间发生矛盾,是在这次打架斗殴事件前不久,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中央研究院开展斗争王实味活动,萧军随“文抗”作家去观摩,回程路上发牢骚,被陈学昭检举告发。不数日,中央研究院派出金灿然、王天铎、郭小川、郭靖等四人向萧军下达公开抗议书。第二天,萧军在作家俱乐部公开宣读一份“备忘录”,作为应战书,阐述自己当天旁听批斗王实味斗争会以及回程路上所发言论的具体因果。当场近百人鸦雀无声,无言以对。宣读完毕,萧军扬长而去。陈学昭站出来说:“他把咱们骂完就走了,不应当让他走!”日,延安文艺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萧军再次公开宣读那份“备忘录”,引起主席台上一对七的大辩论,萧军与陈学昭、李伯钊、艾青、丁玲、周扬、刘白羽、柯仲平轮番交锋,最后不欢而散。“文抗”作家中与萧军有对立情绪者和单位领导认为这是有碍整风运动的言论,准备配合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将萧军定性为“同情王实味”、“同情托派分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1月8日,萧军打架斗殴,“文抗”领导坚持治罪,坚决要求道歉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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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旭东首次公开与萧军的父女关系 曾未叫过父亲
  在2007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纪念萧军百年诞辰”暨《萧军全集》纪念大会上,萧军的二女儿萧耘在发言中对为《萧军全集》出版致谢的人名中提到了一个不为人熟悉的名字:鲍旭东。前不久萧耘在她编写的新书中,再次提到了这个名字。这个被萧耘两次提及的鲍旭东与萧军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近日鲍旭东专门撰文《父女如影》,首次公开了她与萧军的父女关系,称她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我1953年出生在北京,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而萧军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东方早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讲述萧军的这段故事?
  鲍旭东:首先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是事实就应该被还原。萧军已经不在了,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连我自己都五十多了。现在尽可能让这段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避免以后以讹传讹。其实最不愿意提及这段历史的人就是我,在这段历史中应该说我受的伤害最大。而且我不希望让这件事情变成了八卦和炒作。当年萧军逝世,他的追悼会我也没有参加。那个时代的社会宽容度跟现在不一样,我得让他平静地走,得兼顾很多人的感受。原先我总把它看成我自己的事情。但现在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在研究萧军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他进行评价。研究一个作家,就不能不研究他的经历。而上世纪50年代的这段经历,对萧军的文学生涯是有着很大影响的。所以,这就不只是关乎我一个人感受的事情了。我有责任告诉大家。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从来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成长的轨迹肯定迥然不同。对萧军有怨恨吗?
  鲍:怨恨谈不上,但小时候心里很难过。若在父母身边长大,人生轨迹的确会不同。但是孩子的出生就是一种偶然,在儿时的成长也是被成人安排的,这些都没法选择。那时候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填档案,也确实受到了一些牵连。年轻时候心里会有一些不平,但随着年岁增长,也就包容他了。毕竟他也还是尽他的可能关心我。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在我很小的时候,很需要被关爱的时候,恰恰也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无论是国家民族的整体环境,还是他们个体的生活境遇,都是如此。他有心为之,无力实现。这是我的不幸。幸运的是,抚养我的包妈妈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她有着很豁达和宽广的胸怀。我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床上,她一边为我穿衣服,一边告诉我很多事情。她把我的身世,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对我说不要觉得他们不好,不要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有很大的难处。可以说包妈妈教给我的,是爱而不是怨愤。
  东方早报: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性格就很独立要强?
  鲍: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和成长经历,一切靠自己的意识从小就特别强烈。还得感激父亲遗传给我一个好的身体,这身体里流淌着如他一般的热血。他是那种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在逆境里也能奋起的人。所以我16岁去黑龙江兵团,在待了四年。那么辛苦的四年,身体没有累坏,心理也没有累垮。回北京之后,我进了工厂,在厂里做服装设计。后来在北京市经委主办的设计大赛中,拿了一等奖当中的第一名。这时候萧军已经躺在病床上了,还从报上看到了这个新闻,用笔圈出来做了记号。其实他一直在关注我。在我很重要的一些人生节点上,他也给了我很多忠告。比如说,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就说,结婚了就是两个人通过婚姻绑在了一起,用三条腿走路了,一定要协调好;要是发现实在走不了,那就松开。他总是用这种很形象的格言式的比喻,告诉我一些道理。正是因为我在他身边的时候少,所以印象都特别深刻。
  东方早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萧军的作品的?你觉得他给你留下了什么?
