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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乌托邦：威廉·韦斯顿的笔记本与报告》（Ecotopia: The Notebooks and Reports of William Weston）是（）的一部有重大影响的小说的名称，出版于1975年。书中所描述的社会是最初的之一，对，与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影响深远。
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中所描写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环境友好型能源、住宅建筑和交通技术，是建立在发表于《》之类杂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作者的故事是以书页（例如《》（）及其后续的《》（））中所反映的（出自实际生活经验），还有在新闻故事、小说和电影中所描述的技术、、和心态为其经纬编织起来的。卡伦巴赫对于生态乌托邦的价值与实践的主要想法基于发生在的真实试验。例如，Crick School就是卡伦巴赫根据——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所上的、位于外的一所——来虚构而成的。
作者对于生态乌托邦的概念中并不排斥，但他虚构的社会的成员更喜欢表现出对于技术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性，因而不仅人类得以保持身体健康与心智健全，而社会和生态也维持着良好状态。有趣的是，卡伦巴赫的故事预测到了的发展与广泛应用。
卡伦巴赫自己把“生态乌托邦人”（Ecotopian，生态乌托邦的公民）描述为“理想主义者和精通生物学的人”。
当20世纪70年代《生态乌托邦》写作并出版时，“众多著名的反主流文化与新左翼的思想家谴责着被他们理解为二战前美国之特征的挥霍和过剩”。生态乌托邦中的公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他们自己与自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们“实在是受够了脏空气、用化学品处理的食物和丧心病狂的广告。他们求助于政治，因为这是最终唯一的自卫途径。”20世纪中叶，当“企业更趋规模化与复杂化时，公民们需要知道，市场仍会为使它得以存在的那些人的利益服务”。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直击的现实是：许多人感到市场和政府并没有正在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为他们服务。此书是“对美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中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一声抗议”。
名词“”，作为与的一种次体裁，指的就是该书。
此书设置于未来的1999年（从1974年看25年后的未来），包含了记者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第一个彻底调查生态乌托邦（在1980年从出去而新建立的国家）的美国人——的日记和报告。该国或多或少地包括过去的和，再加上的地域。此书是他交给Times-Post出版的日记和报告中的叙述的综合。
起初对生态乌托邦感到好奇、但又不是特别赞同之的我们，同韦斯顿一道，了解了生态乌托邦的铁路系统、生活方式、竞技运动、政治（女总统是维拉·奥尔文（Vera Allwen））、性别关系、性自由、能量生产、农业、教育等等。生态乌托邦的公民们被赋予了这样的特征：思想自由、有创造力、精力充沛，但也有社会责任心，且往往倾向于在团队框架中工作。小说到韦斯顿成为一个生态乌托邦人结束。
不带广告词的《生态乌托邦》中文版封面
至今唯一的中译本是：
. 《生态乌托邦》 (M). 杜澍 译 第1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
带有腰封的《生态乌托邦》中文版封面
在封面上写有“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封底则是“如果你不敢梦想，你就不会有力量”。在《中文版序》之前的扉页，印有的作者巴里·康芒纳的话：“在自然中，如果不能提供降解，就不能合成有机物；循环是必需的。”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认为，这本书在“教导我们：敢于做梦是件好事，乐于尝试新观念新想法是件好事，想象自己快乐幸福是件好事，与我们的同伴拥有相互支持关系同样是件好事。”在《三十周年版后记》中，作者写道：“《生态乌托邦》并不是一本仅想投影出发展趋势的‘未来主义者’的书。它既没有描绘一个绝对的乌托邦——一个虚构的国家，那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本书的名字源于希腊词根，意思是‘家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知道，家并非永远完美。）它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考虑到有判断力的人们将会看到，他们的生存和幸福依赖于给予生物学和经济学至少同样权重的底线，或许可以说它是本‘政治小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包茂红的研究领域涉及环境史，他在书评《一个并非没有实现可能的生态乌托邦构想》里强调，生态乌托邦倡导既尊重自然又发展不排除高技术的稳态经济，也不想替代私有制，而是在未根本动摇既有体制的条件下关注可持续性问题。