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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共产党人赵德尊
　　“9·18”事变，他从沈阳愤然出走抗日；考入清华，他参加了“12·9”学生运动；太行抗战，他受到毛泽东的称赞；36岁挂帅，他是开国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身居高位，他一生不计名利；去年，9１岁高龄的他给黑龙江省委写了一封信，大力倡导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住院期间拒收礼品的“六不”做法，在全国引起反响…… 　　 哈尔滨偏东南方向，有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一位老人正脚踏晨露，悠然自得地走着。从奉天到北平，从太行到延安，从关内到关外，从战争到和平，老人已在人生旅途留下了92年深深的足迹，在镰刀斧头旗帜下整整奋斗了66度春秋。 　　 赵德尊，一位迈入耄耋之年，却始终为反腐倡廉鼓与呼的老共产党人。 　　 救亡运动显锋芒 　　1913年3月，赵德尊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一个贫苦的人家。 　　 日，正在沈阳上学的赵德尊和同学们在宿舍里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火光从日本租界发出，一发发炮弹飞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9·18”事变爆发，几十万东北军奉命“绝对不许抵抗”，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赵德尊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冒出来，“这事儿激起了我抗日的决心，在家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妈，我走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可他绝不愿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当亡国奴。 　　赵德尊流亡到了北平。 　　 １９３３年，赵德尊带着对知识、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考入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忧心忡忡的东北流亡青年赵德尊立刻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关注。地下党秘密给他借阅《共产党宣言》等“禁书”，奠定他的革命世界观、人生观，又派人专门给他讲述党的基本知识，使他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打日本、救中国。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和市学联发动数万名大中院校学生上街游行，到北平市政府门前请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无罪，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一个月内，四次大游行、大示威，赵德尊表现得异常勇敢。北平的“１２·９”运动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运动，成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斗争风雨磨炼了他的意志，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１２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批准赵德尊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当晚，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愿得偿，生死以之，抗日救亡此其时！” 　　 艰苦转战在太行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开始。“７·７”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赵德尊在刀光剑影下从事地下抗日斗争。９月２８日，北平地下党领导通知赵德尊：“明天早晨，你和于光远尽快出城，任务有两项：一是与上级党组织接上联系，二是通告全国‘民先’组织准备迎接全面抗日民族战争。” 　　 ９月３０日，赵德尊和于光远进入古城保定，见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彭真仔仔细细地听、看、问，然后点头说：“你们的两项任务胜利完成了。你们都留在北方局工作吧。”