  鲍:我从北大荒回来之后,萧军就把他自己存着的一些早年间的作品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年轻,20岁左右,因为时代、语境的变迁,并不能完全看懂。但是从中我却可以读出他的性格。这些性格也正是他遗传给我的,不屈、坦荡、真诚、直爽。后来在萧军逝世之后,他的女儿萧耘拿了一批他1979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各地演讲谈话的录音带给我,让我帮忙整理。就在听这批录音带的过程中,我更加深了对他的理解。我虽然从来没有在萧军身边生活过一天,虽然我对他的认识几乎全都来自他的作品和这些录音,但是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心能够贴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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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毛泽东为何中断与萧军的交往?
南方周末陈益南
[摘要]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批斗王实味的浪潮,猝然中断。 萧军与妻子、女儿在延安“ 鲁艺”东山宿舍(1945)。 南方周末资料图《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萧军《延安日记》中,多达21次。这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于是,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最后通牒”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对此,萧军没有照办。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从此,萧军的历史中,便有了一段与毛泽东交往的罕见情谊。对萧军敞开了心扉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从1941年7月起,至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赴东北时止,历经四年多。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延安日记》中,分别记有21次之多。这些交谈,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的那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不过,萧军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年多交往,其轨迹,是历经了大起又大落,最终平和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密切交往主要发生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期间,此后三年多,却并无往来,只是到1945年2月与11月,毛泽东才又分别与萧有了两次交谈。二人交往轨迹的大起与大落,都源于政治。但他们交往的收获,却并不是只有政治。当初,萧军进入延安一年多,毛泽东从未找过萧军。虽然,喜好诗文的毛泽东,对萧军这个颇有名气的东北作家,应该不会陌生。但是,当时毛泽东每天要思考的,重在军事与政治,而对其他方面无太多顾及。况且,延安的文化人已有了不少,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作家,也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但是,萧军于1941年7月先后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有“通牒”意味的信,可能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确患了病(“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来,每次吃饭取菜都要站起来”——萧军在日记中说),但他还是不等病愈,就在其寓所提前接见了萧军。萧军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面见交谈,以萧军的原意,无非是将他平日对延安有过的种种意见,向中共最高领袖作一次反映;而在毛泽东这边,起初则恐怕是重在照顾安抚党外文化人的情绪,而并无多大其他含意。所以,见面寒暄之后,谈得多的便是鲁迅与读书。随后,萧军谈起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谈起了他在延安一年多来的观察感想、谈起了作家在延安都难写出作品了的看法,还为一些作家所受到的冤屈而抱不平,等等。显然,当毛泽东发现萧军并不反对,而是全部赞成“施政纲领”时,他在思想上便对萧军敞开了心扉,谈了他的一些深层次观点:中共搞“施政纲领”,就是因一些中共党员的不良倾向而发的;共产党现行的政策,还只是一种过渡,要到将来“没了阶级、没了政党”之时,才“是真正平等的社会”;“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而到了“没了阶级、没了政党”、“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之际,“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毛泽东第一次见萧军,谈话就进入了随意、广泛、坦诚,也有深度的氛围。可能,毛泽东知道,要说服萧军这样的人,任何虚假浅薄的说辞都不可取。这次交谈,顿使萧军对毛泽东“起了好感”,他认为毛“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而毛泽东通过与萧军的交谈,更是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萧军意见中的重要信息:萧军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了。引发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状况的思考显然,与萧军的交谈,触发毛泽东对中共的文艺政策之系统思考。由此,毛泽东多次主动地与萧军交谈。谈话中,既涉及萧军本人的事情,更涉及党的文艺方针问题。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8月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与萧军交谈之后约半个月,他又写信给萧军,主动约萧军:“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个政治领袖,以如此诚挚平等的口吻,向他治下的年轻的非党文化人发出邀请,确非寻常。