他还指出：“在作者的心目中，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并忍受随之而来的诸如神经紧张等疾病的时候，对现代文明不可持续的担忧和思考必然把人类引向对新文明的探索和想象，一种环境友好的、反主流文化的新文明就会应运而生。”《生态乌托邦》中的许多基本原则把德国的上千个环境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他们成立“绿党”（其四根支柱是：生态智慧、社会正义、草根民主和非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形式，而更多地在于对一种更大尺度范围上可行的、生态上合理的生活方式的丰富想象，并或多或少有所现实性地展现之。它从文字上表达出了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运动中的许多人所拥有的对于另一个未来的梦想。甚至连两个人物的姓名也差不多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代表物质主义的美国文化的威廉·韦斯顿“Will West(on)”，以及生态乌托邦的总统和女发言人薇拉·奥尔文“Vera Allwen”（=“Truth for All Time”）——暗示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使该书成为美国生态与文化上缺陷的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卡伦巴赫对电视在他想象的社会中作用的推测。故事在某些地方预测了于1979年首次广播的（C-SPAN），以及二十年后才成为现实的，谈到了通过电视播放生态乌托邦中立法机关和司法法院的一些日常生活，甚至还有严格依法考虑观众需求的辩论。从某一点上看，该书也预测了为遥远将来的全球变暖的幸存者们设计的“极地城市”。
小说另一个有趣的特色是“”（POD）式的出版。在小说中，顾客能从一个类似的设备中选择一部文学作品，该设备会印刷并装订好书。在21世纪，象这样为在线订购的顾客印刷、装订和运输书籍的POD服务，已成为寻常之事。
与当代美国偏好管理控制的众多绿色运动相反，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的经济趋势却相对地自由放任些。
1981年，卡伦巴赫出版了一部多线索的“前传”《》（），提出了生态乌托邦这一可持续的国家是如何兴起的。
1990年，Audio Renaissance发行了无线电网络广播录音形式的部分改编版《生态乌托邦》录音带（Allied News Network替代了Times-Post）。用磁带录音的威廉·韦斯顿日记由该书作者欧内斯特·卡伦巴赫朗读。韦斯顿的报告由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埃德温·纽曼（）朗读。
现在许多大学都要求阅读《生态乌托邦》（参见下面提到的纽约时报的文章The Novel That Predicted Portland）。
《》摘录了某些对《生态乌托邦》的评论。例如：
“《生态乌托邦》中无一处愉快的情形，是超出了我们社会技术或资源所及范围之外的。”——拉尔夫·纳德
“已出版的书中，对于我们的文明所能够进入的和谐状态的最全面的积极幻想。”——《全球目录续编》
……如果你反思我们从轻率地扔垃圾到几乎全部回收利用的变化，或是从过去吸烟者肆无忌惮地朝任何人的脸上吞云吐雾到我们现在限制在公共场所内吸烟的变化，显然，关于合格行为或理想行为的共同观念能发生显著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发生时，并没有谁在夜幕中被捕。以后还将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对自然的多情，让这些生态乌托邦人甚至把植物也带进了他们的火车里，车里到处都悬挂着我叫不出名的蕨类和小花草（我的旅伴却能很有把握地叫出它们的植物学名）。”（中文版第10页）
“当他们（指孩子）升入更高年级时（这里的“年级”与我们所说的年级并不一样），孩子们就会减少接受基础教育技能的时间，转而花更多时间去学习捕鱼、狩猎及各种生存技能。他们不仅需要学习基本技巧，还要学习如何在野外临时准备符合生态要求的装备，像钩子、陷阱、弓、箭等。”（中文版第46页）
“儿童们的经历也往往与学习植物、动物和地形地貌密切相关。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即使年轻的孩子都了解非常多的自然知识——六岁的孩子就能告诉你他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动植物的“生态位”。他还会知道哪些是可以食用的根和浆果，如何使用肥皂植物，如何用树枝来做锅架。”（中文版第47页）
“这里的人们也异乎寻常地精通自然和保护知识，并拥有野营和生存技能经验。”（中文版第60页）
“然而与爱荷华和新英格兰那些刷了白漆的农场比起来，这里（环绕旧金山湾的山地乡村）显得非常邋遢和不体面。生态乌托邦人肯定对油漆过敏。他们用石头、土砖、风化的木板——几乎是所有手边可以得到的东西——来进行建造。他们缺少美感，美学可以教会他们给这些材料涂上一层隐蔽的外漆。他们显然更愿用藤蔓和灌木环绕他们的房屋，而不是用白漆去粉刷它们。”（中文版第12页）
“新旧金山田园牧歌氛围的最好证明就是，市场大街和其他街道下面的溪流又回来了。像其他城市一样，这里早先也曾花费巨资在地下铺设巨大的涵洞管道。生态乌托邦人则花费甚至更多的钱，把它们重新带回地面。”（中文版第16-17页）
“生态乌托邦的科学家不允许从任何企业咨询或建议中获得报酬或资助，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因此，他们像所有市民一样，是站在未腐败的立场上发表观点的。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出现下列不幸情况，像你们（指美国）的石油专家全都被石油公司所雇用，所有的农业专家都服务于农业企业，等等。”（中文版第26-27页）