不久，北方局任命赵德尊为平汉省委青年工作负责人，带一批干部向冀西挺进，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 　　 １０月２５日，平汉省委在泉落镇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八路军冀西游击总队正式成立。 　　 赵德尊率部进入冀西后，马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溃兵、刀会、汉奸成为抗日的三大障碍。溃兵，均为东北军旧部。冀西游击总队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协助１２９师收编了一股股溃兵，使他们走上了抗日道路。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清除三大障碍后，冀西游击总队收枪扩兵，不到一个月扩大三倍多。游击队边整训、边战斗、边发展，在烽火中成长壮大起来。攻击葱峰之敌，据守马岭关，夜袭内邱城，处决伪县长……冀西游击总队成为一支平原抗日劲旅。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赵德尊由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后又调任晋冀豫边区二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和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他领导根据地建设，率领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 　　 “百团大战”后，形势恶化。１９４１年５月，日军两万多人再次进攻太行山。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邓小平亲自来到新组建的六分区，言传身教赵德尊带领部队打击侵略者，派出１０支武工队深入敌后袭扰日伪军。 　　 邓小平的简捷明快、踏实干练使赵德尊铭记一生。 　　 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赵德尊奉命以七大代表的身份奔赴延安，离别了烽火连天的太行山。 　　 “我走了，我还要回来打鬼子！”山谷林涛，回荡着赵德尊的呐喊。 　　 千里迢迢赴延安 　　让赵德尊意想不到的是，他到延安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秋日的大西北，天高云淡。那天，赵德尊迈步走进古城延安，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上了介绍信。干部科长王鹤寿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前线的年轻同志。 　　 王鹤寿带赵德尊一道去中央小食堂吃饭。饭厅里已来了不少人。过了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膝盖上打着大补丁，赵德尊看着这个人挺像报纸上的一张照片，莫非他是……他正想着，这位中年人径直朝他走来，王鹤寿连忙扯了扯他的衣角：“这是毛主席。”毛泽东上前一把抓住了赵德尊的手，一口浓浓的亲切湘音：“你是新来的同志吧？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呀？” 　　 赵德尊万分激动，颤着声说：“主席好！我叫赵德尊，刚从太行山来。” 　　 “噢，从太行山来，我看你满身征尘像是前线来客嘛，前方情况现在怎么样呵？”毛泽东饶有兴趣。　　 “报告主席，太行山经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军民吃、穿都不发愁了。日军的几次‘大扫荡’都被粉碎了，现在部队扩大了，村村有民兵，区区有武装，妇女做军鞋，儿童去站岗，根据地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已经是全民皆兵、拼命杀敌，我们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来的时候开了个大会，让侦察员去抓两个日本鬼子来，说到就捉到，鬼子在咱们的大会上出尽了洋相。抗战胜利的一天不远了！” 　　 “好、好、好！哈哈哈！……”毛泽东连声称赞，禁不住爽朗地开怀大笑。 　　 “看，毛主席多高兴！”毛泽东、赵德尊成了满堂注目的中心。这下，赵德尊倒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用力握了握赵德尊的手：“好了，吃饭吧，不然肚子要造反喽。一路辛苦，多吃点。改日我再找你聊。” 　　 这顿饭，赵德尊吃得特别饱，特别香，特别幸福。 　　 不久，赵德尊作为七大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央党校门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赵德尊多次驻足沉思，品味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赵德尊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延安，到处沸腾起来了，一时鼓乐喧天，鞭炮齐鸣，欢声笑语汇成一个巨大的海洋。 　　 身在延安，思念故土，“东北沦丧１４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赵德尊等东北青年归心似箭。 　　 