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萧军的个人性格,坦诚地劝告:“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的眼中,已有了一定分量。而萧军对毛泽东的回复,其所呈现出的萧军特立独行之个人性格,也让人无法不惊异。当夜,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萧军除了郑重感谢毛泽东的劝告、大篇检讨自己没能做到“克己为大勇”外,对于毛泽东的相邀,他却像对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答复说:“明天鲁迅先生诞辰,我要去参加开会。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当造访。”复信的同时,萧军还给毛送去了他的一篇文稿。试想,若换了别人,会这样对待毛泽东的相邀吗?8月5日,萧军没等到毛泽东接谈的通知。但,第二天,毛泽东就给了萧军一个回信:萧军同志: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健康!毛泽东八月六日可见,对萧军在2日给毛的复信中大咧咧所说“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一事,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而对约谈一事却牢记于心。1941年的延安画面,的确也存在着我们并不太明了,或被后来的历史所覆盖了的多元图像。过了四天,8月10日晚,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张纸条:萧军同志: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当即,萧军去了毛的住处:“我去了,他正在院中和夫人趁着月色散步,他急步亲切地与我们握了手。我先询问了他的病状,就坐在月下院中,我们交谈起来。”萧军与毛泽东的这第二次交谈,极为随意轻松,话题也广泛,谈萧军的文章,谈鲁迅,谈延安党员们的种种现象等。当萧军请毛泽东也能见一见艾青等几位作家时,毛当即答应了。萧军离开毛泽东时,已是夜十二点半。第二天,即8月11日晚,毛泽东果真带着两个警卫员,应约来到萧军所住的“文协”机关,又与萧军、艾青等作家畅谈。谈话也是到夜十二点半,毛才离去。因为是谈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显然意犹未尽。故而,他在12日一早,便又给萧军来信,约萧军等作家再去毛的寓所交谈。此前,毛对文艺界的情况似乎是不太清楚的。萧军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的来……就是一个证明。”在12日的交谈中,对萧军提出的“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书不应用半瓶醋”等情况,毛泽东也承认“是他所没有想到的”。12日的谈话很热烈,午饭都是在毛的寓所吃的,席间还喝了酒。毛还要萧军写一张纸条,让人去将这几个作家的家属及孩子,都请了过来。中共主管宣传的凯丰与主管组织的陈云,显然,是遵毛泽东的意思,也都来了,听取萧军等人的牢骚与意见。萧军说,交谈中,毛泽东“一直是兴奋着。他和每个人交谈……毛认为这次谈话是一个政治会议,非常重要的”。从7月18日到8月12日这四次交谈中,无疑,毛泽东有了两个收获:对萧军个人的品性,有了较为真切的认知;同时,因萧军等人的意见,引发了他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状况及其走向的极大重视与思考。认定萧军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对于萧军的品性,毛泽东在与萧的交谈中直言:“很早我就听说你很够朋友……洛甫称道过你……”1941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尚是处于较好的同事关系,故洛甫的看法,能影响毛泽东。特别是与萧军几次交谈后,显然,毛泽东已认定萧军这个鲁迅的弟子,确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因而,在这次交谈之后,至1942年6月的这十个月的时间里,萧军与毛泽东便有了一段相交密切的往来,他继续与毛泽东进行了15次交谈,而且大多数是二人间的面谈。在这些交往中,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近乎亲密而极随意的程度。萧军在其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密切交往。例如,萧军晚饭后的散步,他也能悠闲随意步入毛泽东的寓所,与毛共同饮酒畅谈古今。有时萧军一时兴起,思量要去毛的寓所走一走,他便去了,而毛泽东对萧的不期造访,也不责怪,相反,热心接待,甚至邀萧军一起打牌,一起去剧场看戏。1942年元旦那天下午,萧军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在这天去见毛泽东,到了毛的办公室后,发现毛“样子很疲倦,头发很长,脸色浮肿,没有光彩,他也许过于忙碌或者有病”。但是,毛泽东却仍然极耐烦地接待了萧军,并听取萧军对中共党史问题的提问,直到萧军自己发现了毛泽东“他的精神是特别倦怠”,并且,“他们的孩子病了,发烧四十多度,他显着很不安”,才主动告辞走人。至于萧军在毛泽东的住处,谈兴之际而留下吃饭喝酒的事,也有多次。更有甚者,日,“文协”为欢送萧军准备去绥德进行采风,举办了一场舞会。而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个舞会,并且还专门到萧军的房间内,与他作交谈,谈萧军写的一篇文章。萧军这段时间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看,对于文艺界中人来说,确属独一无二。从毛泽东的视角看,萧军既是一个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并且颇为健谈;其人的性格则还非常坦率豪爽、又“够朋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有些可爱又可恼的偏激;萧军固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他不是部属,而是一个朋友。因此,与萧军的交往,既有益于增进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与认识,也能使自己的思维与说话,获得一个很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倾诉与交流对象。在日与萧军的交谈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某种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个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亲密交往的中断然而,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一件事,猝然中断。