“你们把科学立场建在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身上，认为他们才是可以信任的。实际上，带来重要新观点的，往往是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年轻科学家。”（中文版第40页）
“生态乌托邦人声称他们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筛选，并因其对生态有害而抵制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尽管总体上对技术有严格限制，但他们却比我们更广泛地采用了视频设备。…电视随处可见，但说来也怪，我很少看到有人会像美国人那样对着它们一动不动。…生态乌托邦人似乎是在使用电视，而不是让电视使用他们。”（中文版第51页）
“现在有一项法律要求每个新装置都必须向一个公民小组提交样品，这个公民小组由十位普通人组成（在这里，‘消费者’可不是一个文明用语）。只有在他们都认为他们可以用普通工具修复可能出现的故障后，产品才能得到生产许可。”（中文版第54页）
“真是让人有些难以理解，生态乌托邦人从不觉得他们和他们的技术是‘分开’的。他们的感觉显然有些像印第安人：马、帐篷、弓和箭都有活力，像人类一样在大自然的孕育中诞生，都是有机的。当然，生态乌托邦人对天然材料的利用要比印第安人广泛和复杂得多，印第安人仅仅会把石头做成箭头，或是躲到帐篷里。但是他们对待原料有着相同的尊重和同志情谊。前几天我曾停下来观看一些木匠盖房子。他们深情地在木材上打上记号并锯开（用他们自己的肌肉力量，而不是我们的电锯）。我注意到，他们的钉子都排列成精美的图案，他们锤打的节奏听起来极有耐心，几乎波澜不惊。他们把木块举到合适的位置上，小心谨慎地拿着它们并把它们装好（他们用切口和钉子来接合木料）。看上去他们几乎是在和木材合作，而不是强行将其塞进房子里……”（中文版第62页）
“生态乌托邦人认为摄影有一种黑魔法的特征，作为一种试图冻结时间的方法，去欺骗生物学并公然挑战变化和死亡，因此这（指拿出相机的行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指有人在仪式战争竞赛中受伤了）。”（中文版第95页）
“在[塑料]这一领域，就像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一样，生态乌托邦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趋势，即放弃所有现代技术成果，无论它们有多无害。在极端分子眼中，只有诗意而昂贵的回归才是真正的‘自然’。”（中文版第101页）
“我们那里的妇女倾向于扮演依赖者，生态乌托邦的妇女则已完全摆脱了这个角色。这并不是说她们转而对男人称王称霸，而是说她们和男人一样，可以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行使权力。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在需要去利用男人：生存党（Survivalist Party），通常来讲是社会发展，已经对社会进行了安排，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妇女与男人地位平等。这样人就可以只是纯粹的人，而没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性别角色符号。”（中文版第43页）
“生存党的成员大都是女性，但许多男人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些甚至位居高层。然而，以基本合作和生物学为导向的党的政策，常被认为源于女性的态度和利益；最大的反对党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则一直认为生存党所宣称的东西没有与时俱进，进步党在个人主义、生产力及其他相关问题上表现出了破坏性的男性态度。”（中文版第108页）
“生态乌托邦人似乎有点缺乏时间观念，我发现几乎没人戴手表，他们更关注一些其他东西，像日出日落或潮汐的状态，而不是实际准确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融入工业文明的需求，但却显得相当勉强。‘你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印第安人戴手表。’不少生态乌托邦人都很同情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同样也很羡慕印第安人，因为毕竟他们曾在美国的荒野上拥有过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然家园。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生态乌托邦神话：不断听取参考在某个特定条件下印第安人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一些生态乌托邦物品，像服装、篮子和个人装饰等，可能其灵感就是直接来源于印第安人。但最重要的是生活与自然相平衡的愿望，‘轻轻地走在土地上’，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地球。毫不奇怪，在这样的道德条件下，大多数工业生产、工作时间表和产品都会受到怀疑！谁会把推土机用到自己母亲身上？”（中文版第39页）
“人们不以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地球上的生物伙伴为乐，而是以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平衡生活为乐。”（中文版第57页）