枪炮声声黑龙江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首先控制东北。 　　 中共两万干部、十万大军昼夜兼程，与国民党的火车和汽车轮子抢时间。延安干部团由张秀山任领导小组组长，赵德尊任组织委员，杨英杰为宣传委员，黄永胜率一个旅同行。一口气走两个月，干部团和部队到达沈阳。东北局书记彭真命令赵德尊带一个干部大队马上赶赴黑龙江。 　　 赵德尊带领１９５名干部到了黑龙江省省会北安，与先期到达的抗联干部和晋察冀干部会合，王鹤寿任省委书记，赵德尊任省委组织部长。 　　 赵德尊力主“挑大的干。现在局势不稳，叛乱不断，我们应该置四周小县叛乱于不顾，全力打下泰安！”省委同意了赵德尊的意见。 　　 泰安，位于黑龙江省、嫩江省交界处的铁路枢纽，是国民党军在黑龙江的大本营。 　　 经过五昼夜激战，守敌被一举全歼。泰安解放了，城头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得到前线胜利的捷报后，赵德尊立即召开全体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大声宣布了这一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１９４９年９月，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这一年他刚刚３６岁，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最年轻的一位省委书记。不久，他又兼任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党政军一肩挑，赵德尊精力充沛、长袖善舞、成绩优异。他撰写的调查报告《我们应当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经验》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晚霞似火沐春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 　　新的历史时期，赵德尊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为黑龙江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８２年，伊春市发生了领导干部子弟贪污大案，赵德尊直接过问、一抓到底，罪犯被严惩，“老子”被查处，轰动了全国。１９８３年，北安市一些领导干部子弟结成流氓团伙，“五虎二狼”称霸一方，赵德尊派出５８人的强有力专案组，亲笔两次批示“从严、从重、从快……坚决、彻底、全面……”，“五虎二狼”做了枪下鬼，３１名恶魔坐了大牢，“后台老板”全被端，再度轰动全国。一部《徐秋影案件》的电影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久映不衰，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桩发生在哈尔滨的特大假案、错案、冤案。“女特务”的原型邵玉魁被判处死刑，差点枪决，蒙冤数十载。赵德尊拍案而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实事求是，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女特务”邵玉魁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又一次轰动了全国。 　　 １９８５年，赵德尊７２岁了，已进入古稀之年。他向党中央三次提出辞职、退休的请求，终于获得了批准。这一年５月１５日，他高高兴兴地辞去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这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 　　 “职位可以离退，共产党员没有离退二字。”离休后，他继续关心全省的工作和百姓的疾苦。 　　 离休后，不时有一些部门和个人看望赵德尊。来人，他欢迎。送礼，绝对不行。刚退下来不久的一天，一位老下属前来拜访他，临走留下一个信封。客人走后，他一看信封里是２０００元钱，顿时像触了电一样：“这是干什么？交上去交上去！”他认为，不是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能要。离休１６年，他已向“希望工程”捐款１６万元，“贫困地区的孩子苦啊，他们读书更需要钱。”１９９８年９月，他拿出了当月工资寄给灾区，说：“我年岁大了，不能到抗洪一线了，捐点钱给灾民，表示点心意吧！”而他自己，身上多年穿的却是一件旧衬衣，睡的一张旧床不过百元，沙发扶手的油漆已脱落。他对孩子们说：“爸爸没有给你们谋‘官位’和‘财路’，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来从艰苦中来，去更清白而去，不办私事，不谋一点私利，因为我是共产党人！” 　　 ２００４年，９１岁高龄的他给黑龙江省委写了一封信，大力倡导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住院期间拒收礼品的“六不”做法，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共产党人，始终为反腐倡廉鼓与呼。 　　 