当时,延安知识界掀起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认同者,还是内心并不赞同者,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道巨流,使王实味陷入四面楚歌的围剿之中。然而,萧军此时却站了出来,为王实味的处境伸张公道。萧军并非共产党员,他也并不了解时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他却坚定认为,斗争王实味的方式,很不公平——怎么不让被批斗者为自己说话辩解呢?怎么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呢?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应邀参加的萧军,在会上看到与会的人,在王实味作辩解时,竟然粗暴地打断王的话,并不准王再讲话,更有人高喊要打王实味。萧军见此,便单枪匹马面对那一边倒的人海,直言指责那些粗暴行为。随后,萧军又写了三千多字的公开信,作为对那次批斗会方式的意见,寄给了《解放日报》。萧军所做的这些,顿时招来了极左浪潮的围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与萧军辩论。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之前二天,即6月2日晚上十点,萧军为王实味事去了毛泽东寓所,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的不正当方式而不满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显然很懊恼,萧军日记中说:“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当晚的谈话,虽然最后因转移了话题(谈起了鲁迅、阿Q以及文学),二人之间交谈之初有些沉重紧张的空气,得以化解。但是,无疑,毛泽东由此而在心中,作出了冻结与萧军交往的决定。因为,一直到1945年11月,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没有主动约萧军去交谈。毕竟,从政治上来考量,虽然毛泽东深知萧军是拥护共产党的,萧军的脾气性格是极坦诚也率性的,但是,萧军跳出来为王实味而鸣不平,终究有违党中央的政治方针。固然,并不用因此而整治萧军,因为他是党的客人;但是,从此与萧军这个在延安总是爱鸣不平、对党的干部常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距离,却绝对是政治格局的需要。也许,毛泽东当时处理与萧军的交往,就作了这些思考。告别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军也仍就对一些时局的意见、学术问题及个人活动,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还给毛泽东寄过几次书与杂志,但是,毛不再有以前那种即刻回复的情况。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未与萧军交谈后,有一天胡乔木来萧军处转告,说毛泽东近日特忙,若萧军有什么要解决的小事,即可由胡予以解决。而若是胡不能解决的事,毛“愿挤一部时间来”与萧军“碰头”。萧军本人从他这一年中几次给毛写信,而未得到回复一事中,显然已感到,毛泽东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交谈了,加之,他从报上得知,这些时候毛泽东也的确很忙。因此,他也就死了心,不再期盼毛泽东来见他之事了。只是,有什么想法,他仍会给毛泽东写信,用邮寄,或直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传达室。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基本就到此为止了。虽然两年后的日与11月9日,毛泽东与萧军还见过两次,并且,毛泽东还派汽车专门接送萧军一个人,使萧军获得了让延安街头的人们全都用惊奇眼光望着他的“荣耀”。但此时,礼节性的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思想的交流了。萧军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在11月9日的日记中,萧军更明确地说了:“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在政治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实际上在1942年6月,就结束了。“北漂”1948年后,萧军几次被东北局扣上“反苏”、“反党”的帽子。当他在1950年要求调往北京工作,以与先行到北京的家人团聚时,东北局宣传部也不应允。此时,萧军再一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作风:他不要公职,也不要手续,离开东北,跑到北京,做了一个无职业的“北漂”。在“漂”了几个月后,萧军去找了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则给萧军安排了一份考古所的工作,并为其安排了住房。对彭真的做法,东北局方面也无可奈何。彭真与萧军的交往之谊,就是在毛泽东与萧军交往期间建立的。而在毛泽东没有同萧军往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出面给予萧军帮助的,也是彭真。显然,彭真对萧军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影响。否则,为一个头上顶着“反苏”“反党”罪名,又无职无权的人,没有谁敢置东北局的决定不顾、而公然对其伸以非常援手的。还有一件事,也非寻常。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反苏、反共”罪名的萧军,已被中国文学界予以除名,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没有让萧军参加。显然,文坛已没了萧军的地位。然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又为萧军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7年,再次为萧军出版了其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当时出版萧军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不是想为萧军“正名”撑腰,相反,起初当萧军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拒绝的。但是,当后来萧军出示了一份中央文教委员会的公函——那公函上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冯雪峰到中宣部文艺界总管周扬,便就都一路绿灯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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