“生态乌托邦人把树木看成一种几乎具有人类感知能力的活的生命。”（中文版第74页）
“但是更强的能力并没有像在我们那里那样容易招人嫉妒，在我们那里，能力在现实中具有真正的价值，它会带来金钱和权力作为奖赏；生态乌托邦人似乎更多地把他们的能力看成一种可以与其他人分享的礼物。”（中文版第153页）
“生态乌托邦人很少去赞赏它们（指艺术），他们对非常高的成就表现出一种近乎褊狭的漠视，这使创造性的优秀尺度在极端大众化面前大幅收缩。显然，如果艺术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东西，毕加索或梵高似乎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没有‘艺术’，我们只是尽力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中文版第173-175页）
“人们只要心情好，很快就会恢复。我们并不把医疗和生活分割开。”（中文版第182页）
“重症监护室也没有像在我们的医院里那样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显然涉及对待疾病晚期或极危重病人的某种铁石心肠，他们无法像在拥有难以置信的精妙技术的美国医院里那样继续生存下去。这可能部分在于经济的必要性，但也有部分原因在于生态乌托邦人对待死亡的古怪宿命态度。他们宁可死在家里，生态乌托邦的老人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据说他们甚至可以像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选择自己的死亡之日，而且他们似乎也希望自己死亡。无论如何，一旦觉得自己大限将至，他们就会让它到来，并用他们的生态宗教安慰自己：他们现在也要被回收循环了。”（中文版第187页）
“生态乌托邦人复杂的、高度个人化的邻里和扩展家庭生活方式，及其带来的安全感和信赖感，是他们付出了匿名和自由的巨大代价才换来的。一位医生告诉我，生态乌托邦人有种感觉，即‘永不孤独’。”（中文版第187-188页）
[边界的警卫室]“里面走出两个年轻人，穿着完全没有熨烫过的制服。”（中文版第8页）
“我们在诺登停了一站，上来了一些晚季滑雪者…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即使人们带着典型的生态乌托邦式的散漫悠闲地上下，我们也只停了不到一分钟。”（中文版第11-12页）
“上帝知道我们在纽约有许多看起来比较怪异的人，但他们的奇特造型是一种人为的展示方式，是故意的、不自然的和矫揉造作的。在生态乌托邦，几乎人人都是狄更斯：足够怪异，但看起来并不疯狂或污秽破烂，就像那些60年代的嬉皮士一样。”（中文版第14页）
“人们面对他人无拘无束，充满乐趣和兴致，好像他们手里有大把时间去探索将会发生的任何可能。这里似乎没有我们的公共场所里普遍存在的潜在暴力犯罪威胁，但这里有一种极强的冲动，那就是任性的表达！火车上的宁静数次被大声辩论或辱骂打断；人们身上带有一种无礼的好奇心，这常会引发口角。他们看起来就像失去了能让我们大群人生活在一起的那种匿名的理性。”（中文版第14页）
“这里（街上）还有很多散步者、围观者、闲逛者——无所事事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街道当成他们自家的客厅。…我在火车上注意到，生态乌托邦人的衣服普遍具有比较随意的趋向，他们比较喜欢明快的色彩，但却不怎么注重时尚和裁剪。”（中文版第17页）
“在这里，动物显然被尽可能放归自然状态，我感觉人们似乎也没有让它们来陪伴自己的需要。”（中文版第21页）
“生态乌托邦人不会去摘花，…他们宁可在它们生长的地方去欣赏它们。”（中文版第22页）
“生态乌托邦人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中文版第28页）
“生态乌托邦人的过度情绪化让人觉得有些可怕。…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克制行为，在这里完全得不到严格要求，极端的敌对行动可以像普通行为一样被接受。”（中文版第29-30页）
“人们在得到购买大量木材的允许前（比如用来盖房子），必须先在森林营地赶上几个月活——植地、看护林地，我猜他们还要在栽培新树苗上做些事，以便在将来的某一天偿还他们买走的那些木材。”（中文版第66页）
“生态乌托邦人喜爱手工业和行会，偏好用中世纪的风格去做事，这也让出版物的表面几乎都蒙上了中世纪的色彩，尽管它们使用的是现代技术。每份报纸、每本杂志或书籍都带有一个出版事项，记录是谁编辑了手稿、是谁把它录入磁带、是谁跑的新闻、是谁设计的封面等。当我说出在现代世界这样做似乎颇有些自负时，我被告知他们这样做与虚荣无关，主要是为了便于确定责任，生态乌托邦人用这种方式尝试分权化和个人化，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去做。”（中文版第144页）
“他们绝不会抱着像对待木结构一样的近乎虔诚的尊敬去对待这些[住房自动化生产的]产品。如果有家庭成员死亡或离开，他的房间就可能被切下并回收处理。…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建筑师看到这样的景象都会为之颤抖，但它确实使得这样的房子变成了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的直接表达。”（中文版第162页）
“在生态乌托邦，工作与不工作的区别正在减弱，与此同时，我们则将工作的全部观念看成是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分离开的某种东西。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生态乌托邦人很是享受他们的工作。”（中文版第210页）
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这样说道：