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年近九旬高龄的赵德尊，健步登上黑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文艺演出舞台，与同志们一起引吭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太爱自己的党、自己的祖国了，他习惯了战旗猎猎、鼓角雷鸣、呐喊冲锋，希望后人们也像他一样地热血沸腾、赤胆忠诚。 　　 “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回首怀先烈，放眼赖后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赵德尊书怀自勉，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文章来源：（中国廉政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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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提出国家赔偿和冤案补偿702万元 叔侄冤狱案当事人申请按法律规定程序办
时间：　来源：人民网
4月17日，本报详尽报道了黄山市歙县张高平与侄子张辉蒙冤10年终获清白。昨日，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向本报独家披露，叔侄俩目前已正式提出国家赔偿和冤案补偿，多项合计金额为702万元。
叔侄冤枉两位当事人
4月17日，本报详尽报道了黄山市歙县张高平与侄子张辉蒙冤10年终获清白。十年前，叔侄俩驾货车去上海，没想到卷入一起&强奸致死案&，直到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就张高平叔侄如何提起国家赔偿一事，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坊间亦有多种传言。昨日，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向本报独家披露，叔侄俩目前已正式提出国家赔偿和冤案补偿，多项合计金额为702万元。
张家每天&高朋满座&
昨日下午2时许，记者再一次来到张高发的家。因入狱十年，家中早已凌乱不堪，哥哥张高发的家，也成了张高平每日接待来访的朋友和记者的临时场所。
午饭后，张高发陪前来走访的亲戚多喝了两杯，显得满面红光。他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以前家里冷冷清清，自从叔侄俩洗清冤屈回来后，每天家里来人不断。在他家堂屋的地上，摆放了不少礼品袋装着的白酒，&这都是亲戚朋友看望张高平和张辉时送来的，叔侄俩以前在家开货车时人缘很好，结识了不少朋友。&张高发说，现在大家聊起来，亲戚朋友们都为无辜坐了十年牢感到痛惜，同时也为冤案平反感到高兴，总之，是大悲之后的大喜。
匆忙赶回家中的张高平说，刚送走广东南方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在这里采访了整整四天，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反复地拍。尽管表示很累，但张高平还是对记者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拿出一大摞名片展示，大都是全国各地主流媒体。&可以说，没有媒体的报道，我的案子不可能现在翻过来，没有媒体的推动，还要等多久谁也不知道。&张高平说，早在2011年，媒体记者就对他们的冤案进行了报道，这篇报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出702万赔偿太低了
目前，张高平叔侄俩要面对的，是尽快拿到国家赔偿。此前，浙江省高院副院长俞新尧面对媒体，称对该案深感痛心和内疚，一旦张高平叔侄正式提出申请，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我们已经正式委托阮方民律师向浙江省高院提出来了，总的赔偿金额是702万。&张高发表示懊悔地说，通过律师获知，提出的赔偿数额太低了，十年的痛苦和多方面损失，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叔侄俩都是巨大的。
张高发一共去了北京四次，其中2005年还将张高平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带到北京上访。&看到两个年幼的侄女哭得稀里哗啦跪求人的时候，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张高发表示，十年来他压抑内心的痛楚，多次把侄女及家人的相片寄给张高平，让他心中有个安慰和念想，出狱后，张高平把这些相片都带了回来。
案件发生时，张高平的大女儿13岁，正在上学的她被别人歧视。同学吵架，就说她父亲是个强奸杀人犯。大女儿原本学习很好，但初中毕业就不念书了。后来她去打工，一起干活的人背后议论，她听到了也只能躲到被窝里哭。