直到欧内斯特·卡伦巴赫1976年发表《生态乌托邦》，现代乌托邦作者中开始探索在继续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人类社会与其环境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以生态运动的理想为基础。书中，北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2000年，有个纽约记者获准访问了这个静止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生态乌托邦中，社会结构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意味深长的是，妇女领导了这个“回到自然”的社会脱离联邦，并随后占居着这个社会中主要党派领袖、总统和部长职位等权力位置。农场、工厂和商店都是集体所有，私有制被废除，从前旧金山市中心的公司办公楼都改造成了公寓。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这些小城市被重新森林化的原野分隔开来，由高速、电动的运输体系联系在一起。城市街道都是林荫道，有树、有花、有蕨和竹。沿着街道还有流水、瀑布，水是经过污水处理后的循环水，市内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电车、小巴士，一切免费。市间交通是电动火车。火车、货运列车、电动卡车和少量内燃机车用于运输农场和工厂生产的产品。
虽然有了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建筑构件供自己动手建房，建筑物主要还是用木材。这些木材来自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人工森林地带。独立之后，各种合成纤维即不再使用，可再生利用的棉花、毛绒、皮革和绒毛受到青睐。脱离联邦前留下的钢铁被集中应用于制造运输设施和电动机。也进口少量钢铁以替补出口电机设备所消耗的钢铁量。
生态乌托邦的电能来自水能、地热和太阳能，也有一小部分独立前留下来的核反应堆。技术非常尖端，通讯中应用了图文电话、电视和计算机，生态监控装置用于污染水平控制；还有雷达导航的火箭、红外跟踪导弹，以及供防卫用的地雷。
在这个生态社会里，对树木、水和野生动植物的敬畏通过祷告、诗歌和小小的神殿等形式表达了一种生态宗教。分散化的共同体、扩展了的家庭自发性的活动、激情表达的自由无拘、消解竞争本能的仪式化战争游戏等，构成这一文化的习俗和价值特色。……
在1981年的《》（）一书中，作者约耳·加罗（）按照卡伦巴赫的书将他的其中一个国家命名为生态乌托邦。加罗的生态乌托邦包括、、、沿海的，以及东南部， 并且加罗认为，根据对美洲真实的地域动态的正确理解，它是北美应当被分割为的九个经济-文化之一。这个生态乌托邦，如卡伦巴赫的一样，其被赋予的特征，在文化上是它对环境的细腻敏锐的感受，以及对‘生活品质’的关心，而经济学上则在于它对诸如和这类资源的关注。
通过对的影响，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小说也已超出文字以外地鼓舞了真正的变革。
有一个英国的“合乎伦理的在线日用品超市”称为。
在共有的中，“生态乌托邦主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运动，有许多国家和次国家独立实体在他们的正式名称中使用“生态乌托邦”一词。
科幻小说《火星三部曲》的作者（）曾于1994年编辑出版过一个文选，称为《未来的纯朴：新生态乌托邦》（），其中收录了不同作家的一些关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短篇幻想作品，并且包含了原始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成分。
社会生态学家和绿色哲学家（）曾在他的《向着生态社会》（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1974年3月）一书中指出，“我们要么根据生态原则建立起生态乌托邦，要么我们将仅仅象一个物种一样灭亡”。
尤金·哈格洛夫（）心目中理想的生态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并教育公民使他们能够具备伦理的和政治的两方面行为所需的环境价值意识，并认识到自然地区和物种是积极的外部性。这个社会关心那些外在于市场体系的社会成本，拥有完全因自然本身的善而保护它的公共政策。这个社会因保存了自然而感到自豪，它不依赖于可以从自然那里获得的自私的快乐，或通过开发和摧毁自然而获得的金钱。在其中，我们的生活将遵循环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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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乌托邦》 (M). 杜澍 译 第1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生态乌托邦脱离美联邦，某种程度上是以魁北克脱离加拿大为样板。这样的“权力下放”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趋势。我们能指出的唯一重要的反向发展，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但这或许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个法则，因为从文化上讲，斯堪的纳维亚人面对任何事情时其实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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