张高发介绍说，以前他是七川村一个村民组的组长，同时从事烧窑的活，那时收入还不低。叔侄俩入狱后，十年来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跑路喊冤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后，还借了不少外债，总共用去了20多万元。
索赔事项共计12个
早在4月16日，张高发在律师的陪同下，去了浙江省高院，就赔偿问题和主审法官进行了交流，但法官也没有就赔偿数额做出明确表态。
记者看到，在张高平叔侄正式提出&关于要求冤案赔偿、补偿、求助&的清单里，索赔最高的一项是&张高平为运输个体户，当时每月净收入3万元(有据可查)，要求补偿280万元&，此外还包括&国家赔偿及精神赔偿180万元&、&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十五年，两人共28万元(十年冤狱劳动技能难以恢复要求解决养老问题)&及老母十年赡养医疗费、未成年女儿抚养费等共计12项索赔，索赔总金额702万元。
&目前，浙江省高院还没有回应。&张高发说，索赔提出少了，但现在也不好再更改，就这样吧，只希望能尽快到位。市场星报
[责任编辑：彭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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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北京的八大工艺门类，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被称为“燕京八绝”，这些工艺是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能传承其中一项已是十分难得。有一位大师却精通玉雕、牙雕、花丝镶嵌等多项工艺，并为多项工艺的结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王树文。（《艺眼看世界》
多面圣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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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法场呼冤案
时间: 11:09:05&&&&作者：林乾&&&&
法场呼冤 刀下留人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初八这一天，河南省城开封府，刑场上布置森严，刽子手刀光闪闪，法场外的人群黑压压一片。这一天，将要处斩一个抢劫团伙首犯，此人名叫胡体安。而就在犯人被押赴法场的路上，胡体安却拼命高喊：我是邓州的百姓王树文，我不是胡体安。你们答应我不死，今天为什么食言要杀我？我冤枉啊，冤枉！中国自唐代就有呼冤中止死刑执行的做法，到明代已形成制度。明朝规定，死刑重囚在提至法场执行时，如果犯人临时喊冤，或者他的家属击登闻鼓喊冤时，法司及行刑人员应立刻停止执行，并由决囚官一变而为审判官。清代沿用明代的做法，到嘉庆十二年，正式载入大清律例“辩明冤枉”律中。开封知府唐咸仰立即对呼冤案进行审理。该犯人说：我名叫王树文，是南阳府西南一百多里邓州东乡大汪营人，家里有父母兄弟妻室，我的父亲叫王季福，我并不是南阳府直属的南阳县民胡体安，也没有参加抢劫镇平县张肯堂家的团伙，我是被错抓了人，因屈打成招而认罪。唐知府随即将法场呼冤及初步审理的情况直接向巡抚禀报。河南巡抚涂宗瀛随后向清廷上奏，由此，呼冤案名闻天下，人们也把视线放到了这桩两年前发生在南阳府镇平县的抢劫大案上。抢劫大案 疑点重重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夜，镇平县张楼村一户叫张肯堂的富户人家，遭到上百个手持枪械的盗贼的洗劫。由于盗贼人数众多，惊动了百姓，次日天将放明时，兵役将两大一小共三人抓获，高个的有一个人叫胡广得，矮个的就是王树文。三人一同被交给衙役的头目刘学汰管押。这一天，刘学汰的哥哥刘洤汰在扬庄地方也拿获三名盗匪，其中之一就是胡体安。刘家兄弟见王树文幼小可欺，又觊觎胡体安身上的好多赃物，遂将胡体安私放，随后连蒙带吓，叫王树文上堂时回答自己是胡体安。刚上任不久的镇平知县马翥提审王树文，他供认自己叫胡体安，因此将他定为正盗，拟斩立决。随后经南阳府复审、按察司三审，最后经刑部判决，王树文被判斩立决。被执行死刑时，他在法场上呼冤。开封知府唐咸仰初审此案后，认为死刑犯是否有冤，应该从辨明他的身份着手。在巡抚的支持下，邓州知州朱光第将王季福等送到省城进行认亲。当堂对质的结果，确认王树文就是王季福的儿子，而不是什么大盗“胡体安”。但就在案件即将得到平反时，开封知府唐咸仰调离，由王兆兰接任；河南巡抚涂宗瀛改任湖南巡抚，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的李鹤年正式接任。河南官场上主要官员的调动，使得本来即将平反的呼冤案增加了更多的变数。新官上任 平反无果李鹤年接审此案后，改组审判班子，并于当年底即光绪七年十二月向清廷奏报大概情形，维持了原来对王树文斩立决的判决，并认定王树文就是胡体安。同时请求加派大臣复审，清廷于是派河道总督梅启照会同李鹤年复审。梅启照奉特旨审案，名为钦派，但他刚上任河道总督，属下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李鹤年的故吏，所带的审判班子也都是李鹤年的部下。因此，审判的结果自然还是维持原判。清代无论多大的案子，名义上是督抚等封疆大吏来审，实际都是由省会所在的知府来审。开封知府唐咸仰此时升任河东道员，他因是原来的复审官，调任前不仅不肯在维持原判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还将本案的情况透露给外界，致使更多人知道了案件的真相。为此，清廷的河南籍御史接连上疏，说李鹤年审判不公。但李鹤年执意不肯翻案，到光绪八年八月，历时一年，由李鹤年和梅启照两位大臣联合上奏，对呼冤案作出维持原判的复审判决。判决书还说王树文就是胡体安，王树文参与抢劫张肯堂家。皇帝接报后令刑部速议具奏。此时御史言官一再上疏，提出呼冤案只有解送刑部，才能水落石出。有一位御史还说，据他访闻那些从河南来京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此案如果一经平反，能保全一个无辜百姓的性命，但河南省的多位大员不但要丢掉乌纱帽，还要充军发配，承担刑责，而李鹤年要在河南树立自己的威信，保全官员，就一定要坐实王树文就是胡体安。提出此风一开，各省封疆大吏纷纷效仿，草菅人命之事就会更多，关系大清国安危。此时刑部也发现诸多疑窦，指出李鹤年审理呼冤案，显然有情弊。皇帝随即发布上谕，将呼冤案移交刑部审理。对此，李鹤年大为不满，他上奏辩驳的同时，稽留证人，至少有多位关键证人，包括衙役总头刘家兄弟等，在押解京城前都“离奇死亡”。刑部审案 内部争执为此，刑部高度重视这一案件，由协办大学士、满刑部尚书文煜牵头，汉尚书潘祖荫，著名的陕派律学家、刑部侍郎薛允升等亲自督审，并破例加派最干练的律例馆司员共八人参加会审，而其中的员外郎赵舒翘则是为本案平反的关键人物。刑部经过昼夜推审，包括王树文在内的三个盗犯全部翻供，事主张肯堂也供出镇平县更多舞弊内情。刑部综合严审，发现三大问题：一是伙盗人数和赃物严重不符。事主张肯堂说，伙盗有上百人，将张家包围，外面全部由洋枪施放；而失盗的物品仅衣物就比事主所报少五百多件。刑部为此核查镇平县卷宗，与当时事主所报相符。这说明镇平县大案化小，欺上瞒下。二是作为定罪的真赃不在事主所开的失单之中，因此作为赃证已不成立。三是镇平县家丁、差役等都供述，正盗胡体安被拿获后，刘家兄弟得赃将其释放，逼王树文冒名顶替。案子到了刑部，李鹤年也没有置身事外，他通过在刑部的内线，了解那里的一举一动，并带着他担任肥缺—河道总督搜刮来的大把银票，企图用真金白银改变刑部的审判。刑部果然出现分歧。本来，赵舒翘经过数月研鞫，案件即将平反时，潘尚书却在李鹤年的强势威胁下产生动摇，几次把赵舒翘拟好的奏稿毁掉，想按照河南原拟定案。赵舒翘三进奏稿，三次被潘尚书毁掉，最后一次，赵手拿奏稿，上堂力争，大声说：“舒翘一日不离秋审处，此案一日不可动！”声色俱厉，全然没有下属的样子，潘尚书面对这个34岁的年轻人，露出难堪之色，遂拂袖而出。赵舒翘见事难转圜，立即整理文件，回到家里，草草写了一份辞呈，请求开缺回籍，为早先去世的双亲重修墓地。第二天，赵舒翘带着辞呈，来到了他熟悉而依恋的刑部秋审处。当他递交辞呈时，却发现张之万坐在了尚书的位置上，他大惊失色。原来，昨天夜里，潘尚书因父亲去世，回籍奔丧了。潘尚书行前给张之万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说：赵司官学问、才品都是一流，我在五年中多次破格提拔他。前日的事情，委实理亏在我，您接任尚书，请求仍照赵君所审定稿。赵君刚烈过人，希望您曲意保全啊！当时，赵舒翘去意已决，张之万再三挽留，仍留不住这个倔强的司员，不得已，才把潘尚书的手书拿出来给他看，赵舒翘大受感动，继续留在刑部，从而为后来的平反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直声也一夜之间，天下皆知。矛盾激化 双方博弈刑部内部的争论刚刚平息，他们又要面对向来无所顾忌的李鹤年。邓州知州朱光第被撤了职，唐咸仰调离了开封府，河南省的大小官员，都看得一清二楚，谁违背了巡抚的意旨，这就是下场。光绪九年初，李鹤年上奏，对刑部的质疑一一驳斥，他说自己审案数十堂，胡体安就是王树文，伙同盗贼上盗，千真万确。李鹤年无视事实，无视中央刑部的做法，激起了公愤，在京的言官再次纷纷上书，请求清廷将李鹤年革职治罪。御史李暎指出，向来移交刑部审讯的案件，从未听到本省大员与刑部反复辩争的，更何况李鹤年是派审本案的大员，现在已属案内之人，刑部审讯如何，尤其不能参预，但他却公然申辩，这是他轻视朝廷，显干法纪。面对李鹤年的跋扈、嚣张，刑部也感到非常棘手，特别是纵放胡体安的衙役头目刘学汰的突然死亡，令追踪胡体安的线索戛然而止。究竟是真的死亡，还是让刘学汰消失一段时间，刑部已无从查究。在封疆大吏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胡体安无从抓捕，刑部会商的结果，只能回到王树文本人来推进案件的审理。光绪九年二月，刑部一反常规，破例以双请出奏，即拿出两种方案请皇帝裁决：第一种方案是，案件已经审理清楚，现在就照刑部审理结果结案；第二种方案是，让那些仍为自己辩解的河南官员，到京城质对。在我们所看到的清代成千上万宗案件里，极少见到作为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在上奏中不惜笔墨，详细解释《大清律例》中什么是“把风”、什么是“接赃”等相关法律行为的认定，以及法律如何适用。刑部说：就以李鹤年等定案所叙王树文供词而论，事前不知盗贼胡广得何时纠集人盗劫，临时只有“叫跟随同去”一句话，仅此而论，这与一同谋划为盗有本质区别，他的罪行就没有死罪。河南还说，王树文跟随胡广得看守衣服，这件事本身，就与把风接赃无异，一样处以死罪。实际上，法律所说的把风，是指事主出来喊叫，防备邻佑救护，实质是帮助伙盗搜劫；法律所谓的接赃，是指恐财物没有劫尽，因交递而分携，以便抢掠一空。以上两种情形，即便不是自行入室，实属同恶相济，故照为首例一律问斩。而无论把风还是接赃，当上盗时，总不离事主住屋左右，今王树文并未到寨边，只在野为贼匪看守衣服，胡广得等得赃跑走，始终也未交给王树文背负，岂能说他是把风、接赃？况且，王树文身材矮小，犯案时年尚幼弱，盗匪也断不用此等人上盗！复审各员并不严究正盗胡体安如何狡脱，差役刘学汰如何教供，只图为原审官回护处分，将一幼小子王树文周纳入死，这种弥缝办理，为官场保全大局，堪称得计，而差役纵盗之风，从此无所顾忌，抢劫之案，势必层见叠出，于地方民生实有关系。李鹤年作为封疆大吏，不检讨自己任人不当，反过来却以无根之词一再争辩。李鹤年仍然不服，他收到刑部的定案奏折后，于光绪九年二月，抢在刑部正式宣判前，上了一道“刑部审办重案，意近苛求，请派员查办折”，一开始就说，刑部如此办案，有关他的名节，更关系河南大局。不但将问题升级，而且有意将法律政治化。李鹤年提出另请人审理此案，表示他不信任由大学士挂帅的最高审判机关。同时质疑刑部的立场问题，说刑部如此审判是黑白颠倒，大涨盗贼之威风，大灭正直官吏勇于干事的捕役之志气。他说：官员因为抓捕盗贼而受到牵累，捕役家丁又因为抓获盗贼而受刑罚；与此相反，盗犯却逍遥无事，都有侥幸不死之心，如此下去，人们都愿意做盗贼而不敢捕盗了。最后，他以恐吓的口吻说此案如何判，关系河南社会稳定大局：河南各地向来伏莽四出，臣自去年接任巡抚后，就与僚属讲求如何缉捕盗贼，并已有衰减成效，镇平呼冤案发生后，人们都知道王树文实际是盗犯，而抓获盗犯的马县令以及捕役，横被祸累，因此都怀有戒备之心，遇有盗案，都裹足不前；而盗犯到省，几乎没有不翻供的，希图案子拖下去，侥幸不死，那些被劫的事主，都不敢报案。王树文罪名轻重，不但关系微臣名节，实际为河南大局所系。冤案平反 法制进步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以三法司的名义将此案审结，这也代表了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联合审理的意见，具有终审性质，清代除康熙、乾隆时期，皇帝偶尔亲自审办案件外，一般依照三法司裁决。这份审结报告提出，王树文呼冤案的关键只有两点：第一，是否另有胡体安其人，方能判断王树文是否为人顶罪；第二，王树文有无冤抑，以他是否同谋、上盗为根据。三法司经审理，各书吏、衙役、地保等证实，胡体安实另有其人，王树文既没有同谋，也没有上盗，因此，推翻了李鹤年的复审判拟。呼冤案平反后，随即要对原审官员进行处罚。镇平知县马翥、此次审案的知府王兆兰、马永修即行革职，发军台效力赎罪。河南巡抚李鹤年、河道总督梅启照即行革职。据载，三法司会稿时，张佩纶时为都察院副都御使，阅书稿后，援笔增数语于尾：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尤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京城叹为名言。一时封疆大吏，皆为之侧目。王树文呼冤案终于告结。该案集中体现了晚清地方司法权膨胀的趋势下，中央与之博弈的真实状况。作为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刑部历来有“大部”之称，也代表了中央的权威。一个著名学者管同说到，咸丰同治以前，封疆大吏对中央颇为畏惧，就好像朝廷在咫尺身边一样，奉行政令凛凛然仍恐出差错。但咸同以后，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地方封疆大吏掌握了财权、兵权、司法权，外重内轻的局势已经形成，因而封疆大吏中除谨慎自修的，大多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特别是地方通过咸丰初年取得了就地正法权，中央的司法权威已经下移。这就是本案中的河南巡抚李鹤年等人敢于与中央相抗的大背景。王树文呼冤案发生后，封疆大吏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弊端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也集中放大了就地正法的弊端所在。正如有大臣提出的那样：天下之大，盗案之多，如王树文之冤者岂止一人，临行呼冤者有几人乎，即或有之，刑部能逐案提京而亲鞠乎？在此情况下，御史言官纷纷上奏，极言就地正法的弊端，提出将死刑判决权收回中央。我们查到了光绪皇帝的亲笔朱批，上面有两段话：第一段朱批是：就地正法本朝廷不得已之举，该御史所奏自为慎重民命起见，著各省督抚即将盗案就地正法章程即行停止。随即，皇帝又加了一段朱批：此事屡经言官陈奏，刑部定议，何以各督抚总未遵行？今断自朕衷，将就地正法章程概行停止，著内外问刑衙门遵旨办理。在该案中，我们不仅要为平反王树文呼冤案起到关键作用、甚至不惜舍弃乌纱帽乃至性命的邓州知州朱光第、开封知府唐咸仰、刑部员外郎赵舒翘等人，投以由衷的礼赞和敬仰，我们还要为小小百姓王树文而庆幸，但我们更要庆幸的是，通过本案，清廷将实行二十几年的就地正法章程废止，这使得更多的千千万万个王树文这类错案得以纠正。因为，比起通过某个个人的努力，总没有制度的保证更可靠，更有根本性、持久性。（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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